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資深外交家白邦瑞，2015年在台灣出版《百年馬拉松》，公開承認過去四十年受了中國的騙，並呼籲美國官員承認「嚴重錯估北京的野心」。圖／取自美國之音(李逸華攝)   川普以大幅領先的優勢當選美國總統，被「政治正確」的觀念死死束縛的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階層遭受一記悶棍。稍稍清醒之後，他們又開始製造川普是唯利是圖的商人、是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義者、將使得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為之終結、中共政權是川普當選最大的受益者之類的謠言。華人媒體亦步亦趨，台灣島內一片鬼哭狼嚎，似乎台灣將被川普政府無情遺棄。 尤其是台灣的《中時》、《聯合》等傳媒，居然聲稱台灣末日將近，應當效仿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背棄美國而投向中共。然而，台灣的處境跟菲馬兩國毫無可比性：中共並無吞併菲馬兩國的企圖，菲馬兩國可以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中共卻從未放棄武力征服台灣的野心，其如意算盤是將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所以，台灣只能與美日結盟對抗中國的霸權，而不能像菲馬那樣見風使舵、左右搖擺。 川普當選，並非美台關係惡化的開始，反倒是美台關係提升的開端。川普有意突破籠罩美國對外政策近半個世紀的「季辛吉主義」。季辛吉是中美建交的始作俑者，也是下台後仍影響國務院的「老巫師」。季辛吉未曾造訪台灣，他曾告訴朋友：「我得先跟北京當局討論。」然而，北京並未給季辛吉應有的尊敬，季辛吉是薄熙來垮台前接見的最後一個外國客人——北京並未向季辛吉透露薄熙來即將被整肅的內幕，使之處於被羞辱狀態。 川普當選後約見了季辛吉，但只是例行公事，未必聽取其「梅特涅主義」的建議。季辛吉居然拿著羽毛當令箭，立刻跑到北京，受到習近平的親自接見——可見北京方寸已亂，以為季辛吉是川普的傳話人。 川普任上  對台軍售可能出現突破 果然，川普與蔡英文有了一次歷史性的通話。川普團隊在一份聲明中宣佈：「當選總統川普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後者表達了她的道賀。在討論中，他們提到台灣與美國之間既有的、密切的經濟、政治及安全關係。蔡英文祝賀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川普也祝賀蔡英文，她於今年早些時候當選台灣總統。」 對中國的攻勢軟弱無力的歐巴馬，不會有川普這種大刀闊斧的做法。《每日電訊報》稱，歐巴馬事先對此次通話毫不知情。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霍恩（Emily Horne）表示：「我們長期以來保持的台灣海峽政策沒有改變。」歐巴馬的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管麥艾文（Evan Medeiros）表示：「不管這是蓄意而為還是莽撞行事，這次通話都將改變中國對川普的戰略判斷。這種負面判斷可能會為中美兩國帶來長久的互信缺失，導致中美兩國戰略競爭。」歐巴馬及其政府的高級官員，似乎是習近平的小媳婦，時刻看習近平的臉色行事。 川普在選舉中聲稱，他當選後要「抽乾華盛頓政治泥潭中的水」，這通電話顯示他在外交上也將拋棄官僚系統的束縛，而做出大膽的革新。川普當選後繼續使用推特發佈一系列重要消息，直接與民眾對話，避開傳統媒體的過濾和扭曲。對於這次與蔡英文的通話，川普本人在其推特帳號上發了兩則推文，後一則不改其直言不諱的風格：「美國賣給台灣數十億美元的武器裝備，我卻不應該接受一通（來自台灣總統的）祝賀電話？這很有趣吧。」 這則推文的言下之意是說，他一點也不把那些來自國務院親中派官員的建議放在心上，就是要跟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不必看中國的臉色。而且，川普用「台灣總統」而不是「中華民國總統」來稱呼蔡英文，顯然不是一時的「口誤」。 這句話更顯示，川普將台灣當作一個親密盟友看待，未來美國在對台軍售上可能有所突破。台灣理應抓住這個重大機遇，向美國提出購買更多先進武器的清單。軍售當然是一門生意，但又不僅僅是生意，用「商人圖利」這個維度來分析川普的想法太過簡單了——如果軍售僅僅是生意，腰包鼓鼓的中共當然很樂意向美國購買若干先進武器。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有錢也不賣」！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美國對中國武器禁運一直持續至今。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而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怎麽會將先進武器出售給中國呢？ 雖然只是一次持續十分鐘的短短通話，沒有太多實質性內容，卻意義非凡。西方主流媒體均以顯著位置報導和評論此一事件。《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稱，這是已知的美國總統或當選總統首度與台灣總統公開接觸。《美聯社》說，美國總統或當選總統直接與台灣領導人說話「極不尋常，或許前所未有」，必定會激怒中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說，川普和台灣總統的通話與美國數十年來的傳統做法背道而馳，可能引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爭議。《金融時報》說，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可能在他還沒有就任之前就開啟一個美中之間的主要爭議。然而，這些評論都犯了同樣一個錯誤：高估了中國方面的反彈。 中國網民舉國顛狂，外長王毅欲語還休 川普與蔡英文通話的消息傳出之後，中國的社交媒體鬧翻了天。被中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洗腦的網民，全然不知道自己奴隸的身分和處境，卻憤怒地爲主人抱不平：習大大沒有享受到的待遇，憑什麼「台灣地區領導人」能享受到？他們也忘記了，台灣人可以投票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而習大大根本不是他們選出來的。 因為這通「傷害中國人自尊心」的電話，中國網民對川普和蔡英文百般辱罵，這是他們僅有的言論自由。此前，一名從美國回到中國的、具有民主自由意識的留學生，僅僅因為穿了一件寫著批評習近平的話的衣服，就從此「被失蹤」了。中國人哪敢批評習大大呢？ 然而，與民間恨不得對美國和台灣開戰的輿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官方的回應卻前所未有地克制。曾經惡言謾罵加拿大女記者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指責說，「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是「台灣方面搞的一個小動作」，無法「改變一個中國格局」。他一句也不敢批評川普，只能「柿子揀軟的捏」，拿台灣的民進黨政府出氣。蔡英文上台之後，中國方面停止了與蔡英文政府的對話管道，通過減少陸客到台灣旅遊等手段來逼迫其就範，卻成效不彰。這一次的恐嚇，當然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過去八年來，歐巴馬政府對中國有求必應，甚至在加州的那場「不打領帶的會晤」中，全盤接受習近平對兩國關係提出的「戰略性夥伴」的定位，卻從未得到來自中國的任何回報。反之，習近平對歐巴馬無比輕視，刻意羞辱——比如，在杭州的二十國峰會上，故意讓歐巴馬從空軍一號的肚子下鑽出來。這是歐巴馬自取其辱。共產黨這個流氓集團奉行的原則向來是「欺軟怕硬」，他們對庸庸碌碌的歐巴馬可以予取予求，對氣勢洶洶的川普卻低三下四。 川普當選絕非中國的「福音」。中國更願意只說不做的希拉蕊成為美國總統。中國對希拉蕊的拳腳路數瞭如指掌，卻很害怕大開大合的川普上台，川普若在貿易上對中國持強硬態度，經濟已陷入困頓的中國必然雪上加霜。 川普的亞太政策尚未公佈，但新政府將帶來巨大的變局，以及值得期待的多種可能性。儘管川普本人缺乏處理外交事務的豐富經驗，但他的直覺有可能優於職業外交官——如同當年雷根總統靠自己的直覺做出的很多判斷，比如用「星球大戰」計劃拖垮蘇聯，證明比職業外交家的精心盤算更有效果。 美台關係提升  美國智庫持樂觀態度 最近，我在華府參加一個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研討會，參與者中有國務院現任的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處長，多名前副國務卿和前大使，以及自由之家、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組織的負責人。這是川普當選之後層級相當高的一次對華政策研討會。 多名目前還在台上的政府高官直率地承認，歐巴馬時代的對華政策「毫無作為」，這種停滯狀態即將被新政府打破。我第一次聽到美國政府高官不是使用外交辭令，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出心聲。 與會的一位資深防務專家Richard Fontaine更是爲美國的對台政策高分貝發聲。Richard Fontaine目前是華府重要智庫「新美國防務中心」總裁，此前曾在國務院和國會任職，當過共和黨資深參議院麥凱恩的外交顧問，也曾在喬治城大學外交系任教。他指出，過去美國政府太對不起台灣了。美國政府的台灣政策看中國的臉色，這是有失國格。歐巴馬給中國這個獨裁國家太多的禮遇，比如讓習近平到白宮享受最高的國宴待遇，這些禮遇是當年蘇聯做夢都想要得到、卻從未得到的。反之，台灣作為民主化最成功的亞洲國家之一，在華人世界創立了民主轉型的典範，美國應當給台灣更多的肯定、尊重和讚美，甚至將此前給予中國的禮遇轉移到台灣身上。 與會多名有影響力的智庫成員都建議，川普新政府應當推動台美關係正常化，像對待日本、南韓、印尼、印度、新加坡那樣，讓台灣成為亞洲新安全體系之一員。川普應有勇氣蔑視中國的抗議，提升與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關係。若美台關係有突破，台灣就能破除長期在國際舞台被迫「隱身」的可悲狀態。 最近被川普招攬爲中國問題顧問的美國資深外交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此前在台灣出版中文版的《百年馬拉松》一書，公開承認在過去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受了中國的欺騙，「我寫這本書是爲了說服美國官員和台灣領導人，公開承認我們嚴重錯估北京的野心」。白邦瑞七十年代初到台灣學習中文，與台灣歷任領導人都有來往，作為在台灣受語言訓練的歷史見證者，他痛陳自己在為幾屆美國總統服務期間，在對華政策上做出的錯誤判斷，「美國官員坦白承認錯誤是破天荒的大事」。白邦瑞在書中提出若干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建議。可惜，如此重要的著作，在台灣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台灣讀者喜歡讀那些吹捧習近平和中國崛起的垃圾文字，比如朱雲漢的著作。 如果白邦瑞日後在川普身邊發揮影響力，川普逐漸認清中國對美國的嚴重威脅，那麽美國的對華外交必將呈現「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新局面。在此變局中，台灣將充滿機遇。

