絞索已經套在了台灣的脖子上，台灣難道就只能譴責中國「不禮貌」嗎？有用嗎？習近平時代的《國家安全法》是胡錦濤時代的《反分裂法》的升級版。（網路、民報資料照，民報合成）   2015年7月1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明訂「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中共選擇在七一建黨紀念日通過《國家安全法》，是要將該法案作為給黨的一份「生日獻禮」。人人都知道，在中共的權力系統中，全國人大只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橡皮圖章。對其而言，通過某些法案只是行禮如儀罷了。該法案的內容，早就由中共政治局審議並批准了，體現的是習近平強硬而蠻橫的意志力。 江澤民時代，幾度嘗試創設國家安全委員會皆未果，顯示江在黨內遠未具備一言九鼎的地位；而在習近平掌權之後僅一年多，風風火火地就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且自己親任主席——這個職位，比此前的任何職務都更加吃重——可見習已然是大權在握。以後，即便習近平卸任身上的其他職務，只要保有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這個職務，那麼他就仍然是中國的「一號人物」，可以垂簾聽政、朝綱獨斷。既然習近平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任主席（甚至可能是終身主席），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習近平版本的《國家安全法》。 同日，台灣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表示，大陸國家安全法草案在二次審議稿時，自己已經在第3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上，向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表示此舉不妥的嚴正立場。他說，政府一再聲明，要大陸面對兩岸分治的現實，任何片面或法律作為都不能改變。「這對我們很不禮貌」，應該會向陸方再次表達抗議。 在馬英九政府的部會首長中，夏立言還算是一位有所擔當的人物。十多年前，我在紐約與擔任外交官的夏立言有過一面之緣，對於他印象頗佳。然而，夏立言此次對中共的抗議，卻是軟弱無力的。這不是禮貌問題，這是亡國的邊緣。 絞索已經套在了台灣的脖子上，台灣難道就只能譴責中國「不禮貌」嗎？別人要取你性命了，你卻大聲疾呼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有用嗎？習近平時代的《國家安全法》是胡錦濤時代的《反分裂法》的升級版。中共用國內法來界定台灣問題，表明「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中共從來不認為「一個中國」可以「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理所當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早已是「過去時」——正如南京國民政府總統府舊址前面的碑石上鐫刻的年代，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戛然而止」了。洪秀柱所說的「一中同表」，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吧。洪秀柱想當的，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區的特首——特首不需要經過千辛萬苦的競選，只需要北京大筆一揮的任命就可以了。洪大姐到一邊去歇着吧。 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出臺之後，台灣對習近平政權的迷思，是否可以煙消雲散了？我在訪問台灣期間，接觸不少朝野、學界、媒體的飽學深思的人士，大都對習近平心存幻想，認為其辣手打貪、宣稱依法治國，或許是一名中興之主，對台灣亦能網開一面。然而，他們卻對習近平的鯨吞之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誤將強敵當朋友，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國安危機。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紅樓夢》裡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真做假時假亦真。」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學歷事件發生，似乎成為其邁向總統府的攔路虎。在紛紛擾擾中，我不由自主地聯想起洪秀柱可能會心儀的中共政權獨裁者習近平的假學歷事件。假學歷是天朝官員的通病，台灣還沒有如洪秀柱所願與中國統一，洪秀柱本人千萬別先染上了中國高官顯貴的通病。 習近平的學歷 旅居北歐的作家鍾祖康在《拷問中國：兼論習近平論文剽竊事證》一書中，揭露了習近平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中，有大量內容與福建學者劉慧宇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一書雷同。鍾祖康發現，劉慧宇教授曾在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人民政府、寧德市政協和寧德市人大先後任職十年，而習近平也曾擔任寧德市地委書記。可以猜測，習、劉二人早年即有工作關係。 對於兩人著作中出現的諸多雷同現象，鍾祖康認為，不太可能是劉慧宇抄襲習近平。劉即便要抄襲，也不會大膽到去抄襲習近平的論文。鍾祖康推算較合理的解釋是：「當時劉小姐以其學術專長幫了習近平一把，但在處理自己的著作時，在把文字搬來搬去時，對自己曾為他人做槍手代寫的文字失去警覺性，以為還是自己的。」如此紕漏，劉罪不可赦，以後她的學術前途自然就泡湯了。 那，究竟什麼樣的人喜歡用假學歷妝點自己呢？如果對這個群體做一番心理分析，或許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首先，那種極度自卑和極度傲慢合而為一的人，最愛「披紅掛綠」。童年的陰影，使他們十分自卑；而從血路中衝殺出來的經歷，又讓他們相當傲慢。習近平年幼時，父親冤屈下獄，自己淪為「黑五類」。青年時代，以翻倍的忠誠向黨交心，才被黨重用，最終熬成最高領袖。同樣的，如果一個人在年幼時，父親一度淪為白色恐怖的犧牲品，自己成為人人歧視的賤民。之後，何以非得染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才能加入盜賊集團，分得殘羹冷炙？ 其次，習近平和洪秀柱都不是黨內大老看好的金牌接班人，而是偶然出線的「黑馬」。論長相、才情、政績，習近平不如太子黨陣營的競爭對手薄熙來；論學識、著述和言談，習近平也不如屈居其下的總理李克強。因為不被大家看好，習近平才特別要戴上博士帽。而洪秀柱在國民黨「竟無一人是男兒」（習近平嘲諷蘇共垮台時，沒有一個黨員挺身救黨的名言）的窘境中脫穎而出，是不是也得不到黨內大老的祝福和加持？ 再其次，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蘇聯共產黨的翻版，兩黨都是靠暴力和謊言獲取及維持權力。對於兩黨而言，既然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成了真理，那麽假學歷為什麼不能成為真學歷呢？這些人都沒有指鹿為馬的本事，又怎能爬到國共兩黨的核心位置呢？

AIT邀請洪秀柱訪美只是基本的禮儀。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一向親北京的美國學者沈大偉，繼發出中國崩潰論之後，又在香港發表演講指出，中共美關係持續惡化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 沈大偉認為，在中美關係中，競爭成份不斷增加，並成為主要成份，合作則退居次席，並且正在逐漸弱化。彼此合作的空間減少了，因此為了建立合作關係而召開的政府間會議，就變得越來越形式化，並不時出現充滿火藥味的場面。 沈大偉強調，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美關係愈來愈難達致平衡──要令關係轉趨正面、並於未來朝積極方向發展，就更加困難。「我和許多人都認為，兩國關係多年來風波不斷，雙方也一直未能達致廣泛共識，無法締結真正可持續的夥伴關係。中美關係之所以仍能維繫，只不過是出於對關係破裂的恐懼。但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兩國之間其實並沒有真正深厚的聯繫。」 中美關係的惡化，不僅是因為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更是因為中美兩國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民族身份﹑社會價值觀和世界觀等方面存在巨大的、難以調和的差異，雙方很難在戰略方面作出重大妥協，並會認為彼此越來越難以共存。 換言之，中美之間已經開啓了一場新冷戰。那麽，台灣何去何從？ 在此國際格局劇變的背景之下，台灣的戰略地位如同當年韓戰爆發時那樣，分外凸顯。顯而易見，美國的對台政策不會再像2012年那樣，向國民黨方面傾斜。那時，美方的重心在中東地區，比較擔憂兩岸關係出現惡化的趨勢，故而支持國民黨。如今，美國的戰略重心已經從中東轉移到東亞，中國成為美國需要對付的頭號敵人，故而美國對向中國一邊倒的國民黨不再信任，反過來支持更具台灣民意基礎和本土意識的民進黨。 此次蔡英文訪美，受到美方的破格接待，亦就在情理之中。並非是表明蔡英文個人有多大的個人魅力，而是說明美方意識到台灣是制衡中國威脅的一張好牌，而且民進黨加入民主國家同盟的意願十分清晰，能夠成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更何況，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的主流民意已經發生了逆轉，美方也必須正視和尊重這一情勢。 反之，作為國民黨唯一總統候選人的洪秀柱，在意識形態上偏偏比馬英九還要親中——很多馬英九敢做不敢說的話，洪秀柱口無遮攔地說了出來。她不僅親中，簡直就要投共了——若是在兩蔣時代，洪秀柱的一系列言論，如與中國簽訂和平條約等，就足以讓她被兩蔣定爲「萬惡的匪諜」，送到綠島管訓去了。而且，刑期一定比她的當年涉入匪諜案的父親要許多倍。在這個意義上，洪秀柱根本不是深藍，而是粉紅。真正的深藍，就應當遵循先總統蔣公的遺訓，不放棄「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反攻大陸」的遠大理想，那才是國民黨的「擎天一柱」。 於這樣一名即便在國民黨內也最親中的候選人，美國自然不會感冒，也會給予禮遇和支持。這一點，洪秀柱本人心知肚明，她知道美國駐台辦事處發出的邀請只是出於基本的禮節，她到美國訪問很難像蔡英文那樣一路凱旋。所以，她大言不慚地表示，她現在不必去美國訪問，等當選之後，美國人自然是「招之即來」。狂妄到了自戀的地步，愚蠢到了白癡的程度，不像是總統候選人，倒像是娛樂節目「康熙來了」的搞笑主持人。 洪秀柱眼巴巴地要跟中國簽訂和平協定，殊不知，在中國眼裡，所謂的「中華民國」早已是過去時，早已被共產黨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堂堂國民黨副主席和立法院副院長，真個是「洪女不知亡國恨，隔海猶唱後庭花」。

