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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余杰)
余杰相關文章
台灣人為何拒絕成龍捐獻的獸首?
此次台灣年輕人對「獸首統戰」行徑的厭惡,折射出太陽花運動之後,年輕世代不再是任國共兩黨擺布的“草莓族”,有強勁奮發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志。(中央社資料照,民報合成) 台灣故宮博物院南院開幕,成龍捐獻的圓明園獸首複製品在其中隆重展出。兩名年輕人潑漆抗議,寫上「文化統戰」字樣,並拍照在臉書上傳播。儘管遭到警方訊問,他們毫不退縮。兩名當事人是一對情侶,一個是陳儀庭,一個是陳妙婷,他們在臉書上表示,「做為台灣人,決不接受文化侵略與殖民」。他們指出,對台灣人來說,獸首展覽是莫大的侮辱以及剝削,是站在大中國本位的立場去侵蝕台灣本土文化。故宮南院作為一個立基於嘉義的文化據點,嘉義更作為一個二二八國民黨血洗台灣的重要歷史象徵之一,竟然展出如此羞辱台灣人的贗品,這無疑是殖民者驕傲地展現統戰成效。他們進而認為,自己現在做的是身為台灣人最基本的反抗,是台灣人對尊嚴的勇敢捍衛。 這一事件折射出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的年輕世代不再是任國共兩黨擺布的“草莓族”。另一方面,習近平上臺之後暴戾恣睢的天朝主義,在台灣年輕世代心中激發出強勁奮發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志。在這一脈絡下,分析此次台灣年輕人對“獸首統戰”行徑的厭惡,可以從“成龍”和“獸首”這兩個關鍵詞入手。 首先,“成龍”為何許人也?成龍是國際知名武打明星,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是中國“愛國賊”們熱情追捧的“英雄”。反之,有獨立思考能力、傾向普世價值的網民則在自發評選的“人渣榜”中將成龍選為佼佼者。 此前,成龍多次對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橫加指責。英國利物浦球隊來香港表演,當北京安排的傀儡特首出現時,幾千球迷向其喝倒彩。成龍卻感到自己丟了面子,居高臨下地評價說:“我覺得香港人好醜陋。”他進而指責“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破壞香港形象”,讓他的影迷不敢到香港來。他還說,中國人應當被政府嚴格管理,否則就會天下大亂。 許多香港人民反駁說,成龍長期以來言行不一,滿嘴仁義道德,私生活一塌糊塗。當年,成龍與影星吳綺莉發生婚外戀情並生下私生子,被媒體曝光後還堅持不認帳,哪裡有一點君子風範?所以,醜陋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成龍自己。有網友呼籲,大家聯合起來杯葛成龍的新片;還有網友給香港旅遊局發去電子郵件,建議取消成龍作為香港旅遊大使的身份。 成龍還非議臺灣的總統大選,辱駡臺灣總統大選“是一個笑話”。他作為香港人,沒有權利投票選舉香港特首,更沒有權利投票選舉中國最高領導人。作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的選舉權,被共產黨剝奪殆盡,他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反過來恥笑一人一票選舉總統的台灣人。奴才哪能體認自由人的尊嚴與幸福呢? 成龍口無遮攔地評論香港、臺灣的時事,一副“無知者無畏”的派頭。與此同時,他又對中共獨裁政權竭盡諂媚之能事。成龍曾經攀附薄熙來、周永康,成為中共公安部欽定的“禁毒大使”——殊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成龍的寶貝兒子房祖寧在北京的豪華寓所中,因吸毒被逮捕、被判刑。“子不教,父之過”,“禁毒大使”的兒子是一隻“大毒蟲”,這是何等大的諷刺! 現實生活中的成龍,與電影中他扮演的英雄的角色完全錯位。日常生活中的成龍,並沒有電影中英雄大俠們的良知和正義感。在香港佔中運動中,演藝圈因為支持與反對兩種不同立場,劃分為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比如,周潤發和黃秋生公開支持民主運動,成龍和王晶則堅決反對民主運動。有網友打趣說:“成龍是演英雄的人渣,黃秋生是演人渣的英雄,周潤發是演英雄的英雄,王晶是演人渣的人渣。” 其次,“獸首”是何物也?“獸首”不過是圓明園水池裡多如牛毛的水管而已,既沒有太大的文物價值,也沒有太大的藝術價值。幾年前,中共以國庫中的資金,勞師動眾地從歐洲購買此類“獸首”,成龍等“愛國藝人”也紛紛“慷慨解囊”。中共當局以此宣揚“珍貴文物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並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本身就是一場令人作嘔的“愛國秀”。文物界的專家學者揭露說,此類“獸首”並無太大的考古和藝術價值,但他們的聲音卻被消音了。 對於成龍而言,他在獸首上的投資當然要追求高額回報。他以此為題材拍攝了一部愛國主義電影《十二生肖》,儘管得到黨國控制的院線在場次安排上的優待,票房卻以慘敗告終。觀眾對於動刀動槍搶奪這些普通建築物件的故事毫無興趣。這一次,成龍再次瞅準時機,在台灣故宮南院開幕之際,讓獸首廢物利用、鹹魚翻身。既然馬習會在新加坡登場,成龍企圖以這種軟性統戰手腕,再度獲得中共之器重。那麽,台灣人豈能照單全收,落入其統戰陰謀之中?更何況,在台灣故宮南院展出的是幾件粗製濫造的複製品,這些複製品只會大大拉低故宮南院作為國家級博物館的水準和聲譽。 那麽,“圓明園”又是什麽東西呢?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這一事件,被後來國共兩黨的“近代悲情史敘事”描述成一大“國恥”。其實,當時大清王朝統治下的民眾,對圓明園的漫天大火無動於衷、不聞不問。因為,那是專制帝王耗費億萬民脂民膏打造的、單單供其個人玩樂的花園。不要說普通百姓不能入內欣賞宛如仙境般的美景,一代權臣李鴻章也曾因私自走入圓明園的廢墟而遭到嚴厲懲罰。那場戰爭,許多百姓視之為“皇帝戰爭”,也就是說,那是皇帝跟洋人的戰爭,跟大家沒有多大的關係。 關於圓明園的命運和大清朝的命運,還有一個更具諷刺意味的故事:晚清詩人龔自珍的兒子龔半倫,帶領英法聯軍把圓明園洗劫一空,然後又做英國公使的翻譯,代表英國和恭親王談判,百般刁難。這樣的行為,按照中國的儒家傳統而論,當然是遺臭萬年的“漢奸”了。於是,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國恩,卻為虎作倀甘做漢奸!”龔半倫立即毫不客氣地反駁說:“我們本是良民,上進之路被爾等堵死,還被貪官盤剝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卻看你是國賊。”這句反駁,何等痛快淋漓、擲地有聲! 太陽花運動之後的台灣年輕人,有勇氣,也有智慧,讓垃圾回歸垃圾的本來面貌(無論是成龍還是獸首),也讓中共及其御用戲子的統戰陰謀像肥皂泡般灰飛煙滅。
余杰
2016-01-05
他要閉關鎖國,我要乘風破浪
鳳山招待所一景:充滿恐怖記憶的大碉堡。(黃謙賢攝) 我最早知道「鳳山招待所」這個名字,是從白色恐怖受難者胡子丹的回憶錄中。 胡子丹連「言論犯」和「思想犯」都算不上,僅僅因為一位香港朋友在給他人的信中向他問好,當時是海軍士兵的他就莫名其妙成了「匪諜」。 十年的牢獄之災,多年的監控和騷擾,沒有毀掉胡子丹。後來他奮發圖強,成了翻譯家和作家,自傳性的作品曾獲劉紹唐傳記文學獎。在書中,胡子丹生動地描述了剛被送到海軍鳳山來賓招待所時的情形:「我被押進了招待所的一個防空洞裡,眼見『先進』十來位,或坐或躺或站,或在榻榻米横頭的泥地上來回不停走動。有穿軍服的,也有穿睡衣,抿嘴蹙眉,焦慮異常;還有一人瑟縮榻榻米上,裹在軍毯裡呻吟,『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 然後,胡子丹又被轉送入一間普通牢房:「有別於山洞的囚房才是真正囚房,傍山而建的一間間小屋,兩排各十數間。中間甬道約有一步半寬,不到百步長,盡頭處各有鐵欄柵加鐵門。小屋有兩疊榻榻米大小,門上肩高處有一郵筒般小口,是給水、給食和班長吆呼我們的所在。光線自高牆的透風孔斜入,讓我們分辨出方向和晨昏……乍睡乍醒,往往錯覺到自我失落,泣聲牢愈靜,耳語囚更愁。夜中常聽到有人被叫去談話,凌晨被送回牢房後的呻吟啜泣,這都是正常的牢獄音響。」在此期間,他甚至被綁著陪赴刑場,像杜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差點精神崩潰。 如今,我來到海軍鳳山來賓招待所,已基本看不出這裡曾是一座監獄,倒是其前身「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之形制清晰可辨。 從戰爭樞紐到囚徒地獄 二十世紀初,日本海軍橫行東亞,長距離無線電通訊成為必要需求,於是建立了東京船橋、高雄鳳山、九州針尾等三大無線電信所。其中,鳳山無線電信所於1919年投入使用,採用最先進的無線電通信技術,指揮南洋艦隊,是日本「南進」政策的聯絡樞紐。 原先,我從無線電信所的「所」字猜想,它大約是一個小型單位。進入園區才發現,其佔地之廣、房舍之多,遠超過我的想像。而據顧超光、黎高恩兩位學者合撰的研究報告《台灣光復前日軍在鳳山的軍事設施探討》披露,當時鳳山無線電信所中央有一座高兩百公尺的鐵塔,周邊建立十八座高六十公尺的鐵塔,規模浩大壯觀。整個基地呈雙重同心圓設計,今天的遺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945年日本戰敗,鳳山電信所軍事地位不再。國民政府接收後,將它劃分為眷村、通信電台與鳳山招待所。直到今天,周圍仍是熙來攘往、古風猶存的眷村風貌。 國民政府來台後,敗軍之將,不可言勇,總是風聲鶴唳、魂飛魄散,只好靠不斷的逮捕和鎮壓來獲得安全感。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時代的建築物陸續被改建成監獄。在台北,原日本陸軍倉庫被改建為軍法處看守所和軍人監獄,原台北刑務所就地變成台北監獄,原東本願寺改建為情報處,原高砂鐵工廠改建為保密局北所,原新店戲院改建為軍法處新店分所。 在高雄,鳳山電信所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招待所」。這裡主要囚禁海軍系的政治受難者,如海軍白色恐怖案、海軍台獨案、孫立人相關案件、五零年代零星的海軍叛亂案以及自由俄人案等事件之受難者。 所謂「招待所」,其實是拘留所和監獄;所謂「來賓」,實際上是囚犯。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從中國源遠流長的「瞞和騙」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共產黨以「勞動改造」這個詞語掩蓋其大規模政治迫害的事實,國民黨則以「招待所」來遮掩專門關押未受法庭審判的囚徒的集中營本質——當年的「來賓」、後來成為作家的馮馮在自傳《霧航》中形容,這個「招待所」有如「魔鬼地獄」。馮馮還提到,他的編號是卅一號,半年之後,看到一個新來的海軍官校學生,編號是一五一一號,據此推論「不過半年間,抓進來的官兵已經一千五百多人」。 1962年,鳳山來賓招待所的囚犯大都移往綠島等正規監獄,這裡遂改為「海軍訓導中心」,四年後又改稱「海軍明德訓練班」(管訓隊),轉型為負責管束軍中「頑劣份子」的「矯正機構」。今天前來為我導覽的先生,就是明德訓練班時期的教官安豐恕,後來在此安家立業,還曾擔任里長。 2005年,軍方撤離之後,此處一度閒置,後來成為「歷史建築」和「國定古蹟」,目前由「高雄縣眷村文化發展協會」展開整理規劃和保存修復工作。 從二次大戰時期日軍的無線電信所,到白色恐怖時期關押異己分子的集中營,再到軍方內部的「矯正機構」,最後成為歷史古蹟和人權園區……百年來台灣的苦難歷史與追求民主自由的血汗,濃縮在這片蒼老而堅固的建築之中。 這群建築如同一個龐大的艦隊 安豐恕先生首先帶我們參觀有「大碉堡」之稱的發電所、艦艇工廠和第一送信所。這棟建築是南北向的三連拱的長筒大跨間,精心設計、結構嚴謹。戰爭期間,為了防止盟軍飛機的轟炸,日軍在屋頂覆蓋很厚的土壤,還栽種樹木花草,使之看起來宛如普通的山包。到了白色恐怖時期,時有囚徒被折磨致死和遭到槍決,軍方常常安排其他囚犯搬運屍體,直接送到屋頂的土層之中埋葬。那時,人命卑賤如草。 入內可以發現果然別有洞天,類似窯洞的拱門,寬敞明亮,難怪被關押在此的政治犯戲稱之為「山洞」。防轟炸的結構牆、防爆門、耐火磚等,都採取近代高級工兵設計規格;就連通風口亦採取熱對流設計,使得碉堡內冬暖夏涼。 西側大廳,是當年生產登陸小艇和艦艇配件的工廠。另一側的大空間,則分割成上下兩層,厚實的原木樓梯用阿里山的大紅檜木修建,歷經九十幾年堅固如昔。二樓原來是教室、會議廳,可惜,有一部分區域毀於火災。 當海軍撤離之後,該園區被廢棄,小偷來去如入無人之境,潛入拔除鐵製品變賣。有一次,小偷潛入後還惡作劇般地放了一把火。所幸大碉堡中間是鋪設防火磚的無線電機房,隔開了大火,損失只有右半邊。 園區內規模僅次於「大碉堡」的建築,是「十字電台」,即第二送信所。這棟建築設計成十字架形狀,是為了偽裝成醫院,使得敵方飛機在投彈時「手下留情」。這裡長期用作通信電台,若干通訊器材仍放置在原處。未來的規劃是在此建立一個通訊博物館。因為這裡是日本海軍的通訊中心,室內陳設的風格宛如一艘戰艦。龐大的通信操作台如同艦艇的指揮中心,大門亦以圓形操作盤來開啓,類似艦艇中的水密門扇開啓方式。 第三棟比較重要的建築,是辦公廳舍和教室。在招待所時期,這裡被劃分成會客室、審訊室,以及拘禁囚犯的「普通號」和「優待號」——前者主要監禁普通士兵和低級軍官,後者則監禁校級以上的軍官。 其他附屬建築還有很多。比如,大碉堡北側有一棟小型建築,日本海軍時期作為儲藏室,在招待所時期和明德訓練班時期則改作為懲戒用的獨居房。狹小的空間宛如一副棺材,被關押的人,無論多麽凶悍,一兩天之後不得不求饒服軟。再比如,日本海軍期間的蓄水池,在招待所時期曾被當作水牢,被投入其中的囚犯,半身浸泡在水中,且無法向上攀爬,簡直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對照不同園區內不同時期的建築,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日本時代的建築兼具實用與美感,一絲不苟,百看不厭;而後來國民黨補建的房舍,無不敷衍塞責、醜陋之極。一個政權是否用心去經營一個地方,從建築的水準就可看得一清二楚:日本已經將台灣作為永久的國土,而國民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只是將台灣當作反攻大陸的跳板。 蔣介石為什麼對海軍充滿疑懼? 解嚴以後,當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的黑暗歷史逐漸浮出水面,柏楊對蔣介石的看法逐漸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他老是自己訂的法律,自己不遵守。就好像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規定牆角不許撒尿,他高興起來就往牆角撒一泡,好表示他是這家公司的老大。我覺得真是既膚淺而又愚昧。」 與此同時,「國粉」(國民黨的粉絲)和「蔣粉」(蔣介石的粉絲)偏偏在對岸的中國多如牛毛。在旅居海外的「民運人士」群體中,言必稱「蔣公」者比比皆是。也許因為共產黨太壞,他們就將蔣介石當成「民族救星」。兩岸之時空倒錯,讓人不勝感慨。 然而,某些人口中偉光正的蔣公,偏偏是另一些人心中窮凶極惡的閻王——那些曾被關押在鳳山招待所的受難者們,對蔣介石的暴虐殘忍最有體會。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當時的驚天大案「海軍案」之受害者。 1949年2月12日,國共內戰砲聲隆隆,國民黨敗局已定,海軍黃安艦率先棄國投共。2月25日,中國噸位最大、戰力最強的巡洋艦「重慶艦」也倒戈。4月23日,由林遵率領的海防第二艦隊發動海軍最大規模的「起義」。一年之內,國民黨海軍總計有近百艘艦艇、三千八百名官兵投共。 當時,蔣介石要依賴海軍運送人員和物資到台灣,以及與中共在海上周旋,故而對海軍的叛變事件暴跳如雷。他不願檢討自身政策的失誤,反而掀起腥風血雨的整肅運動。為了整肅海軍,蔣介石親自任命黃埔嫡系出身、「十三太保」之一的陸軍中將桂永清為海軍總司令。 桂永清與「二二八」的元凶之一的彭孟緝一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雖然在戰場上怯懦無能,卻樂於用他人之鮮血染紅肩上的將星。桂永清手上既有了老蔣的尚方寶劍,立即在海軍中展開屠戮。他派出情報人員至各艦艇誘捕相關人員,就近拘禁在海軍陸戰隊集訓隊或各艦艇上。 1949年5月,桂永清針對海軍官校校長魏濟民及海軍官校進行整肅,連續三屆學員全遭逮捕,許多人下落不明。有見證者指出,有人被以麻袋捆綁後直接投海。「崑崙」號艦長沈彝懋連同在海軍官校讀書的兒子沈白一起被槍決。馬尾海軍學校最後兩屆畢業生,共三個班的全部士官生都被投進監獄。在廈門撤退時,不少海軍官兵在禾山海灘被「倒栽蔥」,即將人插入海灘上的淤泥中,這是桂永清發明的處決犯人的新招。其餘活口都被帶到鳳山招待所關押、審訊。 中國近代以來的海軍史,差不多就是一部失敗史。鴉片戰爭之後,以大陸帝國自居、閉關鎖國的清王朝,跟洋人作戰屢戰屢敗,被迫學習西方的船堅砲利,投入重金籌建現代海軍。經過洋務運動,中國總算擁有一支噸位堪稱亞洲第一的「龍旗飄飄的艦隊」。沒有想到,這支外表強大的艦隊其實不堪一擊,在甲午海戰幾乎全軍覆沒。此後,清廷病入膏肓,直到覆亡於辛亥革命,也未能重建起一支有戰鬥力的艦隊。 民國肇始,需要用真金白銀打造的海軍,囿於政府財力困乏,始終是三軍中可有可無之軟肋。到了中日全面開戰之時,日軍迅速佔領中國沿海省分,封鎖海岸線;中國擁有的屈指可數的戰艦,瞬間淪為沉入長江、堵塞江面的廢銅爛鐵。 抗戰勝利,海軍剛剛重建,內戰硝煙又起。桂永清在蔣介石特許之下掀起的這場大清洗,讓許多海軍健兒淪為階下囚甚至槍下魂。海軍是相當專業的軍種,國家培養一個海軍官兵要花巨大的資源和財力,這場整肅計劃造成中華民國軍事史上最嚴重的損失,也成為軍中人權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在這場整肅的背後,不僅是國軍中長期存在的草蛇灰線般的派系鬥爭,更是蔣介石本人心靈深處對海軍的不信任——海軍在一望無垠的大海上乘風破浪,不像隨意關閉在營房內的陸軍那麽容易駕馭和控制。出於恐懼,蔣介石以「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人」的心態,不惜像當年崇禎皇帝殺袁崇煥那樣「自毀長城」。而這種對海軍的疑懼心態,又源於封閉保守的大陸型文化對海洋文明的排斥與仇視。這也正是流亡至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始終不能實現「在地化」的根本原因。 未來的台灣,終將以人權立國、以海洋立國。優質的人權紀錄,強大的海軍防衛,將是台灣吸引友人、對抗外敵,展示軟硬兩種實力的法寶。在此背景之下,海軍鳳山來賓招待所那陰森恐怖的故事,須被永久銘記,方能永不重演。
