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蔡英文曾說「少子化問題已迫在眉睫」，很好，看來少子化問題，已受到國家級的重視。最近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先生提到年輕婦女應該服照顧役，用以舒緩沒人力照護的問題，引起熱烈地討論。可見，大家都看到問題了，但解決之道，國家可提出對策了嗎？ 台灣人民過去依靠養兒防老的概念，國民會很用力的生孩子，目的是鞏固家族傳承。但是現今的年輕人世代，價值觀改變，對於老化世代的兒女控，及再長一輩給予的養老任務，已經感受背負的重擔，再加上又要生養下一代的費用與時間，如果不能保證下一代的防老，年輕世代又何須自虐，為生養新生代來背負自己沈重的負擔？ 台灣少子化嚴重，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家把生小孩的相關事務，包括成本與小孩的成長所需費用及照護人力等事務，都歸諸於是私人的家庭事務問題，國家在經濟奧援上處於被動的地位。在台灣的國家政策上認為，生兒育女是國民個人家族的私事，國家不介入。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國家政策思維，導致於社會上討論小孩津貼等問題時，大多數人態度冷淡，覺得生小孩是個人的家事，為何要納稅人照顧個人的小孩生養經費。台灣一向都認為生小孩是私事，所以補助小孩津貼的議題，經常被無聲無息地消失於討論中。但是，當國家認為少子化問題嚴重時，如果不改變思維，拿出來的對策也是啼笑皆非。誠如楊先生過去屬於部長級人士所提出的觀點，就被各界取笑觀點偏差，毫無可行性。 德國如何解決少子化問題？大量釋放育嬰津貼、育嬰假與承認照養孩童的退休年資 以德國來看，德國的少子化也相當嚴重，但近年來已經因為國家資源的大量輸入，而有呈現轉好的趨勢。過去以來德國一直都有孩童津貼，無關生養家庭的富裕與否。德國國家政策認為孩童是國家人力的資產，故投資小孩的成本應該由國家負擔。從小孩一出生到找到職業的十八歲都有孩童津貼。一個月一個小孩至少可以拿到將近兩百元歐元，也就是將近七千元台幣左右。如果孩童到十八歲尚未有職業可以自立，孩童津貼可以拿到年滿二十五歲。這在台灣社會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即使如此，德國在十年前也就是2007年起，為了德國的人口不足的大缺口，另外優惠生養孩童的父母可以共請十四個月的照護嬰兒的假，請假期間可以拿到全薪扣除各項福利開支及稅後的純收入之67%。在德國生小孩可以放假14個月還有三分之二的純收入薪水可拿，誰不想藉著生小孩的機會好好休息，享受天倫之樂，還有津貼可拿！ 因為這樣，德國的上班體制，也有代父母育嬰假的代理職務期間的工作機會出現。德國現今尚在討論，如何減少孩童父母工時，讓他們可以彈性上班，有時間照顧家中孩童。因為對德國人來說，生養小孩，不只是生養而已的事，更需要有時間陪伴。而陪伴孩童的時間，彈性上班更需要社會有共識，才能創造友善生養小孩的環境。 另外大家最在意的退休金上，德國政府為了鼓勵並肯定婦女照養孩童，對在家照養孩童的婦女有年資的承認。婦女即使是為小孩放棄工作，也有退休年資的累計承認。 大量興蓋托兒所，方便幼兒三歲以下可以受到妥善的照護 過去德國婦女經常不是因為沒有錢生，而是德國傳統觀念認為，婦女生了孩子應該在家帶小孩，所以過去託付幼兒的機構大多為三歲以上的幼兒園，很少有照護三歲以下幼兒的托兒所。婦女生產完，幾乎都需要在家照護三年幼兒，才能再回到職場。而三年能再回去職場者，被接受的機會不大，故也就沒有太多婦女想要放棄自己專業，為小孩兒放棄工作。為了解決問題，德國國家就為了婦女的需求，而在近年來大量興建接受三歲以下幼兒的托兒所，友善婦女生養照護而兼顧工作。 （圖片來源：By Chspf Public Domain） 接受大量難民，改造人口結構 經過政策的鼓勵之後，德國女性生育率確實有回升的趨勢，但是仍然無法解決少子化嚴重的問題。德國政府近來大量接受難民，也是解決德國少子問題的對策之一。讓大量年輕難民入境，儘速讓他們融入社會，留住願意工作的年輕人，大量增加年輕人口。整個評估起來，對國家人口的發展有正面的提昇。確實，會千里跋涉來到德國的難民，大多是平均年齡都不到25歲的年輕人，而他們湧來多是要一個安全的處所與可以好好生活的地方。 一個十八來德國難民，語言學習力還很強，德國提供他們學費，讓他們學一年語言，再做兩三年的職訓，就可以工作。這比起德國政府自己培養一個從零歲到十八歲的自己人到工作年齡的經費少很多。大量接受難民與栽培難民的所需成本，顯然比自製人口節省很多，而且效益大許多。大量湧入的難民雖然不定量，但數量是以數十萬與百萬人計算，這也大大地影響人口的年輕化結構。而難民也帶來難民經濟，至今德國的經濟沒有因為收難民而衰壞，反而經濟轉好，稅收大增。 接收難民對德國來說，其實正面大於負面，精確地來說處理得好就是三贏，對難民本身，對少子化與經濟都是正面的發展。 一般來說，德國人在我們看來，個人的個性或許固執，但是國家政策的擬定，經常是適應人性需求到令人驚訝的地步。台灣的少子化問題，絕對不是私人家務的問題。如果國家真的認為是危機，就應該全面改變思維，建造友善孩童與生養孩童父母的大環境，才能期待少子化問題得以緩解。

  中華民國現今有民主的美好，很多人好像忘了中華民國也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樣手段殘忍、極權專制過。他們忘了，民主的美好是在台灣生活的數萬台灣人，犧牲性命與青春而換來的，民主從來就不是被中華民國那些自認為是高級的外省人爭取來的。 中華民國收割台灣現今的民主成果，但不能說服我，這樣理想就完成了。身為一個台灣人，無論是何時來的移民，都不能放棄自己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被國際承認為一個世界公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因與中國的競合關係，即使承認中國，也不能改變全世界的一中政策。一中不可能，兩中可能嗎？中國不允許中華民國存在，我們仍然會被全世界故意忽略，而不可能與他國正常建交。中華民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大小相差甚遠的文攻武嚇威逼下，在國際上沒有可能有正常國家的外交，國民在國外不能受保護，根本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如果中華民國不是台灣的選項，身為台灣人，難道不該為千秋萬世，為自己的下一代找出路，不該為下一個七十年努力開創新局嗎？ 