  訴諸於國民黨百年來的歷史，就可明明白白地知道，國民黨人從來就是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窮人從來就被他們像螻蟻一樣踐踏在腳下。（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放眼世界，台灣的政治人物最會講笑話，就連幽默大師林語堂亦甘拜下風。最近我聽到的一個最大的笑話，就是洪秀柱所說的：「我始終相信，中國國民黨是一個願意給窮人機會的政黨。」這個笑話的好笑程度，唯有對岸中共政權的雲南省委副書記、素有「能吏」之美名的仇和可以與之媲美——在今年的中國全國人大雲南組的會議上，仇和發言說，中國的體制是世界上最廉政的。話音剛落，他自己就被以涉嫌嚴重腐敗的罪名被中紀委直接從賓館帶走。 今天的國民黨與今天的共產黨一樣，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都是騙孩子的謊話，其實它們一樣都是權貴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所以才能締結成吳介民所說的「兩岸政商聯盟」。訴諸於國民黨百年來的歷史，就可明明白白地知道，國民黨人從來就是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窮人從來就被他們像螻蟻一樣踐踏在腳下。孫文和蔣介石，一個出生於富有的美國華僑家庭，一個出生於浙江大地主家庭，顯然不是家徒四壁的窮人。但是，他們自己家族的財富並不足以滿足其政治野心。於是，師徒兩人先後勾搭上富可敵國的宋家的姊妹花，不惜拋棄結髮妻子而成為宋家之女婿。從此，孫蔣二人才有了南面稱孤的本錢。 蔣政權統治中國期間，政商關係的代表人物是上海灘大商人虞洽卿。歷史學者馮筱才韋編三絕、竭澤而漁，寫出了《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一書，淋漓盡致地揭露出蔣介石與虞洽卿之間親如兄弟之關係。虞洽卿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資就是對蔣介石的投資：北伐時期，他幫助蔣介石籌措了軍費，居功甚偉；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他成為蔣介石與上海商界之間的橋樑，南京政府的重心不在南京而在上海。當時在華的日本觀察家精闢地指出：「雖然提拔蔣介石的是孫文，但救蔣介石於危難的實際是虞洽卿。」 隨着蔣介石地位的上升和國民黨政權的鞏固，虞洽卿對蔣介石的投資當然獲得了千百倍的回報。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抵達長江流域，虞洽卿所屬的輪船遭到軍方扣押。他立即向蔣介石申訴，蔣果然出手干預，命令將輪船放回。隨後，虞洽卿獲得了諸多特權，比如經營壟斷性的商車特權和道路許可。即便在戰時，他也呼風喚雨、一手遮天：第七戰區的余漢謀、第四戰區的張發奎、軍委會副總長白崇禧、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國光人，都曾為虞洽卿的運輸公司大開綠燈。蔣介石面前的紅人，誰敢得罪呢？同時，虞洽卿還採取一些非常手段，比如賄賂官員、利用黑幫恐嚇對手等。有報社曾揭發過虞洽卿的不法行為，但執法機關從來不敢展開調查。 政商化，給蔣介石和虞洽卿都帶來巨大的私利，卻讓國民政府衰朽不堪、民心盡失。抗戰勝利之後，本來是百廢待興、人心振奮，然而，由於領袖本人任由惡質的政商關係蔓延，上行下效，各級官僚和大小商人都在瘋狂地追求暴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成為蔣政權治下的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蔣介石雖然派遣太子蔣經國到上海去「打老虎」，卻已無力回天。短短三四年，南京國民政府便徹底崩潰，敗退台灣。 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模式，跟當初在中國的統治並沒有質變，仍然是依靠籠絡一群權貴來維持其政權。作為窮人家的孩子的洪秀柱，如果真的能夠挾四成多的高民調成為國民黨的黑馬和共主，並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爲窮人服務的黨」嗎？她首先做的事情，應當是將黨産歸零等等，如此，洪秀柱才能真正煉成「窮人的代表」，穩穩當當地走上問鼎總統大位的征途。

  柏克和韋伯所定義和獻身的政治，正是當下台灣社會最缺乏的政治。（圖左：柏克，圖右：韋伯。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中國作家王朔有一句名言：「無知者無畏」。這句話若放在台灣，就要改寫成：「有錢者無畏」。台灣各大財團的頭頭腦腦們，常常發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言論，比如遠雄董事長趙藤雄就在記者會上說：「政治太可怕了，我永遠搞不懂，也永遠無法理解政治」。 政治可怕嗎？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政治乃公民共同治理的過程，政治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它既不複雜，也不骯髒。因此，政治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黑金政治、密室政治、裙帶政治。 官商勾結的政經模式，使得少數財團和財閥牢牢掌控國家經濟命脈、剝奪普通民眾創業致富的機會。由此形成的「不正義的政治經濟格局」，就是目前台灣種種社會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遠雄正是這種血吸蟲般的惡性財團之一，它不像谷歌、蘋果那樣靠科技創新、技術發明、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而致富，而是靠「金彈銀丸一起發，敢把官員拖下馬」的秘訣成為業內的大恐龍。 長期以來，趙藤雄在黑金政治的醬缸中遊刃有餘、揮金如土，而一旦政府換上了一名清廉首長，嚴厲杜絕明裡暗裡的賄賂和收買，他便立即窮途末路、醜態畢露，故而感嘆「政治太可怕了」。這樣指鹿為馬的記者會，比狗血電視連續劇還要精采。無論想像力如何豐富的編劇，都編造不出如此厚顏無恥的臺詞。 夏蟲不足以與冰，醬缸中的蛆蟲豈能知曉醬缸外的世界有多麼清朗、芳香、明亮？在民主社會，政治可以成為一種崇高的理想，正如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柏克在1774年競選國會議員之時所說：「我希望成為國會的成員之一，讓我能有一席共創美德並抵抗邪惡的座位。」柏克如此定義民意代表的職責和使命：「民意代表應該要把自己住在一個最團結、最廣達基層、最沒有障礙阻撓他與選民之間溝通的選區，視為自己的一種榮譽和快樂。他應該要將選民的期望惦記在心，尊重選民的意見，並且持續關心民間的事業發展。……他還要將選民的利益超越他自身的利益。」 德國社會學家、思想家韋伯在一戰之後百廢待興的情形之下，將政治作為一種可以為之獻身的「志業」。韋伯將「志業」與「職業」作出明確區分，他指出：「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他強調說，偉大的政治必須包含理想的成分，乃至具有如同宗教信仰般的地位：「政治行動若要有其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一個理想的意圖。……這樣的一個理想究竟以什麼形式出現，乃是一個由信仰來決定的問題。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關於一個民族的、或全人類的，可以是社會和倫理性的、或著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屬於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 柏克和韋伯所定義和獻身的政治，正是當下台灣社會最缺乏的政治。或許，這次正可以藉由趙藤雄對政治的汙名化，讓人們追本溯源，重塑「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的公民政治模式。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美國，受到美方隆重接待，並在國會發表演講。談及二戰歷史，安倍對日本在二戰的角色表達「深切懺悔」。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美國，受到美方隆重接待，並在國會發表演講。談及二戰歷史，安倍對日本在二戰的角色表達「深切懺悔」（deep repentance），堅稱日本絕不可以迴避其二戰行徑為亞洲人民帶來的苦難，表示繼承其前任的談話。同時，安倍特別表示「心懷敬意永恆哀悼」二戰陣亡美軍。安倍的演講獲得美國國會議員的多次熱烈鼓掌。 此次安倍訪美，顯示美日同盟牢不可破。在習近平以亞投行撬動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紛紛放水和倒戈之時，大國之中，唯有日本拒絕加入中國陣營。 日方審時度勢、擇善而從，原因有3。首先，日本政府意識到，儘管當年美、日兩國的軍隊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廝殺，但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美日聯盟爲日本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如今，受和平憲法束縛的日本，無法單獨對抗中國的威脅，唯有與鞏固與美國的聯盟，才能確保東亞的和平。其次，根據國際關係的常識可知，唯有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才能建立真正的契約關係，一黨獨裁的中國，是不值得信賴的。再次，中共的金融體系是不透明的，亞投行不會遵循國際準則，其目的只是彰顯中國稱霸的野心，日本為何要為之站台呢？ 對於美日同盟的鞏固，中國方面深懷疑懼。習近平上台之初，第1個訪問的國家是俄羅斯，並在一年之內多次與普亭見面，明顯擺出聯俄抗美之架勢。習近平可以聯俄，卻看不得日本聯美。就在安倍訪美之際，香港《明報》在新聞報導中刻意扭曲安倍的演講，說安倍只是深深懺悔，而拒絕道歉。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更是氣急敗壞地辱罵「美日同盟是冷戰特定歷史背景下的雙邊安排」，早該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強詞奪理，莫過於此。深深懺悔難道不是道歉嗎？當年，中共當局被國際社會孤立，急著要與日本建交，並沒有提出日本先道歉、再建交的先決條件。此後，日本歷屆首相多次反省戰爭罪行，中國方面卻在雞蛋裡挑骨頭，說日本的道歉不夠真誠和深切。這一姿態，是爲了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轉移民眾對現狀的不滿。 如果說道歉，中共才最該向中國人民道歉。中共政權屠戮的中國人的數量遠遠多於當年的日軍，中共何嘗爲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屠殺道過歉？難道被日軍屠戮的中國人就重如泰山，而被中共屠戮的中國人就輕如鴻毛？這是一種多麽邪惡的「自我殖民主義」的思維！ 跟掩蓋和扭曲歷史真相的習近平相比，安倍的誠實和誠懇讓人肅然起敬。習近平在其赫赫有名的「七不講」宣告中，就有「不得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的命令。自己諱疾忌醫，又有什麽資格來要求別人對其推心置腹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國民黨雖然是執政黨，其執政已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作為執政黨的黨主席的朱立倫，在北京享受的禮遇甚至遠遠不如當年作為在野黨的黨主席的連戰和吳伯雄——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接見朱，連台灣廳都吝於一用。