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台灣獨派人士召開記者會，發表《新院長，新思維，要接軌，要公元》之新聞稿，呼籲廢除中華民國紀年。新聞稿指出，民國的紀年在全世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實際管轄地區內使用，全世界都不承認民國紀年之適用性。台灣理應採取公元紀年，因為「公元紀元是世界通用的，廢民國改公元，最基本的原因是讓台灣國際化，同時去除雙軌紀元造成理解上的混淆與溝通上的障礙」。 我舉雙手贊同該建議。廢除中華民國紀年，正當其時。 首先，公元紀年是當今世界最通行的紀年方式，全球有九成以上國家採用公元紀年。聯合國也採用公元紀年，台灣既然謀求重新加入聯合國，不妨在紀年方式上先與聯合國接軌。使用其他紀年法的少數國家，理由大都比台灣更充分：或是非基督教的古老文明，如以色列用希伯來曆、伊斯蘭國家用伊斯蘭曆、泰國用佛曆、伊朗用伊朗曆等；或是用帝王登基的年份紀年，如日本仍用天皇的年號；或是獨裁者「欲與天公試比高」，北韓使用以金日成出生年份為起始的「主體曆」─金日成正好是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那一年出生，所以主體紀年與民國紀年一致。 其次，民國紀年並非台灣自身發展出來的、值得珍惜的傳統，而是國民黨政權遷居台灣之後強加給台灣人民的「外來物」。蔣介石政權並未充分現代化，對日治時代台灣現代化的成就既羨慕又仇恨，不惜使用種種欺瞞的手段，消除日本統治過台灣的痕跡。其手段之一是，將過去凡是用到日本年號的物品或文獻一律改成民國紀年。比如，台中一中建校紀念碑，碑文上的大正三年就被改為民國三年。此前，宜蘭縣政府教育處長陳登欽批評說，此舉對歷史教育或研究造成困擾，因為日治期間台灣與民國並無關聯。這種偽造歷史的做法實在不足為訓。 再次，真正的中華民國早已在一九二七年就被蔣介石所顛覆，再用民國紀年顯得不倫不類、畫虎不成反類犬。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將此前中華民國為世界和民眾所認可的國旗、國歌等象徵物統統更改，在「軍政」的旗號下，連憲法和國會都被「臨時擱置」。歷史學者汪浩指出，中華民國不是死或未死的問題，而是死了幾次的問題：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是中華民國的第一次死亡；一九四九年，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出中國、流亡台灣，是中華民國的第二次死亡；一九七一年，寄居台灣的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失去了普遍意義上的國際法地位，是中華民國的第三次死亡。未來台灣國宣佈成立，將是中華民國的第四次死亡。所以，何必使用殭屍的裹屍布？ 如今，即便是自稱捍衛中華民國及其一切象徵物的國民黨，也悄然對民國紀年偷梁換柱。中國國民黨奴顏婢膝地給開十九大的中國共產黨發去賀電，在電文的末尾處有一個突兀的年份，卻無「中華民國」四個關鍵字。國民黨發言人辯稱，此乃國共兩黨之「共識」。可是，共產黨連提都不提這份賀電，因為他們認為國民黨並非「外國政黨」。 其實，共產黨跟國民黨一樣精神分裂，中共宣傳部下文命令，所用公開出版物上不得出現民國紀年的字樣；但若民進黨政府用行政法令的方式廢除中華民國紀年，採取公元紀年，共產黨一定又要抓狂，乃至派出第三縱隊來台灣興風作浪。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在台灣教育界關於古文在國文教育中所佔比例的爭論中，若干所謂專業人士或教育界資深專家，連續發表荒腔走板的言論，與社會現實及青年學生的實際需求格格不入。 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召開記者會，要求「堅持程序正義與教育本質」。前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指出，若不學文言文，法律、數學、科學等術語都會沒辦法理解。中山女高退休教師譚家化說，大量的文言文可厚植人文底蘊，訓練邏輯思考能力，培養正確人生觀、高尚道德，有美好的生命情懷，若是揚棄「中華文化」，則社會消失仁愛、誠信、禮義等規範，趨向於現實功利。 這些自相矛盾的說法，顯示教育界觀念落伍、思維僵化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劉校長強調文言文與法律、數學、科學的關係，殊不知，中國兩千年來從來不是法治國家，哪有法律傳統？中國古代在數學和科學方面的成就，遠遠不能與古希臘等西方古代文明相比。今天的學生直接用英文就能輕鬆地學到最尖端的數學和科學知識，很多頂級的華裔數學家和科學家長期生活在歐美國家，用英文作為研究和教學的語言，他們並不熟悉中國的古文，絲毫不會阻礙他們在專業上展開深入研究。 譚老師的說法更是讓人莫名驚詫：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最缺乏的就是邏輯思維。中國的古文是一種反邏輯的、至少是邏輯薄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靠學習古文來訓練邏輯思考能力，簡直就是緣木求魚。另外，靠死記硬背大量的古文，就能樹立仁愛、誠信、禮儀等「規範」嗎？在專制皇權時代，儒家經典是每一個士子「十年寒窗」、「頭懸樑、錐刺股」的主要學習內容，甚至是他們求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難道那些飽讀四書五經的儒家官僚個個都會兩袖清風、並學以致用嗎？譚老師大概古書讀得還不夠多，我推薦她該認真讀一讀《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譴責小說」，去了解了解為什麼古書讀得越多的人，道德越是敗壞。 如今，台灣社會仍然在討論一百年之前「五四運動」早已解決的文白之爭問題，因為台灣並未經歷一場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當年，還未掌權的國民黨要人如孫文、蔣介石等，外在於「五四運動」乃至反對「五四運動」，他們對五四的精神內核如民主、科學這些西方現代價值非常反感，一方面倒向蘇俄、從蘇俄引入共產極權主義及武器和資金的支持，以此發起北伐、奪取天下；另一方面，他們又自欺欺人地利用中國傳統文化欺世盜名、麻醉人民，破壞公民社會的形成，因為順民最容易被統治。 自從國民黨和蔣介石敗退到台灣之後，雖然以「自由中國」為標榜，卻不敢讓台灣民眾享有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只好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來對抗無孔不入的共產主義思想。結果，數十年來，台灣社會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順民和臣民人格，即便民主化已經三十年，這種奴性毒素仍然深入人心、未被清除，尤其是在教育界、政治界和媒體界等領域，最缺少的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中國已經僵死在線裝書中的古文，無助於公民素質的培養，也無助於鞏固和提升台灣的民主化成果。古文不應當是中小學的必修課，可以被設置為選修課，由那些對文史哲研究有興趣的、或者是懷抱有文學夢想的學生選修。如此，學生可以減輕負擔、少受毒害。

香港抗議者在中國駐香港聯絡處外，哀悼劉曉波之死。（路透）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過去三個星期裡，中共驕傲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虐殺劉曉波的整個過程，即便是納粹德國，在全盛時期也不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 瀋陽司法局的官方網站上，宣佈了劉曉波的死訊，除此之外，中國沒有任何媒體報導。中國雖大，宛如一個密不透風的鐵籠子。該網站的標題，是粗俗野蠻而帶有侮辱性的「劉曉波病亡」，連「病逝」這種具有最基本尊重的詞語都不願意使用。此前，「病亡」專門用來指稱「四人幫」成員張春橋這樣的人。 如果說二十八年前的那場屠殺發生在廣場上，那麼二十八年後的這場屠殺就發生在病房裡。廣場上的屠殺，宣告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死亡，因為被殺的是「人民」，殺人的是「人民軍隊」；病房裡的屠殺，更是中國自絕於文明世界，並企圖顛覆文明世界的赤裸裸告白。 劉曉波之慘死，是中共政權剿滅成長中的公民社會之重要步驟，使得中國的公民社會又進入群龍無首的境地。中共不顧劉曉波頭上的諾貝爾和平獎冠冕，不顧國際媒體的齊聲譴責，刻意讓全世界眼睜睜地看著劉曉波被淩遲處死︱︱據知情人士透露，劉曉波的肝臟在二○一五年底就出現問題，監獄管理單位拒絕其寫家書的要求，不給劉曉波藥物，而負責劉曉波醫療事務的副監獄長王洪博離奇地在家中「自縊身亡」。 這一系列蹊蹺的事件都顯示，害死劉曉波的不是癌細胞，而是中共的極權暴政。中共以此有力地恐嚇所有潛在的挑戰者和顛覆者：劉曉波的道路不是任何人可以複製的，如果想成為劉曉波那樣的先知，在中國唯一的結局就是死於非命、家破人亡。 劉曉波之慘死，顯示西方過去近三十年來對中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全盤失敗。中共不僅用這種殘忍手段對付劉曉波，也會用來對付民主國家。這是自二戰前夕臭名昭著的慕尼黑會議以來，人類文明面臨邪惡力量的最大挑戰。 劉曉波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習近平卻志得意滿地奔赴德國參加G20首腦會議，在會議上高談闊論，出盡鋒頭，把玩貓熊，宛如慈父。此一場景，如同慕尼黑會議重演。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至三十日，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德國慕尼黑召開會議，討論歐洲局勢。希特勒操縱了會議的議題，用戰爭威脅的手段，迫使英法簽署慕尼黑協定，犧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出賣了未在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這是西方民主國家對法西斯勢力綏靖政策的頂峰，同時也是綏靖政策的末路。 六四屠殺之後近三十年，西方用同樣的綏靖政策養肥了中共政權，結果養虎為患，自掘墳墓。今天，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政治經濟體，如果再不從劉曉波的慘死中聽見喪鐘︱︱喪鐘不是為劉曉波一個人而鳴，而是為每一個人而鳴；如果再不聯合起來齊心協力對付中共這個惡魔，人類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 若劉曉波的死亡能讓全球更多人認清中共之邪惡本質，那麼他的死亡就是死得其所。

  柯文哲訪問中國，名義上是出席台北與上海之「雙城論壇」，但其行程中的重頭戲，並非與上海市長的那場會晤，而是與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特殊會談。做為地方行政首長，柯文哲談的重點不是台北與上海兩座城市的合作及交流，而是「兩岸一家親」之類的兩岸政策。似乎他不單單是台北市民選舉的台北市長，更是台灣民眾選出的台灣總統。且不說他的觀點正確與否，他的自戀和越位，已經對蔡英文政府造成嚴重的傷害。 很難想像，若是一名美國的州長訪問中國，會跟中國方面討論中美關係的走向嗎？美國有成熟而清晰的科層官僚結構，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只能由總統或國會來制訂和主導，地方首長不必也不能涉及該議題。然而，台灣亂象頻生，不僅台南市長賴清德自以為是地提出「親中愛台」的口號，並逼迫總統府亦步亦趨；柯文哲更是關心兩岸關係勝過台北市政，台北市長的工作尚未做好，就已覬覦總統之大位，難道不想當總統的市長就不是好市長？ 柯文哲用「床頭吵、床尾和」的比喻來形容兩岸關係，中共對於這張「投名狀」當然是笑納。其實，這個比喻不是柯文哲的發明，而是中共的首創。中共使用這個比喻的場合，是在其副總理汪洋訪問美國之時。汪洋在華府發表演講，形容中美之間宛如一對夫妻，雖不時吵吵鬧鬧，但日子還是要過下去。汪洋並表示，中國並無挑戰美國領導國際秩序的意圖。換言之，汪洋心目中的「夫妻關係」，美國當然扮演強勢的男性角色，中國則扮演弱勢的女性角色，中國願意「夫唱婦隨」、緊跟美國。汪洋在美國的這番示弱言論，是習近平親自的交代，否則做為副總理，他斷然不敢如此造次。所以，雖然中國國內鷹派人士對汪洋的「媚美」口誅筆伐，但其地位並未受到影響。 柯文哲仿效汪洋的比喻，在其心目中，台灣當然是弱勢的、陰柔的女性一方，必須迎合、取悅強勢、陽剛的中國的一切要求。即便中共這個暴虐的丈夫用一千枚飛彈對準台灣這個可憐的妻子，柯文哲亦照單全收。此前他承諾保障台灣媒體在會議期間的採訪自由，成為水月鏡花，居然用「客隨主便」為自己的食言做辯護，真不知他是有獨立人格和尊嚴的「客人」，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才。 共產黨對柯文哲禮遇有加，接待規格超過國民黨若干要員，國民黨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共產黨從來不做賠本生意，當看到國民黨已日落西山、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當然不願意在國民黨身上耗費更多資源。於是，在共產黨的統戰地圖上，柯文哲儼然成為第一號統戰對象—既然蔡英文不識抬舉，扶持柯文哲這個「綠皮藍骨」的「政治素人」來顛覆蔡英文政府，對中共而言就是一樁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

  長期繫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傳出身患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的消息。得知此消息之後，做為與之朝夕相處長達十年之久的好友，我極度悲痛，心如刀絞。 在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我與劉曉波交往期間，我發現劉曉波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情感細膩、開朗樂觀。他嗜好美食，喝茶如牛飲，似乎永遠不知疲勞。他有著東北人慣有的高大挺拔的身材，喜愛體育運動，肌肉淋漓，力大如牛，不像一般的書生那樣弱不禁風、背不能扛、肩不能挑。有一次，我跟他去書店買書，他買了一大箱書，我搬不動，他卻輕輕鬆鬆就搬上計程車，而他差不多比我年長二十歲。 在當代華人世界的政治評論家和人權活動家中，劉曉波是極少有的既承擔諸多社會角色，又源源不斷地產出令人驚訝、高質量作品的一位。在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期間，他每天花費很多時間與身處世界各地的會友連線，討論會務，尤其是想方設法地營救和幫助那些被捕的文字獄受害者。來自中國全國各地及海外的寫作者、訪民與各種人權案件的受害者和家屬，絡繹不絕地去拜訪劉曉波，尋求他的幫助。他的家幾乎成了一個特殊的接待站，而他本人則是時常被剝奪出行自由的一級監控對象。白天，劉曉波忙於此類事務，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讀書和寫作。在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和第四次入獄之間將近十年相對安穩的時間裡，他思如泉湧，下筆如有神，平均每天完成數千字的文章。在中國的異議作家中，沒有人比他更勤奮，沒有人比他更多地為受冤屈者出聲。 劉曉波對第四次入獄早有心理準備，他抱著「求仁得仁」的心態面對十一年漫長的牢獄之災。此前，他只是患有腸胃病，曾向獄方提出提供更容易消化的粥和湯等食品，卻長期得不到滿足。他在獄中應當每年定期檢查身體，若患有類似肝癌這樣嚴重的疾病，必定能檢查出來，不會拖延到治療相當棘手的晚期。以我對中共邪惡程度的評估，不排除獄方奉上級之命令，故意隱瞞和拖延對劉曉波肝癌治療的可能。中共當局非常害怕還剩下兩年刑期的劉曉波，在出獄之後成為中國公民運動的中心，成為一面引領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社會的旗幟。若劉曉波出獄，他很可能像當年的翁山蘇姬那樣被嚴密軟禁在自己家中。即便如此，中共仍然無比忌憚劉曉波身上蘊含的道義力量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冠冕，將其當作眼中釘、肉中刺，對其寢食不安、如芒在背。所以，隱瞞和拖延治療，讓病魔結束劉曉波的生命，是習近平的最佳選項。中共獨裁者就曾如此對待黨內的自己人——毛澤東故意不批准醫療小組為周恩來動手術，讓其失去治癒的良機，讓其在自己之前死去——對挑戰者更有可能如此行。劉霞對友人哭訴，劉曉波在獄中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療，至今不能動手術和實施化療、電療。因此，大致可以確認，中共當局要用殺人不見血的方式來害死劉曉波。 我個人期盼西方民主國家向中共當局施加最大的壓力，讓劉曉波到國外接受治療。我更呼籲，中共當局公佈劉曉波的病情報告及治療方案。我也相信，在未來的民主中國，在實現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每一個加害過劉曉波的凶手，從做為中共黨魁的胡錦濤和習近平到獄卒和獄醫們，都會被送到法庭的審判席上。 （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