歸化中華民國的吾爾開希，今天他在台灣說中華民國可以有人懂，但他出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有人知道中華民國是不同於中國的中國嗎？如果是要像當年東西德，或現今的南北韓，也要有國際承認的可能啊！但這個可能是台灣可能的出路嗎？ 吃台灣米二十年了，卻不希望成為台灣人的人，心態就跟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移民一樣，即使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也要當中華民國人，只有中國才是他們的國家歸屬，他們只愛他們的中華民國，只要是中國就好，不管台灣在國際是否可以生存。中華民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救贖舢舨。 如果吾爾開希真有一點民主的思想，怎可斷絕討論台灣獨立建國的可能？他聲稱自己是民運人士，卻極力反對台灣這個國家在未來可以出生建國。不為台灣人民的人權著想的人，斷絕建國正名台灣對話的可能，只讓人感到吾爾開希抱著大中國夢的心態，與習近平所差幾何？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紐約時報》專欄主筆考恩（Tyler Cowen）近日發表專文，題目為「為何中國可能永遠無法走向民主」，小標則為「自由主義不再是必然，民族主義則是」。文中提到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可能永遠毫無可能。 沒錯，中國的崛起壯大，確實與民主程度沒有太大的相關，反而因為中國的強大，民族主義崛起，而更加封建鎖國。文中對於經濟強大與民主化程度的推測，對其他鄰近國家成為可能，但對中國沒有必然，因為中國民族主義更強大。這可能阻礙民主化。但是，民族主義真壓得住民主嗎？我想他忽略了，人性的需求。 因為中國政權雖強大，但基本上看他們對六四民運，對於人民追求民主的鎮壓，與他們隨時以顛覆政權罪來抓人，不讓人民知道六四與任何民主相關的訊息，就是告訴大家，中國政府什麼都不怕，就怕民主、害怕人民追求民主。現今他們最怕的，就是民主鬥士劉曉波。因為一旦他出國就醫，中國政府就要擔心他會說出什麼不利中國的事。對於一個過去只能拿筆桿，現在連呼吸都衰竭的民主人士，這個看似強大的政府卻怕得要死，何可稱強國呢？他們的作為，根本就讓人看破手腳，完全得不到世人的敬重。 中國政府相信，只要把人民養得飽飽的，少數權貴人士可以撒錢買名牌、高樓，一般人民可以穿金戴銀地活得腦滿腸肥也沒關係，人民完全可以無心無腦地活著，國家的統治就算再高壓，即便不給人民人身與言論自由，完全不顧及基本尊嚴也可以。中國政府隨時要人民搬遷，就得搬遷，要你出外旅遊，人民也無能拒絕。這種政策，其實就像養神豬一樣。 但人絕對是不同於豬的。人的基本需求除了吃飽外，和動物最大的差別就是會思考，會追求精神的生活。中國政府可以用養神豬政策執政，但總有一天，中國人會清醒自己要當一個有尊嚴的人，而不想世世代代當神豬，想當人的中國人，終會有一天站起來爭取。 許多人相信中國的民族主義大於一切，但，人的基本需求更大於民族主義。人與神豬絕對不同。 （作者為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今天收到外交部給台灣僑團的消息，希望我們為抗議沒被世衛邀請而發聲。個人覺得很驚訝，為何現在才要我們動員。 官方等了半天，還是不知道如何打外交戰。維持現狀是什麼，我們霧煞煞。 個人去年參加過一次抗議，搭了十多個小時的車趕去，被請吃飯摸頭、發傳單，在開會當天早上排隊領入場名牌，之後在下雨的廣場上喊口號，下午進場聽各國報告。會場上，我們被警衛緊緊盯著，好像我們是一群潛在肇事者，一切行禮如儀。這樣的行程是一年悲傷過一年。去年還因為有邀請函可以進場，蔡政府希冀得到中國政府喜愛，即便別國介紹我們為台灣、稱我們為台灣，林奏延部長還是自稱中華台北。 去年的中華台北，沒有換來一點中國的善意，也讓台僑對蔡政府的主權維護失去信心。今年，蔡政府憑什麼要動員我們去，您已經把我們熱愛台灣的自尊心擰碎，您不在乎台灣叫台灣，但我們在乎。去年您要討好中國，得到今年的入場邀請，而撕碎所有愛台鄉親對您的期望；今年台灣仍然換不到邀請，就讓蔡政府的官方在場外擺陣開記者會吧，個人無力承受。 今天外交部給我們的聲明文第四條也說了，「（四）中國大陸不應以犧牲台灣人民衛生權益，做為對我政治要脅之手段」。 您如果真的這麼想，我們絕對支持您。請您展現您堅強不服中國九二共識的意志力，我們期待您能帶我們共同對抗中國，讓我們民間與官方一起站起來對抗中國。 請您動用您總統的外交職權，要求駐外代表帶領全球台僑，於世衛開會當天，同步到全球各個中國領事館抗議。我們不要被請客吃飯，我們要向中國大聲抗議，要讓世界知道，台灣不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是中國搞的鬼！ （作者為前德國台灣協會會長 ，著有《借鏡德國》）

童仲彥應辭公職，待司法調查 童仲彥身為北巿議員家暴案，社會討論多著重在退黨問題，當初也是他的身份，而讓他的太太選擇隱忍。但重點是，一個嚴重的家暴累犯，打太太打至昏迷，而繼續扯謊，說只是拉扯，這樣的無恥之徒，我們應該信任他，再給他繼續當議員，行使公權力嗎？在此，社會上完全沒有人在乎他選區女性選民的感受。 看來，台灣社會對於一個差點打死人，而公然說謊的議員，是可以容忍的。但本人身為萬華女性選民，在此要嚴厲譴責，拒絕這個無恥之徒。因為，他打人成性，毫無悔意，濫權施壓警局，公然撒謊，完全背棄選民的付託。他退不退出民進黨，我們女選民不在乎。我們在乎的是，他人格破産，應該離職。 一個嚴重的家暴累犯，打太太打至昏迷，而繼續扯謊，我們應該信任他，再給他繼續當議員嗎？（記者謝君臨攝） 一個身負選民寄託的公職人員，一個民意代表，犯下施暴、濫權施壓，公然說謊，而只需道歉了事，那台灣還有是非嗎？如果，他在外面這樣打人，一定會被偵辦，無論他身份如何。而今施暴場地在私人家中，因他是議員，就可以讓社會漠視嗎？（事件暴發後，警局也提出，童仲彥曾施壓警局，不得偵辦。） 一個台北市議員，刻意瘋狂打人致人於昏迷，又強力施壓警長不得偵辦，事件曝光後再公然說謊，毫無悔意。直到事件被舉證，社會譁然，才勉強於十多天後低調承認。如果他是個知恥的人，早在第一時間就該請辭，並向夫人及社會道歉。 台灣婦女，長年以來因為以夫為貴的道德壓力，家醜不外揚，導致命喪家中，時有所聞。而鄰人知事者，也多不願伸張，更別說是地方勢力龐大的議員。但是，家暴不應該被視為私人的事。幾天前，一位父親親手殺了三兒女，也是家暴悲劇。當家中暴力被漠視時，社會大眾，就是暴力的共犯，因為我們沈默，讓施暴者變本加厲。 柯市長說得輕鬆，要把童當病人，希望他［尋求認同］，由市場決定。這種不問是非，是柯P為人垢病最多的地方。今天，如果是柯p女兒被打，他絶對不會說這種話。以一個台北市大家長身份，應該嚴格要求他請辭，否則，柯大市長就是未盡保護市民，當好父母官的責任，而不是在那當大好人。女性巿民，看到父母官原諒，我們當市民的，就該自認倒楣，繼續隱忍嗎？誰替女市民伸張公益？ 病人，他當然是性格違常的人。但重點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自請辭職，接受司法制裁，做心理治療，才能讓人看到他真正悔改的誠意。我們選民根本無需繼續接受一個精神違常者，當我們的民意代表。讓他再當議員，是踐踏民意，讓選民顏面盡失。 （萬華選民）

