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是柏楊膾炙人口的一本書，初版於一九八五年。探討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以及讓人垢病的醬缸文化。這原本是一種文化的自我批評，出版時台灣已有漢譯的《醜陋的美國人》、《醜陋的日本人》；後來台灣作家李喬也出版《台灣人的醜陋面》。每個民族、人種、國家，都有好與壞的一面，自我批評反映文化的進步性。 近代中國最著名的自我批評和反思可能來自作家魯迅，他的《狂人日記》、《阿Ｑ正傳》挖掘中國人民族性，鞭辟入裡。魯迅被認為是近代中國偉大的作家，並不因為他歌頌中國偉大，而是他對中國的反思與批評。中國國民黨也許厭惡他，但中國共產黨曾擁抱他。 日本不會因為《醜陋的日本人》而不悅；美國也不會因為《醜陋的美國人》而不悅；台灣應該也不會因《台灣人的醜陋面》而不悅。但柏楊的第五任妻子，在台灣的張香華以遺孀身份，聲明《醜陋的中國人》在台灣和中國的版權二○二四年到期後，不再授權發行。她也拒絕書中內容選入台灣的國中教材。其實，共產黨中國也曾查禁《醜陋的中國人》。 有詩人身分的張香華，批評民進黨「去中國化」、「辱華」，並說《醜陋的中國人》是批評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而現在「中國人已有飯吃，有廁所上」，這本書已功成身退。民進黨顯然是她批評的對象，而中國共產黨反而不是。台灣倍受共產黨中國威嚇、打壓，世界民主陣營正伸出援手，而共產黨中國的專制獨裁未改。不知道柏楊在天之靈會怎麼看？ 戒嚴時期，柏楊兩次入政治牢，第二次長達十年。綠島的人權紀念碑還有柏楊「暗夜中多少母親在哭泣」的字跡。阿扁執政時代曾聘柏楊為總統府資政，倍極榮寵，民進黨政治人物尊敬柏楊，疼惜他的政治苦難。作為柏楊的遺孀，她的識見會被怎樣看？ 其實，即使該書不再出版，《醜陋的中國人》也已在許多人和眾多圖書館的書架留下不會被磨滅的記憶。台灣因為體會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先後的惡質性，已從中國迷障覺醒，從中國迷惘脫出，從國民黨中國的宰制走出來，抵抗共產黨中國的威脅，邁向新的國家願景。 （作者是詩人）

  應邀擔任第四十五屇金鼎獎，頒文學類圖書獎予黃春明等作家與出版人，在致詞時，我提到文學寫作是為了「扺抗遺忘」，以及出版是「留存記憶」。歷史是文化的形式留下來，我引述了波蘭詩人、小說家麗普絲卡（Lipska,1946-）的一首四行短詩〈使者〉： 「寫作，以便行乞者 用來換得一些微少的金錢 並讓死者，因而 重生」 東歐國家經歷戰後將近半世紀共產體制後，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普遍經由一次選舉，就改變不民主。戰後波蘭有兩位詩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九八○年的米洛舒（C. Milosz, 1911-2004）和一九九六年的辛波絲卡（Symborska,1923-2012）。文學藝術條件形成的文化力量正是東歐國家普遍在開放的第一次選舉，就以民主方式推翻共產體制的原因。 猶太裔英國社會學家華倫道夫，東歐重新自由化後，在《寄給歐洲的信》這本書，說「公民意識」、「教會的庇護」和「文學藝術涵養」是改變共產體制的根本力量。 在台灣，我們的公民意識還未完全形成，殖民和被殖民症候仍在；教會的庇護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社會實踐留下見證，但宮廟混雜地方派系政治的病理仍在；文學藝術並未受到國民重視，生活的文化志向薄弱，反觀台灣，竟然以戒嚴脅迫人民「反共」的流亡殖民政黨，反過來利用「民主」聯共制台！還能存在。民主改革是為了什麼？寧靜革命是為了什麼？ 經濟是社會的肉體，文化是社會的精神，平衡發展才會健全。但戰後台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發展出重經濟（肉體）、輕文化（精神）的病理。我們的經濟發展，部分原因得力於這種自力救濟的利益積累，少於意義的形塑和追尋。 很高興〈閱讀振興、出版振興、文化振興〉的國民文化志向提升，得到回應共鳴。寧靜革命之後的台灣，需要共同體的精神重建，提升文化志向。文學藝術是台灣需要的力量，政治人物從你們習慣以「吃香喝辣」相互批評，裝瘋賣傻的惡習脫離出來，多多從書本汲取知識和教養吧！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也好好認知、實踐民主化時代公民的權利和責任！ （作者是詩人）

  金鼎獎今年進入第四十五屆，頒予作家及出版人。出版的社會構造是作者、出版者和閱讀者構成的，其間還包括印刷和書店，也就是製作和通路販賣。它一方面形成閱讀條件的文化性，一方面形成市場產值的經濟性。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指標，出版也是一種計量器。儘管受到網路、手機的影響，紙本閱讀減少，但並非像台灣習慣自以為是的：現在，大家都不看書，不買書了。 戰後台灣因國度轉換、語言轉換，二二八事件大量知識份子、文化人遇害，形成知識、文化帶來禍害、災難的影響，導致台灣人大多走向拼經濟、求賺錢的人生路。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愛讀書的近代傳統喪失。像李登輝、彭明敏等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菁英，中學時代就飽讀各種人文、藝術書籍，他倆的好友，早逝的台大法律系教授、知名憲法學者劉慶瑞，在台中一中時就譯介、評論德語詩人歌德，里爾克作品，遑論高等學校、東京帝大的閱讀經驗。以李、彭為背景的歷史小說《夢二途》（李敏勇著，九歌版）中，他們的夢即是經由閱讀的知識與教養形成的。 曾出版上坂冬子著李登輝傳記《虎口的總統》的講談社，一年營業額超過台灣出版社總合多多，在東京的出版社大樓，頂樓特別設置成瞭望夜景，尋覓文化之夢的空間。文化之夢是動力、是憧憬。戰後在廢墟中的日本，主要出版社老闆和報社老闆共同許下「今後日本的振興是我們的責任」的諾言，讓今天的日本報紙，前一落主要各版均為出版廣告。 台灣的出版，呈現的是下滑的趨勢。台灣人的文化志向反映在買書、讀書的行為，遠遠比不上逛夜市，許多夜市以冠以大學之名，反映的是吃、吃、吃，而不是買書看書。日本的文化生活總合調查，兩年一度了解國民生活費用的文化支配狀況，以了解文化志向的輪廓，作為政策調整。台灣是否也應該從國民文化志向的提升來強化閱讀，振興出版呢？ 韓國不只影劇產業亮眼，藝術文化振興也很亮眼。曾和台灣一樣被日本殖民過的韓國，文化內容產業積極發展，書籍出版亮眼。百萬本的小說、暢銷詩集，反映了一個躍進國家的文化氣勢。屬於漢字文化圈，但不屬於中國的東亞三國：日本、韓國、台灣，在出版與閱讀的文化氛圍，有相互借鏡的地方。台灣應有問題意識，體認到一個國家出版與閱讀的重要性。 （作者是詩人）