  只要中共政權這一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不倒下，自由亞洲電臺的使命就未完成，它理應得到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大力支持。圖／取材自pixabay《民報》影像合成   驚聞川普政府下屬的美國廣播理事會（BBG）提出自由亞洲電臺2018年度的預算方案，2017年華盛頓總部普通話組的經費是496萬，而2018年的預算雪崩式地被裁減到區區30萬，兩個數字形成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對比。 該預算最後還需要國會通過，如果國會真的通過這個預算，等於自由亞洲電臺內部規模最大的普通話組將面臨關閉的命運。這不僅將導致數十位資深記者和編輯的失業，更會讓美國在與中國的宣傳戰中潰不成軍，進而使得中國國內備受摧抑卻又生機勃勃的公民運動失去有力的支援，並將嚴重危害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 自由亞洲電臺普通話組若被迫解散 最高興的是習當局 對於所有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各界人士而言，自由亞洲電臺普通話組的「非安樂死」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噩耗。目前尚不能確定此次預算的調整是基於川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思路，還是幕後有中國政府的壓力和陰謀——美國之音中斷郭文貴直播採訪事件之後，以批判中國極權統治、倡導和捍衛人權爲己任的自由亞洲電臺的地位更加凸顯，它成為中國政府的「眼中釘」和「肉中刺」，若自由亞洲電臺普通話組因經費問題而被迫解散，最高興的顯然是習近平當局。 自由亞洲電臺是自由歐洲電臺的「孿生姊妹」。在冷戰時代，自由歐洲電臺如同一盞傳播民主自由思想的燈塔，照亮了數億蘇聯東歐國家在鐵幕之後艱於呼吸視聽的民眾。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垮臺，自由歐洲電臺功不可沒。蘇聯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哈羅夫在回憶錄中說，他的那些批判蘇聯當局的文章，在蘇聯國內沒有媒體能發表出來，無數民眾是通過自由歐洲電臺的電波收聽到的。如果沒有自由歐洲電臺的廣播，他的聲音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完全被局限在少數異見人士的圈子內；有了自由歐洲電臺的廣播，他的思想則如同一道閃電，鼓勵了無數民眾挺身對抗專制而腐敗的蘇聯共產黨。在自由與專制的鬥爭中，自由歐洲電臺起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佳作用。 同樣，自由亞洲電臺如今也在扮演同樣的角色。冷戰雖已結束，歷史尚未終結。中共政權在六四屠殺之後，擦乾白手套上的鮮血，以低人權、高汙染的「中國模式」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快車，迅速取代昔日的蘇俄，以「大國崛起」的姿態挑戰近代以來形成的普世價值。於是，中美之間的對決，不僅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較量，也是文化、思想、價值之爭，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宣傳戰」。川普政府上臺前後，我在華府的多次智庫研討會上強調說，必須加強自由亞洲電臺的地位，自由亞洲電臺的角色極為重要。自由亞洲電臺每年數百萬美金的預算，還比不上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下的一枚導彈，但它達成的改變和翻轉人心的效果是導彈遠遠無法企及的。 比如，如今在獄中的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其第四次入獄之前，是自由亞洲電臺常常訪問的對象和聯繫密切的專欄作家。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劉曉波爲自由亞洲電臺撰寫了許多如匕首投槍般的文字，這些文字轉變成電波，啓蒙了無數在黑暗中尋求光明的中國人。 中國砸錢全球收買媒體 西方在宣傳戰中已居下風  又比如，我的家鄉是四川成都郊區的一個小鎮，很多民眾每天都定時收聽自由亞洲電臺的節目。我雖然被迫離開中國，家鄉父老卻能聽到我在自由亞洲電臺播出的專欄文章，中國的防火墻無法阻擋電波。由此，我也準確地把握到中國的脈絡，繼續爲民主自由的價值大聲疾呼。 近年來，腰包鼓起來的中國政府不僅嚴密控制國內媒體，而且投入巨資對展所謂的「大外宣」戰略。在這場生死攸關的宣傳戰中，西方不知不覺已經處於下風。香港和台灣的多家重要媒體被親北京的商人收購，之後即厚顏無恥地成為《人民日報》之香港版、台灣版，成為黨的喉舌；德國之聲先後解聘多名報導中國人權迫害事件的記者和編輯，拒絕刊登點名批評習近平的文章，而將一名爲中共六四屠殺辯護的「洋五毛」聘為專欄作家；《華盛頓郵報》收取巨額廣告費，在其中夾入共產黨的宣傳資料「中國觀察」，誤導許多讀者。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夏偉（Orville Schell）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盡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誌地搶占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誌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畫的一部分。」 自由與專制，民主與獨裁不可能和諧並存。美國及西方正面臨著繼一戰、二戰、冷戰和反恐戰爭之後的一場更為嚴峻的價值觀之戰。作為這一龐大戰場的「橋頭堡」，自由亞洲電臺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發揮了重大作用，而只要中共政權這一全球最大的獨裁政府不倒下，自由亞洲電臺的使命就未完成，它理應得到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大力支持。

資深媒體人洪雪珍日前砲轟經濟部，在中國貴州辦大數據博覽會之際，還在在辦滷肉飯節，「對岸在講大數據，我們在講滷肉飯。」引發爭議。資料照片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台灣財經專欄作家洪雪珍在臉書發表評論文章，盛讚中國在貴州召開的一場電商博覽會，並對台灣人喜愛滷肉飯大加鞭撻：「我看到一則新聞，台灣的經濟部要舉辦『滷肉飯節』，我以為看錯單位了，來回反覆看三遍之後，發現真的是經濟部，有一股要去撞牆的衝動。」 這位作者趕緊撞牆去吧，沒有人攔你。台灣媒體言論的崩壞，天下遠見系統長期以來形成的財經評論，以知識精英的傲慢，居高臨下地指點庶民大眾應當怎樣生活。當年崇拜美國五體投地，如今諂媚中國奴顏卑骨。當中國表面上實現「大國崛起」和「偉大復興」之後，在他們眼中，中國的一切如同戴上玫瑰色眼鏡看到的景象，無比美好而浪漫。 將「大數據」與「滷肉飯」並列，本身就是一種以吸睛為目標的魔術手法。馬雲的大數據真的能讓中國的民眾活得更加便利嗎？我還在中國的時候，就有這樣的經歷：剛用手機發了一則跟劉曉波或者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碰面吃飯的簡訊，秘密警察立即上門站崗，不准我出門。有朋友在淘寶網上賣幾本我在香港或台灣出版的書，買賣雙方立即就被警方傳訊，勒令交出「危害國家安全的危險品」。這就是大數據所形成的「天網恢恢」。它是中國政府控制民眾的利器。 馬雲曾受邀到中央政法委講課，只有共產黨的「自己人」才能享受此種待遇。流亡美國的富豪郭文貴爆料說，幾乎所有中國的商人都是靠官商勾結致富，而且都跟國安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用郭文貴的話來說，就是「掛靠」在國安部之下，是其「編外人員」。馬雲當然也不例外。 作為一名大數據的受害者，我實在不願忍受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台灣知識人對大數據的頂禮膜拜，實在不願看到台灣有朝一日陷入如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深淵。 相反，作為一名滷肉飯熱愛者，我更不容滷肉飯被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等人」如此褻瀆。在我看來，滷肉飯是幸福生活的標誌，鄙視滷肉飯就是與幸福為敵。我在台灣品嘗過超過30家散布於大街小巷的滷肉飯，從未吃到過難吃的滷肉飯。而且，每一家各有其特色，各有其風味，這正是台灣社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例證之一。 某些財經專家批評說，台灣人小家子氣，滷肉飯都是街邊小店，店主們缺乏雄心壯志，未能將滷肉飯經營成像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和中國的馬蘭拉面、沙縣小吃那樣遍布全球的連鎖店。這種批評意見完全是紙上談兵、唐突西施。如果滷肉飯成為千篇一律、配方統一的連鎖店，滷肉飯的魅力就蕩然無存了。世界上很多美好的東西是無法複製和量化的。 台灣人不要聽那些自以為是的財經作家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在滷肉飯的香味中幸福並快樂吧。

