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非寶，藝術乃是至寶； 心靈無形，藝術即其象形。」–倪蔣懷 今天是台灣第一位水彩畫家倪蔣懷的冥誕。他於日本領台的前一年，1894年，出生於瑞芳。 瑞芳公學校畢業後，於1909年考入當時菁英薈萃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師範部。受到日籍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的啟蒙，是石川在台灣的第一位學生。他以水彩寫生的方式，描繪他周遭的台灣土地，開啟了台灣的新一次美術時期。 1913年，倪蔣懷擔任暖暖公學校的訓導，做了四年的老師之後，由於他的岳家就是基隆顏氏礦業，因此他改業從事礦產事業。但他仍不忘執筆作畫，並積極推動台灣的美術活動，及扶植台灣的美術人才。 1924年他出資與陳澄波、藍蔭鼎、陳植棋、陳英聲、陳銀用、陳承藩等人創立「七星畫壇」，這是台灣最早推廣美術的團體，又成立「台灣水彩畫會」。1927年「七星畫壇」解散，擴大成立廣納更多台灣畫家的「赤島社」，倪蔣懷出資全力支持。他並獨資創辦「台灣美術研究所」，培植許多著名的台灣畫家。倪蔣懷平日生活節儉，但是在推動台灣美術運動、贊助美術團體、支持台灣美術家的畫展，則慷慨資助。 我的好友美術家李欽賢老師這樣敘述倪蔣懷：「倪蔣懷可以說是台灣近代史上，最早帶動贊助藝術風氣的先驅。他是第一位台灣水彩畫家，也是第一位有眼光、肯犧牲，又有能力推展台灣美術運動的先覺者。台灣新美術的草創，他一馬當先；支援畫壇，出錢又出力。倪蔣懷既是畫家，又是後援者的雙重性，已不是附庸風雅而已，在台灣的藝術運動的功勞上，確實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倪蔣懷本身的畫作多為寫生的水彩畫，現存台灣第一張水彩畫，正是倪蔣懷的作品。倪蔣懷的水彩畫作〈山間之街〉（1927）入選第一屆「台灣美術展」。之後又以〈雙溪夕照〉、〈裡通〉連續兩年入選「台展」。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他身邊周遭的景觀，包括基隆雨港、淡水教堂原貌、瑞芳礦區、大稻埕老街風光...。倪蔣懷是台灣畫家中畫最多台灣近代都市風景及台灣近代建築的畫家。 1943年倪蔣懷因尿毒症病逝，享年50歲。  

  「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膻，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我很怕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因為字字血淚，又會讓我泫然欲泣，痛徹心扉！ 然而，今天是林覺民的冥誕，我既然寫此【燦爛的星辰】專欄，就不能不再淚讀他的〈與妻訣別書〉。 林覺民出生在1887年，是中國福建福州人。1902年考入福州全閩大學堂文科； 18歲與陳意映結婚，林覺民字「意洞」。「意洞」與「意映」可謂同心一意！ 1907年林覺民赴日本進入慶應義塾大學（今慶應大學）文科攻讀哲學，參加同盟會，1911年回中國參加黃花崗起義，與方聲洞領先襲擊總督轅門，受傷被捕，於4月27日被斬首就義！得年24歲。他就是所謂「黄花崗72烈士」（其實不只72人）之中的一人。 他在參加革命之前，留下一封寫給妻子意映的信，就是這篇至情至性的至文〈與妻訣別書〉。 他告訴意映「...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淒惻感人。 林覺民留學日本，妻子意映又是福州女子初級師範學堂畢業，他們只要獨善其身，不管天下蒼生，當可安享福份。然而林覺民不能容忍「遍地腥膻，滿街狼犬」，因此慨然投身革命！ 一些泛藍人士的刻板印象可能會認為像我這種台獨份子一定不喜歡(或不清楚)像林覺民這樣的早期國民黨的革命先烈。其實錯了！清朝末年的許多中國革命人士，像林覺民、陸皓東、方聲洞、秋瑾、黃興、宋教仁…都是我很欣賞景仰的人物。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基於正義感，起來抗爭不義、反抗強權的革命烈士，都讓我景仰感動！因為「勇士當為義鬥爭」、「願同弱少鬪強權」的人格特質，不分國籍、種族，都是偉大的人格。 再說，像當年林覺民這種嫉惡如仇的人格特質，與後來殺人無數、專制集權、侵占國產、貪污腐敗...的國民黨人，簡直天壤之別。如果林覺民在天有知，發現國民黨（當時叫同盟會）的人，已經從林覺民墮落成林益世了！他一定會和我們站在一起，起來反抗！ 〔圖片說明〕革命失敗被捕的烈士，右二為林覺民。  