  戰後的日本，在廢墟化的情境裡，詩人田村隆一與一群以「荒地」為集團名的詩人群，喊出「現在，向左或向右都是我們的自由」，走向不再屈服於前帝國宰制的自由之路。藝術是他們的救贖。一九二○世代的他們，同世代許多人陣亡於太平洋戰爭，陪葬於侵略戰爭。 台灣也一樣，被帝國日本殖民的台灣，有許多人在太平洋戰爭經歷人生的困厄。〈笠〉的詩人陳千武，在他的詩中說「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也寫了小說〈獵女犯〉。他們在自己的國度面對跨越語言的困境，祖國的惡夢。迎接國民黨中國，但大量的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卻犧牲於二二八事件。 日本詩人田村隆一的詩〈恐怖的研究〉，思考戰爭破滅經歷的集體精神史，在〈恐怖的研究〉這首詩，他以藝術拯救自己和社會。梵谷、莫扎特、米羅、亨利．魯梭、約翰．唐、波特萊爾⋯成為救贖的力量。戰後的日本人，藉由音樂、美術、詩歌，走過廢墟。 在祖國的迷惘中，迎來國民黨中國的台灣人，先是二二八事件、再是白色恐怖、長期戒嚴，詩人陳千武的〈平安一一我的愚民政策〉，諷喻統治力量的愚民化： 「我希望妳信神／雖然／我無信仰／ 但是／我喜歡妳信神 ⋯⋯⋯ 妳就／不再跟我吵鬧了」 這首詩的「我」就是戒嚴時代的統治者，「妳」是台灣人。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的新文化運動批評宮廟泛濫，戒嚴時期更為惡化，都市的巷弄也到處可見。對照陳千武詩集《媽祖的纆足》，他批評迷信、批評封建性，反思台灣人在黨國統治下的病變社會。 如果心死了，要藉由藝術的祭典進行自我救贖。但台灣陷於惡質外來統治權力施加的文化毒害迷幻，一些人形成共犯結構、分贓體系。一些宮廟被政客綁架、挾持，成為黑金政治的溫床。台灣人自己迷惑在線香的幻影，竟然乞附無神論的共產黨中國，配合統戰。這種假信仰，看在國、共眼中，是恥笑？還是卑視？ 解嚴後自由化，民主化後政黨政治形成，何以台灣的國家正常化問題重重？文化應是重要原因！如果心死了，指的是芸芸眾生，需要藝術的救贖來復活，是有信仰的宗教，而不是假宗教。如果心壞了，指的是流亡殖民意識論群，是台灣面對的另一種問題，另當別論。 （作者是詩人）

  從黨外時代到民進黨執政，一路走來，多少政治運動參與者走過披荊斬棘的民主之路，從改變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到建構台灣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新國家，許多投身於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改革洪流的昔日黨外、後來民進黨人，在組黨前、組黨後，有投入有退出，有得志有失意、有意識型態和利益型態歧異，畢竟，「政治」的我要、我執，不同於「文化」的應該怎樣？也不同於「經濟」的會是如何？為權力競逐，另有形貌。 民進黨組黨時，先行的黨外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仍在獄中，已有社經地位的辯護律師群成為民進黨創黨要角；原來的黨外公職成為美麗島系；稍後加入助理群組成的黨外作家編聯會成為襄贊力量，一支即為新潮流，並發展成最大的實質派系。創黨初期，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有路線之爭和權力之爭，新潮流早期反公職掛帥，挾社會力量支持，後來也走上公職路線。派系之爭在政治難免，但權力競奪在民進黨政治版圖擴大後，愈發嚴重。 民進黨創黨奠基於美麗島事件，但辯護律師群在創黨後先佔位置。彭明敏具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歷史條件，在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時，經由初選打敗許信良，獲社會力量支持，代表民進黨競選。二○○○年，陳水扁因台北市長競選失利，有高人氣的他，當仁不讓，獲得時任主席、也是美麗島事件受難人的林義雄支持，實現政黨輪替，結束黨國體制。那次總統選舉，擔任過黨主席的許信良脫黨競選。曾任黨主席的施明德也有總統夢，在陳水扁總統二任期末，順著所謂親綠學者批扁，以「反貪腐」發起「紅衫軍」倒扁，結合的卻是泛中國國民黨、特別是流亡殖民血統派力量，不盡具有正當性。阿扁毀譽參半，民進黨蒙塵，可惜施也喪失他在改革運動中的地位。 線民事件，吹皺一池春水，以施明德最為聳動。昔日的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群被一竿子打到，原本可就事論事的問題，沈富雄、呂秀蓮也插上一腳，說成是哪些人「吃香喝辣」，哪些人「吃不到香喝不到辣」的心結，令人匪夷所思。有民進黨人在權力位置是一種臉，離開權力位置是另一種臉，意氣用事，甚至可附和昔日反抗的流亡殖民勢力。這真是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悲哀。原來政治就是我執？我要？權力是吃香喝辣？一些曾經得到台灣人民無怨無尤支持的政治人物，把自己當什麼了？又把台灣當什麼了？把人民當什麼了！ （作者是詩人）

