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一個月內與多明尼加與布吉納法索兩國斷交，在此同時中國也發函給各航空公司要求將台灣置於中國之下，不可將台灣、中國並列，因此導致加拿大航空、英國航空、德國漢莎航空等等皆將我國矮化，足見中國對台灣打壓不會因為蔡總統堅持 Republic of China，避免使用 Taiwan 公開發言而有所退讓。現在，蔡總統親自說明政府將不再忍讓外，我們也提出幾項建議，協助提升我國國際地位正常化與經貿發展，加深政府拼經濟的成果。 由於兩岸問題，台灣在外交相對弱勢，但我國經濟實力並非等閒之輩。台灣在全球經濟體中排名第 22，根據國際貨幣組織 IMF 最新公布，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個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我國排名第 19 名，不僅領先日本韓國，也領先法國、澳洲等國。而根據萬事達組織統計，台灣出國觀光人數排名亞太區第三。因此，我們應該透過國家經貿實力與自發實力感動、影響同情台灣的友邦；唯有善利用自己的優勢，才能讓世界看見台灣。 柏林馬拉松、東京馬拉松都是國民行銷 2017 年柏林馬拉松就是一則台灣透過國民參與提昇國際能見度的成功例子。柏林馬拉松是世界六大馬拉松之一，來自台灣的 200 多位跑者身穿 Taiwan 標誌、披掛國旗或是有國旗標誌的衣服在賽道上奔馳，等於在德國為台灣做最好的宣傳。其中更有三位跑者因為其優雅的姿勢登上德國柏林早報頭版，台灣頓時成為國際焦點。 東京馬拉松與柏林馬拉松同為世界六大馬拉松之一，東京馬拉松也被戲稱為台灣主場，因為台灣是東京馬參與人數最多的海外國家，除了台日民間友好之外，許多台僑與留學生自發性在 2018 年東京馬拉松組成加油團、設置補給點，42 公里沿途都有台灣人或日本人高喊台灣加油（頑張）。相較於中國加油團，他們只集結在一個地點，也只有一群人揮舞著中國五星旗，中國在行銷國家效益上，根本完全無法跟台灣相比。 由上可知，台灣民間參與推動台灣能見度的力量非常強勁，台灣政府單位在推動相關活動也非常認真；以柏林馬拉松為例，除了國際貿易局的台灣精品館贊助柏林馬拉松之外，德國代表處也在謝志偉大使帶領下，到場幫選手加油打氣並在路邊發放文宣給周邊民眾，達到加強曝光的效果。其實台灣精品館曾經與德國柏林早報討論過合作案，但從未刊上頭版，這證明台灣民眾自發的活動遠比商業交易對台灣的國際曝光度要有益處。 2018 年台灣精品館擴大參與，募集更多願意穿著台灣精品標誌參與柏林馬拉松的跑者，以期達到 2017 年甚至更好的國際媒體曝光度。我們認為這方案值得讚賞，也建議台灣許多駐外單位能夠比照德國代表處活動結合當地觀光體育賽事，提昇台灣能見度。 改變華航塗裝也可以是一種行銷 在經濟貿易方面，台灣廠商推廣貿易在國際上也常被中國打壓，即便在馬政府所謂外交休兵政策下，外貿協會也曾經在日本參展向外國買主推廣時，遭到中國人來攤位嗆聲為何台灣沒有掛在中國底下。外貿協會很早就正名為 Taiwan 貿易單位，但目前政府或是附屬單位還是許多組織仍掛著 China 名稱，例如華航。單就從商業行銷貿易角度，我們必須探討華航掛著 China 名稱是否適合商業行銷。 飛機塗裝絕對具有行銷效果，這就和許多企業會贊助運動員，運動員出賽時都會露出 Logo 一樣。然而，飛機的塗裝更是吸睛，這可解釋為何長榮願意耗資塗裝全機，還付出大筆權利金取得 Hello Kitty 的授權。國外航空公司更是有憤怒鳥機，星戰機、米老鼠機，這些塗裝所費不貲，但這些花費只是為了行銷效果。如今，我國國營的航空公司卻掛著 China，整天全球到處幫 China 打廣告行銷？實際上，China 本來就是我國貿易競爭對手之一，試想，台大醫院的交通車會掛著榮民總醫院的名字到處行駛嗎？ ANA 全日空星際大戰 R2-D2 彩繪機 圖片來源：ANA 官網 我們並不想探討華航是否需要改名，而是希望政府思考飛機表面是否需要塗裝 China 名稱，若不顯示China Airlines  也可以用 CI 代替。甚至，在華航的飛機上可以透過經濟部計畫，讓台灣幾個耀眼的產業展大打知名度，例如將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台北國際自行車展（Taipei Cycle）、台灣國際蘭展（TIOS）、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 Taiwan）塗裝在華航飛機上。如此的思維與作法，不但有助台灣曝光度，也有利於我國產業發展。 China Airlines 中華航空 圖片來源：華航官網

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腳步接近了，但歷屆戰績裡亞洲國家戰績普遍不佳。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足球是亞洲最多國家參與的運動之一，近幾年來，亞洲各國投入有增無減，競爭更趨白熱化。足球在台灣的影響力遠遠不如棒球，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是足球沙漠，不過，你知道去年台灣 U19 時隔四十四年踢進亞洲十六強嗎？最終十六強賽事將在今年十月於印尼舉行。 以台灣對足球的關注度來說，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績，也趁世界盃腳步將近足球熱之際，讓我們理解一下亞洲足球概況。 競爭白熱化的亞洲足球 近幾屆亞洲的世界盃平均名額是 4.5 個，日本、 韓國、伊朗與澳洲是四個名額中的常客，多出來的零點五個名額，則是亞洲第五名與經由抽籤的其他洲落榜頭爭奪世界盃名額。今年的狀況是沙烏地阿拉伯取代澳洲獲取當然名額，澳洲則是力克中北美洲的宏都拉斯擠進最終名單。 在亞洲，日本、 韓國、伊朗、澳洲與沙烏地阿拉伯是領先的第一集團，西亞的烏茲別克、敘利亞、阿拉伯聯合大國大致是第二集團，第三集團則是中國、泰國、卡達等國家。