  美國之音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癥結，一是歐巴馬王朝的綏靖主義遺風，某些美國政客一廂情願地將中國看成是笑容可掬的熊貓；二是“富起來”的中共投入巨資，以“大外宣”手段控制海外華文媒體乃至西方主流媒體，美國之音首當其衝成為其“戰利品”。圖／取材自pixabay 中國確實如作家柏楊所說，是一個如海洋一般廣闊的「大醬缸」。兩千年一以貫之的東方專制主義文化，再加上近代以來從法國和蘇俄引入的暴力革命、共產獨裁的意識形態，兩者相遇，立即產生化學反應，產生優敗劣勝、全民「比壞」之毒素，中國乃至整個華人世界由此陷入癲狂狀態、個個窮凶極惡、人人厚黑無形，中國共產黨因而在中國維持漫長的暴政。 即便在民主自由的美國和西方世界，任何與中國有關聯的人物、機構和組織，如果不事先設定楚河漢界，很快就會染上無法治癒的「中國式病毒」，迅速與中共「精神同構」，正所謂：「有華人之處，或與華人交友者，即可聞到醬缸之臭。」比如，促成中美建交的美國政客基辛格、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社團「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國華裔精英組織「百人會」等，幾乎與中共政權融為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體。而近期美國之音中文部（乃至擴展到整個美國之音）的崩壞，又為之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 當美國之音前線記者正在對郭文貴進行現場直播的專訪時，美國之音總部下令強行切斷信號，使得原訂爲三個小時的直播採訪縮水到一個小時二十分鐘，郭文貴尚未到達「扒糞」之高潮，拒絕繼續接受錄播採訪，當場拂袖而去。此事件發生之後，引發全球輿論關注：代表美國國家形象和立國價值的美國之音，居然像傀儡一樣被一雙看不見的黑手控制；中共對新聞自由的戕害，居然從中國蔓延到美國，到處暢通無阻。 誰也未曾料到，事件的焦點從作為被採訪一方的、爆料者郭文貴的身上，迅速轉移到作為採訪者的美國官方媒體美國之音的身上。美國之音若是在新聞自由這一基本原則（明確寫入《美國之音憲章》）上失守，比郭文貴爆料暫時受阻這一具體事件更讓人不可接受。郭文貴不僅沒有損失，反倒身處“風暴眼”，等於美國之音和中共無償爲他打廣告。在「自媒體」爲王的今天，即便沒有美國之音的平臺，郭文貴照樣可以在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上自由發聲，他還計劃召開規模龐大的全球記者會。中共不惜犧牲早年即安排在美國之音的「深喉」也要阻攔郭文貴發聲的做法，可謂弄巧成拙。不過，該事件直接危害了美國的新聞自由和國家安全——一旦美國之音變成「中國之音」，則意味著美國的心臟地帶已經被中共嚴重滲透，美國已然處於比美蘇冷戰高峰時期還要危險的境地。 美國之音變臉成為人民日報？ 此次美國之音在新聞自由價值上的失守，其嚴重性怎麽高估都不過分，惟一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是當年千鈞一髮的古巴導彈危機。史家普遍認為，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是自從美國建國以來，其本土遭到的最大威脅——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固然使得美國海軍損失慘重，但珍珠港畢竟離美國本土有千里之遙，美國可以從容應戰；而本拉登發動的九一一恐怖襲擊，反倒讓全美民眾同仇敵愾，引發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給伊斯蘭恐怖主義沉重打擊。 古巴導彈危機差點引發美蘇兩大陣營的全球戰爭。當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自以為蘇聯的實力已經壓倒美國，便與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達成秘密協議，在古巴部署中程導彈，向古巴提供伊爾-28噴氣轟炸機。蘇聯用瞞天過海之伎倆，將幾十枚導彈和幾十架飛機拆開裝到集裝箱裡運往古巴，其中每一枚導彈都攜帶有一個威力比在廣島的原子彈大二十或三十倍的核彈頭。三千五百名蘇聯軍事技術人員也陸續乘船抵達古巴。 十月十六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得知情報後，決定作出強硬回應，為此不惜一戰。十月二十四日，在六十八個空軍中隊和八艘航空母艦護衛下，由九十艘軍艦組成的美國龐大艦隊出動，從佛羅裡達到波多黎各布成弧形，全面封鎖古巴海域。美國導彈部隊也奉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導彈在發射臺上聽候指令。美國在佛羅裡達和鄰近各州集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龐大的登陸部隊，劍拔弩張地準備打一場全球性核戰爭。 在美國的高壓下，赫魯雪夫終於發現自己實力不足，被迫對美國作出妥協：十一月十一日，蘇聯將已部署在古巴的四十二枚導彈全部撤走，並答應撤走全部伊爾—28型轟炸機。此舉可謂唾面自乾。不過，人類由此免於一場毀滅性的核戰爭。 今天的中共政權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已然超過了昔日的蘇俄。古巴導彈危機是冷戰的最高潮，走到了一觸即發的「熱戰」之邊緣。不過，蘇俄的導彈和飛機畢竟只是部署在一海之隔的古巴，離華府還遠得很。如果說古巴導彈危機是一處看得見的戰場，對美國而言僅僅是傷及肢體的可能；那麽，如今由於中共的腐蝕所造成的美國之音的崩壞，則意味著在另一個看不見的戰場上，美國的心臟部位已「中毒」。 當年，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清楚地認定，蘇俄是與美國對立的「邪惡帝國」，蘇聯文豪索忍尼辛揭露蘇聯勞改營真相的巨著《古拉格群島》在美國熱銷數百萬冊；但在今天，大部分美國人對中國的挑戰和危害一無所知，對獄中的中國人權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處境不聞不問。中國成功地收買了相當一群美國人（當然也包括一部分生活在美國的華裔人士，其中就有若干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讓他們覺得中國比美國更加可愛。整個冷戰時代，蘇俄從未成功控制過任何一家美國的重要媒體，但今天中共卻在美國新聞界攻城掠地：不僅美國的中文媒體十有八九淪陷於中共之手，很多主流媒體上都充斥著爲中國塗脂抹粉的荒誕言論。 美國之音中斷郭文貴專訪事件的真相尚待公佈，但根據目前流出的部分資訊可以作出如下之判斷：若干美國之音的官僚和員工，雖擁有美國國籍，雖經過安全審查，但其內心效忠的對象並非美國，而是中國的獨裁政府。多年之前，我已然發現美國之音遭到中共之全面滲透：有一次，我應邀參加美國之音記者和編輯的一場派對，耳邊聽到的全是咒罵美國和讚美中國的聲音，恍若身處《環球時報》編輯部。美國之音的招聘方式本身就存在重大缺陷，許多原先在中國各大新聞機構任職的人員，憑藉對新聞專業的經驗而成功應聘。美國方面並不知道，中國的傳媒並非西方的自由媒體，如新華社等媒體充當著半個情報機構的功能。這些身份曖昧的人士進入美國之音、甚至逐步佔據要津之後，就舉重若輕地將美國之音的部分欄目變成中國政府的喉舌。 荒唐至極的「壞人審查好人」 日前，楊建利、陳光誠、韓連潮等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發表聯名聲明，因對美國之音的現狀深感失望，宣佈從此拒絕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很多美國之音的聽眾和讀者也紛紛表示，「別了，美國之音」。也有若干中國海外人權活動人士前往美國之音總部門前示威抗議，這在美國之音成立七十五年來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幾年以前，德國之聲的新任臺長全面倒向中共，宣佈德國之聲將與中國央視展開全面合作，並解聘了多名報導中國人權議題的記者和編輯。有中國網友諷刺說，「所謂德國之聲，其實是東德之聲」。如今，美國之音正在步德國之聲的後塵，從美國納稅人支持的、對外推廣美國民主自由價值的媒體，蛻變爲中國共產黨的「駐美喉舌」。很多美國之音工作人員常常出入中共使館，爲中共使館的節日活動充當主持人，或被待若上賓。當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傲慢地說，人類進入網路時代之後，中共若還想控制媒體，如同「將果凍釘在墻上」。如今，美國之音卻被中共像果凍一樣釘在墻上。令人遺憾的是，FBI和CIA等機構對如此嚴重的情況熟視無睹。 五月二日上午， 美國之音台長艾曼達會見普通話部成員，宣佈對龔小夏、東方、李肅、寶申、楊晨等五人停職接受調查決定。同時，艾曼達說，在採訪郭文貴被腰斬事件中，美國之音的決定受到中共壓力影響是零。 此前，資深記者、前駐北京首席記者東方在推特上披露：「頃接領導書面通知，從明天開始停職，接受調查，時間不定，直到調查結束。被查期間需交出所有電子設備、門卡、鑰匙等，不得使用美國之音官方電郵。採訪郭文貴團隊的所有重要成員均被停職，所幸工資照發，生活暫時無憂。停職期間不得以美國之音記者名義活動，包括寫作和報導。遭此處置，實出意料之外。」苦澀之情，溢於言表。 緊接著，美國之音網站發表了美國之音公關部關於人事處理的聲明。這份聲明稱：「在進行全面調查期間，美國之音中文普通話語組主任龔小夏和另外四名普通話語組員工被要求行政休假。美國之音非洲部總編輯斯科特·斯特恩斯擔任普通話語組的代理主任，直至另行通知。」聲明還說：「在決策過程中，管理層從未考慮過不進行採訪，亦未考慮因任何原因縮短進行中的採訪。相關決定是基於核實、平衡和公平的新聞原則，這些原則是新聞行業的標準做法，並普遍適用於美國之音的所有語言組。任何語言組都必須採取同樣做法，沒有特例。」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份聲明跟天朝外交部及《環球時報》的口吻一模一樣，給人「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難道報道中國的腐敗、專制的新聞，也要堅持所謂平衡、公平的原則嗎？難道要抄寫中共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社連篇累牘的謊言，才算平衡和公平嗎？那麽，在報導北韓的消息時，為什麼不大量引用金正恩的講話呢？大部分時候，中國政府的發言人根本不回答提問，比如此次郭文貴爆料的內容，中國官方連正面反駁的勇氣都沒有。那麽，難道中國政府不接受採訪、不提供另外一面的資訊，這個新聞就不應該被報導嗎？所謂核實、平衡和公平的新聞原則，成了美國之音高層破壞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幌子。 更匪夷所思的是，遭到調查的是五名在前線採訪的、堅持新聞自由原則的記者，郭文貴公開揭露的、破壞此次訪問的東亞部執行主編張晶偏偏安然無事，在此次報導過程中立場兩度發生根本性轉變的臺長阿曼達更是置身事外。這簡直就是「壞人調查好人」、「犯罪嫌疑人充當法官」。此種調查能得出什麽樣的結果，人們可想而知。 遭到處分的龔小夏、東方、寶申、李肅等人沒有保持沉默，隨即發表一份針鋒相對的聲明。該聲明指出，他們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停職的，並提出具體要求：「聯邦政府對爆料的原中國商人郭文貴採訪停播的事件進行公平與全面的調查。……我們要求獨立於美國之音的聯邦機構來從事調查，調查的對象應該包括所有捲入的人員，包括美國之音的高層。……郭文貴採訪被中斷的事件僅僅是最近幾年美國之音中文部發生的一系列系統地損害美國對華廣播、導致工作人員士氣低落的最新例子。」這份聲明是否能引發白宮和國會的重視，重新組織獨立團隊展開一場真正的調查呢？ 歐巴馬王朝遺風與中國顛覆美國的陰謀 就我個人的觀察和分析，美國之音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癥結，一是歐巴馬王朝的綏靖主義遺風，某些美國政客一廂情願地將中國看成是笑容可掬的熊貓；二是「富起來」的中共投入巨資，以「大外宣」手段控制海外華文媒體乃至西方主流媒體，美國之音首當其衝成為其「戰利品」。 就前者而言，從美國之音臺長阿曼達以下的若干高層官僚，統統都是歐巴馬時代的舊臣，他們忠實執行歐巴馬時代的對華綏靖政策，與狼共舞、與敵同眠。歐巴馬本人具有極左派意識形態，其妻子蜜雪兒曾經在白宮的聖誕樹上公開掛出毛澤東頭像。在歐巴馬八年的任期當中，不惜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來討好中國。習近平並不領情，反而以若干小動作羞辱歐巴馬，歐巴馬亦忍氣吞聲地接受（比如，習近平不給來訪的空軍一號提供舷梯，迫使歐巴馬從飛機肚子下鑽出來）。歐巴馬如此，其治下的大小官員們當然也都對中共卑躬屈膝。阿曼達女士本人從追求新聞自由的普利茲獎得主淪為新聞自由的殺手，這個軌跡也就不讓人吃驚了。阿曼達及若干美國之音高層，與中共究竟存在有何利益關係？為何最年來美國之音刻意遮罩更尖銳地批判中共的聲音？這些疑惑都應當早日得到釐清，川普政府應當早日撤換不稱職的美國之音管理層。 就後者而言，經過中國長期的滲透、收買和精心佈局，美國之音早已成為一處「紅色重災區」。當年蘇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今天中共卻成功地辦到了。在美國之音的諸多毫不掩飾其親共思想的工作人員中，既有登記註冊、如假包換的中共特務，也有拿到中共各種好處的「準特務」或「編外人員」——比如，這些人物的若干親人朋友還在中國，中共當局通過軟硬兼施的手腕，給他們的親人朋友各種好處，以此換取他們本人的好感乃至合作。久而久之，美國之音就成了中宣部的「下屬機構」，反倒對其真正的主管部門美國廣播委員會的監督和批評置若罔聞。美國之音敢於批判現任美國總統川普（以此顯示他們有新聞自由），卻對中共黨魁習近平網開一面（以此顯示他們的新聞很「專業」，從不報導未經核實的新聞）。正是自由世界的「吞舟是漏」，造成此種怪現狀泛濫成災。 美國之音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美國和西方世界不可放馬南山、束手就擒，任由極權主義思想腐蝕美國的立國之本。曾任美國愛達荷州議員的柯帝士·鮑爾斯（Curtis Bowers）曾經拍攝過一部英語紀錄片《碾碎美國的圖謀》（Agenda: Grinding America Down），該紀錄片追溯了共產主義運動在美國的發展過程，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與現今美國左派之間的聯繫，並且分析指出，多年來，共產主義有計劃、有步驟地從內部滲透美國，破壞道德、信仰、教育、經濟，以期顛覆這個偉大的、自由的國家。今天的中共已取代昔日的蘇俄，成為向美國輸出「毒素」的首要國家。鮑爾斯在影片的結尾指出：美國正面臨許多威脅，「而共產主義的滲透正在從內部毀滅我們，例如『政治正確』。這讓我們失去指出邪惡為邪惡並且站出來與之對抗的能力。」他向美國民眾呼籲，必須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一切，如果對此不以為然，「那麼少數人會悄然實施他們的計畫，我們的孩子和後代將付出可怕的代價，生活在他們創造的社會裡，而事實上，後果將更為嚴重。」 川普任命的高級經貿顧問、經濟學家納瓦羅在其《致命中國》一書中亦指出，中國崛起之後，不僅對人類文明沒有任何正面貢獻，反倒不斷對世界輸出使世界、政治、大學、媒體、人性墮落的「精神毒品」。中國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錢。「中國的錢讓你在甜蜜中睡著，讓你在甜蜜中墮落，讓你在甜蜜中接受它的控制和使喚，還甘之如飴。錢這武器才不管你是得到什麼普利策獎，主張什麼立場，主張什麼政治路線，都如入無人之地。收買滲透靠的就是這人見人愛的東西。」納瓦羅分析說，過去，中國很窮，沒錢搞外交和公關宣傳，在國際社會名聲不好，長期破罐子破摔；如今，中國的錢多了，制訂出周密、龐大的計劃，對西方發動輿論戰。由於中國的所作所為，世界各國、各領域的墮落狀況，正在快速進行著，世界的「中國化」是可怕的災難。作者堅信，只要中國不走向民主自由，依舊維持極權和霸權統治，中國的錢越多，世界就越來越麻煩，越來越危險。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蘇聯東歐共產集團崩解之後，世界並沒有像政治學家福山所說的那樣走向「歷史的終極」。反之，中共對人類文明的危害，超過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位居「世界之最」——這大概是中國多如牛毛的世界之最中惟一貨真價實的一個。而自由世界能否打贏這場「美國之音保衛戰」，直接關係著自由世界的生死存亡。

  中共政權及中共軍隊的腐敗，比起昔日的大清帝國和北洋艦隊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圖／取材自pixabay《民報》影像合成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第一艘自行建造的航母在大連下水。莫名激動的中國網民發起給航母取名網絡投票活動，呼聲最高的名字一度是“台灣”號。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中國朝野吞併台灣、一統天下、稱霸世界的野心已然不加掩飾。中國媒體報道說：「未來中國航母不但可以走出第一島鏈，還可以走出第二島鏈，阻擊敵方航母；可以在其他國家對中國近海進攻時，從後方進行打擊，擴大海上防禦縱深，從而大幅提升中國海上方向防禦能力。」驕橫之氣，溢於言表。 若這艘航母真的命名爲台灣號，中共會用台灣號來攻打走向獨立之路的台灣嗎？中國人相信孔子所說的，“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如果將航母命名為台灣號，就等於給台灣蓋上了一個印章：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然而，這種命名方式，並不能顯示中華文化具備了「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之特質，反倒表明中華文化之狹隘、偏執、掩耳盜鈴、自欺欺人：難道這艘航母以台灣爲名，就能收服台灣的人心嗎？ 中國歷史上名不副實的事情太多了。昔日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北洋艦隊不就是如此嗎？一八八六年七月，滿清重臣李鴻章命令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前往朝鮮的永興灣一帶巡防，藉以展示強大的海軍實力。丁汝昌奉命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六艘軍艦前往朝鮮東海岸海面操演。這些軍艦的名字威風凜凜，可謂“氣吞萬里如虎”，但它們真有那麽厲害嗎？ 北洋艦隊中的「定遠」、「鎮遠」、「濟遠」和「威遠」等四艘軍艦，在完成巡航任務後，特意赴日本長崎港整修，隱含向日本示威之意。日本方面看到中國的大型鐵甲艦，果然自歎不如、心生忌憚。中國並不把日本放在眼中，北洋艦隊的水兵上岸購物時，有些人跑到妓院嫖娼，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造成一名日本警察受重傷，一名中國水兵受輕傷。《長崎快報》報導說：「有一群帶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長崎一家妓館尋樂，因為發生糾紛，館主前往警察局報告。一日警至，已順利將糾紛平靜，但由於中國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論理，非常激動，大吵大鬧，引起衝突。日警一人旋被刺傷，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則皆逃逸。」兩天後，更有數百水兵上街觀光，再度與日本警察和民眾發生武裝衝突，結果雙方死傷八十餘人。 「長崎事件」雖然經雙方談判了結，但日本朝野由此生發出強烈的反華情緒，連天真幼稚的兒童也玩起打擊中國軍艦的遊戲：孩子們遊戲時分成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遊戲。 八年之後的一八九四年，號稱「亞洲第一艦隊」的北洋水師在與日本聯合艦隊的正面較量中，首敗於豐島海戰，再敗於黃海海戰，三敗於威海衛，最終全軍覆沒。那些巨型鐵甲艦未能如它們的名字那樣“定遠”、“鎮遠”，要麽被擊沉，要麽被俘獲，它們的名字成了莫大的諷刺。 今天中共政權及中共軍隊的腐敗，比起昔日的大清帝國和北洋艦隊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只折損了兩名將軍，在近年來的反腐運動中卻有數十名將軍或下獄、或自殺。那麽，所謂的台灣號航空母艦，會像一個海上活靶子那樣被擊沉於台灣海峽嗎？