余杰
2015-12-14
王如玄的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異議作家) 政治人物為什麼都要有博士學位呢?美國的歷屆總統中,似乎只有一戰期間倡導民族自決的威爾遜擁有博士學位。然而,在學歷至上的亞洲國家,由於儒家文化的影響,博士學歷成了政治人物頭上的神光圈。 彼岸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雖然實際教育程度只有初中水平,卻要自我加冕為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習近平的假博士帽,早有香港學者鍾祖康著有專書解密。而近期爆出諸多香港親北京的議員也都是假博士,就像錢鍾書《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那樣,博士頭銜來自於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 相比之下,朱立倫挑選的搭檔王如玄則是如假包換的真博士,只不過授予其博士頭銜的不是馬英九、朱立倫曾就讀的英美名校,而是中國的人民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號稱中共「第二黨校」,其前身是華北聯合大學,中共建政之後於1950年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逐漸發展成綜合性大學。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史明四十年代初曾在華北聯合大學受訓,其回憶錄中寫道:「在聯合大學時,那時候要我們寫自傳,寫完自傳,下午接下來的時間,就是由老幹部所擔任的班長帶領大家一起討論、檢討或開會,氣氛是有點嚴肅、壓迫的,和普通大學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史明由此觀察到中共原來是鐵籠般的極權政權,故而決心脫離其控制。 當然,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跟當年史明受訓的華北聯合大學已大不相同,就好像不能用兩蔣時代的政治大學來衡量今天的政治大學那樣。八十年代,人民大學一度充滿自由化風氣,人大學生也積極參與了八九學運。此後,人大畢業生中不乏具有反抗精神的異議人士,比如兩度入獄、幾乎將牢底坐穿的劉賢斌。 但是,近年來人大重新成為一所相當保守的學校,其人文社會學科謹守官方意識形態的畛域。因此,王丹的置疑不無道理:一個生活在自由台灣的聰明人,為何偏偏到蔑視法治的國家攻讀法學博士? 無獨有偶,現時中國的第三號人物、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是北韓的金日成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張德江在北韓能學到什麼經濟學呢?餓殍遍野的北韓沒有經濟學,卻有密不透風的政治控制術。張德江此前處理太石村事件、南方都市報事件以及溫州高鐵翻車事件時,無所不用其極地壓迫新聞自由、炮製謊言甚至動用武力鎮壓,就是從北韓取來的「真經」。 那麼,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學博士王如玄,是否也打算將在中國學到的「雙規」、防火墻、抓捕維權律師、鎮壓勞工運動這一套用到台灣?可憐的台灣人,如同歐威爾《動物莊園》中的動物們,從窗外看進去,裡面的主人,乍看是國民黨,再看卻成了共產黨。
余杰
2015-11-21
那封「勿擾妻兒」的遺書
中國的官場是一個大染缸。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異議作家) 2015年10月23日,中國國信證券有限公司總裁陳鴻橋被發現在家中「自殺身亡」,自殺之前匆匆僅留下「請勿擾妻兒」的五字遺書。 陳鴻橋現年才49歲,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歷任深圳證券結算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深交所資金交收部總監,深交所副總經理。2014年5月由深圳市委推薦,出任國信證券總裁,級別為正局級,屬深圳市委組織部直管幹部。 單單從級別來說,在近年來被反腐風暴波及,被雙規、被判刑乃至自殺身亡的官員中,陳鴻橋這個局級幹部只能算是老虎與蒼蠅之間的碩鼠而已,隨便都能數出一打來。用中紀委官員的說法就是,幾個官員畏罪自殺,天不會塌下來。但從陳鴻橋的實際工作來看,卻相當吃重:他當過深交所副總經理,執掌的國信證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證券公司之一,在金融領域算得上翻雲覆雨的大鱷。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證券業至少有二十名證券監管高官被抓,上百名證券公司經理被限制出境,等待接受調查。陳鴻橋於深交所任職時,頂頭上司正是不久前落馬的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北京青年報》引述內部人士稱,兩人在深交所共事數年,關係密切,在圈內,兩人均為證券業界內公認的「學者型官員」。 陳鴻橋的死訊傳出後,國信證券在官網發佈《沉痛悼念公司總裁陳鴻橋》一文。文章稱,陳鴻橋任職期間,「始終以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為指引,積極落實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全力做好資本市場穩定、建設工作。」文章並強調說,公司目前各項經營管理活動一切正常,顯然是要穩定廣大股民的心。但是,文章對陳的評價,能否成為陳最終的蓋棺定論,尚且不得而知。 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陳臨死前留下「請勿擾妻兒」的一紙遺書。這幾個字散發發出濃濃的血腥味道,是什麼樣的恐懼,讓他臨死之際戰戰兢兢地寫下這五個字?參加共產黨就如同參加黑幫。香港電影《無間道》中的那個黑幫大佬有一句名言,「出來混,都要還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陳鴻橋這位曾在證券金融界風光一時的「少帥」。他也有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歲月,誰知冰山消融、大廈傾倒來得如此之快! 自古以來,「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就是中國的皇帝和老百姓的夢想,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一直都是「文武百官全是貪官」,而且是「寧死也要貪」的貪官。既然中國的官場是一個大染缸,陳能爬到那麼高的位置,不可能沒有幹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他生前操縱數十億的證券股票如同孩童過家家,而離開這個世界時最後的願望,卻是「請勿擾妻兒」,不能不讓人唏噓感嘆。中共內部以反貪為名展開的權力鬥爭,已經到了使用株連制的階段--中共當局迫害人權律師時,大肆使用株連之法,在海關攔阻人權律師的未成年子女出國留學,甚至跨境抓捕之;而中共自己人之間的搏鬥,殘酷程度亦有過之而無不及--陳鴻橋深知,錦衣衛心狠手辣,惟有自己一死了之、將祕密帶入另一個世界,或許才能為妻兒開出一條生路。 此時此刻,孤懸海外的薄瓜瓜應當感到欣慰,他之所以能倖免於難,不是因為他的父親是薄熙來,乃是因為他的爺爺是薄一波。薄一波的黨國元老,薄一波的孫子就可以享有周永康的兒子不能享有的、被黨國「網開一面」的特權。而陳鴻橋清楚地知道,平民子弟一旦落馬,則妻兒亦很難過關。儘管「千古艱難惟一死」,但為了救妻兒,他才鼓起自我了結的勇氣。陳鴻橋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官員,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余杰
2015-10-31
孔夫子擁抱獨裁者
辛巴威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榮獲中國頒發的孔子和平獎。(圖取材於網路) 孔夫子殺了少正卯一個人,穆加比屠殺了兩萬人。 所以,辛巴威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榮獲孔子和平獎,乃是實至名歸,正如主辦單位頒獎詞所說,穆加比「克服種種困難,致力於打造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秩序,同時強而有力地支撐了泛非洲主義與非洲的獨立」。 不過,還是有雜音傳來。消息傳到該國之後,反對派的人民民主黨秘書長莫憂隨即發言表示,對於穆加比的獲獎感到「極度噁心」,他並以「瘋狂的孔子和平獎」(The insanity of the Confucius Peace Prize)為題發表評論指出,穆加比用血腥、暴力、縱火與殘暴手段,打造建構,長達三十五年的獨裁統治。 二零一零年,身在獄中的人權鬥士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環球時報》發表文章建議,中國政府應另起爐竈設立「孔子和平獎」,利用孔子的知名度,宣示中國的和平觀和人權觀。我是在軟禁中,國保員警扔掉的一張破報紙上看到這則評論的。 沒有想到,果然有“有識之士”將這個創意變成了現實。由一群所謂的“民間立場”的學者出面,掛靠在“中國鄉土藝術協會”之下(該協會是中國「一級協會」,國務院文化部直屬單位),創設了一個與諾貝爾和平獎唱對臺戲的“孔子和平獎”。被挪威諾獎委員會激怒的中共當局,樂見有愛國者挺身而出捍衛國家尊嚴。 第一屆孔子和平獎頒發給剛剛完成“國共第三次和談”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那時候的連戰,還沒有進化到如今放膽參加北京大閱兵的地步,不敢到北京領取這個燙手的山芋。但在頒獎典禮上,司儀現場宣佈,「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連戰先生今天未能親到現場領獎,為此,我們邀請了一位小朋友,代連戰爺爺上臺領獎。」並聲稱連戰已默認領獎。 一炮沒有打響,內訌卻已爆發。主辦該獎的“民間機構”一分為二,互相攻擊。主人見勢不妙,不再餵食,文化部發文將雙方統統逐出門庭,並在聲明中表示該獎項的設立違反了有關規定。至於究竟是哪些規定,則語焉不詳。 但是,愛國者的愛國心百折不撓,主辦方以“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名義,於二零一一年十月改在香港註冊成立(該組織不在北京註冊,而在香港註冊,本身就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幸虧中國還有一個香港,可以寬鬆地註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 於是,又施施然地公佈了第二屆孔子和平獎的評選結果:獲獎者為俄羅斯總理普丁。普丁是習近平惟一打心眼裡崇拜的活著的、外國的政治人物,該機構頒獎給普丁,習近平當然很高興。 普丁本人及俄國政府卻從未對此一獎項作出任何回應。倒是普丁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的網站上,迅速發表了不受擡舉的言論:該網站援引俄羅斯著名記者多連科的評論說,“這個獎一錢不值”。普丁不僅沒有親赴中國領獎,也沒有派俄國駐華大使去領獎,主辦方只好找來一名俄羅斯留學生代為領獎。習近平錯過了一個向偶像頒獎的良機,好不遺憾。頒獎典禮上,北大中文系教授、長期吹捧薄熙來的毛派學者孔慶東宣讀了普京獲獎的理由。“普丁在擔任俄羅斯總統和總理期間,政績斐然,給俄羅斯人民帶來了福祉。特別是,普丁在二零一一年春夏之交,堅決反對北約轟炸利比亞,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傑出貢獻。”然而,普丁的反對並未拯救格達費政權覆滅的命運。 除了該委員會的十六位評委(據該活動的操辦者之一、自稱詩人並也曾獲得提名的譙達摩表示,「孔子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成員多數是中國哲學界大師,水準優於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的五人)之外,俄國也有人認為普丁獲此獎“當之無愧”。俄羅斯紀念碑人權中心領導人、人權活動家奧爾洛夫評論說,中國人權記錄惡劣,普丁同樣不尊重人權,中國把這一搞笑獎項頒發給普京,可謂臭味相投。他還說:“如果更臭名昭著的辛巴威總統穆加比設立某個獎項,然後頒發給普丁,普丁會更當之無愧。” 奧爾洛夫倒是未卜先知:穆加比雖然沒有設立一個獎項頒給普丁,兩年後,穆加比本人卻成了跟普丁一樣的榮穫孔子和平獎的當代偉人——只不過,在普丁與穆加比之間,隔著另一個獨裁者,即統治古巴長達半個世紀的卡斯特羅。孔子和平獎得主們,可以組成一個“獨裁者俱樂部”了。(可憐的連戰同志,在民主的臺灣參加選舉連戰連敗,未能煉成掌權的獨裁者,有獨裁之心,而無獨裁之實,只能退一步海闊天空,成為臺灣躍居富比士富豪排行榜的惟一一名政治人物) 穆加比獲獎,不是大新聞,如果曾在“史詩巨片”《孔子》中扮演孔子的香港巨星周潤發出席頒獎典禮,以孔子的扮相給穆加比頒獎,那才有可能成為大新聞。發哥在銀幕裡上天入地、彈無虛發,昔日“小馬哥”勇闖龍潭虎穴的雄姿英發、風流倜儻猶存,一定會給頒獎典禮增色不少。而穆加比比發哥更是英明神武,他於一九八一年建立由朝鮮訓練的「第五旅」,對付異議人士和實施種族清洗,戰無不勝、所向披靡,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發哥在電影裡扮演過神機妙算、乾坤挪移的賭神,而穆加比更是現實生活中的賭神——辛巴威曾在電視上舉辦過公開的樂透抽獎,摸出來的頭獎名單赫然就是穆加比本人。所以,若是主辦方能說動發哥前去頒獎,再請習近平蒞臨發表重要講話,必定是吸引世人眼球的大新聞,也會讓北歐蠻夷之邦的炸藥獎之頒獎典禮黯然失色。 孔子長眠於地下兩千多年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為其建廟封王,他只能默默忍受。如今,又出現孔子學院和孔子和平獎等“怪現狀”,孔子還是無法起死回生、阻止自己的名字被盜用。只有孔家後代出面稍加澄清:孔子第七十六代傳人,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令瑜批評說,對中共自設孔子和平獎以打擊諾貝爾和平獎的舉動表示心痛。而歷史學家余英時評論說:“大家把這個東西當作笑話看,但看完以後,不能不感覺到痛心。我們五千年的文化,又經過五四以後吸收了西方文化,在三四十年代,無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的研究,都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到今天會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這是真的不能想像的。” “斯文”就是這樣“掃地”的。
余杰
2015-10-27
中國人殺中國人最爽