除此之外，越南近年來也急起直追，去年亞洲盃 U23 創下歷史新佳績的亞軍，U23 幾乎就是國家隊的年輕戰力，越南也有望在下一屆世界盃亞洲名額中加入爭奪行列。 要踢進世界盃不容易！ 很多人四年一次看世界盃，那確實是個鎂光燈聚焦的賽事，但是，進入世界盃的過程卻幾乎是漫長的四年，這對各國足球體制是一大考驗。 就以亞洲來說，今年世界盃踢完，明年一月是亞洲盃，亞洲盃通常是各國球隊新舊世代選手汰換重整陣容的過程，而後是四十強賽，分組進行主客場的分組賽，最後進入十二強賽，同樣主客場小組賽，十二強賽分兩組，兩組的前兩名成為四個亞洲名額。事實上，這個過程各洲相同，差別只在各洲所分配到的世界盃名額與分組賽球隊數量。 日本足球崛起的他山之石 各國的職業賽事是培養選手的搖籃，不過，各國經營方式有所差異效果也有所差別。在東亞，日本J聯賽與中國中超恰是一組對照。1993 年日本 J 聯賽開始之前，日本足球水準不敵中國，但 J 聯賽開始運作之後，日本足球水準快速上升。J 聯賽與日本足協相輔相成，共同打造日本金字塔足球人口，基層選手越多，通過層層競逐的職業選手水準也就越高。 此外，J 聯賽對俱樂部的財務有嚴格規定，一定年限內不得連續虧損，最嚴重可吊銷俱樂部資格。日本選手不少有志於歐洲聯賽，俱樂部也樂觀其成，因為俱樂部可獲得歐洲俱樂部的移籍金。J 聯賽選手的育成有兩大管道，一是俱樂部旗下各年齡梯隊，二是高校足球，當俱樂部優秀選手前進歐洲聯賽，一向重視年輕球員培養的 J 聯賽，很快就有年輕球員補上，這幾年的趨勢是年輕球員可能踢了一兩年 J 聯賽便跟隨前輩腳步闖蕩歐洲聯賽。 日本埼玉 2002 足球場，可容納 6 萬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作者Spitfireap 整體來說，這是個良性循環，現今日本立足五大聯賽的球員已將近二十位。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日本足球崛起，J 聯賽成為東南亞國家球員發展之地，例如泰國梅西查那提普在北海道岡薩多踢球，越南也有年輕球員在 J2 踢球，J 聯賽的經營一方面可以培育本國優秀球員前進歐洲，另一方面也可吸引東南亞國家球員加盟的賽事。其實，日本的例子對近年來力倡南向政策的台灣未嘗不是一個思考參照，所謂的南向除了市場之外的，也包括文化與體育層面，走在台灣前面的東南亞足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中國失敗的人民幣足球 與 J 聯賽相對，中國足球聯賽同樣是在 90 年代中期成立，不過，中國足球卻自此開始走下坡，層出不窮的假球是最大傷害。2010 年前後，是中國足球的關鍵時刻，一方面中國政府強力清查假球，足協官員、裁判等紛紛入獄，另一方面，廣州恆大開始爆買外籍球員，而後，不少俱樂部也開始爆買之風，中國俱樂部瞄準的都已是巴西等足球強國的國腳級球員，去年最高薪的外援達年薪 2700 萬人民幣。 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 2017 年與塞爾維亞國家隊比賽情況。 圖片來源：中央社   中超在眾多知名球星的加入後，號稱世界第六大聯賽，然而，中國足球並未變得更強。最主要原因在於爆買風氣下，中國球員身價也水漲船高，只要是國字號的球員，身價甚至比歐洲五大聯賽年輕球員身價還高，通常來說年收入在上千萬人民幣之譜。在此情形下，中國足球選手出現在媒體經常是伴隨著美妻與豪車，能力不足卻坐領高薪，是一般中國足球迷對中國選手的批判。 有一天，台灣要成為亞洲強隊！ 世界盃離台灣很遙遠，畢竟台灣對足球的投入非常稀少，唯一的希望是看球與踢球的人口增加當中。 很多人看球就是從巴西、阿根廷、德國等足球強國或是梅西、C羅等巨星開始的，他們就像天上璀璨的星星，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足球無限的可能。然而，我們也不妨看看仍在地底的亞洲，畢竟，台灣足球的第一步，就是得從亞洲出發！ 近年在中國聯賽發展的台灣隊長陳柏良（中） 圖片來源：中央社

自命高智商的柯文哲，根本邏輯紊亂，鬼扯一通，難道阿姆斯特丹自行車系統是 40 年不改選市長完成的嗎？難道花了 20 年以上的台北捷運系統，歷經幾位不同政黨的市長，柯文哲不知道嗎？

蔡英文總統任期甫過半，中國已挖走台灣的四個邦交國；尤其在今年五月，更是連挖兩國，意圖給蔡英文震撼教育。不過只要注意台灣與國際世界的互動，特別是台美關係就知道，只要台美關係進一步強化，中國就會有動作，藉以掩飾其憤恨與失落。 馬英九在任期結束前，偷偷摸摸安排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遭美方將訊息曝光給自由時報。馬進一步在馬習會期間出賣台灣利益，將他堅持的「一中各表」退縮至「一中原則」。蔡英文當選後，拒絕承認根本就不存在的九二共識，摧毀馬英九的賣台基礎，自然引發中國的不滿。 蔡執政後，第一個斷交的是聖多美普林西比。當時是在川普剛當選美國總統，而川普周圍的外交幕僚，無論是佛訥（Edwin Feulner）、蒲博思（Reince Priebus）、葉望輝（Stephen J. Yates）、波頓（John Bolton），都是友台派人士；蔡英文更破天荒地在 2016 年 12 月 2 日與川普通話。就連美國國會，也在通過 2017 年國防授權法案時，要求國防部應推動美台高級將領與資深官員間的交流，突破美國現役將官以及助理國防部長不得訪台、台灣國防部長不能到訪華盛頓的限制。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 約翰·波頓 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為了給即將上任的川普下馬威，中國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發動聖多美普林西比與台灣斷交。