  蔣介石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但擁護蔣介石的統派，卻高舉五星旗，這是在羞辱老蔣嗎？圖／kenner116@flickr (CC BY 2.0)   二二八屠殺七十周年之際，血淋淋的五星紅旗不僅出現在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而且飄揚在自由廣場——其數量甚至超過中華民國國旗。可見，統派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遠遠超過愛中華民國。 更有「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徒在中正紀念堂前示威，號稱拚了命也要捍衛蔣介石塑像。有不少黑幫背景的人士出手毆打獨派抗議者，致使現場一片混亂。 2016台灣大選之後，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馬英九執政八年，本來是三權合一、重回黨國一體的榮光，馬習會堪稱「兩岸一家親」政策之顛峰。然而，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的公民力量新發於硎，摧枯拉朽，通過選舉讓國民黨灰頭土臉地跌入歷史的垃圾堆。既然國民黨承擔不了共產黨在台灣的傀儡政黨的角色，一向唯利是圖的共產黨當然不會繼續向其輸血。於是，共產黨破天荒地高調紀念二二八，斥責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是激發民變的元凶，顯然不再將國民黨當作可以提攜的小弟看待了。 可是，面對台灣社會通過紀念二二八實現台灣主體性建構的主流民意，共產黨又不願眼睜睜看著蔣介石和國民黨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當年輕一代台灣人在大學、公園及其他公共場合推倒或汙染蔣介石塑像之際，共產黨又幕後操縱一群年邁的統派人士出馬捍衛蔣介石塑像。 就這樣，一種蔣介石和毛澤東若地下有知，必定迷惑不解的怪現狀出現了：昔日高唱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如今賣身投靠共產黨，與共產黨聯手對抗台獨勢力，甚至甘心充當共產黨滲透台灣的「帶路黨」；昔日在「鎮反運動」大肆屠戮國民黨人士的共產黨，如今用重金招攬和豢養國民黨，使之成為對台灣公民社會狂吠的惡犬。國民黨無法完成前後一貫的意識形態論述，其黨魂早已潰敗；共產黨也無法完成符合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述，其統治的合法性只能靠打雞血般的民族主義煽動。 蔣介石一生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人，不是蘇俄，不是西方列強，不是割據軍閥，也不是黨內同志，而是共產黨。從中山艦事件到在上海利用杜月笙的青幫力量完成「清黨」之役，從五次圍剿江西共產黨蘇維埃政權到比八年抗戰更慘烈的三年國共內戰，蔣介石對陣共產黨的結局是敗多勝少，不得不退守台灣島。 到台灣之後，二二八屠殺及此後的白色恐怖，蔣介石都打著反赤化的旗號，如此才顯得「殺人有理」。然而，蔣介石做夢也不曾想到，如今他成了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負資產」，就連曾孫蔣友柏也批評其爲「獨裁者」——唯一願意幫助他穩坐中正紀念堂的，居然是「當代杜月笙」張安樂。

  南韓樂天集團因提供土地協助部署「薩德」，惹惱中國，瀋陽市的樂天百貨冷冷清清。（法新社）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中國前輩學者資中筠曾感嘆說，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還是老樣子，「上面是慈禧太后，下面是義和團」。在此次反南韓、反樂天的民族主義狂潮中，當代版的慈禧太后和義和團相繼粉墨登場。 中共當局常常打「反帝」牌凝聚民心，反覆渲染中國近代以來被西方列強凌辱的悲情。然而，中國從來沒有反思過自己侵略、欺負周邊國家的歷史。直到今天，中國在處理與南韓、越南、緬甸等國的外交關係時，仍然掩飾不住大清時代「宗主國」之傲慢。 中國官方媒體對南韓發出了赤裸裸的威脅：「對於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國內市場過度開發、經濟完全依賴出口、政局一片混亂的半島國家，給美國當槍使，把中俄全得罪，行遠交近攻之策，無異於火中取栗。」中國當局宣稱，中國對南韓安裝薩德反導彈系統可以採取若干反制措施，如高層洗牌、外交施壓、經濟斷奶等，「每一招都將讓南韓失去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國官媒甚至用李斯被秦始皇腰斬的典故來恐嚇南韓：「兩千年前，大秦丞相李斯被腰斬于咸陽市，臨刑前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話可以送給南韓。」 上行下效，在愛國不分老幼的中國，孩子也不能缺席。若干小學組織了有全體師生參加的「反樂天」大型集會。眾多小童一起用稚嫩的嗓音高呼：「拒絕零食、抵制樂天。愛我中華，從我做起！」口號響徹雲霄，餘音繞樑，三日不散。那些韓劇裡卿卿我我、纏纏綿綿的人物，若聽到如此尖銳悠長的喊聲，還不魂飛魄散、兩股戰戰？ 然而，當年慈禧太后跟義和團聯手，並沒有將洋人和「假洋鬼子」們趕盡殺絕，反而招致更大的災難與羞辱。如今，「擼起袖子」來準備大幹一場的習近平，能讓愛國者們幫他達成「大國崛起」的心願嗎？虛張聲勢，不足以讓南韓屈服；喊打喊殺，更無法讓中國成為受人尊敬的大國。 如果中共當局發動民眾哄搶樂天超市，一定會人潮如織、絡繹不絕。用盜匪的方式愛國，誰不願意呢？但是，如果組織像二戰時日軍中的「神風特攻隊」那樣的敢死隊去破解薩德系統，誰願意為祖國獻身？《南京大屠殺》的作者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遭受重創，讓她難以理解的，不是日本人的殘暴，而是中國人的怯懦、自私與窩裡鬥。張純如在絕望中自殺，在自殺前跟人說：「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歹惡的心理，在世界的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 美國作家霍桑則如此評價中國人：「中國人都是騙子，最拿手的就是行騙。」而人類學家馬歇爾沙林斯對中國人和日本人有如此這番生動的比較：「日本人的素質道德很高，中國人卻相反，而且中國人的劣根性已經存在了五千多年。這麼根深柢固的劣根性不是去日本旅遊、買東西、學習、工作就能改掉的。」 在中國官府和民眾的刁難與壓力之下，樂天在中國開設的上百家超市有一半已經關閉。收拾了南韓之後，中國人會繼續全盤抵制美國製造、日本製造的種種產品嗎？

  中國社會宛如一道越築越高的大壩，大壩本身已千瘡百孔，難以抵禦一波又一波洪水的侵襲。圖／取材自pixabay，民報影像合成   2017年2月23日，來自中國各地的退伍老兵再度聚集北京示威請願。去年4月，退伍軍人包圍中央軍委八一大樓；此次，退伍軍人卻以中紀委辦公樓為目標。據博聞社報導，多達兩萬人左右的老兵組織嚴密，次序井然，保密到家，事件再度震驚中南海。 老兵兩度集結，打破維穩神話 我不像某些過於樂觀的評論人士那樣，認為這些退伍軍人會成為中共的掘墓人——他們只是中共的護院家丁，或許參與過侵略越南的不義戰爭，或許在1989年的北京屠殺過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因著良心的緣故將槍口抬高一公分。如今，他們聚集起來包圍共產黨的中樞機構，並不是要「反黨」，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分賬不均」、要求追加報酬。如果中共當局給他們足夠的經濟補償，讓他們再次拿槍殺人，他們不會有絲毫的猶豫。所以，我對這些退伍軍人的「討薪」行為並無同情與支持。 然而，這一「群體性事件」卻自有其象徵意涵。自江澤民時代法輪功人士包圍中南海事件之後，從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短短數月之間，退伍軍人兩度包圍中央軍委及中紀委，已然顯示出中國社會處於劇變之前夜。 首先，數萬名退伍軍人能在北京發起示威活動，表明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並非固若金湯。中國政府每年耗費高達七千億維穩費用，國安、國保、網警人數不斷膨脹，卻只能暫時延緩大崩潰的來臨，不能扭轉中國社會走向崩潰的大趨勢。 中國社會宛如一道越築越高的大壩，大壩本身已千瘡百孔，難以抵禦一波又一波洪水的侵襲。中共當局不敢對大壩動大手術，目前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不斷地往破口處丟擲沙包。但是，中共手中的沙包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丟越少，到了沙包用盡的那一天，就是其滅頂之災帶來的那一天。 其次，習近平執政之後，內外樹敵，拳打八方，導致內憂外患蜂擁而至。原本是中共政權基石的官僚集團、公務員系統及軍警人員（包括退休軍警），突然發現自己成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及社會不公的受害者，於是對政權的忠誠度直線下降，消極怠工成為普遍現象。 在血腥的六四屠殺之後，中共徹底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只能通過「利益均霑」的方式籠絡既得利益群體。但是，當既得利益群體不滿足於他們分到的那一點殘羹冷炙（跟富可敵國的太子黨相比，他們哪能不眼紅？）的時候，習近平最為恐懼的「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時刻也就降臨了。 貪腐的政權，如何管得了槍桿子 這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描述的明朝末期人心盡失的景象。日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日本時，用「大明王朝」諷喻中國企圖恢復「朝貢體制」的野心。馬蒂斯沒有提及的是「大明王朝」的窮途末路：文官貪財，武官怕死，作為統治階層的支柱已經朽壞不堪，皇帝越是折騰，朝廷覆亡得越快。 1644年3月，李自成的農民軍攻佔北京。明朝的大小官員爭相到大順朝的屋簷下報名應聘，以至於在午門發生擁擠踩踏事故。守衛午門的農民軍士兵，不得不用棍子驅趕這些「衣冠禽獸」。一個月之後，李自成敗退，滿清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員，或已經是大順朝的官員，又站在清朝的廟堂上。今天為中共政權服務的官僚、公務員和軍警們，會不會也如此這般「變臉」呢？ 共產黨只呵護自己的子弟，對其他階層人士，如同衛生紙一般，用完就扔掉，極端冷酷無情。幫助共產黨贏得三大戰役、趕走國民黨的農民，等來的卻是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退伍軍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的悽慘處境，當然會對現役軍人有所觸動。今天的解放軍官兵，早已不是長征、國共戰爭及韓戰時代那樣，無條件地「忠於革命忠於黨」了。 美國川普新政府上台，展開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擴軍計劃。美國海軍兩大艦隊聚集太平洋，遏制習近平將南海當作內海的野心。那麽，中國何以為戰？代表習近平觀點的極端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假設中美開戰，別把美國的疼痛想少了〉的社評，自己給自己打氣。這篇文章說：「一旦打起來，我們打到底的決心大概會遠遠高於美國，我們承受戰爭損失的能力也會高於美國。」文章又說：「如果美軍對中國國土實施空襲，美國國土必進入中國的軍事打擊範圍。美國人知道，中國有這樣的能力；華盛頓和全美社會也需清楚，中國人同樣不缺這樣的決心和意志。」這樣的叫囂，越發顯現出中共當局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本質。 然而，《環球時報》不敢提及的真相是：如果共產黨的統治出現危機，甚至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有多少解放軍現役或退役官兵會突然調轉槍口呢？中國民眾應當達成此一基本共識：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以習近平爲代表的、殘民以逞的太子黨集團。

近期流出一份由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院長邱志淳署名的「研修承諾書」。該承諾書明確指出，中國學生赴台僅學術交流及研修學習活動，「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不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這份文件公布之後，輿論大嘩，台灣教育部斥責其「違法」。 世新大學為了吸引陸生、緩解財務困境，而向中國當局卑躬屈膝，放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創校價值，堪稱自殺行為。  前年我訪問台灣時，有世新的學生社團邀請我前去演講，出於對世新創辦人成舍我的敬意，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然而，改日學生卻向我抱歉說，在校內申請不到教室，校方認為我是批評中共的「敏感人士」，可能會有陸生前來「鬧場」，更嚴重的是如果得罪了中國政府，會讓學校招收陸生的計劃受到影響。  陸生聽演講怕告密 於是，我們在校外一家咖啡館舉行活動。有兩名陸生前來聽我演講，私下告訴我說，他們非常害怕被同學告密。若干擁有共產黨員身分的學生，在陸生群體中公開活動，監控所有陸生之言行。如果他們被告發來聽我演講，回國時會被安全部門談話。看到他們惶恐不安的神態，我儼然感到，自己不是在民主自由的台灣，而是在警察國家的中國；世新不是一所台灣的大學，而是一所中國的大學。 我在《我也走你的路》一書中寫到了世新大學的成舍我紀念館，講述了成舍我一生為新聞自由奮鬥的故事。成舍我漫長的新聞事業，遭到過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的打壓，他卻像壓傷的蘆葦永不折斷。民國14年，成舍我在北平創辦《世界日報》；軍閥張宗昌橫行北方，《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皆以觸其怒而遇害，成舍我在報紙上以頭條黑邊標題致其哀悼之忱，兼申反抗之意。由此，成舍我下獄，行將槍決，幸為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營救，倖免於難。舍我謔稱此為「第一次值得追憶的笑」。  竟向中國大學看齊 民國23年，成舍我主辦的南京《民生報》因揭發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親信彭學沛貪污案被查封，成舍我被拘禁40日。其釋放條件為《民生報》永遠停刊，成舍我不可以在南京辦報。成舍我慨然語人曰：「彼汪某權傾一時耳，豈能終身為行政院院長，我則可終身為記者也。」 民國38年，北平淪共，《世界日報》等三報俱遭中共查封，並妄指為反動份子。成舍我在上海《申報》、《新聞報》刊登聲明，自稱「余深信天地之大，中共能摧毀余北平之《世界日報》，然無法摧毀余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抵抗暴力之意志」。 若是成舍我地下有知，發現自己篳路藍縷地創建的世新大學，為了蠅頭小利，居然向沒有學術自由的中國大學看齊，不知情何以堪？  中國流亡作家

