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萬壽、何義麟、李筱峰、姚榮松、許俊雅、廖振富 去年有一位台灣師大國文系的林教授驟逝，他留下兩萬多冊藏書無處可放，聽聞已被送進了紙漿廠！我們身為文史學者，深感痛心遺憾！ 人文學科的學者（特別是文史學者），每個人都有很多藏書，這些藏書有很多都已絕版成為珍本，不論書籍的內容是站在何等立場，都極珍貴。即使像兩蔣威權時代到處充斥的「反共」文宣品，今天也已散佚，也彌足珍貴。 許多文史學者的退休教授，想把這些珍貴的藏書捐給校內或校外的圖書館，往往遭到拒絕。理由是，圖書館已「書」滿為「患」，沒有空間了！還有更荒唐的理由，說他們不再收五年以上的書籍，這簡直對人文（文史）學科無知至極！五年以內的書籍，要購買還很方便，年代久遠的文史書籍不易尋得，更需要圖書館收藏，如今竟然反其道而行。 雖說，今天已進入數位化時代，實體書太佔空間。然而，當前文史學者們的龐大浩瀚的珍貴藏書，果真都數位化了嗎？圖書館作業人員又真有鑑識力能判斷哪些書該數位化，哪些書已無價值可以丟棄嗎？更何況領域多元、價值多元，誰能面面顧及？ 文史學者的藏書隨著人員的退休、過往，而終致收藏的珍貴藏書散失，甚至淪落紙漿廠，那是文化的一大浩劫！因此，我們呼籲文化部、教育部，希望能正視此一正在發生的文化浩劫！期待透過政府的力量，能搶救這些日漸消失的文化財。 請文化部、教育部考量，如何透過政府的力量來保存這些人文、文史領域的書籍。例如，近幾年來有一些廢校的校區，如果能夠選擇其中一所校園，闢為文史圖書園區，收容退休的文史學者藏書，提供給研究者、社會大眾及莘莘學子使用，並透過文創設計規劃，更能提供培養國民閱讀風氣與人文素養、文化陶冶的去處。當然，這只是搶救文化財的芻議之一。 總之，期待蔡政府能重視我們的呼籲。 （六位作者依序是長榮大學講座教授莊萬壽、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所長何義麟、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李筱峰、台灣師大台文所前所長姚榮松、台灣師大國文系特聘教授許俊雅、國立台灣文學館前館長廖振富）

  年少時代，我書桌上擺著蔣介石的相片；沒想到我後來出版《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批判他！ 兩蔣時代，一堆效忠領袖的國民黨黨徒發誓要「消滅共匪」，後來成為舔共媚共的先鋒！ 中學時代，我是李敖的粉絲，沒想到幾年後我竟與他對簿公堂，成為他的被告！ 曾因協助施明德逃匿而入獄的高俊明牧師，後來竟成為施明德的被告！ 「黨外」民運時代，陳鼓應對國民黨大膽呼籲「開放學生運動」，引來支持國民黨的孤影（敏洪奎）發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加以批判，我則為文聲援陳鼓應，批判孤影；沒想到，後來陳鼓應心向大中國去了，不敢對中共也要求「開放學生運動」，我則與敏洪奎立足台灣，一起反共，成為忘年之交，一起爬山唱歌。 「黨外」民運時代，那個宣稱「飲台灣水、吃台灣米長大」的「街頭小霸王」，勇敢向國民黨抗爭，贏得台灣民眾的熱烈支持；沒想到後來投奔中國，不再對中共專制政權吭嗆半聲！還說現在當務之急是中國「統一」。 過去那個號稱「建國妖姬」的女性，曾幾何時開始丕變不認人，走向赤藍陣營，開始指罵自由台灣，吹捧專制中國。 曾經席捲台灣，受台灣民眾熱烈愛戴的所謂「台灣第一戰艦」，後來自創政黨，繼而遊走各黨，最後奔向北京，第一戰艦完全失去動力！ 在「黨外」民運時代大膽寫國民黨的「禁書大觀」的一位朋友，曾為鄭南榕的雜誌為文，也曾對我讚譽有加；後來加入赤藍陣營，開始大罵我，對中共不敢也寫一篇「禁書大觀」！ 在黨外時代南部有一位說是受我啟蒙，對我「很尊敬」的陳姓青年學生，還曾經北上參加鄭南榕的519綠色行動；後來轉向宣稱要當「統」派了，開始在網路上不斷辱罵我。 我這一生有很大的變化，也看到許多人的變化。 但是各種變化可能都出於不同的因素，有因學思的成熟，有因投機取巧的選擇，有因「時窮節乃*變*」…。 世事無常，人性嬗遞。 一個人不要看其一時，要觀其一生。 歷史，更要拉長看！ 以前，人家對我說他是我的粉絲，我很歡喜；現在聽到人家說他是我的粉絲，我怕怕，不會高興，聽聽就好！ （想知道更多「丕變」的人事，請詳閱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60萬字，1300多頁的回憶錄，我寫出我的「變」與不變，檢討我的學思歷程，也寫了許許多多我所見聞的人事的嬗變！至於得罪人，那就得罪吧！人生只活一次。）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說「1800年前台灣就是中國的」。真的嗎？ 1800年前，是中國的「三國時代」，請看以下三國時代的歷史地圖。 請問此時的台灣是屬於哪一國？魏？蜀？吳？都不是！ 反倒是比這個時期更早的秦漢帝國時代，朝鮮半島上的玄菟、樂浪、臨屯，以及越南的交趾、九真、日南，都早已在秦漢帝國的轄區內。中國要不要找朝鮮和越南統一？ 再者，1800年前，今天的「新疆」、「西藏」都不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退出「新疆」、「西藏」，讓他們復國獨立？ （地圖來源：李毓澍編，九思叢書，文理出版社，1973）

朱立倫說他是北宋詞人朱敦儒的後代。他還停留在男性中心父權社會以父系為祖先概念。 以下是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第二章談祖先的概念，這是朱立倫最欠缺的！請臉友參考：  