（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在已經有多名國民黨主席或名譽主席登陸的背景下，朱立倫的這趟朝貢之旅了無新意。兩岸媒體挖空心思才找出了一個朱習會的特色：朱立倫是國民黨在台灣作為執政黨期間，第一位赴中國與共產黨黨魁會面的國民黨黨魁。 然而，國民黨雖然是執政黨，其執政已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作為執政黨的黨主席的朱立倫，在北京享受的禮遇甚至遠遠不如當年作為在野黨的黨主席的連戰和吳伯雄——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接見朱，連台灣廳都吝於一用。由此可見，在雄才大略的習武帝心目中，台灣的地位不過是在清朝全盛時期歸屬帝國的一個小小番邦，連一個省的地位都不具備，只能算是附屬於福建的一個地區而已——連一個巡撫都不必派遣。 習近平先聲奪人，在會晤中提出了雙方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的5點主張：包括堅持「九二共識」、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兩岸人民「心靈溝通」、國共兩黨增進政治互信、兩岸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復興等。習近平的五點主張，是五顆連糖衣都舍不得包裹的毒藥。滿臉橫肉、匪氣十足的習近平，就是要強迫台灣把這五顆毒藥含淚吞下去。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會計遇到流氓，也就只能低三下四、唯唯諾諾了。如今，朱立倫手中連一張談判的籌碼都沒有，這場會面也就成了習近平自編自導自演的獨角戲。朱立倫本非開疆拓土之雄主，而是勉強守成的技術官僚，內部受馬英九及國民黨各大豪強門閥之牽制，外部則是民進黨兵臨城下以及太陽花世代公民意識的覺醒，內外交困，他已然是國民黨百年以來最弱勢的黨主席。面對氣焰熏天之中共，這位縮手縮腳的國民黨主席，寧願自己是個兩袖清風的教授和老師——他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的時候，不經意間流露出了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對於龍行虎步的習近平，既然不能曉之以理，就只能動之以情了。於是，朱立倫在三跪九叩之後，祈求習近平高抬貴手，賞賜一點國際空間給台灣。然而，就連亞投行這個中國自己打拼出來的「國際空間」，中共都不願讓台灣用「中華台北」的這個慣用名加入，睥睨天下的習近平哪裡會在意國民黨這群孤臣孽子的感受？儘管朱立倫信誓旦旦地表示，2005年之後，國民黨已經把九二共識納入黨綱，習近平仍不為所動，沒有給出任何具體承諾。 而習近平的五點主張，虎虎生風、招招致命：第一，九二共識原本就是子虛烏有的「皇帝的新裝」——若是共識，何須「各表」？沒有「各表」，就成了中共自說自話：中華民國早已在一九四九年滅亡，台灣的地位必須是中國的一個省。台灣人民能接受這樣的共識嗎？台灣人民可以通過公投來表達他們的意願嗎？ 第二，所謂兩岸利益融合，無非是吳介民所謂的「兩岸政商集團”這個特權階層的利益融合。台商登陸和陸客登台，台灣普的通民眾并沒有直接獲利。相反，負面效應一一呈現：陸資或准陸資（如旺旺集團），控制傳媒，洗腦有術，成為顛覆台灣民主價值的「第五縱隊」；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即將崩盤，陸資湧入台灣炒房，使台灣房價直線上升，在地人和年輕世代反而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居住正義」。 第三，兩岸人民能夠心靈相通嗎？獨裁文化和民主文化從來格格不入，東西德和南北韓有過心靈相通的時候嗎？除非中國共產黨放棄「一黨獨裁、遍地是災」（抗戰後期，共產黨在《新華日報》上譴責國民黨的社論中的名言）的統治模式，完成民主轉型，拆除瞄準台灣的兩千枚飛彈，公開宣佈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兩岸才有可能成為親密的兄弟之邦，兩岸人民才能實現心靈相通。 第四，國共兩黨增進政治互信，這倒是「習五點」中唯一的實話。國民黨早已放棄了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光復大陸的遠大理想，將九二共識納入黨綱，也就意味着國民黨願意做中共的「兒子黨」，像那些在人民大會堂裡面對共產黨畢恭畢敬的花瓶黨——「八大民主黨派」——那樣，做個被保養的小妾，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豈不快哉？從此不必再念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緊箍咒了。 第五，兩岸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是一個連習近平自己都不相信的彌天大謊。首先，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偽概念，根本不符合現代科學對「民族」這個概念的定義。就連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個說法的梁啓超，在晚年也否定了這個生造出來的概念。其次，中共的高官顯貴當中，沒有一個對中國的未來有信心，八成以上的富人都已移民歐美，就連習近平本人都將女兒送到哈佛大學唸書，又有什麽資格要求別人爲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虛無縹緲的遠景而獻身呢？ 共產黨從來都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朱立倫的算盤打得再好、打到了美國博士的水準，若不明瞭中共的這一本質，就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最後亡國滅種、身敗名裂。

台灣人在太陽花運動中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而對香港來說，更當謹記的是：今日西藏，明日香港。（黃謙賢攝，民報合成）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宣稱：「基本法每字前後左右裏外充滿愛」。言下之意就是，黨中央如此憐愛你們這群前殖民地的二等公民，賜予你們基本法作為護身符，你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清華大學王振民還表示，《基本法》是憲制性法律，不應輕言修改，否則將會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穩定。（當然，如此解釋基本法，還得北京說了算。）他更表示，美國、英國的憲法已有二、三百年沒有修改過，這是人家社會政治穩定的原因。 事實上，美國憲法由生效至今的226年內，總共修改了27次；英國並沒有成文憲法，英國議會可以以通過一項普通法案的方式對類似憲法的法律的內容加以改變，例如朝野各黨派就在近期修改了國會任期。法盲院長這次鬧了個大笑話，由此可見中共的御用文人往往只有三流水準，中共已經無法吸納第一流的人才爲其服務，所以王振民才能當上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 中國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尊馬列主義爲最高價值，法學也不例外。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說過，法律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法律的本質是暴力，是暴力最強者為了利益的獲取與分配而制定的遊戲規則。王振民的「基本法就是愛」的說法，顯然來自溫情脈脈、虛情假意的資產階級學說，如果嚴格按照習近平批示的關於清理高校自由主義思想的「三十號文件」，理應將此類異端邪說清除出大學校園。 那麼，王振民為什麼敢於表達這種明顯不符合正統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的看法呢？他是一個愛人如己的宗教信徒嗎？當然不是。「基本法就是愛」絕非王振民個人的研究心得，而是奉旨行事。既然老一代的護法們日漸凋零，該輪到中生代的王振民們粉墨登場了。當護法可比當教授威風多了。 魯迅說得好，中國浩如煙海的歷史書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但字縫裏卻是「吃人」兩個字。魯迅在小說《狂人日記》中追問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因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號。王振民的「基本法就是愛」的說法也是如此：他拋給香港人的這個繡球，外表是錦繡，裡面是敗絮；或者說，是一顆包裹着辣椒的湯圓，一不小心吞了下去，會讓你從喉嚨到腸胃都翻江倒海、痛不欲生。 這就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愛——愛他們作為奴隸的靈魂，如果不願做奴隸，那麼鞭子便立刻抽上身來。台灣人在太陽花運動中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而對香港來說，更當謹記的是：今日西藏，明日香港。 西藏名為自治區，實為殖民地。藏人不僅身體不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也被剝奪。即便你躲進寺廟、出家爲僧尼，也無法擺脫中共的洗腦教育。日前，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陳全國在中共機關刊物發表文章，要求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讓僧尼不出寺廟就能瞭解黨和政府的政策」，「自覺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在黨和達賴喇嘛之間，只能選擇黨。如果站錯了對，愛就變成了坦克、機槍、飛機、大砲。 充滿諷刺意義的是，中共讓達賴喇嘛有家不能歸，中共滅絕藏人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共掠奪西藏的自然資源並破壞西藏的自然環境，卻還要人家感恩戴德、三跪九叩。就是當年的納粹德國，也沒有到如此厚顏無恥的地步。 達賴喇嘛說，他有可能宣佈終結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信奉無神論的中共卻說，達賴喇嘛必須轉世，轉世要由中央說了算。香港人說，根據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在「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雙普選合情合理；中共卻說，沒有黨人，焉有港人？港人要乖乖聽黨人的話，才能擁有美好的明天。 皇帝的新裝，該戳破了。