美國巴魯克學院發生中國留學生霸凌自己人事件,圖左是加害者之一,她怕被媒體拍照,用長髮遮臉。(取自僑報網) 一名中國旅客在香港因拒絕購物被活活打死,一時間中國網路上群情激憤,「懲罰」乃至「血洗」香港的言論層出不窮。有人呼籲說:「忍無可忍!長點志氣,抵制香港!罷遊臭港,餓死港蝗!香港沒資格當中華民族一份子,將香港驅逐出中國做國際孤兒!」嚴密監控網路的中國網警偏偏對這類言論網開一面,暗暗鼓勵。 香港從來不是國際孤兒,香港是最國際化的自由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佈201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而且,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愈發強烈,他們並不想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若香港獨立,其成就未必在新加坡之下,至少香港人的民主意識遠超新加坡。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中國網民罵聲未落,案件真相已浮出水面:原來是一羣謀財心切、暴戾成性的大陸人,在香港打死一位嘗試調停購物糾紛的大陸人。香港只是案件的發生之地,案件跟香港人毫無關係。中國人自己殺自己人,在中國國境之內從來不是新聞,在國境之外發生,中國人的生命頓時變得珍貴了。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駐菲律賓宿霧總領事宋榮華與另外兩名領事館職員,在當地一家餐廳遭到槍擊,宋榮華受重傷,兩名職員證實不治。中國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正要藉此義正詞嚴地譴責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的菲律賓治安混亂、不能好好保護中國外交人員,甚至威脅要派遣航母去追討兇手,卻發現事件真相讓人難堪:兇徒是一名領事館女性工作人員的丈夫,夫妻兩人均遭菲律賓警方拘押審訊。《環球時報》不得不承認該案涉及「內部糾紛」,所謂內部糾紛,無非財色二字。 近年來,美國也連續發生數十起中國留學生或華裔學生殺害或淩虐自己人的重案。紐約檢方表示,在巴魯克學院,19歲的鄧俊賢在參加名為「玻璃天花板」的儀式後死亡。他被蒙住雙眼並且背負一個裝滿沙子的背包,嘗試穿越結冰的庭院。37名被告中,有5人面臨三級謀殺罪指控。 另一起發生在加州的中國留學生凌虐同學案,據受虐女孩在庭上陳述,十幾個人對她施以酷刑,包括打耳光、菸頭燙乳頭、剪頭髪、逼下跪、吃砂子,竟連續虐待7小時。年輕學子動用酷刑凌虐同儕,如此殘暴,實在駭人聽聞。更荒誕的是,作案者的父母是中國的土豪,赴美幫助兒子處理善後事宜,居然提出重金收買受害者的建議。他們以為美國跟中國一樣,即便殺人放火,也能用錢擺平。結果,他們犯下賄賂重罪而遭到羈押。 魯迅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人吃人的神奇國度。以前,閉關鎖國,外人不知。如今,中國人彼此之間的殺戮和凌虐,成了一幕全球巡演的活報劇。
余杰
2015-10-23
我為什麼從來就不看好艾未未?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網路截圖Voa/Reuters) 在中國數以百計的人權律師和異見人士被中共當局以黑幫的方式抄家、綁架、酷刑之際,艾未未卻能獲得護照和簽證,赴歐洲旅行,並與中共達成可以自由回國的默契,這本身就有悖於常理。接著,艾未未接受德國多家媒體訪問,以《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口吻,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讓他的數十萬粉絲大呼“偶像的倒掉”。事後,艾未未果然獲得《環球時報》之滿堂喝彩,這些年來,《環球時報》讚揚過的究竟是些什麽貨色,我們當然心知肚明。 其實,世上本無偶像,跪下的人多了,流氓也就成了偶像。將艾未未當作偶像,本身就折射出一種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庸衆將艾未未當偶像,就如同艾未未將楊佳當偶像一樣——董存瑞的連長叫董存瑞先托一下炸藥包,他去找人來替換,結果替換的人像貝克特荒誕劇中的戈多一樣,永遠也沒有來。別人去堵槍眼和托炸藥包,看客們從來不吝嗇眼淚和讚美的話語。 絕頂聰明的艾未未,當然不會被庸衆所利用,反倒是他大大地將庸衆耍了一把。當初,很多窮苦人捐錢給這個大富翁,幫他繳稅,用四川話來說,簡直就是“雞腳杆上刮油”。如今,艾未未卻對自由世界的記者說,當年當局的調查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而是針對公司的,是合理合法的政府行為。那麽,你為什麼要讓大家為你募捐呢?你為什麼還要像台灣的施明德那樣賴賬不還呢? 揮霍民眾的信任和善意,也就鞏固了黨國的威信和權柄。自由世界的記者天真地評論說,這個人仿佛還沒有抵達自由世界,還沒有學會自由地言說。殊不知,這個人對於在什麽地方說什麼話的謀略,早已爛熟於心。 此時此刻,我忍不住要講述一段我與艾未未的故事。我與艾未未從未謀面。最早,我是在朋友的藝術評論雜誌上看到他的作品。我不覺得那是藝術,它們並不比北京七九八藝術村裡的很多垃圾高明。 而後,我從劉曉波那裡聽到對艾未未在若干公共事務中的表現的讚賞。二零零八年夏天,劉曉波正在忙於為《零八憲章》修改文本和徵集簽名。有一次,我們一起吃飯,劉曉波告訴我,艾未未願意在這份文本上簽名。劉曉波早在八十年代末期遊學美國期間,就與艾未未有一些交往。 劉曉波尤其對艾未未調查四川地震死難學生真相的作為豎起大拇指。在我的老家四川,應當建立起一座鐫刻著每個死難孩子名字的紀念碑,孩子們既是死於地震,更是死於官商勾結的豆腐渣工程——所以,還要有一個鐫刻著貪官和奸商名字的恥辱柱。名字就是生命的延續:就如同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猶太大屠殺博物館,不是由一個抽象的數字涵蓋無數鮮活的生命,而是讓一個又一個集中營死難者的名字,喚起人們對生命本身的關注;當然,還有那些黨衛軍軍官和獄卒的名字,一個都不能少。那時,艾未未與朋友們以民間力量,整理出地震中死難學生的名字和生日,當某個孩子的生日到來時,就將他的相關資料發佈到推特上,如同一座小小的網上紀念碑。艾未未的這一舉動讓四川地方官員醜態百出,後來就有了譚作人案和《老媽蹄花》的故事。那是艾未未在民間的聲譽達到頂峰的時刻。 劉曉波說,改天約艾未未一起吃飯,介紹給你認識。話音剛落,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劉曉波被員警從家中抓走,然後就是十一年漫長的刑期。 而我與艾未未距離最近的一次,是劉曉波獲得諾獎之後,我和妻子被警方非法軟禁在家時。艾未未一時興起,從外地返京之後,與友人一起驅車到我家所在的小區,要與我繼續網上沒有結束的一系列辯論。 艾未未是那段時間除了員警之外離我家最近的人:他突破社區保安的阻攔之後,被員警攔在離我家只有一百多米遠的警務工作站。他給我打來電話,我在陽臺上卻望不到他的人影,只能從電話中聽到他與員警爭執的聲音。 有一個員警問艾未未,你跟余杰是什麼關係?艾未未說,我跟余杰不是朋友,是敵人,我要上門去罵他。他說的是真話,可是員警不相信。 員警說,上級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跟余杰見面,去罵余杰也不行。艾未未又問,這是根據什麼法律?員警繼續勸告他說,你要相信政府,相信國家。 艾青著名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中飽含眼淚,因為愛這片土地愛得深沉”,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引用過。世界上,若真的愛這片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被淩虐的同胞,需要付出的不僅是眼中常常含著眼淚的代價,更是失去自由和尊嚴、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不知喜歡引用艾青詩句的黨國領導人,是否認同這一事實? 比納粹蓋世太保還要兇殘的國保員警說,要相信政府、相信國家,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和超現實的行為藝術。一九五七年,左得“可愛”的詩人艾青,就因為太相信政府、太相信國家,才中了偉大領袖的“陽謀”之計,屈辱地當了二十多年的“右派”。一九九二年,艾未未聽說中國政府即將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以為中國從此走上了正軌,便滿懷希望地從美國回到中國,等待他的卻是各種自由遭到粗暴剝奪的命運。 時間再撥回到二零零九年年底,我回成都探親,老友冉雲飛送我《老媽蹄花》的光碟。談起那幾個友情演出的員警,真不知他們的家人看到之後,會為之感到是驕傲還是羞愧?冉雲飛教我如何上中文推特圈結交朋友。結果,在推特上,我與粉絲眾多的艾未未發生了幾次激烈的爭論。 首先,是如何看待劉曉波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艾未未在推特上說,“這話說大了”,並輕蔑地將劉曉波和支持“我沒有敵人”這一理念的人劃為“無敵派”,並嘲笑獄中的劉曉波是“劉無敵”。向一個身陷牢獄、失去自由(當然也包括言論自由)的人潑髒水,在我看來,既不道德,也不厚道,只能凸顯出潑髒水者的淺薄、自私與自戀。我跟劉曉波也有很多觀點並不一致,常有激烈爭論;但艾未未的這種輕佻而蠻橫的言說方式,讓我相當厭惡、無法接受。 劉曉波堅持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不是討好共產黨,而是蔑視共產黨——共產黨甚至連敵人都配不上!在民主社會中,彼此之間是“敵我關係”的各政治力量,靠選票來競爭;而在獨裁體制下,民主人士與獨裁政權之間,則是善惡對立的狀態。“我沒有敵人”背後的涵義是:不要以毒攻毒,而要以善勝惡。很多不顧上下文而單單抓住“我沒有敵人”這個說法,並由此將劉曉波看成“投降派”的人,並沒有讀懂劉曉波深沉寬廣的心靈世界。“我沒有敵人”這個理念,劉曉波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一直堅持至今,豈是試圖與中共當局換取自由的籌碼? 所以,對於艾未未對劉曉波的誅心之論,我在推特上有這樣一番反駁:“你可以不同意劉曉波的觀點,但當對方被捕入獄,失去辯論權的時候,實在不宜如此冷嘲熱諷。”然而,艾未未當時已成不能批評的“艾神”,他和他的粉絲們不願文明地表論,用汙言穢語對我破口大罵,讓我大開眼界。 其次,是對楊佳案的爭論。艾未未將衝進警局殺死多名普通員警的楊佳視為英雄和俠客,還專門為楊佳拍攝一部紀錄片,並以楊佳的代言人自居。他知道如何操弄民粹思潮和民間的暴戾之氣,這跟習近平重新祭出雷鋒、黃繼光、邱少雲、董存瑞這些革命烈士,究竟有什麽區別? 我和劉曉波都明確表示,不認同楊佳式的以暴易暴(劉曉波稱之為“原始正義”),我們也都拒絕參與那封呼籲特赦楊佳的簽名信。我認同非暴力抗爭的原則,但並不把這個原則絕對化和教條化,我理解和認同使用有限的暴力消滅獨夫民賊或者正在行兇的惡徒的作為,比如少年汪精衛行刺滿清攝政王,比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參與暗殺希特勒的計劃。然而,我不認為楊佳事件對未來中國的民主法治有正面價值。楊佳殺戮的對象,並非加害他的兇手,有多名被害者是普通員警,是在辦公室處理文字材料的文職人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當然可以歸入獨裁政權的共謀者的行列,但無論如何,他們罪不至死。 法學泰斗江平也因贊同對楊佳處以死刑,而在演講現場被憤青威脅扔雞蛋。江平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洩私憤,對公安機關發洩私憤,殺了六個無辜的員警,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麼罪?所以我認為法院判決楊佳死刑是公正的。”如果楊佳的殺戮可以被原諒乃至讚美,那麼包括製造“九一一”事件的恐怖分子的暴行也可以被合理化。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不能被突破的道德和法治底線了。 我對楊佳的看法在激情澎湃的推特上顯得“政治不正確”,但我從來不怕公開表達。我們推特上飽受那些對非暴力抗爭絕望的楊佳的崇拜者們的攻擊。在當下的雰圍之下,這場爭論,支持艾未未的人,明顯比支持我和劉曉波的人多。這讓我對中國民間暗潮洶湧的民粹主義倍加警惕,更對推特上的人們將艾未未奉為“艾神”的做法不以為然——造神運動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還嫌少嗎?只有沒有理性的原始人,才需要以人為神、炮製偶像崇拜。(後來,我對台灣太陽花學運中,對若干學生領袖戲稱為“神”的做法也不以為然) 再次,是我對艾青的一些批評,亦讓艾未未惡語相向、喊打喊殺。 艾未未的父親艾青,是延安時代就追隨共產黨的紅色詩人。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在批判王實味的鬥爭中,艾青即席長篇發言。七天後,艾青將發言整理為長篇文章《現實不容許歪曲》,將王實味稱為「我們思想上的敵人」和「我們政治上的敵人」,該文發表在六月二十四日的《解放日報》。後來艾青委託艾未未編《艾青全集》時,未將該文收入,這種刻意掩飾和漂白,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一九四四年夏,艾青寫出了《論秧歌劇的形式》一文,成為當時論述秧歌劇最為系統的文章,引起廣泛關注。該文經毛澤東審閱,除發表在《解放日報》之外,還印成小冊子,當作「範本」使用。 艾青在五十年代被打為“右派”,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直到文革結束後才獲得平反。但艾青一直持對共產黨“第二種忠誠”,對中共體制以及自己對中共的吹捧並無反省。在作家白樺的回憶錄中,記載了艾青人格分裂的一面:八十年代,鄧小平批判白樺的《苦戀》時,艾青私下裡對白樺表示同情,但在作協的批判大會上卻高調辱駡之。 一九五九年,艾青被流放新疆,受到主政新疆的軍頭王震的保護和禮遇。到了九十年代初,王震死去時,艾青撰文歌頌王震,以報答其“知遇之恩”,卻漠視王震在天安門屠殺中的惡劣作用,此舉乃是以私誼取代公義。這是中國文人最不堪的品性。偽善、軟弱、冷酷、虛榮,讓艾青在共產黨殘酷的統治下生存下來。八十年年代,中共以國家的力量幫助其翻譯詩歌、推廣介紹、國際行銷,推動其提名諾貝爾文學獎。 當我談及艾青的這些負面歷史時,艾未未立即用不堪入目的粗話辱駡我,仿佛他本人既已成為“艾神”,他的老爸也就成了不可非議的太上皇。若他坐上胡錦濤和習近平的位置,還不對我這樣的“大不敬者”大開殺戒?在我看來,這本來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艾青對艾青自己的選擇負責,艾未未對艾未未自己的選擇負責,父是父,子是子,我批評艾青,關艾未未何事?然而,艾未未雖然年過半百,仍然認為自己跟父親是一體的。兒子對父親的愛,是自然情感,無可厚非,但何必拼命地去捍衛父親的“光輝形象”?艾未未執迷于父親在共產黨文化體系內副部級高幹的優厚待遇,有揮之不去“紅二代”的傲慢與優越感。他的過激反應表明,即便那些走在追求民主道路前列的人士,自身的民主素質亦有待提高。用個人主義取代傳統的忠孝觀念,尚有漫漫長路要走。 從性情、經歷、審美、信仰以及政治理念諸多方面來看,我跟艾未未甚少有重合之處,我們一輩子都不會成為朋友。我不可能贊同艾未未危險的民粹主義立場,也對他那種偽貴族的自我期許難以苟同。 我從不掩飾我與艾未未和其他異議人士之間觀點的分歧,也不同意我們必須放下分歧、進而建立“統一戰線”的建議。因為,我們與共產黨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拒絕在所謂的“民主”之上“集中”。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于,每個公民都是“持自己政見者”——這比“持不同政見者”的命名更為準確。換言之,“分”比“合”更為可貴。 我對政治本無興趣,因為自由被侵犯,才參與到廣義的政治活動之中,正如波蘭人權活動者、異議知識份子米奇尼克所說:“我致力於政治,是在專政時期,因為我無法接受這種現實:我活在一個將我視為垃圾一樣的國家裡,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從來不曾想過當一位政治家。”我也堅信,自由和人權始終高於政治。我對言論自由的熱愛與追求,不僅要確保自己發表言論的權利,也要保障那些我不喜歡的言論、與我對立的言論自由地發表。所以,我盼望有機會與艾未未在眾人面前公開地、文明地辯論。 其實,在反抗共產黨的漫長過程中,最值得警惕的,乃是反抗者自身不知不覺地變得與反對的物件越來越相似,甚至不分彼此。自由主義思想大師以賽亞·伯林指出:“我肯定不會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抗辯是一種對立的信念,它必須像共產主義信念一樣熱忱、一樣激烈等等,好像與魔鬼作戰就必須使用魔鬼的語言。”遺憾的是,艾未未陷入此種怪圈,他在公共領域故意使用粗魯、下流的方式說話,以粗俗和強橫為美。其實,這是毛澤東的伎倆,而不是艾未未的創意。 從某種意義上說,艾未未是另一種版本的張藝謀或莫言。他們最開始以反叛者或批評者的姿態,贏得了對中國非常隔膜的西方文化界的熱情追捧;然後,他們又用在西方擁有的崇高聲譽,在共產黨那裡換取高官厚祿、榮華富貴。這是一條梁山好漢走過的“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 張藝謀從拍攝《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起家,在西方各大電影節獲獎無數,然後華麗轉身,成為共產黨盛況空前的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莫言也是如此,左手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這個副部級的官位(跟艾青的職位一樣),右手則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獎牌,可謂“左右逢源,中西通吃”。 