1989年的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當年我寫下這篇文章，時隔33年，重貼於此，以昭史鑑： 圖為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一景。（法新社） 〈天安門事件中的228模式 〉 李筱峰 (原載1989.6.26.自立早報) 省府主席邱創煥答覆省議員蘇貞昌等人的質詢時表示二二二八事件與天安門事件性質不同，不該相提並論。其然乎?豈其然乎?二二八事件固然有與天安門事件相異之處，但兩事件相仿之點，倒也不少。今以個人研究二二八事件一得之愚，將兩事相提並論一下，看看天安門事件中所出現的二二八模式。 鎮壓前的開明假象 二二八事件之初，由各級民意代表組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每天開會，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行政長官陳儀不但派公署的官員參加，而且接見請願代表，並且應允代表提出的改革要求。等到三月八日以後，陳儀確定中央派來的援軍已出發來台之後，他立刻翻臉改口，宣稱「處理委員會」的要求已幾近「叛亂」，是「非法組織」，乃採高壓手段。 這次中共當局處理北京的學生運動，初期官方也會見學生代表，李鵬並探視絕食的學生，並否認說過學生運動為「動亂」，可是等到「解放軍」齊集北京後，鎮壓「動亂」的行動就開始了。 大屠殺的美麗說詞 二二八事件中，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抵台後，陳儀廣播宣稱：「我此刻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告訴最大多數的善良同胞，我的宣布戎嚴，完全為了保護你們，你們千萬勿聽奸人的謠言....，對於守法的同胞，決不稍加傷害。....:我的再宣布戒嚴，完全爲了對付絕少數的亂黨叛徒，他們一天不消滅，善良的同胞一天不得安寧。」（見1947年3月11日《台灣新生報》）。 這種句型，在天安門事件中，也重新拷貝了一次。試看中共戒嚴當局採取軍事鎮壓所宣佈的理由：「為了維護已經受到威脅的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依法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黨和政府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堅決予以揭露。」 對學生的集體屠殺 二二八事件中，有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出面參加會議，或組成治安維持隊，維持治安。因此，在大屠殺來臨後，許多學生慘遭集體殺害。例如三月八日到九日早上，許多在圓山附近維持治安的學生被屠殺，屍體投於圓山之下。基隆地區有青年學生二十人被軍隊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當時被殺害之人民以青年學生為最多。 這次天安門前的大屠殺，也是學生死得最多。「解放軍」在消滅那些中了所謂「西化思想毒素」的學生，與當年國民黨軍隊在消滅那些具有「日本思想遺毒」的學生，其心態與性質並沒有什麼不同。 槍斃人犯示眾的手法 二二八事件時，許多被認定為叛徒亂黨的人，動輒就當眾處決。例如，台南市的湯德章律師，在台南市的民生綠園遭槍斃示眾。畫家陳澄波、醫師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被綁赴嘉義市火車站前槍決。南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也在新營當眾槍決。 我們看這次天安門事件，槍決人犯也是在數千人圍觀下進行，這種「殺雞倣猴」的作法，是專制統治者的手段。 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陳儀當年借用軍事鎮壓的餘威，整肅了一批他視為眼中釘的知識菁英。像林茂生、施江南、陳炘、阮朝日、王育霖、宋斐如、張七郎、林連宗、吳鴻麒…..等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沒有參加任何暴動之下被捕遇難。 這次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當局也通緝許多沒有參加暴動的知識分子，像方勵之、嚴家其、湯一介、陳一諮、蘇曉康、包遵信....。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知識分于比較了解中國的政治，因此有多人避難得及。而當年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了解「祖國」的政情，因此也就在自以為沒犯錯的情況下，乖乖就逮遇害。 事件後的大逮捕 二二八事件經過軍事鎮壓後，陳儀隨即展開所謂「清鄉」行動，大肆逮捕「惡人」。三月三十日，陳儀發出「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謂：「這次由亂黨叛徒所造成的暴動，使社會秩序一時陷於混亂，善良人民都蒙受有形無形的損失，回想起來，實在痛心。現幸國軍抵達以後，亂黨叛徒聞風匿散，社會秩序已經恢復。但政府為了保護善一良人民維持全省治安，徹底肅清惡人起見，決定實施清鄉，使少數的亂黨叛徒，無法匿避......」。陳儀這份中日文對照的文告，要求民眾耍「交出武器」「交出惡人」，因此，台灣在事件後，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今天的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也一樣進行大逮埔，並且裝設檢舉專線電話，要民眾檢舉「惡人」。其手法及說詞與二二八時代完全一樣。 計算死亡人數的偏頗態度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發佈的死傷人數，只計算軍警公務人員的死傷數目，或是把人數極力縮水，以致至今二二八的死亡人數仍是個謎。 中共當局發佈的這次事件的死傷人數，也一樣只計算軍方的死傷，「我們一家都是人」，別人死的都不算。 看過四十二年前的「歷史傷口」，再看看今天的「歷史傷口」，極其相似。不要以為摀上耳朵，矇上眼睛，就可以聽不到、看不見。喜歡耍槍桿的統治者，以及喜歡耍嘴皮的大官虎，不要摀耳朵和矇眼睛了!