    六四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之後，肖建華、王丹、孔慶東(由右至左)3位北大人走的便是一條完全不同之路。   圖：新頭殼合成照/翻攝網路   肖建華的紅頂商人之路 雞年春節前夕，「金融大鱷」肖建華在香港被神秘人士帶回中國大陸。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相關人員到香港四季酒店探訪肖建華，勸其與北京合作，但沒有強逼。報導指出，肖建華事件涉及2015年有人操控中國股市，最終導致市場崩潰。另外，這次調查也涉及此前落馬的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而馬建的的後台是前國家副主席、有「造王者」之稱的曾慶紅——曾慶紅是江澤民的左右手，據說也是習近平上位的推手，但習近平執政之後，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 中共寧可踐踏香港基本法、掀起軒然大波，也要帶走肖建華，可見肖建華已經成為最高層政治鬥爭的關鍵棋子。肖建華被脅迫回到中國「協助調查」，是否標誌著習近平與曾慶紅、江澤民之間的矛盾加劇，甚至有可能在中共19大之前發生一場更大的火併？ 如果抓走肖建華的是習近平的人馬，那麼是不是習近平要殺人滅口呢？據《紐約時報》報導，肖建華聯合創立的一家企業曾收購習近平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資公司的股份。換言之，肖建華參與習氏家族的理財，是其幕後的「錢袋子」。在黨內鬥爭劇烈之際，習近平先下手為強，將肖控制在手中，使敵對勢力無法從其口中撬出對己不利的信息。 如果抓住肖建華的是習近平對立派系的人馬，那麼至少說明習的權力並不如北韓金三胖那麼穩固。習近平的把柄若被其他派系所掌握，他在19大上的「話事權」必將大大受限，突破兩屆任期的企圖也可能受挫。 在富比世雜誌公佈的財富排行榜上，肖建華擁有41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但據說他能調動的資金超過萬億，連馬雲這個級別的人物也受其操控。肖建華的「明天系」已形成以明天科技、西水股份、華資實業、愛使股份等上市公司和交通、能源、媒體、影視、機場、飛機租賃等為核心的實體產業橫軸，以恆泰證券、新時代證券、包商銀行、哈爾濱銀行、濰坊銀行、天安財險、天安人壽、生命人壽、華夏人壽、新時代信託等為核心的金融產業縱軸，確立了產融結合的構架。據《新財富》調查，「明天系」掌控9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融機構。肖建華及「明天系」長期隱形存在，神秘而低調。 近年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都是從官商勾結的線索展開：先是巨富被抓，然後是高官落馬。跟清末的胡雪巖一樣，肖建華靠官商勾結而富可敵國，常年在水邊走，不可能不濕鞋。據香港端傳媒報導，2013年傳出肖建華遭到中國相關部門通緝後，他避居日本，後來又回到香港，以50萬元的月租長期租住香港四季酒店服務式住宅四季匯單位，足不出戶，5名保鏢寸步不離。 誰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次北京動用香港黑社會，成功將肖建華帶回內地「協助調查」。消息傳開，「明天系」的股票應聲而倒，其商業帝國土崩瓦解並非聳人聽聞。如同在孤寂潦倒中慘死的胡雪巖一樣，肖建華的未來不容樂觀。 肖建華的事業始於1989年的民主運動。這名出身貧寒之家、刻苦己身、15嵗考上北大的少年人，年僅18歲即已是北大官方學生會的主席，可見其不僅成績優秀，且性格早熟、心思縝密。學運高潮期間，肖建華審時度勢、緊跟官方，受同學之唾棄，一度心灰意冷，躲入圖書館苦讀。 當鄧小平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之後，全國的媒體鋪天蓋地地發佈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他們指控的罪行是煽動反革命暴亂。位列名單之首的是跟肖建華同齡的王丹——王丹成立了一個與肖建華領導的官方學生會對立的學生自治組織，以便動員同學參與民主運動。 學運期間，王丹萬眾矚目，肖建華默默無聞。但事後肖建華卻因禍得福，其忠誠表現受到北大校方的讚賞。依照慣例，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會主席在畢業後會上調共青團中央工作，爲日後的飛黃騰踏奠定第一塊基石，胡錦濤、李克強等人的仕途就是如此展開的。然而，不知什麼原因，原本可以在仕途上順利發展的肖建華偏偏棄政從商，是不是六四屠殺的鮮血讓他深感政治的險惡？ 然而，在中國經商，官商勾結是唯一的終南捷徑。中國出不了比爾•蓋茲和巴菲特這樣靠自己的技術和能力致富的商人。所以，肖建華還是無法絕緣於政治。他雖爲寒門子弟，卻成功打入太子黨集團，幫助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大人物的子女經營財產，自己也積攢了驚人的財富。 如同電影《無間道》中的臺詞，「出來混，總要還的」，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最後無法全身而退。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聰明如肖建華，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或許他早已料到會有這一天。此時此刻，不禁讓人想起《紅樓夢》中《好了歌註》的詩句：「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孔慶東的賣身文痞之路 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之後，那一代的北大人和所有的大學生的人生之路迥異。如果說肖建華走的是一條紅頂商人之路，那麼孔慶東走的便是一條賣身文痞之路。 我與孔慶東相識，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我在北大攻讀碩士學位，孔在北大攻讀博士學位。我聽到不少有關孔的故事：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孔曾當選北大研究生自治會主席，但很快淡出學運核心圈。在網路上還可查到一張王丹在演講、孔慶東在旁邊傾聽的照片。儘管如此，六四後孔慶東還是遭到清算，被剝奪念博士的資格，發配到北京郊區的一所中學教書。幾年後，才重新考博士、回北大。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幾經周折後出版，一石激起千層浪。之後，我將孔慶東的文章推薦給書商，孔的處女作隨後問世。我們成為大學生追捧的青年才俊和敢言知識分子，曾結伴赴十多所大學演講和簽名售書，在八九之後沉寂許久的中國文化界掀起幾許波瀾。 然而，我很快發現，孔慶東的身上有著強烈的功名利祿之心，民主自由只是他利用的旗幟而已。在世紀之交中國的劇烈轉型中，孔慶東猛然發現，惟有搖身一變爲左派才能將自己賣與「帝王家」。之後，我們便疏遠了。再後來，孔慶東不僅肉麻地歌頌毛澤東以及「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還對金正日和卡斯特羅佩服得五體投地——金正日和卡斯特羅死掉的時候，他悲痛欲絕地前去兩國駐華使館弔唁。 左派的「鬥爭對象」當然是右派。孔慶東進而攻擊倡導法治的北大教授賀衛方，穢語辱罵《南方人物週刊》記者，由此贏得「三媽教授」之綽號。他變得越來越有名，越來越有錢，職稱由講師而為教授，連妻子也換了好幾個。我痛心地寫下了給孔慶東的絕交書，如同昔日嵇康給山巨源的絕交書。 孔慶東最出格的言論是罵香港人是狗。有中國遊客在香港港鐵車廂內吃東西，幾位香港本地人警告他們違反了港鐵附例。陸客反過來辱罵港人，進而在網上引發一場罵戰。孔慶東在名為《第一視頻》的網絡電視台評論說：「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總是開口就說我們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你們不是人。」 此後，香港《明報》登載孔慶東的一篇專訪，孔修正說，他是說「香港有一部分人是狗」。他又反問，他說過不少地方的人「有一部分是狗」，都沒事，為何香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又指責說，「部分香港人擁有殖民地優越感心態」，缺乏國家意識。 這段言論已經超過了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是公然宣揚仇恨和歧視。雖然香港各界紛紛譴責孔慶東的言論，但他拒絕道歉，北大亦未對他作出任何處罰。這不僅因為北大校長自稱孔的忠實讀者，更因為孔的想法代表了中南海裡習近平的想法。孔慶東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而是「奉旨罵人」。作為俾倪天下的中興之主，習近平對不馴服、愛搗亂、鬧獨立的香港人心存厭惡。在習心目中，港人就是英國人豢養的「走狗」，雖已被收歸中國，卻不肯為新主人服務，而眷戀舊主人，這樣的「狗」，不使勁敲打行嗎？孔慶東投其所好，說出了習近平的心裡話，應當重賞，豈能懲罰？由此，習近平原諒了此前孔慶東爲薄熙來辯護、稱薄被捕是「反革命政變」的出格言論；而孔慶東也從薄家的家丁，轉換爲習家的家丁，正如魯迅所說「城頭變幻大王旗」，奴才不愁無主人。 王丹的民主自由之路 肖建華出事之後，因為《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提及六四期間肖建華與王丹同在北大唸書，便有人找在台灣任教的王丹詢問肖建華的「塵封往事」。王丹在臉書上說：「我要說明的是：第一，我在北大的時候，肖確為學生會主席，但是我跟他是敵對雙方，素無來往。事實上，我還曾經試圖發動學生會改選，把他拉下馬，可惜功敗垂成，八九民運就爆發了；第二，事後至今，我也跟他沒有任何往來。」 中國人太重視同學、同鄉關係了，各種同學會、同鄉會數不勝數。即便身在海外的華人，也忘不了參與同學會、同鄉會。其實，同學和同鄉不是自我選擇的人際關係，而是被動的、由偶然因素形成的某種微弱的關聯性。即便北大有蔡元培開創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傳統，北大人與北大人之間，照樣天壤之別。北大畢業生中，有在共產黨體系內熬成宰相的李克強，有熬成封疆大吏的陸昊、李書磊，有肖建華式的超級富豪，也有王丹、許志永、滕彪那樣的抗爭者。 經歷過六四的學子之間的分化，以及一個人身上「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的變化，讓人眼花繚亂。當年通緝令上的21名學生領袖，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有的重新投向共產黨的懷抱，寫下悔過書，回中國淘金；有的在國內生活，長期受到打壓、監控，鬱鬱不得志；有的放棄政治理想，改爲追求學術之不朽，在書齋中其樂融融；有的轉換人生跑道，被上帝呼召成為牧師，傳揚福音；有的繼續從事民主和人道事業，捐出薪水幫助國內異議人士及其家人……他們的故事足以寫成一本精采的「合傳」。 其中，王丹是少數仍然走在民主自由之路上的天安門一代，正如他在臉書上的自我定位：「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致力於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期待未來的中國，能夠重建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他逃亡、被捕、入獄、被迫離開中國，甚至連累母親也入獄，他是政治流亡者，他永不放棄。 1989年的民主運動悲慘地失敗了，但參與那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並非一無是處的失敗者。在肖建華出事之前，很多人或許會認為，如果拿肖建華與王丹相比，順從共產黨的肖建華是成功者，反抗共產黨的王丹是失敗者，當然要以成功者爲榜樣。而在肖建華出事之後，更多人猛然發現：原來，肖建華擁有的金山銀山，包括加拿大護照，都不能保有他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他在共產黨面前只是一隻隨時可以被捏死的小螞蟻；反之，王丹在中國之外的土地上，活出了精采的人生——教書育人（任教於多所大學），出版雜誌（《知識分子》），組織論壇（「中國沙龍」），運作NGO（華人民主書院）……件件都風生水起、有聲有色。王丹在帝國邊陲的台灣慢慢積蓄力量，終有一天，他和他的學生們會對中共暴政發出正義的反攻。 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到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王丹或親臨現場，或隔海觀察。他的學生陳爲廷等人成了太陽花學運的先鋒，他也與學生們一起出現在被佔領的台灣立法院的議場之內。我想，在王丹和他的同道人心目中，六四不是過去式，當年那些死難的學生和市民仍未瞑目，繼續爲民主自由而奮鬥，是唯一可以告慰死難者的好消息。而比王丹稍稍年輕兩歲的我和王丹都堅信，民主和自由之花必將在中國綻放。 最近幾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到台灣訪問，王丹通常會邀請我去他的課堂上給學生們講課，來聽課的大部分是台灣學生，也有少許陸生。我們跟年輕學子之間，有坦誠的辯論，思想火花的碰撞。我相信，啓蒙的種子由此播下，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 3名當時北大學生的不同選擇，亦象徵著那一代中國青年以及此後更多的中國青年的不同選擇。肖建華的紅頂商人之路遭逢了滅頂之災，孔慶東的賣文爲奴之路宛如漆黑的隧道，而王丹的自由民主之路即將迎來燦爛的黎明。

習近平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是習擔任的第13個中央級職位。路透        余杰／作家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習近平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這是習近平擔任的第13個中央級職位。習近平是中共執政以來身兼職務最多的黨魁。 就軍事領域而言，此前習近平已擁有4個職務：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軍委聯指總指揮、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是其擔任的第5個軍職。與之相比，美國總統僅有三軍最高指揮官一項軍職，在習近平面前只能甘拜下風。 中國《新華社》報導稱：「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是中央層面軍民融合發展重大問題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統一領導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外媒評論說，習近平兼任此職務，是中國軍隊現代化又一值得關注的舉動。 其實，習近平再次自我加冕，背後有三重玄機。 首先，習近平不斷設置新的機構並給自己增添新的職務，表明他心中缺乏自信，他並未牢牢抓住槍桿子。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權的時代，毛、鄧親自帶兵打天下，且並未參加授勛，享有高於元帥的超然地位。 毛、鄧在軍方的職務只有軍委主席一個，並無其他職務，說明這兩個人對軍隊有絕對的控制權，不需要其他職務滿足其虛榮心。鄧小平生命中最後的7年，甚至卸下軍委主席，以一名普通黨員的身分，照樣擁有黨政軍大權，1992年一番「南巡講話」，讓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嚇得屁滾尿流。 而習近平沒有毛、鄧那樣跟軍隊源遠流長的關係，也不具備毛、鄧的威望，惟有像好鬥的公雞那樣拼命地往自己身上插五顏六色的羽毛。 其次，在習近平的13個職務中，4個是軍隊職務，說明習近平看到今日中國危機重重，一定要緊緊握住軍隊這架殺人機器。 然而，比軍隊更重要的是人心和民情，民眾已經開始覺醒，武力不能維持長治久安。清末攝政王載灃也做過跟習近平一模一樣的事情：載灃剛剛監國，便將掌握軍權的漢人撤職，全部換上皇族親貴。重臣張之洞提出異議：「此必激起民變。」載灃回答說：「我有軍隊。」1909年，張之洞憂慮而死；3年後，武昌起義推翻了武裝到牙齒的大清王朝。 習近平的見識連載灃也比不上，而其面臨的危機重於晚清，他不可能單單靠軍隊就能保住共產黨的江山。習近平雖然到處曬書單，但他大概沒有聽說過西哲泰雷蘭的一句名言：「一個政府能借刺刀做許多事情，但不能坐在刺刀上。」 第三，習近平擔任「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之職，是因為他發現軍隊與民眾關係緊張。凡是中共強調和重視的地方，便是其缺失和薄弱的地方。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軍隊再也得不到民眾的敬重。習近平想仿效毛澤東的做法，倡導「軍民魚水情」。在此背景之下，凡是損害軍隊聲譽、軍民關係的言論，都要用輿論和司法的力量加以打擊。 比如，歷史學者洪振快撰文質疑「狼牙山五壯士」，被告上法庭並慘遭敗訴。電視名嘴梁宏達認為，雷鋒、草原小姐妹、王成等毛時代的英雄人物都是「騙」，中國軍網立即駁斥說「這得對英雄、對模範、對人民崇敬的一切賢良有多大的偏見和仇視啊！」壓力之下，梁宏達被迫低頭。 總而言之，習近平保護軍隊的榮譽、提升軍隊的待遇，就是要讓軍隊成為對其忠心耿耿的「家丁」。 然而，如頑童一樣在沙灘上修築的城堡的習近平，無論將城堡修築得如何美輪美奐，海浪一來，一切皆蕩然無存。