  中國全國人大，有如一間大型養老院、中共的附隨組織、北京的橡皮圖章──或許可比擬為花瓶或尿壺。圖／Dong Fang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日前在人大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有關香港《基本法》釋法的問題時說，「全國人大是莊嚴、守規矩的地方，不像一些地方，不守規矩。」這是本年度最具喜劇色彩的金句，可以載入中國的史冊。 「全國人大」只是中共的附隨組織 上海灘黑道大哥杜月笙，在1927年的「四一二」清黨之役和後來的抗日戰爭中，爲國民黨立下汗馬功勞。抗戰勝利後，他通過戴笠向蔣介石要上海市長的官做，結果如石沉大海。杜月笙忿忿然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黑幫老大對蔣介石過河拆橋的怨恨，又是其對國民黨無情無義的嘲諷，他自己反正不要臉了，乾脆將對方也拉入爛泥塘中滾一滾。 杜月笙的「尿壺說」，用在李飛所謂「莊嚴、守規矩」的全國人大身上，也嚴絲合縫、妥貼得很，比溫文爾雅的「橡皮圖章」之說更生動活潑。全國人大從來就不是西方意義上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而是共產黨的「附隨組織」。全國人大如同一所養老院，充斥著從黨政第一線退休下來的官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未經過選舉，不能代表民意，也沒有任何法律常識和法治精神。 六四屠殺前夕，全國人大的部分有識之士希望真正充當一次最高權力機關的角色，發揮斡旋功能、避免血腥殺戮，卻被鄧小平等老人幫肆意踐踏和羞辱。從那以後，全國人大受到共產黨更嚴密的控制，由政治局的一名常委出任人大委員長，人大委員長是排名第二或第三的人物。而全國人大中又設有黨組，由黨組監督全國人大的運作，監督者本身淪為被監督的對象。這種制度設計，只能產生「一黨獨裁，遍地是災」的結果。 這個人大，哪有一點民主的氣味？ 全國人大唯一的光榮是在1989年。那年春天，學潮湧動，時任全國人大會委員長的萬里，計劃出訪加拿大與美國。5月10日，在出國訪問前最後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中，表示將提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政府廉政委員會，得到總書記趙紫陽的贊同。可是，六四鎮壓之後，這個建議被束之高閣。 萬里出訪之後數日，學生絕食抗議，國內形勢惡化。由於全國人大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機關，相當於國會議長的萬里在北美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趙紫陽希望萬里迅速回國，由全國人大召開緊急會議解決當下的難題，此一想法尚未實施，趙紫陽本人就被老人幫非法罷免。而萬里隨即成為老人幫的囚徒，他於5月25日提前回國，卻被安排轉道上海，由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接機並將其軟禁。兩天後，萬里被迫發表支持鄧小平的言論。在當天的元老會議上，老人幫決定拖延萬里返回北京的時間，他們選定的下任總書記江澤民則先赴北京「熟悉情況」。直到5月31日，萬里才被允許回到北京，那時已物是人非。 當時，黨內改革派人物、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也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最高權力機關的委員們的基本權力，試圖用民主與法治的方式解決問題。胡積偉徵集到多位人大常委的簽名，並將呼籲書公開發表，由此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六十年來，委員努力行使權力的第一人。然而，此事在六四後成為胡績偉的一大罪狀，當局成立專案組對其審查。次年3月，胡績偉被四川省人大和全國人大分別撤銷其代表和常委等職務。 晚年的胡績偉曾撰文揭露全國人大的真相：「八九民運被鎮壓，大規模的政治批判和組織清洗席捲全國，還談得到什麼民主？！人代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制度，但以黨代政，包辦和決定一切，人代會成了黨的下屬組織和政府的附屬單位。黨中央變成專制獨裁的最高權力機關。北京發生大屠殺，常委會不能問也不敢問，連開一次緊急會議來議論一下都不行。這樣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樣的民主和法制，被標榜為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哪裡有一點民主的氣味呢？」 而李飛這個甘心爲奴的官僚，顯然不知道全國人大有過一段曇花一現的企圖掙脫尿壺命運的歷史。

    因為批判陳映真諂媚中共而被「批判」，本文作者回應：沒有公義和正直爲準繩，「禮貌」就成了偽君子的遮羞布。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Photo: C.I.K / 公有領域） 我知道批評陳映真會惹惱不少台灣死守「政治正確」和「中華文化」的文化人，果不其然。 我在臉書上批評說：很多標榜有反抗精神的知識分子，一遇到中共暴政，就成了奴才。 傅月庵先生回應說：也有些碰到資本主義就軟腳的，差不多吧！^_^ (編按：相關內容另可參閱本文作者個人臉書) 台灣的偉大非僅在於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更在於容忍主張與大陸統一的自由。至於奴才，擁護美國暴政而沾沾自喜選對邊者，同樣是奴才！ 我回應說：美國當然有值得批判的地方，我對美國的批評甚至寫成了一本書。但美國是民主國家，不是獨裁暴政，這是大部分人都認同的常識吧？ 比如，美國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我在美國寫很多文章批評歐巴馬，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向我施加壓力；而我在中國批評溫家寶、胡錦濤、習近平，被軟禁、被跟蹤、被綁架、被毒打，差點為此付出生命代價。如果硬要將美國跟中共同等對待，只能用香港人慣用的一個名詞來形容：左膠。 我從來沒有否定過台灣統派的言論自由，也不是因為陳映真是統派而批評他。請注意我的批判焦點：諂媚中共，甚至支持六四屠殺。這已經超過了人性的底線。 傅月庵先生回應說：我沒將中共與美國同等對待，我是將不自覺擁抱美國者與自覺擁抱中國者同等對待（屠殺己國人民與屠殺他國人民，到底誰可惡？永遠扯不清的。）至於假批判之名而稱人「奴才」者，那是低劣了，不值一說，尤當出自一名基督徒之口。 陳映真晚年很多事我也無法贊同，但我不會稱他「奴才」，也無法忍受人家稱他「奴才」。如此而已。要說偏見，這是個人很主觀的偏見。 你若是說「不對！」「大大錯了！」我都沒話講。偏要將人家一輩子沒轉彎的坦蕩信仰與選擇，說成是屈膝事主的「奴才」，那真是不可忍了。你想想，有人說你的信仰與選擇乃是「搶著當帝國主義的走狗」，你作何感想？——沒有這種設身處地的同理心，言論自由恐也是講講而已。我滿腦子偏見，得罪了，也只能請見諒！ 我的回應：說陳映真是奴才不是我的「主觀偏見」（我說晚年的陳映真是共產黨的奴才，並不意味著我否定他早年的文學成就）。陳映真的書在中國雖然都出版了多種版本，但並沒有多少讀者，也不可能獲得巨額稿費，王曉波甚至說他晚年窮困潦倒，那麽他在中國靠什麽維持生活呢？用腳趾頭都能想出來：陳映真在中國就是被共產黨養起來，他住在北京的釣魚臺國賓館中，享受副部級的醫療待遇。他吃的喝的，都來自於共產黨從人民那裡掠奪來的財富，共產黨用巨額經費養他，經過納稅人的同意嗎？這樣被包養起來，難道是出於坦蕩的信仰和選擇嗎？他能心安理得嗎？這不是您說的「屈膝事主」又是什麽呢？ 至於我，雖然流亡美國，我從來都是自己努力工作，自食其力，不曾拿過美國政府一分錢。我永遠是一名獨立知識分子，我批判中國，批判美國，也批判某些台灣人。在美國的華人中，大概沒有人比我對歐巴馬的批判更猛烈了。我熱愛的是美國建國之初的《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和背後的清教徒精神，我對現實中的美國政府和政治人物從來沒有停止過批評，何來腳軟、擁抱之類的汙衊之詞？ 陳映真的信仰若是坦蕩和真誠的，他為什麼不堅持自己的左派理念，站在中國的窮苦大眾一邊，嚴厲批判共產黨政權奴役農民工的種種惡行呢？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他為什麼還要迫不及待地向中共唱贊歌呢？ 而我離開中國與陳映真離開台灣，背景完全不一樣。我是因為被共產黨施加酷刑險些失去生命，才被迫離開中國，宛如當年彭明敏被迫逃離台灣一樣。陳映真為什麼要離開台灣呢？二零零六年的台灣已經民主化了，有誰迫害他呢？而且他在台灣也有健保，不至於生病得不到醫治啊？ 最後，既然您說到言論自由，我不知道茉莉書店拒絕兩家出版我的書的出版社舉行新書討論會，又是什麽樣的言論自由！ 我的結論是：看到這樣的言論，真的感到很遺憾，一個似乎讀過很多書的讀書人，卻如此邏輯混亂、是非不分。受不了我對陳映真「奴才」的評語才「仗義執言」，似乎頗有儒家溫文儒雅之風。可惜，沒有公義和正直爲準繩，「禮貌」就成了偽君子的遮羞布。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台灣島內一片鬼哭狼嚎，似乎台灣再次被美國遺棄。尤其是中時、聯合媒體集團，鼓吹台灣應當仿效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拋棄美國投向中共的懷抱。然而，中共並沒有要赤裸裸地吞併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中共卻要將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今天的台灣政府豈能學當年的鄭克塽乖乖投降？ 川普當選，並非美台關係惡化的開始，反倒是美台關係提升的開端。我在華府參加一個關於美國對華政策中如何貫徹人權外交的研討會，參與者中有現任的國務院負責人權的助理國務卿、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處長，多名前副國務卿和前大使，以及自由之家、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組織的負責人，可以說是川普當選之後層級最高的一次對華政策研討會。 或許因為政府換屆在即，多名還在台上的高官直率地承認，歐巴馬時代的對華政策「毫無作為」，而這種停滯狀態即將被打破。我在許多次政府、智庫與大學合作的研討會上，第一次聽到政府高官如此不用外交辭令地說出心聲。 大部分與會者認為，川普的亞太政策尚未公布，但新政府將帶來巨大的變局，也帶來值得期待的可能性。儘管川普本人缺乏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但他的直覺有可能幫助他——如同當年雷根總統靠直覺作出很多判斷，結果證明優於職業外交家的精心盤算。 與會的一位資深防務專家Richard Fontaine更是為對台政策高分貝地發聲。Richard Fontaine目前為華府重要智庫「新美國防務中心」總裁，此前曾在國務院和國會任職，擔任過共和黨資深參議院麥凱恩的外交顧問，也曾在喬治城大學外交系任教。他不無反思和義憤地指出，美國政府過去太對不起台灣了。美國政府的台灣政策看中國的臉色，這是自取其辱。歐巴馬給中國這個獨裁國家太多禮遇，這些禮遇是當年蘇俄做夢都想得到、卻從未得到的。反之，台灣作為民主化最成功的亞洲國家之一，也在華人世界創立了和平轉型的典範，美國應當給台灣更多的肯定、尊重和讚美，甚至將此前給予中國的禮遇轉移到台灣身上。 與會的多名資深學者和外交官都表示，他們近期都獲得川普團隊外交顧問的諮詢，顯示川普有意突破籠罩美國亞太政策近半個世紀的「季辛吉主義」。季辛吉是中美建交的始作俑者，也是下台後仍影響國務院的「老巫師」。季辛吉未曾造訪台灣，他曾告訴朋友：「我得先跟北京當局討論。」可是，北京並未給他應有的尊敬，他是薄熙來垮台前接見的最後一個外國客人——這說明北京最高當局並未向他透露薄熙來即將被整肅的內幕，使之處於某種被羞辱的狀態。 與會專家建議，川普的新政府應當推動台美關係正常化，像對待日本、南韓、印尼、印度、新加坡等成為亞洲新安全體系的國家一樣對待台灣。川普應有勇氣蔑視中國的抗議，提升與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關係。 台灣朝野應當即時接收這樣的資訊，若與美國的外交有突破，就能破除長期被迫在國際舞台「隱身」的可悲局面。

    《蘋果日報》之「司馬觀點」專欄發表了《上帝保佑美國》一文。江春男認為，「川普的政策模糊，沒有執政團隊」，川普當選「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美國將逐漸淡出世界領導角色」，「二戰以來，由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開始走上終結之路」。這一觀點可謂「醉裡看花」，看錯了川普，更看錯了美國。 川普勝選並不表示美國走向衰落，恰恰相反，有可能是美國重振雄風的開端。川普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都很清楚，可惜選舉期間美國主流媒體不願報導，受美國主流媒體影響的中港台華文媒體就跟風不報導。川普在林肯發表演講的葛底斯堡提出了乾淨利落的11條政綱，儼然有當年雷根主義的影子。 川普也有一支實力遠超過奧巴馬政府的執政團隊。他當選後的第二天，社交媒體上便出現了其核心內閣的候選人名單，均是一時之選。共和黨陣營人才濟濟，很多高手已躍躍欲試；不會像台灣民進黨那樣，勝選之後還要忍氣吞聲地起用不少國民黨的「技術專家」。 川普不會讓美國回到二戰前那種「孤立主義」。川普在多次演講中說得很明白，他將提升國防力量，振興美軍士氣。他被誤解的「孤立主義」，是拒絕盟友們繼續搭美國的順風車，得了美國的便宜還罵美國。他要求歐洲（北約盟國）、日本、韓國等分擔軍費。 美國當然是世界警察，但不能單單拿美國納稅人的錢支付國際維和的薪水，所有的受益國都理應掏錢。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不會終結，只是有所調整而已。 更重要的是，美國在蘇聯崩潰之後形成的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並非搖搖欲墜，而是相當鞏固。即便川普是個笨蛋，也不會將這個寶座搞丟；即便中國、俄國、日本、歐洲加起來對抗美國，都不可能獲勝（更何況這幾大勢力之間矛盾重重，都有求於美國），更不是靠外人的想像就可以輕易顛覆的。美國將在未來數十年裡保持不可挑戰的老大地位。原因有六。 第一，美國的政治制度優越而穩固。美國建國以來，除了一次南北戰爭之外，從未發生過軍事政變和憲政危機。即便經過今年最為撕裂的選戰，仍未動搖三權分立的聯邦制的根本。 第二，美國集中全球一流的人才，是高技術人才移民的首選之地。我所在的大華府地區的華人教會，有數十名美國一流名校畢業的博士，此前他們都是中國北大、清華、中科大等名校的畢業生。他們選擇留在美國，本身就說明美國的吸引力有多大。而國力之戰就是人才之戰。 第三，美國掌握了互聯網時代所有的最新技術，並制定全球標準。最具規模、也最有全球影響力的軟件及網絡科技公司，幾乎都誕生並成長於美國，如微軟、蘋果、谷歌、臉書、推特、亞馬遜等。中國的阿里巴巴似乎後來居上，其實是靠賣假貨而致富，沒有技術含量，對中國之外的地方不具影響力。 第四，美國的文化和教育的「軟實力」無與倫比。全世界的觀眾都在觀看和討論好萊塢的電影，惟有好萊塢的電影是用「全球票房」來計算的。美國的高等教育更是讓全球學子趨之若鶩，排名前10名的最好大學全都集中在美國。 第五，美國的頁岩油和頁岩氣儲藏量驚人，開採技術有了關鍵性的突破，產油氣的成本大幅下降，營運效益大大提高，其靈活度遠優於傳統能源業。