據海外媒體報導，正在武漢女子監獄服刑的「軍中妖姬」湯燦在例行體檢時，驗出血液中愛滋抗體呈陽性。圖：翻攝網路   據海外媒體報導，正在武漢女子監獄服刑的「軍中妖姬」湯燦在例行體檢時，驗出血液中愛滋抗體呈陽性，並經二次抽血確認。由於湯燦案背景複雜，湖北當局上報司法部，司法部再與軍方聯繫，將湯燦「保外就醫」送到武漢軍區總醫院治療。 湯燦曾是中共高官的「公共情婦」，包括已落馬的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薄熙來等人，還有大批仍然在位的政要，據稱人數以十計。當局已通知相關部門，要求與之有染者進行愛滋病抗體檢查。此事件在中共高層引起極大的恐慌。 當年，國共爭奪天下時，國民黨攻擊共產黨「共產共妻」。其實，共產黨從來沒有實現過「共產」，卻有「共妻」的「光榮傳統」，從江西瑞金到陝西延安，即便瀕臨窮途末路，亦不忘跳舞淫樂、醉生夢死。中共鼓動無數農民參加革命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這比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宣告更有千百倍的吸引力。 中共以反腐為名展開新一輪的殘酷內鬥，已經進入貼身肉搏、見血封喉的階段，遠看像是《水滸傳》，近看卻是《金瓶梅》。中共的宣傳部門在互聯網上不遺餘力地掃黃，豈不知共產黨自己的故事就是AV劇集：薄熙來在法庭上抱怨說，谷開來與王立軍之間有曖昧關係，自己也曾「亂搞男女關係」；周永康案即將開庭審判，雖然殺妻再娶的罪名從起訴書中消失了，但「百雞王」的故事讓匹夫匹婦面紅耳赤；徐才厚死後亦不得安寧，媒體披露說，在其被拘捕之時，仍在與軍隊文工團的美貌女戰士「挑燈夜戰」。 這些人個個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否則怎能位高權重？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記載，有一次，他在爲毛檢查身體時發現，毛從一名文工團團員那裡染上了陰道滴蟲病。但毛不願接受治療：「既然對我沒有什麽害處，那又有什麽關係，何必大驚小怪哪！」 李志綏説，一旦傳染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了笑説：「這不會，我早就同她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 李志綏建議毛至少局部清洗乾淨，毛的回答很乾脆又醜惡：「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所以，毛到死前都是滴蟲攜帶者，傳染給他無數的「女友」。 禍國的不是紅顏，而是不受制約和監督的、無法無天的權力。湯燦未必比其他那些「軍中歌唱家」更壞——彭麗媛若不是嫁給習近平這個高幹子弟，命運很可能跟湯燦差不多，如紅樓夢中《好了歌》所唱：「正歎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 從章家敦到沈大偉，諸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幾度預言中共政權的崩潰，其預言卻未能應驗。或許，中共不是亡於經濟衰退、政治僵化和民心厭棄，而是亡於無色無味的愛滋病毒。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太陽花學運期間，我在臉書上讀到一首寫給鄭南榕的詩歌，其中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我們不會忘記你椎心瀝血寫在生命記事本上的每一句話， 「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 「臺灣不是一條船，她是一塊固定在地球上的陸地。」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我叫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 那樣的你，是如此從容而自信，臺灣人的自信。 25年了， 敵人還未倒下， 但臺灣的年輕人， 會站在你巨大而勇敢的肩膀上， 繼續為我們的祖國臺灣奮鬥， 用燃燒你身軀的那把火， 繼續點燃一代代屬於臺灣的民主之火。 敬你，南榕前輩。 2014年4月25日，我抵達台灣的第一天，正好遇到哲學星期五與輔仁大學合辦的系列講座的第一場，由葉菊蘭女士主講，而下個月的主講者就是我。我想，這是一個觀看追求自由的歷史如何代代傳承的好機會，便風塵僕僕地趕去輔仁大學。 誰是鄭南榕？ 一身黑衣的葉菊蘭，含着微笑坐在講臺前，如她的名字，人淡如菊，其秀如蘭。 經歷了那麼多的生離死別、火燄與燭光，她已望斷天涯路。 在這間能容納一百多人的教室裡，座無虛席，全是青春得讓我心生羨慕的年輕學子。除了輔仁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台大、政大、中正大學、臺醫大、交通大學等學校的學子。 他們為什麼要來聽這場名為《剩下的事還有很多：鄭南榕留給我們的遺產》的講座呢？ 學生們如是説： ——今晚我們可以自由地講話、辦講座，是鄭南榕努力的結果。所以，我要瞭解他是誰。 ——鄭南榕才是我心目中的國父。 ——我爸爸是國民黨人，他反對我參加太陽花學運。我告訴爸爸説，蠢的不是我，而是你們，你們被國民黨騙了這麽多年卻不覺悟。 ——我是1988年出生的，以前完全不知道鄭南榕，感謝太陽花學運，讓我瞭解台灣的歷史。我也支持台灣獨立！ 今天臺灣的言論自由，是鄭南榕等先行者用生命換來的。臺灣的民主，並非如彼岸的中國人想像的那樣，是蔣經國在總統府裏大發慈悲、賞賜給臺灣人民的。從來沒有不流血而來的自由，如鄭南榕所説，你不可能永遠當觀眾。 鄭南榕出生於1947年，就是“二二八”屠殺的那一年。他少年聰慧，在建國中學就讀期間，常常去附近的書局找書讀，特別喜歡讀水牛出版社的書。他曾在成功大學工程系念了一年，因不願做工程師，想當真正的思想家，遂轉入輔仁大學哲學系和臺灣大學哲學系，卻又因堅持不選修《國父思想》課程而未能畢業。 葉菊蘭的故事就從輔仁說起，他們的戀愛是在這個校園裡發生的。葉菊蘭説，再來到輔仁，感到既溫馨又傷痛。那時，他們剛談了三個月的戀愛，鄭南榕便告訴葉菊蘭的其他追求者説，我“主張”這個小姐是我的未婚妻——可見，他是一個多麽有“主張”的人！鄭南榕日后斬釘截鐵地宣佈“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不是一時興起。在那個時代，這個主張本身就觸犯了國民黨的法律。 葉菊蘭説，作為戀人的鄭南榕英俊瀟灑，熱情浪漫。那時候，每個學生都有一個置物櫃，鄭南榕每天寫一張卡片，跟一朵花一起放進去。後來，鄭南榕是一個激發出妻子的自信和自尊的好丈夫，“他讓我知道自己也可以成為不錯的人，他告訴我，女性可以做到多麽優秀！”鄭南榕也是一個愛死了女兒的父親，女兒出生時放在保育箱裡，“他透過玻璃整天盯着看，我對他説，又不是從你的肚子裡面生出來的！” 可是，42歲那一年，鄭南榕還是選擇了離開，他不願讓下一代生活在恐懼和暴政之下，他要以自己的死喚醒沉睡的台灣人，正如學者張錫模所説：“自由的靈魂，不能與邪惡共存，這是鄭南榕在可以不死亡的情境下卻選擇主動走向死亡的根本意義。在人類歷史上，這種在最根本的精神面上對邪惡的拒絕，是最高層次的反抗。” 演講會完畢，我邀請葉菊蘭女士照一張合影。她還不忘細心地幫我整理了一下衣領。這個小小的細節讓我深受感動。葉菊蘭眼中的鄭南榕，始終是一位優雅的反抗者。當年，國民黨污衊街頭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作為“行動的思想家”的鄭南榕，走上街頭的時候，每一次都西裝革履、風度翩翩。於是，葉菊蘭在其影響下，也穿着套裙和高跟鞋上街抗議。 在這自焚的現場，有火灼痛我 第二天上午，我如約去自由巷鄭南榕紀念館參觀。自由巷，跟臺北任何一條古舊狹窄的小巷一樣，若不是特別注意到巷口掛著「自由巷」的小牌子，一不留意就走過去了。自由巷，即民權東路3段106巷3弄，全長365米、寬約6米。小巷以「自由」為名，因為巷內的11號3樓是鄭南榕爲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之地。 鄭南榕紀念館位於《自由時代》雜誌社的舊址。按門鈴上3樓，首先映入眼廉的是鄭南榕的半身青銅塑像和巨幅畫像、照片。館內保留的辦公室自焚現場一角，焦黑的牆面、地板、陽台的鐵網及現場遺留的物品，讓人回到鄭南榕自焚那一驚心動魄的時刻。一副雖已明顯炭化卻維持外形完整的匾額，橫擺在鄭南榕生前常常通宵趕稿時使用的躺椅的骨架上。匾額上原來寫著：「爭取言論自由，維護人權尊嚴。」這兩行字焚燒之後早已模糊不清，但它是鄭南榕精神的最佳概括，也是指引台灣未來走向的路標。一台停留在上午9點15分的打卡鐘，彷彿提醒著每個參觀者，鄭南榕的生命是在那一刻終止的。 在這裡，不由得你不低頭靜默。葉菊蘭説：「每當我走進小小的鄭南榕紀念館，縱使我百般不願，還是必須面對鄭南榕。每走進去一次，我就必須面對1989年4月7日那一刻、那種痛、那種決絕、那種殘酷；面對我跟竹梅人生就此走向一條截然不同的路的那一天。」我在這個開着冷氣的房間裡，仍然感知到烈燄向肌膚襲來時的灼熱。 館內珍藏了鄭南榕各個時期的筆記和手稿。資深導覽員陳世昌告訴我，鄭南榕在日記中記載了與殷海光的會面，殷海光勸其離開台灣。殷海光敏銳地發現，以鄭南榕的性格，無法與專制政權“和平共處”。 但是，鄭南榕決心“以活在全世界的心情活在台灣”。1988年12月10日，鄭南榕任主編的《自由時代》刊登許世楷教授起草的《臺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鄭南榕被控以「叛亂」罪嫌。他拒絕出庭應訊，宣稱：「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他展開了長達71天的「自囚」。 1989年4月7日清晨，軍警重兵壓陣，強行闖入拘提，鄭南榕引火自焚，以一具挺直振臂的焦黑姿態，展現了“焚而不毀”的尊嚴與氣魄。 在展廳裏展出的鄭南榕各個時期的照片中，我最喜歡的是的「鄭南榕這個人，上了手銬，依然微笑！」的那一張。他驕傲地宣稱：“審判我就是審判新聞自由！”他的笑容那麽燦爛，讓我想起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言：「我欣賞戰鬥中，依然微笑的人。」 鄭南榕基金會的董事長、詩人李敏勇專程趕來與我會面。受鄭南榕的吸引，李敏勇多年義務擔任此職。他如此闡釋鄭南榕的意義：鄭南榕是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他堅信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想像自己的國家。李登輝曾提出台灣是“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近代以來不同時期來台灣的人，包括1949年因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而來台灣的人，形成了被動的、共同的命運；而鄭南榕倡導的“自由人共同體”，則是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共同體，從自由始，以自由終。 人的自焚與島的涅磐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在詩歌《焚書》中說：「不要焚燒我的書。焚燒我！」鄭南榕追求抽象的自由的價值，讓那些爲柴米油鹽疲於奔命的人無法理解。其實，人本來就是自由的，是惟一的和珍貴的。西人有云，不自由，毋寧死；華人有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鄭南榕的自焚，乃是要為焚書的暴行和暴君控制民眾靈魂的狂想劃上休止符。 1969年1月16日，20歲的捷克查理大學哲學系學生揚-帕拉赫，為抗議蘇聯入侵捷克，在瓦茨拉夫廣場自焚。捷克人相信這句諺語，「如果你很弱小，就要明白命運的秘訣不在於力量而在堅忍」。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地追求自由，經由「天鵝絨革命」終於成功。捷克政府將1月16日列為國家紀念日。 2011年1月17日，26歲的突尼斯青年艾代爾，在街頭售賣水果和蔬菜，遭到執法人員毆打，遂以自焚抗議。全國各地發生騷亂，獨裁者本·阿里逃離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席捲埃及、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等國，貌似固若金湯的獨裁政權如多米諾骨牌般轟然倒下。 2012年以來，一百多名藏人自焚身亡。中共政權將自焚者斥之為「恐怖分子」。但稍具常識者都知道：若非中共以暴政統治西藏，剝奪藏人的信仰自由，這些信奉佛教、熱愛和平的僧人、婦女和學生，又怎麼會燃燒自己的身體？藏族詩人丹真宗智在參觀了鄭南榕紀念館之後，不禁聯想到藏人不斷自焚的消息：“這樣的紀念館多麽重要，對亞洲、對西藏發出了自由的強烈訊息。” 對於42歲的鄭南榕來說，人的自焚，換來島的涅盤。與我同時在紀念館裡參觀的，有兩個來自輔仁大學的小女生，她們對陳世昌説，伯伯，我們想知道更多鄭南榕的事情。 台灣不能沒有鄭南榕，也不能忘卻鄭南榕。導致鄭南榕點火自焚的前線指揮官侯友宜，在陳水扁時代當上警政署長；國民黨上臺之後，又成了新北市副市長。在任何時代都活得風生水起的侯友宜，與“挺身而出，做自己的主人”的鄭南榕，你願意做哪一個呢？ 威權時代雖已過去，但威權締造的臣民人格仍未被打破。所以，才會有成功大學校方拒絕接受師生票選命名“南榕廣場”的結果，才會有獲得英國歷史學博士學位的成大教授王文霞將鄭南榕比喻為伊斯蘭恐怖分子。 沒有鄭南榕那樣的人物的國族是可悲的。在中國，人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豬仔般活著。有鄭南榕那樣的人物的國族是幸運的。在臺灣，人們被鄭南榕自焚的火光喚醒，睜開眼睛，打開心門，邁開腳步，張開雙臂，迎接自由。 台灣人繼續走在鄭南榕的道路上，在太陽花學運的日子裡，鄭竹梅，鄭南榕惟一的女兒，每天下班之後都默默地來到那座“難容南榕”的廣場上，向過往民眾派送反核的聯署信。匆匆來去的人們，多半不知道她是鄭南榕的女兒。