此前,艾未未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圈子裡混跡了十多年,籍籍無名且缺衣少食。這樣的寂寞日子,不是他可以過一輩子的日子。回到中國,發現扮演反抗者是一本萬利的買賣,而且頭上有老爸的光環,即便被黨國騷擾,也不會遭受其他平民子弟必然遭受的皮肉之苦。他傲慢地對西方記者說,我一個人的能量比劉曉波、高智晟和胡佳加起來都要大。也許如此吧,這就能證明你是未來的總統嗎? 《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寫到了一個細節:中國警方先後扣留的數百名律師及其助手“所受的待遇比艾未未要好”。這完全是一派胡言。當年,對我施加酷刑的國保頭子,也負責艾未未案,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在你身上發生的一切,不會發生在艾未未身上,他跟你們不一樣。”國保員警當然是聰明人,他們清楚地知道,艾未未跟“我們”不一樣。人家是票友,玩一陣子之後,又會回歸藝術家的身份,那時,他那些曾經無人問津的作品,在西方早已拍賣出天價。 劉曉波曾經說過,反抗者或異議者,跟共產黨對抗的惟一武器,就是道義和道德立場。在這個意義上,艾未未的私德跟那些垮臺的共產黨官員的私德處於同一水準線上,他們包養二奶三奶及無數奶、留下私生子,他也保養二奶三奶及無數奶、留下私生子。如果他掌握權力的話,他玩弄的女性的數量未必少於周永康、令計劃之流。那張他赤裸著肥胖而醜陋軀體與若干裸女的合照,放在任何國家都會歸入淫穢色情圖片的類別中。那麽,以卑賤者取代卑賤者,又有何意義呢? 到了德國之後,艾未未最低限度可以選擇保持沉默,以換取回國的許可,這樣做人們大致可以諒解。然而,他為什麼要侮辱那些仍然繫獄的律師,包括曾經與他併肩作戰的浦志強呢?艾未未告訴《南德意志報》:「警方向被扣押者解釋了對他們的指控,法院也正在決定該如何處理。當局不再不按法律辦事。」他又告訴《時代周報》:「從更大的圖景來看,任何國家或政治體制都必須維護社會穩定。逮捕了幾個人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當《時代周報》的記者懷疑自己聽錯了,再次詢問他對被捕律師的看法時,他說「我沒有必要再說一遍」,並威脅道,如果記者繼續追問這個問題,就要把他們趕走。艾未未發出的信號是清晰的,不是誤會或翻譯的錯誤。 前天安門學運領袖、長期從事“人道中國”救助國內政治受難者工作的周鋒鎖評論說:“從我有限的語言知識,流傳的幾個版本沒有本質不同。在律師面臨大搜捕時,剛剛李和平和余文生的妻子還被員警威脅,為艾未未辯護的浦志強還在獄中。這段話是假裝外賓,落井下石,為政府洗地。”維權律師張雪忠評論說:“在當局的高壓之下,原來的反對者若是選擇放棄和退出,我們完全可以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並祝福他們回歸平靜安祥的生活。但是,如果他們還要對堅持反對的人踩上一腳,我們就有必要提醒他們:這種反戈一擊的做法,是對自己和同仁的雙重背叛。”而自由亞洲電臺評論員梁京則指出:“艾未未的講話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表達方式上,對那些曾經支持他、同情他的人,尤其是對那些為了堅持自己的政治權利而仍在被當局迫害的人,構成了情感傷害。如果說,艾未未對當局政治態度的轉變會令過去的同道者不高興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情感傷害卻並非不可避免。艾未未完全有機會,也應該對那些正在受到迫害的律師們表達理解和敬意,這並不妨礙他表達他對中國的政治局勢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和態度,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我從來不看好艾未未,所以我的感情沒有受到傷害。我只是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一幕以正劇開始的演出,終於以鬧劇謝幕了。歷史經驗無數次證明,越是高調激越的人,越是容易變成自己當初蔑視和羞辱的對象。早期的共產黨人陳公博、周佛海就是這樣,先從共產黨叛變為國民黨,再投身汪偽政權。其實,海外民運圈子裡此類人物也有不少。 讓獄中的英雄們,早日歸來,並如花綻放;讓流氓和小丑各居其位,有人燒香,亦有人唾棄。
余杰
2015-10-06
那群站在軍事法庭上的平民
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在警總第一法庭舉行,前排左起張俊宏、黃信介、憲警、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林弘宣。 轉型正義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缺乏轉型正義,確實是造成今天台灣社會亂象叢生的關鍵原因。 2015年3月,台灣法務部有意推薦曾在美麗島事件擔任起訴檢察官的司法官學院院長林輝煌,由總統提名擔任大法官,引起輿論反彈。民進黨立法委員尤美女、管碧玲在司法委員會中,針對此事加以質詢。尤美女表示,即使林當時只是少尉軍官,對於上級指示無能為力,但有網友指出林曾在課堂上洋洋得意地說自己是美麗島事件檢察官,讓人懷疑他到底有沒有對這件事情做反思? 管碧玲則指出,這件事情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價值面,林輝煌當時配合威權政權,淪為打壓民主的共犯,但是現在卻又給他大法官的地位,這符合轉型正義的價值觀嗎?而法務部部長羅瑩雪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證實推薦了林輝煌。她表示,美麗島事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林輝煌是優秀的人選之一。 羅瑩雪的言論顯示,這位法務部長對歷史、正義、法治、人權這些基本價值的理解幾乎為零――難道美麗島審判比納粹大屠殺還要古老嗎?至今,以色列仍在全球範圍鍥而不捨地追捕並審判納粹分子,而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居然成了「很久以前的往事」。如果加害者不以加害為恥,「深度民主」和「人權共識」又怎能在台灣深入人心呢? 我在大學時代就對台灣民主運動史很感興趣,常常到北大圖書館那間收藏有台灣版書籍的閱覽室查考有關資料。幾次訪問台灣,相繼見過若干美麗島事件的當事人。不過,滄海桑田、物換星移,有人仍然走在當年選擇的光榮荊棘路上,有人卻掉頭奔往截然相反的方向。 我見過林義雄,謙卑與剛毅居然像火與冰一樣同時存在於他身上。他說他願意原諒那些殺害他母親與女兒的兇手,他卻為了反核怒髮衝冠、拍案而起;我也見過姚嘉文,我喜歡他作為作家溫文爾雅的那一面,拜讀他撰寫的規模宏大的大河小說,更是津津有味。而我在2015年台北自由廣場紀念「六四」的晚會上,也見到了與我一樣受邀前來發言的呂秀蓮和施明德,兩人已經形同陌路。 作為前副總統的呂秀蓮,出入有一大隊安保人員,登台演講時也不減年輕時的強悍與尖銳,可稱之為「鐵娘子」。而施明德在登台前,站在燈火闌珊處,身邊許多青年人來來去去,沒有一個人向他致意,彷彿他是隱形的一般;當他登台發言時,下面的年輕人報以強烈的噓聲,以至於還沒有講完話,他就被轟下台了。遲暮的英雄比遲暮的美人還要不堪,更何況一心一意要變成狗熊的英雄? 這一群人因《美麗島》雜誌和美麗島事件而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在景美人權園區參觀過審判他們的那個軍事法庭。將平民送上軍事法庭審判,是軍政權常常幹的拙劣勾當,兩蔣統治的台灣自詡為「自由中國」,此案卻證明其本質是威權專制。 在穹頂之上,有光射入 我需要尋找身臨其境的感受,到高雄居時,特意在美麗島捷運站旁邊訂了旅店。一個疑問立即冒出來:既然有了美麗島捷運站,為什麼不把《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作為紀念館呢? 我就這個問題,請教高雄市新聞局局長丁允恭,他大概是我在台灣見到的唯一一位在任的政府官員。我個性散漫,一向不願跟官員打交道。結識丁先生,不是因為他是新聞局長,而是因為他跟我一樣是評論人。 丁允恭告訴我,《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所在地的中山一路五十三號,是一棟建於1962年的一般傳統街屋。近年來,有不少社會人士倡議向各界募集「美麗島基金」購買該棟建築,創辦紀念館。但業主不願出售或出租,致使這一設想未能實現,實在是一大遺憾。 我不禁嘆息說,這位業主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他若玉成此事,不也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了一分力嗎?可惜,有時候,人與人之間心思意念的不同,確實是「夏蟲不足以語冰」。 雖然沒有一座美麗島事件紀念館,美麗島捷運站也算遲到的紀念。以美麗島命名「捷運之心」這一站,當初有過不小的爭議。高雄市議會議長莊啟旺認為,美麗島站政治味太濃,建議將站名改回原來的大港埔站。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李正彬則表示,美麗島車站命名經過公開、透明的作業,非捷運局草率決定。 吊詭的是,「政治」一詞居然被一個政治人物刻意污名化和妖魔化。這位議長大人所從事的,難道不是政治活動嗎?若是由我來回答莊議長,只需一句話:這不是政治,這是人權;政治可迴避,但人權不可欺辱。 高雄捷運的美麗島站,被評選為全球最美麗地鐵站之一,常舉辦活動,人潮不斷。(陳俊廷攝) 善與美,很多時候合二為一。美麗島捷運站是一張高雄市民引以自豪的城市名片。2012年,美國旅遊網站「BootsnAll」評選全世界最美麗的十五座地鐵站,美麗島站位居亞軍。 美麗島站的站體為世界上最大的圓形車站,由日本建築大師高松伸設計,利用當地的歷史與環境條件,設計彷如以雙手合掌的「祈禱」,在白天與夜裡展現不同風情。本站開闊的地面廣場,位處高雄最繁榮的市中心,為避免帶給市民都市叢林的冷漠意象,其冷卻水塔、通風井及殘障電梯等採取船舶造形及波浪律動之表現手法,既讓行人感受高雄特有之港都風情,又可展現凝聚又發散的捷運特性。此種人性化的設計與「人權廣場」之命名,表裡合一。 進入捷運站內部,色彩絢爛、光影交錯,抬頭即可看到義大利國寶級玻璃藝術家水仙大師,耗費四年時間完成的全球最大一體成型單件玻璃公共藝術作品「光之穹頂」(The Dome of Light)。大師使用的材料包括高溫熱融琉璃、傳統鑲嵌玻璃、手工吹製古典琉璃和威尼斯水晶圓盤,創造出直徑三十米、面積六百六十平方米、宛如羅馬萬神殿穹頂的「窗子」,讓侷促昏暗的地下空間,變得有如教堂般神聖與莊嚴。 「光之穹頂」的創作主題,分為四大區塊,依順時針方向依次為:水——生命的孕育、土——繁榮與成長、光——創造精神、火——毀滅與重生,藝術家以這四種元素講述人類起源與繁衍的故事。在斑斕交錯的色彩中,藍色代表海洋和生命,呼應高雄是海洋首都的概念;綠色代表土地和地球,顯示人類在此繁衍生育;黑色代表戰爭與死亡,邪惡的勢力總是企圖壓迫和轄制人類;紅色則代表浴火重生的美麗鳳凰,在火燄中展翅飛翔。藝術大師使用玻璃、色彩與光線為言語,譜寫了一曲宛如貝多芬《命運》一般恢宏的交響曲。 當我抬頭仰望穹頂之上,發現有光射入時,心中充滿溫暖和平安。此前,我參觀景美人權園區那間美麗島大審時肅殺的法庭,一連好幾天都做惡夢。如今,在這透光的穹頂之下,我可以暢快而自由地呼吸,彷彿在傾聽一首悠揚的交響樂。是啊,烏鴉的翅膀豈能永遠遮住太陽的光芒? 人權學堂,充實人權新知 2009年,高雄市政府為落實「人權城市」的理念,委託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於高雄捷運美麗島站設立「人權學堂」,充實人權史蹟新知,並將人權理念融入民眾生活當中。 美麗島捷運站,不僅只是被冠以一個紀念美麗島事件的名字;有了「人權學堂」,美麗島捷運站就成了如高雄市長陳菊所說的「人權知識與價值的轉運站」。 任何城市繁華地帶捷運站內的店舖,因巨大的人流量和商機,都是寸土寸金、價值不菲。就在這個連空氣都瀰漫着金錢味道的地方,居然有一間寬敞明亮的「人權學堂」。高雄市政府放棄日進斗金的經濟效益,利用此一空間,向民眾普及和推廣人權理念。這一舉措,讓我為之竪起大拇指——高雄真的無愧於全世界第十六座人權城市之美譽! 人權學堂的設置,類似台北捷運站內常有的遊客中心,但這裡提供的不是旅遊資訊,而是人權資訊。人權學堂內陳設有相關雜誌、資料,免費供市民索取,也有電腦供市民瀏覽其網頁,查詢與人權有關的新聞和史料。 牆上則掛著世界各國人權鬥士的肖像及名言。比如,有鄭南榕的名言:「新聞無畏,消息無偏。」有達賴喇嘛的名言:「和平只有在人權得到尊重、人民得到溫飽、個人並國家得到自由的地方,方能持續。」有翁山蘇姬的名言:「真理、正義與憐憫,是對抗殘暴強權的唯一堡壘。」讓我的眼睛為之一亮的,是最後一位人物——中國人權活動家和思想家劉曉波,以及他的名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 看到朝夕相處十多年、亦師亦友的劉曉波的肖像出現在人潮如織的美麗島捷運站,我不禁眼眶濕潤、心如潮水。真希望每一位路過的市民和遊客,都能在此留步幾分鐘,安靜地閱讀與思考、緬懷與注目,也讓生命更有深度和廣度。 我相信,美麗島審判中面臨死刑威脅的民主先驅,與如今仍在獄中的中國人權鬥士一樣,心中都有不可抑止的熱愛自由、呵護人權的激情。在此意義上,人權學堂的願望也是每一個人權鬥士及現代公民的願望:「我們有一個願望,所有人都能在維護人的尊嚴並且相互包容的和諧社會中,維護人權,實踐人權;我們有一個願望,所有人都能在永續開放的社會中學習人權,創新人權;我們有一個願望,所有人都能在相互理解、彼此關懷的人權都市中,奉獻人權,享受人權。」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前身為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這「公正廉明」標語是戒嚴年代軍法審判的最大笑話。(Wikimedia Commons,2015.09.20,賴亮名提供) 美麗島的傳奇,誰來接棒? 回到現實之中,指鹿為馬的林輝煌事件充分顯示出此種事實:三十多年前那場美麗島大審判,並沒有乖乖遁入歷史隧道。沒有療傷之藥,傷口如何癒合?沒有加害者的懺悔與道歉,受害者如何能假裝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難道還要繼續沉默嗎? 一份名為《反對法務部推薦司法官學院院長林輝煌出任大法官》的聲明,由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冤獄平反協會、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澄社等團體聯署。這篇聲明為缺乏轉型正義的台灣敲響一記警鐘:如果沒有轉型正義,威權回潮必然出現——由前秘密警察(KGB)普亭掌權的俄羅斯,民主化已然停滯甚至倒退,台灣難道要步其後塵? 這份聲明指出,台灣過去的轉型正義工作多僅以「受害者為中心」,關於美麗島事件的記憶,社會流傳的是反對運動精英不屈的身影,但端坐法庭上的軍法官、軍事檢察官角色則鮮被討論。由於台灣缺乏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審判、除垢法等司法或行政機制,促使社會對加害體系進行系統性的反省與責任清理,公眾因此沒有機會看到這些軍法官說明當年他們在加害體制中扮演的角色,是積極主動承擔?是接受分派任務沒有拒絕,或者無法拒絕?他們僅僅是體制螺絲釘,唯命是從?或者面對民主浪潮,也曾動搖原來的黨國信念?長年作為司法官培育推手的林院長,是否曾反思早年作為,未來又要如何解釋憲法,不致產生人格矛盾? 具體到林輝煌本人,當時的少尉軍法官林輝煌,以軍事檢察官身分,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等八人,在該案審判程序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附和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需要,以軍事審判鞏固威權統治基礎,不但未能堅守憲法分際,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和集會的自由,更積極戕害人民追求民主的意願。參與這一幕演戲般的審判之後,林輝煌以此作為投名狀,獲得黨國體制信任,從此一路高升。若說他在美麗島案是無辜的、被動執行者,無法讓人信服。 解嚴之後,林輝煌繼續飛黃騰達。即便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依然官運亨通,與害死鄭南榕的警官侯友宜一樣,堂而皇之地佔據執法者的職位。如今,踐踏司法正義以獻媚當道者的林輝煌,居然被推薦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之候選人,張冠李戴,莫此為甚。若是那些為追求民主而獻出生命的先賢地下有知,將情何以堪? 美麗島的傳奇並未結束。當年群情激奮的街頭運動和指鹿為馬的大審判,是傳奇的第一章;美麗島捷運站的命名和人權學堂的設置,是傳奇的第二章;推動轉型正義,揭示真相、清除污垢、實現和解,則是傳奇的第三章——這最後一章,將由誰來執筆?