  蔡政府施政改革，腳步緩慢，民調低迷。很多支持者已耐不住性子，正在尋求為台灣建國，真正改革的下一個希望。蔡政府聲稱仍在打地基，而目前台灣卻烏雲滿佈。 最近網路上台灣人所製作的「返校」遊戲，一推出就像炸子雞一樣紅，拿到世界第三名熱門遊戲排名，一下子，繼川普後，又另類地把台灣推向國際。說真的，外交部花了國庫不少錢，在詭譎的國際社會中尋求生存，要用什麼名義，什麼手段推外交，多所顧忌。而台灣民間，真的是創意無限。竟把過去悲情，轉化為現實感的畫面，做成遊戲，讓世界參與台灣的過往。 轉型正義，化成世界共同的遊戲時空，讓世界人士有臨場感式的參與，比文字影片更有說服力，確實打動了另一群原本不關心政治的宅男心。這可說是最大的意外收穫。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尚未立法，民間噴發的創意，已經帶頭跨出封閉的立法院。讓世界看到台灣小人物的坎坷命運與大環境中歷史的脈動，實歷其境，撼動人心，也讓台灣當年被埋沒的史實故事，透過遊戲，在幾十年後重新再被看到、體驗到。 誰說台灣人悲情？台灣人的創意與生命力潛力，正在點亮台灣。蔡政府應加快腳步，別只在起跑點拿著聖火團團轉。延宕的促轉條例，尚未通過立法，現實台灣至今仍還是一片漆黑。 「返校」讓世界人士在遊戲中體驗台灣過往的暗黑，從中了解自由可貴；而真實的台灣卻讓人同情，因為至今仍缺乏暗黑之後該有的光明。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二戰後經濟起飛的德國，社會福利也跟著升高。為了讓國家解除沉重經濟負擔與增加國家競爭力，當年的施若德總理與綠黨政府不顧民眾反對，大幅刪減福利，全國怨聲載道。當年聯合執政的兩黨四年做滿後，以極少的差距，再度連任執政。第二任的執政，撙節政策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真正大砍福利，各地方政府跳腳，使得接下來的各州地方選舉豬羊變色。地方政府對中央通過的法案完全不買單。德國法案的通過，不是只有中央通過就算數，而是同時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過得了關。 有些過去傳統三、四十年來都是支持社民黨的州，在地方選舉中也頓失政權，造成國家內耗，國會過半的法案，出了國會仍無法通過、執行政策。政府嚴重跛腳，無法有效執政。施若德總理認為國家不能空轉，改革不能妥協，最後在二○○五年，竟要求國會自我倒閣，將國會選舉提前一年舉行，也讓選民可以提前一年重新做選擇。把政府的執政年限，自動減縮一年，重新接受人民選舉的考驗。二○○五年提前一年的選舉，人民選擇基民黨，社民黨之後走入在野。至今這兩個政黨仍是德國最大兩黨，執政的政府，也是這兩大黨的聯合政黨執政。 德國至今仍維持公教人員退休金比一般人退休金高許多的情況，這遭到許多人批評。雖然退休金已於二○○五年大幅刪減，把替代率變低。但當年政策大多砍老百姓的退休金，對於公教退休金反而沒有太大刪減，這讓批評者非常為一般退休者抱不平。改革過的德國，已讓德國有良好的體質，可以具有世界的競爭力，是現今可以看出的樣貌。 德國現今公教退休者可拿到七十一％左右的替代率（以毛所得計，未扣相關保險），但須繳稅。一般人退休替代率大概是四十八％至五十二％（以淨所得計，已扣除相關保險），所得低於一二○○歐元者，不須繳稅。現今有四分之三的一般退休者無須繳稅，因為所得大多低於一二○○歐元。令人更不平的是，公教人退休僅看最後幾年的工作薪資，而一般退休則是全部加總平均。另外，很多公教人員是之後才當上的，但在此之前的一般人退休金，他們也可比照未當公教人員前，已繳的年限點數，領取一般退休金。這一比下來，公教退休的平均年金，比一般人的平均年金就多了整整三倍。 很多人大力批評這樣的給付，已讓很多一般退休人士陷入貧窮生活。近年來，雖有私人保險加保的補救優惠措施，但都無法明確提升退休金。不過，德國退休金制度接受以自己的存款，多存一些到自己的退休帳戶中，以後退休便可累積到多一點的退休點數，不但可以減免所得稅金，也讓個人在退休後可以多領退休金，是很不錯的權宜之計。個人把錢存於私人銀行，不如存入國家的退休公庫，將來可以領取高一點的退休金額。畢竟銀行會倒，國家不會倒。 國家改革是一體兩面。世代的正義，當然會影響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福利。但是台灣面臨財政無法平衡的問題，改革勢在必行。只是到底怎樣才是公平合理，就要公開透明，讓改革攤在陽光下檢驗，才能顧及各個社會階層的公平正義。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中國國民黨在立法院提了4000提案，要阻礙預算審查。他們自己覺得模仿當年反對黨的阻擋技巧就對了，佔主席台，不給表決，擋預算，就是做好反對黨的角色，但對法案內容卻不清楚，只知反對到底，然後覺得只要可以阻礙施政，就是為黨建功，將來可以繼續被再提名當立委就好。 這種不談立法理念，只是技術阻擋，行為之幼稚，讓人連恥笑都不屑。中國國民黨對於失去政權，看來是完全不知如何反省，他們以一切力量保護黨産，就表示這政黨是以利為團結自己的力量，完全不在乎一般選民看他們扒著黨產不放的惡相。 過去不到一年前，中國國民黨馬前黨主席還一再說要黨產歸零，現在黨主席卻完全可以當作不知道。這個本不屬台灣的政黨，在台灣殺人掠奪，毫不被責罰、審判，台灣人對他們寬容簡直到辱己而不自知的程度，現為他們為一黨之私，佔盡便宜還賣乖，罔顧黨產歸零的承諾，壞戲拖棚，簡直忍不足睹。 看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角色，就只剩下跑去準敵國中國當買辦的角色。對一個完全沒有民主核心價值的中國國民黨來說，跟中國共産黨這獨裁政權相濡以沫，是自然的道理。只是過去要全體台灣人跟著中國國民黨反中國共產黨，自己假裝站在民主正義的一方，要大家打擊惡魔。現在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反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被民主台灣人打敗，看到龐大的人民幣，就不顧顏面與身段地跑去和他的敵國對手叩頭。 這樣的政黨本是從中國而生，以獨裁、利益為理念，返回中國懷抱是自然的道理，只是他們在台灣已成為民主怪獸，群魔亂舞，不但無法監督執政黨促成轉型正義，反而是其中最大的絆腳石，而成為台灣要走向光明的冗重負擔，這才是台灣人民無法忍受的罪惡根源。