今逢端午，不論台灣的「五日節」是否源自楚國屈原的故事；也不論是否屈原真有其人（有人說他是後人加油添醋形塑出的完美想像的人格），我重貼此文應景，也自我安慰我這個「屈原情結」深重的過氣老人。 以下這篇短文是《李筱峰政論文學選》（張恆豪主編，遠景出版）的序文 〈屈原不投江〉 李筱峰 吾友張恆豪先生是研究台灣文學的著名作家，由他出馬編選我的政論文學選集，深感榮幸。恆豪兄肯定我的政論寫作也是廣義文學的一部分，我承蒙如此肯定與加持，真有說不出的忻然與感謝！ 我原本建議本書的書名叫《屈原不投江》，但本書除了有一篇〈如果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之外，全書與屈原無關。取這個書名怕會被誤會本書是在論述屈原，因此作罷。 倒是，我想借用屈原的人格特質及其精神，來表達我的心志。 兩千多年前，這位楚國的知識份子，為了反抗秦國的併吞，建議楚王聯齊抗秦，結果反遭流放，一生充滿挫折。 「哀生民之多艱」的屈原，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不願「從俗富貴以偷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不願「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圓滑得像脂肪軟皮去求媚）。 然而，面對著「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價值觀念溷濁不清的環境，屈原喟嘆「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他忍不住「心煩慮亂，不知所從」，終於鬱鬱不得志，投江而死。 在「送往勞來」「咿唔求爵祿」的中國官場文化下，屈原的人格特質是少數中的少數，實在太不像中國官場中的中國人。 對於屈原的挫折感，我頗能感同身受，但是我絕不學屈原尋短，我要用嬉笑、怒罵、嘲諷、挖苦、辣手、尖酸...來排遣自己，撻伐政客。 張恆豪先生為我選編在本書的文章，大概都包含了我這些特性。寫作時間則橫跨數十年，我不怕有「過時」之譏，因為把他當文學看，無時效問題。把他當歷史看，那是見證時代的史料。 感謝恆豪兄容許我以「屈原不投江」自況；也多謝遠景出版社葉麗晴小姐願意出版我這種沒有市場利潤的書。萬一滯銷，可千萬別學屈原看不開喔！  

郭姓「藝人」造謠說他看到許多孩子走了，遭到本土輿論抨擊，立刻刪文。藍營政客卻乘機起哄，配合境外的造謠粉專、XX農場，大肆宣揚謠言！ 這讓我想起國民黨當年的政治宣傳刊物，要全民及國軍官兵「實踐反情報責任」（見下圖），要我們「查誰在傳播謠言」、「查誰在分化團結」…，現在我查到了！答：就是你們這群藍政客！

  當年烏克蘭的領土克里米亞被俄國佔領後，烏克蘭急忙申請加入北約，希望能透過這個具有防禦功能的組織獲得安全保障，但還未成功獲准加入北約，就遭俄羅斯入侵。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理由，竟是烏克蘭要加入北約，造成北約東擴，對俄國造成威脅。 真是蠻橫無理！這不就像一個流氓打人的時候說：「我看你一副要打我的樣子，我為了防衛，只好先出手揍你！」 這也如同國民黨當年的刑法一百條的「預備叛亂罪」同樣的鬼邏輯：我看你有預備叛亂的可能，所以先抓人！ 北約是個具防禦性質的國際組織，不以對外侵略為目的。俄國出手侵略烏克蘭，不正說明烏克蘭想加入北約的正確性嗎？ 更好笑的是，俄國不是也曾經四次申請加入北約嗎？怎麼你也想幫北約東擴？應該先打自己吧！ 悲哀的是，我看到台灣ㄧ些藍營政客（如蔡某人），竟然怪罪烏克蘭惹來俄羅斯的攻擊，說烏克蘭活該。這些向來都替強權霸政立言的政客，為何不譴責侵略者，卻怪罪被入侵者？也許他們是在為中共入侵台灣先預備表態吧？

（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台南二中）開學第一天，當時的校長李昇，召集全校新生一一點名。我記得是在大禮堂，高一新生一班一班輪流進入禮堂接受李校長點名。 他拿著名簿親自唱名，每位被唱到名字的同學，就起立喊「有」。李校長目光炯炯有神盯著起立的同學看，大約停留三、四秒鐘的時間，這三、四秒鐘的時間，校長與同學兩人四隻眼睛互相對看，這種經驗我過去未曾有過，很令我印象深刻。經過「對看」後， 校長才點點頭對同學說「請坐」。李校長雖然沒有笑容，但他的神情充滿著對你的期望。 李昇校長只當我一年高一時的校長，一年後就調到台南一中去了。 現在回憶李校長點名的那一幕，很想知道當年李校長在家裡是用什麼方式教育小孩，可以教出兩名著名的導演李安、李崗。 後來我與李崗也有一面之緣，他稱我「學長」，我問:「您怎麼稱我學長?不敢當!」，他說他也是台南二中畢業，低我好幾屆。我告訴李崗:「令尊是我高一時的校長。」，他說:「我知道」。李崗說他爸爸其實很嚴格，原本並不贊成他們拍電影，但是後來兄弟都走上電影之路。 李崗拍攝霧峰林家的故事《阿罩霧風雲》時，曾經電話向我諮詢，口氣極為 客氣，僅此，就在片尾把我列入顧問名單致謝。他後來拍攝描寫台灣第一位飛行 員謝文達的紀錄片《尋找1920》，試片時還邀請我去看。我對於他表白「找到自己」，要「拍台灣人的故事」深為感動。他接受訪問時說「全世界好像沒有比台 灣人更不了解自己歷史的」，「為什麼我們對文化對歷史這麼無知?因為我們對歷史都是從政黨的概念來的。那是簡化的，以偏概全的。」李崗說，「我們不只要從台灣看世界，也要從世界看台灣。」這些話，現在的我，聽得極為感動、贊同。 但是剛進入台南二中的我，並沒有這樣的認識。      

  最近看到中國國民黨內又在內爭搶位置了！覺得很可笑！ 想起我曾經在就讀政大教育系時，受黨棍學長的恐嚇而加入國民黨，那是「我此生最大的污點」（詳見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但是退伍後，我撕破黨證！從此不再當中國國民黨黨員。 以下摘錄自我的《小瘋人生》第9章，說明我為什麼恥於當中國國民黨黨員： 撕破中國國民黨黨證，我從此不再當國民黨黨員。在政大時代參加國民黨，是受脅迫的，此後不可能再當國民黨黨員，是基於以下理由–因為這個黨是： 沾滿血腥的黨： 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一、二萬人；在白色恐怖統治時代處決三、四千人。至於在中國大陸時殺了多少人，還未計算在內。 侵占國產的黨： 國民黨黨產之中，侵占自國產者，有五大來源，總計近千億元，至今仍不完全歸還。這些財產已經陸續遭變賣。 黨國不分的黨： 長期以黨領政，一黨專政。黨凌駕在國之上。黨歌兼國歌，國徽似黨徽，連黨旗都畫到國旗上面。 反民主自由的黨： 兩蔣時代的國民黨，被政治學者歸類為「法西斯政黨」。在面對民主運動的浪潮，都扮演著反動守舊的角色，每一項民主化訴求無一不反。 貪污腐敗的黨： 在貪污案件中，國民黨籍佔絕大多數。目前因貪污或經濟犯罪潛逃海外的，幾乎都屬國民黨籍。如果將這數十年來國民黨籍的貪污與經濟犯名單列出，全書將增厚不少。 與黑道掛勾的黨： 在中國大陸時代結合青幫等黑道的歷史不說，台灣這幾十年來的地方議會充斥角頭兄弟，多屬國民黨籍。結合外省黑道去整肅異議人士，而致喧騰國際，如江南命案，也都是中國國民黨傑作。 操控司法的黨： 陳水扁收政治獻金叫做貪污，馬英九和國民黨從立委選舉到總統選舉，收到數十倍，就叫政治獻金。馬英九將公款入私帳的特支費案無罪，阿扁的國務機要費案則處無期徒刑；同樣以子女帳戶匯錢海外，宋楚瑜的興票案無罪，錢還可以領回，阿扁則鋃鐺入獄。許水德的名言果然不虛：「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是非顛倒的黨： 以前國民黨實施軍事戒嚴，造成白色恐怖統治，卻號稱「自由地區」、「堅守民主陣容」。以前兩蔣時代有三不政策，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不僅加入WTO，且開放更多對中國的投資和市場，但國民黨卻罵成「鎖國」。 外來的黨： 敗逃來台的國民黨政權，純粹是一個外來政權，使台灣成為學者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 ─「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入者所建立的國家」。 充滿政治神話的黨： 這個外來政權始終陶醉在自編的政治神話。