  陳柏惟在台中被惡罷，中國國民黨和顏家遂其所願，許多進步青年都感到失望。惡罷與反罷票數差距微小，惡罷雖然得逞，但沒有光榮可言。中國國民黨黨國已矣，但藉各種民主制的公投措施幾近全面的顛覆性行動，正形成政治紛擾力量，對民進黨執政有相當影響，也造成社會不安，形同與共產黨中國危害力量唱和。 罷惟行動雖以公民團體掛名，背後勢力昭然若揭。顏家人雖說是志工，誰都知道是事主，挾媽祖宮而成一方之霸，是黨國威權統治的後遺症。相對於當下許多對「線民」的指指點點，黨國體制加害者或權力附和者的問題更嚴重。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邪惡」對照的「威權邪惡」，仍然隱藏在台灣社會的舞台上。這是台灣政治未清理的舊問題。 中國國民黨血統派心目中是瞧不起附隨台灣地方派系的，但利用地方派系維繫權力版圖，地方派系反過來也割據勢力。台中顏家的政治作為只是被中國國民黨借來仇恨台灣政治改革的反動力量。表面上看，中國國民黨的頭人都要巴結，但在流亡殖民意識論群心目中，不會有一絲絲敬意。 「罷免陳柏惟」只凸顯有失真正江湖格局的惡意權力思維，顏家被認為輸不起。這也是台灣當前政治生態的某種面向，綁架著政黨政治的發展。有些中國國民黨血統派，以新黨出走未成局面，又回鍋老巢，為惡罷出手相挺其實不屑的顏家，只為扳倒台灣主體性力量。 對照中國國民黨國會之亂，多位民進黨變節投靠、背反昔日對中國國民黨流亡殖民之惡嚴厲批判的行徑，凸顯台灣政治存在的流亡殖民病理。反惡罷未能成功，也是黨國時代遺留的社會病毒作祟。中國國民黨未能「去中國」，也未能「除舊，除垢」，只能乞附共產黨中國，斷了在台灣的正常發展之路。 蔣氏父子為反共而戒嚴統治，後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人轉而乞附中國共產黨的關愛眼神，這些人當年都是要送火燒島的。政治，就這麼醜惡？罷免陳柏惟，對台灣政治何益之有？這種亂象，一句話「乘敗作亂」。美國前國務卿萊斯會說是配合共產黨中國亂台之勢，不是沒有道理的。只希望補選時，不能讓顏家予取予求，惡罷風氣被遏止，惡性公投未能得逞。 （作者是詩人）

  民進黨立法委員黃國書被爆出大學時代遭情治單位吸收為線民，蒐集監控新潮流系情報，已被退流。他也宣佈退黨，不再尋求連任，等同退出政壇。黃國書是為中國國民黨掌控的政權服務，危害對象是民進黨，即使有同志願意原諒，當事人也無法面對。反觀立法院也有中國國民黨女性委員被指大學時代曾為線民，仍一付笑臉虛應，原因在於黨國時代線民為害的是黨外人士，是同路人、是共犯。 馬英九也曾被指控是情治線民，當年在哈佛大學監控台灣留學生異議活動，甚至周美青也被指在圖書館撕毀台灣黨外雜誌。但他們是為他們的黨國服務。一些黨政軍子弟後來位居高位，線民的經歷並不以為恥，黨人也不以為意，因為這是為他們的黨國辦事，鞏固他們的政權。或者說，拿錢辦事，視為統治集團的某種福利，兼具「愛國」。不是還有「反共愛國陣線」嗎？ 台灣解除戒嚴統治，走向民主化，政治的除垢有轉型正義工程，取法南非結束白人專政、戰後德國或東西德統一後的政治工程。但台灣，不只中國國民黨還存在，幾經修憲的「中華民國」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在「中國」的意理，弄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形同聯手制台的局面。民主化之途的坎坎坷坷成為罩在台灣上方的烏雲，民主成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內部作亂的助力，對岸鐵板一塊專制極權似已成為援引的外力。「反共愛國」，多麼諷刺的口號！ 轉型正義理應是為台灣走向新時代的政治工程，為了告別黑暗的過去，昔日的政治加害者和被害者事況經由調查公佈，彰顯歷史的跨越，冤曲應平反，罪責應該究辦，而為了寬宥特殊時代犯錯的官方和民間人士，會設定期限讓加害者自白，並予赦免。 未坦白者被發現後罪責難免。台灣只公佈被害者事況，讓一大堆加害者躲在黑暗的政治倉庫裡。走向民主化，但並未真正跨過舊時代，罪惡之心未被清洗。 轉型正義與其說是政治工程，其實也是文化工程。台灣的國家共同體形成若沒有經由轉型正義的洗禮，不會真正走向共同的新境。看看中國國民黨，他們對戒嚴長時期有罪感或恥感嗎？他們認為自己是台灣國家共同體的一份子？或如果不再壟斷統治權力，寧附和消滅中華民國另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國民黨？黃國書的例子提示許多值得反思的課題，政界官界未曝光的加害者，或學界、文化界⋯線民應出來自首，承擔責任，清洗自己，也清洗歷史。 （作者是詩人）

  中國號稱的民主革命，中華民國的建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政都是。前者，以民族革命為本質，是藍色革命；後者，以社會革命包裝推翻前者，是紅色革命。後者，加了people之名。一個區別的笑話，傳自持中華民國一位被印度拘留的觸法船員，對無法區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China的印度獄官說，他的China,no people。其實有沒有people，都一個樣子。 民主化在中國就是那麼難，來自帝王文化傳統，君君臣臣的深層構造，一朝天子一朝臣，誰當皇帝誰家天下。成王敗寇，王位坐到被推翻，江山變色徒奈何。民主革命後，黨的天下，獨裁統治或寡頭專政各有盤算。昔日的蔣、毛，堪稱代表。習大大向毛學習，去寡頭走獨裁，共產革命的中國化也算是異形。中國的文化土壤綻放邪惡之花，散發著異味。 中國令人咋舌的貪腐現象，凸顯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的統治權力本質，鞏固了共犯結構、分贓體系形成的統治形式。民主，只能做為政治權力的虛飾形容詞，而非本質。戰後，從清國分離了五十年的台灣人，驚訝於貪污現象。中華民國來台灣，台灣人從歡迎變厭惡，貪污是原因之一，現在中國天天打貪，又如何？權力鬥爭的工具罷了！ 中國人多，人多就不值珍惜。國共內戰時，打打打！殺殺殺！算什麼？毛澤東大躍進、文革，人命又算什麼？人命如蟲豸，血染黃土地，紅中國就是紅中國！人文，人文，在中國像是文化裡洋溢在字面，只是虛飾的意涵。四書五經，道盡仁義道德，卻不是握有權力者認知、實踐的課題。中國文化出在言行不一，認知與實踐差距太太。 民主，是近現代文明。右、左革命在西方進步國家，都已在議會政治以右翼政黨或左翼政黨共治，經由選舉的人民授權，進行有期程的政治治理。民主化國家，國家屬於人民。但在中國，民主演繹成「你是人民，我作主」。民主化，在中國就是那麼難！天安門事件並未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註記，而是葬送之碑。台灣走向民主化，進入廿一世紀，面對的是流亡殖民中國性的背反，看看中國國民黨競逐主席對中國共產黨的表態，忘了當年被趕出中國，喪家之犬的哀鳴，忘了當年挾台反共，現在竟聯共制台。 民主化，在中國那麼難，昔日的國民黨中國是這個樣子，今天的共產黨中國是這個樣子。相似的基因，改不了就是改不了！民主化在中國，難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台灣怎能不獨立其外？ （作者是詩人）