然而，將卸任的歐巴馬還是在 2016 年 12 月 23 日簽署了 2017 年國防授權法案。 第二個斷交的巴拿馬。當時更是兩項深化台美關係的重大法案形成過程。首先是重量級友台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布朗（Sherrod Brown）在 2017 年 5 月 4 日提出「台灣旅行法」，要求美國解除台美間的任何交流限制；葉望輝再於 2017 年 5 月中旬訪台，並進入總統府會晤蔡英文。 忍無可忍的中國隨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發動巴拿馬與台灣斷交。不過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隨於 6 月 14 日的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預算案聽證會上，同意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認為台灣是實質獨立國家之描述。美國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緊接著在 6 月 15 日通過「台灣旅行法」，「台灣旅行法」隨後一路闖關，連經眾議院外委會、眾議院、參議院外委會、參議院通過，並由川普在 2018 年 3 月 16 日簽署生效。 另方面，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也在 6 月 28 日審查 2018 年國防授權法案，納入美國軍艦泊台條款；由於相關條文可能觸犯總統職權，最後經參、眾兩院協調後的版本修正為，要求川普政府研究軍艦互訪適宜性與可行性，但也規範美國應根據台灣需要，經常性地移轉防禦物資與服務。 中國在 2018 年 5 月連奪台灣的多明尼加與布吉納法索，除了先前累積的一連串憤恨外，還包括美國、日本、德國等重量級國家紛紛在世界衛生大會替台灣發聲。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也在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眾議院外委會表明，會遵行「台灣旅行法」。 各種友台法案也紛紛出籠。眾議員貝肯（Don Bacon）在 2018 年 5 月 7 日提出「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要求國防部長應設立「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全面評估並改善台灣的國防力量；眾議院則於 2018 年 5 月 24 日通過 2019 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國防部長與台灣諮商後提出一份總體評估，以強化並改革台灣軍力。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賈德納（Cory Gardner）亦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提出「2018 台灣國際參與法案」，支持台灣參與適當的國際組織。 這些法案最後要怎麼通過與實現，除了台美之間的努力，中國如何踢出臨門一腳恐怕更是關鍵。 不過湊巧的是，國民黨總在中國挖走邦交國後，立即前往中國交流。 國民黨副主席陳鎮湘在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後的 2016 年 12 月 23 日前往中國，對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大讚九二共識不僅是國民黨的兩岸方針，也獲台灣主流民意支持。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更在巴拿馬斷交後的 2017 年 6 月 14 日，獲國台辦批准出席第 9 屆海峽論壇；洪秀柱在會見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時，則高倡其「和平協議」主張。 在 2018 年 5月 的斷交聲中。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副主席曾永權、前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更連袂申請赴中出席第 10 屆海峽論壇；最後遭聯審會全數駁回後，改派副主席郝龍斌前往。 對於台灣而言，台美、國共兩大陣營已正式成形。國共同盟在台灣設有媒體代理人的紊亂環境下，一定會持續大打外交恐嚇牌，迫使台美同盟更為緊密。未來再掉邦交國已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就看政府將如何實質加強與主要盟友的關係。 總統蔡英文（右）三月在總統府，接見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艾斯（Ed Royce, R-CA） 圖片來源：中央社

當民主國家輿論一面倒批評習近平的要求不合理時，這些人卻認為蔡英文應該做更多以平撫習的不安。連對是非的基本判斷都可以這麼顛三倒四，台灣真是無奇不有。