過去有一套「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神話。時過境遷，神話破功，但現在還在做著「一個中國」的迷思。 政治詐騙的黨： 八二三砲戰時，國民黨與美國發表聯合公報，答應放棄使用武力反攻大陸，但是對內卻還在欺騙台灣人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而當年騙稱要消滅共匪，現在卻討好中共，不許美軍救災，不要美國幫忙防衛台灣。簡直招搖撞騙！ 摧殘本土文化的黨： 這個外來政權敗逃來台之後厲行「去台灣化」政策，致使台灣人的各種母語遭受摧殘、本土歷史遭到冷落。我們的下一代已經不會講我們的母語！一個會消滅人民母語的黨，是一個野蠻的黨。 奴才與投機政客太多的黨： 國民黨有上述的惡質劣行，卻仍有許多台灣人參與其中，那是受其黨化、奴化教育下的產物；此外有許多黨員雖明知該黨的敗行劣跡，但為謀利益而趨炎附勢，這種投機政客多不勝舉。 要舉的理由還很多，「罄竹難書」。再寫下去，恐怕他們又要控告我了。他們擅於報復，不能接受批評，這也是我不削再當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又一大理由。 離開部隊，告別中國國民黨，三天之後，我開始到黨外的雜誌《八十年代》上班，繼續邁上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新路途。 （請參閱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原載2007.4.29.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 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有一次在和二二八紀念館前館長葉博文的談話中，不慎講出「慶祝二二八」的話，葉回答她說：「對不起，我們從來不慶祝二二八，我們都紀念二二八。」龍局長立刻道歉更正。其實我想龍局長只是口誤，不是無知。本月廿四日晚間中天電視新聞，也出現「慶祝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標題，就不知道是出於無知還是故意了？ 五一勞動節快到了，這幾天我看到許多有關勞動節活動的預告，都用「慶祝」勞動節的標題。勞動節和二二八一樣，都不該「慶祝」，而是紀念，因為犧牲許多生命的日子，豈可慶祝？ 勞動節的由來，源自美國的「芝加哥乾草市廣場慘案」：一八八六年全美勞工聯盟為了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於五月一日開始舉行全國性罷工。不料到了五月三日下午，罷工的勞工群眾與一些違紀上工的人發生衝突，警察趕來鎮壓時，開槍打死四人，受傷者無數。芝加哥城因之沸騰，各工會決議於五月四日在乾草市廣場舉行大會。原本約二千五百名勞工參加，但會中突逢大雨，群眾剩兩百多人不散，遭武裝警察包圍，就在雙方爭執之際，突然發生爆炸事件，場面大亂。警察向群眾開槍，十名勞工當被打死。事後警察與新聞界認定是無政府主義者丟的炸彈，警方遂大事逮捕勞工領袖，有八人以謀殺罪被起訴，審判結果，五人處死刑，二人處無期徒刑，一人被判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為了紀念這段壯烈的歷史，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決議，將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工節。 所以勞動節的由來，是犧牲許多生命的慘案，豈可慶祝？如果有人說「慶祝南京大屠殺」，這像話嗎？如果有人說「慶祝蔣公逝世」，蔣孝嚴不跳起來才怪！ 說到「慶祝」勞動節，我想起一張五十四年前(一九五三)勞動節的傳單(見圖)，標題就寫著「慶祝四十二年度五一勞動節大會標語」，其中標語包括「打倒蘇俄帝國主義，消滅朱毛匪幫」、「擁護為勞工解除苦痛的中國國民黨」…。在那個黨國不分、「戡亂」「戒嚴」的高壓統治時代，勞工沒有權利向資本家抗爭(罷工會以叛亂罪遭槍斃)，但卻必須「擁護為勞工解除苦痛的中國國民黨」，勞工不准「抗餓」，只能「抗俄」。 當年國民黨拿勞工做政治工具，而今呢？而今勞工不再被要求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和「共匪」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勞工依然是國民黨政爭的工具。試看近年來國民黨當局及其親中媒體，開口就罵扁政府「只拼政治，不拼經濟」，閉口就拿勞工生活困苦為由，來否定我們在國家定位的努力。動不動就說勞工失業嚴重，還談什麼統獨？我還看到一位號稱工運領袖的人物，經常在親中電視上口沫橫飛，說他在乎勞工權益，才不管什麼制憲正名或統獨之爭。 近年來失業率攀升，導因於台灣產業大量進入中國，廠商關掉台灣的工廠，將資金設備移往中國，既留下債務，更造成更多台灣勞工的失業。這種台商西進中國的政策，不是親中的泛藍政客最期待的嗎？他們還怪罪扁政府對中國不夠開放，是在「鎖國」。他們一方面批判失業率升高，一方面卻力倡這種造成台灣經濟失血、勞工失業的西進的政策，多麼矛盾！扁政府對產業西進尚且有所保留，如果國民黨完成「終極統一」後，台灣勞工會有何下場，還看不出來嗎？到時候就更有得「慶祝」了！

立法院長游錫堃日前啟動新國會園區選址，立法院遷址之議於此時此刻再啟，有其意義。 （資料照 記者朱沛雄攝）     國會有「民主殿堂」之稱，其外貌、環境，是民主國家的象徵指標。我國當前的立法院地址，原為日治時代的台北第二高女校舍。以一所中學的校舍權充國會議事堂，若暫時權宜，尚無可厚非，但「權宜」至今已歷時六十二年矣！今天台灣的民主成績受普世肯定，但如此窮酸的國會外貌，及侷促擁擠的環境，顯然與我們民主成果不成比例！是故，現在的立法院實有遷址之必要。 遷哪裡好呢？我認為立法院遷址的條件，應考慮者有三： 一、儘量節省公帑預算； 二、院址空間要寬闊； 三、新址的工程不要費時曠日。 依據以上三條件，我建議以當今的「中正紀念堂」改建為立法院最為適宜。理由如下： 一、土地是現成的，不必再向民間徵收。 二、建築物不必全部拆毀，其內部寬闊，應可改建。至於有人嫌其外部造型及顏色似帝王陵寢，相信在建築學及美學專業上，可以修飾改建。 三、外面偌大的園區極為空曠，適合集結活動，方便請願陳抗，數萬人聚集，都不影響交通。 四、位置在市中心，交通便捷。 再者，目前立法院圖書館規模可能不如一所大學圖書館，若和著名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相較，簡直小小巫見大大巫（學過「圖書館學」的人都知道L.C.的專有名詞，那是美國Library of Congress的簡稱）。所以立法院若能遷址中正紀念堂，可以再加蓋一棟國會圖書館。目前國家圖書館就在其對面，藏書已經爆滿，影響建築物安全，如果有新的國會圖書館，不僅可以相得益彰，也能分攤負擔。 更有意義的是，可以順此解決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問題。中正紀念堂的轉型，長期受藍營的阻擾，但請藍營人士思考，日前藍委蔣萬安都能說出他的祖父和曾祖父「建立了台灣的民主基礎」而引起輿論譁然、訝然！那麼我們將中正紀念堂轉型作為國會民主殿堂之用，不是可以讓蔣先生在結束威權統治之後真正「建立台灣的民主基礎」嗎？況且，藍營早已放棄蔣公的反共路線，何苦再堅持蔣廟，而阻擾新的民主殿堂的出現呢？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今天是《舊金山和約》生效70週年，馬英九又在囈語。 特選摘拙著《台灣史101問》第67問，Q&A如下: 二戰時中國對日宣戰，曾宣布廢止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台灣是否因此自動復歸中國？一九四五年台灣人熱烈慶祝「光復」，為何五年半之後，卻出現「台灣地位未定」論？戰後台灣的主權歸屬該如何看待？ 國際法學家彭明敏指出：「依國際法，領土主權的變更，一旦以正式條約完成之後，不得依其一方片面的廢棄該條約而恢復該條約以前的狀態。若欲變更該地的主權，必須由有關國家重新簽訂正式條約。故中國片面廢止馬關條約，在國際法上毫無意義，未曾變更或影響當時台灣的國際地位，即台灣仍然為日本領土。」