  中國國民黨似傾全黨之力，進行罷免台中海線立委陳柏惟。江啟臣點火，朱立倫煽風，罷免工事就像該黨立院黨國在議事廳頻頻滋事，已成惡習。公民的罷免權在中國國民黨人隨手拈來，掀風作浪，只讓人看到一個政黨的淪落，而非什麼新氣象。 當年，高雄罷免韓某人，是因他才被選上市長就參選總統的背信，而且也並非民進黨發動。陳柏惟在立法院善盡立法委員職責、出席率、質詢率、服務等評比都高。比起家族在地方盤據多年，與他競選、落敗的顏家子弟優秀多了。他的當選顯示地方對新人的期待，也會是陳柏惟的動力，甚至壓力，是民主政治的好現象。如果陳柏惟表現不好，下次選舉就不一定可以連任了。 中國國民黨人開闢這個戰場起於報復韓某被罷免高雄市長，是恨意、是報復。原先，也不盡是黨之所為。但演變至此，似已成為黨意黨策，前後兩任黨主席，在地方掃街，一在展示地方勢力，一在呈現黨主席的力道。毫不忌諱投入全黨之力。捨下次選舉之再決戰不顧，成了罷免成性的政黨。 陳柏惟是台灣基進黨唯一的立法委員，中國國民黨號稱台灣最大在野黨，而且藉反共、戒嚴，壟斷統治權力長時期，這樣的作為像是欺壓、罷凌小黨。對照該黨對中國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畏首畏尾、低聲下氣，甚至聯共制台，極大反差，只落人恥笑！ 與陳柏惟競選落敗的顏家，開始時對投入罷免，還有戒慎，但隨著中國國民黨前後主席的以黨拼搏，也以所謂的志工，參與其中。不等下次競選再戰，把競選對手先罷了再說？民選政治人物這樣鬥爭，是地方之福嗎？讓人看不懂中國國民黨，也讓人瞧不起這樣欺欺負台灣小黨、怕中國惡黨的政治力量。 說什麼陳柏惟反對買武肺疫苗，其實是反對買防疫成效差的中國科興疫苗。又說陳柏惟讓國人吃美國萊豬，到底萊豬進口了沒？又誰吃了萊豬？請中國國民黨人亮給大家瞧瞧！ 台中海線選民，睜亮眼睛，看一看公督盟評鑑，比一比陳柏惟和顏家子弟或甚至之前他老父在立法院的問政成績，看看誰較適任立法委員。陳柏惟能夠擊敗顏家子弟脫穎而出，是台中海線選民走出地方樁腳佈連和傳統緣故人脈關係的新氣象，特別是青年層的覺醒。有正義感、覺醒意識的台中海線選民們，就請堅持你們原先選舉時的選擇，讓中國國民黨人知道怎麼真誠面對台灣。 （作者是詩人）

  台南市民林山泉氏，一九二八年生，今年已九十三高齡。近日，日本千葉縣鎌谷市（近東京，縣內有成田機場）稻毛小學前校長島津幸生，在地方報紙《稻毛新聞》發表一篇隨想：〈台灣的林山泉先生〉，提到他「日本統治時代們台灣人，受日式教育世代，都已高齡或是辭世，例如李登輝總統，他希望與他及父親、祖父三代交往的林山泉先生長命百歲。」 林山泉氏曾和台南市熟悉日語世代、前安平公學校校友，一起出版一本《給子孫們的信》，文中提到昔日公學校校訓：「誠實、禮儀、勤勞」，述及老師教導：「人要相互誠實地信賴往來，且以堂正的禮儀相互尊敬，勤奮工作對社會有所貢獻。」這也是林山泉氏人生的寫照。戰前他在安平的日本鹽業會社任職，即係公學校校長推薦，戰後繼續在國府接收的台鹽工作，後來與兄弟創辦紡織工廠。 成長於日本殖民，但人生大部分經歷以「祖國」之名、行「殖民」之實，一九四九年以後，卻又是「流亡」、「殘餘」中國統治的林山泉氏這一世代台灣人，經歷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代、長期戒嚴。「誠實、禮儀、勤勞」被「禮義廉」取代，大多華而不實、空洞八股的教條，想必感慨萬千。戰前在台灣的日本人、子孫還掛念父執輩、祖父輩台灣人。民主化以後，台灣人面對的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是怎麼想的？ 近代台灣是經歷日本殖民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發展的尚未正常化國家，日本時代、國民黨中國時代，都經歷史的烙印，在政治、經濟、文化留下形跡。一九二○世代以降，經歷多世代的歲月，光影交錯。台灣人的要走向何方？台灣的主體性要到何時才真正確立，不再受到外來強權染指，能以真實國家身分在聯合國有一席之位，能真正平等與世界各個國家交往，並且貢獻世界？ 台灣人曾因被清帝國割讓，而作了五十年日本人；又因二戰結束，在祖國的迷惘中未能順世界被殖民地解放潮流、獨立為國家，再被類殖民，捲入國共鬥爭。從前被「反共」為名的國民黨中國體制綁架，現在面對的是共產黨中國體制併吞威脅。中國國民黨盤算的已是「心向中國」，脫蔣體制牽絆，戴罪立功？台灣人啊！台灣人！醒醒腦，想想我們走過來的歷史。走過日本時代、國民黨中國時代，台灣人在時代路口，要有國家主人的權利意識和責任感，好好走向台灣的國家自救之路。 （作者是詩人）