  短短一個月內，中國就用金錢買斷了台灣兩個邦交國多明尼加與布吉納法索。1971 年，在蔣介石漢賊不兩立政策下，拒絕台灣與中國並存在聯合國；於是台灣退出聯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坐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後，台灣在短短數年內就少了將近 50 個邦交國，僅剩 22 國。此後，中國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從未曾間斷過；只要台灣拒絕低頭，中國就持續在國際空間將台灣斷頭。 中國打壓台灣，從政治、經濟、文化、學術、體育、藝術、旅遊等各種層面著手，就連澳洲的民間兒童繪畫活動也不放過。 五月初澳洲地方政府辦活動，擅自塗掉學生繪製的台灣旗幟 圖片來源：Gold Coast Love Life 黃金海岸愛生活臉書 每年 5 月的重頭戲世界衛生大會（WHA），更是中國重點打壓台灣的場合。世界衛生大會於 5 月 21 日在日內瓦舉行，毫無意外地，中國再次以政治手段阻止台灣的參與，我國友邦的提案「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 WHA」未能列入補充議程。對於此一結果，中國除了大表歡迎，並再次重申台灣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才得以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對於中國阻撓台灣參加 WHA 卻把責任歸咎於民進黨政府，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認為「附加這樣子一個政治前提的條件，把他們自己在國際社會上面的粗暴跟蠻橫，想要移轉焦點，把責任丟給台灣，只是進一步的暴露，他們文明的欠缺。」 此次世衛大會美、日、德、加、紐、澳的代表本著「疾病無國界」的立場力挺台灣。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以 1918 年的流感大流行為例，影響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五千萬人因此喪命，今日國際上已制定快速分享流感訊息的系統，各國及國際機構必須履行職責才可以讓系統展現效果，台灣不能作為觀察員參與WHA，把台灣的人民排除在外，會讓防範及處理跨國界傳染病變得困難。 此次世衛大會美、日、德、加、紐、澳的代表本著「疾病無國界」的立場力挺台灣。   圖片來源：中央社 台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處，氣候炎熱潮溼，本來就是各種傳染病的溫床，《熱蘭遮城日誌》中曾記載「南部去住一小段時間，不死也病」，清代蔣師徹在《台游日記》中亦曾寫道「瘴癘之惡，之官者皆視為畏塗」，也因此有「熱帶醫學之父」稱號的萬巴德（Patrick Manson）博士 1866 年起在打狗開始從事「熱帶病」的研究，高雄可算是近代熱帶醫學的發源地。 日治初期日本人對台灣的風土病「臺地多疫病，瘴癘、鼠疫為最慘毒者。鼠病俗乎曰草疫，又曰瘟疫，以當其春氣漸動之時發生也。」仍然束手無策。然而六十年左右的光景，天花、鼠疫、瘧疾、狂犬病早在台灣絕跡，熱帶國家常見的各種寄生蟲病在台灣也極為罕見，麻疹、小兒麻痺、破傷風、白喉、百日咳等亦被妥善控制，台灣早已擺脫「瘴癘叢生」的惡名而成為全球熱帶國家中罕見的「淨土」。 台灣普及的醫療網與完善的健保覆蓋率甚至讓歐美先進國家稱羨，2012 年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亞洲新視野：台灣醫療奇蹟》曾經推崇「全球前 200 大醫院中，台灣就佔了 14 家，僅次於美國及德國，排名全球第三，也是亞洲第一」；《經濟學人》雜誌亦曾評比《世界健康排行榜》將台灣列為第二。 台灣除了有完善的「防疫政策」、「疫苗接種計畫」、「公共衛生體系」、「緊急醫療網」與「全民健保」，更有為數眾多的學者專家與技術熟稔的醫事人員，處於全球醫療的前段班的一分子，台灣當然有能力向全世界的醫療衛生做出貢獻。 然而，只因為台灣不是 WHO 的成員，這些累積百年的「台灣經驗」就只能夠到與台灣有邦交的少數國家奉獻而不是整個國際社會，對全球醫療公衛體系不啻為嚴重損失。 因此，我們期待能「讓全世界聽見台灣聲音，並且看到台灣醫衛的專業能量」，正如同蔡英文總統所言「參與國際、走向世界，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中國應該立刻停止各種打壓台灣且「損人不利己的作為」。

  1997 年之後，北京不斷蠶食香港的政經、法律和文教體系，從人選安排到制度同化，精心佈局，層層推進。香港人在民主回歸的夢想破產後，民族自決和身份認同的意識逐漸覺醒。隨之而來的是，北京以及其在香港扶持的傀儡「精英」們，也開始矮化和壓抑「粵語」、「正體字」，中港矛盾的焦點開始轉向本土文化領域，香港草根民眾的厭中情緒再度增強。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某教學資源網頁，發表了中文大學一名普通話教育研究人員的文章，稱粵語只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屬於「地域變體」，嚴格意義上不夠資格成為一種「母語」。隨後幾天，便有香港大學語言學教授在電台訪問節目中表示，香港小朋友「功課太多，因為繁體字筆劃太多…」。 港府在北京的授意下操弄「國民教育」課程，以期對香港下一代人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美化中共歷史功績，塗抹歷史污點。此後，北京的宣傳機器終於將矛頭指向文化。語言和文字是文化的載體，也是共同體的紐帶；同化語言是殖民者終極的武器，反對同化則是被殖民者退無可退的抗爭。當香港高校的語言學者鼓吹粵語不可成為母語、簡體字更易學易用的時候，香港已深陷文化滅亡的危機之中。語言與文字的爭執，往往承載著本土認同、族群獨立乃至地緣政經關係均衡等眾多命題。 「一國兩制」不過是主權移交時北京安撫各方的權宜之計，在決心對香港行使「全面管制權」的時候，面對一個凝聚的族群，一種穩定且有抗爭張力的語言和文化，北京怎麼可能不是「統」之而後快？ 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被問及她的母語是什麼的時候，她竟然可以稱「我不回答這個無聊問題」。香港的政治和文化抗爭者們於是應該明白，在北京的壓力之下，北京在香港的傀儡「精英」們不但會出賣香港和港人，他們也一定缺乏保護本土語言和文化的勇氣。權力與語言必定緊密相關，但權力無法決定一切。寄望強權區分出高貴和低賤的語言註定愚蠢的，也將造成難以彌合的族群之痛；用強權去威逼人民愛一個國家，就是根本是癡心妄想了。 目前中共政權對香港進行的語言文化滅絕政策，就像過往國民黨戒嚴時期對付台灣人民的語言政策一樣，難道說，國共真的一家親，中國人政權就是要打壓非我族類的語言與文化。 過往國民黨戒嚴時期對付台灣人民的語言政策 圖片來源：Flickr cc 2.0 / 作者：歐蒐雷米歐