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日本投降，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授命中國國民政府軍赴台，代表盟軍佔領台灣，中國國民政府則宣布台灣成為「中華民國」領域，台灣居民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這在國際法上來看，是有可議之處。戰後英、美、法、蘇等，也曾佔領了德、義、東歐、日本等，但那些被佔領國，都未成為佔領國的領域，何獨台灣成為佔領國的領域？是否因為一九四三年所謂「開羅會談」，聲明戰後要將台灣歸屬「中國」之故？ 依國際法，軍事佔領不變更被佔領地的主權，任何領土的變更必須以正式條約為之（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憲章》甚至規定不符合居民意願的領土變更不得為之），中國國民黨政府上述宣布是違反國際法的。一九四三年的所謂〈開羅宣言〉，雖然名稱堂皇，實則只是會後發表的「新聞公報」而已，連會談的主要盟國領袖們也未曾簽名，它當然不是條約，沒有法律拘束力，不能成為變更領土的根據。當時還在戰爭中，故此文件至多只是表達盟國在戰勝後的政策意向而已。至於開羅會議時，為何有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主張？彭明敏教授解釋其時代背景如下： 「（一）中國抗日，愈戰愈敗，國民黨已精疲力盡，國際盛傳其將向日本乞和，盟國卻欲中國繼續抗日，以分散日本軍力，故以戰後『給予台灣』作為引誘，鼓勵其抗日。（二）盟國以為台灣居民多為華裔，必欲脫離日本統治，回歸『祖國』。（三）盟國以為戰勝後將有一個統一、安定、民主、自由、繁榮的中國出現。所謂『開羅宣言』乃站在上述假設上。但戰後的發展，尤其中國內戰，台灣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的腐敗獨裁專制，自由民主人權自決的思潮成為世界主流等，都證明上述假設完全錯誤，全部被推翻，所謂『宣言』變成廢紙。」 問題至此應即明確，日本投降時，雖表明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且〈波茨坦宣言〉中關於台灣的部分為第八項：「開羅宣言之條款必須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是指接受其無條件投降的要求，而不是就此確定戰後的領土轉承歸屬問題。因為，不論〈波茨坦宣言〉，或是開羅會議，都只是戰爭中的意願表述或對話，僅屬盟國方面的要求或立場聲明，而不是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條約，不發生領土的轉承歸屬的效力。領土的轉承歸屬，須待當事的雙方所簽訂的國際條約（如對日和約）才能算數。 日本終戰的投降，不是單獨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再命令：「在中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應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所謂中國戰區，並不等於中華民國領土，而是聯合國盟軍的中國戰區，這是就軍事意義而言的。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實際上，那是一次暫時的軍事接管。雖然當時號稱「台灣光復」，但就其實質，是一次過渡時期的軍事暫時接管。台澎的領土歸屬，必須等到與日本正式訂定和平條約，明定領土的歸屬才能確定。 所以，怪不得一九四六年八月英國外交部致函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館：「……不能自身將台灣主權由日本轉移中國，應該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政治外交手續而後可。因此，台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台灣人民業已恢復中國國籍。」。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國外交部再度重申上述函文內容，特別強調：「並未將台灣主權由日本轉移中國，而必須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政治外交文件決定。」而美國國務院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致中華民國備忘錄，也與英國立場完全一致。 弔詭的是，中華民國還來不及和日本完成正式簽訂和約的手續，就被中共推翻，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名號，逃退到地位有待國際條約來確定的台灣。原來的中華民國領土，幾乎全部喪失（只剩金門、馬祖、一江山、大陳等小島）。無怪乎，隔年（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坦白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一九四九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當然由繼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因此，如果將台澎地位解釋為依開羅會議、〈波茨坦宣言〉，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則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必擁有台灣主權。 開羅會議的公報既然沒有國際法效力，不能決定台灣地位歸屬，何以終戰後台灣人卻熱烈慶祝「光復」？ 以當時台灣內外環境看，雖然台灣還未經由對日和約的簽訂來決定其歸屬，但不論是美國、中國，或是台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都有默契，即認為將來對日和約簽訂時，必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哪知道對日和平條約還未及簽訂，而中華民國卻已在一九四九年底敗亡，其政府則逃退到地位尚未確定的台灣。 怪不得一九四九年初，當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上敗相已露時，香港《大公報》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東京航訊報導：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說：「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美國將協助台灣人獨立，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同一天的「路透社」南京電訊：「美國警告國民黨，盟軍總部對台灣仍有任務，故南京（政府）可遷都廣州，不能遷台灣。」 再參照《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篇），提到一九四九年他擔任台灣省主席時，曾接到蔣介石的電諭：「台灣在對日和約未成立之前，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帶性質，何能明言為剿共最後之堡壘與民族復興之基地。」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正是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上軍事情勢大逆轉之際，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不再支持蔣政權。不久，國民黨政府全面潰敗，撤入台灣，國際地位幾乎跌入谷底。