  柯文哲說要拚連任，看來他覺得改革做不夠。民意調查，五成市民不贊成他連任。上任兩年以來，他是很辛苦沒錯，以外科醫生的精神像拚命三郎一樣地硬幹。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如無頭蒼蠅一樣，沒有方向。他這麼辛苦，卻仍然得不到市民的認同，原因很多。但是他說，他想拚連任，因為想繼續改革台北市政府的企業文化，四年不夠，他要八年。如果，這是真話，那五成不贊成他連任的選民，應該還是不會支持他拚連任，他回醫院當外科醫生比較適合，因為他沒有給市民希望與願景，他的心願不過是個高級事務員，沒有能力成為帶來希望願景的好首長。 台北市的希望與願景是什麼？台北市除了要改預算編制的企業文化，沒有願景了嗎？轉型正義就是許多台北市人盼了數十年一直無法盼到的願景。遠的不說，愛國同心會的人當眾侮辱、攻擊港獨訪台人士—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發言人周浩輝，警察為何沒抓到人，理由何在？中正紀念堂還在紀念加害者，荒謬至今，道理何在？不改中正紀念堂名稱的無作為，就是持續在傷害歷史的真相，殘害台灣的轉型正義，毀敗台灣的國際聲譽。 選民選市長，除了不貪的基本要求外，更要求的是一個能給台北市願景的人。柯文哲在拚連任時，完全沒有提到轉型正義，可見這不是他的願望。沒有柯文哲，台北不會更差，沒有轉型正義的台北，會讓台灣繼續沉淪，混淆是非。台北市不缺無願景的市長，台北市最缺的是—真正想改革，能帶給市民做好轉型正義願景希望的市長。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阮美姝女士走了，她用她一生的心血，讓台灣人民更清楚了二二八的一點真相。她的勇氣與毅力，實在不是常人可比。我們敬佩她，她不僅是阮朝日的女兒，更是台灣真理公義的女兒，也是我們尊敬的長者。她用六十年找真相，民進黨卻為了權謀阻擋真相。 促轉條例通過了初審，現在卻在院會突然卡住了，民進黨黨團要暫緩，只因不要再開戰場。這理由如果是理由，要我們等待真相還清白，其耆老已，對於沒有多少年歲可以虛耗的長者，情何以堪？每個爭議的法案，都不敢為公理開戰場，難道是要每個議題的台灣人民都站出來，開自己的戰場嗎？ 開戰的理由，如果是正義公理，當然要義無反顧，更何況，這在立法院已經是有共識的議題。如果民進黨疼惜台灣二二八受害者與家屬的傷痛，真正重視白色恐怖受害者冤案不明的冤屈與不義，那請民進黨展現勇氣，走你們應該走的最後一哩路。人民就是最大的加油站，不要再讓他們帶著遺憾走。台灣已經太對不起他們了，為何民進黨執政後，仍要用權謀折磨他們？ 如果說，促轉條例的最大敵人是時間，民進黨的政治因素，讓敵人越來越多。長輩們等不到最後的真相與真理，不管政治權謀了，「抗議」地離世，遠遠地把我們丟在後面。如同鄭南榕說的，「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阮女士一直等到生命乾涸枯竭，民進黨仍權謀算計而沒能還她公義與真相，令人為她不甘， 也為台灣人不甘。 （作者為前德國台灣協會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恐懼改革 10月17日政論節目「正經看民視」討論轉型正義，引用本人觀點，談到德國在兩德統一後對前東德司法改革的轉型正義。德國全面解聘再重新招聘檢驗徵用， 為的就是不讓獨裁時期的司法人員殘害人權。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張斯綱被問及看法時說，東西德法制不同，像德國這樣的全面革除再徵用，台灣社會一定亂。如果持續的改革就是亂的定義，那人民何須要新的政權？台灣沒有對過去追究加害者的罪行，而加害者似是而非的言論混淆視聽，也讓我們認不清加害者的面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ZE7rEQrWg 德國並非完全不採用前東德的法官與檢察官，而是解職重新檢視，並給司法人員三年試用期。他們用民主國家制定的基本法標準，去檢驗每個法官與檢察官過去所審查與起訴的案件。也調閱過去他們的檔案，得以了解他們是否受到獨裁政權主導，而違背良知做出不公審判。如果在資料中被認為遵守良知，未受獨裁統治影響，並保證未來會遵守民主國家法治基礎從事法務工作，也願意接受民主法治訓練，過去的司法人員經過檢驗仍可以繼續任職。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因為社會主義體制國家與西德共和國不同的國家體制而被解職，而是因為民主法治價值而必須全面接受再檢驗。對前東德司法人員來說，這確實是個很大的變動，但是為了民主價值與人權，他們必須接受檢驗。 2011年11月德國統一20週年的慶祝會上，當年主掌德國司法改革的司法部長基克（K.Kinkel）發表演說，提到德國大刀闊斧的司法改革實有必要。沒有這樣的司法改革，前東德將無法進入民主法治的社會。他知道改革需要勇氣與毅力，他用前西德邦檢驗並協助建立前東德邦的司法體制，由一至兩個前西德邦對應協助檢驗一個前東德邦。讓每個前東德法官與檢察官重新受檢驗，這是多大的工程，但是他們做到了，2178名前東德法官與檢察官提出復職徵選，個個檢驗，一步一步地到位。他也提到，柏林的法官與檢察官在解職後重新提出申請應徵者，僅有15 %通過檢驗，其他前東德地區則有58%的法官與檢察官通過檢驗繼續任職。他承認身為首都的柏林，因為是全國的民主價值所在，檢驗從嚴。 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在紐倫堡大審判後確實剷除了一些主要加害者，國家行政與司法工作也不允許有納粹背景者從事，因為審判也建立了社會判定是非的價值觀，誰是加害者清清楚楚地曝露於世人眼前。但不到幾年時間，冷戰開始，美國要求德國掃除納粹遺毒的政策改變，再加上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總理艾德諾的刻意鬆綁，讓納粹勢力再得以復甦得勢復任各項公職。