習近平上臺之後，拋棄了江澤民和胡錦濤謹守的、鄧小平留下的「韜光養晦」的遺訓。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異議作家)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的開幕演講中苦口婆心地兜售「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他聲稱：「我們要把握好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希特勒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也激情澎湃地宣揚過「歐洲命運共同體」的思路，很多歐洲的政治家和民眾對此五體投地，認為在希特勒的推動下，歐洲從拿破崙以來從未實現過的長久和平即將變成現實。然而，短短幾年之後，納粹的鐵蹄就踐踏了大半個歐洲。今天的習近平會是昔日的希特勒的升級版嗎？ 習近平上臺之後，拋棄了江澤民和胡錦濤謹守的、鄧小平留下的「韜光養晦」的遺訓，面對軟弱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悍然宣稱「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國。」言下之意是說，太平洋的那邊歸你管，太平洋的這邊歸我管。於是，整個東亞都被習近平納入囊中，東海、南海等平靜多年的區域，重新硝煙四起。中共對準台灣的導彈，也猛然增加到接近兩千枚。這樣一個虎狼之國，誰願意與你做「命運共同體」呢？ 習近平粉飾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熱愛和平的國家。但事實是，中國歷史上多次征伐高麗、越南及西域各國，每次戰爭都是血流成河、屍橫遍野，連詩人也詠歎說：「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深閨夢裡人。」 中共建政之後，與週邊國家更是劍拔弩張、眈眈相向。中國與蘇俄、韓國、越南、印度等國都發生過規模不等的戰爭，中共在邊界衝突中習慣於採用武力解決問題。 習近平喜歡引經據典，他引用中國先賢孟子的話「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來證明「不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但是，文明與不文明（野蠻）之間當然有優劣之分，民主、自由與獨裁、暴政之間當然有善惡之別。野蠻、獨裁、暴政絕非文明的另一種形式，絕非多元文化之一種。習近平在國內秘密發佈文件，命令媒體和大學「七不講」（包括不能講普世價值、民主憲政和公民社會），殊不知，有這些「不能講」的價值，如何締結「命運共同體」呢？ 習近平對新加坡模式情有獨鍾，在講話中特別向剛去世的李光耀致意：「李光耀先生是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為亞洲和平與發展以及亞洲同世界的交流合作作出了突出貢獻。」然而，習近平一定忘記了，被他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李光耀，在生前對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態勢深感不滿，並向媒體抱怨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十三億人民不高興了，請搞清自己的位置。」 薑還是老的辣。李光耀的一句話就戳破了習近平苦心打造的「亞洲命運共同體」的肥皂泡。

中國M503航線29日正式實施，引發台灣公民團體、台聯的抗議。圖為中國北京。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近日，《雪梨晨鋒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俄羅斯，中國，所謂的伊斯蘭國政權都是法西斯」的重要社論。 文章指出，法西斯有三大決定性特徵，首先是專制，其次是權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國家高於個人。文章仔細分析了這三個政權的本質：普亭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國熊的爪子和牙齒」，並試圖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中國企圖克服西方帝國主義給他們帶來的百年恥辱，而一直對中國的孩子們洗腦「勿忘國恥」；ISIS則宣佈要恢復哈利法，恢復伊斯蘭教的偉大。灌輸仇恨、鼓動民粹、訴諸暴力，三者何其相似！文章最後得出結論：「雖然在政體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它們都是法西斯主義實體，它們放棄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對外擴張不願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 這篇文章嚴厲批評西方領導人漠視來自這三個政權的威脅，如同上個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之際，西方民主國家採取的「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的綏靖政策。文章對西方世界發出明確警告：「西方的領導人們不應該再玩文字遊戲了。以上三個上升中的威脅都是自由的敵人。它們否認自由，並且橫行霸道欺壓鄰國。我們的世界面臨著法西斯主義的復甦，而陷入經濟泥潭的歐洲和困於政治內鬥的美國，都還沒有意識到它們要面對的危險、憤怒的敵人是誰。」 其實，早在10年之前的2004年，中國獨立學者余世存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長文，梳理了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精神現象。余世存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麼人們該怎麼談論它，怎麼稱呼它，怎麼指望它呢？「定義中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來說，都是一個莫大的難題。余世存的指稱和概括是：「這個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為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為精準。」 1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坐二望一，可以支撐習近平狂妄地對怯懦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宣示說，太平洋之大，完全容納得下中美兩個國家——言下之意是，我們兩家可以平分天下，其他國家不足道也，要麽跟你們走，要麽跟我們走，總之只能當附庸國。習近平政權的對內鎮壓的殘暴酷烈和對外擴張的兇猛蠻橫，是並行不悖的。習近平「朕即天下」的自戀和自信，來自於他的太子黨身分，以及紅衛兵時代「不怕血」的青春記憶。如是，余世存在技術官僚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時代得出的「次法西斯主義」的概念，到了今天就可以將「次」字刪去了——習近平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 有趣的是，「中國是法西斯國家」這一精準的評論，來自處於西方世界邊緣地帶的澳大利亞，而不是處於中心地帶的美國或歐盟。澳大利亞與中國同屬亞太地區，但在地理距離上離中國相當遙遠，歷史上從來沒有與中國發生過軍事衝突，在現實中也跟中國沒有領土爭端，但澳大利亞日益感到來自中國的有形無形的壓迫和侵蝕。 這篇社論分析了近年來愈來愈緊張的地區局勢，始作俑者就是對擴張野心毫不加以掩飾的中國：「中國一直不放棄對鄰國領土的主權主張。儘管這幾個月來中國很聰明的淡化了言論。但是同時他們卻高歌猛進的至少四個島鏈上修建軍事基地和防禦工事，儘管這些島嶼在五個國家間有主權爭議。根據上個月南沙群島的衛星照片顯示，以前的小小島嶼現在變成了大量的直升機停機坪，跑道，港口和設施，以支援大量兵力進駐。」 文章繼而指出：「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有條理的，精心策劃的活動，目的是在南沙群島鏈建立一個擁有完善空運海運能力的堡壘，以對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臺灣等國。北京本來曾承諾過不會在此施行挑釁式舉動。當美國認為中國的施工行為會造成地區不穩定而要求北京停止時，北京竟不予理會。」 澳大利亞並不直接承受來自中國的武力威脅，尚且對中國的霸道做法、極權特質和法西斯化現狀有如此清晰的認識；反之，在中國近兩千枚導彈威脅之下的台灣，被中國領導人視為不惜動用武力也要收復的「分離省份」的台灣，卻很少有政府官員、學者、媒體和公衆深刻認識中共政權的本質。 國民黨政權以跟中國簽署《服貿協定》等貿易條款為拯救台灣經濟的靈丹妙藥，自己無能，而不惜引狼入室，不少民進黨人士亦有此種蕭規曹隨、白吃餡餅的想法；曾被譽為「亞洲的猶太人」的台灣商人，如今卻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去做生意，以為可以利用中國的奴隸勞工達致一夜暴富的目標，結果他們自己成了共產黨的打工仔；台灣的學界和文化界跟著政界、商界翩翩起舞，中國的紅地毯待遇滿足了不少文人雅士「今生的驕傲」，他們紛紛變臉為中國的辯護士；許多台灣媒體早已失去「第四權」和「扒糞者」的脊樑，蛻變成普通的企業商號，對來自彼岸的收買、招安「來者不拒、照單全收」；台灣的宗教團體如慈濟，自以為是東郭先生，可以馴服惡狼，心甘情願地成為狼口之美食。中國強行更改航線，視台灣領空為無物，台灣方面忍氣吞聲，媒體一片歌舞昇平——重要版面都在報導台灣是名列全球快樂指數第五的國家。 這樣的快樂可以持續到幾時呢？當年的南唐物寶天華、人傑地靈，南唐後主吟詩作賦、觀雨聽歌，民間大眾衣食無憂、文質彬彬，個個都是小清新、小確幸，誰能想到國家滅亡近在眼前？待到唱出「問君能有幾多愁」的時候，悔之晚矣。當年的捷克是中歐工業化程度最高、人民生活最富足的國家，面對旁邊納粹德國的張牙舞爪，捷克的統治階層和民間社會，採取鴕鳥政策、不聞不問，或者寄希望於英法的保護和調停。結果，等到納粹的鐵蹄長驅而入之時，世界一流的兵工廠拱手相讓，國破家亡、無人抵抗。 南唐的命運，捷克的命運，台灣會重複嗎？