彭明敏以近百之齡出版新書《絕筆集》（玉山社），訴說觀照台灣國家正常化心意。回顧一九六四年，他和謝聰敏、魏廷朝這兩位台大學生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呼籲不分先來後到、不同族群、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共同建立國民國家，不要被黨國反攻大陸的虛妄國策迷惑，重新以台灣新國家加入聯合國。志未成，心不死。 知識份子文化人之議沒有成事，謝、魏兩人坐牢，彭特赦但形同軟禁，一九七○年流亡出國，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李登輝經國民大會選為總統時，解除海外黑名單，才回台灣。李、彭兩人並在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成為國、民兩黨競選對手。 李、彭的時代際遇、人生情境，筆者新著歷史小說《夢二途》（九歌）的敘述：分別象徵現實主義者、瓦全型，浪漫主義者、玉碎型。兩位一九二○世代台灣人的精神圖像：出身日本京大和東大，同樣在台大完成大學學位，分別在美國與法國取得農經、國際法博士學位，對台灣都有淑世之夢，際遇大不相同。 彭在一九六○年代初，即為台大政治系主任，被延攬為中華民國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早知流亡殖民的困境。若蔣氏父子體察現實，台灣早已脫胎換骨成為小而美新國家，並為聯合國會員國。當年也有隨中華民國政府流亡到台灣的「外省」知識份子文化人，具有風骨，胡適對彭提攜有加，薩孟武在彭心目中也具重量。可惜，國之末途，侫臣太多。中國國民黨被台灣有識之士卑視，其來有自，也走向末路。 李登輝是中國國民黨失去彭明敏襄贊之後的選擇。彭不入黨，李以不入黨恐無法施展抱負。日本作家以《虎口的總統》書寫李，入木三分。李曾在一九七二年，初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時，奉指示與孫震、梁國樹（當年任教台大，後來分別出掌國防部及中央銀行）接待返台面見蔣經國傳遞聯合國安理會席位將喪失，英國希望台灣能以一般會員國留下信息的辜寬敏，席中，李登輝和梁國樹都認為台灣不獨立沒有前途。但李登輝執政之後，另有話術，追尋其寧靜革命之志。李、彭台灣夢的兩條路，光影交錯。 李後的中國國民黨又走向背離台灣的末路，流亡殖民竟心向亡其黨國的共產中國，徒然讓民主化的台灣紛擾於國家重建、社會改造之途。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聲音仍在，超過半世紀的《絕筆集》像空谷跫音？或曠野警鐘？李登輝的未完成革命，需要彭明敏「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鑑照。《絕筆集》心意可感，「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彭明敏一九六四年之言跨越五十六年，燃燒人生的火炬，照亮台灣發展的路。 （作者是詩人）

  台灣有院轄、省轄、縣轄三種「市」，混淆「市」聽。因為市市市層級不一，才有以「都」說院轄市的表述。台灣哪有都？還不是為了院轄市比其他「市」層級高的便宜行事說法。就算首都台北，也只是市，不是都，不像日本首都的東京都。 說穿了，市市市的升格盤算都是地方利己主義的作法，為了財政收支劃分，顯示台灣地方自治的問題性，並非國土改造、區域規劃的正確之途。台灣在中華民國體制重北輕南的問題，不只沒有改善，反而更增加地方本位主義發展的山頭。頭重腳輕成為山頭林立，國家的身體不均衡，只是走一步算一步，遇到問題再說的便宜行事。台灣多大？要多少院轄市？何況市非市。 新竹縣市合併之議提出，隨即嘉義縣市跟進，更有其他聲音，南投縣抱怨被孤立。一樣只是看到自己，沒有全面思考。各自為政，彷彿成了台灣政治權力意識的邏輯。國家的區域規劃和發展目標像多頭馬車，什麼馬？什麼車？反正有腳有輪就是了。日本時代的「州」、「廳」設置，反而更像話！ 日本的都、府、道、縣：韓國的道、特別市都是直轄、一級地方政府。日本的市和區為地方政府下的行政區域設置，以東京都為例，都心設區，外圍設市。區是都心的行政區域單位，市在都心外圍各有城市樣貌。區和市都是都轄行政區城。 看看台灣，不倫不類的雙北市規劃，新北包圍台北，更包圍基隆這個省轄市，竟然行之有年。新北轄下均設區，有市區有山區，相對於台北市的區規劃，新北的區明顯不合理。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四個院轄市，明顯都有偏鄉成區的湊數問題。這對公共行政的學理，對公共行政專家，情何以堪？ 現在，「市」當道，地方政權爭取成為院轄市。新竹、嘉義縣市合併之議，都想成為院轄「市」，看起來並沒有升格「縣」的想法。為什麼縣不能直轄？日本就是。縣內有市，縣治所在為其中之一。爭的不是直轄？何以爭取為「市」？徒然製造市市市竟有三種層級的紛擾現象？不是廢省或凍省了嗎？從前的省轄市還要存在嗎？何不提升縣為院直轄，成為縣治所在之市？ 重要的是區域規劃及發展目標的國土改造，不是競相爭取為院轄巿，成為虛構之「都」。遷都中台灣之議是重要的，但似乎被短線炒作的政治盤算放棄了。政治權力只汲汲於近利，視野狹隘。看著南來北往，每逢年節的南北交通傾倒現象，如果沒有全盤思考，台灣怎能均衡發展？台北、新北，台灣一個頭兩個大。什麼國家什麼政府會這樣？ （作者是詩人）