余杰
2015-09-20
共產黨開火,國民黨熄火
連戰一意孤行參與北京閱兵之後,回到台灣仍高調操辦金婚宴,他之所以有恃無恐,因為國民黨內誰敢不給太上皇習近平面子呢?圖:中央社合成 中共北京閱兵剛過,立即又在台灣海峽實彈軍演,時機相當敏感。據北美中文媒體透露,此演習為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親自批准,顯示習近平實現了對軍隊如臂使指般的掌控。 此次軍演更可一箭三鵰。其一,習近平正在推行文革結束之後解放軍最大規模的體制改革和裁軍,故而以軍演來振興因兩名前軍委副主席落馬之後低落士氣。其二,習近平月底即將赴美國訪問,習近平自詡為鄧小平之後對西方最強硬的中國元首,故而以軍演來震懾美國和日本,宣示如今乃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其三,習近平不滿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批連戰參加北京閲兵,故要給國民黨臉色,並對台示硬,警告若民進黨當選,蔡英文上台後不得「亂說亂動」。 北京打個噴嚏,台灣就會重感冒。不僅中國的股市行情影響台灣乃至整個亞洲,北京的政治舉動更是讓視北京馬首是瞻的國民黨風聲鶴唳。連戰一意孤行參與北京閱兵之後,回到台灣並沒有深居簡出、謹言慎行,反倒高調操辦金婚宴,故意羞辱台灣民眾。連戰早已料到,自己並非「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照樣可以高朋滿座、夜夜笙歌。 連戰就像鐵扇公主肚子裡的蛔蟲,將首鼠兩端的國民黨各大佬的心思意念揣摩得一清二楚。國民黨本已選情告急,連戰向北京遞交降表之舉更是雪上加霜。有人主張開除連戰的黨籍以止血,藍營基層輿論高漲,但連戰有恃無恐,因為國民黨從來就不是一個尊重民意的政黨。連戰不僅是台灣政壇的首富,在國民黨黨內樹大根深,更重要的是,他獲得了習近平的加持,打臉還得看主人面,台灣島內,誰敢不給太上皇習近平面子呢? 果然,此前批判連戰聲調最高的郝柏村,乖乖出席連戰金婚宴,這齣戲是做給北京看的;此前對連戰「痛心疾首」的馬英九,再無馬王政爭時破釜沉舟的決絕,突然沉默無語了。國民黨在連戰參與北京閱兵之後首度召開的中常會上,風向明顯轉變。發言的中常委多數挺連,認為連戰到北京乃「無傷大雅」,目前當務之急是黨內團結。惟有中常委邱炳煌認為,國民黨對媒體與民眾的感受應該要有「回應」,但未獲他人支持。可見,對岸解放軍的軍演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共產黨開火,國民黨就熄火。 國民黨失去了最後一次自救的機會。當然,國民黨諸君的美夢是,只要習近平心滿意足,他們就可以繼續在台灣當兒皇帝,至於這個黨究竟保持「國民黨」這個百年招牌,還是乾脆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連戰及其同類可以繼續在台灣作威作福、吸骨吮髓,而不必回答台灣年輕世代的追問:我擠公車,卻要養坐賓士的;我租公寓,卻要養住帝寶的;我不敢生孩子,他月領37.5萬元給孩子;台灣的青壯年大多養不起父母,卻要養連戰——這是什麼世界?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余杰
2015-09-19
法西斯從日本轉世到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之際,中國在大閱兵,日本在反對新安保法。(圖取財自央視、SEALDs臉書粉絲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之際,中國在大閱兵,日本在反對新安保法。70年之後,法西斯從日本轉世到了中國。 為反對安倍政府強力通過新安保法,日本「不要戰爭,守護九條行動執行委員會」於8月30日發起「國會十萬人、全國一百萬人大行動」,在國會議事堂附近舉行大規模集會。東京主辦方宣布參加者約有12萬人,日本警視廳表示現場人數為3萬人。日本47個都道府縣包括千葉、神奈川、埼玉、北海道、青森及南邊的沖繩等地,共計300多處響應該活動,要求安倍政府廢除該法案。這是近年來日本民間最大規模的一次有組織和計畫的街頭抗議,由此可見日本國內長期形成的強勁的和平主義思潮。 中共官媒大肆報道日本民眾抗議政府的消息,以此顯示安倍政府如何不得民心,甚至直接將安倍描述成“戰爭販子”。然而,細心的中國民眾從有關報道中引發無盡的思索:為什麼在被中國形容為“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民眾可以自由地在國會大樓前面組織數萬人的抗議活動,而警察只是在一邊維持秩序?當年,日本令人聞風喪膽的“特高”到哪裡去了?媒體上還發表了許多抗議者以真名實姓發表的反對政府的言論,由此可見,日本民眾已經擁有了公開反對政府的權利,日本在戰後70年已經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日本的警察和軍隊不會肆意屠殺本國民眾。 反之,如果在中國的首都發生類似的抗議事件,後果會怎樣呢?26年前,就在習近平洋洋得意地閱兵的天安門廣場,就是同樣一支“人民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一時間,北京街頭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中國政府天天敦促日本政府為當年的侵略戰爭道歉,自己卻從來不向被屠殺的六四同胞的家屬道歉——不僅不道歉,還要辱罵他們、監視他們、軟禁他們。就在習近平趾高氣揚地大閱兵的日子裡,天安門母親們再度失去了人身自由。 習近平的「天朝主義」已超越納粹德國「日耳曼民族優越論」 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像當年挑起戰爭的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也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比習近平更像希特勒和東條英機。為了保障習近平的安全,中國當局發佈通告說:“閱兵期間,狙擊手會警戒閱兵路線附近的高層建築,為了您的人身安全,請勿在窗子附近逗留觀看。” 對此,一網友說:“當年德國納粹的希特勒同志閱兵,沿街的窗口陽台甚至樓頂,柏林群眾都是可以觀看的。”另一網友回復道:“幸好這次不允許群眾觀看,否則就和法西斯一樣了。”從這個笑話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天朝主義”已然超越了納粹德國的“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和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升級換代版。 中國官方以“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說法欺騙亞洲各國,試圖阻止美國主導泛太平洋事務,其骨子裡的思路卻是:習近平執政是“天命”所在,“朕即國家”在中國依然適用;中國不僅是世界的“中心之國”,更是代表作為文明世界的整個“天下”。 是故,“大國崛起”的事實決定了中國是亞洲乃至世界的主宰,與之相比,當年日本人的“大東亞主義”的視野和胸襟都不夠宏大。如今,亞洲以及世界,都只能遵循中國制訂的國際秩序和規矩。 蘇俄學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權的華夏帝國》一書中指出,中國人秉持“中原”為中央、“蠻夷”為邊緣的宇宙觀,“不僅排除世界上另有文明中心存在的可能,也排除其他民族有維持獨立國家的能力。中國人認為宇宙和政治秩序的中心和源頭都只可能有一個,而這個中心就是在天朝的首都”。因此,中國統治者的外交就是千年不變的“朝貢”體系,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是其“儀式性的附庸”。 血債累累、正在犯罪的中國政權,有何資格批日本軍國主義? 中華民族(如果真有這樣一個“民族”的話)從來不是熱愛和平的民族,隋唐征伐高麗、王陽明屠殺西南少數民族、左宗棠屠殺西北少數民族乃至漢族內部的自我屠殺,如曾國藩的湘軍對天平天國的首都南京的屠城致使50萬人死亡、國共內戰中共軍包圍長春致使超過30萬人死亡,規模都不亞於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 如果用今天的標凖來看,這些歷史事件的當事人都涉嫌種族屠殺和反人類罪。而中共建政以來,更是對內瘋狂鎮壓,對外窮兵黷武,與蘇俄、印度、韓國、越南、柬埔寨、緬甸等交界各國發生過規模不等的戰爭或軍事衝突,也曾向東南亞各國輸出毛式暴力革命,造成生靈塗炭之慘劇。難道如今立起一個貞潔牌坊,就能掩飾其娼妓之本性嗎?血債累累並正在犯罪的中國政權,有什麼資格批評日本早已成為過去時的軍國主義呢? 如果不能洞察中國法西斯化的趨勢,東亞位於中國週邊的各個小國的處境就相當危險。特別是習近平一心要“統一”的台灣。在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之一的騰訊網製作的閱兵專題中,就有“解放軍新式武器攻島3D視頻”供大眾觀看。所謂“攻島”,遠的是日本,近的就是台灣。已經有少數等台灣學者開始認清中共政權和習近平的野心。比如,台灣評論人蔡其達指出:“中國如今在習近平耀武揚威帶領下,必會不斷挑釁日本,最好真打起來,一則實質重返天朝地位,二者習近平的獨裁擴權才得以實現,所以中國怎可能領情日本的道歉。” 以儒家理念、毛澤東思想包裹的法西斯主義 台灣學者曾昭明評論說:“亞洲必須排除美國勢力,如此亞洲才能成為中國的「天然的大生存空間」。這點,確實才是中國與台灣的天朝主義者對日本要求「謝罪外交」的核心問題;所謂的「反省戰爭責任」,在天朝主義話語中,其實與對正義與和平的追求完全無關,因為,真正的重點是日本必須承認中國是亞洲的「老大」,是古老的天朝主義式「帝國主權」在當代的體現和代表。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當今的天朝主義者,相信中國必須發動再一場的東亞戰爭。”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以儒家理念和毛澤東思想包裹的法西斯主義,卻無法讓三心二意的、“有奶便是娘”的中國民眾引以為絕對信念。北京大閱兵放假三天、國人爭先恐後赴日本旅遊和“掃貨”(這個詞語很形象,如同蝗蟲一樣將看到的一切都一掃而空,連馬桶蓋子和電飯鍋都不放過),日本各大商場遂針對華人遊客量身制訂促銷活動。 新東方校長俞敏洪於8月30日發微博表示:“據說,9月3日因抗日戰爭勝利70年紀念,全中國放假調休3天,日本國內的各大商家總動員,做好了迎接大批中國遊客來日本度假和爆買日貨的準備。”如此看來,當初中國還不如直接當日本的殖民地算了,這樣國人每天使用的不就全都是“日本製造”,就不用千裡迢迢跑到日本去“掃貨”(就連一向愛國的成龍大哥都說了惟一一句真話:“中國產的電視機會爆炸,所以我買日本的。”) 而更讓習近平不開心的一個事實是:在閱兵式上,中國的電視臺和攝影記者使用的攝像機、照相機等器材,幾乎全都是索尼、佳能等日本品牌。他那偉大光輝的形象,居然要靠日本產品來記錄並傳播,難怪他的臉色一直鐵青著。
余杰
2015-09-05
殷海光為何能看穿共產黨的假面?
自視甚高的臺北市長柯文哲以為可以玩轉中共,意得志滿地飛赴上海演出「雙城記」。結果,他自己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不僅像被套上馬鞍的馬一般,重複九二共識及「兩岸一家親」的謊言;而且還像小學生一樣被安排參觀中共一大會址,接受中共偽造的黨史教育。柯文哲沒有在中共的統治下生活過,當然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就連那些老謀深算的國民黨政客,一個個都是共產黨的手下敗將,更何況柯文哲這樣一位過於輕敵的政治素人?尤其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柯文哲在被問到參觀中共一大會址的心得時,笑著表示,參觀時想,當年只有十三名黨員,後來居然變成這麼龐大的組織,覺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滿厲害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更可以鍛造出中共這個冠絕古今、禍害全球的極權主義政黨。如果柯文哲要向中共這個最初只有十三個「破落戶」、二十多年後卻席捲天下的政黨學習,還不如向希特勒和他的跟班們學習——希特勒和早期的納粹黨徒,當初更是一群誰也看不上眼的流氓無賴、烏合之眾,卻能在更短的幾年時間內,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執政,終結魏瑪共和國,並在數年間就創造出德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大大超越英國和法國的奇跡,而且戰爭一爆發就勢如破竹地佔領了大半個歐洲。那麽,柯市長為什麼不拜希特勒為師呢?中共對人類文明的破壞,可以跟納粹相媲美。如果跟納粹學習,有違自由和正義的原則;那麽,跟中共學習,為什麼可以當作一句輕鬆的笑話來講呢? 柯文哲表示,他對歷史很有興趣。但是,他的一系列言行顯示,他的歷史乃至整個人文素養存在嚴重欠缺。這是台灣的醫師教育內在的缺陷,柯文哲是其犧牲品,不可苛責之。但是,柯文哲可以積極展開「自救」──通過閱讀填補知識結構上的漏洞。我想,柯文哲一定沒有讀過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寫的一本小書《中國共產黨之觀察》。如果他在臨行前讀過這本書,就不致在跟共產黨交手時,出現「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悲劇情勢。所以,我要好為人師地為柯文哲推薦這本好書。 相信共產黨就是自取滅亡 在中國贏得抗戰勝利、共產黨乘勢發難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殷海光猛然發現,「中國共產黨問題是攸關中國民族的歷史與生命之存亡絕續的重大問題」,便率先研究此課題。他「驚訝於千千萬萬的人在此欺騙之中而不知欺騙之存在」,「不願漠視這種欺騙所加於國家和人民的災害」,遂埋頭寫出這本小書。他用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像鏡子一樣照出中共用謊言重重包裹的獨裁本質。 殷海光首先梳理了中國共產黨的簡史,概括出其五大特性,即詭辯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和崇尚暴力。他痛斥共產黨說:「這樣一群人,以撒謊為真理,視陰謀為珍寶,以食言自肥為家常便飯,視反覆為常為得計,無國家思想,無民族觀念,無信無義,無父無子。」最後一個「無父無子」的概括,恰好是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本質:習近平偏偏要學習差點將他父親迫害致死的毛澤東的厚黑手腕,而薄熙來在文革中一腳將被打倒的父親薄一波踢飛——薄一波後來居然讚揚這個心狠手辣的兒子有出息。對於中共的禍害,殷海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真是個『絶物』,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消滅它,或者被它消!你不消滅它,它要消滅你,它今天不消滅你,明天要消滅你;明天不消滅你,後天一定要消滅你。」 殷海光在書中指出,在對外關係方面,美國的對華政策對於中共的成敗至關重要。若美國積極幫助國民政府改善經濟問題、拓展政治基礎,那麽共產黨籍此作亂的內在因素就可以消除;若美國採取消極放任的政策,中國的局勢很有可能惡化,「如果剿撫靡定,而且中國人民不能清楚地瞭解暴動的結果更形悲慘,那麽中國共產黨一定更形猖獗難治了」。後來半個多世紀中國歷史的演進,果然被殷海光不幸而言中。國共內戰剛一爆發,美國看到國民黨的統治日漸糜爛,遂袖手旁觀,直到韓戰爆發、中美直接衝突,這才重新出手幫助防衛台灣;而那些甘心樂意地在淮海戰役中幫助解放軍的中國農民,做夢也想不到共產黨允諾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遠景,居然被十多年後在風調雨順中活活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所取代。 殷海光(圖片來源:殷海光基金會網站) 中共的江山,與其說是打下來的,還不如說是騙來的。共產黨不僅欺騙無知的本國人民,也欺騙過於天真的美國人。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新書《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提到,美國人被中國騙了六十多年。從韓戰相信北京宣稱不出兵開始,到冷戰時為求聯中制蘇、提供中國情報、協助中國懲越戰爭,一直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美國還是交付中國先進軍事科技設備。他在書中提到中國領導菁英──尤其是軍方鷹派──很多的戰略觀都受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思想影響,包括中國要以「天下體系」的世界觀來統治世界,《孫子》、《戰國策》中教他們如何欺敵、如何裝可憐,進而騙取了對手的支援而壯大自己。美國人對這一切卻茫然無知。 白邦瑞痛心疾首地承認,他自己也被騙了。除了在尼克森時期積極向季辛吉建議與中國合作,在雷根時期擔任國防部助理副部長時,更為了博取中國歡心,主張提供先進刺針飛彈給阿富汗叛軍來攻擊蘇聯直升機和戰鬥機──等於美國出武器幫中方打擊對手蘇聯,這讓鄧小平非常高興。白邦瑞說,中共一直學習老祖先的智慧,懂得「無為」、「借刀殺人」。中國人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沒有稱霸野心,相信他們會和美國誠心合作,更相信他們與美國人終究會分享共同價值觀。「一九六七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政治學教授就強調西方和日本是如何如何地欺負中國,暗示我們這一代必須設法彌補前人之過錯。」白邦瑞說:「這個視角──不惜代價協助中國、幾乎盲目到看不見中國人的親善或惡意——籠罩了美國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白邦瑞的這本新書,梳理了殷海光去世之後半個多世紀的中美外交史,以沉痛的自我反省驗證了殷海光超越時空的預言。 為什麼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幫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家破人亡、飢寒交迫的民眾大都希望休養生息,社會上瀰漫著「厭戰」和希望國共雙方「政治協商」的情緒。對此,殷海光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中國國內的工農大眾及知識界人士、甚至國民黨內部的某些派系,不假思索地相信共產黨畫餅充饑的宣傳術,對共產黨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他苦口婆心地勸誡民眾,不可期待共產黨有民主及和平主義的思想。他指出,從抗戰及抗戰之前的歷史來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一切『會議』、『協商』都是表面文章;即令有點收穫,最多只能換取一時的不徹底的安寧。共產黨如果看見內外情勢不佳,會搖身一變,作個笑臉給我們人民看看。等到機會一來,它馬上又出毛病了。」 當時在知識界籍籍無名的殷海光,不僅堅決反共,而且對自詡為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作出猛烈抨擊。那些民盟的知識分子,多半以社會清流自居,贏得許多民眾特別是年輕學生的支持。殷海光卻發現:「無論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如何裝飾他們自己,裝飾得似乎能夠站起來,似乎能夠單獨行走,而共產黨牽著他們的一條繩子太粗了,無法藏在衣襟裡。」換言之,民盟的那些學者名流,用冠冕堂皇的左翼思想掩飾他們要在共產黨政權下分得一杯羹的私心。民主同盟的正人君子們玷汙了「民主」這個美好的名詞,他們其實是聽共產黨號令的傀儡。 殷海光準確地預見到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在中共得勢之後可悲而又可恥的結局:「假若中國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大勢已去,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這類組織。⋯⋯它既不復需要,當然『鳥盡弓藏』,在共產黨新的政權,立足不穩的時候,它是可以分一點政權給其他小黨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勢既成,它一定要奪回來,一點一滴也不留下的。」果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民主同盟檯面上的光鮮人物,一一落入毛澤東精心設計的網羅,或受盡羞辱而死(如章伯鈞),或關入牢獄被折磨而死(如吳晗),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如儲安平)。 民盟領袖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描述了民盟高層人物在中共政權下的悲慘命運,不僅他們自己倒楣,甚至連累到妻子兒女都成為賤民。整本書都可視為殷海光當年預言的一個小小註釋。然而,《最後的貴族》一書的自我反省相當不足,基本上未觸及民盟當初幫助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斑斑劣跡,反而炫燿和懷念這群「偽貴族」在還受中共禮遇的五十年代初,「食有魚,出有車」的奢侈而優雅的生活。殊不知,有因才有果,正如聖經所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四十年代中期,民盟跟共產黨簽下了賣身契,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那句有名的臺詞:出來混,這筆債遲早要還的。 殷海光、徐復觀、王實味:三位命運迥異的先知 在左翼思想大行其道,非得加入共產黨或與共產黨為友才能顯示「進步」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共的邪惡本質有清醒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屈指可數,其中就有殷海光、徐復觀和王實味這三位命運迥異的先知。 王實味本來是中共的自己人,是一名投奔延安並獲得優待的北大學子。在「整風運動」中,他撰寫並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等級制度。毛澤東本來想將王實味當槍使,打擊王明等政治對手,沒想到王實味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一樣,大膽地喊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事實。毛澤東哪能容忍王實味推倒他一手打造的延安這個「動物莊園」,遂對王實味痛下殺手,將其定性為「反革命託派姦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監禁並殘酷折磨。路見不平的作家蕭軍曾當面請求毛澤東對王實味從輕發落,被毛斷然拒絕。毛說:這事你不要管,王實味的問題複雜。一九四七年,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與副部長的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七月一日夜,王實味被行刑隊用大刀砍死後,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 王實味(圖片來源:南京報業網週末報,轉引自騰訊新聞) 另一位則是後來在海外成為學術大師的徐復觀。一九四三年,受蔣介石器重的徐復觀,毛遂自薦到延安第十八集團軍擔任少將聯絡參謀。在此期間,他曾與中共高層多有直接接觸,並觀察延安政情、軍情。他返回重慶後,在與侍從室、軍統局高級人員交談時,「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認為對中共問題「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並不可樂觀!」後來,他更撰寫了一份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在這份報告中,徐複觀批評毛澤東當時口稱革命,在窯洞裡仍抽大炮臺香煙,專講享受。他也提醒蔣介石:中共雖困在延安,但他們有所用心,不可輕看。同時,他認為國民黨必須改革,要注意民心向背。蔣介石曾在該意見書上作「眉批」,並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然而,自私心極重的蔣介石無心對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國民黨動大手術,最終導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徐復觀後來淡出國民黨權力中心,在香港和台灣從事著述和講學,將自由主義思想注入儒家傳統,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大家。 徐復觀(圖片來源:明報加東網) 殷海光的命運又與王實味和徐復觀不同。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前,殷海光向國民政府提出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四個方面齊頭並進解決中共問題的建議,可惜病入膏肓的國民黨政權不予採納。遷居台灣之後,殷海光發現國民黨如朽木不可雕也,不願邁出民主改革的步伐。於是,他改變了在《中國共產黨之觀察》一書中對蔣介石的大力擁護和支持,蔣介石從其推崇的領袖變成其尖銳批判的獨裁者。他一面繼續譴責彼岸共產中國的紅色恐怖,另一面又批評台灣國民黨政權以專制手段實現反攻大陸之迷思,並堅信惟有民主自由才是戰勝共產黨暴政的不二法門。他將《自由中國》作為言論陣地,對抗極權和威權兩大獨裁勢力,直到《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被捕、自己失去台灣大學教職,最後在淒風冷雨、特務環伺的逆境中悲憤交加地去世。 物換星移,今天的國民黨已淪為共產黨的傀儡,不願也不敢翻開《中國共產黨之觀察》這本書。但這本殷海光年輕氣盛時的傑作並未過時,它仍然可以拿來檢視如今的兩岸關係。共產黨從來沒有打算「寬容」台灣的存在,消滅台灣是其長期目標。今天,中共對柯文哲這位民選的臺北市長又拉又打,也是為這個目標服務。可惜,柯文哲一不小心踩入了爛泥潭。但願殷海光、徐復觀和王實味這三位先知的思想遺產和生命歷程,能夠讓包括柯文哲在內的被中共催眠者猛然醒來。
余杰
2015-09-04
國民黨為什麼還不開除連戰的黨籍?