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出走 不再見2012年1月11日，我攜妻兒從北京 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 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當廣播宣布「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 不到4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然後回去交差。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有機會跟他們 「再見」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中共的暴政一天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的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朋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2010年10月起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鄉居 再行腳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了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布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2013年春和2014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了台灣的每一個縣市。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溼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砥礪 磨長劍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不亦樂乎？2013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的作品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我到台灣時，充滿了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的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版。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 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我遇到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2013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作了20多場公開演講；2014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畫作30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學運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真相，並傾聽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 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部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 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 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等數十人。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嶄新而鮮活的思路。我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 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我是台灣人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學運為中心，以台灣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中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興起後，關於太陽花學運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議題，立刻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中國知識界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反攻大陸」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 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 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 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 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 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作為四川人的我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價值。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民眾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 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支持台獨，我更以書為媒，在演講中、臉書上，結識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我在台灣發表演講，是身體力行支持台灣民主進程。這些演講稿中的十篇彙編成這本書，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立的前景如何？中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裂？知識分子如何彰顯公共性同時又堅持獨立性？我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片段在媒體發表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我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理越來越近。整理每篇講稿時，盡可能收入聽眾的問答及與談者、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更有現場感，讀者亦可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1963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西柏林時，曾以德語說「我是柏林人」，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在同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一天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如同1989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併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轉載自台灣教會公報2015年3月2日～3月8日/3288期）

釋昭慧對證嚴「義氣」相挺，引發不少議論。資料照片在功夫電影《少年黃飛鴻》中，當黃飛鴻與黑虎幫幫主雷公即將開始最後對決之時，雷公憤怒地質問這個曾經的義子說：「這些碼頭工人有我對你這麼好嗎？你居然就為了這幫烏合之眾，背叛我對你的信任？」彭于晏扮演的少年黃飛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我欠你的是義氣，來生再還你。但我向你追討的是大義，你必須為大義付出代價。」 於是，洪金寶扮演的雷公啞口無言，他開煙館妓院、販賣奴隸、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確實站在大義和公義的對立面。而個人之間的「義氣」，不能超越對大義和公義的追求。 華人世界從來罔顧大義和公義，而將「義氣」作為人生之最高價值。華人社會的第一重關係是血緣關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個體生命只有在此秩序中才有價值。然後，就是「桃園三結義」般的契約－所謂「結義」，就是以「義」為價值標榜，在沒有血緣關係的個體之間，締結和建立某種「血緣關係」。只顧「私義」下場慘在兩岸國共兩黨的政治邏輯中，仍然遵循這種「結義」的傳統。比如，習近平掀起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打掉的都是其他派系的大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既然人人都腐敗，以腐敗為名消除異己，也就百試不爽。反之，習近平曾任職的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追隨其鞍前馬後的大小官員，偏偏無一人落馬──難道習近平治理過的地方，全都是一方淨土？當然不是。這一現象說明，在習近平心目中，只要你屬於我的嫡系部隊，只要你跟我有人身依附關係，你就可平安無事。國民黨早在孫文、蔣介石時代，就以「義氣」治黨。蔣介石與各種政治勢力合縱連橫、結拜兄弟、換帖結盟、無所不為。蔣介石以黃埔軍校為基地，像曾國藩那樣建立一支私家軍隊。只要是黃埔系將領，只要對校長個人效忠，即便是個草包，也能青雲直上；而像孫立人、薛岳那樣的戰將，因為不是蔣信任的「私人」，無論戰功如何彪炳，亦只能靠邊站。所以，國民黨在大陸兵敗如山倒。到了台灣，國民黨依舊我行我素，把儒家的個人扈從關係演繹得淋漓盡致。馬英九主政以來，對政治生態最大的破壞，就是以「私義」取代大義和公義，不顧公共輿論，用人全憑個人的親疏關係。直到其最親近的小團體、小圈子全都棄船而去，馬英九本人仍舊懵懂不悟。罔顧是非有違佛訓政壇如此，宗教界亦如此。昭慧與證嚴兩位比丘尼之間的互動，濃縮為證嚴表彰昭慧「講義氣」的一則簡訊。然而，佛教的真諦難道是「義氣」嗎？這種用「義氣」壓倒是非、善惡判斷的做法，並不符合釋迦牟尼的教導。釋迦牟尼不是讓弟子們在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時，要敢於作「怒目金剛」，甚至「捨身飼虎」嗎？兩位名聲讓人如雷貫耳的高僧大德，無需查考佛經，只需向黃飛鴻學習，便可知道大義和公義遠遠高於「義氣」的簡單道理了。中國旅美異議作家