一直到戰後25年的1970年政黨輪替，由抗納粹逃亡的社民黨Willy Brandt布朗總理主政，才真正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認錯，並開始由政府帶動轉型正義工程。德國是加害者國家，人民與公職都是社會的成員，有人選擇服從，但也有人選擇不服從。戰後不久，第一任服從當年納粹的、算是共犯結構中的艾德諾總理，不曾真正認錯，也不願面對真相，用製造對立亂象為名義，讓納粹的共犯復職，其實彰顯了自己也是共同加害者的面貌。而在當年納粹時期逃亡，反抗納粹強權的社民黨總理布朗主政之後，才能真正跳脫共犯結構的架構，找出加害者才有可能。這與台灣現在政黨輪替，人民期待新政府人事可以強力改革是一樣的處境。 Willy Brandt布朗總理（圖片來源： Bundesarchiv CC-BY-SA 3.0） 累犯的加害者復出 馬英九是過去獨裁時期的共同犯罪結構下的加害者，沒有認知錯誤的能力，自是必然，猶如德國當年的艾德諾總理。馬掌政期間，殘害民主與司法獨立審判，就是加害者不認錯的最佳例證。德國直到1967年，歷經納粹獨裁統治後22 年的學生運動，才讓政權動搖，才轉由反抗權威的社民黨布朗掌權。台灣也是在解嚴後27年出現了太陽花學運，才由新的年輕人帶領台灣走出舊體制的困境，讓反抗權威的民進黨得以全面執政。張斯綱說，過去陳水扁主政，不也是蕭規曹隨，那是因為國會沒過半，轉型正義無法徹底執行，法律無法改。現在的民進黨更應該積極修法，讓不能追究戒嚴時期加害者的國安法第九條文廢除，還人民公道與清白。 沒有追究加害者的政治，也讓我們看到加害者政權完全不會反思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地用威權遺毒任意傷害人民權益。郝龍斌用國家機器整肅蕭曉玲老師，就是沒有追究加害者的遺毒，是沒有加害者的社會體制下的「經典傑作」。找出加害者，其實完全與報復無關，找出加害者的目的，是要讓台灣社會不能再允許有累犯的加害者出現。加害者不知認錯，台灣的獨裁政權就會像郝龍斌與馬英九一樣，在掌權之後重演。   相關連結： 德國的第二次的轉型正義─解聘獨裁時期的所有司法人員，重新招聘

  國民黨黨產遭凍結，馬英九嗆聲說民進黨政府追殺，說黨產會是法西斯政權。這種話語，應該是過去戒嚴時期白色恐怖受害者向獨裁政權說的，現在由當年的加害者說出來，實在非常荒謬與可笑，也為台灣感到悲涼。 台灣社會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問題，一直沒有被面對。很多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怕被說成是報復追殺，使得很多冤案連加害者都不敢責怪，以致讓過去沒有被究責的加害者，沒有犯錯的認知，而自以為過去的行為是被允許的。一旦再拿到政權，就還是用過去那套繼續迫害，例如馬英九之於陳水扁，郝龍斌在加害者遺毒下仍繼續使用國家暴力迫害蕭曉玲老師。過去的加害者現在沒有政權了，他們沒有認錯，就像毒蠍一樣，不斷在社會上放毒，反咬要公平正義，把對的說成錯的，顛倒是非，混淆價值。 馬英九的政權，就是台灣沒有追究加害者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現象。轉型正義沒做好，沒有追究加害者，讓加害者自認為是清白的，而被害的受害者沒有被平反，在法律的天平上，永遠是錯的一方。民進黨執政後，加害者一方的國民黨完全不認錯，反咬過去權益受害人民的話語一一浮現。馬英九在過去威權時代，曾參與獨裁統治，是獨裁者扶植下的接班人，是標準的加害者共犯。在他的政權下，希望加害者自己追究責任認錯，根本是癡人說夢。在解嚴後，因國民黨這個加害政權仍持續存在下，制訂了國安法第九條，…「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該條法律明列，不允許戒嚴時期被判定的案件得以平反，目的就是要掩護加害者的罪行。把過去加害者做錯的事都一筆勾銷。這樣的法律功能，就是當年加害者害怕自己被追究責任刻意留下的。 德國對納粹罪犯為何要無限期追究責任？原因不完全是要對這些垂垂已老的人施加懲罰，而是要讓社會有是非論斷的標準。身為加害者的納粹共犯就是不對，無論逃到天涯海角，海枯石爛，只要人活著就必須追究責任。要加害者認錯是最大的目的。而台灣過去沒有能力處理的追究加害者問題，民進黨應該勇敢地一肩挑起，重新修法，除了討黨產之外，更要加害者認錯，還受害人民清白與公道，防範台灣今後再有加害者復出的言行與政權。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蔡總統欽定戒嚴時代的檢察官也是司法加害者謝文定當司法院院長，聽來實在令人毛骨悚然。戒嚴時期的不當判決中，謝文定擔任過檢察官，是共犯結構下的幫凶，並曾獲戒嚴獨裁者蔣經國頒「最優人員」，這樣完整的加害者資歷，竟可以讓蔡總統欣賞，不知蔡總統心中的轉型正義為何。 曾為法學教授的蔡總統，難道不知道戒嚴時期在共犯結構下的檢察官其實就是體制下的加害者。加害者，根本就是罪犯，應該追究責任。縱然我們在戒嚴時，司法放過他們，但是他們本不該再成為司法體系的執法者，早應建立一套退場機制給他們。而現在口口聲聲要做轉型正義的蔡總統，卻要讓加害者成為司法的守護者，顛倒是非，成為世界笑柄。 在台灣戒嚴時代，加害者不但無須承擔錯誤，也無須追究罪行。當年人民被剝奪人權，似屬常態。受苦的台灣人民前仆後繼地用自己的血汗、青春與性命，以和平的方式換得今日珍貴的民主與自由。但這不代表，我們就因為沒有審判而失去是非對錯的準則。德國的轉型正義之所以受到世人尊敬，是因為他們繼續審判追究。當年加害者的殺人罪終身追究，沒有追訴期限。 而台灣的轉型正義，在解嚴後國民黨繼續執政下，完全沒有碰觸。當年的戒嚴時期在解嚴前，就已經擔心加害者被追究責任，而另外訂定一個完全不允許追究加害者罪責的法令，用來保護當年的加害者。使得台灣在述及戒嚴時期不當判決案例時，都只有受害者卻完全沒有加害者。這個荒謬，不僅無解，還在總統心中失去份量，才會讓總統忘了戒嚴時期加害者的存在。台灣長期以來，因為沒有公正審判，所以就沒有清楚的是非，才會讓社會長期被加害者用似是而非的語言製造紛爭與對立，導致連總統都混淆是非了。 （作者曾任德國台灣協會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德國這邊我遇到的各地難民，敘利亞、阿富汗、厄利陲亞、衣索比亞、伊朗等大大小小的國家，年紀有五十歲以上待在德國十多年，也有許多新來不到一、兩年的年輕人；更有許多跟父母來，以及根本沒有父母照顧的未成年青少年，大家對家鄉都不敢有期望。回去家鄉這件事，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惡夢一場。