（拿麥克風者）統派團體「藍天行動聯盟」主席武之璋 /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2018 年 5 月 20 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從 1945 至 1949 的中國期刊雜誌重新審視二二八與台灣史」座談會，座談會席間，有多位操中國式口音的統一基本教義派鬧場。他們先假裝台獨支持者在現場叫囂，接著高喊「日本人滾回去」、瞎扯省籍問題、八百壯士與年改等等；這些人最後突然暴力攻擊《芋傳媒》記者，在警察到場處理帶走鬧場的統派後，座談會才能順利舉行。 這些統派在 2017 年 2 月也曾鬧場，當時是中研院學者陳儀深「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新書發表會，鬧場手法雷同，偽裝成參與者再伺機鬧場。無獨有偶，以反年改八百壯士為首的統派，也在今年 4 月 25 日攻擊十多位媒體記者。 這些案例都可顯見統派不容異音的暴力本質，只不過，這種本質並不是民主化的當下才有，而是早已長期存在台灣社會之中。 在此次暴力事件中，統派公然毆打《芋傳媒》記者，地點就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這更讓台灣人想起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為了打壓多元的聲音，媒體從業菁英就是被獵殺的名單，當時至少有數十位的媒體菁英遭到國民黨政府捕殺，例如《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人民導報》創辦人宋斐如、《台灣新生報》副總編輯吳金鍊等人。 今年四月舉辦的二二八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圖片來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臉書 台灣的統一基本教義派，在戒嚴時期是專制政權遂行大中國意識型態的打手，有些人甚至是製造白色恐怖、抓人、關人、槍斃人的推手。如今，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多元聲音是台灣的價值，也是民主的本質；然而，這些統一基本教義派在民主社會無視多元文化與歷史事實，到處鬧場甚至暴力打壓任何與台灣意識有關的人、事、物。顯然，統派暴力打壓本土、打壓多元、打壓不同意見，從戒嚴時期到民主化的當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芋傳媒》身為台灣多元社會的一份子，同時也是傳播新聞自由的媒體，我們要嚴厲譴責統一基本教義派的暴力行徑，對於統派長期攻擊與打壓多元聲音的行為，台灣人應該鳴鼓而攻之，捍衛台灣的多元、民主與自由。   相關新聞： 《台灣在民國》新書座談 統派人士鬧場釀衝突（2018.05.20）

  日前，台灣發生一件世界傳播史的荒謬怪事，大愛電視台在台灣播出的連續劇「智子之愛」因為受中國網民不滿的抗議，大愛就逕自將已經上演兩集的節目下架。由於這個節目並未在中國播出，卻因為讓部分翻牆過來觀看台灣節目的中國網民玻璃心碎滿地，台灣的大愛電視就主動下架節目，形成本國觀眾權益被外國人霸凌，造成中國審查台灣大眾傳播言論的惡例。 時值中國積極施壓其他國家的公司要其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之際，在台灣本土企業或組織出現自我審查的作為，會更減損台灣的國際支持空間。 蔡政府在當選感言時宣示台灣人不需為其認同道歉，如今必須有積極作為，否則台灣的民主自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智子之愛」是根據日治時代台灣人林智惠的個人事蹟改編，全劇並未在中國播出，但部份透過網路觀看節目的中國人認為有美化日治時代之嫌而激烈抗議，大愛節目部在播出兩集後就主動移除節目。雖然大愛節目部主張此決定與對岸批評媚日無關，是因為該節目「跟希望內容人心淨化、社會祥和的宗旨不太一樣」而做出下架決定。 「智子之心」故事主角本人、高齡 91 歲的林智惠，之前才在記者會下跪、雙手合十感恩證嚴法師。 圖片來源：中央社 但由於該劇並沒有造成台灣社會對立與不祥和，而只是因部份中國網民感覺刺眼，所以下架節目，大愛電視台強調此作為與中國無關的說法很難取信於人。果不其然，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數日後的記者會公開對這部戲劇表示：「任何每美化侵略戰爭，為殖民統治目的做法，理所應該會受到兩岸同胞的共同反對。」證實，壓力的確來自中國的政治力。 大愛電視台此舉不僅造成其戲劇內容被外國實質審查的惡例，也對台灣閱聽人權益造成傷害。更甚者，中國在國際上處處打壓台灣，將台灣塑造成中國的一部份，矮化為其一省，早已造成台灣人憤怒。如今，中國乾脆突破現狀，穿越時空打壓台灣歷史事實。台灣的電視節目只是陳述發生在日本統治時代的故事，中國卻跨越時空將一個中國的魔手伸到日本統治時代，逼迫台灣人更改那段歷史事實與認同。