今日壽星：胡佛（Herbert C. Hoover） 「到處都可孕育新的作家，但絕不可能出現在駭人教條的陰影下。」 「如果我們的政府官員只選擇他們贊成的法律去執行，如果我們的人民只選擇他們所贊成的法律去遵守，我們的憲政體制將趨於崩潰！」–胡佛 苦學成功的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出生於1874年的今天。 他9歲時成為孤兒，先後與祖母、叔叔和舅舅一起生活。他從未上過高中，但辛苦上夜校。1891年，史丹佛大學建校，胡佛以第一批免學費的學生入學。他是宿舍樓中第一班的第一個學生，所以胡佛自稱他是史丹佛大學史上的第一個學生。 現在史丹佛大學裡面有一個「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就是因他而來的。 胡佛修習地質學。在校時擔任棒球和橄欖球的學生經理。有一次在一場比賽之後，他發現球票收入的帳目短缺25分的票錢。原來有一個人沒有付錢，他發現了，追上這位觀眾要錢，才發現這個人正是一年前剛剛卸任的前總統班傑明哈瑞森，胡佛照樣向他索回票錢。後來胡佛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和偉人邂逅。34年後（1928），胡佛也當上了美國總統。 胡佛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從事負責救援和糧食管理的重任。1921年胡佛為蘇俄鬧饑荒的紅軍控制區提供糧食救濟，遭參議院許多議員反對。胡佛駁斥說：「兩千萬人在挨餓。不管他們是什麼政治，他們總得吃飯！」戰爭結束時，紐約時報稱他是「最重要的十位活著的美國人」之一。胡佛當年救濟蘇俄之舉是否得當？這問題值得我們現在的台灣人討論，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有汶川地震、鄭州水災，台灣人該不該捐款救災？爭議的論點是：中國用軍機、軍艦、飛彈擾台的費用，就足夠救災，我們該不該「資敵」？ 胡佛曾經考慮過要加入民主黨，但後來作罷，沒加入民主黨的理由之一是，「他小時候鎮上唯一的民主黨人是個醉鬼」。他後來由共和黨提名，當選總統。 有趣的是，1928年的總統大選中，胡佛與對手民主黨的史密斯，兩個人最大的理念差異，就是對「禁酒法」的態度。史密斯反對禁酒，要求撤銷禁酒法；而胡佛則明確支持禁酒法。 胡佛於1932年尋求連任失敗，敗給了富蘭克林．羅斯福。 胡佛有多本著作，其中《美國的個人主義》（1922）影響極大。而他的《胡佛回憶錄》（1952）極具史料價值。 胡佛於1964年過世。  

今日壽星之一：皮亞傑（Jean Piaget） 1906年，瑞士有一個10歲的小孩，在公園裡面觀察白麻雀，他記下他的觀察筆記，竟然提出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學論文。這個天才兒童後來成為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也是個哲學家，他就是皮亞傑。 心理學界有一句話說： 「佛洛依德發現人類的*潛意識*（Unconsciousness）；而皮亞傑則發現人類的*意識*（Consciousness）。」 1896 年的今天，這位心理學家出生於瑞士的紐沙特。 傳統的認識論只問「知識的性質如何？」；而皮亞傑則探討「知識如何發展？」。皮亞傑從兒童認知功能發展，剖析知識的形成，他的認知發展理論成為這個學科的典範。 所謂的認知過程，就是一個人接受到外來的刺激、訊息之後，如何將訊息傳達給自己的大腦，大腦如何解釋並且做適當回應的歷程。 我有時候常想，像馬英九、費鴻泰、洪秀柱、趙少康、賴士葆...這些人至今為何仍有那樣的言行，是不是他們自幼兒生長的環境中一直只在單元的「黨國」教條的制約與操控之下，以致於此？他們的認知發展的歷程是發展心理學很好的研究個案。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提出之後，有助於幫助孩子主動進行思考，培養他們建立認知的主體性。老師們必須依據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提供適合的教材與說明，讓他們能夠消化吸收，然後應用。 皮亞傑於1980年9月逝世於瑞士日內瓦。   今日壽星之二：顧茲姆斯（Johann C. F. Guts Muths） 「身體欠缺鍛鍊，是虛弱、膽小，而又容易衝動的最大原因。」–顧茲姆斯 德國人顧茲姆斯，在擔任體育教師期間，完成一系列著作，將體育的教育與方法系統化，（其中以《青年體操》和《游戰》兩書為最著名）。他被稱為「世界體育之父」。 顧茲姆斯出生於1758年的今天。1839年 5月過世。