台灣新竹光復高中一群學生裝扮成納粹德國的軍隊，引發軒然大波。其實蔣介石以納粹爲榜樣，但中德兩國的民族性和文化迥異，蔣介石將中國「納粹化」的努力並未成功。    圖：翻攝網路   台灣新竹光復高中舉辦校內遊行活動，有一群學生裝扮成納粹德國的軍隊，有模有樣地仿效向希特勒致敬的軍禮，該視頻在媒體上引發軒然大波。事件曝光後，不只台灣總統蔡英文大怒，下令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校內行政人員也一律給予行政處分，校長辭職，教育部取消補貼。此事甚至成為一件國際新聞，以色列與德國駐台代表處雙雙發文，譴責台灣教育界出現此等「憾事」。 毫無疑問，這是歷史教育的失敗，這更是華人世界長期以奉行「崇拜權力、不問善惡」的思維方式的必然結果。然而，與其居高臨下地指著那些「無知者無畏」的孩子，不如靜下心來讀一讀美國歷史學家柯偉林的專著《德國與中華民國》。該書被學界評為中德關係史的一本「難以超越」的著作，也是關於中華民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項「極其出色」的成就。該書初版時名為《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這個名字與全書的實際內容更加貼切。納粹迅速崛起的道路讓蔣介石艷羨不已，蔣介石認為以中國傳統文化加上法西斯主義理論，就是可以讓中國由亂變治的法寶。為此，蔣介石以納粹爲榜樣，在軍事、工業、文宣和特務系統等方面奮起直追。不過，由於中德兩國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傳統迥異，蔣介石將中國「納粹化」的努力並未成功。 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柯偉林在《德國與中華民國》一書中，論述了從1928至1938年間，南京政府向德國「取經」的是非成敗。尤其是希特勒上台、將魏瑪共和國改造成第三帝國之後，中德兩國的關係一度如膠似漆，蔣介石與希特勒也如同一對惺惺相惜的獨裁者。1937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應邀訪德，與納粹元首希特勒舉行會談。會談中，希特勒對孔祥熙談及蔣介石，贊蔣介石為「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當然，兩者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對等，德國的國力之強、希特勒的權力之大，是勉強統治鬆散、孱弱的中國的蔣介石難以望其項背的。希特勒對蔣介石的稱讚只是禮貌話，而蔣介石則是希特勒真心實意的崇拜者，他曾宣稱「我們需要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的希特勒」也就是他自己。為了得到德國的武器與工業產品，蔣介石卑躬屈膝親自致信希特勒，承諾「中國之原料必須巨量供給貴國」。1936年4月13日，蔣介石再度致信希特勒，專門為其祝壽。如今已知蔣介石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4封，希特勒只回覆了其中的一封。 納粹德國何以成為中華民國的「良師益友」？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垮台的不僅僅是大清王朝，更是在中國運行了兩千多年的帝制。然而，對於如何建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當時的各派勢力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和通盤的計畫。革命派和立憲派對於爭奪權力更感興趣，可是權力到手之後卻又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民國的前15年，中央政府處於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使得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頻繁更換。 民國初年，聯邦共和、多黨競爭、議會政治的美國模式被中國精英階層視為可效仿的典範。然而，宋教仁遇刺、孫文發起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悲劇性事件，使中國人的「美國夢」灰飛煙滅。到了20年代中期，已淪為一個弱勢軍閥的孫文，面對西方國家普遍的冷落態度，轉而向10月革命之後強悍凶猛的蘇俄求助。蘇俄當然樂於向東方「輸出革命」，雙方一拍即合。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蘇俄催生的「雙黃蛋」，在南方點燃階級革命的火種。1927年，經過蘇俄訓練和援助的國民黨黨軍，在北伐戰場上摧枯拉朽，蘇聯模式的黨國終於「平地起高樓」。共產黨不願屈居國民黨之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又發生血腥內鬥，蔣介石斷然實施清黨屠殺，宣佈與蘇俄決裂，此後自然無法繼續以蘇俄爲師。 那麽，蔣介石的新老師是誰呢？蔣介石早年曾留學日本，一度對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崇拜得五體投地。但是，日本在20年代對中國已展開鯨吞蠶食，國民政府不可能跟日本結成親密的師生關係。而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對曾經赤化、且民族主義高漲的國民黨政權不予信任，蔣介石本人也對英美的制度和文化毫無好感。於是，剩下的惟一可以當著老師的國家就是德國了，正如柯偉林所指出的那樣：「與德國的密切合作，實際上導致了對該國某些基本經驗的模仿，國民黨政府在謀求國家統一、增強經濟實力、尋求民眾支持的各項努力中，均打上了這種模仿的烙印，所有上述努力都是在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脅下進行的。」 蔣介石發現，既然日本以德國爲師，那麽與其學日本，不如直接學德國；既然日本學德國能在短期內取得空前的成效，那麽中國學德國或許也能事半功倍。希特勒上台之後，短短三、五年之間，就驅散了德國在一戰失敗之後的萎靡不振，改變了遭其他強權淩辱的窘迫狀況，軍隊所向披靡，工業日新月異。蔣介石看在眼裡，也想在中國實踐德國「麻雀變鳳凰」的秘方，柯偉林如此描述蔣介石的心態：「蔣介石和許多國民黨領導人都對德國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軍事化和工業化造就了德意志帝國。一個精銳而忠誠的軍官團，保證並強化了軍隊作為國家柱石的地位。法西斯主義甚至能夠成為一個衰落社會的強心劑。」 在整個30年代，以德爲師的想法不僅存在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實權派心中，也爲許多知識精英所接受。那時，有不少頂級知識分子追捧法西斯主義，他們對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惡行熟視無睹。中國人從不在意對境內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乃至種族屠殺，希特勒的種族政策對他們來說從來不是一個問題，他們惟一一次微弱的抗議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將中國人與黑人併列爲劣等民族。「我們無需隱瞞，我們正需要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的史達林！」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在其名著《流產的革命》一書中也引用了這批知識分子的呼籲。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批人不單單是留德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也包括留學英美卻對英美的自由主義興趣闕如的社會精英。蔣介石對納粹德國的羨慕，持續到中日開戰乃至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德國成為中國的敵國。中國與德國沒有面對面地作戰，但雙方處於敵對陣營，蔣介石偏偏從未嚴厲批評納粹的窮兵黷武。美國學者羅丹（Daniel D.Knorr）分析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時指出，與五四時期的思想界的繁榮相比，蔣標榜的民族主義不僅要求絕對的個人權威，同時對西方思想（特別是那些同盟國所支持的思想）持排斥態度。蔣自命爲聖王，就像帝制時代的皇帝那樣集政治和思想權威爲一體。當時，與蔣政見對立的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對《中國之命運》作出了一針見血的批評：「這本書批評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是我們盟友蘇聯的意識形態；它還批評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是英美盟邦的意識形態。但是這本書唯獨沒有批評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是我們的敵人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意識形態。」 蔣軍為何沒有德軍的戰鬥力？ 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的蔣介石最羨慕的是德國軍隊的戰鬥力，他學德國的重心是建立一支嫡系的德式軍隊。 讓國民黨軍隊脫胎換骨的關鍵人物是被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1933年，塞克特出任蔣介石的總顧問，提出推動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的大綱。他強調必須建立規模較小但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塞克特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一人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由此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 塞克特獲得了對外國人心存猜忌的蔣介石罕見的信任，他甚至可以用蔣介石的命令對軍隊發佈命令。他在中國改組軍隊的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1934年，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了三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到1937年抗戰開始前，德軍顧問團為國民政府整編之精銳部隊接近30萬人。這些部隊被視作是國民黨軍隊中的精華。 果然，德式的「中央軍」在對中共割據的蘇區的第5次「圍剿」中大放光芒。蔣介石採取德國顧問提出的穩中求進的「碉堡戰術」，迫使紅軍放棄中央蘇區、走上「長征」之路。經過德國訓練並裝備德國先進武器的國軍，其戰鬥力確實讓此前屢次擊敗國軍的紅軍刮目相看。學者黃道炫在《中央蘇區的革命》一書中指出，國民黨軍隊將裝甲部隊和新購德國山炮投入戰場，讓紅軍將士吃盡苦頭。中共悍將粟裕回憶說：「19師是紅7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家夥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紅軍兩個主要軍團的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5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籍此有所加強。每連有多至六挺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關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就是傷亡一大堆。」 然而，這些新式部隊能打敗共產黨的軍隊，卻不是日本軍隊的對手。中日全面開戰之後，蔣介石不顧德國顧問的反對，將德械精銳師投入淞滬戰役以及南京保衛戰。中國軍隊總體傷亡30多萬人，其中德國整編之30萬部隊損失10萬到18萬人，失去1萬名低級軍官，從此基本喪失了獨立作戰能力。柯偉林評論說，這個結果對於蔣介石來說是巨大的災難，蔣的精銳部隊不復存在，無法執行統一中國和抗擊日本侵略這兩大任務。蔣不得不依靠戰鬥力更弱、忠誠度更差的地方部隊，「從此以後，蔣介石就越來越不是作為獨立的權力實體而越來越以派別集團的操縱者的身份進行統治。中日戰爭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內戰史將會證明這種統治方式的局限性。」換言之，日後蔣介石被共產黨打敗，根子在此時就埋下了。 蔣介石的軍隊在短短幾年內可以裝備德軍的先進武器、穿上德軍威風凜凜的軍裝，但離真正的現代化軍隊的標凖還很遠。軍隊的現代化，必須有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與之配合，如受過一定教育的兵源、龐大的兵工廠和工業系統，後勤、通訊、交通和金融的配合等等。這些都不可能「速成」。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有一次到國防大學觀看美國拍攝的第二次大戰之中途島及瓜島與地中海各實戰影劇，頗有所感，「自覺在我國以18世紀之程度，而要擔任20世紀中葉之戰爭，焉能不敗。」僅僅以蔣介石本人的文化和軍事素養而論，亦不足以指揮這支軍隊。蔣介石迷戀於孫子兵法、曾國藩兵法，這些東西無法應付一場現代戰爭。蔣介石習慣於儒家式的「吾日三省吾身」，卻從未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和思維方式需要全盤更新。  半途而廢的「儒家版本法西斯運動」  蔣介石效法納粹是全方位的。比如，蔣介石欣賞納粹的蓋世太保，下令組建特務組織「復興社」（由於復興社幹部均穿藍衣黃褲，故又稱「藍衣社」），以恐怖手段維護其統治。復興社的中心機構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主要負責在軍隊系統中宣揚法西斯主義。 希特勒對德國的鐵腕統治，並不完全靠秘密警察的恐嚇、民族主義的煽動以及發展經濟、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來實現，更是靠塑造如同上帝般的元首的形象來達成——元首是納粹黨的靈魂所在。希特勒宣稱，在德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準備將德國人民帶往至高無上的位置，「我是幾十年來，也許是幾百年來最嚴厲的德國人之一。我具有德國領袖的偉大權威。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的成功，無條件地相信。」德軍佔領巴黎後，希特勒特別去參觀和研究拿破崙的紀念碑，並聲稱自己遠比拿破崙偉大：「我將成為人們仰視、國家談論和永遠牢記的元首。我的生命將不會因軀體的死亡而結束。相反，我的生命將因軀體的死亡而開始。」 蔣介石在中國人當中從未獲得希特勒在德國人當中的那種尊崇與愛戴。1934年，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或許是要創造一種淩駕於黨、軍隊和政府之上的運動，由此使自己成為無可爭議的領袖。柯偉林指出：「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是徹底地失敗了。它動員中國人成為新公民的努力未穫成功，哪怕僅就從來沒有去發揮群眾的主動性這一點而言也是如此。」新生活運動的內容是儒家道德理想與另一種從德國引進的普魯士軍事體制的混合物，它所強調的是民眾的服從，排斥民眾的參與。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之後，就喪失了發動民眾的動力和勇氣。蔣介石看到共產黨發起的群眾運動的威力，沒有信心與之競爭，反倒害怕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新生活運動不是群眾運動，只是上層精英對民間社會進行「訓導」，然而「動員的真意就是組織訓練」，這場運動因缺乏人民大眾的響應而慘淡收場。蔣介石學希特勒畫虎不成反類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只是模仿法西斯體制，而不是法西斯運動，但是運動對於建立法西斯政權是必不可少的，那種認為可以跳過初期動員階段也能實現國家軍事化的觀點，是對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誤解。」 中國傑出的小說家沈從文在長篇傑作《長河》中嘲諷了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樸實的湘西鄉人理解不了什麼「新生活」，對這個稱呼也感到莫名其妙。一位婦女得知「新生活」要來了，十分擔憂，她不明白「新生活」是什麼樣子，會不會拉人殺人，問了許多人也說不明白。一位老水手同樣對「新生活」抱有杞憂，以為「新生活」一來，這地方原來的一切，都必然要有些變化。湘西人被折騰怕了，之前，又是土匪，又是共產黨的蘇維埃、又是追剿紅軍的國民黨軍，一點風吹草動、新名詞、新運動都讓他們感到莫名的恐懼。等到新生活運動在湘西小城實施，人們看到的只是些不切實際的可笑之舉，比如強行規定鄉下人走路要靠左，不然要打膝關節，不扣鈕扣也得挨罰等等。《長河》因此被國民黨圖書審查官認為「思想不妥」，輾轉交涉，做了刪節，最后才得發行。 民國史研究者傅國涌認為，「新生活運動」最大的缺失就是價值錯置，其中強調的個人生活規範，都只是為了規矩、服從、守紀律，而沒有自主地為社會服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類內容，也就是說「新生活運動」倡導的價值不是現代的。自清末民初以來，公民教育，公民觀念，對於受過教育的國人已經不陌生。「新生活運動」離開公民教育，而奢望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重塑一代新國民，本質上不是要培育現代化的國民，而只是想訓練聽話的工具。這是權力主導的大規模的改變私人生活規範的嘗試，完全依靠權力自上而下推行，在公眾當中並沒有激起多少反響。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全面爆發，中國與納粹德國的蜜月期結束了。但是，即便沒有這場世界大戰，蔣介石學納粹德國註定了不會成功。首先，中國與德國的民情差別太大，中國人不可能改變數千年的民族特性，突然變得跟德國人一模一樣；其次，納粹德國自身的發展模式中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在經濟現代化飛速進行的同時，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納粹德國的滅亡是必然的，而學納粹德國的蔣介石政權也不可能順利地從訓政過渡到憲政。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歐巴馬總統八年任內，對中國卑躬屈膝、對台灣冷漠無情，應該好好學習自家美國的歷史。圖／whitehouse@flickr 12月16日下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宮召開了最後一場記者會。在並未經過台灣人民授權的前提下，歐巴馬自作主張地「代表」台灣人民表示：「台灣同意只要能保持某種程度上的自治運作，台灣不會尋求獨立。這個現狀雖然對相關各方都不盡如人意，但是維持了和平，並使得台灣人民得以發展經濟，保持高程度自治。」他進而替「一個中國」的概念背書：「一個中國的概念，涉及了中國對一個國家完整性的核心價值。」如果我先看到這段言論，而沒有看到是誰說了這番話，一定會以為是中共御用學者自欺欺人的老生常談。 歐巴馬是美國總統，還是中國傳聲筒？ 歐巴馬是美國歷史上最缺乏民主自由素養和最遠離美國建國根基的總統。然而，台灣的若干主流媒體和知識界卻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基於歐巴馬少數族裔的身份，一廂情願的對其寄予讚美與期望。歐巴馬八年任內，對中國卑躬屈膝、對台灣冷漠無情，台灣人始終忍辱負重、唾面自乾。當川普揭穿「一中政策」這件皇帝的新裝之後，歐巴馬仍要維持這個千瘡百孔的謊言。歐巴馬彷彿不是美國人自己選出來的總統，而是習近平任命的「美洲殖民地總督」。 台灣人民當然不滿足於目前這種「妾身不明」的狀態，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獨立建國的願望不可遏止。如果歐巴馬的說法成立，自由人可以滿足於「保持某種程度上的自治運作」，那麽當初美洲十三個殖民地的人民為什麼要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奮起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英國人不也跟大部分殖民地人民一樣，大家「同文同種」嗎？而且，英國有君主立憲的制度，不是比中共的獨裁暴政更好嗎？ 歐巴馬真該認真閱讀一下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如果華盛頓、富蘭克林、亞當斯、漢密爾頓、傑斐遜、麥迪遜等美國的開國先賢有權選擇獨立，台灣人為什麼就不能選擇獨立呢？ 美國獨立是光榮偉業，台灣獨立是製造麻煩？ 當初，英國政治哲學家、國會議員埃德蒙·伯克曾在英國國會為美洲人民的獨立自決權大聲疾呼，第一次對「住民自決權」做出深刻的論述。伯克認為，設立政府是為人民的幸福，不是為了崇飾觀聽、造成大一統的勝景，去滿足想入非非的政客的藍圖。伯克強調說：「哪一種治理方式最適合於人民，必須由他們的共同性格和民情決定。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也不該決定它。」 美國的國父們不願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子民，他們要成為美國人，要擁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同樣的道理，今天的台灣人不願被中國統一，不願處於「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下，又有什麽錯呢？為什麼就要被認為是「麻煩製造者」呢？今天的美國人如果承認是華盛頓的後人，有什麽理由不全力支持台灣人民實現其獨立的願望呢？ 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台灣年輕的國際法專家彭明敏教授，就和他兩位學生一起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中清清楚楚指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應當有更多的台灣人和美國人看到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它如同給了歐巴馬一記響亮的耳光。