  推理小說也是日本重要的軟實力，就像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不僅在日本暢銷，在台灣、中國乃至韓國等國家也都有高人氣。 推理小說重探歷史 日本推理小說的魅力有兩重，一是做為大眾小說，有著針對一般讀者的行文節奏，二是多以日本政治社會事件為經緯甚至重探，松本清張社會派的推理小說為此打下深厚基礎，這兩年鹽田武士的《罪之聲》重新討論了 1980 年代轟動一時的「固力果森永」事件，鹽田武士眼中的事件原貌，就從整理父親遺物發現自己兒時聲音錄音帶的西裝店師傅以及準備製作「固力果森永」紀念專輯的電視台記者之間展開。 歷史的不斷重探，讓歷史更具魅力，不僅是教科書裡考試而讀的死知識。 監視器拍到疑似為固力果森永事件的犯人 圖片來源：NHK 未解決事件截圖 台灣歷史不乏推理小說題材 台灣一直不缺推理小說的好題材，舉例來說，近日台灣社會出現「新五四」運動的說法，其中，江昺崙的臉書文章犀利地點出歷史盲點－台大中文系的五四傳承是斷裂的。第一屆系主任許壽裳同情左翼，但 1948 年他命喪青田街宿舍，原因是兇手因行竊失手將他殺害，然而，這個理由並不充分，這是否國民黨特務所為成為歷史謎團。 許壽裳，與陳儀、魯迅同鄉，三人也都有留日經歷，與魯迅更是摯友。許壽裳前來台灣主要負責「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工作。他的藍圖與策略是什麼？他眼中的台灣景況是什麼樣貌？在統治者眼中，他的文化建設藍圖又有什麼樣的危險的政治圖謀？ 許壽裳的故事是推理小說好題材。 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大眾文學可以讓歷史有趣 台灣歷史不缺好題材，諸如劉邦友血案等未破的懸案也是勾勒台灣社會史的材料。 在台灣的文學脈絡當中，大眾文學不像純文學有文學獎的正典加持，大眾文學猶如自生自滅的雜草。不過，雜草生命力強韌成長速度快。近兩三年來，年輕一代作家新日嵯峨子、瀟湘神的《台北城裡妖魔跋扈》與《帝國大學赤雨騷亂》裡結合妖怪與推裡等元素重探日治時期台北的城市景象，便是有趣的例子!所謂的大眾，也非僅僅文學形式，Kinono 的漫畫作品《蘭人異聞錄－濱田彌兵衛事件》更探索了十七世紀的台灣。 不要小看大眾小說或漫畫，她們讓台灣歷史變得有趣！   延伸閱讀： 固力果森永事件（日語：グリコ・森永事件）：1984 年至 1985 年期間，以江崎固力果食品公司社長江崎勝久被綁架、索要贖金為開端，發展成向眾多日本食品公司發出投毒威脅並要求贖金的犯罪案件。最多有 130 萬名調查人員在全國各地調查本案，警方詢問了近 12 萬 5 千名涉案人員，獲得 2 萬 8 千條線索，至今仍是懸案。（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紛纋近半年的台大校長遴選爭議，意外的由單純的遴選過程程序瑕疵、利益迴避等爭論躍升為國際事件：今年三月，中國國台辦不但罕見地在其例行記者會為管中閔澄清背書，更在四月底聽聞教育部將取消管中閔的台大校長當選人資格後，痛批民進黨政府「限制兩岸交流，打壓參與兩岸交流的人士」，讓台灣人納悶為何台灣的大學選校長，中國政府卻要說三道四？ 四月二十九日，清大歷任校長與「大老」們在清華園中綁上黃絲帶發表「清華宣言」，從清大「獨台會」案扯到「捍衛大學自主」，其目的只為了「挺管」。文中特別強調「獨台會」案讓調查局副局長下台、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修正刑法 100 條，讓不明就裡的人以為這些所謂的「學術泰斗」們曾經挺身捍衛學術自由、堅持民主價值。但是對當年的清大學生而言，這些師長如果不是嚴重失憶就是扭曲歷史，那個年代的清大校友很清楚國立清華大學是這些老師們的「私產」，「在清大的權力架構下，學生只是過客」，當年意氣風發的這群老人可多是站在高牆的一邊，袖手看著雞蛋衝向高牆。 五月二日，前台大校長孫震出席「學術良知與大學自主」記者會，痛斥教育部取消管中閔的校長當選人資格，並公開建議管院士「去法院告政府，這個政府羞辱他的人格」。然而，回顧 1991 年，高齡 76 歲的國際蛇毒權威、中研院院士李鎮源等人率領「100 行動聯盟」發動「反閱兵、廢惡法」行動，在台大醫學大樓前和平靜坐，卻遭憲警強行驅離，時任校長的孫震對於軍警大喇喇的入侵台大校園這種飴笑國際的惡行不發一言；其實更早之前，孫震校長早就因為對學生推動校園民主運動的多方打壓而惡名昭彰。 時任校長的孫震曾對於軍警入侵校園不發意見 圖片來源：中央社 五月四日上午，由成大教職員所發起的「成大人校園自主行動聯盟」高舉著捍衞大學自主及學術自由的大旗於成大榕園發動綁黃絲帶行動，當天另有成大學生到場抗議，表示此次活動無法代表成大全體師生意見，學生們並且點名該聯盟的發起成員之一「前成大主任秘書、新黨台南市立委落選人陳進成教授」，在職時打壓校園民主「是當年成大大學法人化及南榕廣場爭議中戕害校園民主的最大元凶」，並質疑其主張的「大學自主」是否只是「大學高層自主」？ 五月四日下午，由挺管人士在台大主場所舉辦的「新五四運動」更是集荒腔走板之大成，除了出席者年齡偏高被戲稱為「參加年齡平均 54 歲」的運動。而要求「政治退出校園」的主辦方卻張開雙臂歡迎馬英九、洪秀柱、郝龍斌等人的大駕光臨，此外，更發生參與群眾要「台大學生退出台大校園」、「文化大學」畢業的退休公務人員對「台灣大學」在校生施暴等荒謬絕倫的戲碼。至今，台大校方只發布公告，認為「挺管」的黃絲帶、標語為「支持大學自治」的範疇不予拆除，不敢對校外人士侵門踏戶踐踏台大校格的行為發出任何譴責聲明，讓人認為台大是一所「一流學生、不入流行政」的大學。 要求「政治退出校園」卻歡迎馬英九、洪秀柱、郝龍斌等人的大駕光臨 圖片 來源：中央社 至此，所謂的台大校長遴選事件幾乎淪為一齣各大學「守舊勢力」串聯的群起反撲。所幸，台大多數的學生已洞悉此一鬧劇的本質，學生代表大會議長和部份學生代表已針對台大校長遴選和挺管運動的相關爭議發出聯合聲明，除了讉責部分群眾對學生施暴並打壓台大學生的言論自由外，並要求校方應盡速依法重啟校長遴選，來維護台大師生權益。 相較於學生們的暮鼓晨鐘與諄諄告誡，台大的「大人」或「大爺」們，不覺得自己很五四三嗎？   延伸閱讀： 台灣大學學代會部分學代聲明連署 臺大學生會 NTUSA【行政不中立？學生會十問總務處】 重啟遴選 捍衛真正的大學自治 成大學生行動校園聲明【成大校園民主殺手　高倡大學自主】