 朱立倫參選國民黨主席，成為惟一候選人，然後以絕對高票當選國民黨主席。得票率之高，與他在新北市長選舉時的「慘勝」形成鮮明之對比，卻可以跟上了絞刑架的伊拉克獨裁者海珊和搖搖欲墜的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相媲美。此得票率之高，不是朱立倫的榮耀，而只能說明，國民黨人的心思意念與台灣的主流民意差之千里。左立者為前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右二為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圖片來源：維基圖庫。藍營媒體和香港的親共媒體紛紛發表評論說，朱的崛起可能產生所謂的「葉爾辛效應」，即當地方諸侯的民意基礎與中央相當時，權力可能凌駕中央。換言之，藍營的諸多大老以及彼岸的共產黨政權，已經視馬英九為「政治僵屍」，轉而以朱立倫為藍營之「新君」。此刻，馬英九時代落幕，朱立倫時代開幕。但是，用葉爾辛來比擬朱立倫，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聯想。葉爾辛雖然曾為共產黨高官，身居蘇共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要職，後來卻成為共產黨的「魔鬼終結者」，是給共產黨的棺材釘上最後一顆釘子的人。1991年「819政變」發生之時，葉爾辛登上坦克發表演講，一時群情激奮、應者雲集。手無寸鐵的民眾趕來聲援，奉命鎮壓的軍隊不敢開槍，一天之內，局勢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變失敗之後，身為民選的俄羅斯總統的葉爾辛，更是乘勝追擊，逼迫脫困歸來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辭職。戈巴契夫在無奈之下只得黯然下臺，克里姆林宮的鐮刀斧頭旗幟落下，蘇聯帝國不復存在。葉爾辛隨即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禁止蘇共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活動。蘇共高官顯貴狼狽逃離蘇共中央大樓，樹倒猢猻散，好不淒慘，這就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無法理解的一幕場景──「竟無一人是男兒」？其實，習近平說錯了，葉爾辛才是真正的男兒。那麽，朱立倫有葉爾辛那樣的勇氣和決心，能毅然終結國民黨的威權模式嗎？或者說，朱立倫能將百年老店的國民黨改造成一個議會民主政治下的競選型政黨嗎？朱立倫在國民黨九合一大選挫敗之後臨危受命，宣稱要恢復國民黨的「創黨精神」。單憑這一句口吐蓮花的誓言，就表明他仍然活在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政治傳統中，而不是活在太陽花盛開的、大步深化民主自由價值的台灣。朱立倫一點也不像葉爾辛，卻像是馬英九的升級版。朱立倫所說的國民黨的「創黨精神」究竟是什麽呢？不是「天下為公」，不是「三民主義」，反倒可以用另外四個字來概括之：殺人放火。孫文算是國民黨的半個「黨父」，後來卻竊取了「國父」之榮譽。孫文不是現代意義上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家，而是依靠會黨起家的、如洪秀全之流的梟雄。孫文被日本學者鈴江言一稱為「中了會黨的毒」，主要依靠會黨的力量從事反清活動。辛亥革命前夕，日本浪人平山周與宮崎滔天奉日本外務省之命周遊中國，蒐集會黨活動的情報。兩人與孫文意氣相投，並向外務省彙報說，帶回了孫文這個「秘密結社的真實人物」。後來，平山周撰寫了《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一書，對孫文與秘密幫會之關係作了清晰的梳理。而帥學富編著的《中國幫會史》一書，更設置了「國父對洪門的瞭解與運用」之專章。該書引用孫文自傳中的內容：「以同志之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之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眾，然士林中人為數猶寥寥焉。」可見，孫文造反的策略是「以主義輸入草野豪傑間」，「我同志必須能指揮下層社會有組織之團體，而後於事有濟」。殺人放火是手段，出將入相是目標，所以國民黨從一開始起就排斥民主選舉，迷信謊言與暴力。其實，國民黨的另外半個「黨父」是宋教仁。宋教仁對歐美及日本的憲政體制有深入研究，一度將魚龍混雜、梁山好漢的國民黨改造成現代議會政黨。在民國建立之後第一次多黨競爭的國會選舉中，宋教仁領導這個煥然一新的國民黨大獲全勝，有望成為掌握實權的內閣總理。而那時卸下臨時總統職位的孫文，正在意興闌珊地四處遊歷。在此節骨眼上，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黨人以此為藉口發動二次革命。民國的命運遂急轉直下，議會政治亦被棄之如敝屣。根據近年來浮出水面的諸多史料，宋案之元凶並非袁世凱，而更可能是孫文。孫文是宋案的最大的獲利者，宋去世之後，孫文拒絕通過司法途徑緝兇、審判，不惜南北兵戎相見，又將國民黨帶回到帝制時代的黑幫傳統之中。變形之後的中華革命黨，奉孫文為元首，黨員必須向孫文個人宣誓效忠，黃興等人遂拂袖而去。此後的國民黨，便是孫文的國民黨，而非宋教仁的國民黨。孫文將黑幫力量借用過來，蔣介石則將傳統的黑幫升級為現代極權體制下的秘密員警。從暗殺陶成章到與杜月笙稱兄道弟，蔣介石無疑是以孫文為師；而創立藍衣社、軍統、中統等現代化的特務機關，集中明朝錦衣衛、清朝血滴子、蘇俄KGB、納粹蓋世太保和青幫、洪門、哥老會之優長，蔣介石則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全黨上下，無人能夠與之爭鋒。作為新任黨主席，朱立倫應當補上國民黨黨史這一課。只有知道國民黨之爛，爛在根子，才能對症下藥，使之起死回生。也就是說，讓國民黨脫離孫文和蔣介石的幽靈，成為宋教仁式的國民黨，才是今日國民黨的唯一生路。否則，又回到國民黨殺人放火的「創黨精神」那裡，那可真是飲鴆止渴，無藥可救呢。當年，葉爾辛在《我的自述》中感嘆說：「當人們瞭解到蘇聯社會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廉恥的掠奪，就會對黨失去最後一點信任。」如今，同樣是出生於國民黨既得利益階層的朱立倫，敢於刮骨療傷嗎？

 習近平掌管着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和警隊，為什麼還要對小小雨傘心存芥蒂？原來是香港的雨傘革命，讓這個自信滿滿的、號稱在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元首魂飛魄散。(資料照片：中央社)習近平訪問澳門，本來想效仿乾隆皇帝下江南，大張旗鼓、揮金如土地展示盛世之氣派。卻沒有料到，偏偏天公不作美，一場滂沱大雨，落得個淒淒慘慘戚戚的景象。最可笑的是，前去迎駕的有關人等，還被嚴令不得打雨傘，每人分配一件透明雨衣。習近平巡視澳門大學的時候，校方事先安排學生到校外觀光、看電影和享用大餐，反正從賭博中得到的稅收宛如金山銀山，教育經費也鼓鼓囊囊。習近平所接見的，是二十個精心挑選的、根正苗紅的乖乖孩。這些大學生不會打傘，更不會扔鞋。他們真的把習近平當作“大大”，把彭麗媛當作“麻麻”。既然君恩深似海，哪能不高呼萬壽無疆？習近平掌管着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和警隊，為什麼還要對小小雨傘心存芥蒂？原來是香港的雨傘革命，讓這個自信滿滿的、號稱在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元首魂飛魄散。習近平把雨傘當作顛覆國家政權的利器，自己不敢打傘，也不讓別人打傘。在北京召開奧運會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時候，超市中的菜刀統統下架，因為菜刀有可能危機社會的安全和穩定。比起菜刀來，雨傘更加危險。在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中，確實有武林高手以雨傘爲武器，他們或是翩翩書生，或是妙齡少女，撐着一把油紙傘，看似弱不禁風，實則雨傘一動，一招足以致命。而在中國的佛道廟觀中，一般都有一座天王殿。在四大天王中，有一位面目猙獰者，以雨傘爲隨身攜帶的武器。當年天兵天將與齊天大聖孫悟空作戰，這位天王打開雨傘，一下子就將孫猴子收納其中，可見雨傘之厲害。既然習近平害怕雨傘，會不會下旨命令天下所有的廟觀，全都重新塑造天王塑像，讓天王手中的雨傘消失得無影無蹤？其實，雨傘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只是和平示威而已。革命一詞，卻讓以“革命者”自居的共產黨政權心驚膽戰，對號入座地將自己當作“反革命”。當年，共產革命所反對、所打擊的對象，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如今，自習近平家族以下，哪一個共產黨高官顯貴不是腰纏萬貫、富可敵國？而且，他們早就將大部分的財產轉移到歐美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并與跨國資本翩翩起舞、水乳交融。所以，一聽到“革命”這個詞語，習近平及其左右立即如芒在背、坐立不安。此前，習近平視察工地時那張挽起褲管、自己打傘的親民照，被網友拼接成一張站在旺角街頭手執黃雨傘的幽默照，并入選佔中期間的最佳創意獎。而習近平沒有一笑了之的幽默感，他恨不得給這些膽大妄為的香港人安上“侮辱國家元首罪”，全都打入天牢、永世不得翻身。托香港人的福，雨傘成了習近平的眼中釘、肉中刺，恐怕他一輩子都要與雨傘無緣了。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網路資料）據《紐約時報》報導，中國鄭州市的一名九歲男孩最近給習近平寫了一封信，說他觀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北京峰會的電視報導後，覺得「習大大」是中國領導人的典範，但可能有些胖了。「習大大，您可以減減肥了，」這個名叫牛孜儒的男孩寫導。「不用像奧巴馬那麼瘦，像普京一樣就可以了。」男孩的父親看到這封信後轉給朋友看。地方報紙《鄭州晚報》注意到這封信並作了報導。之後，中國的新聞門戶網站對這篇報導廣泛轉載，但閃電般地被刪除。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說：「文章沒有提到習近平對這條建議的想法，但有件事可以肯定：宣傳機器並不覺得它有趣。」獨裁者什麽都不缺，最缺的就是幽默感。獨裁者是開不起玩笑的。明朝的時候，開國之君朱元璋當過和尚，便禁止天下人說「禿頭」這個詞語；清朝的時候，有個詩人隨手寫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結果稀裡糊塗陷入了文字獄，掉了腦袋。獨裁者是懷疑主義者。其權力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以暴力和謊言來維繫的，所以天天他們生活在盃弓蛇影、風聲鶴唳的氛圍之下，一句民謠、一個段子，就會讓他們心驚肉跳、如坐針氈。而體察上意的宣傳部，更是奉旨辦事，保證不出一點紕漏。即便是歷史題材的電影和小說，若有影射之嫌，也要立即下線、下架，統統封殺，所以姜文的新片便胎死腹中。比起謹言慎行的胡錦濤來，習近平顯得虎虎生氣。網友將胡錦濤形容為「面癱帝」，因為胡錦濤常常面無表情，從來不在公共場合表達其內心的喜怒哀樂；網友則將習近平戲稱為「包子帝」，因為習近平到慶豐包子店的那場親民秀，確實可以入選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單元。這個九歲的孩童，本來是中共洗腦式的宣傳教育的犧牲品，想通過這封「將肉麻當有趣」的諫言一舉成名。若是習近平真有海納百川的心胸，不妨給這個孩子回一封信，謝謝他的真摯建議，並承諾從此以後少吃飯、多運動，三五年之後便可以像普京那樣開飛機、玩柔道。如此，成就一段元首與孩子之間水乳交融之佳話。而這段領袖「愛民如子」、子民則視領袖為「青天」的故事，或許可以編入小學語文課本，代代傳誦。不料，中共宣傳部的官員容不得庶民大眾對領導人的體型和體重說三道四。這一次，還只是封殺新聞報導，下一次，或許就是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跟周永康關押在一起了。由此可見，習近平的「親民」是有限度的，關於減肥的話題，惟有彭麗媛可以吹枕邊風，其他人不得插嘴。