對於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們都會說那裡才是他們真正的故鄉。在台灣，除了原住民外，台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新、舊移民，不論何時來台灣，大家的想法都是如此，不然當年何須連根拔起，要到新的地方來落腳生根呢？ 難民在世界各國都沒有貶抑的意思，更多的是展現人道應有的關懷，世界各國為人道理由多有制定難民法。有難民法，才能人道救援深陷困頓無家可回的難民。不管是新舊移民在台灣都是命運共同體，只要認同土地，對台灣都是有貢獻的。台灣這個無論是真實地緣之故或在聯合國中都與世隔絕之島，對於難民的說法，不但沒有世界觀的人道關懷，在洪素珠謾罵老榮民影片中，更是沒有同情、同理心還變本加厲地充滿歧視的意味。洪素珠要難民回去，其實根本是幼稚到毫無一點人道的理念。難民是手無寸鐵毫無抵抗力的人，他們尋求的是保護，因為他們以前住的國家已危及到他們的生命。 難民的說法，對擁有世界上最多財產的國民黨人士說，根本是不能被接受的。的確，以一個流亡政府帶著武器並就地接收日本軍備，再高壓統治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來說，這個從中國流亡而來的政府軍官，的確不是難民，而是享有特權打壓台灣人民的權貴，他們強暴台灣民意，不允許台灣人民可以擁有正常國家的發展，本質上他們就不是難民集團，而是流氓集團。 在整個洪素珠事件，牽動人的神經底線的，應該還是認同台灣的問題。這也是台灣七十年來不敢共同面對的問題。中華台北、中華民國對內外騙久了，有一天就真不知道該做台灣人，這才是台灣這塊土地上，每個人都應該清楚認識的問題。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德國台僑）

    作者：劉威良（德國台僑）   馬英九當總統時，有沒有把台灣當一個國家來治理，我們無從得知。黑箱服貿與馬習會的一中不表，早已讓國人對他對台灣的忠誠度劃上問話。現在卸任不到一個月，就急著到中國去朝聖。表面上是去香港受獎演說，但是以一個前國家元首的高度，不到三十天的卸任，就要申請到敵國去，不會有損國家國格，不會有洩密之嫌嗎？馬英九的買辦之心，昭然若揭。台灣已經給他卸任元首的禮遇，他既享有前元首的待遇，就必須遵循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前元首代表的就是台灣國家元首的高度與象徵，並掌握有國家最高的機密。   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卸任不到一個月，出國的第一站就要去香港敵國屬地。可以的話，馬英九應該會更想去神州大陸朝聖謁陵。一個總統規格的國家代表人物，才剛卸任就前去敵國屬地，毫無問題，那麼我們何須「國家機密保護法」？台灣身為國家，應該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 不能讓馬英九在卸任後，繼續蹂躪台灣。

  今年我第一次參加了抗議世衛排拒台灣的宣達團。今年，我們也參加外交部所辦的座談會及邀宴。外交部希望我們理性，民間辛苦努力，希望當政府的後盾，但常不被肯定。 林奏延部長中華台北的身分及說法，其實完全是自斷手腳。沒人要我們認中華台北，他何須配合演出，這不是跟馬習會的馬英九一樣，自己為討好對方而說出中華台北一樣。林部長是代表台灣人民的政府代表，他不能在場說什麼。我們台灣人，只有無語問蒼天，想不清新政府，不但不爭取國際正名機會，還用中華台北自限。不是說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嗎？中華台北，是憲法的規範的嗎？ 台灣人，從不可能在任何場所，會稱自己是中華台北人。為什麼見到中國，就把自己給矮化了呢？反而別的國家，還幫我們正名。自助而人助，我們自己軟骨頭，就不能怪別人打壓。 如果是這樣，台灣的官方與民意代表，即便是台灣人民在會場都被要求理性而不准抗議，都不能為台灣人民發聲。那就在世衛開會期間讓大看板與行駛的公車為台灣人民說話吧！記得我們在湖邊發傳單時，很多人讀了資料，問我，「我可以如何幫你們？我可以做什麼來支持你們？」我只是笑笑而無言，因為我們確實沒有清楚的路線。 台灣不是世衛成員，這種不公平的國際事實，我們應該讓全世界知道。如果在會場，我們被要求噤聲，自我矮化才能保障拿到下年度邀請函而出席，那大可在世衛開會期間，買下日內瓦巨幅廣告及穿梭巿街的公車廣告。讓關心健康的世界各國與會專家學者及巿井百姓，都看到台灣被世衛拒絕的真相。讓穿梭日內瓦的公車，為台灣代言。 （作者為旅德台僑，著有《借鏡德國》）

作者：劉威良（歐洲台灣協會總幹事）   行政院長張善政顯然沒來過德國，才會說出：轉型正義能增加多少GDP這樣的話。   德國的轉型正義是世界上做得最徹底的國家，每年光是參觀過去一個集中營的人數，都是以數百萬人次計。再加上許多為反省過去歷史事蹟的藝術作品與博物館，除了讓世人更增長對過去歷史的認知外，更是一筆有形的觀光財產。柏林因為兩次的歷史交錯，一次納粹與一次東德圍牆倒塌之歷史因素，增加許多的歷史教育的觀光價值，柏林人的GDP，不會因為上百萬以上觀光客前來而提昇嗎？全世界人現在去柏林，不去看倒塌的圍牆，不去看過去東西德分裂時的檢查哨，恐怕是會被譏笑的。   德國在二戰前納粹時期的虐殺人類上千萬的集中營，至今在德國，甚至在波蘭的最大規模、最殘忍、虐殺最多人的奧斯維辛Ausschwitz集中營都沒有拆，它們都保存到現在。目的是提醒世人，德國當年如何殺害猶太人及其異議份子。德國做轉型正義的歷史工程，其實是有著深層的歷史意義。很多德國人參觀完之後，痛哭而出，悲傷的理由就是「我們用什麼償還人家」。現代很多德國人雖然知道所有的歷史，也看紀錄影片報導，卻許多不想直接去看過去的傷痕，再去碰觸自己前人在納粹時代 的共犯瘡疤。希特勒在德國人心中是個歷史傷痛，絕不是什麼英雄，現代德國人也不了解有些在世界各地的人，還在崇拜希特勒的心態， 對他們來說， 崇拜希特勒簡直就是對德國人的最大侮辱。   過去的希特勒，在二戰時也是全國的英雄人物，將全民洗腦，妖言惑眾、獲得全國人民崇拜，發動戰爭不說，還殺害自己的猶太民族的國民達六千萬人。一個人的瘋狂，造成了世紀的災難，光希特勒納粹時期就在歐洲殺了八千萬的人，是現在一整個德國全國的總人數。這些集中營已成為世界的遺產， 就算德國人要拆也不能拆了。   另外，有些德國集中營，因為現在收難民空間不足，也暫時安置著從中東或非洲逃難而來的難民。過去的囚禁、屠殺之處現在成了難民避難的地方，歷史與現在沒有斷過，同樣一地，可以屠殺也可以避難。