頁岩氣使美國自2016年起就成為天然氣出口國，此後幾年美國還將從石油進口大國變成為石油輸出國。美國輸往歐洲的海底油氣管道正在醞釀之中，如果建成，歐洲將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而更依附於美國。 第六，美國的軍力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匹敵的。美國在全球130個國家有駐軍(在80個國家有美軍基地)，是唯一可以向全球任何地方投射兵力的國家。美國的國防預算達七千億美元，超過排名第二到第十的九個國家的總和。美國最大的傳統軍事優勢在於其19支航空母艦編隊，全世界其他國家總共才12支。美軍擁最多的飛機，以及高端的技術，比如海軍最新的電磁軌道砲，美國還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庫。 台灣(藍)媒體以唱衰美國為榮，就連睿智的司馬先生這次也犯錯了。不喜歡美國是一回事，正視美國將長期強大又是另一回事。情緒不能取代事實判斷。 原文刊登於：川普勝選不表示美國走向衰落 (余杰)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剛剛加冕為「核心」的習近平在，「洪習會」的閉門會談中，「脫稿演出」時直截了當地說：「十三億中國人民不會同意台獨，我們有決心、有能力，也有準備處理台獨；如果不處理，我們會被推翻！」彷彿中共的生死存亡繫於台灣的動向。習近平究竟是在赤裸裸地威脅，還是心虛地示弱呢？如果台灣真的重要到此種程度，中共似乎也過於脆弱了。 其實，中國「人民」不會因為中共無法阻止台灣獨立而推翻中共。中國「人民」只要食可果腹、衣可蔽體，就會衷心盛讚太平盛世。自古以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不就是「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嗎？ 在中共鐵桶般嚴酷的統治下，即便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中國人也不會像古代的陳勝吳廣那樣揭竿而起。就在習近平在杭州接受「萬國來朝」的榮耀之際，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發生了一家六口自殺身亡的慘劇。該村一位年輕的母親楊改蘭殺死四個年幼孩子後，服毒自殺不治，她的丈夫幾天後也服毒身亡。 有記者調查發現，悲劇的原因是極度貧窮、無低保。這家人家徒四壁的細節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饑荒」時的場景相差無幾。有村民說，「他們家裡實在困難，孩子們連穿的衣服都沒有，冬天炕上不下來，夏天不穿衣服跑來跑去，三年前他們家還是有低保的，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幾年村上和鎮上把低保取消了。」也有人說，「他們家被取消低保的原因是有三頭牛，可是兩頭牛主要是耕地的勞力，另一頭牛崽子還沒長大，這些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是沒有辦法變現的。」 對於楊改蘭這樣生不如死的中國人來說，台灣遠在天邊，跟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台灣被中國統一，他們不會多一分幸福；台灣宣布獨立，他們的苦難也不會增加一點。 中共以領土的守護者自居，這是中共僅存的統治合法性嗎？然而，中共建政以來，究竟丟掉過多少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中國慘敗於金門戰役，武力進攻台灣的夢想破滅，沒有中國人憤怒地要推翻中共；蒙古在蘇聯的支持下加入聯合國，獲得永久獨立地位，沒有中國人憤怒地要推翻中共；毛澤東隨口一句話，就將南海的島嶼贈與越南，還是沒有中國人憤怒地要推翻中共；江澤民與俄羅斯秘密簽訂邊界協定，割讓數十萬平方公里存在爭議的土地，仍然沒有中國人憤怒地要推翻中共。那麼，習近平有什麼好懼怕的呢？ 習近平不是害怕因為「不處理台獨」而被人民推翻，而是要用「統一台灣」作為取得與毛澤東一樣的歷史地位的「墊腳石」。「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少了台灣就不能滿足其虛榮心。所以，他要屈尊會見國民黨，將國民黨改造成「帶路黨」。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社論，聲稱是「代表」全體中國人的要求和意志，兩名香港新科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左)、游蕙禎必須被徹底逐出立法會。   圖：翻攝網路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社論，譴責此前在宣誓時口稱「支那」的兩名香港新科立法會議員：「梁遊二人必須被徹底逐出立法會，這已經是全體中國人的要求和意志。我們相信這個強大的國家有能力兌現人們的這一意志。」13億中國人再一次沒有經過公投就被「代表」了。 中國人雖然滿坑滿谷，卻都是沒有自由意志的奴隸，是被綁匪綁架、控制、洗腦的「肉票」。1989年，肉票們鼓起勇氣向當局討要自由，要來的卻是殺氣騰騰的坦克和機關槍，一夜之間北京血流成河。果然，殺人換來了穩定，換來了肉票此後30年的沉默似金。 六四之後，中共逐漸探索出一套固若金湯的獨裁模式。牛津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榮譽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近期出版了一本名為《完美的獨裁：21世紀下的中國》的新書，他認為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經濟成就存在根本性誤解，大大忽略了中共統治的黑暗面。他指出，中國是一個「完美的獨裁政府」，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形容中國的體制太過溫和，所以創建了一個新字──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這裡所說的「完美」當然不是褒義詞，而是比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更加綿密、精緻的控制系統。 在中共的管控專制下，人民不需要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而是由人民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不去做那些「不應該做」的事情。中國投放大量資源在監控部門，例如約有200萬人監視互聯網，並操縱輿論走向。斯坦•林根指出：「如果你是一個獨裁者，應該去中國學習，因為沒有國家比中國做得更好。」所以，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準獨裁者」紛紛「棄美投中」，虛心向老大哥學習。 日前中國互聯網傳奇人物馬雲在中央政法委所做的講座，其重要性被低估了。馬雲以「科技創新在未來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為題，講了一堂「前沿科普」課，堪稱史無前例。現場加視頻，全國3600個分會場、152萬政法官員追隨馬雲經歷了一場「頭腦風暴」。 馬雲首先拍政法委的馬屁：「中國有13億人，有多複雜！我認為，這個工作（監控人民）沒有理想主義是做不出來的。強大的理想主義，對於未來的擔當和各種方法，我是充滿敬仰之情。」馬雲更表示，他的淘寶網不僅僅是一個點石成金的賺錢機器，更是可以幫助黨國收集民眾「大數據」的監控工具，能夠讓當局預先識別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壞人根本走不進廣場」。 在完美獨裁、天羅地網之下，13億肉票無力反抗。正如有網友所諷刺的那樣，13億人的最後意志，是移民西方國家。然後，在澳洲皇家植物公園大便，在巴黎羅浮宮噴泉洗腳，在雪梨歌劇院上映毛主席樣板戲，在洛杉磯表演升旗儀式，在日本偷竊馬桶蓋子，在香港街頭跳大媽舞，然後說自己很愛很愛這個「很黃很暴力」的法西斯政權。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取材自Animal Asia youtube影片，民報影像處理 據媒體報導，有一頭名叫「比薩」的北極熊被圈養在廣州正佳廣場的「極地海洋世界」內，被困於一個玻璃缸中，在狹小的空間內來回跑動，并且反復用力甩頭。有動物專家指，比薩可能有精神低落的跡象。有關視頻在網路上傳播之後，網民稱之爲「最悲傷的北極熊」。很快，中國有超過一百萬人簽署請願書，要求將「比薩」轉移到別處。 從喜歡吃熊掌、認為熊掌是美味的補品，到為北極熊的「熊權」簽署請願書，中國人在文明程度上又大大地進化了一步。中國官媒允許報導這類體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果」的事件，況且負面報導所指向的不是政府而是某商場。 當百萬簽名者自我感動得熱淚盈眶之際，我的問題是：這一百萬為「熊權」發聲的中國人，有沒有真正關心過人權呢？ 日前，因擊殺暴力拆遷其婚房的地方惡霸的賈敬龍，雖然自首仍被處以死刑。對比之下，薄谷開來毒殺了英國人，卻能免於死刑並迅速獲得減刑。草民殺官員當然要處死，官員殺死草民或洋人卻能成為「減少死刑」幌子下的受益者。簽名向最高法院呼籲「刀下留人」的中國公民只有數千人，遠遠少於百萬之譜的「愛熊者」。孔夫子早就說過，「問馬不問人」，不符合儒家仁愛的原則；如今，「愛熊不愛人」，卻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時尚。 愛人是危險的，誰敢為劉曉波、許志永的自由而呼籲呢？誰願意為被抓捕的人權律師的家人伸出援手呢？僅僅因為是劉曉波的妻子，無罪的劉霞被非法軟禁六年多，身患多種疾病，她的命運比起玻璃缸中的北極熊好嗎？僅僅因為是人權律師的家人，他們就被房東驅趕，孩子不能上學，他們的命運比玻璃缸中的北極熊好嗎？ 劉霞。圖／取材自Hu Jia youtube影片 劉曉波頭像投映。圖／美國之音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至於中共暴政下其他少數民族的悲慘處境，關心的人更少：主張漢族與維族和解的伊力哈木被判處無期徒刑，充滿愛心的漢人們視若無睹；上百名藏族僧俗為捍衛宗教信仰自由自焚而死，充滿愛心的漢人們同樣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用錢理群教授的話來說，今天的中國人早已煉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會精心算計每個行動的安全係數及得失比例，虧本的事情絕對不做。為北極熊請願，有百利而無一害，政府不會按照名單上的簽名順藤摸瓜、一一查處，卻能博得關心動物、充滿愛心的美名，何樂而不為呢？然而，為良心犯及其無辜的家屬呼籲，豈不成了他們的同類，成了「國家的敵人」？這種事情，「過於聰明」的中國人是絕對不會去做的。 每一個暴君的身後，都是成千上萬的賤民。習近平稱「核心」，文革重演，不是他一個人的獨角戲，他背後有無數的順民充當背景。我不是他們的同胞，也不是他們的同類。

  國民黨首席副主席詹啟賢舉行記者會，公布了政治獻金專戶帳號，呼籲黨員捐獻，協助該黨渡過「難關」。圖／中央社資料照   國民黨首席副主席詹啟賢舉行記者會，公布了政治獻金專戶帳號，呼籲黨員捐獻，協助該黨渡過「難關」。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甚至說，要賣房子給黨工發薪水，一副砸鍋賣鐵的決絕姿態。 國民黨真的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嗎？若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赫然在列的惟一公務員家族連戰家族捐出九牛一毫，比如帝寶的一套豪宅，國民黨何愁無米下鍋？然而，連勝文要維持每日一瓶數十萬名貴紅酒的奢華生活，根本不願給黨工們一粒米。 若連戰家族不願捐款，國民黨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到中國去找國粉們募款。中國的國粉滿坑滿谷，可以集腋成裘。所謂「雙十節」，有不少國粉在公開場合打出國民黨的旗幟，而遭到共產黨當局逮捕，社交媒體上的照片，還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情。中國國粉對國民黨的滿腔熱愛，跟蔣介石時代被規訓的台灣民眾對領袖的忠心耿耿、感激涕零還真有得比。他們大都是沒有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的年輕人，因為共產黨太壞，便對國民黨產生無限美好的想像。 只可惜，當年連戰到中國的那次「破冰之旅」，對中國「泛藍聯盟」人士拋出的媚眼不加理會，對他們遭到共產黨當局的種種嚴厲打擊也一言不發。而旅居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跑到國民黨海外黨部要求加入國民黨，也遭到無情拒絕，馬英九苦口婆心地解釋說，「中國國民黨」目前只能發展「中華民國公民」當黨員。 儘管如此，中國的國粉們仍然不計前嫌，願意大力資助國民黨。很多反對共產黨的中國人，長期在黨國教育的宣傳洗腦之下，即便反對共產黨也只能找來「反清復明的模式，稍加修改就成了「反共復國（國民黨）」。 台灣島太小，台灣人太刁，中國國民黨最好到中國的微信圈去募款，那裡才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中國國民黨還要到中國的銀行和淘寶的支付寶上開設帳號（如果不被共產黨查封的話，共產黨會對堅持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網開一面、手下留情嗎？），一定可以賺到比故宮寶物更多的「善款」，讓慈濟、星雲等望塵莫及。 中國的微信圈中確實有一則淒淒慘慘戚戚的募款信，不知是網友的惡搞，還是騙子的騙術：「你好，我是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因為最近民進黨追查國民黨不當黨產，我的財產被凍結，身無分文，我的手機被抵押，我只能隨便找個大陸的手機發給你求助，請借我五千元，打我支付寶。待中國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後，十倍奉還，並讓你當台灣省省長。」 五千元人民幣就可以買個省長當當，何樂而不為呢？ 圖／中央社資料照