今日台灣社會中，各種廟會與宗教信仰的傳統文化活動蓬勃發展，早已是台灣數百年來就有的文化底蘊。2018 年 5 月 8 日，適逢農曆 3 月 23 日媽祖誕辰。媽祖是不少台灣人的信仰，從近年來台中大甲媽祖起駕巡迴繞境，沿途信眾熱絡來看，若要說媽祖是台灣人最重要的信仰，一點也不為過。 媽祖是重要的台灣人信仰，統治政權理所當然地利用媽祖來做為統治台灣的工具。媽祖原本是福建沿海住民的信仰神祇，在福建人大規模航海移民至台灣、東南亞、中南半島、日本、琉球、澳門等地之後，媽祖成為海外福建人的信仰中心。台灣的媽祖信仰也在台灣自成一格，成為台灣本土最有特色的宗教文化信仰。荷蘭、明鄭時期的台灣，就已經有漢人的媽祖信仰。在地化的媽祖信仰，在施琅攻台後，傳說因為媽祖保護施琅軍隊攻台，清國於是將媽祖策封為天后。媽祖這段神格再升格的故事，在台灣民間廣為人知。 芋傳媒資料照片 / 黃謙賢攝 台灣漢人的傳統宗教信仰，本來就賦有台灣特質，只要有心，信徒夠虔誠，萬物皆有靈都能成神。台灣人對信仰的虔誠，從台灣廟宇的香油錢多不可數，seafood 無所不在，足可證之。 正因為台灣人信仰虔誠，於是，統治者有時利用宗教信仰，有時則打壓宗教信仰，以遂行其統治意志，清國冊封媽祖為天后，並推廣媽祖信仰就是一例。 在國民黨專制戒嚴統治時期，國民黨害怕所有可能的組織，於是，一貫道就是官方全面打壓的對象，一貫道等於鴨蛋教、入教儀式千奇百怪等等的謠言，在國民黨有系統的散播之下，使得不少早期台灣人對一貫道有不少的負面印象。 除了打壓宗教之外，國民黨也透過教育與宣傳，長期洗腦台灣人的民間宗教信仰是迷信，廟會慶典都是鋪張浪費。台灣傳統宗教活動在過去被國民黨用教育系統化貶抑，也導致「好學生」遠離台灣傳統宗教信仰活動，許多廟宇為了延續文化，只能延攬到被學校教育遺棄的「壞學生」。長期以來的黨國教育，導致台灣的傳統宗教活動文化形象，變成現在年輕人心中不屑的「8+9」。 諷刺的是，國民黨貶抑台灣的傳統宗教，卻又利用傳統宗教來宣傳中華民族主義。包含媽祖在內的台灣傳統宗教神祇，從戒嚴時期迄今，都是國民黨用來宣傳大中國意識型態的工具，台灣的統派與中國異口同聲說，媽祖、關公等神明都是中國來的，所以台灣人是中國人。只是，為數龐大自認是中國人的統派，卻是信仰耶穌基督，這些統派又最喜歡移民當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就是不當中國人。 如今，國共一家，中國如法炮製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也以媽祖來統戰台灣。坦白說，數百年來，媽祖在台灣一直就被政治綁架著。放眼台灣無以數計的媽祖廟，廟宇主事者與相關人等，不少人其實都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簡言之，台灣人的媽祖，早就被政治所綁架了。

  2014 年春季，著名學術期刊《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刊載一篇研究「後鄧小平時代」中國大學如何對學生進行政治管控的文章。根據分析，除了傳統的談心、思想匯報外，大學的政工和學工組織還新建了類似學生心理衛生監測這樣的體系。這個體系利用專業的心理學人員設計問卷，蒐集有關學生的信息。當然，這些信息並非僅是泛泛反映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當然重點還是所謂的「激進政治/反社會思想」。 無論是談心還是問卷，主要還是要靠人工完成；今日，監控科技發展已經來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如今，中國的大學政治輔導員可隨時秘密了解每位學生的動向或某些學生之間的關係，依據是對智慧學生卡（智能學生卡）使用信息記錄和分析數據，例如某位學生在學校打卡的地點和時間，誰與誰在同一場所同時出現的持續時間及頻率。對這些數據進行智慧分析輕而易舉，但分析結果卻極為準確。輔導員可以先於同班同學乃至宿舍室友知道某兩位同學已經建立了戀愛關係，某幾位同學成了球友、飯友……接下來的管控和介入也易如反掌。小說《一九八四》中的政治寓言成真，「老大哥」無時不刻不在盯着你。 中國監控科技日新月異 圖片來源：Pixabay / 作者：ollis_picture 這只是中共利用大數據加強社會管控的一個縮影。事實上，中國政府正在構建一個「社會信用體系」，對個人和企業進行評分，並施之以相應獎懲措施。這個體系監控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從信用卡還款到交通違章乃至成年兒女盡孝道探望父母的次數，遠遠超出了西方國家在單一層面下、固定範圍內對公民數據的收集。 中國民眾享受著大數據為生活帶來的便利：豐富的網絡購物、高效的物流、便利的付款方式、更具個人化的新聞推播，但卻普遍對個人數據的安全漠不關心。而科技企業不惜重金攫取和分析用戶數據，以求更有利的市場地位和更龐大的商業利益。以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為例，旗下淘寶、天貓、支付寶等網絡平台蒐集到的用戶資料，在借貸、履約、人格、偏好和關係五個方面對每位用戶評分，而這些理所當然成為中共操控的政商一體全方位監控系統的基礎數據。中共黨媒高呼「黨管數據」，甚至沒有招致民間像樣的批評。 在中央層面，這是一個國家級大數據戰略，習近平在 2017 年 12 月某次黨內高層會議上將其描述為「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數據共享大平台」，以「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行業的協同管理和服務」。 