屠殺虐待及人道接待都在一個地方，相差七十年，曾遭歷史巨輪輾過七十年的德國人，他們的改變真是令人無法想像：七十年前殺人如痲的民族，七十年後伸手擁抱戰亂中跑來的世界難民。   德國在二戰之後，在柏林國會旁蓋了紀念受害的猶太人碑林，面積與中正紀念堂差不多大。戰後的台灣，經過日本恐怖統治四十年，人民還是害怕威權統治，只好任其統治者允取允求，又讓加害的政權繼續用被害者的血汗錢，建造崇拜殺人魔王的紀念堂。這兩個紀念的建築意義大相徑庭，但是中正紀念堂如果不拆，呈現被害人的無力與悲哀的一面，可以加註說明， 凸顯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一步一腳印的艱難與可貴。   德國現今留下的還有納粹時代的加害者遺址，比如當年的紐倫堡大審的審判現場。紐倫堡大審的審判法院有定期展覽及提供參觀，目前也仍還是一個正常運作的法院，仍開庭運作中。另外紐倫堡也留下了當年在紐倫堡的納粹中央黨部，地基龐大，氣勢浩瀚。在納粹時代的中央黨部的城市所在法院， 審判當年的納粹共犯。   加害者的行徑在後人看來歷歷在目，所有的遺跡都改成紀念館，都有專人做適合年齡層的專題講說。紀念館並且與民間研究歷史的機構合作， 讓人也可以邀請民間專家的研究者來特別談德國的歷史脈絡。   德國的近代史中的歷史遺跡多是負面的，但是每年都會有數百萬人特別來看德國的轉型正義遺址，這也成了德國另一種非常具有特色的觀光價值。民主的價值是教育人民獨立思考，爭取權益的信念，沒有哪個國家就是先進而優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必須反省的過往。德國過去是世界的加害者，他們國家願意面對，不迴避過去成了世界轉型正義價值的典範， 也造就了民主教育的觀光價值。觀光不是只有吃喝玩樂，深度的知識旅遊，讓觀光更具深層教育意義。

  這一兩天我們小城的地方報紙，刊登了大幅版面的職業技術訓練的介紹，這次是報導焊接金屬手工業，招攬相關鋼鐵工業做焊接鉗工的職訓生。除了報導這個工作內容外，也強調這方面人才很被需要及這個工作的實用性；並且強調這個職業是現今所有營建工程都可能用得上的職業。報導中也登上好幾則職訓生親身體驗的感想。 最近建中校長一直在強調明星高中學校的重要性，但是台灣工業經濟要持續成長，光有頭殼沒有手腳要如何成長呢？傳統以來，就強調考試考得好，才是社會需要的精英；那麼產品的製作與營造的實務工作，誰來執行呢？ 德國社會雖有精英，但是他們非常尊重會動手做事的人。很多人雖然進不了大學，但是學校教育九年或十年以後，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的職業學校，他們覺得更是難能可貴。在實用高中與基礎中學的中學生，他們的目標不是上大學，但是他們都會去職場實習一兩個星期，探索自己就從工作場域中開始。有的人喜歡玩摩托車，就可以去賣摩托車的店家實習；喜歡動手修理的，也可以去腳踏車店學習裝修；有些想走醫療行業的，也可以到醫院實習。通常非普通高中的一般中學畢業生，大多有過實習經驗，就會比較自己的性向，知道以後職訓該申請什麼，也比一般普通高中生更清楚自己的性向與志趣。另外，一般德國普通高中畢業生，有些還不知性向者，通常也不會馬上去唸大學，他們多會去做志工，去海外學語言等，也有希望去找職訓，學得一技之長。 德國的教育注重實用性，他們沒有士大夫為貴的老舊觀念。也是因為這種注重手工的觀念，讓德國一直到現在手工業的製造，仍是獨步全球。他們喜歡用手做事，也珍惜用手親自做出來的製品。在大學課堂上，有些女學生還會邊聽課邊織毛衣或襪子。在火車上或任何閒暇時間，都常有人會低頭織東西，看了讓人傻眼。在家中，修腳踏車、裁縫窗簾及抱枕都是自己來；自己烤蛋糕、麵包，都是基本要會的家務。總之，德國人除了喜歡看書、也是個崇尚手工製作的社會。對於讀書不會動手做事的所謂精英人才，在他們眼中其實是很蠢的專業白痴。 但願台灣的職業學校，社會可以多肯定一些。教育重視職業的專業訓練，可讓眾多學子訓練手腦並用，讓他們深具信心地走自己喜歡的路。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

這幾天我陪伴來自敘利亞的難民去勞工局找工作，德國為難民勞工的服務效率， 真是讓我大開眼界，也看到德國在這一波難民潮中，因為國家有效率的安置，將讓這波年輕勞力成為未來的強大的生產力。 我陪伴前去的難民，敘利亞人，男性，28 歲。很有工作意願。他來一年半了，已經會簡單基礎的德文。他想再多學點德文，做個職訓，趕快工作。過去，他曾在黎巴嫩紡織業工作六年，大學在黎巴嫩念了法律兩年中斷。德國新聞每天都說，難民是問題，我就想知道，公務員體系如何看待與處理難民。 預約的時間一到，工作介紹單位請他就坐後，就馬上提到，她有一個很好的專案，可以符合這位難民的需求。這個案子是由勞工局提供語言班課程，並與倉儲產業結合的專業。她知道這位難民是學倉儲的，所以上個這個課程後，會有這方面的專業語言，對未來找工作一定有幫助。這個課程除了有一個星期三十小時的語言課外，另外加上一個星期十個小時的實習，課程上課內容多是與倉儲就業有關的專業用語。她希望，他今天可以給答覆，因為下個月一日就要開始試用階段，如果他還有興趣，正式的課程是六月二十日開始，課程持續到明年一月十日截止。專案課程學習期間，公司雇主也會了解學員的學習態度及語言能力。產業的雇主在這個專案計畫中看重能力好的員工，課程結束後就會僱用。這個計畫是倉儲產業與政府勞工局一起合作的專案計畫。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我跟勞工局雇員說，其實他學得是紡織的進出口，跟倉儲工作不一樣。她說，這個語言課很充實，不妨試試，如果不好，試用階段，雙方都可以拒絕。她說，她有兩百位的客戶，她一看到他上星期再次給她寫信求職，並且要學精進語言，她就趕緊邀他來談。因為這專案下個月就要開始推動，可以考慮的時間很短，難民朋友其實有些猶豫。我也給勞工局雇員看了，我原本要跟她談的另一個計畫。在我們城裡，也有一些幫忙外裔族群的類似計劃案。我提的那個專案是，針對家政、修自行車與整理花園等工作結合的一年期專案計畫。這計畫主要對象是外裔人士， 有專業社工可以幫忙輔導寫謀職信，以及提供工作實習及語言學習。不過，一星期只有20 小時。 我聽了聽勞工局的專案計畫，看難民朋友很猶豫，幫他評估了一下。建議他參加勞工局的計畫看看，有整天的課，來參加也沒有什麼不好，雖然路程要花一個小時才能到，但是所有車費都有補貼。就算真的覺得不好，之後還是可以拒絕。就在我們等待勞工局處理的期間，雇員特別又詢問需要翻譯嗎？不久，走來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先生，年輕的勞工局雇員，態度很客氣地跟翻譯說了內容，一段又一段，翻譯也一段又一段翻。