  戈培爾跟宋楚瑜很相似，都是才華橫溢的名校博士，都是口若懸河的演講家，都曾離最高權力僅一步之遙。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合成後製   台灣總統府發佈消息說，總統蔡英文「敦請」宋楚瑜擔任APEC特使參加今年11月在秘魯舉行的領袖會議。 發佈的新聞稿稱宋楚瑜「學養經歷俱豐，曾擔任新聞局長及台灣省長，了解國內政經情勢，嫻熟國際事務，在推動區域發展建設上績效卓著。」新聞稿也指出，蔡英文認為「以宋先生的豐富學養、經驗與人脈，必能精凖向國際社會傳達我國全方位發展現況，實質增進我國在APEC的影響力以及與各會員互動」。 很多熱衷於權謀術的評論者認為，以宋楚瑜“大內高手”的本領，對付彼岸的共產黨官僚，乃是以毒攻毒、綽綽有餘。所以，這是蔡英文政府下的一步好棋。但在我看來，這是蔡英文政府最糟糕的一項人事任命（雖然不是海基會董事長那樣固定的職務）。 宋楚瑜繼續在政壇上長袖善舞，是對目前正在推動的轉型正義的莫大諷刺。倘若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地下有知，他最羨慕的一定是台灣的宋前局長，宋前局長的政治生命居然如此之長，堪稱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戈培爾跟宋楚瑜很相似，都是才華橫溢的名校博士，都是口若懸河的演講家，都曾離最高權力僅一步之遙。然而，他們的命運大不相同：戈培爾在納粹敗局已定之際，全家服毒自殺，忠於他選擇的邪惡的法西斯主義；而宋楚瑜在幾度政黨輪替過程中，居然輕而易舉地漂白自己，多次出馬競選總統、副總統、台北市長等公職，雖未當選，卻總能保有一定比例的選票，並讓各方勢力謙卑地向其“討教”。 宋楚瑜崛起於台灣政壇的關鍵一步，是出任新聞局長。這次總統府的新聞稿中也特別指出宋楚瑜擔任過新聞局長的經歷。難道大家都忘記這個事實了嗎：蔣家獨裁時代台灣的新聞局，跟納粹德國的宣傳部是同一類機構，其功能如喬治·奧威爾所説，就是炮製“奴役就是自由，戰爭就是和平”之類的“新語”（謊言）。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新聞局長是言論自由的敵人。黨外人士陸續發行《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與《亞洲人》等政論雜誌，先後遭新聞局查扣。新聞局與警備總部聯手箝制言論自由，讓媒體人和作者談虎色變。 美麗島鎮壓之後，宋楚瑜奉命發言，詆毀黨外人士和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國際人權團體。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刊登報導：“行政院新聞局長宋楚瑜揭發了陰謀份子在高雄暴力事件發生前後，倡導暴亂，製造仇恨的事實，並說明了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陰謀份子大放獗詞，造謠生事，惹是生非，使外國人對我國產生不少的偏見與誤會。宋局長又說：我們的黨和我們的政府，雖然不能盡如人意，但是隨時在各階段裡面，都不斷在進步改革，這些暴力份子及一些國外別有用心的人，總污衊我們是靠著「軍事與特務統治」，來維護我們的政權……他們誤入歧途，一錯再錯。”這就是宋楚瑜的“光榮歷史”的一部分嗎？加害者繼續被重用，讓受害者情何以堪？ 何為正、何為邪；何為善，何為惡，只有“非此即彼”一種答案。既然宋前局長認為那些黨外人士“誤入歧途，一錯再錯”，那麽今天在臺上執政的諸多民進黨人物，如高雄市市長陳菊等人都是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為何會被人民選為執政者呢？而曾經污衊和醜化美麗島受刑人的宋楚瑜，如今為什麼迫不及待地要跟這些“暴亂分子”和“陰謀分子”相敬如賓、分享權力呢？ 有人給宋楚瑜取了“宋叛”的外號，宋楚瑜之見風使舵、朝秦暮楚，有如昔日的“倒戈將軍”馮玉祥，只有自己的私利，而沒有可以持守終身的核心價值。此次宋楚瑜被廢物利用，兩岸似乎都皆大歡喜。然而，套用張愛玲的一句名言，如果説蔡英文政府是一襲華麗的旗袍，那麽宋楚瑜就是華服上一隻紮眼的蝨子。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高度讚揚台灣說，台灣是亞太地區的重要民主政體，無論是經濟或民主表現，都足以做為鄰國的楷模。羅素更強調，自己是台灣的鐵粉（Big Fan），但台灣受到中國霸凌，被許多國際組織排除在外，參加奧運得用中華台北的稱號，正副總統與外交、國防部長也不能前往華府，他認為這些問題需要改變。 中國對台灣的霸凌不只於此：台灣被國際民航組織排除在外，持台灣護照者也不准許進入聯合國總部參觀。在SARS病毒肆虐時，中國阻止國際衛生組織到台灣幫助防疫，中國何嘗尊重台灣人的生命安全？ 中國特別喜歡渲染近代以來被列強霸凌的「悲情史」，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戰爭。明明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出生的習近平，居然說自己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苦難深有體會。他偏偏忘記了戰爭最激烈時，他的老爸和毛澤東最熱中做的事情是在割據地區種植鴉片，與日佔區進行鴉片貿易。 說起近代的歷史，很多中國人一副苦大仇深狀，彷彿全世界都對不起中國。他們卻從來不承認中國對周邊國家和少數民族的霸凌乃至殺戮。即便在中國的國勢江河日下之際，中央政府屠殺境內回族、藏族、苗族、壯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從來不曾手軟；干涉周邊朝鮮、越南、緬甸等國內政，也從不掩飾。 比起德國納粹的種族屠殺來，中國人的種族屠殺的歷史更為悠久。蔣介石一生都很崇拜的明代大儒王陽明，率軍屠殺西南地區的苗族等少數民族。他一邊談論修身養性，一邊揮刀殺人，兩者皆不誤。其標榜的「四大軍功」之一，是剿滅江西大帽山橫水畬族（客家人）政權，稱王的「賊首謝志珊」及其六千名追隨者皆被斬殺。王陽明無情鎮壓原本自給自足、「帝力於我何加焉」的西南少數諸民族，並認為要設學校教「蠻夷」學會「尊君親上」；若不接受統治教化，「盡殺爾等而後可」。王陽明堅信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模式是天經地義的，「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一家」就是皇帝的家天下，「一人」皇帝所有事情都說了算。難怪蔣介石將王陽明奉為楷模，二二八屠殺時毫無「婦人之仁」。 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悍將左宗棠，有「左屠夫、左剃頭」之稱。所謂收復新疆，其實是一場對回民的種族屠殺。左宗棠認為，「回民好亂」，「性與人殊」，必須「痛于剿洗」。戰爭之後，「以陝西人數計之……其死於兵疾疫飢餓者蓋十之九，實回民千數百年來未有之浩劫。」左宗棠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敘述甘肅東部的情形時說平、慶、涇、固（平涼，慶陽，涇川，固原）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平定關隴紀略》一書中記載說：「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復轉徙之他蝗旱繼之，癘疫又繼之，浩劫之餘，孑遺有幾方是時，千里蕭條，彌望焦土。」成千上萬人的死亡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中國的疆域擴大了，就是「千古之偉業，不朽之盛事。」 中國人一面控訴更強者對自己的霸凌，另一方面卻又蠻橫地去霸凌比自己更弱者。這種國民劣根性，數千年未變。

  蔡英文總統在桃園機場視察時遇到一個陸客團，平易近人地跟他們交談了幾句。一名陸客突然喊：「和平統一。」蔡沒有任何回應就離去。 中國的官方媒體大肆報導說，這名旅客很勇敢，敢於在「台灣地區領導人」和「台獨份子」面前喊出心聲、捍衛祖國統一。我不禁想，要是中國人個個都如此愛國，釣魚島早就收回來了，被蘇俄侵佔的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也早就收回來了。  到台灣才敢放厥詞 當自己的房屋和土地被官府和房地產商聯手強佔時，他們默不作聲；一聽到釣魚島有事，及台獨、港獨、藏獨、疆獨，他們立即熱血沸騰，恨不得「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這名陸客確實很勇敢，敢於在別人的國家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在他自己的國家呢？他如果在天安門廣場喊幾聲同樣的話，他能全身而退嗎？這名旅客的言行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值得驕傲的是台灣，台灣已經是一個高度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不僅台灣的國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來台灣的獨裁國家的遊客在旅行期間也擁有跟台灣國民一樣的言論自由──還可以買到在中國看不到的種種禁書。 這些陸客在台灣有機會偶遇輕車簡從的蔡英文，卻不能在中國「偶遇」如臨大敵的習近平，這就是兩個國家的根本差別，這就是台灣不能跟中國「和平統一」的重要原因。中國領導人出巡時，見到的每一個民眾，事先都要嚴格的「政治背景」審查，很多載歌載舞的民眾是由官員和警察裝扮的。習近平扮演的那場「包子秀」，那個被他摸頭的孩子居然在他面前表演歌唱愛國歌曲，這齣戲是張藝謀導演的嗎？李克強到成都的菜市場，扮演屠夫的安全人員皮膚白皙，哪裡是為生計操勞的小販模樣？ 中國人很聰明，知道在什麼人面前說什麼話。在蔡英文面前喊幾聲「和平統一」，不會有台灣警察將其抓走；但如果在習近平面前申冤訴苦，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中國那些房屋被拆遷、土地被強佔的「訪民」，只有流浪到了美國，在習近平訪美的時候，才有機會冒死滾到習近平的車輪下，艱難地告一次「御狀」。他們的處境比大清國的楊乃武和小白菜還要不堪。  運動員不再只謝黨 中國人的聰明，其實是一種卑賤。那個奧運會上隨口說出「洪荒之力」的少女運動員，居然引起全球媒體關注。中國終於有運動員不是跪下來感謝領導、感謝黨和政府的栽培，會說幾句「人話」了。這是多麼巨大的進化啊。然而，當「洪荒之力」這個詞語成為年度熱詞時，這個女孩在被習近平接見後卻對記者說，那是莫大的幸福，習大大跟我握過手，我要好幾天都不洗手，將這種幸福感多持續幾天。 冷戰時代，蘇聯人和美國人比賽誰的國家自由。美國人說，我可以在白宮門口大聲喊杜魯門下台；蘇聯人說，那有什麼稀奇，我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宮門口喊杜魯門下台。當年的蘇聯人和美國人，可以換成今天的中國人和台灣人。  中國流亡作家

  中國股市去年一度崩跌，短短幾天，蒸發的財富相當於一個墨西哥的總產值和七個希臘的總產值。股民將習近平當神，相信只要習大大發威，所有損失都能補償回來。(圖/中央社)   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魯迅 2015年7月以來，中國股市崩盤，股民如喪考妣，網上哀鴻遍野。 對於鬼哭狼嚎的股民，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在我看來，中國所有的股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共產黨政權的共謀和幫凶。他們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妄圖在中共權貴的人肉盛宴中分得一杯殘羹冷炙。卻沒有想到，黨國賞了他們一碗地溝油，吃得他們上吐下瀉，這難道不是咎由自取嗎？ 卻有一名故作中庸的學者教授撰文反駁我說，股民無辜，你對股民的批評是往人家的傷口上撒鹽。我不禁啞然失笑：中國從來不缺少此類同情心泛濫，卻沒有基本的是非、真假判斷的知識菁英。他們裝模作樣地跟弱者站在一起，卻從來不敢向強者嗆聲。他們的觀點和文章基本上對任何一方都是「無害」的，他們的安全也是有充分保障的——不會有抄水錶的人半夜敲門。對此，魯迅說得好，中國的文人士大夫，要麽是官和商的幫忙和幫閑，要麽是大眾的幫忙和幫閑。 股民並不都是無辜的，是貪慾讓他們將股市當作賭場。既然上了賭桌，哪能次次都贏到大滿貫呢？明知賭場是銷金窟，還要去揮金如土，最後淪為不名一文者，當然不值得同情。同樣的道理，明知股市是共產黨權貴圈錢的陷阱，是周孝正教授所說的「有組織的詐騙集團」，還要去孤注一擲，最後血本無歸，當然也不值得同情。 所以，有一位評論人毫不留情地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極權大國，人們對於經濟、政策等的認識，都要被歸結于對極權的認識：如果經濟能夠可持續增長，那麼極權是有能力發展經濟的；如果政策能夠影響利潤的走向，那麼極權是願意和民眾分享利潤的。人們對於經濟基本面、政策等的信心，也就可以歸結為對於極權的信心——因此，在中國投機股市，事實上是在投機極權。」 而BBC中文網的評論文章中也指出：「中國股市今天這個局面，政府的政策干預是始作俑者。