就在國民黨政府退入台灣半年後的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北韓在蘇聯的支持下，大舉進攻南韓。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更形對峙之勢。由於政局丕變，美國重新考慮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以對抗中共。為了避免戰局複雜化，美國總統杜魯門於韓戰爆發的兩天後，下令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執行「中立化」任務。並發表聲明，其中謂：「台灣若落入共產主義者手中，將直接影響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後﹐或者聯合國予以考慮，才能確定。」此即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之提出。此一立論的主要目的，在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擁有台灣主權。 同年（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英國外交部官員Kenneth Younger也發表書面聲明：「英國政府在法律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之合法政府……台灣在法律上仍為日本領土，故無所謂台灣政府。日本投降後當時之中國政府，經其餘盟國之同意，取得台灣之臨時治理權，但仍須等和約對其地位作最後之決定。」可見，當年沒有任何國家同意中國併吞台灣。 翌年（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國舊金山締結的對日和約中，四十八國代表簽署對日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應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權利、權限及請求權。」（十一月十八日日本國會批准生效）此和約中，沒有說明日本放棄台澎之後，將之交給誰承接。當然這是根據杜魯門聲明所做的巧妙安排，使得北京政府得不到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來接管台灣。 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四十八國當中，並沒有包括「中華民國」，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撤離了原來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國境，而正退到地位未定的台澎。台澎並非與日本作戰的地區或國家，而是戰時日本的領土，因此台澎不可能產生一個統治政府出來參與交戰雙方的和約問題。 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正式放棄台澎之後，才在翌年（一九五二年）四月派代表來台北與退守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日和約》（《日華和平條約》，又被稱為《台北和約》）。在條約中，日方仍未表明領土的歸屬，不過在規定條約適用範圍的第一號照會中，雙方言明：「本約各條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 學者林滿紅則依此《中日和約》（《台北和約》），認為本約約文本身雖未出現「主權」兩字，但有足夠條文說明台澎主權轉移中華民國。林滿紅說：「它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的國際條約。」「約文第二條：『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按：即舊金山）簽約之對日和平條約（以下簡稱金山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日本國對於台灣、澎湖『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的法源為馬關條約，該權利為完全主權。 」「接受日本放棄其對台澎主權的中方政府是於一九四九年已由中國大陸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約文第三條更明顯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在主權之內的財產、債務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林滿紅認為「《中日和約》也是界定台灣主權移轉的最後一個國際法」。唯學界對林滿紅之說仍有諸多爭議。 依《舊金山對日和約》，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以後，英國外相Eden在議會強調「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這也是美國國務院多年來的法律見解。但近年因來自中國的壓力太大，美國為了逃避，表示「對台灣的法律地位，沒有立場，應由海峽雙方解決」，但確認「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則毋庸置疑。 （本題承蒙彭明敏教授賜教，謹謝！）

最近台灣民意基金會有關統獨民調，有52.8%民眾認為要「台灣獨立」，另有22.4%民眾是期盼「維持現狀」。有11%民眾要「兩岸統一」；13.8%表示「不知道」。 主張「台灣獨立」和「維持現狀」佔75.2%，雖然是多數，但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他們的國家認同應該是一致的（民主國家是價值多元的社會，但是在國家認同上，不會是多元的，應該共同維護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台灣的自由度高達94分，竟然還有11%的人想和自由度只有9分的國家「統一」，如何形容這樣的人？答：借用佛洛姆（Erich Fromm)的概念-Escape from Freedom（逃避自由）！ 至於那13.8%對於國家前途表示「不知道」的人，該怎麼說他們？我也不知道！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第21章） 長期從事台獨運動的彭明敏教授並不是一個空喊口號的人，也不是一個膠柱鼓瑟、頭腦僵化的人。 2003年我發表一篇〈台灣國號的第二志願〉，文中我說： 「自從一九四九年底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中華民國』的名號只能在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來使用。但時至今日，這個國號已經無法在國際上通行自如了。台灣既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省，而舊國號又產生問題，於是正名之議乃起。堅定的台獨主張者堅持正名為『台灣』，但是『我那眷村的弟兄們』則捨『中華』而難眠。在『台灣』與『中華』之間，形成兩極對立。」 文章中，我引雷震在1972年初上書蔣介石總統的〈救亡圖存獻議〉的第一項建言，建議更改國號叫「中華台灣民主國」。雷震主張保留「中華」兩字「仍可以對得住創造中華的祖先」。而用「台灣」兩字是「顧及現實環境」「開創新的局面」。雷震說：「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臺灣』，今將『臺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臺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所以我在文章中說： 「如果獨派能夠接納保留『中華』的話，『我那眷村的弟兄們』實在沒有理由再反對「台灣」之名了。 