  新竹光復高中學生Cosplay希特勒引來國際抗議，台灣的中正廟卻堂堂紀念蔣介石。兩人都是殺人魔，怎麼標準差那麼多？圖／Wiki, AngMoKio, 20161225 台灣有中學生穿納粹服裝遊戲，遭到曝光後，一時間千夫所指。我建議，他們該看一看精彩美劇《高堡奇人》，體驗一下歷史如果是另一種結果：德日打敗西方民主國家，連美國也成了納粹帝國的一部分，接下來該是怎樣的生活。 價值觀混亂：譴責希特勒，卻紀念毛蔣 這些學生的不當行為確實應當批評，而社會各界批評言論之猛烈，說明以西方爲主體建構的歷史觀已經成為普世價值。但是，在二十世紀獨裁者屠殺人民的排行榜上，第一名是毛澤東，第二名是史達林，第三名是希特勒，第四名是蔣介石。希特勒早已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史達林則被釘了一半——普亭偶爾會讚美史達林時代蘇俄的強大，而毛澤東和蔣介石仍然逍遙自在。 對於毛澤東和蔣介石，兩岸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人們又有多少精準的認識呢？台北的市中心有中正廟，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有毛主席紀念堂，這兩座城市真的實現了精神現代化嗎？ 中共的那面比納粹還要血腥一百倍的五星紅旗，居然在西門町高高飄揚。「愛國同心會」這樣一個流氓組織，居然公開毆打來台灣訪問的香港本土派活動人士，領頭者一邊領取台灣的福利，一邊從中共那裡得到津貼。大家偏偏對這些更加嚴峻的事情視而不見。還有那位一向以進步力量自居的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香港帶領大學生唱紅歌——紅歌的每個字背後都流淌著滔滔血水。大家卻說，要尊重她的言論自由和歷史記憶。 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時不時地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書店里也有毛澤東的紅寶書賣——賣毛澤東的書就是體現台灣社會的多元化，賣希特勒的書就是宣揚種族仇恨，這是什麽奇怪的邏輯？文革時代的樣板戲也堂而皇之地在兩廳院上演，龍應台評論說，台灣終於可以不必「談左變色」了，但每齣樣板戲後面都有若干條人命，龍應台知道嗎？ 華人命賤？西方人不在乎毛澤東的大狂殺 花幾十年時間寫出《毛時代三部曲》的荷蘭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指出，毛澤東應該接受與希特勒、史達林一樣的待遇——後人應該把他視為令人髮指、專門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然而，歐洲有些人就是不認為毛澤東可以跟希特勒、史達林相提並論，為什麼呢？ 馮客的分析是：「禮貌的說法是『東方主義』（筆者按，薩伊德（Edward Said）的理論，認為西方對於東方總是抱持高高在上的態度），我的說法是：種族歧視。如果你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孩被關在鐵絲網後面，你覺得這是悲劇；但假如是亞洲的數百萬人口，那不過是數字而已。歐洲人真的在乎嗎？不，我們不在乎。」中共當局用「功大於過」來評價毛澤東，但馮客指出：「對於我來說，稱讚毛澤東的功業，就好像是在說希特勒蓋了高速公路，而且對狗很友善一樣。」 華人社會接受西方人這種隱形的種族歧視——被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的生命重如泰山，被毛澤東和蔣介石屠殺的中國人及台灣人的生命則輕如鴻毛。那些上綱上線地批判無知中學生的大人們，首先應當自我反省，先清除對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偶像崇拜吧。

  黃炎培 (圖) 是中國著名左派教育家 (音樂家黃自為其家族)，投共後被視為右派，其子黃必信一家死於非命。圖／取自網路   習近平在紀念所謂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的大會上，如此定義共產黨：「甚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除了習近平一人之外，大概八千多萬中共黨員和十三億中國人都不相信這個定義。如今的貪官貪汙的數額動輒上億，能夠買多少被子呢？ 共產黨的「奪魂被」 不過，共產黨確實曾經將被子當作禮物送給「黨外人士」。1945年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展開和談，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六位國民參議會的參政員受邀參觀延安。傅斯年是其中唯一從中共精細佈置的假想中看出其獨裁本質的參訪團成員，而黃炎培、章伯鈞等人則在毛澤東的面前卑躬屈膝。對此，傅斯年諷刺地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此後，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左派知識分子分道揚鑣。他雖然猛烈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將孔祥熙拉下台，卻拒絕共產黨的統戰政策，毅然渡海到台灣，將北大的自由主義精神傳承到台灣大學。而留下來的章伯鈞、黃炎培，儘管得到毛澤東賞賜的「陀羅經被」，此「陀羅經被」卻不能成為他們的丹書鐵券，他們和他們的家族很快招致滅頂之災，真可謂是「貪戀陀羅經被，丟了卿卿性命」。章家的遭遇，讀一讀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就一清二楚了。而黃家的命運，更為曲折幽微。 黃炎培回到重慶後，以萬分激情和罕見速度寫成〈延安歸來答客問〉，連同其訪問延安的五天日記，以《延安歸來》為書名出版。黃續弦的年輕妻子姚維鈞是此書的合著者。《延安歸來》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黃炎培寫道： 「毛澤東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真是出於意外。」 黃炎培的《延安觀察》在國民黨統治區引起轟動，對幫助共產黨打贏宣傳戰功不可沒。 黃炎培寵辱由人，貽禍子孫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共產黨一開始也沒有虧待黃炎培。1949年3月，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輾轉到達北平。當天晚上，剛進北平西郊雙清別墅的毛澤東設宴款待黃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澤東又單獨設晚宴招待黃炎培和夫人姚維鈞。為了表示尊敬，毛讓夫人江青和周恩來作陪，這等殊榮，黃炎培獨享，可見其在毛心目中的地位。兩人暢談時局直到深夜，黃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到了第三天，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在國民大戲院開歡迎會時，黃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號：「人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據說，在所謂「民主人士」中，黃是首先喊出「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的。傅斯年當年確實沒有看錯他。 半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黃炎培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輕工業部部長，以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這可是國民黨沒有給他的顯赫官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副國級」領導人。黃炎培受寵若驚、恨不得為中共政權肝腦塗地。他感激涕零地說：「毛主席善於聽取與我不同的意見，善於和意見與自己不同的人合作。」 然而，雙方的蜜月期沒有維持太久。很快，黃對中共的一些經濟政策有了不同看法，特別是反對對農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毛澤東立即翻臉，嚴厲指責黃是「資本家代言人」。後來共產黨從政府機構排除所有的非共產黨人士，黃再無實權，僅保留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虛銜。 緊接而來的反右運動，知識分子群體遭受重創，上百萬人被波及。雖然黃炎培沒有被劃為右派，但在毛澤東的心中，他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右派。黃固然忠順，但還沒有達到郭沫若那樣柔媚入骨的地步，所以毛仍然要敲打他。毛故作寬容地說：「我有幾個右派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黃炎培。」黃炎培本人倖免於難，黃家一門卻出了七個右派，看似「子之過」，實則「父有因」。 黃萬里飽受折磨，黃必信一家橫死 黃家最著名的右派，當然是水利專家黃萬里。1957年6月19日，黃萬裡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親筆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黃萬里被打成右派，精神和身體都飽受羞辱。黃炎培為了自保，竟與兒子斷絕來往，還寫詩表示要學習做「新人」。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的奴隸集中營勞動，1974年又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九死一生。1980年，黃萬里被清華大學黨委宣佈「平反」。然而，因他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及長江三峽水利工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再度被噤聲。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去信，闡述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得到任何答覆。他又向中紀委舉報國務院對其申訴置之不理的行為「違憲」，仍如石沉大海。黃萬里晚年被取消發表論文和授課的權利，鬱鬱而終。 黃炎培另一個兒子黃必信的命運更加悲慘，一家人全都死於非命：黃必信曾任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開始後一個月，即於1966年6月14日上吊自殺。1966年10月，他的十四歲小女兒失蹤，從此像儲安平那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1968年6月15日，他的妻子余啟運在關押時自殺身亡。 幸虧黃炎培在1965年去世，否則他未必能熬過文革這一關。而他的妻子、幫他寫《延安歸來》一書的姚維鈞，則成了他的替罪羊，遭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拳腳棍棒、人格侮辱。因不堪凌辱，姚維鈞於1968年1月20日服安眠藥自殺，時年五十九歲。為了確保孩子們的安全，她在遺囑中寫道：「孟強、孟復、當當、丁丁、方方、岡岡：孩子們，我病得很苦！你們要跟著共產黨……」身為奴隸，死後也不得自由！ 這就是得到共產黨的被子的高級知識分子、社會賢達、「民主人士」的下場。今天，習近平又在分被子了，誰敢要呢？