但是，政府沒有像當年強制居民買「愛國大白菜」那樣強行攤派買股，更沒有把刀架在股民的脖子上。」即便經歷了此次哭天搶地的股災，也沒有多少人清醒過來：「沒有人在反思中國的股市為什麼成了賭場，中國的股民為什麼成了賭徒。政府還在指望下一個救市措施能奏效，股民還在寄希望於「下一把」一定能「撈回來」。」這樣一種「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共謀關係，還將持續多久呢？ 是無窮盡的貪婪之心，導致股民們失去常識判斷。那些上市公司在實體經濟領域並沒有亮麗的盈利表現，他們的股票為什麼能一路飄紅呢？ 是根深蔕固的奴性，導致股民將再次翻盤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領袖身上——我們都乖乖地當奴才了，宅心仁厚的皇上總要賞一口飯吃吧？ 「一個深信祖國會強大的中產階級被消滅了，」中文網站上流傳甚廣的一篇文章如是說。「一個讓奮鬥十年的中產階級資產完全消失的股災。中國夢，對我們而言，真的只是夢。」文章作者是一名損失了大部分積蓄的投資者。 這個夢實在是太沉了，也太長了。夢中的人兒，你們熱情地擁抱北京奧運會，擁抱三峽大壩，擁抱高鐵；你們憤怒地砸別人停在街頭的日本品牌的汽車，你們凶神惡煞地辱罵達賴喇嘛，你們每天行禮如儀地觀看央視的新聞聯播。你們大口大口地吃習大大最喜歡的慶豐包子，你們齊聲高唱那首獻給習大大的頌歌——開篇的歌詞是「中國出了個習大大」，明確無誤地參照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頌揚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接下來的歌詞同樣充滿崇拜之情：「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嘿地不怕。做夢都想見到他。」 那麽，現在就到了該為你們的輕信付出代價的時刻了。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不是每個人都是罪人，但每個人都要承擔責任。占了便宜，總要還的；透支了未來，總要付出代價的。 就在你們跟隨習近平「中國夢」的旋律翩翩起舞的時候，難道沒有想到終將會有曲終人散的那一刻嗎？就好像當年投票給希特勒的德國人，最終無法避免被送上戰場充當炮灰的命運一樣。 股民，順民，臣民，賤民，暴民，說的是同一個群體。長久以來，你們對天安門母親暗夜中的哭泣充耳不聞，你們更不知道誰是曹順利和李旺陽。最後，你們在股災中跳樓自殺，還能贏得多少人的同情呢？ 在我看來，所謂的股民（以一個股民有三口之家計算，在中國超過一億人，其數量超過中共黨員和基督徒。中共黨員和基督徒中，也有相當數量的股民），其實都是賤民。既然你們選擇了「奴在心者」的存在方式，也就不能怪在上掌權者不將你當作值得尊重的公民。 慶豐包子鋪門口的長龍，與毛主席紀念堂門口的長龍，都不是官方刻意組織和安排的，而是人民自發的和自動的。毛澤東死掉之後，賤民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遇到過像習大大這樣望之如雲霓的領袖了。而且，領袖居然臨幸為平民百姓提供餐飲的慶豐包子鋪，要不高呼萬歲都不行。 一九一二年，大清的宣統皇帝退位，但皇帝崇拜並沒有從中國人心中消失。習近平的出現和毛澤東的出現一樣，絕非歷史的偶然。有什麽樣的賤民，就有什麽樣的獨裁者應運而生。 二零一五年，報考北京工業大學的藝術類考生被要求畫一幅習近平的畫像，作為入學考試的部分內容。《北京晚報》在報導這項考試時稱，年輕考生看到這道題後頓生敬仰。「沒想到在大學招生專業考試這樣的場合能『遇見』習大大，」其中一名考生說。文革真的成了「過去時」嗎？ 今天投入股市的中國人，與當年投入文革的中國人有本質的區別嗎？七月六日，長沙火車站站前廣場，電子顯示屏上出現了巨大的標語：「A股保衛戰，能參戰就參戰，沒子彈也吶喊。」這是最典型的習近平式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風格，它讓胡錦濤那刻板無趣的言辭頓時相形見絀。習近平是操縱賤民心理的大師，他有過漫長的底層生活經歷，像毛澤東一樣知道賤民的喜怒哀樂。這兩句話像興奮劑一樣讓人民陷入迷狂狀態：戰鬥吧，這個政權，始終沒有擺脫戰爭狀態；吶喊吧，這群愚民，在吶喊中走向死亡。 在台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年輕人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口號；而在中國，心甘情願的賤民們卻默默祈禱說——「習大大啊習大大，您是大力神，您是‘救市主’，我們的股票要由您來托住！」在這群賤民眼中，習近平是無所不能、全知全能的上帝，小小的股市，必定在其掌控之中。即便在短短幾天之內，中國股市蒸發的財富相當於一個墨西哥的總產值和七個希臘的總產值；但人們還是相信，只要習大大發威，所有損失都能補償回來，還會獲得意想不到的驚喜。 習近平的強勢越發襯托出李克強的弱勢，國務院的部長們全都定睛於強勢的黨魁和元首習近平身上，將弱勢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視若無物。股市崩盤、經濟下行，「李克強經濟學」受到《人民日報》點名置疑。那麽，習近平是否會一不做、二不休，一舉廢掉李克強，自己出馬兼任國務院總理？黨魁兼總理，在中共的歷史中並非沒有先例。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一度身兼黨主席、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個黨、政、軍最高職務。 然而，將李克強當作替罪羊拋出去，並不能讓習近平平安着陸。股災發生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習近平的論文導師之一的孫立平，在新浪微博上不點名批評昔日的學生習近平才是災難的罪魁禍首：「這兩年我們似乎是在努力建立一個權威高度集中、內部一切行動聽指揮、在各個領域保持高度動員和控制能力的體制。但這次股災，讓人們看到這種體制的三個局限。第一，最好的人才可能已經不在這個體制，如金融人才；第二，無法保障執行層的責任感，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給上面看；第三，權力有界限。」他又說：「真的沒有人才也就不說了，更要命的是，就是最優秀的人才，在這裡也得用最笨的方式來做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換人都沒用。」 這幾句含蓄的批評，使孫立平的新浪微博一度被封。帝師的身份，並不能讓孫立平擁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頂多讓他不至於像劉曉波那樣被關進監獄。 賤民們可沒有帝師的膽量，豈敢逆龍鱗？他們寧願做被獨裁者包養的豬，他們覺得在動物莊園裡面活很愜意，總比在森林裡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好吧？二奶、三奶、四奶……都可以是賤民追求的人生目標。沒有共產黨，哪裡有永遠的牛市？沒有共產黨，哪裡有沖天的房價？沒有共產黨，哪裡有做不完的中國夢？ 賤民的人生觀是，活著就是一切！思想史家孫隆基說，中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養」字。每一個人都幾乎將全副心思放在「養’自己的身體（亦即是「揾食’與「補身’）。「養」老婆，「養」孩子（亦即是安身立命，生男育女），「養」上一代（亦即是「孝」）。在中國人眼中，使普天之下「皆有所養’就是「大同」境界，讓人人都「有一日飯吃」，就會使「天下太平」。如此，習近平才會理直氣壯地拋出「砸鍋論」——是我給你們飯吃，你們誰敢砸我的鍋？如此，賤民們才會眼巴巴地盼望習大大出手「救市」，點石成金、化險為夷。 共產黨最邪惡的地方就在於，它挑起人性中貪婪、自私、怯懦等黑暗面，並利用這些黑暗面成為其統治機器的一部分。是故，作為獨裁者生長的土壤的賤民精神不翻轉，習近平就能永遠在龍椅上作威作福。若要推倒習近平，首先就要改造賤民的精神結構。

軍公教人員93到凱道遊行，有抗議者打出「美國日本走狗蔡英文滾出台灣」的橫幅，其實「美國和日本」的走狗，不是蔡英文，而是他們心儀的「先總統」蔣介石。   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台灣有部分在即將啓動的年金改革中可能利益受損的軍公教人員，組織到凱道遊行，這是蔡英文執政以來最大的一次反政府遊行。組織者號稱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中產階級上街，「當一個國家，連中產階級都要上街頭，那就代表很嚴重的警訊了」。 殊不知，正是不公正的年金制度，像大山一樣壓得年輕一代抬不起頭來，讓年輕一代無法步入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行列。許多舊制度的捍衛者，是極度自私自利之徒。有批評者用台灣俗話諷刺他們說，這是「乞丐趕廟公」，更有人說這是「凱道前軍公教萬聖節活動」，Trick or Treat (不給糖就搗蛋)！ 有抗議者打出「美國日本走狗蔡英文滾出台灣」的橫幅，如此惡毒地辱罵以絕對優勢當選的民選總統的情形，在一般的民主國家中非常少見。這顯示出台灣社會仍然充滿暴戾之氣。個人利益受損，有怨氣，可以理解；但罔顧和扭曲歷史事實，卻是不能原諒的錯誤——這些軍公教人員，大都算是台灣文化教育水準比較高的人士，也大都是國民黨政策的受益者，他們多少瞭解一點國民黨的歷史。如果對國民黨的歷史有最基本的瞭解，就應當知道所謂「美國和日本」的走狗，不是蔡英文，而是給他們有待、讓他們心儀的「先總統」蔣介石。 在中國被共產黨打得滿地找牙的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國軍惟一的優點是善於「轉進」。到了狹小的台灣，沒有了廣袤的「轉進」空間，再「轉進」就只有跳進大海了。在最黑暗的日子裡，他甚至公開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既然國軍如此不堪一擊，他只好將日本和美國當成救命的稻草。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學習軍事，雖然只是接受最基本的軍事教育，但從此對日本的軍國主義佩服地五體投地。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不是國軍將日本打敗的，而是美國的原子彈讓日本投降的。在與日本鏖戰了8年之後，他清楚地知道日本的軍事能力是國民黨軍隊望塵莫及的。因此，在隨即爆發的內戰中，他招募了大量投降的日軍爲顧問，包括侵華日軍頭子岡村寧次。當然，這一切必須悄悄地進行，不能玷汙了他作為民族主義者的光輝形象。 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爲了重新訓練、改造國軍將領，請來剛剛在抗戰戰場上與之生死搏鬥的日本軍官當老師。他不惜重金聘請了一群日本侵華將官來台灣，顧不得他們手上是否沾過中國人的鮮血，只要能幫助他維持在台灣的鐵腕統治，他就感激不盡了。聘請日本軍官當顧問，還要躲避另一個主子美國的監控，蔣介石為此專門在陽明山上設置了一處秘密基地。 日本學者野島剛在《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中，梳理了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蔣介石爲了說服手下的將領謙卑地向日本軍官學習，可謂煞費苦心。蔣介石與白團成員的親密合影，一張張歷歷在目。在已經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常常可以發現關於與白團日本軍官會晤的詳細記載，如1952年1月3日記載：「與32師日本教官3人茶敘，大笑，甚感愉悅。」蔣介石宛如半個日本人，只有在跟日本軍官在一起的時候，才顯得如此放鬆。對此，野島剛感嘆說：「遍尋蔣介石日記，卻找不到任何蔣介石與手下的將軍們會面時，曾經『甚感愉悅』的記載。」而228屠殺的元凶之一彭孟緝，則在充任白團教育長之後一路高升到陸軍總司令。 蔣介石對美國這個衣食父母更是「求爹爹、告奶奶」，百依百順、卑躬屈膝。若非韓戰爆發、美國協防台灣，他根本守不住這個島嶼。此前，蔣介石甚至做好了流亡菲律賓的打算。是韓戰拯救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美國歷史學家Stephen G. Craft在《1957年劉自然事件與美國的冷戰政策》一書中指出，當美軍隨着美援源源不斷地抵達台灣之際，蔣介石與美方簽訂多項協定，明確規定美軍在台灣享有治外法權。1943年，作為英美盟友的蔣介石要求同美國簽訂新條約，以便在國際事務中賦予中國更大的平等，美國政府放棄治外法權。但是，到了1951年，當美國將治外法權重新包裝成美軍人員及其眷屬的外交豁免權時，蔣介石卻同意簽署幾年前痛恨的「不平等條約」。 中華民國外交部後來承認，該協定的簽署反映了當時的緊迫性：中華民國迫切需要軍事援助，不惜付出給予美國顧問外交豁免權的政治代價。1954年，行政院長俞鴻鈞聲稱，他將推行一項與美國「坦誠合作」的務實政策，中華民國亟需美國的大力援助，以至於「談論主權與干涉未免顯得太學究氣」。作為上海灘流氓出身的蔣介石，從來善於審時度勢、合縱連橫，從來不會被「學究氣」所束縛。 1955年，共軍炮擊金門，美方再度提升在台灣的軍事力量，美軍顧問團及家眷的人數增加到7千人。美國的存在導致赫爾曼將台灣描述成一個美國人「飛揚跋扈地統治著」的地方。美國駐台灣大使藍欽更指出：「我們同時進口了一個『小美國』，只需觀察一下街道上往來的車輛和中國人專門爲美方工作人員修建的新房屋即可知。」蔣介石假裝這一切都不存在，他縮到蝸牛殼中過著兒皇帝的日子。 蔣介石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他看重的只有自己的權力，只要能夠保住權力，他可以做任何喪權辱國的事情。那些辱罵蔡英文是「美日走狗」的人士，如何面對「先總統蔣公」的這些不堪的歷史？