至於『台灣』之上多加『中華』，也不致影響台灣獨立自主。世界上有許多不同國家，使用共同的種族名詞或地理名詞。例如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多冠有『阿拉伯』之名：沙烏地阿拉伯(Kingdom of Saudi Arabi)、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埃及全名叫『埃及阿拉伯共和國』、(Arab R.O.Egypt)、敘利亞全名叫『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Syrian Arab Republic)、北葉門全名叫『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利比亞全名中也有阿拉伯名稱─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他們的國名都出現有「阿拉伯」，但他們都是獨立的國家。 如果『中華』是拋不開的圖騰，但獨立自主的台灣又不能沒有名副其實的國名，那麼『中華台灣』也許是雙方可以考慮的第二志願。我這個『台獨基本教義派』如此讓步，『中華基本教義派』總不該還在原地不動吧？」 我的文章發表之後，彭明敏教授看了，傳了一封信給我表示贊同，並且為「中華台灣民主國」試擬了幾個英文譯名。彭教授來信的內容如下： 筱峰：拜讀了「台灣國號的第二志願」，我想大多台灣住民會接受這個國號的（包括所謂「中間選民」）。可能會有人問你，外文怎麼叫？故試擬幾種英文稱號，供作參考： Sino-Democratic Republic of Taiwan Sino-Democratic Republic of Formos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ino- Formos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ino-Taiwan 彭明敏 （下圖為彭教授來信的影本） 彭明敏教授的思考與胸襟，是務實而又兼顧理想，不是絕對的教條主義。 2004年5月他在接受台灣日報的專訪時，談到做為一個台獨強烈主張者，他可以讓步的最大底線為何?彭教授回答說，「一中」絕不能當做兩岸談判的前提，頂多只能當成「議題」。而這個「一中」的内容，若是像「大英國協」一樣，只具有象徵性意義，不涉及一國兩制，讓台灣可以加入聯合國，並在國際社會不受打壓，那麼勉強可以接受。

  彭明敏教授在1963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份子的本分。他以一介國際法權威﹐有感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若不改弦更張，有朝一日將無法立足。就在彭明敏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隔年（1964年），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文長七千字（謝聰敏原本寫了三萬字），為了這七千字，他們師生三人卻必須坐牢受難！ 我為了方便大家快速了解宣言的內容，特將該文重點整理濃縮於此。 他們在宣言中指出蔣政權利用「反攻大陸」的神話蒙蔽人民﹑實施軍事戒嚴統治。他們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與「極左的共產黨」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 宣言中 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按：當時人口）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主張，可以再簡單化約成以下15字： 制定新憲法， 建立新國家， 加入聯合國。 如果要再精簡，那就是6個字: 制憲 建國 入聯 這不就我們今天仍要努力的目標嗎？ 制憲是台灣民主化的工程。 建國是台灣在地化的工程。 入聯是台灣國際化的工程。 台灣人繼續團結努力！

  2010年中，有一天，彭明敏教授跟我開了一個玩笑，說要幫我開一場演唱會。我哈哈大笑說，我只是愛唱歌，又不是音樂家，開演唱會不是厚顏向天借膽嗎？ 聊天中，我想起我去美國曾經做過的演講，講述台灣歌曲與台灣歷史的關係，於是我向彭教授提出一個構想，如果要開演唱會，不如我來設計一個「講唱會」，我一邊講述台灣歷史，一邊穿插演唱台灣歌曲。歌曲的演唱，可以找愛唱歌又會唱歌的朋友來幫忙配合。 這個提議一出，彭教授以及秘書吳慧蘭、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李俊達等人都覺得很有意義。剛好那時候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正要募款，於是最後就決定舉辦《唱台灣歌．說台灣史》的募款音樂會。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流行歌何嘗不然？流行歌謠觸及社會脈動，反映庶民生活，所以透過歌曲可以看到歷史。我負責策劃音樂會內容，將歌曲帶入台灣史，將台灣史搬上歌唱台。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終於在2010年10月23日及29日在台北及台中舉辦兩場音樂會。因彭教授的號召力，兩場都爆滿。 第一場活動結束時，反應就很熱烈。終場時，好友盧世祥衝到台前，以興奮的口氣對我說：「這樣的講唱會只辦兩場，太可惜，應該再繼續。」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內部開始考慮是否繼續巡迴各地舉辦？彭教授一向行事低調，認為此活動原以募款為目的，募兩場就足夠了，一直募款下去怎麼好意思？但若不募款，每場所費不貲，才剛募到的錢就要馬上花光。 就在此時，一向慷慨好施，長期奉獻文化事業的企業家陳宏正先生，提了現金60萬元來到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找彭教授，他把現金往彭教授桌上一擺，說：「你們的『唱台灣歌．說台灣史』太好了，請繼續辦下去，到全島去巡迴吧！」 應多方的建議與支持，我們果然繼續出發，結果前後一年多的時間，巡迴全島各重要市鎮共計舉辦16場。在16場巡迴講場會中，彭教授親自出席14場，他帶著我們全體團員巡迴台灣各大重要城市演出，幾乎場場爆滿，可見他的號召力！直到最後在花蓮那一場，我主講完畢之後，心臟不適，彭教授才喊停，要我休息。 這16場的巡迴講唱，讓我想起當年「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全島巡迴演講、放映電影、演文化劇，想起我的舅公林秋梧奔走於鄉村之間從事演講、放映電影，那種為啓蒙同胞的勇往豪情，激發我不少動力。 我真要感謝彭教授給我這樣的機會為台灣做事，這是我人生中永難忘懷的經歷。 （下圖是《唱台灣歌·說台灣史》講唱會在板橋文化中心的會場，觀眾熱烈。前排中坐者為彭明敏教授，其兩旁分別是總統府資政吳澧培伉儷、陳田稻伉儷；前排左一為Milo L.Thornberr，他就是曾經協助彭教授脫出台灣的唐培理牧師。）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第一次聽到彭明敏教授的名字，是在初中時代從父親口中聽到。大學時代才偷偷讀到他被列為禁書的《自由的滋味》。 1992年他回到台灣後，我終於有機會見到他本人，回憶第一次和他的見面是一件興奮的事，記得那一天是在台灣教授協會舉辦的一個演講會上，彭教授出席參加，我趨前向他問候，並自我介紹。沒想到他聽了我的名字之後，立刻以歡喜的神情說：「喔！你就是在世專教書的李筱峰！」我當時任教的學校是世界新專，社會上都簡稱「世新」，彭教授則稱呼「世專」，不能說錯。我很驚訝又興奮，彭教授竟然對我有印象，而且還知道我在哪裡任教。可見他雖長年在海外，但是對國內輿論界、政論界很用心了解。彭教授還接著對我說：「你文章真好，我真欣賞。」這實在是天大的鼓勵！ 此後，我有很多機會和彭教授接觸來往，我常常被他列入邀宴聚餐的名單中。