難民跟翻譯員說了一堆阿拉伯文後，事情就拍案暫定下來。另外勞工局也問了難民前來的車費證明。他搭車到勞工局的所有火車與公車費用，勞工局都會全數補貼。 回來的時候，我問他，有一個月四百歐元的零用錢，又無須繳交房租、水電與暖氣費用，何須急著找工作。他說，我以後還要結婚成家，這一點錢怎麼夠。也對， 年紀輕輕，你要他沒事坐領這少少僅夠生活的錢，他也不要。看難民拿比我新的手機， 知道他有一台運動型自行車，我問他一個月錢這樣夠嗎？他說，不太夠， 有時家裡也會給他寄錢。 他也談到，他來德國這段艱辛的過程。他搭著從北非利比亞出發，載著一百多個人的小船要到義大利，小船開到一半壞了。在大海中，船中的兩個人跳海奮勇地游了三小時，向探勘油船的大船求救。後來，大船開了小摩托船了解狀況，即刻求救紅十字會開船來協助救援。在救助船上，危險區來的難民被載往義大利，不是危險區的還是會被載回原地。我跟他說，他很命大。 出來勞工局後 我們遇到門口三五成群的難民朋友。有兩個白鬍子，三個年輕帥哥。一個會說一點德文，他說是在敘利亞的物理老師，現在還在念基礎班德文。目前偶而當翻譯，希望可以上大學。戴著眼鏡，非常有自信的站在寒風中介紹自己，神情堅定。他二十二歲，我想他可以做到。我跟他說，我前陣子參加討論會， 手邊有一些要協助難民念大學的資料， 會再給他。 兩天前，我與朋友到我們的國際咖啡Cafe International去，參加難民的文化活動。這個國際咖啡是我們市府特別為難民開闢的公共空間。地點就在市中心的青年戲劇院內。一個星期兩次，很多志工都會去。今天因為文化活動特別熱鬧，又見到了許多新面孔。坐在我面前的30歲的敘利亞人，皮膚黝黑，精神飽滿，講一口如同好萊塢電影院般的流利的英文。他說，他才來兩個月，以前讀美國小學，專業是電腦科技Computer Science。看他風度翩翩，我還覺得自己是在電影劇情中。 我們談到家鄉的概念。他說，家鄉對他來說，不是他出生的地方，而是可以給他安全和工作的地方。我說，我有兩個家鄉，台灣是，我落腳的德國也是。問他為何要逃出敘利亞，他簡單地說「每天出門後，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今天回得了家的感覺很差。」 他平淡地說，我卻感到深沈的悲傷在裡面。他才來兩個星期，他說他下星期就有德文課程可以上。我很驚訝，德國政府辦事一向慢吞吞，最近為了難民，做事效率超快，這個大轉變有些超乎想像。我很好奇，他知道危險，怎麼還拖了這麼久才出來。 他說，母親病重，他不可能出來，等到母親乳癌過世了，他才可以出來。悲歡離合，難民沒有太久悲傷的權利，母親的離世，給了他人生新挑戰。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個國家的強大，其實體制的彈性化與公務員的效率，是可以讓人民可以感受到。即使現在德國右派成了第三大黨，可是德國去年的政府的營收也創下了新高。難民來，德國這個一向保守的社會相當恐懼，恐懼外族侵犯是可以理解的。不過， 根據德國憲法接收的百萬難民，德國就像發另類消費券一樣地，增加了大量的開支，也促進了難民的消費經濟。增加的百萬難民，他們生活費用都需要在德國開銷，從麵包、衣鞋到手機電話與通訊話卡與各式電子產品、運動用品。德國人民一向節儉，難民來什麼都是零，也什麼都要消費購買。 在經驗中，我認識的難民，他們的手機都比我還好，自行車也都比我潮，但我一點也不感到不舒服。因為他們的消費就促進了經濟成長。他們兩三年後努力學德語、做職訓、找到工作，都是我未來的退休金保證。右派的勢力最近在大選中雖成第三大黨，顯然保守的德國人起了很大的反彈。但是只要經濟不墜，那麼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還是一樣可以接受。就像過去，希特勒會起來，也是經濟壞透了，當年德國人民簡直也無計可施了。 德國難民越多，經濟不但沒有垮，反而增加年輕生產力，也加蓋很多房子，經濟是走向正面的，這是好事。過去幾年來，德國政府花大錢，補助生小錢，一年可以花上百萬的台幣，鼓勵一對夫妻生小孩，效果卻相當有限。這群大量湧現的年輕難民，保證了目前面臨人口衰老問題嚴峻的德國人退休金，也讓德國人口年輕化。接收難民是人道，也促進了經濟與生產力，正面經濟影響一直在成長中。 難民聽說有造成社會治安敗壞，但完全沒有在我們城市發酵。可能是小城市大家都很熱心與難民為友，發揮人飢己飢的精神。本城曾經發生了在Disco 的性騷擾案，讓經營的老闆祭出不准難民進入的手段。經過公開協商後，他們難民自成了一個陪伴引導的體系。要來Disco的難民，要有熟人陪伴引導規矩，免得造成婦女的困擾。 社會有大量的外人前來，一定會有文化衝突，政治就是一個民意的檢驗。但是社會也像人體一樣有自我防疫、適應新環境的自我更新能力，相信德國因為自己的過去歷史因素的洗滌，這一代戰後的子孫輩，已經找到可以展現了成果的機會了。

  近來因非法查緝過去檔案問題，在台灣造成白色恐怖的再現。沒有攝錄影取得的自願搜索文件，成了獨裁體制辦案的縮影。 一位旅居德國多年的台僑父親，在口述歷史中，是個被情治人員掌控的傀儡，與他同案者有的被槍決、有的被叛刑。而擁有大量田產的蔡達三，幸運逃過槍決，但當權者卻殺了他兩個姪子，硬要他屈從。背著兩條姪子人命的蔡達三，被強迫自首，被當權者利用來升官，搖身一變，成了蘆竹鄉農會理事長及桃園水利會理事長。 當年當權者號稱要扶植他，卻操控他、誣陷他虧空公款，讓他最後「自願」散盡家財，逃亡巴西。 我的朋友直到最近對其父親的作為都還感到十分羞恥，覺得自己父親是貪官污吏、賣友求榮。每次提到父親，她總是情緒失控。歷史的傷痕，已在受害家屬生命中留下永遠的創痛，一直沒有的真相，也無從定位。現在想想，其實當年他們一家人的生死，都在他父親的一念之間。但是全家人沒人明白他，以為他貪圖富貴、賣友求榮，殊不知被當權者留下來的活口，受盡終身身心折磨。當年做了水利會理事長的蔡達三，受情治人員操控，最後被「虧空公款」，以今日的說法就是自願「散盡家財」。假扶植、真誣陷，是台灣當年搶奪民產的歷史真相。強行沒收而來的贓物，今日變黨國財產，其行徑與強盜毫無二異。 二二八的真相，對很多當事人與心靈受創傷的遺族家屬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因為只有真相才能療癒創傷。兇手與蒙受冤情的被害人或多已不在人間，但是家族子女對蒙冤者的感情創傷、名譽清白，多只能從模糊中想像，這也是遺族子女心中最大的痛。檔案沒有公開，只要捕風捉影談到二二八，都一再地向遺族子女久已未揭的傷口撒下鹽巴。 唯有儘速公開檔案，才可以了解真相，才能還原歷史。而真相的發現，也才是這場世紀悲劇中心理創傷的最好良藥。 （作者為德國精神科護理師，德國台灣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