  今日壽星：保羅·狄拉克（Paul A. M. Dirac） 「在還不知道如何結束一個句子之前，不要動筆。」–保羅·狄拉克 以上這個句子，乍看之下會讓人誤以為是一位作家的經驗談。其實，說這句話的人，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是出生在1902年的今天的保羅·狄拉克。 他是英國理論物理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奠基者之一。 1933年，因為「發現了在原子理論裡很有用的新形式」（即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與「狄拉克方程式」），狄拉克和薛丁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當時史上最年輕獲獎的物理學家。 狄拉克在物理學上有諸多開創性的貢獻。但是因為太專業，我沒有能力介紹，臉友也沒有耐性看，就不多談。只談一下這位物理學家這個「人」的趣事。 狄拉克講求精確，而又沉默寡言。他的劍橋大學的同事曾經開玩笑，定義「一個小時說一個字」叫做「狄拉克」單位。 這位只重視學術研究，毫無物質生活享受，不喝酒、不抽菸、只喝水的物理學家，偶爾也會比較詩與科學的差異。他說：「科學的目標是以較簡單明瞭的方式去理解困難的事物；詩則是將單純的事物，以無法理解的方式來表達。這兩者是不能相容的。」對於科學的形容我們不敢貶一詞，但是「詩」果真如他說的嗎？留給我的好朋友大詩人李魁賢、李敏勇、鄭炯明、曾貴海、莫渝...去回應吧！ 1929年8月狄拉克和夥伴海森堡一起去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當時兩人都是未婚的年輕人。在一個晚會上，海森堡喜歡參與社交活動並與人跳舞，狄拉克不喜愛跳舞，只好坐在一旁觀看。海森堡跳完一段舞之後回到狄拉克旁的椅子坐下，狄拉克問道：「海森堡，為何你喜歡跳舞？」海森堡回答：「當有許多好女孩時，跳舞是一件快樂的事。」狄拉克想了幾分鐘後繼續追問：「海森堡，為何你有辦法在一開始就知道她們是好女孩呢？」 果然是一個講求「精確」的科學家。

【燦爛的星辰】8月7日 李筱峰/ 輯撰 今日壽星：亨利·赫斯（俄語名Герм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есс） 「化學反應所吸收或放出的熱量，僅決定於反應的始態和終態，而跟反應完成所經歷的步數無關。」這是熱化學的「赫斯定律」的主要理論。 1802年的今天，是醫師也是化學家的亨利．赫斯，誕生於瑞士日內瓦，他的父親是個藝術家，4歲那年，他們一家移居俄國。1822年，赫斯入讀塔爾圖大學學習醫學。又去斯德哥爾摩學習化學。1825年，赫斯取得行醫資格。回到俄國之後，曾加入一支烏拉山脈地質探險隊，之後，在伊爾庫茨克行醫。 1830年赫斯開始全職從事化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成為聖彼得國立工藝學院的教授。1840年，他發表了後來被稱為「赫斯定律」的著名論文，可以說是熱力學定義定律的最早的版本。赫斯定律（英語：Hess's law），又名反應熱加成性定律（英語：the law of additivity of reaction heat）。 赫斯出生在瑞士，移居俄國，又在瑞典讀書，又回俄國行醫。 除了習醫，又攻讀化學，又參加地質探險。真是多樣的人生，多元的學習。 只可惜， 1850年11月在聖彼得堡過世，僅享年48歲。