戰後的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挾「中華民國」政府流亡台灣以來，就被「反攻大陸」口號綁架。開始時還「反共抗俄」、也都高唱「解救大陸同胞」口號。以及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行壟斷黨國體制，萬年國會，甚至「蔣總統」成了台灣特殊的國家領導人職稱。有大志的一些童稚的孩子還有笑話説長大以後的志願是當「蔣總統」。真的？假的？ 失去「大陸」，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唱個不停，「中華民國」頌個不完。一九七一年，先是被拔掉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一九七九年又被美國斷了國交，只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台灣安全，表明了不支持在台灣的流亡中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的主權主張。當年，一些反共愛國陣線成員還大張旗鼓包圍來台正式告知美國改策的特使呢！ 當年「反攻大陸」是對抗「解放台灣」的國共口號。以解放為名，有統戰台灣人民的意味。經過台灣追求民主化、建構主體性階段，現在人家「併吞台灣」，赤裸裸的侵犯意圖了。可怕的是，當年反共愛國陣線的背反現象：從前以反共為名，多少人是戒嚴時期的「抓耙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可能都登記有案的。現在反而敵視台灣，討好共產黨中國，也不想想中國的政治鬥爭到頭來會怎樣？！人家看得起嗎？還是想拉東打西？或許，這些人也心知肚明，看起來反美，到頭來還是去美國。不是綠卡在懷，居留權在握的一堆嗎？ 問題出在「中國」一個樣，問題出在殖民意識。從前的反攻大陸是為了合理、合法化戒嚴獨栽；現在與中國唱和是抵制台灣民主發展。面對「併吞台灣」，當成外援，忘了當年逃啊逃啊的狼狽樣子。反正，老蔣小蔣都去了，怕誰啊！台灣，只是流亡殖民意識論者的剩餘價值，什麼反共愛國？彼一時此一時，糟踏台灣，為了討好表態嗎？天曉得！ 昔日吃反共愛國飯、今天變臉的黨政軍特…可惡；一些附和的台灣人政客可憐。在中國國民黨染缸內，什麼本土化，什麼少壯改革，到頭來都只能屈服，要掏出包裝的中國心，不重重踏踏台灣不可。一些趨附中國的舉止，也只是想巴結共產黨統治權力，心中也不是中國人民，遑論中國異議份子。威權侍從就是威權侍從，黨棍就是黨棍，政客就是政客，流亡中國黨就是流亡中國黨，寄生台灣，把台灣當做政治殘餘價值，競相踹台灣給中國共產黨看。戒嚴專制時期以反共脅迫台灣人民，民主化的時代竟成台灣最大害。 （作者是詩人）

  台灣因國家定位、定性不明，政黨並非正常國家的左右，而是統獨光譜。民進黨、中國國民黨是兩大政治勢力，另有其他政黨可以永遠也在政治領域競逐。時代力量是太陽花運動浪潮而起，初起時晨曦亮眼，但因成員不盡同心同力，並未升起艷陽之光。 政黨是競逐政治力量的團體，民主時代政治人物的權力取得來自人民，而政治人物的「我要」競逐本質，路線之爭與權力之爭是表裏，不像經濟有合理性，也不像文化有合情性，常是「力」的拚搏。新興政黨常因成員扞格而未能壯大，不盡能順利發展。 民進黨於戒嚴時期即蓄積台灣被外來統治權力宰制的反撲力量，又有黨外時代累積的政治能量，加上美麗島事件傷痕換來的勳章，先馳得點，成為相對中國國民黨最大的政治力量。儘管黨內也頗多相互芥蒂，不少重要成員脫離，但仍能維繫包含不同派系成員，而且已二次四任執國家大政，雖被多所批評，但仍為代表性的台灣政黨。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誠然！中國國民黨被看破手腳，近乎被唾棄於執政之途，但地方權力競逐，仍有勢力。以避免民進黨腐化為由，本土新興政黨紛起，但距離正常國家、台灣政黨在台灣國家條件競逐，仍有未逮。這是台灣進入民主化，但國家尚因「中國國民黨」存在、「中國意理」未除的時代；這也是發展但不均衡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台灣除了民進黨以外，需要另外的本土政黨，增加政治力量，但不是以消滅民進黨奪取政治權力為目標、沒有台灣國家願景的投機力量。野百合世代已進入民進黨，成為中堅力量。此時，台灣需要青年層政治力，一種進步力量。正常國家政黨，中間偏右重民族保守價值，重自由發展；中間偏左重社會進步價值，崇尚公平正義，台灣也需要這種政治力量，以及求發展平衡，並兼政黨政治正常化。 時代力量作為太陽花運動孕育的新興政黨，若欲繼續發展，應思考問題與機會，重新定位。一九八○後世代淑世青年、台灣都市化地域交織的領域、婦幼或是重要視野所在。一個或許小而美的政黨也能發展關鍵政治力。在中國國民黨真正在台灣被邊緣化以後，真正的偏左政黨才有壯大條件。在台灣國家正常化後，向右向左都是台灣人的自由，政治的左右制衡才是政黨政治願景。 （作者是詩人）

  在台灣的中國國國民黨改選主席的紛亂之際，塔利班揮兵入首都喀布爾，阿富汗變天。一些主席參選人好發驚人之言，說什麼「沒有一九四九年的國民黨，就沒有今日的台灣。」民主化以來，特別是中國國民黨不再能專擅政權以後，從不安好心，從前吃盡反共愛國戒嚴棒棒糖的黨大哥更有「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令人側目的亂語。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被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國國民黨挾黨國體制，流亡到台灣。一九四五年，終戰後代表盟軍接收，順勢進佔統治。二二八事件，屠殺大量台灣知識份子、文化精英，其實已為流亡鋪路。在日本殖民統治遺留的工業條件，近代化基礎上，台灣成了蔣氏黨國的復興基地。如果沒有台灣，中華民國早就完了。 一干中國國民黨流亡殖民意識論者，常說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台灣早就被中國共產黨赤化了。對照現在一些黨棍政客動輒對於共產黨中國流口水，沒想當年喪家之犬哭號，又是什麼樣子？沒讓中國國民黨壟斷統治權力，那種不甘心的、藉民主化亂事的模樣。一些台灣黨人跟著起鬨，也不想想人家怎麼用黑金看曾為黨國地方基礎賣命的侍從？連李登輝都被迫離開這個黨，有什麼台灣人能在中國國民黨真的抬頭？即使連戰，出身半山之後，又是芋仔番薯，競選總統，也是大多挺宋不挺連，才讓阿扁勝出。甚至阿扁的台北巿長也拜另立中國新黨的趙某之賜。朱立倫、江啟臣不過爾爾！ 一九四九年，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台灣會是另一個局面。因韓戰發生，冷戰時代的美國會扶植台灣——而非流亡台灣的中國。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兵敗如山倒時，有些黨政軍高層不是直接從中國逃到美國去了？馬英九不是家人先到香港看風向生下他嗎？「一流去美國，二流到香港，三流來台灣」，不是這樣自嘲嗎？其實，若一九四五年終戰後，中華民國代表接收，未順勢進佔統治，早在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台灣就在住民自決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台灣不會像現在揹著中華民國，糾葛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國、共鬥歷史，國家不像國家，台灣不必好幾個世代人被脅迫在反共大陸的戒嚴統治格局，台灣海峽也不會風險重重。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台灣人直接面對中國，不必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政黨對台灣指指點點，台灣會是認同台灣的國民的國家，戰後台灣史也不會部分是流亡中國史，台灣人也不必時時面對台語「賊較惡人」的悶氣，流亡殖民可悲又可惡的一面。 （作者是詩人）