 國民黨大打經濟牌慘敗，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站台的候選人也全數落敗。（中央社）此次九合一選舉，台灣首富郭台銘從幕後跳到前臺，為連勝文等國民黨人搖旗吶喊。金錢和權力是兩朵惡之花，對許多富豪來說，僅有金錢萬萬不夠，金錢還要轉化成權力，才能贏得更多金錢。  郭台銘在連勝文的造勢活動中發言說，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站臺，「我挺藍，我就是穿全身的藍，我們不會猶豫，不會模稜兩可，我們意志是堅定的」。其實，他早已南下為楊秋興站臺，這一次並非他的「處女秀」。郭台銘評價楊秋興是「好官」，他似乎比人民更有資格評定誰是「好官」。他的理由是，楊秋興常常開會到十一、二點，勤政愛民。如果按照此種邏輯，比楊秋興更好的官是毛澤東和希特勒，他們常常開會到深夜，甚至在凌晨時分將高官顯貴召集到居所訓話，那才是真正的廢寢忘食，小民難道不該感激涕零嗎？郭台銘說，他站出來挺連勝文，因為連勝文有三個優點：第一是年輕，「年輕就是未來」。連勝文固然比柯文哲年輕，但連勝文代表的是國民黨的威權文化和黑金政治，支持連勝文的多半是爺爺奶奶輩的國民黨既得利益集團；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大半不會投票給連勝文，他們甚至發動網路運動，希望說服爸爸媽媽投票給柯文哲。對比柯文哲造勢晚會上青春活力、風華正茂的面孔，連勝文用盛宴來召聚的多半是些白髮蒼蒼的老人。所以，真正的年輕，應當是精神的年輕和價值觀的年輕。在這一點上，連勝文未老先衰，並不代表民主自由再上臺階的未來，而代表官商一體、魚肉百姓的過去。郭台銘稱讚連勝文的第二點是「他非常地誠實，不擅於用各種花俏、耍花槍、花言巧語騙選票」。指鹿為馬，莫此為甚。說連勝文誠實，就好像說木偶人匹諾曹不會長出長鼻子一樣，無人相信，徒增笑柄。如果連勝文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敢全盤公佈他跟老爹到北京叩見習近平時呈獻的賣台計劃書嗎？他敢老實交代他如何跟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合夥「空手套白狼」、騙取兩岸老百姓的血汗錢嗎？他敢坦誠地面對曾祖父連橫發表的那篇論證「鴉片就是好」的千古絕唱嗎？郭台銘看好連勝文的第三點是「他非常有國際觀」，他相信連勝文可以將臺北市治理成國際有名的經濟型的大都市。其實，所謂的「國際觀」，無非就是連勝文曾出洋留學，並跟《花花公子》雜誌的封面女郎一起花天酒地。連勝文若當選臺北市長，或許真會動用舊交情，將《花花公子》的那批金髮美女請到台灣來作秀，那些比他的老婆更加漂亮的洋妞，一定可以為臺北帶來不計其數的「眼球經濟」，讓臺北成為一個比對岸的東莞更加輝煌的「世界性都」。商人跟從事其他工作的人一樣，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是，郭台銘不僅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還要強迫千萬人改變自己的意向。他以為，只要他一登高一呼，全體台灣人都會像富士康的員工一樣，俯首貼耳、點頭稱是，以董事長的好惡為自己的好惡，以董事長的是非為自己的是非。當年老蔣總統沒有做到的「統一思想」，郭董如今可以輕易實現。郭台銘的巨幅畫像，跟雲林的國民黨候選人併肩而立，那個位置本來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這是不是說明，不少國民黨候選人已然認定，郭台銘比馬英九更有號召力，因為郭台銘代表著資本的力量——誰會不愛錢呢？郭台銘宣稱「拚經濟的決心是無比強烈」，並明目張膽地威脅說，國民黨人在哪個地方當選，他就要到哪個地方投資；國民黨人在哪個地方落選了，他就要到哪個地方撤資。看來，上帝若要讓某人滅亡，必先讓此人瘋狂。錢多了，就容易心理膨脹，變成自大狂。商人議政乃至從政是天賦之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美國就有不少熱衷政治的億萬富豪，福特當過總統，洛克菲勒當過副總統，紐約市長彭博亦是富可敵國，佩羅甚至自己創建新的黨派一度成為黑馬。但是，從來沒有那個美國富豪敢於宣佈，如果我不喜歡的某個黨派的政治人物，當上了某個州的州長或某個城市的四張，我就會關閉我旗下設置在那個地方的企業和商店。郭台銘的威逼利誘有效嗎？選舉結果顯示，凡是郭台銘幫助站臺的國民黨候選人，無不落選。可見，台灣的選民不是愚蠢的驢子，不會輕而易舉地被前面懸掛的胡蘿蔔揮斥乎南北。郭台銘固然有錢，但並不意味著只要你投給他或他支持的人一票，他就將他的資產分一份給你。選舉之後，富豪依舊是富豪，窮人依舊是窮人，除非大家都拒絕投票給那個富豪青睞的人選。再進一步追問，郭台銘真的是一個「點石成金」的經濟奇才嗎？有金融界人士指出，過去十九年間，郭台銘的鴻海集團在台灣幾乎並未創造任何淨現金流入，因此為應付該公司保持一定比例的現金配息，只好向外舉債或融資，二零一三年之負債率提高至將近百分之六十二，負債額一點二兆，幾乎已經成為台灣民營企業負債總額最高的公司。郭台銘一向喜歡狀告批評他的人，這一次他卻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可見以上這些數據全是他無法否認的。那麽，郭台銘董事長，請先把從人民那裡騙走的錢還給人民，然後再來傾訴你對台灣的「愛」吧。

 連戰率國民黨政商集團到北京投誠，由失意政客搖身一變成為炙手可熱的「兩岸政商聯盟」的盟主。（網路資料，民報合成）看到兒子選情危急，連戰氣急敗壞、口不擇言，簡直比自己兩次選總統失敗還要心急如焚。不過是台北市長這個地方首長的職位而已，為何讓這個當過行政院長的老爺爺如此牽腸掛肚？連家雖富可敵國，連戰卻不承認自己是權貴，「一天吃兩餐而已，睡差不多七小時而已」，被別人說成是權貴，他「不甘願」。身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居然沒有學過最基本的邏輯學。權貴的身份跟每天吃幾餐飯、睡幾個小時覺，有直接關聯嗎？如果套用此種思維，希特勒奉行素食主義且滴酒不沾，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卻被稱為獨裁者，那不是更加冤枉？連家四代積攢的金山銀山，可以讓連勝文一輩子跟《花花公子》的兔女郎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為什麼他要來淌政治這一池混水呢？為了選舉，不僅自己要放下身段，跟那些手上全是老繭的普羅大眾握手致意，而且還連累老媽自己動手滴眼藥水、老婆犧牲加拿大護照，值得嗎？當然值得。連家比股神巴菲特更深諳致富之路，他們的曾祖父連橫當年是一名身無分文的落魄文人，靠給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呈獻《台灣通史》，靠鼓吹鴉片買賣有利台灣，才有一口飯吃。然後，連震東和連戰在國民黨政權內出將入相，化公為私，打造出讓人瞠目結舌的「大連艦隊」。國民黨在中國統治時代的「四大家族」，在連家面前都望塵莫及。然而，這點財富無法填滿連家的野心。連家還沒有郭台銘、頂新魏家那麽有錢，還有更上層樓的空間。連戰在與總統大位擦肩而過之後，又有了新的斂財之道：哪裡錢最多，就往哪裡跑；台灣這個淺水池，豈能容下宛如蛟龍的連家人？於是，連戰率國民黨政商集團到北京投誠，由失意政客搖身一變成為炙手可熱的「兩岸政商聯盟」的盟主。天朝大國對於前來朝貢的蠻夷，從來都慷慨大方，你獻幾個芒果，我送你幾箱黃金。不是北京錢多得用不完，而是北京終於發現，買下台灣比打下台灣更加划算，而連家就是購買台灣這筆生意的最佳掮客。於是，賣台灣，成了比連戰當年競選總統更高的人生目標；賣台灣，拿到的回扣必定超過此前幾代人積攢的財富。在連習會上，「習大大」不必一一交代，連戰父子對上意心領神會：連戰老矣，即便還能老當益壯，亦難以克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命運；於是，只能由兒子連勝文出馬打選戰，先當上台北市長，兩年後再奪取總統大位，然後像南唐後主那樣，自動取消帝號，俯首稱臣，受封台灣特首。如此，一個中國，水到渠成，兩岸人民，皆大歡喜。這是連家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買賣，也是最大的一筆賭注。如果完成了「習大大」交付的這個任務，則連家世世代代可以承襲「遵命侯」之爵位，子子孫孫都可以跟北京的太子黨玩在一起，就像連勝文跟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一起空手套白狼那樣，不亦悅乎？但是，如果完不成這個光榮的任務，連戰就再也沒有資格到北京當連爺爺、走紅地毯了，北京一定會拋棄連家，尋找新的代理人。所以，連勝文的選戰，是連家百年來最大的一場戰役。看到即將到來的居然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結局，連爺爺能不心如火燒，乃至破口大罵嗎？

 連戰到北京訪問的時候，特意將連勝文帶在身邊，讓兒子有跟習近平親切握手的機會。（網路資料，民報合成）臺北市長的選戰，有人說是藍綠對決，有人說是平民與富豪的競爭，但我要說，一言以蔽之，乃是臺北公民社會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一場貼身肉搏。明明連勝文是代表國民黨出征，我為什麼要說他代表的是共產黨呢？因為，在我看來，世上已無國民黨，國民黨只是一個軀殼，裡面的魂魄是共產黨。九十多年前，孫文把民主憲政體制下的選舉型政黨國民黨改組成列寧式的獨裁政黨，因為拿了蘇俄的金錢和軍火，不得不採取「容共」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身兼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兩種身分，後一個身份是大大方方地公開的。九十多年後的台灣，風水輪流轉，國共第三次合作隱然成形，連戰、吳伯雄等國民黨黨主席不知往北京跑了多少趟。當年，國民黨是老大哥，共產黨是小弟弟；如今，共產黨是老大哥，國民黨是小弟弟。於是，馬英九、連勝文、郭台銘等人儼然身兼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兩種身分，後一個身分卻是秘密的——即便沒有履行加入共產黨的手續，他們在精神上也早就是共產黨榮譽黨員了。這種情形，好像日本漫畫家岩明均所繪的系列漫畫《寄生獸》。由漫畫改編的電影和電視即將上演。故事講述主角泉新一某天於地球上空發現許多孢子，其中誕生的幼蟲侵入人的身體，以寄生於腦部為目標，寄生完成後與腦部細胞同化。由於寄生獸的出現，到處頻傳殘忍的殺人剁肉事件，人類卻淡漠地忽視此類案件。然而，寄生獸逐漸瞭解人類世界，也學會組織並利用政治的力量，整個世界的未來陷入無盡的恐慌中。這是我看到的一部最具哲學和政治隱喻意味的漫畫作品。看到風生水起的臺北市長選戰，我不禁想，《寄生獸》描述的不正是今天台灣的情形嗎？連家一家四代都是如假包換的「寄生獸」控制下的僵屍，看上去似乎西裝革履、人模人樣，實際上早已成為外來物種的馬前卒。若連勝文當選臺北市長進而進軍總統大位，那麽他日後必定是一個心甘情願的亡國之君。連戰到北京朝聖的時候，特意將連勝文帶在身邊，讓寶貝兒子有跟習近平親切握手的機會。在那張照片上可以看到，連勝文雖然高出習近平差不多一頭，卻恨不得縮小成一個三尺嬰孩，被「習大大」溫柔地抱在懷中，如此方能演出一處「老父托孤」的大戲。連家是習近平的奴才，而連家又將台灣人當作自己的奴才。那麽，台灣人難道是習近平的奴才的奴才嗎？據說，連勝文仍有數十萬張鐵票。這些投票者真的認為，投給連勝文的票就是投給國民黨嗎？我簡直想效仿跑到北京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郝柏村，跑到臺北來唱同樣的一首歌，目的卻是為了喚醒台灣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