前副總統連戰因受邀出席中國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引發外界熱議。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習近平以法西斯式的大閱兵紀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堪稱當今世界最大的黑色幽默。有中國網民辛辣地諷刺說,這是過去三十年內惟一向平民開槍的軍隊,在犯罪現場向一個自以為是皇帝的獨裁者表演閱兵。 習近平一個人閱兵,覺得形單影隻,不足以顯示天朝神威。既然紅花要綠葉襯,到哪裡去找綠葉呢?於是,中國頭一次慷慨大方地向全天下發出英雄帖。然而,民主國家的首腦不會前來為習近平的軍國主義行為背書,宣佈接受邀請的客人大都是跟習近平狼狽為姦的獨裁國家的小丑。 有趣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連戰再度披掛上陣,繼十年前的連胡會之後,又要出馬參演連習會了。中國的網絡上,一片“連爺爺又來了”的打趣之聲。 沒有收到邀請的馬英九,萬分嫉恨之下,嚴令有關部門強力阻止連戰成行。就連郝柏村也放話說,有關人士不宜成為中共的統戰工具,並對退役將領說了重話——“跑到打敗你的那邊看人家閱兵,這算什麼?”,還正告說,若想站到中共閱兵台上看閱兵,就應該放棄退休俸。 然而,連戰依然一意孤行,為了給去年敗選的兒子尋找出路,不惜拼了一把老骨頭。於是,陸委會無可奈何地宣稱,並無切實辦法阻止連戰成行。而國民黨現任主席朱立倫則對媒體表示,國民黨方面亦無能為力。 若說國民黨是一個空曠的房間,那麽連戰似乎成了“房間裡的大象”。朱立倫這個黨主席當得實在太窩囊了,只能假裝這頭大象不存在。近期以來,國民黨快刀斬亂麻地開除了多名有改革思想或異議的立委、議員及名流的黨籍,卻無法處理綁架整個國民黨投靠中共的連戰,可見這個黨已然無藥可救。 其實,國民黨並不是只能對連戰這位終身榮譽主席束手無策,最好的約束機制,我早在十年前連戰邁出所謂“破冰之旅”時就建議過:以開除連戰之黨籍為最後通牒,看連戰敢不敢“出國民黨、入共產黨”。 開除連戰之黨籍,乃是順理成章之舉。因為連戰的媚共行為,不僅出賣台灣、出賣中華民國,亦是出賣國民黨。國民黨若不處理,必將引發效仿浪潮,會有更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大佬冒出來。那麽,國民黨乾脆就改稱“共產黨台灣支部”算了,前兩次國共合作失敗,這一次一步到位,合二為一,豈不皆大歡喜? 連戰之智囊宣稱,連戰此行,是為了捍衛抗戰歷史的闡釋權。這個說法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就抗戰而言,台灣的不同族群、不同背景、不同世代和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各有不同的認知及史觀,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當某些媒體和人士攻擊和辱罵李登輝的“日本史觀”時,卻對連戰赴北京朝聖、全面匍匐在“中共史觀”面前保持沉默。中共長期以來跟國民黨爭奪抗戰史的闡釋權,如今更是在電影海報中悍然將開羅會議的與會者從蔣介石換成毛澤東。習近平大概看多了《來自星星的你》之類的韓國穿越劇,就下令將抗日劇也拍成穿越劇的模式。為此,習近平親自穿越時光隧道,到七十多年前的世界走一遭,將毛主席從延安搬運到開羅。連戰敢於當面揭露習近平造假嗎? 我也相信,國民黨縱有千般不是,當年在抗戰中確實有所貢獻。真正有資格站在主席台上閱兵的,不是一九四九年才成宣佈成立的獨裁政權的元首——因為抗戰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勝利了;而是那些當年在長達十四年時間裡為了自由、獨立和尊嚴而浴血奮戰的將士們。這些國軍官兵,大部分都留在中國大陸,多年來成為賤民,多數已被逮捕、關押、殺害,仍然存活的百不足一。即便如此,中共仍然使用卑劣的手段羞辱少數的倖存者。中共宣佈發給參加過抗戰的老兵每人五千元補助,這點牙縫裡的錢只用從徐才厚、郭伯雄的私人金庫中拿出少許就可以應付了。然而,中共小肚雞腸,念念不忘加一句“但書”:凡參與過國共戰爭的國軍人員,都不能領取此獎金。可見,在習近平眼中,打過共產黨的國民黨,永遠是敵人;惟有像連戰這樣“不戰而降”的國民黨,才能放心大膽地當作奴才來使喚。 這個世界上,還有真正的國民黨人嗎?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一則國軍將領張勝武的故事: 張勝武,國民革命軍第3軍17師師長。南京保衛戰他親自率全師7000人組成第一道人肉盾牌,與日軍王牌軍團做殊死抵抗,最終因寡不敵眾而全師覆沒,在發起最後一次衝鋒時他掄起大刀沖在第一個,他的兒子沖在第二位,後來一發炮彈落了下來他被炸昏了去。 醒來後他發現自己竟躺在後方醫院裏,這次戰役他丟掉了自己的左臂,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他更是失去了依然留在南京城裏的妻子和女兒。後來的武漢保衛戰,他的第一道命令是把自己的師指揮部放在戰場的最前沿,保衛戰,他的第一道命令是把自己的師指揮部放在戰場的最前沿,最終武漢保住了,而全師被打的僅剩下一個團的兵力,在這場戰役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右腳掌。 後來抗戰勝利了,他跪在自己妻子的墳前割下一大塊自己的胸脯肉哭著說:“等我!”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派專人接這位抗戰鐵血英雄提前撤往臺灣,但被他回絕了,他的理由很簡單,他說:“我要留下來陪我老婆!”到了文革時期,他被定性為大漢奸、國民走狗。紅衛兵把他綁著,反扣著遊街,那年他58歲,他的牙齒全部被造反派用鉗子一個一個當眾拔掉,疼的他在地上打滾,但就是不低頭。在臺上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棍棒打倒,可他又一次次鐵骨錚錚的占了起來。 又到了21世紀,他幾乎被世界所遺忘,今年他98歲。他笑著對前來採訪他對記者說:“現在是民國哪一年了?”老人唯一的生活收入就是去撿一些塑膠瓶賣掉換點兒糧食。午飯開始了,他慢慢打開黑乎乎的手絹,裏面竟包著是人家丟掉的半個包子,包子乾癟的很厲害,他就這樣蘸著白開水吃了下去,他一邊吃一邊笑著說:“當年打仗時可沒吃到過這樣好吃的東西哩。” 張勝武老人才是真正的國民黨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台灣那些自詡為“深藍”的人物,哪一個有張勝武老人這麽“藍”?哪一個在這位老人面前不羞愧萬分? 連戰若要登陸,首先就應當以中華民國卸任副總統、卸任行政院長以及國民黨榮譽主席的身份,去尋訪張勝武老人,向其鞠躬道歉,將自己的億萬家財(本來就是不義之財)捐獻一丁點出來,幫助老人過上稍稍安逸的晚年。 連戰當然不願也不會這樣做,他只敢站在晚輩習近平的身邊,察言觀色,好話說盡,以維持“大連艦隊”在兩岸政商集團中搖搖欲墜的最大份額。而國民黨不敢開除連戰的黨籍,是因為在連戰背後為之撐腰的,是習近平。 國民黨派系鬥爭你死我活,但只要被習近平“開過光”的大佬,其他人在其面前都自覺矮了三分,連馬英九和朱立倫都不得不退避三舍。那麽,藍營中還有誰敢跟連戰這個“太上黨主席”為敵呢?
余杰
2015-08-30
彭明敏就是四十二年前的陳光誠
陳光誠奇蹟般地逃離宛如納粹集中營般嚴酷的山東臨沂東師古村,成為國際媒體上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牽動中美兩國最高層的外交博弈,甚至搶過了連續多日占據世界主流媒體主要版面的薄熙來的“風頭”。中國極度惡劣的人權狀況,繼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椅子”一幕,由於陳光誠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如果說台灣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互為參照系,那麼今日陳光誠的逃亡事件,不禁讓我聯想起四十二年前在台灣發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 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為回憶錄的書名,天安門一代的學生領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為回憶錄的書名,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詞。看到這兩個書名,讓我聯想起電影《勇敢的心》(註:台灣上映時譯為《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中蘇格蘭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華萊士在被斬首前驚心動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 那些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們,為了尋求自由,有時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企圖越過柏林牆的東德人,比如飢寒交迫的北韓“脫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內地人。對於彭明敏來說,他的流亡是“自討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學位,有台大教授的頭銜,有兩蔣接見的殊榮,為什麼還不滿足呢?因為他的內心有一種聲音告訴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麼,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麼美好呢?就連生活在自由世界、從不感到自由匱乏的哈佛大學教授賴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這本書深深打動。賴世和讀完《自由的滋味》之後,主動發去感想:“彭教授的個人經歷,敘述得多麼動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幼年、在蔣政權統治下的優異學術成就、從他故土的流亡——讀起來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這些既馴服又似不太馴服的台灣人,有一天必會在這地球上繼承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塊地。 ” 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問題 在自傳《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靜甚至冷靜地將當年死裡逃生的經歷娓娓道來,彷彿是在講述他人的故事一樣。彭明敏人生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六四年,他與謝聰敏、魏廷朝聯名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在宣言的印刷過程中警察破門而入一併將三人逮捕。這與劉曉波因發布《零八憲章》而被捕極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嘆說:“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 出賣他們的正是他們試圖喚醒的台灣的普通民眾,其中就有印刷廠的工人、旅館的侍女等底層人民。 彭明敏說:“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了解多少台灣人已經腐敗到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後來彭明敏才知道,每個告密者都獲得了相當豐厚的獎金,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血饅頭”。從耶穌被猶大出賣的那一刻起,這樣的情節就不斷在人類歷史上重演,先知從來就不被他們的同胞所理解。威逼利誘不果,國民黨當局將彭明敏判處八年的有期徒刑。不過,在國際壓力之下,他當年即被特赦出獄。 以此而論,彭明敏比劉曉波幸運得多。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還想在國際上維持“自由中國”的牌子,不得不將其特赦;而中共政權早已圖窮匕見,即便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株連九族,對揭露其“苛政猛於虎”的陳光誠更是窮凶極惡。雖然出獄了,但整個台灣對於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監獄。監視他的特務們,整天二十四小時分為三班輪值。“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此一場景,與我在北京居住時的情形如出一轍,我家門前安裝的先進的攝像頭和無時不刻監守的便衣,成為我所居住的小區的一景。彭明敏觀察特務們的作息規律,偶爾可以趁其不備溜出去會見朋友,而我和陳光誠這樣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門一步。這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差異,換言之,即為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不同。 這是一種比坐牢更加可怕的無期徒刑。如同魚兒離開了水,如同花兒離開了土。彭明敏寫道:“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度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還獲知,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即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他本人。他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一名特務頭子威脅他說:“我們不怕任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而中共的殘暴比國民黨來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國民黨的三人名單相比,中共擬定的是一張有兩百人的活埋名單,我名列其中,劉曉波與陳光誠當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國民黨更加兇殘,當初共產黨怎麼能夠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江山呢?對於彭明敏來說,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他經過許久的思考,才決心要逃亡,並願意冒任何的危險。因為,惟有離開此地,才能獲得自由,才能繼續自己的事業。我亦如是,陳光誠亦如是。離開不是放棄,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即便是銅牆鐵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計劃,從一九六九年二月開始策劃,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時間。其中,有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他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那段時間,因為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彭明敏從孤獨和無力感中掙扎出來,他寫道:“旅途的計劃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確實是一個奇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機和互聯網都還沒有誕生,人類的通訊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後,在陳光誠逃亡的過程中,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成為有效的信息傳遞管道。儘管在中共上百萬網絡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民間的“網絡動員”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像的,它迸發出一股驚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銅牆鐵壁般的專制長城。 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當時的環境下,彭明敏中對逃亡的若干細節語焉不詳,乃是因為不願連累諸多還生活在島內的當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願透露營救陳光誠的細節一樣,解密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台灣問世,雖然時過境遷,彭明敏亦未及對這一部分加以補充。不過,當時參與策劃整個逃亡計劃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憶錄《撲火飛蛾》中,對協助彭明敏逃亡的細節有相當詳盡的披露。 唐培禮是彭明敏的摯友,在其最艱難的歲月裡,差不多每週都要與之會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計劃中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今天幫助陳光誠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識的網友;而昔日幫助彭明敏的,則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美國傳教士。無論是“珍珠”,還是唐培禮,其所作所為,如同司馬遷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記•遊俠列傳》)最後彭明敏與大家告別的時候,唐培禮描述道:“離開前夕,彭哭了,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們都跟他一起落淚。”彭明敏化妝成一名燙傷手臂的日本樂師,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護照出境。到達機場的時候,正好來了一批日本觀光客,彭便隨他們一起出關。彭從小在日本長大,日文流暢,且舉手投足之間都帶有幾許日本人的氣質,故而順利過關。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讓陪伴他的友人將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為太緊張,彭明敏將一些文件忘在海關官員的櫃檯。這個官員跑過來把彭帶回去確認,同時讓他拿回他的文件。那一刻,他們還以為露餡了。上飛機之後,飛機開始滑行了,卻又重新滑回停機位,這又讓他們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鐘之後,飛機終於起飛了。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個星期之後,在特務給上級的報告中,彭還在台灣各處旅遊,住過台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這是根據特務報銷的開支單得出來的“情報”。可見,特務們是如何素餐屍位、中飽私囊的。不久,調查局的很多高級官員因此失去了他們的職位。局長請辭被“慰留”,副局長被革職。那些應該二十四小時監守彭的特務們被關了起來。 與之相比,陳光誠逃亡之後,儘管陳光誠直接向溫家寶提出呼籲,山東的黨政官員卻巋然不動、風風光光,那些在一線守衛東師古村的打手們仍然趾高氣揚、橫行霸道。可見,今日中共的吏治連四十二年前的國民黨都不如:不僅中央已經“腦死亡”,胡錦濤躲藏在幕後默不 作聲,溫家寶在前台言不及義地作秀; 而且地方政權已全然黑幫化,警匪無從分別,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的結尾處所描述的那樣:“他們何其相似乃爾!而今,不必再問豬的面孔上發生了什麼變化。外面的眾生靈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當年,國民黨惱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寫《蔣經國傳》,由情報局出面僱用竹聯幫的陳啟禮實施對江南的暗殺行動;而今,共產黨根本不需要藉助黑社會的力量打擊異己,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幫都要黑的流氓集團。 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遠遠高於國王。彭明敏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台灣,陳光誠之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帶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們身上具備的精神力量與道德勇氣,讓與他們同時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彭明敏成功出逃,頓時成為一個國際焦點新聞,讓國民黨政權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沉重打擊。不過,不僅蔣介石不高興,對岸的蔣介石的敵人——中共政權——也不高興。這倒不符合毛澤東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來說,倡導台獨和人權的彭明敏是他們共同的敵人。於是,這一事件也成為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中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當時,一向反共的共和黨人尼克松向中國暴君毛澤東拋出橄欖枝,乃是“兩害取其輕”,希望聯中抗蘇。然而,綿延二十載的中美敵意,真能一眨眼成為浮雲嗎?隔著歷史的雲煙來回顧,尼克松此舉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大敗筆。那時,美國對中共政權的承認,讓已經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毛澤東政權重新獲得統治合法性,再度延續了中共的壽命。在尼克松、基辛格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彭明敏居然成為話題之一。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在《只爭朝夕:當尼克松遇到毛澤東》一書中引述了當時美中兩國領導人談話的揭秘檔案:二月二十四日與尼克松會談時,周恩來語帶嚴峻地指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國獲得一些幫助,而且是在美國人的協助下逃出台灣。(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學生。)周恩來以認可的口吻補充道,蔣介石知道如何處理台灣獨立運動的言論;他會鎮壓台灣的任何獨立運動。基辛格說:“這不是真的!”他解釋說,沒有任何美國人員或機構對台灣獨立運動提供鼓勵或支持。尼克松也呼應他的話:“我對今天會談的承諾,全面背書。” 但是周恩來還是不滿意,他堅稱:“我已經收到情報,大意是說,彭明敏之所以能夠脫逃,背後有美國人幫助。” 尼克松彷彿急火攻心地回答:“總理先生,這件事蔣介石不喜歡,你不喜歡,我們也不喜歡!我們跟這件事毫無關係。” 基辛格補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離開,大概是受到反對蔣介石的左翼組織協助。” 彭明敏的出逃,確實得到了美國人的幫助,不過是與美國政府無關的美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的作為,甚至背離了美國短期的國家利益,卻符合普世的人權原則。在這段對話中,政客之虛偽與無恥,可見一斑。延至今日,奧巴馬政府在處理陳光誠事件上的怯懦與愚蠢,與當年的尼克松、基辛格簡直如出一轍。裡根式的偉大總統畢竟是百年一遇。不過,政客的功利與短視,反倒襯托出先知的遠見與勇銳。 多年以後,彭明敏終於榮歸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黨競選總統,雖然功敗垂成,但他已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妝重彩的一筆,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將來,陳光誠也將如此榮歸故里,淪陷於中共流氓政權的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終將重現光明與生機,陳光誠將用心靈看到這讓他欣慰的一切。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余杰
2015-08-27
誰是「兩岸一家親」的發明者?