  二○二一年八一五剛過，一個不被注意的日子，反映台灣歷史感的欠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佈無條件投降，繼歐洲戰區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已在五月間敗戰，軸心國家在歐、亞都豎了白旗。二戰結束，許多被殖民地紛紛獨立。但，台灣並未在世界潮流中選擇獨立為一個新國家。八一五應有省思，但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並無歷史意識，政治人物也只見平常心。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有議會路線者，也有祖國派——以為推翻清帝國後，中國已是民主國家。右翼民族論者依附中國國民黨，左翼社會論者投靠中國共產黨，大多是所謂的半山——前往中國在國、共陣營的台灣人。右翼半山隨中國國民黨入台據台，他們頗多為中國國民黨立功，林頂立以保密局台北站長羅織二二八事件台灣精英罪名，後來不受蔣氏父子信任，連震東則與連戰父子一路，富已到第三代。 高玉樹回憶錄（林忠勝訪談，前衛出版，二○○七年）留下這樣的紀實：「半山連震東是《台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的兒子。他是真『巧』（台語）的人，終戰後回台時，他還是兩手空空，現在擁有數百億的財產。」這也是許多台灣人加入中國國民黨，在戒嚴長時期成為共犯結構、分贓體系的樣態。連戰兩次選總統連敗，以連爺爺在中國受到奉承，但在台灣人心目中，沒個樣子，還有後人一登場就想台北市長位子，被拉倒了。 其實，曾掌台泥，在中國國民黨得意的辜振甫，也曾因有台灣獨立立場而入獄。戰後的台灣人曾經歡迎祖國，但血淚隨之，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長時期戒嚴。國民黨中國在台灣烙下血腥印記，聯合國的會員國地位也被共產黨中國取而代之。二戰後迄今，台灣因祖國的迷惘未選擇為獨立的新興國家，未能真正開啟新時代。國共鬥爭，貽害台灣。 後蔣時代，台灣走向民主化，但國家條件並未真正確立。台灣仍處於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合約「日本放棄台灣」但未確定歸屬的狀況。中華民國如何納入台灣，讓生活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國民，共同建構一個在聯合國有身分的國家。結束因國共對峙和國共合謀再陷台灣於夢魘的歷史。任何在台灣的政黨應效忠台灣，不要只在一個不盡然真實的中（華民）國體制競奪權力，會被看輕看破。對八一五有歷史意識，充分覺醒，才會有新台灣——不分先來後到台灣人的新國家，不與中國爭權屬的國家。 （作者是詩人）

  李登輝辭世週年之際，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競選氛圍正起，這個政黨仍以「中國」為冠，在自以為的「一中各表」沒有各表、只有一中的困境掙扎，還在台灣演野台戲。既不符歷史的現實，也不符政治的正義。李登輝的台灣化中國國民黨原是在地、轉化、新生的契機，但是國家無法去除中國意理，黨怎可能台灣化？ 中國國民黨的殖民論者不能認知流亡殖民的不正當性，加上少數統治的脆弱性，以為可以在民智已開、民情已變的條件下，繼續壟斷台灣統治權力？二二八事件，台灣人知識精英被大量屠殺的文化真空曾讓蔣氏黨國體制予取予求，但美麗島事件後台灣人並不再蹲下去，而是站起來。 老蔣延攬彭明敏為中華民國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籌謀，不顧國際法理，未能重視彭明敏「去除反攻大陸神話，制訂新憲法，重新加入聯合國」的台灣自救之議，即連雷震等外省有識者之諍言也換來牢獄之災，種下末路之因。一干佞臣，唯唯諾諾，亡國亡黨之鑑照。「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自欺欺人。 李登輝獲蔣經國延攬，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已因漢賊易位而危機重重。小蔣吹台青，吸納台灣人。李登輝、林洋港、邱創煥三種類型各執其政，三人分別是學者、政客、官僚。李後來居上，從代位總統，國民大會選出的總統，到直選總統，十二年任期更兼為黨主席。李登輝在虎口蓄勢，他以中國國民黨台灣化謀政權之延續，最終以台、中特殊兩國論定位國家，可惜其志未成。流亡在台灣的黨國一錯再錯，有其根本的病理。 後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新國民黨連線、新黨最早以掌有神主牌，名新實舊，雖生困擾，但並未成器。倒是宋楚瑜挾地方政客掀風起浪，但在二○○○年大選滑鐵盧，把連戰這個李登輝棋子拉下，相互毀滅。即使二○○四年，連宋攜手再戰也徒呼奈何。中國國民黨因新黨、親民黨的權力作亂而衰敗，但常見的是指責李登輝分裂中國國民黨。其實，不只李登輝，連蔣經國都被背棄了！ 中國國民黨又在選主席了。但「中國性」不除，仍戀眷黨國殖民性，不脫流亡本質，競逐權力之柄只是政客混亂中作出勢，不會改變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人心目中的惡質性，不是正常政黨政治可以寄託的政治團體。後李登輝時代，這個黨只是歷史逆流，只見臣服共產中國之心。這個黨的主席，爭啊爭，選啊選。爭什麼爭啊？選什麼選？ （作者是詩人）