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在G20峰會的開幕演講中，習近平引用中國古籍《國語》中「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成語，闡明中國支持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結果卻將「寬農」念成了「寬衣」。 網路刪光口誤訊息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或許精瘦的歐巴馬擔當得起這句宋詞；習近平上台之後，雖日理萬機，卻肥胖如安祿山，衣帶漸緊，肚中簡直可以裝下胎兒，減肥、「寬衣」或許是其夢中最大的願望，一不小心就脫口而出。  若是在民主國家，民選的國家領導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即便精通演講術，口若懸河，但也有時會出現口誤。他們會因口誤而向民眾道歉，並自嘲一番，反倒能贏得民眾之喝采。  但是，在極權中國，這卻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宣布部門立即行動起來，在網路上將「通商寬農」這個成語刪得一乾二淨，中宣部兩天之內先後下達兩道緊急命令：一，微博、微信公號、博客、論壇、貼吧等互動平台，請立即對「通商寬農」以及相關事件內容屏蔽，攔截，嚴格刪除有關評論、圖片、視頻和相關信息。二，各網請全面24小時監控並手動清理領導人G20講話「通商寬農」口誤相關內容，不要在網站後台使用關鍵詞屏蔽方式，每兩小時向上級反饋一次最新的情況匯報。  一字之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包子露餡之後，包子自己並不知道。不會有一個智囊敢把這個錯誤告訴主子，於是包子帝永遠沉浸在萬國來朝的心滿意足之中。習近平的閱讀書單和博士學位早已成為全球笑柄，但習近平心靈深處的天朝情結仍濃得化不開。江澤民常常引用中國古籍，只是為了標榜自己博覽群書，滿足個人的虛榮心​；習近平則有用中國儒家文化取代西方普世價值的野心，僅僅用笑話來看待這次習近平的「念白字」，不足以透視其「雄才大略」。如果說台北市長柯文哲聲稱「推廣儒家有助於改善社會」，只是因為醫生出身的他知識有限，思想落伍，那麼習近平朝拜孔廟，炫耀四書五經，則是將孔子、毛澤東、鄧小平的遺產打包後提出的一整套稱霸全球的「天朝觀念」。  學者指習政權可笑 儒家文化不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趙慶蘭教授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和知識的動向，在其新著《國家、儒學、知識份子》一書中對現在領導中國的兩大理念－文化保守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進行了集中分析。她指出，習近平政權「不​​支持中國國民的人權和自由，卻向其他國家提示體制方案的想法是可笑的。」 中國是個神奇的國家。在此之後，中國古籍中的「通商寬農」有可能全部被改成「通商寬衣」，還有無數的御用文人為之註解和闡釋。人們逐漸忘記了「通商寬農」，而視「通商寬衣」為理所當然。  中國流亡作家 

  習近平再也不願「韜光養晦」，安排由一個不知名的官員給作為客人的賴斯一個下馬威，也是直接打臉歐巴馬：從今以後，誰還敢干涉中國內政？圖／中央社（翻攝G20新聞中心畫面） 野史中記載，清朝時，法國使臣羅傑斯在紫禁城受到皇帝接見，居然心血來潮，說了一句很不得體的話：「你們的太監制度將健康人變成殘疾，很不人道。」那時，法國在戰場上打敗了天朝，使臣才敢如此造次。否則，皇帝早就下令將這個沒有禮貌的蠻夷推出午門斬首了。 此種質疑，當然不需要皇帝親自反駁。站在皇帝身邊的貼身太監姚勛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這是陛下的恩賜，奴才們心甘情願。你怎可詆毀我大清國律，干涉我大清內政！？」 事後，才思敏捷、忠心耿耿的姚勛受到皇帝重賞。大清朝的面子，需要奴才們出面維護，豈能讓皇帝屈尊跟洋人辯論呢？ 如今，同樣的劇情又在天朝上演了。美國總統的空軍一號降落杭州，前來參加二十國首腦峰會。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緊隨其後，走向總統車隊。旁邊忽然躥出一名氣勢洶洶的中國官員，非常粗魯地攔阻她。一名白宮特勤局特工趕緊走過來，詢問發生了什麽事情。中國官員繼續對旁邊的白宮新聞助理大聲吼叫。 站在附近的西方記者聽到了最後的兩句爭論：白宮助理說：「這是美國飛機，這是美國總統。」中國官員以英語說：「這是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的機場。」 中國的官員雖然不像西方國家的官員那樣，需要經過公開的競選和辯論才能擔任公職，但他們在讀大學時大都參加過大學生辯論賽，個個辯才無礙。這個故意讓賴斯難堪的中國官員也是如此，其回應美方的兩句話，理直氣壯、擲地有聲，可以編入小學的愛國主義教材。 有記者懷疑中方可能百密一疏，沒有認出賴斯來，以為她是一名普通記者，才會試圖將她趕出總統隨員的行列。但這個想法低估了中國國安和外交系統官員的高素質，他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不可能連白宮的第二號人物都認不出來。他們清楚地知道賴斯是誰，就是要故意給她難堪。 兩天前，賴斯在白宮接見了多名中國異議人士，包括維權律師滕彪、宗教自由呼籲者傅希秋、在押政治犯郭飛雄的太太張青、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阿裡木、在押牧師張少傑的女兒張慧馨、中國 NGO 益仁平中心前負責人陸軍、藏族僧人果洛久美等。這是美國在外交領域玩弄的平衡術，長期對華採取綏靖政策的歐巴馬政府，通過這個手段緩解來自國會的強大壓力。 但是，中方自認為已經強大到連美方的作秀都不能容忍的地步。既然賴斯要跟中國的「國家的敵人」會面，中國一定要讓賴斯到中國時受辱。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江澤民被美國電視主播華萊士當面指責，胡錦濤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式上受到法輪功人士的驚嚇，江胡二人只能忍氣吞聲。如今，習近平再也不願「韜光養晦」，安排由一個不知名的官員給作為客人的賴斯一個下馬威，也是直接打臉歐巴馬：從今以後，誰還敢干涉中國內政？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台灣有很多政客，落錯了草，入錯了黨。比如郭正亮，明明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人，偏偏投錯胎成了民進黨人；比如洪秀柱，本該是新黨的黨主席，偏偏陰差陽錯地當上了國民黨的黨主席。 洪秀柱到了新黨的地盤，才找到了感覺，戰鬥力猛增，說出了「調查局也都算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的「宇宙真理」（共產黨發明的名詞），還嗆聲說要把中華民國、國民黨誰欠誰多算清楚，「要大家頭腦要清楚一點、歷史要讀熟一點」。 很不幸的是，我對民國史和國民黨黨史稍有研究，可能比洪主席更熟悉一點，不妨班門弄斧，給洪主席上一堂免費的歷史課。調查局的前身是中統和軍統，調查局之於國民黨，就如同蓋世太保之於德國納粹黨、克格勃之於蘇聯共產黨、東廠西廠錦衣衛之於明朝的皇帝。調查局當然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洪主席是國民黨內惟一敢說真話的人。 但是，更大的歷史真相洪主席還沒有全盤托出：豈止調查局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整個中華民國何嘗不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黨軍北伐，顛覆了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廢除了中華民國約法、國旗五色旗、國歌雲卿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是「偽中華民國」，是黨國，以黨旗為國旗，以黨歌為國歌。 一九三○年五月，蔣介石打勝中原大戰，掃平覬覦大位的各路軍閥，囚禁在黨內比他資歷更深的胡漢民，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同年六月一日由國民政府頒佈實施。 在事先通過的《國民大會組織法》中規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監察委員會成員是不經選舉的「當然代表」，並且「反對國民黨的人不能出席這個會議」。所謂的「國民大會」，其實是國民黨一家操辦的家庭會議。 關於國民黨在國家中的地位，該約法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這樣，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國民黨在國家中的最高統治地位，使國民黨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取代國民大會，獨攬本應由國民大會行使的中央層次上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事項的權力。 國民黨是獨裁政黨，最高權力由黨魁掌握，中央執行委員會只是其傀儡機構。蔣介石是名副其實的獨裁者，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的何廉回憶說：「蔣隨身總帶著一支紅鉛筆和一疊紙，如果他認為該作出決定或給哪位來訪者一筆錢，他會立即簽發一項有關的手諭。這類手諭到處流傳。」既然黨統領一切，三權合一，政府就成了黨如臂使指的工具，「所以名為院長部長，實際不過是大大小小的聽差而已，是一個老闆養了許多聽差」。 其實，洪秀柱的意思是說，在台灣，國民黨本該比上帝還要大。可惜，那麼的日子永不復返，如今的國民黨不僅失去了調查局、警總等「附隨組織」，而且自己也淪為彼岸的共產黨的「附隨組織」。

  同樣有酒駕不良記錄的郭正亮，將接替顧立雄因出任「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首任主委而卸下的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空缺。圖／擷取自民視新聞台畫面   江春男因酒駕事件毅然辭去即將履新的駐星代表一職，如徐志摩詩云「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回歸民間，司馬方能文武雙全，以終身的反對派和批判者的角色，繼續為台灣的社會進步發聲，如老杜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何勞車馬駐江乾」。我倒是寧願江春男留在台灣繼續寫評論，看他的評論如同看美劇一般精彩。那個半獨裁的星島，如何容納得下飛龍在天的司馬大哥。 與知恥近勇的江春男相比，郭正亮則緊緊拽住突然天上掉下來的一塊偌大的餡餅——顧立雄因即將接任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首任主委，而卸下的立委空缺。無論輿論如何「勸退」，他仍然是一副「笑罵由人、我自瀟灑」，「斯人不出、奈蒼生何」的架勢，彷彿若無他之挺身而出，這一屆的國會便暗淡無光。 同樣有酒駕不良記錄的郭正亮，當時的酒精含量測試值是江春男的數倍。如果說江春男算是微醺，那麽郭正亮就是酩酊大醉。同樣面對民眾的質疑，原本筆下橫掃千軍的江春男沉默是金，而郭正亮的辯解則振振有詞：他要將功贖罪，在立法院推動懲罰酒駕的法律。 對郭正亮的質疑不僅僅是酒駕這一項。酒駕固然危險，親中、凍獨更危險。酒駕若出了車禍、奪了人命，乃是一家哭；而親中、凍獨的國會議員再來一次兩岸服貿協議暗渡陳倉之類的把戲，那就是台灣全島的災難。郭正亮居然大言不慚地拉蔡英文為自己點背——我跟蔡英文的顔色一模一樣。他偏偏忘記了，剛剛嚴詞譴責蔡英文在太平島主權宣示時過於軟弱、形同賣國。 若化用詩人北島的名句，這就叫作「無恥是無恥者的通行證」。有綠營人士斥責郭正亮「綠皮藍骨」，實際上他是「綠皮紅骨」。既然國民黨早已淪為共產黨的奴才，那麽當國民黨的奴才，還不如直接當財更大、氣更粗的共產黨的奴才划算。賣身求榮，也要爭取賣個最好的價錢。 郭正亮的榜様，或許就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北洋政府的國會中的那些「豬仔議員」。當時，曹錕想當中華民國總統，開出一票五千元的賄選價碼。此前，那些從北京跑到天津、再從天津跑到上海的「假裝的硬漢」們，一聽這個好價錢，紛紛從上海跑回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在國會裡排排坐、吃果果了。歷史學家李劍農輕蔑地評論說：「他們把自己的骨頭和五千元的銀行支票較量，覺得那五千元的支票還要重一點；他們跑來跑去的時候，就是較量他們自己的骨頭和支票的輕重的時候。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五百幾十個『豬仔』把他們的骨頭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換了，曹錕篡奪的計劃完全成功了。」 今天共產黨的錢比當年的曹錕多得多，郭正亮的那個議席，在共產黨眼中，當然不只是區區五千個大洋了。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圖／翻攝自Google圖書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作者楊猛揭露說：「這本書出版後被評為內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編輯，被禁止再編時政類書籍，出版社也被宣傳部批評了。」