習近平的國家級大數據戰略  圖片來源：中央社 在完成集權且修憲以確保法理上任期可以永續的狀況下，獨裁者必定會去追求「完美獨裁」以求永遠手握大權。 視民主（democracy）為天然仇敵，又對專家治國（technocracy）和賢人政治（meritocracy）嗤之以鼻，這種狀況下，「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牛津大學學者 Stein Ringen所創概念）似乎成為中共政權延續的唯一通途。面對龐大的國家、眾多的人口、複雜的國情，中共的集權結構和官僚體系難以應對，但大數據的快捷、精準、大規模覆蓋個基層、信息向上流動等特質恰與中共組織運作特點吻合，成為中共能夠以少制多、加強管控的有力工具。 事實上，大數據的功能也在向海外延伸。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外國企業，向中國遊客提供服務並使用過數據平台的海外商戶，向中國電商購物的海外買家，個人數據也被記錄在案。中國模式的全球推廣，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治理，也是如今中共當權者的「中國夢」。 中共領導人在利用大數據這件事上顯然是有「遠見」的，習近平「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佈局、力爭主動」的方針，使大數據技術看似使中共在國內和海外都獲得了無懈可擊的優勢地位。 然而，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卻在他最新的政治寓言小說《大典》中進行了背反的推演——幾個平庸的小人物，在沒有梟雄、陰謀、譁變、以及任何崩塌傾向的情況下顛覆了高科技支撐的專制統治。王力雄在這本書的後序中寫道：「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 《大典》書封 令人稍感吃驚的是，這樣一本在台灣出版的暢銷書，在香港的誠品書店卻並沒有上架銷售。誠品在中共的信用記錄不知是否會因此高出幾分，在中國的生意也會更順利一些。

  對從事政治迫害的人，必須在法律上或道德上予以追究。 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說：「如果正義不復存在，政府將是一大幫的強盜。國家一旦拋棄了正義，就淪為最大的匪幫。」 台灣舊日的黨國體制就曾經造就了這樣一個黑暗的時代。民主化後的台灣，要求重新省思威權治時代的黑暗面的呼聲，在社會各階層上從未間歇過。然而為求政權能夠透過民主程序順利的和平轉移，「新瓶仍然裝著舊酒」，朝野各方蓄意迴避了歷史責任的追究，更忽略了對當年侵害人權的機構或其鷹犬進行除垢，許多的不公不義仍待沉冤昭雪，「寧靜革命」的代價。 即將在 5 月出版的新書「盧修一與他的時代」影像紀念專輯中出現一張侯友宜率領執法人員，以緝捕江洋大盜的陣仗，朝盧修一的車內灌催淚瓦斯、噴辣椒水，強拉出台獨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的照片，引起社會關注。然而，真正各界嘩然的是身為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宜面對昔日的作為不但沒有絲毫的愧疚，甚至大言不慚的表示當年黑名單中的彭明敏都出來選總統了，每個時代應該要往前看，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清算當年「奉公執法」的基層同仁也算轉型正義的話，「有這個必要嗎？」 侯友宜率領霹靂小組與便衣幹員，在盧修一車子裡灌催淚瓦斯、噴辣椒水，強拉台獨聯盟中央委員蔡正隆（戴眼鏡者） 圖片來源：翻攝邱萬興臉書／原載於 1989 年 9 月 2 日自由時代第 292 期。攝影/曾文邦 對過去政治迫害的真相和歷史，必須完整地加以呈現。 然而何謂當年的「奉公執法」？在舊日黨國威權體制下執法人員能夠「唯命是從」大概就是所謂的「奉公執法」吧。不論手段如何兇殘，管他奉得是甚麼「公」、守得是誰的「法」，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風聲鶴唳中，只要能揪出對黨國有潛在危險性的害群之馬，就可以得到黨國豐厚的犒賞。一個個手無寸鐵的年輕人被「奉公執法」、「鐵面無私」特務、憲警們冷血的銬上手銬、施以刑求、送入監牢、押上法場，在黨國體制下所有被「執行」的，都是依「法」產生出來的「叛徒」。而告密者、執行者「輕描淡寫」、毫無憐憫的所謂「奉公守法」造就了多少人多少家庭「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啊。 對過去的不義選擇遺忘和忽視，意味著不願對防止將來的不義負任何責任。 和稀泥式的「和解」不是轉型正義的前提，沒有真相、就無法悔過、無法悔過就不知反省，不知反省何來正義？沒有正義遑論和解。我們相信當年的侯友宜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個「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貫徹長官意志是應當的」技術精湛的低階執行者，理論上他毋須承擔所有白色恐怖的罪過。然而現在的侯友宜即將逐鹿台灣最大直轄市的市長大位，因為「擔心被清算」，他對自己身為威權集團的爪牙、以不符比例原則的強勢處理異議人士的種種過往，始終極盡推諉淡化迴避，甚至「美化」當年由他率領而導致鄭南榕自焚的那場攻堅是「不完全成功的救援」、「內心坦蕩蕩、問心無愧」。能夠顛倒黑白、不知反省至此，對受難靈魂的無感和無憐憫，只會讓台灣社會走向更深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