中共領導人就台灣問題發表講話時,修辭變得越來越動聽。但切勿信以為真。俞正聲家族被血腥鬥爭的殷鑑不遠。(圖:民報合成) 柯文哲訪問上海,以「兩岸一家親」的說法取悅中共,並以為這是自己「夢中得句」。其實,柯文哲根本不是「兩岸一家親」的發明者。 早在兩年前的海峽論壇大會上,中共第四號人物、政協主席俞正聲就爲兩岸關係定調説:「關鍵是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一家親」這個說法不僅用於兩岸關係,也被北京用於處理西藏、新疆、香港問題。在拉薩,就有一輛巡邏街頭的荷槍實彈的裝甲車,車上貼著「漢藏一家親」的標語。不知是中共在自我解嘲,還是陶醉其中。 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就台灣問題發表講話時,修辭變得越來越溫文爾雅、娓娓動聽。但是,聽者切勿信以為真,因為這是「獨裁者的進化」的一部分。拌了蜜的毒藥,無論怎麼甜,仍然是毒藥。 俞正聲將台灣人當作「一家人」看待,似乎皇恩浩蕩。台灣人或許可以反問:既然是一家人,何必設置將近兩千枚飛彈來對準台灣呢?這兩千枚導彈,足以將台灣炸得寸草不生。俞先生,先拆飛彈,再攀親戚吧。 俞正聲的家族是近代以來的名門望族,有多人在國共兩黨、海峽兩岸身居高位。就這一點來說,他比柯文哲更有資格說「兩岸一家親」這句話。其堂叔公為曾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的俞大維,而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因此他們的兒子、俞正聲堂弟俞祖聲是也蔣介石的曾外孫和蔣經國的外孫。由此可見,俞正聲是中共權力核心中與中華民國蔣氏家族最親近的一人,也最適合由他出面對台從事統戰工作。 然而,單單就俞正聲家人在共產黨政權下的遭遇來看,大概不會有哪個台灣人願意跟他成為「一家人」。 俞正聲的父親俞啟威,化名爲黃敬,是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前夫。黃敬爲中共高幹,當過天津市市長和國務院第一機械部部長。1958年,黃敬被毛澤東當眾訓斥,驚嚇過度成精神病,於同年11月去世。 俞正聲的母親范瑾,當過《北京日報》社長、北京市宣傳部長、北京市副市長等要職。「文革」中被打倒,1968年被關進監獄,飽受折磨。俞正聲在一次公開報告中説,「(母親)1975年回來,出來之後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 俞正聲的舅舅范文瀾,是中共官方史學的權威。「文革」伊始,《人民日報》發表重頭文章《打倒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矛頭直指范文瀾和翦伯贊兩名史學家。翦伯贊與妻子一道服藥自盡;范文瀾則連續寫信給同事,請他們「站在敵對方面」對自己「大加抨擊」,他還感歎説:「人應保晚節,但晚節也不容易保。」雖然毛澤東出面保護,但范文瀾還是不堪驚嚇,幾個月後就病逝了。 俞正聲一家的苦難還不止於此,據俞正聲自己説:「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是一個高中生,在學校裡被批鬥,後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俞家死於非命者的名單,並沒有劃上句號。俞正聲的哥哥俞強聲,是中共國安部負責北美情報的高官,叛逃美國,讓中共在北美的間諜網絡瞬間瓦解。網上盛傳,中共派遣特務到海外將其暗殺。 由俞家兩代人的悲慘遭際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黨對自家人的殘忍兇狠,並不亞於對待敵人。所以,千萬不要跟共產黨染上什麼關係。看到俞家這本血色的家譜,誰願意跟它做一家人呢?那些投共、媚共的台灣政客和商賈,其下場會比俞正聲的家人更好嗎? 所以,反對共產黨的暴政,既是一種推廣普世人權價值的道德使命,亦符合台灣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柯文哲市長當慎之又慎。
余杰
2015-08-22
中共為何狠批宋楚瑜「敗事有餘」
宋楚瑜宣布參選,他首先示好的對象的不是台灣的選民,而是北京的主人。宋楚瑜大大方方地表示,如果受邀出席九月北京的閱兵典禮,一定歡喜快樂地成行。他又說,他相信北京的和平誠意,他是目前的幾位參選人中惟一的中國通,甚至可以背誦中共十大開國元帥的名字,故而可以帶領台灣與中共一起締造兩岸之永久和平。 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然而,中國對宋楚瑜的媚眼卻不假辭色。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接受《旺報》專訪表示,雖然宋楚瑜認同九二共識,但宋參選對藍營來說,可謂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北京對這根稻草的心情非常複雜,「宋楚瑜可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07000875-260301)。 眾所周知,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台灣島內的政治議題是一個高度敏感的領域,不是人人都可以嘴巴一張就發表意見的。當體制內的學者論及台灣問題時,當然不是發表「僅供參考」的「個人意見」,而是「代黨國立言」,故而字字珠璣,不可等閑視之。同時,《旺報》作為《人民日報》的「台灣版」,此時此刻特別傳遞北京對宋楚瑜參選的態度,更不是無的放矢,對宋楚瑜團隊而言,簡直就是「炭中送雪」。 那麼,北京為何用如此聲色俱厲的言辭批判宋楚瑜?俗話說,打人不打臉,更何況是一張拼命湊過去、堆滿諂笑的臉? 首先,對中共而言,在兩千年以來的歷次台灣總統大選中,國民黨從來都是其全力支持的對象,傾注財力物力,動員台商陸配,無所不用其極。儘管國共兩黨在歷史上屢屢血腥廝殺,但在面對台灣本土意識高漲、台獨理念深入人心之際,如十年前北京「胡連會」上發表的宣言所說,國共聯手對付台獨成為兩黨惟一的選項。換言之,有了台獨這個共同的敵人,兩黨從此可以放下歷史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所以,中共與國民黨締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兩岸政商聯盟」,這二十年來,既得利益者都已各安其位,當然不能容許半路殺出個宋楚瑜,打破這一席紙醉金迷的人肉筵席。 其次,宋楚瑜的參選,正如那位北京學者所形容的那樣,「可謂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宋楚瑜的權數運作爐火純青,在其競爭對手中,若單打獨鬥,無論是連戰、馬英九還是民進黨的四大天王,都不是對手。只是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幾度出馬競選總統都功敗垂成。這次宋楚瑜再披戰袍,對綠營構不成多大傷害,綠營人士不會捨棄蔡英文而投票給宋楚瑜;反之,只會搶奪國民黨的基本盤,使洪秀柱本就十分低落的選情雪上加霜,讓國民黨敗得更難看。就客觀結果而言,宋楚瑜是給藍軍添亂,而不是讓綠營心驚。所以,北京不願意看到此種情形。 第三,中共並不信任宋楚瑜這隻老狐狸。在藍營中,中共喜歡懦弱無能的連戰,欣賞外強中乾的馬英九,甚至連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般的洪秀柱也可以勉強接受,偏偏就是不願支持宋楚瑜。宋楚瑜是國民黨叛將,「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將恩師李登輝視為仇讎,更看不起曾與之聯袂作戰的連戰。既然他昨天可以背叛國民黨,難道明天就不會背叛共產黨?不可在叛徒身上投注,是中共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得出的經驗。在歷史上,中共從未重用過國民黨投誠的將相,即便是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宗仁,回北京之後形同軟禁,還不如張學良在台灣的光景。 因此,北京不願保持「觀棋不語真君子」的形象,直接向藍營喊話支招了。那麼,下一步,洪宋會達成怎樣的「合作」呢?(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
余杰
2015-08-10
孫文與毛澤東都是催眠大師
孫文是黨國體制的始作俑者?孫文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根基都是帝國王朝的獨裁主義或專制主義。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 在我的少年時代,似乎沒有哪個家庭擁有電視機,我所見到的第一台電視機是父母工作的工廠購買的。每逢周末,就出現了壯觀的場景:數百個大人小孩圍坐在大飯堂看那台只有一個頻道的電視機。我還記得,看的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是香港武打片《霍元甲》。一夜之間,《霍元甲》的主題曲「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響徹大街小巷。多年以後,當我讀到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所著的《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一書時,「喚醒」這個詞語讓我又想起了那首滄桑而昂揚的粵語老歌。 二零零五年,我在墨爾本與費約翰有過一面之緣,那時他剛剛從一場嚴重的車禍中康復。我們一起喝咖啡和聊天,我驚訝於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瞭如指掌和洞若觀火。《喚醒中國》是一本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革命歷史的著作,在西方漢學界影響巨大。作者以「喚醒」這個近代中國極具象徵意義的意象為切入點,生動地描述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過程,剝去了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學加諸於國民革命身上的厚重油彩。作者從當時瞬息萬變的政治局面中,以火眼金睛般的敏銳梳理出「一個中國、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種聲音」的形成過程。人民不是被喚醒,而是被加以更可怕的催眠,人民成為被國共這兩個列寧式政黨肆意驅使的「喪屍」。 是聯邦共和,還是中央集權? 我到台灣訪問時,發現所謂的「國父紀念館」中有中國革命史的展覽,在許多歷史問題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敘述截然相反、針鋒相對,但在一個問題上卻驚人一致:陳炯明被稱為「陳逆炯明」和「革命叛徒」。 孫文一生最恨的人,不是慈禧太后、梁啓超、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等政敵,而是陳炯明。孫文將陳炯明視為門徒,當陳炯明不願支持他武力統一中國的夢想時,他就認為陳炯明是無恥的背叛。而陳炯明僅僅將孫文視為一個暫時合作的地方領袖,對其並無人身依附關係,當他發現孫文並不信仰民主、自由和法治時,立即與之分道揚鑣,這樣做有錯嗎? 關於孫文對陳炯明的「背叛」的耿耿於懷,費約翰用幽默又逼真的筆調寫道:「只要聽到陳炯明這個名字,孫文的表情就會由和善變成憤怒,如果有誰為陳炯明辯護的話,孫文就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嚨。」有一次,孫文的顧問賴世璜請求孫文對陳的「背叛」示以寬大,孫文憤怒地質問說:你是不是他那一派的人?甚至發瘋似的對衛士揮手,下令說:「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為何孫文對陳炯明的憤恨到了情緒失控的地步?費約翰的解釋是:「孫文心裡積蓄了對陳炯明的強烈憤恨,不是因為他與自己明顯不同,而是因為陳炯明以同樣無私的精力,去追求一個關於民族統一的不同的夢。」 具體到在廣東省施行的政治模式上,一言以蔽之,孫陳之爭是「黨人治粵」與「粵人治粵」之矛盾,兩者的區別在於:是由一個擁有獨特的黨派追隨者的政治派系來治理,還是由一些擁有獨特的地方追隨者的士紳來治理。而在整個國家的結構上,陳炯明贊同聯邦共和,孫文則堅持中央集權。陳炯明主張各省自治基礎上的聯合,欣賞高度的區域自治,以及相應的中央政權地位的降低——簡言之,一個聯邦政府。一九二一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和縣議員通過公共選舉來選擇和任命,卻遭到孫文反對。陳炯明還實施了廣州市議員的直接選舉,放棄自己作為省長在傳統上所擁有的對三分之一市議員的任命權。當時,就連上海由國民黨控制的報紙《民國日報》也作出正面評價:「這不僅是廣東的突破,而且在中國的民主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其實,不僅史無前例,亦後無來者:九十年之後,中國尚且不能邁出鄉級選舉的步伐,甚至連香港的「雙普選」也遙遙無期,香港立法會中所謂「功能組別」的非民選議員恬不知恥地「代表」着市民。歷史的停滯與倒退,怎能不讓人感慨萬千? 二十年代中期,當對聯邦主義的支持開始呈現為一場全國性運動的態勢之時,共產黨的領導人緊隨孫文其後登上公共論壇,對聯邦制口誅筆伐。聯邦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的優缺點,完全被放在死而不僵的「封建勢力」和新發於硎的「革命力量」尖銳對立的框架之內評估。代表西方先進的政治文明的聯邦主義與共和主義,居然被孫文和共產黨妖魔化為「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一詞被用來解釋軍閥與聯邦主義運動的奸詐關係。對此,費約翰評論說:「對於這個世紀中國的更偉大革命而言,國民革命最重要的貢獻,恐怕在於它對待語詞的方式。……革命者們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到了一九二二年,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儒學,都不足以像列寧主義那樣,能夠精緻地解釋新中國的困境。」 孫文是黨國體制的始作俑者 在今天的台灣,孫文像仍然定格在新台幣上;而在今天的中國,對孫文的崇拜僅次於毛澤東和「今上」。孫文跟台灣無甚關係,民主化後的台灣,大部分民眾對孫文「無感」——甚至連反對他的意願都不大,他畢竟沒有像蔣介石屠殺過那麼多的台灣人;而很多海外中國政治流亡人士以及中國年輕一代憤青,卻將孫文作為一個對抗共產黨統治的符號,作為「光復大陸」之後的中華民國至尊無上的「國父」。對於此種具有諷刺意義的「時光倒流」,本書中文譯者在後記中指出:「今天,當人們把孫文視為『走向共和』的符號時,有沒有想到他同時也是『軍政』、『訓政』的始作俑者呢?許多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是決不能用『一種聲音』來發表意見的。」 孫文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孫文明確提出用「以黨建國」取代「以黨治國」,顛覆中華民國的企圖毫不掩飾。他宣布要建立一個國民政府來取代共和政府,黨將複製政府黨組織並監督其各級運作。孫文在演講中指出,黨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允許黨員自由活動,並使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發展到了超出黨本身的程度。所以,所有黨員都要將個人自由交給黨。這就是隱藏在列寧主義路線指導下黨政改組背後的基本原理。 屢敗屢戰的孫文找到了鹹魚翻身的秘訣:創建列寧式的高度紀律化的黨國模式。他致力於將宋教仁時代作為選舉型政黨的國民黨改造成「准布爾什維克黨」,儘管終其一生都未能完成。孫文的理想是,在黨國體制下,黨牢牢掌控每一個領域。費約翰提到一個重要的細節:黨代會結束後的兩個月內,中央執行委員會解除大理院院長趙士北——一位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家——的職務,因為他堅持認為黨規不能凌駕於法治準則之上。他被指控散布「司法無黨」的觀點。在關於黨與司法的關係上,孫文和他的追隨者宣中華、毛澤東都宣告說,「在黨規則和黨治體系之外,將不會有任何法律」。這様的思路與中共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宣布的「黨主法治」何其相似。對習近平而言,黨章高於憲法,憲法只是黨章的細化。如果孫文前來列席中共的全會,大概會心有戚戚焉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遵從孫文的命令,在一項決議中通過國民黨的新黨歌為「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並且「將來定為國歌」。一九二四年八月,孫文下令將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從自己控制的華南地區所有機構的旗杆上降下,並升起「青天白日」的黨旗。從一九二五年元旦開始,當地公安局長對繼續懸掛民國國旗的市民處以罰款。費約翰指出:「旗幟的改變既不標誌政府換屆,也不表明着國民運動領導層的變化,但它顯示了民國歷史中的深刻變遷。它預示着自由主義共和國的五色旗在中國的公眾儀式中的消失,以及另外兩種全國性旗幟的取而代之,其中每一種都只認同於一個獨特的政治黨派。」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民國熱」中,有多少年輕人知道這幕改旗易幟的場景呢? 在書中,費約翰還分析了孫文「聖像」的確立過程,以及國共兩黨為什麼都供奉這尊「聖像」。無論是中山陵的修建,還是將總理遺訓、三民主義等編入中小學課本,國民黨不遺餘力地將孫文塑造成一個新的偶像。而蔣介石以孫文的學生自居,繼承孫文的遺產就如同古代的皇帝子承父業一樣。 毛澤東是孫文的好學生 其實,比起蔣介石來,毛澤東才是孫文更稱職的好學生。在逃亡台灣之前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蔣介石始終未能完成孫文的遺願——將國民黨打造成一個列寧式政黨,將國民政府打造成一個蘇聯式政權。毛澤東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儘管毛澤東沒有沿用孫文的國號、國歌、國旗以及「三民主義」,卻將孫文思想中獨裁專制的一面升級換代、發揚光大。 本書中的另一個重要面向,作者用長達幾章的篇幅敘述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代理部長期間的工作情況。「毛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雖然只有短短八個月的時間,這段經歷卻對毛影響甚大。 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澤東受命代表汪精衛管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毛精力充沛、野心勃勃,雷厲風行地實現了幾名舊文人氣十足的前任未能做到的事情:首先,有系統地清查黨內出版物,不定期地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檢舉。比如,對北京孫文主義學會、上海的黨刊《革命導報》,以及美國總支部在舊金山的資深日報《少年中國晨報》提出控告。其次,讓宣傳部這個此前被人們視為可有可無的部門蛻變成一個黨的核心機關,毛向國民黨各部門發出指令,個人和組織在公眾場合發佈的一切宣傳資料,都要送交中央宣傳部檢查。第三,利用這個機構來清洗來自黨內的政治敵人,或者通過群眾鬥爭的方式發現外部的敵人並用暴力手段將其消滅。 毛澤東是國民黨歷史上最能幹的宣傳部長。而這八個月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生涯,也賦予毛對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中宣傳的巨大功用的嶄新認識。用費約翰的話來說就是:「毛澤東廣泛地利用自己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經驗,來設計自己的主義和戰略,並在自己領導之下即時地發動了一場紀律性的革命運動。毛澤東的民族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本質上與孫文所設想的目標相同,但卻沒有了孫文主義的障礙。毛澤東所設計的一套民族革命的戰略,它將在策略允許的範圍內加劇社會階級的對立,以便利用他自己的專政模式取代國民黨的黨治國家。」在一步步地走向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長征」中,毛把宣傳工具視為與軍隊和秘密警察系統同樣重要的、「三足鼎立」的利器。只有牢牢掌控此三者,權力才能穩如泰山。與之相比較,黨務和政府序列反倒沒有那麽重要,他可以放手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也可以隨時收回來。後來,毛悍然發動文革,其實就是一場「宣傳革命」,毛不厭其煩地親自起草和修改《人民日報》的社論,決非小題大做,因為社論中的一個字就可能剝奪百萬條人命。與之相比,孫文與蔣介石確實是「略輸文采」。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革命的靈魂人物是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孫、蔣、毛的「三人傳」。國民革命是一場戰爭,更是一場「話語革命」,《喚醒中國》一書中涉及到了與奧威爾式的「新語」系統相對應的諸多領域,如建筑、繪畫、時尚、文學、倫理、地理學和人種學等,無不別開生面而發人深省。從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發現,孫、蔣、毛都是中國民間傳說和好萊塢影視中的「趕屍人」,驅趕着被他們深度催眠的千千萬萬的喪屍,走進萬劫不復的地獄。
