台灣的國家統治權已非國民黨專擅。但民權運動的成果並未充分克服台灣的國家難題。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戰後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或可以人權運動之名開始。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後，一九六○年代加工出口區的設置，經濟成長，逐漸從二二八事件的死減歷史再生。

一九七○年代，台灣文學的自我振興引發統治當局文工組織的撻伐，引起「鄉土文學論戰」。以筆伐、批鬪而非祭出政治獄，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台灣社會已從蹲伏中站起來，黨國體制不再能任意妄為只能藉筆桿子，例如彭歌、余光中等人圍剿，在愈辯愈明的狀況下，「台灣文學」從「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正名。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以世界人權日為名在高雄的大遊行引發未暴先鎮的「美麗島事件」，許多人被以軍法和一般法律治罪。從「黨外」到「民主進步黨」，從國會少數席次到執台灣國家之政，二十年時間，改變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國化歷史。

台灣的民權運動史的明顯化，起於一九八六年黨外組成民主進步黨，再經解嚴，公職全面直選，而以一九九六總統直選，到二○○○年進入新世紀的寧靜革命，形成座標。台灣的國家統治權已非國民黨專擅。但民權運動的成果並未充分克服台灣的國家難題。

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播遷或說流亡來台，緣於被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一九七一年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蔣介石並未為台灣確立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條件，留下主權的難題，迄今紛擾未定。

台灣的人權指標、民權指標都已列先進國家之林，唯獨國家主權糾葛在國共互擁的「中國」意理，國共從互為寇讎到共同敵視台灣的民主化，形同狠狽為奸。確立台灣的國家主權才能邁向真正的國家新路，這是台灣政治改革的新課題，也是長治久安的關鍵。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