楊猛對於什麽是「大國崛起」的看法與習近平迥異，他在自序中寫道：「中國成為一個一流國家還缺少什麼？如果人民無法享受到其中的快樂，這種崛起就是殘缺不全的。」而書中的主人公們，絕大多數欠缺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變化多端的中國讓外來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彼此之間也很陌生。楊猛以記者的身份遊走於中國的心臟與邊陲，以「陌生」作為對祖國的第一個形容詞。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再也沒有林語堂《吾國吾民》中的樂觀、從容與自信，相反，幽暗的心靈、搖擺的信仰、荒蕪的田園、慘烈的天災人禍、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作者和讀者產生了陌生、焦慮、厭惡乃至恐懼的共鳴。《陌生的中國人》讓人想起柏楊寫的那本《醜陋的中國人》，我和楊猛都是被《醜陋的中國人》所啓蒙的一代人。在楊猛小時候，父親買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給他看，他對柏楊以「醬缸」形容中國非常深刻。如今，醜陋的特質沒變，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從報告文學的線索來追溯，楊猛和很多服務於南方報系的寫作者一樣，傳承了八十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憂思傳統」。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蘇曉康的《烏托邦祭》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新聞及歷史寫作的典範。然而，這些本來繞不開的經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和血泊之後，偏偏被刻意繞開、強迫消失。優秀的記者和作家、《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給研究生做講座，九零後的新聞專業學生居然不知道劉賓雁是何許人也。中共有讓歷史消失、把果凍釘在墻上的本領。楊猛以一種更加平民化、更加寫實的手法，復原了劉賓雁和蘇曉康的精神氣質。由此，生機勃勃的八零年代與星光點點的二零一零年代終於接軌了。 如果從歷史寫作的線索來梳理，楊猛師法的對像是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寫十七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與人私奔，最後慘死。史景遷寫：「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這正是楊猛寫《陌生的中國人》的初衷：爲底層的無名者立傳。比如，他寫汶川地震，一個字不提影帝溫家寶的傾情演出，而寫被奪去左臂的九歲小女孩周玉燁——作為倖存者的周玉燁用剩下的手臂畫出記憶：「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著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再比如，楊猛寫作家莫言的家鄉及其小說的背景山東省高密縣，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嵗的拆遷戶宮先生的故事結尾——因為上訪多次遭到軟禁、拘留，這個失去家園的可憐人的心願是：「想找莫言幫忙，能不能讓莫言幫小民向領導呼籲解決一下實際問題？」喜歡抄寫毛主席語錄的莫言能幫這個忙嗎？當然不能，即便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能。楊猛評論說：「這是一個作家的傑出的想像力也無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棄嬰？ 書中的十九篇報導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蘭考好人」袁厲害女士和她收養的有殘疾的棄嬰們。袁厲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樣的聖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塊遮羞布，醫院和警方發現的棄嬰都送到她那裡，她從民政局領取棄兒的生活費。袁厲害收養棄嬰成名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絡，借助蘭考這座小城欣欣向榮的圈地開發，她跟合夥人從農民手中買地，蓋小產權樓然後出售，自己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她的原始資本來自於民政局委託她收養棄嬰的生活費。 袁厲害富起來，她收養的孩子沒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場邊上的破房子裡，那裡充斥著老鼠、垃圾、臭蟲。楊猛去探訪的時候，只有十七嵗的小兒麻痹症和小腦發育不全的袁申負責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變黑的饅頭，他們就像爬行動物一樣只是活著而已。袁厲害承認，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前後有三十個，也許四十個。那些殘疾的、被遺棄的孩子的生命，卑賤如草、如螞蟻、如垃圾。楊猛評論說：「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沒來得及取名字，自然也無人過問。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真實的情況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嚴格乃是世界之最，這套方法從商鞅變法的時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獨裁者對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進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統治者需要的東西，中國的文人和官吏從不吝嗇投入智慧和資源。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楊猛前去採訪當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門為何失職。渾身酒氣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長馮傑從午後的飯局中匆匆趕來，面對蘭考為何不修建孤兒院的問題，其回答有如外交部發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縣城發展的優先考慮計劃之內。」人們很難將這些肥胖的基層官員跟共產黨曾經大肆宣揚的模範官員、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祿聯繫起來。焦裕祿那樣的官員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現，馮傑那樣的官員則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對象。 就在楊猛離開六個月之後，他看到一則報導：孤兒們生活的位於垃圾場旁邊的房舍發生了一場慘烈的火災。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見過的袁申和另外幾個嬰幼兒。然後，中國常見的善後措施一定是處罰一群替罪羊：多名蘭考的地方官員被免職，其中包括楊猛訪問過的名叫馮傑的股長。袁厲害則免於追究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光環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袁厲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沒有袁厲害，會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那麽，袁厲害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作者沒有給出答案，而是讓每一個讀者自己去思考並判斷。存在並非合理，質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為什麼中國的棄嬰那麼多？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靠種田勉強維生的農民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撫養有殘疾的孩子，拋棄有殘疾的嬰孩是所剩不多的選擇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棄了為民眾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職責，還竭力壓制民間社團的組織和自救行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許民間自己做。否則，NGO 機構豈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泛濫，讓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動物性層面，所謂「寧為天平犬，不做亂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換的生命體。所以，墮胎和棄嬰在中國司空見慣，當事人在陳述此類事件時是一副輕描淡寫的口吻。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過海」是中國的一個神話傳說，楊猛用這個詞語作為題目，寫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溫州移民的故事。他們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獲得合法身份，然後從打工仔熬成大老闆或小老闆。 楊猛描寫了作為成功者的鄭建茂的經歷，堪稱青田移民的縮影。他們風餐露宿地偷渡國境，在歐洲充當廉價勞工，進而借助「中國製造」的勢頭從事中歐貿易，形成一股獨立的經濟力量。近三十年間，勤勞的青田人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隱秘王國。楊猛的寫法一點都沒有「勵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實描述了移民在發財致富背後的困惑、挫敗與痛苦。 有趣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單向移動，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很多人又向中國「回流」。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有成就的華人被中國政府賦予很高的政治禮遇，被當作中國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當然，雙方都刻意掩飾尷尬的過往和曾經的偷渡者的身份。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公民成為偷渡客，這個國家的榮耀當然值得懷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為母國的座上賓：有西班牙華人富豪和僑領受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花車旅行，這被視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許。然而，他們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國。對第二代移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一個由偷渡客組成的「小世界」，就連當地最大的華人教會的牧師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家教會從一百人發展到四千人，成為社區的信仰和文化中心。從教會的爆炸性增長中，可以看出華人移民社會快速發展的軌跡。 流動在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福建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猶太人已進入歐美主流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上層建築中經濟、文化、學術、教育等領域。而中國移民中的不少人儘管實現了腰纏萬貫的夢想，卻並未成為當地社會的有機成分。他們一般都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群內部，對於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毫無興趣。他們更不可能像當年「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應許之地創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更是「動物兇猛」。