  「國內醫療環境、醫療品質變得這樣差，我應該切腹！」 「做自己愛做、能做的事，全力投入，做到最深、最徹底。」–宋瑞樓 有一次宋瑞樓醫師考問他的學生：「病人只有200元，坐慢車回家還要留30塊，只有170元可以看病，你怎麼決定病人要做哪些檢查？」宋瑞樓要讓學生體會照顧病人，不只了解病情，還有他的經濟狀況，替病人想。 這位宅心仁厚的人道精神醫師宋瑞樓，誕生於1917年（日本大正6年）的今天。 台灣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台灣的肝癌、肝硬化、肝癌的發生率從原本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率、自母體垂直感染每年約四萬名的肝炎新生兒降低到現今的每年僅數千名。這是誰的功勞？這是被譽為「台灣的肝病之父」、「消化系內視鏡之父」的中研院院士宋瑞樓醫師大力提倡的成果。 宋瑞樓是竹東出身的客家菁英，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他的研究論文「肝病檢驗方法」，經由他的日本教授推薦，送到九州大學審議，獲得博士學位。 1952年，宋瑞樓赴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進修消化系醫學，後再轉往杜克大學研究。 1954年他完成台灣第一例人體胃部檢查。 傳統社會將肝病歸咎於勞累，宋瑞樓醫師的肝炎血清研究，界定B型肝炎體液傳染途徑，將「勞累」與「肝病」的必然關係脫鉤。他同時也將分食概念帶進肝病預防領域，現在我們盛行的衛生筷與公筷母匙，可以說來自宋瑞樓的提倡。 宋瑞樓的學生陳定信醫師回憶說：「宋教授喜歡啟發學生，一旦犯錯或答案不適當，也不罵人，反而會怪自己，有位女同學曾被問哭了，老師就說不好意思，不是故意弄哭，但下次照樣問。」 宋瑞樓教授對台灣醫療的貢獻至深且鉅，2001年他獲頒第一屆總統科學獎；2011年，更獲第廿一屆醫療奉獻獎特殊醫療貢獻獎，那是國內醫學界最高榮譽。 宋瑞樓院士於2013年5月辭世，享年96歲。 像我這樣的「東亞病夫」，必然蒙受宋院士貢獻台灣醫療的恩惠；此外，我從事歷史教育，也從宋院士身上得到教學的靈感。宋瑞樓訓練學生強調「問病史」，他說問病史可以免掉不必要的高科技檢查，不會浪費病人的錢。「問病史」不正是解說「歷史學意義」的極佳教材嗎？ 再附記幾句：宋瑞樓的大哥宋枝發（齒科醫師）於二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竹東分團團長。二二八事件時，他被指為3月1日圍攻警署的首謀，遭逮捕，後經家人輸財救回。所幸，沒有繼續牽連到弟弟宋瑞樓，否則往後台灣的醫療發展必大打折扣了。

  「現在莊稼漢是鑑定人，所以我必須表現他們的利害關係。」–伊利亞·列賓 俄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畫家伊利亞．列賓（Ilya Y. Repin ）出生於1884年的今天。 列賓的父親是一個屯墾軍的軍官，列賓小時候全家人在屯墾地辛勤勞作，孩童時代他就親身體會到了生活的貧困和艱難。他曾數次目睹囚犯如何被驅趕著從他面前經過，這些世間苦難的印象，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 著名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一畫，表現了人民的貧窮苦難及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又例如表現農民主題的《在鄉政府》，表現當時農民被徵兵參加俄土戰爭，如《歸來》、《回去，過去了的戰爭英雄》、《送新兵入伍》。 列賓曾留學法國及義大利。回國後，堅持在鄉村和民間寫生，他並且與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密切往來。他的《宣傳者的被捕》、《拒絕懺悔》、《意外歸來》都是以革命者的鬥爭生活為題材的優秀作品。而對俄羅斯歷史事件的關注更引起他對歷史畫強烈的創作欲望，《伊凡雷帝和被他殺死的兒子》、《索菲亞公主》以及《扎波羅什人給土耳其蘇丹覆信》等，都是這類作品。 列賓參加了一個由俄羅斯一些具有進步民主思想的寫實派畫家和雕刻家組成的「巡迴展覽畫派」，主張真實地描繪人民的歷史、社會、生活和大自然，揭露沙俄專制制度。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不僅是沙俄專制下普通民眾奴役般的生活，更體會到了他們的智慧、善良和力量。列賓的作品，被視為「巡迴展覽畫派」的重要代表。但是他的許多描寫革命者的作品，常常通不過沙皇政府的檢查，而從展覽會上被拿下。例如《在沙皇的絞架附近》、《驅散示威遊行》...。 台灣的社會常常聽到「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幼稚言論，那是對社會缺乏關愛、對公共政治議題麻木不仁的人的說詞。台灣的藝術界非常缺乏台灣歷史與政治題材的作品。列賓如果再世來台，一定很訝異！