  二○二○東京奧運，因武漢肺炎肆虐，延期於二○二一年七月舉行。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走資化，國力稍盛，向世界露出強權惡政面目，受到民主國家普遍反感之時。台灣受到中國壓迫、文攻武嚇不斷，國家主權也受其威脅的委屈之境，受到注目。參加東奧的台灣選手以「中華台北」名稱與會的不清不楚、不倫不類，凸顯台、中問題的糾葛。 歷史積累的台灣「中國問題」，始於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推翻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另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聲稱中國只有一個，此為漢彼為賊。蔣氏黨國在台灣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行專制，標榜「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冷戰時期，以反共前線得受美國庇護而倖存，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於一九七一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蔣氏父子不願以一般會員國「台灣」存在於這個世界組織，留下台灣國家地位的困境。 彭明敏在一九六○年代初，以國際法學者出任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深知「中華民國」的會員國地位遲早不保。一九六四年，和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反攻大陸不可能，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應制新憲、建新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不成功的自救運動，師生三人被治罪。彭明敏獲特赦但被監控並失去台大教職，多年後流亡出國。經瑞典、美國後回台，已是二十年後。李登輝經國民大會選為總統，廢除海外黑名單。李登輝在彭明敏流亡後，經蔣經國延攬，因緣際會成為十二年總統。兩人的經歷成為李敏勇的歷史小說《夢二途》原型，淑世台灣夢分別印記在台灣人的心版。 今天的台灣國家困境是中國國民黨蔣氏政權造成的，流亡殖民心態未除，「中華台北」即係餘害。全世界都知道台灣是不同於中國的國家，但中國國民黨寧可挾「中國」，甚至附和亡其黨國的中國共產黨，不斷顛覆台灣的民主基業。看看在東奧競技場的台灣名實混淆，台灣人應覺自重，大聲說出「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共同的國家，不是讓殘餘中國流亡糟蹋之地。要脫離台灣的國家困境，先從「中國」、「中華」的綑身索解放做起。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自救運動，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前後呼應，相互映照。民主化、自由化的台灣，有國民意識的台灣人，把流亡殖民的國民黨中國枷鎖拋棄，共同建構一個正常國家。 （作者是詩人）

  黨國戒嚴統治時期，黨政軍特經由革命實踐研究院洗禮洗腦，灌輸統治意識。中央黨部設置文工會、社工會、婦工會、海工會、青工會。與政府的相關部會形成雙軌，滲透民間、控制社會，甚至媒體、學術文化界。政府部門另延伸設立許多不同名義的基金會，提撥經費運用，形同黨控制超過政府控制的黨國控制構造。政黨輪替並非黨國統治預期，但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後，許多黨國控制仍在。 東京奧運代表隊艙位風波，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連番多次道歉，而台灣的中華奧會、各單項運動團體組成的體協，一意孤行，惹出軒然大波，仍一派輕鬆。這些團體以往就是黨國時代社會控制的脈絡。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多次、多年，民進黨政府的力量不盡能進入這些社會團體和基金會。經費要撥付、挹注，但約束力何哉。拜民主化，政府你是你，以民間社團存在的我是我。 黨國時期戒嚴專制，不只高層黨人，民間協會、社團大多聽命於黨，形同中國國民黨外圍組織，不聽命者，羅織貪瀆罪名或桃色醜聞，鬥臭或下獄。一些較正直、有民主意識的黨人，即使身為立法委員，一樣修理，何況民間。昔日，青果合作社吳振瑞推動香蕉輸日、成果輝煌，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也被以「金碗案」鬥爭。一些在商總、工總、工商協進組織的領導班子，經濟恐慌時紓困有源，必須應付需索。傳聞中，蔣經國約見喝咖啡，老闆們捐個數兒，就是了。 民主化後，執政黨若非中國國民黨，一些民間團體、協會、基金會仍有黨國時期脈絡，藕斷絲連。不只執政黨不盡能控制，有時反過來還咬一口，甚至掀動輿論撻伐。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一些刻意的倒戈、亂事，不乏黨國餘緒生非，更有白目政客投機取利。這些中國國黨症候群更常呼應中國，忘了亡其黨國的共產黨，更憎恨取代執政的台灣政黨。轉型正義若無法處理黨國幽靈，台灣政局不能正常發展。 看奧運代表隊出戰的艙位風波，不能只看誰能不能搭商務艙，更要看黨國幽靈仍然作祟的社會現象。民進黨已兩次二連任執政，若不面對黨國仍然盤根錯節、更與共產黨黨國呼應的嚴苛現象，只看到表面權力，不重大破大立，會辜負台灣對主體性、民主化有憧憬的人們─大多是黨外人士，只為理想付出、為理念奉獻，不圖米粒米湯，已認同這個國家、在地化的台灣人。 （作者為詩人）

  轉型正義的工程，主要是處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長時期專政的不法迫害，它的另一面是不當黨產的處理。一是傷天害理，一是掠奪。一黨長期專制的結束，會有這樣的課題，南非結束白人的國民黨統治，經歷轉型正義工程；韓國的軍事統治因為經歷多次政變，逐次清理，不像南非也不像台灣。 台灣的轉型正義和不當黨產處理，後者是物質利益，計數計量清楚，是經濟性的。但前者牽涉的人身迫害、罪責，人事已非，物換星移，困難不少，是文化性的。中國國民黨仍合法存在於民主化後的台灣，藉民主體制杯葛不當黨產處理，更對轉型正義課題多所阻撓著。台灣無法真正邁向民主化的新時代，這應是原因。 頂著「中國」的帽子，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仍然存在殖民性政黨本質。它常以「國民黨」自稱，掩飾中國性，其實以中國制台或治台的本質不變。而且，若未得逞，讓位給中國共產黨似無不可的樣子。中國武漢肺炎肆虐，頻頻亂政，就是。因為無法擺脫流亡殖民性，這個黨在台灣只能說是來亂的。 台灣的民主化，邁向正常國家，不當黨產和轉型正義的處理極為重要。若中國國民黨仍存在於台灣，仍將困難重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存在外來殖民性政黨，且中國國民黨的殖民性已連接中國共產黨的併吞侵略企圖。共產黨中國取代國民黨中國，兩個黨曾玩弄莫須有的「九二共識」，就是共同欺瞞台灣的惡性謊言。 轉型正義的處理，披露了中國國民黨黨國專制的血淚罪行，目標無非是為了建構台灣新共同體的國家條件，追求的是真相與和解。但是，若中國國民黨的殖民意識、黨國意識仍然存在，國家的重建是不可能的。台灣是中國的國家或中國國民黨的國家，才積累不當黨產和轉型正義要處理的問題。不面對問題，不會有新視野。 中國國民黨去掉「中國」的冠名，像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後去「共產黨」，政黨重新面對新的國家條件，才是台灣政治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否則，中國國民黨就會趁勢作亂，不斷顛覆不穩定的民主化基礎。轉型正義的關鍵工程，就是正常化台灣的政黨政治條件，循法律、政治途徑，把「中國國民黨」留在歷史，台灣的政治才能正常發展。 （作者為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