他常邀請年輕一輩的知識人、文化人、社運人士餐敘，主要是要聽聽大家的意見，獲得新知。 他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每天看很多報紙。他雖只有一隻手，但每天坐在電腦前面上網看全球各大報，從台灣國內各報（包括紅媒）看到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再看New York Time、Washington Post....，連法國的媒體也看。有時候從吃早餐開始，邊吃邊看，看到變成午餐了。 他很喜歡讀書，有一次他大駕光臨我在林口家的書房（見下圖），瀏覽我的書架後，他取出一本厚達500頁的‟Austronesian Taiwan”借回家看，一週之後，他說看完了可以還我了，讓我驚訝不已！ 資深媒體人卜大中這樣形容彭教授： 「彭教授的身上有股神秘的氣質，是他們那一代受日本教育所推崇的『文藝復興人』，具有西化後的日本仕紳及貴族的氣概，相當迷人。」 彭教授還有許多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作風，我且舉幾樣來看。 他在報刊上面讀到精彩的文章時，常常會主動寫信給作者，或者請秘書吳慧蘭小姐設法聯絡對方，約請對方餐敘。就我所知，如莊萬壽、敏洪奎、范姜提昂等人，都是彭教授主動聯絡約見他們，後來都與彭教授成為忘年之交。政論作家范姜提昂曾回憶說，他那一陣子正陷入人生低潮，有輕生念頭，忽然接到彭明敏教授邀約吃飯，整個人振奮起來，沒想到一位大前輩會對素昧平生的後生晚輩如此厚愛。范姜說：「彭教授救了我一命！」。 （待續）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2011年彭明敏教授決定回台定居。是年12月17日恰逢胡適120歲的冥誕，冥誕的前兩天，彭教授知道我深受胡適思想的影響，所以邀我一同前往南港胡適墓園追思。一位台獨運動的大老，怎麼會去追思來自中國的學者胡適呢？ 原來彭教授與胡適先生有一段感人的因緣。彭明敏留學時發表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的論文被胡適看到了，胡適寫信給作者彭明敏，兩人因此建立起魚雁之交。胡適於書信中得知彭要攻讀博士的學費發生困難，於是寫信告訴彭說，他（胡適）已經幫他（彭）找到一位善心人士可以資助他的學費。從此這位善心人士每年都寄學費給彭明敏，讓彭明敏安心完成博士學位，並返台任教台大政治系，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彭明敏一直想知道這位「為善不欲人知」的恩人到底是誰，但胡適絕口不透露。直到胡適過世，錢思亮校長才告訴彭明敏，這位資助他的恩人，就是胡適本人。讓彭教授至今仍感念不已。這段感人的往事，彭明敏在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有動人的敘述，我初次讀到這段故事，熱淚盈眶！ 彭教授在胡適墓前獻上鮮花，深深行三鞠躬禮，然後佇立低頭沈思，嘴中喃喃默念，良久不已。他雖未出聲，但站在身旁的我已完全聽到他真摯感恩的心語。我也向胡適墳前默禱： 適之先生，年少時代讀您的著作，受您民主思想的啓蒙，得以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窠臼，走上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歸路….您是我重要的啓蒙師。 儘管來自中國的胡適，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其國家認同當然是大中國，但是受胡適恩惠的彭明敏，以及受胡適啓蒙的我，我們所追求的台灣獨立的根本立場，與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則毫無二致。 台灣獨立的路線很多，有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論述者，有以社會主義為論述者，我和彭明敏教授對台灣獨立的主張，則以自由主義、國民主權為基礎。這也是彭教授對我這位後生晚輩百般照顧關切，而能建立起忘年之交的契合之處。我們期待台灣能建立永保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我們當然也期待中國有朝一日能夠民主化。希望胡適的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夠成為台海雙邊的契合之處，到那一天，統獨已不再是爭議的問題。  

  （原載1999.4.7自由時報） 1989年﹐《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只因為刊登旅日學者許世楷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而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控以「叛亂罪嫌」。對於這件以常識判斷都知道是嚴重侵犯言論自由的政治案件﹐鄭南榕拒絕出庭應訊﹐並拋出一句話─「他們不要想拘提到我的人﹐他們只能提到我的屍體！」許多人以為他只是在說氣話而已﹐沒想到﹐4月7日當天﹐在警察前來雜誌社拘提的時候﹐鄭南榕果真以他準備好的汽油﹐在雜誌社內引火自焚﹐震驚海內外！ 在南榕生前﹐我曾經與他有過意見之爭﹐對他也曾有過誤解﹐因此﹐他自焚的消息傳來的當天晚上﹐我在《首都早報》的主筆室內掩面痛哭﹐不能自已﹐總覺得對他有著永遠無法償還的虧欠。隔天﹐我揮淚寫下一篇紀念他的文章─〈韶華燦爛了！〉，文中我以中國同盟會的書記陳天華﹑清末維新人物譚嗣同﹐來和南榕並論﹐他們的政治立場雖然不一﹐但卻有著相同的血性豪情。對於南榕的死﹐我說﹐他「死得如此絢爛﹐如此豪壯﹐我會用我殘存的後半生來欣賞他。尤其以他這樣一位『外省第二代』的青年﹐能如此繫情於台灣﹐我由衷感激。馬丁路德金恩有一句話說─『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南榕為了他高超的理想而死﹐這是非常高貴的情操。」 南榕自焚後的一個禮拜﹐蔣孝文也死了。這位權貴子弟因當年「酗酒」致病﹐經年臥床﹐終告不治死亡。當時我頗有感慨﹐也寫了一篇〈蔣孝文與鄭南榕之死〉的文章﹐文中我說﹐他們兩人的死﹐使我聯想起一句諺語─「死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鄭南榕沒有蔣孝文那樣偉大的父親與祖父﹐因此﹐他生前的努力與遭遇﹐顯然與蔣孝文迥然互異。蔣孝文『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酗酒』行為﹐台灣的媒體不敢稍置一詞(死後還有聯合報為他刊登肉麻的『行述』)﹔但鄭南榕『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努力，卻反而遭到蔣孝文的父祖所影響下的政權當局的箝制。」 南榕走後的隔年忌日﹐我以「陳水扁」的名義﹐發表〈為何要訂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一文﹐文中我提到：「兩百多年前﹐法國的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ire)就為言論自由下過極佳的註腳─『我雖不同意你的話﹐但是我至死也要維護你說話的權利』﹔沒想到﹐在伏爾泰講完這句名言的兩百多年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但不能『至死維護人民說話的權利』﹐卻反而還要讓鄭南榕用死來爭取言論自由」。 事情一晃就是十年﹐回顧南榕死後這十年﹐台灣的言論自由有了長足的進步﹐「自由之家」甚至評論我們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不論誰如何公開主張左右統獨﹐都不必擔心會被拘提﹐也不必再用生命來抗爭。南榕在天有知﹐也該莞爾一笑吧？不過﹐南榕或許又會用如同當年他笑我的口吻說：「筱峰你太不夠衝了﹐這一點言論自由有什麼好滿足的﹐台灣還沒有真正獨立建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