2013年公開出席活動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在當代美國政壇上，季辛吉是壽命最長，政治影響力也最長的政客——雖然季辛吉自1977年之後就從未在美國政府中擔任重要公職，但其影響力之大超過了所有卸任國務卿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甚至超過大部分卸任總統。我親身經歷的一個事實是：2012年，當我在紐約的一個基金會發表演講時，主辦方居然要求我將一句譴責季辛吉的話刪去，在擁有言論自由的美國，批評季辛吉在40多年前主導的“倒向中國”的政策居然是一件犯忌的事情。 季辛吉影響的美國總統不止是尼克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亞太政策數10年來基本沒有擺脫季辛吉畫下的圓圈。季辛吉只要一息尚存就不願退出歷史舞臺，美國學者尼爾·弗格森在《季辛吉對川普的忠告》一文中指出，季辛吉對川普的對華外交政策提出忠告：「無論在貿易還是南海問題上，不要與中國陷入全面衝突，而要尋求‘全面協商’，力求實現對話機制、推行《世界秩序》一書中主張的‘共同發展’政策。」在此基礎上，甚至可以「组建中美俄威權主義聯盟」。 在跟候任總統川普會晤後，95歲的季辛吉不辭辛勞地飛赴北京，與習近平等中國領導層會面。季辛吉似乎仍然在中美之間長袖善舞，但仔細一看新聞報導，就知道此一事件並非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標誌，而讓人發出「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之質疑——川普沒有將當天晚些時候要跟蔡英文通話的「秘密」告訴季辛吉，季辛吉也不是川普任命的、向習近平傳話的「信使」。老奸巨猾的季辛吉在一生中算計了無數敵人和朋友，最終卻被川普擺了一道，也算是作繭自縛、罪有應得。以目前川普及其團隊主要人物的思想脈絡和公開言論來看，季辛吉的「與狼共舞」的「忠告」不會被採納。季辛吉的世代已經結束了。 「中國是我取得成功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45年前，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季辛吉時，季辛吉承認「中國是我取得成功的極其重要的因素」。然而，季辛吉沒有說出來的實情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幫助毛澤東鞏固政權、繼續殘害數億民眾以及對台灣的背叛之上。毛澤東唯利是圖，並不持守真左派的意識形態，昨天還在詛咒美國是邪惡的敵人，一夜之間就跟「萬惡的美帝」打得火熱，將在中美之間穿針引線的季辛吉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在周恩來作陪的國宴上大啖山珍海味，也不會深究這是一場人肉盛宴：有多位漁民被驅使冰層之下捕撈鮮魚而被活活凍死。 季辛吉吃著中國人的人血饅頭得以延年益壽，至今他仍在吃老本：1966年6月（文革發動之初）建立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日前在紐約舉行盛大酒會慶祝50歲生日。季辛吉在會上警告，如果美中兩國不能合作，緊張會加劇，世界將分裂為擁中和擁美兩派，並早晚會失控。 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該組織的會長歐倫斯，在向參加慶祝餐會的500多位嘉賓致詞時，用中文字正腔圓地念了一段毛澤東語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美國之音如此評論說：「嘉賓們的掌聲顯示了大家都理解了會長的潛台詞，也反映了美中關係所面臨的壓力。」 我不曾身臨其境，卻遠遠地聞到一股納粹集中營焚燒屍體的氣味。在西方的公眾場合，誰敢公然背誦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言論呢？迎接他的必然是倒彩和噓聲，甚至會被法律追究。然而，歐倫斯堂而皇之地背誦毛語錄，並且贏得了掌聲。他和與會的嘉賓們都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毛澤東難道比希特勒仁慈和善良嗎？毛澤東難道跟希特勒不是同一類獨裁者嗎？在20世紀人類歷史上，毛澤東屠殺的人數之多，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而名列世界第一。 歐倫斯背誦毛語錄，在這群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中並非驚世駭俗之舉。早先季辛吉訪問重慶，與薄熙來相見歡。薄熙來問季辛吉：「您如何看待毛主席？」季辛吉脫口而出：「我不管别人怎麼評論毛主席，我認為毛主席是偉大的政治戰略家。」那麽，希特勒不也是「偉大的政治戰略家」嗎？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也是「偉大的政治戰略」的一部分嗎？或許，季辛吉心中的真實想法是：猶太人是高等人，希特勒不能隨意屠殺高等人；中國人是低等人，毛澤東可以隨意屠殺低等人。他的種族主義的思想不正跟希特勒如出一轍嗎？ 作為當晚「為美中關係做出傑出貢獻的終身成就獎」得主，季辛吉警告說，世界和平與進步有賴於美中雙方不僅尊重而且調整各自核心利益、以使雙方進行合作的能力：「如果這種合作不能發生，那麼緊張就會加劇……我們現在正處於歷史的重大關頭。」他建議當選總統的川普在其政府裡任命一位負責所有對華關係的特別顧問，並建立美中最高領導人的直接聯絡管道。那麽，什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呢？中共宣稱，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國的社會制度，包括永遠維持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模式。由此可知，季辛吉的潛台詞是說：一定要遷就中國，習近平最怕的字就是「亂」，習近平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是可以理解的。當年，西方民主國家對希特勒在國境內屠殺猶太人視而不見，如今西方民主國家也可以不管中國政府如何淩虐本國人民，只要中共願意在若干國際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就足夠了。 這場晚宴的高潮不是季辛吉的演講，而是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作演講。崔不點名地警告敢於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人，「任何以其他國家核心利益為代價，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圖是永遠不會成功的。」與會者不會弄錯崔天凱此話所指為何：候任總統川普跟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並在推特上質疑「一個中國」的政策，被中共當局視為觸動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這是一個可恥的反美集會，這是一群「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他們同時收到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來的賀電——這再次表明歐巴馬與習近平穿同一條褲子。 季辛吉曾經押寶在薄熙來身上 自1971年開始，季辛吉先後70次到中國，其中50次是官方訪問，20次是私人訪問。他積累了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5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私交」。前幾年，季辛吉一度押寶在薄熙來身上——他是薄熙來垮臺前接見的最後一名重量級的西方政治人物。以季辛吉敏銳的嗅覺，居然沒有嗅出中共上層你死我活的鬥爭氣氛，居然沒有發現薄熙來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對他洋洋自得的「中國通」身分真是莫大的嘲諷。 當時，2011年9月號的香港《鏡報》刊登了特約記者奧西的文章《季辛吉的重慶印象》，對季辛吉在重慶訪問的行程進行全景式「聚焦」呈現。季辛吉到重慶的「深度之旅」，除了與他認為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的領導人之一的薄熙來拉近關係之外，還有更為現實的考量：季辛吉念念不忘的是其家族和其服務的美國大企業在重慶的投資——他到重慶是爲了確保這些投資獲得更大的回報。官商勾結的黑幕，需要調查記者順藤摸瓜才能水落石出。 季辛吉在重慶訪問期間，高度讚揚薄熙來的同時，也不忘搬出習近平來為之背書：「我瞭解到，習近平副主席在當選為軍委副主席後的第一站就是重慶，他在重慶整整待了3天。他高度評價了重慶的發展。」季辛吉看好薄熙來——薄熙來在平庸的中共官場具有明星般的魅力，儘管其作為頗具爭議，但他敢於打破常規，也從不遮掩問鼎最高權力的野心。在野心勃勃這一點上，季辛吉跟薄熙來是同一類人。如果薄熙來與習近平在黨內展開相對公平的競爭，薄熙來一定能戰勝習近平。儘管如此，季辛吉知道習近平已被中央內定爲胡錦濤的接班人，此中格局很難突破。為了不惹惱習近平，他在讚揚薄熙來時，也將習近平拉來作為虎皮。 季辛吉不吝於用最美好的語言讚美薄熙來治理重慶的政績：「我第一次來重慶的時候，中國改革剛剛開始，重慶是一個又窮、又髒、又破的城市，一點都不吸引人。重慶人家裡沒有電視，他們在街頭圍在一部電視機前，像看露天電影一樣看電視。我第二次是帶著太太來重慶的。那個時候的重慶看不見幾座高樓，也沒有高速公路，是一座沒有綠色的陰暗城市。我們住的揚子江酒店條件也十分簡陋，跟我今天住的洲際酒店有天壤之別。」他將這些變化都歸功於薄熙來，認為薄熙來已經是中國的一名傳奇人物：「我見過薄熙來給大連帶來的變化，今天我又看到了他給重慶帶來的變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消滅了那些髒亂破的舊房子，在這些貧民窟式的居民區，興建了時尚的新型住宅社區和公園。」 有趣的是，擁有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教授身分的季辛吉，特別強調自己「知識分子」的身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來到重慶，我看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未來的遠見。我為重慶的活力所震撼。」這跟薄熙來利用高級知識分子爲「重慶模式」塗脂抹粉的初衷是一致的：那段時期，中國及西方的新左派和毛派分子都將重慶視為毛主義起死回生的「特區」，紛紛到重慶開會、考察乃至任職，薄熙來也盡地主之誼，盛情款待。雙方可謂一拍即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季辛吉早已學會了如何使用中國的宣傳術語。這個所謂的右派政客，與毛派、新左派一樣，對「重慶模式」五體投地、讚不絕口：「重慶的巨大變化已經充分展示了薄熙來書記的遠見卓識。在這樣一個時刻，我祝賀重慶人民取得的成績。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應當像夥伴和朋友那樣攜起手來，共同努力。」他感慨說：「重慶完全超出我的想像。重慶的今天得益於領導人的偉大的想像力和重慶人民的艱苦努力。重慶的活力讓我心動。我去過世界很多地方，見過很多事。最讓我難忘的是重慶市民對他們領導人和對他們的未來的信心。」季辛吉對重慶的「唱紅歌」運動亦持肯定態度，認為那表明薄熙來和他的人民「對未來充滿信念」。 然而，幾個月之後，平地一聲雷，薄熙來垮臺、入獄、受審乃至被塑造成魔鬼般的人物。此後，季辛吉沒有公開爲薄熙來辯護。季辛吉從不跟失敗者站在一起——尼克森垮臺時，他沒有跟尼克森共進退。作為尼克森最親密的助手，他居然逃過了水門事件的風暴全身而退，堪稱奇跡。 季辛吉如同當年幫助納粹將同胞送進集中營的「猶奸」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季辛吉縱橫美國政壇和國際社會半個多世紀，他真實的面目始終撲朔迷離，外人難以知曉。他一般不接受單獨採訪，閱讀了法拉奇採訪越南名將武元甲的文章之後，突然同意接受其採訪——也許他想壓倒越戰對手，展示自己的英雄氣概。 法拉奇對季辛吉的訪談發表後，一時洛陽紙貴。雖然法拉奇直言不諱地對季辛吉說「我從來沒有採訪過一個像您這樣避而不答問題或對問題不做確切解說的人」，但在迄今為止的半個世紀裡，這篇訪談仍是瞭解季辛吉最為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季辛吉後來無比懊悔此次訪談，認為「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是接受法拉奇採訪」。季辛吉一度公開譴責法拉奇歪曲他的談話，但法拉奇威脅說要公開採訪的錄音，「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季辛吉只好乖乖閉嘴。 季辛吉是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在納粹肆虐的1938年，他與家人一起逃離德國，移居美國。他於1943年成為美國公民，曾以美軍軍官的身分重返戰後的德國，幫助德國重建。儘管他的14個親人死於納粹集中營，但他對20世紀法西斯主義、共產極權主義等邪惡政權並不厭惡，他與包括中國在內的若干獨裁國家的親密關係顯示，他就像那些幫助納粹將同胞送進集中營的「猶奸」，從來不受良心和道德的約束。 外界一般認為，季辛吉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當法拉奇向季辛吉提出這個問題時，季辛吉宣稱他絲毫沒有受過馬基雅維利的影響，對他有影響的思想家是史賓諾莎和康德，「您把我與馬基雅維利聯繫在一起有點奇怪」。他也不承認自己受梅特涅的影響，只承認「寫過一篇關於梅特涅的論文」。 在法拉奇筆下，季辛吉的形象是：「這是個不可思議的、難以理解的、實際上是荒唐可笑的人物。他可以在他想見毛澤東時候就能見到，在他想去克里姆林宮時就能進去，在他認為適合的時候叫醒美國總統並進入總統的房間。在這個50歲、戴著黑邊眼鏡的人面前，詹姆士·龐德的那一手黯然失色。此人不像詹姆士·龐德那樣開槍、鬥毆或躍上奔馳著的汽車，可是他能建議發動戰爭或結束戰爭，他自以為能改變甚至已經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季辛吉極善於自我保護。法拉奇寫道：「每當我向他提出明確的問題時，他就支支吾吾起來，像條鰻魚似的溜走了，是一條比冰還要滑的鰻魚。上帝，這個人真像塊冰。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他沒有改變過表情的表情，以及那不是流露出諷刺就是表示出嚴厲的目光，他始終保持著那單調、表示憂慮、一成不變的聲調。錄音機上音量指針本來總是隨著講話人的聲音大小而擺動，但是在他講話時卻始終一動也不動。為了確認錄音機的工作正常，我不止一次地對它精心的檢查。」這個小小的細節表明，季辛吉是多麽乏味、多麽虛偽。 季辛吉與尼克森的關係，是法拉奇採訪的重點。人們稱季辛吉為「尼克森思維的保姆」。他經常在白宮吃飯，但不在那裡睡覺，「因為不能把女人帶進去」。他帶著髒衣服到白宮，然後帶著洗乾淨的衣服下班——他是否命令白宮的管家幫他洗衣服，誰也不知道。華盛頓流傳著一個笑話：「要是季辛吉死了會發生什麽事情，尼克森會成為美國總統？」季辛吉在訪談的大部分時候都竭力維護尼克森，卻也不經意地說出他在尼克森競選期間3次充當「反對派」，「我對他對態度，只是一般知識分子的習俗」。 對於推動中美建交的這一「歷史功勛」，季辛吉更是自吹自擂說，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功勞，「關鍵在於我總是單槍匹馬地行事，美國人特別喜歡這一點」。尼克森的功勞只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他而已。據說，尼克森看到這個段落後，感到相當惱火，一度拒絕見季辛吉，甚至不接他的電話。 季辛吉承認自己是花花公子，並聲稱「花花公子的名聲對我有用，因為它可以使人放心，可以向人們表明我不是老古董」。這個名聲讓他與毛澤東建立起了非同尋常的「友情」。這一點倒是實話：作為德國猶太人的季辛吉，移居美國並受到嚴格的精英教育，擁有哈佛博士學位，有貴族般的派頭和舉止；而作為湖南農家子弟的毛澤東，長期在農村發動「痞子運動」，即便住進中南海也保持隨地大小便的生活習慣。這兩個人似乎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然而，他們都是色鬼，在討論國際關係時，常常穿插彼此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黃色笑話——人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走向高貴，人卻因同樣的原因而趨於卑賤，季辛吉和毛澤東屬於後者。 在季辛吉的世界裡，從來沒有愛和憐憫的位置。季辛吉承認他對權力的熱愛和權力對他的異化：「當你掌了權，而且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你就會把它看作是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可以肯定，當我離開這個職位時，我會感到若有所失。」對他來說，普通人的生命、尊嚴和自由，輕如鴻毛、不值一提，唯有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季辛吉促成北越與南越簽署了和平協議，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季辛吉獲諾貝爾和平獎，跟後來歐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一樣，不單是一個謬誤，更是一個笑話，用法拉奇的話來說就是「不幸的諾貝爾，不幸的和平」。 儘管95歲從不認為自己已經退休，每個美國總統上台，似乎都要向他請益。讓他像受傷的獅子一樣咆哮的一個經歷是：有一次在機場他被一名20多歲的安檢人員攔下，那個年輕人居然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但這次川普對季辛吉的戲弄更加嚴重：季辛吉的身體雖然還健康，但他已是行屍走肉。無論他有多麽不願意謝幕，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只是，他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災難與罪惡，尚未被後人清理與追究。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