余杰
2015-08-08
民主時代沒人能「得天下」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在網上晒夫妻恩愛,透露了一個有趣的細節:柯曾對她說「就算得天下,失去了妳,也是枉然」。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異議作家)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在網上晒夫妻恩愛,透露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選前意見不合,難免爭執,記得柯曾對她說「就算得天下,失去了妳,也是枉然」。 我讚賞那些座位公眾人物的恩愛夫妻。因為,如果一個人連妻子(或丈夫)都不愛,必然是自私自利、刻薄寡恩之人,如何可能無怨無悔地為公眾服務? 柯文哲常在媒體前顯示「怕老婆」之本性,亦如胡適所云,一等人或文明人怕老婆,下等人或野蠻人打老婆。這一次,陳佩琪更透露柯文哲「愛美人不愛江山」的誓言,堪比為了並不美麗的婦人辛普森夫人而放棄英國皇位的愛德華八世。 不過,對於柯文哲對妻子說的這一句話,我不敢苟同。這個說法顯示,柯文哲中了中國儒家專制主義文化之毒害,背後分明就是「家天下」、「打天下」、「坐天下」的權力觀。 在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主義文化中,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下可以從父輩那裡繼承而來,也可以通過戰爭或政變等手段從他人那裡爭奪而來。歷史學家薩孟武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漢代大儒董仲舒的思想被漢武帝所採納,其中重要的一項是,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之義」為「一統乎天子」,也即「集權於天子」,用董仲舒的原話來說就是「君者權也」。哪個皇帝不喜歡為集權提供合理性解釋的學說呢? 在專制統治者那裡,天下是一家之私產,而非黎民蒼生的天下。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在《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一書中指出,《禮記》中記載,「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所謂漢家,指的是漢王朝,即漢之天下;所謂晉家,指的是晉王朝,即晉之天下;所謂唐家,指的是唐王朝,即唐之天下。「天下雖然是永恆的、普遍的存在,但領有天下的卻是有限的個別之家。王朝之名這樣的為個別之家所領有的天下,為了與他家所領有的天下相區別,就被賦予了專有名詞。」 辛亥革命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帝制,但打天下、坐天下仍是梟雄和野心家的最高理想。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毛澤東的北京政府,本質上仍是昔日之皇朝。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批評中共政權是「黨天下」,立刻遭到整肅,以致像二二八的許多受害者那樣「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只有那些想當皇帝的人,才會有「得天下」的野心。彼岸的習近平政權,宛如習家之天下,習近平的歌星老婆彭麗媛親自上陣,歌唱一首新國歌《江山》,其中赤裸裸地出現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標榜,這正是他們一家人的寫照:老公公打江山,老公坐江山,兒媳婦唱江山。 而在民主制度下,沒有人能「得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政治家只是通過選舉暫時從民眾那裡獲得授權而已,任期一結束,他立即恢復平民身份。盼望經過民主選舉洗禮的柯文哲能夠牢牢記得這一點。
余杰
2015-08-06
王曉波是殷海光的敵人
反課綱微調的學生代表林冠華燒炭身亡,課綱微調的操盤手之一王曉波不僅毫無反省和愧疚,反而將此事歸咎於蔡英文,大言不慚地說:「我跪著求求蔡英文放過孩子,不要搞紅衛兵那一套」。 從未在中國生活過的王曉波,哪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紅衛兵」。「紅衛兵」是毛澤東的「黨衛軍」,充當毛澤東鬥爭政敵的工具;「紅衛兵」也是毛澤東的犧牲品,用完之後就將人發配到農村「再教育」。蔡英文只是在野黨的黨魁,又不是執政掌權的獨裁者,哪有本事像毛澤東那樣操縱青年人? 王曉波說反課綱微調的學生被民進黨「利用」,這是對年輕世代的智慧和主體性的否定。當年,國民黨不就說王曉波、陳鼓應、李敖等「單純的青年」都被殷海光「利用」,他們加諸於殷海光的罪名不就是「蠱惑青年」嗎?如今,王曉波與年輕世代生活宛如在截然不同的時空之中,他無法理解的事實是:就像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太陽花學運一樣,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反課綱微調運動,不是政黨或利益團體操控的結果,而是年輕一代民主自由意識覺醒的標誌。 倘若殷海光還在世,一定會到現場去聲援學生。如果殷海光聽到自詡為「殷門弟子」的王曉波站在一邊說風涼話,一定會唾其面、批其頰,乃至將其掃地出門。 我看到王曉波穿著不今不古、不男不女的唐裝在鏡頭前指鹿為馬,心中充滿了厭惡。照理說,王曉波受過殷海光的教誨,多少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底蘊。其家庭也是國共殘酷內鬥的悲劇典型。倘若稍有良知良能,王曉波就應當站在學生一邊,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以及躲在幕後指揮國民黨的共產黨。誰知,為了虛無縹緲的「統一大業」,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王曉波,不惜與殺母囚父的仇敵國民黨政權攜手合作,甘做馬英九「急統」政策的馬前卒——馬英九一聲「大哥哥」,叫得他心花怒放。 殷海光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政治,左邊反對共產黨,右邊批判國民黨,兩面開弓,好不辛苦。他在《自由中國》雜誌發表《今日之問題》系列文章,為言論自由鼓與呼,對國民黨當局轄制言論的行徑嚴詞譴責:「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人之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今天的王曉波,不僅不屬於說真話的陣營,反而為國民黨的洗腦教育和謊言傳播不遺餘力地出謀劃策,難道不是殷海光的敵人嗎? (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
余杰
2015-08-03
「殷門」敗類王曉波
王曉波華麗轉身,從「殷門餘孽」到「殷門敗類」。(圖片:網路資料) 前些日子,我去探望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張灝先生,聊起近期台灣調整歷史課綱,操刀者正是同是殷門弟子的王曉波。 我説,如果是殷先生地下有知,知道王曉波墮落如斯,必定怒髮衝冠、迎面痛斥。王曉波自己曾經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在一九七三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中,他以「為匪宣傳」罪名,遭警備總部的拘留,次年台大不再續聘,是爲讓學術自由蒙羞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如今,物換星移,王曉波卻認為,在歷史課程中講述白色恐怖是一件讓他感到“很煩”的事情。那麽,他不是是患上了斯德哥爾綜合症? 當年,國民黨的御用文人群起攻擊殷海光的弟子們是「殷門餘孽」。但是,對那些繼承殷海光的嶙峋風骨、敢於對抗國民黨文化專制的殷門弟子而言,這個「謚號」不是莫大的屈辱,而是無比的光榮。如今,從「殷門餘孽」到「殷門敗類」,王曉波華麗轉身,堂而皇之地成了民主自由的敵人。 王曉波施施然地接受中國最具法西斯色彩的小報《環球時報》之訪問,終於坐實了昔日國民黨強加給他的「爲匪宣傳」的罪名——不過,今天的國民黨早已放棄反共的理想,而隨共產黨的指揮棒翩翩起舞。所以,王曉波自然而然地成了馬英九的心儀的「大哥哥」。 聽了我的這番評論,張灝先生説,其實,當年殷海光老師就已看出王曉波身上的問題。在殷門弟子中,王曉波算是最年輕的之一,殷老師對其特別關照,還曾經對稍年長一些的張灝説,你的這個小師弟,滿腔孤憤,目中無人,邏輯思維薄弱,情緒壓倒理智,你們要多關心他,免得他走偏了。 沒有想到,殷海光一語成讖。王曉波果然走偏了,走到了國共聯手的專制暴力團的懷抱裡。表面上看,他是忠於早年的大中華主義,爲虛幻的統一理念而奔走呼號;實際上,他的骨子裡是濃得化不開的「帝王師」情結,終於「被御用」一把,哪能不欣喜若狂? 就意識形態而言,王曉波和陳映真等大言不慚之流,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左派--真正的左派必然要批判中國共產黨政權與國際資本合作對數億奴隸勞工的奴役與凌虐,自然不會對數十起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的「日常生活中靜悄悄的殺戮」視而不見。 卿本殷門,奈何作賊?答案其實很簡單:雖然王曉波是殷門弟子,但他並沒有以自由主義爲信仰。他的虛榮、自私與自戀,讓他不由自主地成為謊言和暴政的幫凶。面對王曉波墮落的軌跡,每一個知識人要引以為鑒。
余杰
2015-08-01
希拉蕊為何對中國說重話?
美國前國務卿、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趕赴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新罕布夏州參加競選活動。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2015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美國風頭最健的總統候選人,既當過第一夫人,又當過參議員和國務卿的希拉蕊,趕赴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新罕布夏州參加競選活動。 希拉蕊在這場競選演講中,公開點名批評3個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全球秩序的國家:中國、俄國和伊朗。雖然她沒有使用小布希喜歡使用的“流氓國家”這個形容詞,但她措辭之嚴厲毫不遜色。希拉蕊指出:「我們必須保持充分警覺,中國軍力正非常迅速地增長,他們建立的一些軍事設施威脅到與我們有條約的國家,比如菲律賓,因為他們是在爭議區域建設。」希拉蕊還說:「中國也正試圖駭進美國國內一切不能動的東西,竊取商業秘密、國防承包商藍圖,並盜取大量政府資訊,尋求獲取優勢。」後一句話既俏皮又尖銳——將中國政府控制的、無孔不入的駭客對美國的入侵形容得淋漓盡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如此評論希拉蕊對中國的指責:「希拉蕊對中國攻擊美國電腦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強硬的言論。」希拉蕊在演講中告誡美國人不要犯錯、不要輕敵、不要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中國知道他們在競爭——為了獲勝,他們會做一切他們能夠做到的事情。」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歐巴馬敷衍塞責、失去方向感的中國政策的含蓄的批評。因此,白宮拒絕對媒體評論希拉蕊的有關言論。 那麽,希拉蕊為什麼要對中國說如此重話?顯然不僅僅是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的一種“敵人修辭”——任何國家都需要塑造出一個“外敵”來,作為民眾發洩怨恨的“公共污水溝”,以轉移民眾的視線。希拉蕊對中國的反感,源於她個人對中國的深刻認知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劇變。 首先,與擔任總統之前毫無外交經驗——甚至有可能連中國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都找不到——的歐巴馬相比,希拉蕊是美國總統候選人中少有的“知華派”。在1998作為第一夫人與丈夫柯林頓總統一起訪華前夕,她就強烈建議丈夫不要輕率地接受中方的安排,前往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她直截了當地指出:「那裡是一場大屠殺的現場,鮮血永遠也不能洗去。」 2000年,希拉蕊的自傳中文版出版之後,我蒐集了英文版、港台出版的繁體中文版以及中國出版的簡體中文版,將3個版本仔細對照,撰文揭露簡體中文版中大量被刪節的部分——比如,希拉蕊對達賴喇嘛的讚美消失地無影無蹤。我的考證文章發表後,《紐約時報》很快跟蹤報導。希拉蕊讀到報導,頓時勃然大怒,命令美國的出版社收回簡體中文版的版權,中國的書店必須將被刪得慘不忍睹的書籍下架。這一事件讓希拉蕊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多麽缺乏言論自由的國度。 當希拉蕊成為歐巴馬政府的國務卿之後,她更是與中國直接交鋒。有趣的是,在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幾股力量中,通常是國務院比白宮和國會更親華;但希拉蕊主導的國務院,卻主張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而與軟弱無力的白宮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遁入美國使館尋求人身保護,希拉蕊沒有徵求歐巴馬的同意,便拍板命令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全力保障陳光誠的安全。儘管在歐巴馬身邊的一群親中官僚的運作之下,美方立場一度搖擺,甚至重建讓陳光誠處於危險的境地;但在希拉蕊和國會的堅持下,美方最終還是修正了錯誤,成功將陳光誠營救到美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希拉蕊投入下屆美國總統競選之際,正是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調整的時候。美國朝野在必須強硬對付習近平的蠻橫擴張上取得了共識,作為政壇老手的希拉蕊最先嗅到了風向的轉變,當然要顯示她的“鐵娘子”作風,以獲得美國選民的信任。 中國成為“世界之公敵”,可謂自作自受。習近平仿效希特勒的冒險主義政策,在亞洲四處出擊,激起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彈,紛紛對美國重返亞洲的計劃表示熱情歡迎。比如,越共總書記首次訪問白宮,顯示美國和越南已經從戰場宿敵變成親密盟友。《紐約時報》報導說,越南主動敦促美國在亞洲部署更強的軍事力量。「在諸多選項中,越南選擇了美國主導的和平(Pax Americana),」越南退役將軍黎文崗(Le Van Cuong)評論說。黎文崗曾在50年前與美國作戰。像其他許多越南官員一樣,他直言不諱地表示不信任中國,聲稱中國是美國和越南共同的敵人。 而對美國政府來說,不僅需要遏制中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行徑,還必須面對中國對美國本土發起的攻擊——這種攻擊不是911事件那樣明目張膽的攻擊,而是中國對美國展開的密集的網路攻擊和情報戰,美方將中國當作冷戰之後最危險的竊賊。不久前,美國人事管理局遭到來自境外的網路攻擊,大約1800萬現任、前任和潛在的聯邦雇員個人資料失竊。2015年6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在情報會議上宣佈,中國是美國人事管理局遭大規模網路攻擊的“頭號嫌犯”。中國方面只是以美國法律中的“無罪推定”的原則來為自己辯護。 所以,無論下一任美國總統是誰,都不會像歐巴馬這樣對中國低三下四。習近平的腳掌很快就會踢到鐵板上。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余杰
201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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