楊猛寫道：「在非洲的中國人深受無序和缺乏道德底線的商業文化的毒害，很難主動去遵守商業遊戲的規則。……一些發財的中國人喜歡炫富。在當地有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中餐館、賭場、夜總會、妓院、地下錢莊，形成高效封閉的華人圈子。」 導遊出身的蘇振宇搖身一變成了加納的一家大型金礦的礦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國對於非洲施加的巨大影響一樣複雜多義。中國對非投資超越了美國，商業投資自然要求回報。蘇振宇堅信「金錢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參與到當地的政治遊戲中，投資支持某一位總統候選人。他毫不在乎工廠對當地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對於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當地勞工和中國勞工去淘金沒有負罪感，反倒認為自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群中國的金礦主永遠都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麼多道路橋樑、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麼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已有數千萬，他們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對於官員、富豪和中產階級而言，選擇移民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以及為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而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青田人、溫州人和廣西上林人來說，移居國外則是赤裸裸的金錢慾望和物質需求的驅動。錢是唯一的動因，他們不是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而「用腳步投票」。只要能掙錢，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的勤勞工作固然對移居地做出一定貢獻，但血汗工廠、汙染企業等等，又給移居地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他們扭曲、荒誕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使得華人成為移居國的最不忠誠的少數族裔。 為什麼國家是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製造無數「國家的敵人」，「敵人意識」使中共當局成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家的敵人」一節寫的是一度被判處死刑的「民間借貸」的操作者吳英，後來在各界的呼籲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國嚴厲的金融管控制度，讓民營企業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於是民間借貸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吳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犧牲品，她的對手樓氏家族幾年後也因為後臺的垮臺而鋃鐺入獄。另一個「國家的敵人」是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組織「性派對」的大學教授馬曉梅，他被以「聚眾淫亂罪」逮捕並判刑入獄。雖然執政黨的大小官僚都包養情婦，但官僚做的事情，民眾卻不能做，「中國仍然依靠嚴刑峻法對私人領域實施著精確的控制」。其實，吳英和馬曉梅都算不上「國家的敵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捲入與國家的紛爭之中。真正的「國家的敵人」是主動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所描寫的她的哥哥查建國那樣的政治反對派。 中共並將那些沒有推翻它的意圖的民眾看成潛在的敵人，每天都在製造不計其數的人權案件。本書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這個智力有些遲緩的農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門廣場上訪。那個銅牆鐵壁的地方，哪會有民女伸冤的機會？她沒有清朝時候告禦狀的小白菜那麽幸運，當即被員警帶走，發配給她家鄉的地方政府駐北京的「截訪人員」，然後被送到「黑監獄」之中。當年，滕彪和許志永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讓收容遣送制度進入歷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監獄」隨即應運而生。為了「維穩」，當局總能花樣翻新，讓法律的進步瞬間歸零。 管理「黑監獄」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吳建將李田田當眾姦汙，血染牀單。李田田的高呼驚動旁人，與她一起被關押的訪民奮起抗爭、破門而出。然後，這一事件廣傳網絡，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當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層面處理此事。 數月後，該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宣判，強姦犯吳建獲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獲得兩千三百元人民幣賠償。本案中誰僱用了吳建並沒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幕後的兇手就是共產黨，法院也是共產黨開的，怎麽可能給李田田以公平正義呢？楊猛評論說：「對一個遭到當眾強姦的被害人，判令侵權責任人兩千三百元賠償無異於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習近平也有女兒，他的女兒習明澤比李田田小不了幾歲，倘若他的女兒遭到強姦，得到這樣的賠償，作為父親的習近平會心滿意足嗎？李田田貧窮的父母連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費都借不到。習近平與習明澤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國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則是被踐踏、被侮辱的奴隸。父親與父親，女兒與女兒，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過。楊猛舉重若輕地寫道：「北京對於李田田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還寫到了某些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是羅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沒有去過。這個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於兩個台灣）的中國最大的鎮級行政區，卻沒有一個常住人口，因而沒有一個戶籍員警。隨著巨大的鉀鹽工業基地隆隆動工，這片孕育過樓蘭古國的土地，又迎來一群懷抱發財夢的流動人口。而在與朝鮮接壤的鴨綠江邊，作者採訪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國商人——用一包長白山香菸就能進入朝鮮境內，甚至可以換到冰毒。然而，彼岸那個更加野蠻的國家，不會遵循以物易物的貿易準則，一言不合，就掏槍殺人——大國崛起的中國政府，卻又不願出面捍衛本國被害公民的權益。 讓我最感動的報導是《贊美詩》。在怒江邊上的小城六庫，不是基督徒的楊猛發現了山頭矗立的一間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們在教堂裡練習四聲部的贊美詩。在這本讓讀者始終沉重而壓抑的報告文學集中，終於出現了唯一的一抹亮色：當《哈利路亞》的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婦女口中唱出，衝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盪，她們的臉上也露出楊猛在中國的土地上極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國家的強大及個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惟有那來自天上的恩典與救贖，才能讓陌生人彼此成為兄弟姊妹並愛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聲中、在陽光下，呈現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貴與榮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寫過一本名為《尋路中國》的遊記，我想，如果真要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楊猛的這篇《贊美詩》或許就是一個醒目的路牌。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中共上海市統戰部長沙海林以「市長代表」的身分到台北參加雙城論壇，有人疑慮台北市陷入對方的統戰圈套。柯文哲表示，統戰在台灣被「汙名化」，理解上的差異源於兩岸的「文化隔閡」。 醫師出身的柯文哲沒有讀過多少關於中共奪權以及國共鬥爭的歷史書，他以為在選戰中擊敗了連戰之子連勝文，就成了百毒不侵的「柯神」，對付共產黨亦會綽綽有餘。然而，國民黨本來就是共產黨的手下敗將，柯文哲和民進黨在選舉中擊敗國民黨，並不能保證在更為詭譎險惡的戰場上能打敗共產黨。 柯文哲對共產黨統戰術的幼稚認識，即已說明共產黨的統戰在他身上已卓有成效。他到中國訪問過幾次，包括去過共產黨和習近平的龍興之地延安，就自以為對共產黨瞭若指掌了。這種紙上談兵的輕敵與狂妄，最終只能落得趙括的下場。 我要推薦一本中共統戰「老兵」寫的回憶錄給柯文哲讀一讀。這本在台灣出版的《中共統戰部揭秘：統戰部幹部回憶錄》，是南京統戰部門高官程幹遠用一生的親身經歷濃縮而成。晚年移居海外的程幹遠，大徹大悟、反戈一擊，揭秘「統戰」黑幕，並強調統戰部的工作並不限於國內，還向台灣和海外華人中擴展。 「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是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使用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方法，在中共竊政、統治鬥爭中起了不亞於正面戰場的作用。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毛澤東作了對「統戰」問題的發言：「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一切鬥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一九四一年，中共成立中央情報部，與中央社會部合署辦公。而統一戰線工作部長期與這兩大堪比國民黨「中統」和「軍統」的特務部門分享人員、情報和資源。中共的統戰工作從一開始起就是殺人放火、收買招安。 國民黨因為不懂得共產黨的統戰術丟掉了江山。中共的統戰對象無遠弗屆，從國民黨高官陳布雷、張治中、傅作義的家人，到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們（他們大都留在中國）；從作為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到美國的左翼人士和外交官，都被共產黨灌輸了統戰的迷魂湯。蔣介石的愛將胡宗南身邊的參謀人員，十有八九都是被共產黨統戰的「匪諜」。所以，國民黨在文武兩個戰場上都一敗塗地。 中共建政之後，統戰部的地位雖有所下降，但仍是中共控制民間社會和海外華人的重要部門。程幹遠透露，統戰部通過若干秘密管道，掌握各界社會名流的隱私，使其在政治上「俯首貼耳」，做黨的「馴服工具」。 習近平上台後，親自出席統戰工作會議，發表講話要求加強對年輕一代中的「留學人員」、「新媒體人士」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統戰工作。隨即，統戰部在事隔十一年後，再次設立一個新的正局級部門，即第八局，全名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中共統戰的魔爪繼續延伸。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盼望柯文哲好好讀一讀歷史書，否則被人家賣掉了還幫著數錢，那才悲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