  「如果你過分珍愛自己的羽毛,不使它受一點損傷，那麼你將失去兩隻翅膀，永遠不再能凌空飛翔。」—雪萊 英國浪漫主義的自由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出生於 1792 年的今天。 他有很好的家世，祖父是男爵，父親是輝格黨議員，但他顯然不守成規。18歲入學牛津大學的雪萊，深受英國自由思想家休謨等人的影響，發表了一本小冊子《無神論的必要性》，提出對上帝、政治與社會的己見。結果大一沒讀完，就被牛津大學開除。父親要他悔過道歉，他卻拒絕，因此被逐出家門。 由於同情被英國強行合併的愛爾蘭，並支持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解放事業，雪萊偕著第一任妻子，前往都柏林。在都柏林發表《告愛爾蘭人民書》以及《成立博愛主義者協會倡議書》。此後由於政治熱情的驅使，雪萊旅行於英國各地，散發其自由思想的小冊。他擅長寫敘事長詩如《仙后麥布》，富於哲理，抨擊宗教的偽善、封建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不平等。 雪萊不只是詩人、文學家，他的作品充滿哲學與政治批判。他的最長的詩《伊斯蘭的反叛》，描寫詩人的夭折，對人類的愛，和對自由理想的嚮往。此詩的主要目的，在勸當代人不應該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而失望。 由於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以及他不拘泥於社會成規，他帶著第二任妻子離開英國，遷居義大利，創作出更多作品。《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是他最偉大的抒情詩劇。他還創作更多哲學以及政治的散文，如《改革的哲學觀》表達對實際改革的一種現實態度。 1822年7月雪萊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船，遇暴風翻船溺斃，好友拜倫等人以希臘儀式幫他遺體火化，骨灰安葬於羅馬。 *附記* 雪萊大一沒讀完就因為發表文章被退學；我起碼讀到大三才被退學（也是因為發表文章）。是我比較厲害？還是他厲害？哈哈！  

  歷史上的今天，有兩位壽星雖出生於不同年代，卻可以同日而語，他們是： 克羅埃西亞作曲家伊凡·札伊茨（Ivan Zajc），誕生於1832年的今天。 曾任澳洲第二任總理的迪金（Alfred Deakin）於1856年的今天出生。 克羅埃西亞的伊凡·札伊茨，曾經到米蘭學習音樂，又移居音樂之都維也納，但是他卻創作出具有克羅埃西亞精神的音樂與劇作。1870年他回到克羅埃西雅的札格瑞布，擔任指揮並創作了一批克羅埃西亞民族歌劇。這位多產作曲家、劇作家，為克羅埃西亞民族音樂的發展貢獻良多。其知名作品有歌劇《米斯拉夫》、《尼古拉·蘇比克·齊林斯基》等。 澳大利亞的政治家迪金，他的雙親都是英國移民。用台灣習慣的思考，迪金算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但是他不像許多台灣的「外省第二代」拒絕認同本土，迪金不僅落地生根，在19世紀晚期，他領導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自由化改革，而且他在澳洲總理任內推行澳洲聯邦化。《聯邦的故事》是其名著。 這兩位人物好有一比，前者札伊茨，年輕時到異鄉習樂，不忘其本，最後落葉歸根，仍創作出具有祖國精神的音樂；後者迪金是移民的後代，落地生根，腳踏實地，為在地的政治立下根基。

  1928年，有一名台灣少年周金耀摔傷右膝蓋，細菌感染以致傷口潰爛長達一尺多，有截肢之虞。他來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找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醫師看診，蘭醫師認為，植皮手術或許是唯一希望。但植皮手術目前僅是書上的理論，還未真正成功過。正當蘭醫師絞盡腦汁之際，他的夫人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同樣也是英國籍傳教師）說：「假使割我的皮膚，補到金耀的患部，可以嗎？」蘭醫師最後接受了蘭夫人的意見，進行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植皮手術。這段動人的故事，被稱為「切膚之愛」，成為台灣外科醫生自我砥礪的標竿。 蘭大衛是一位出身蘇格蘭的醫師，也是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士。1899年蘭大衛醫師在彰化開設大社長老教醫院（今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他長年在彰化地區行醫，醫人無數，因此彰化地區出現一句俗諺：「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 蘭大衛出生於1870年的今天。 其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醫師也在台灣行醫，貢獻台灣醫療事業良多。 看了這個家庭，從老遠的西方跑來台灣，為台灣人奉獻犧牲；再看看台灣內部有另外一種所謂「高級外省人」，吃住於台灣，卻罵台灣為「鬼島」，罵台灣人是「倭寇」，還要中共武統台灣。人性之善良與邪惡，真是天淵之別！ （照片左：蘭大衛醫師，右上：蘭大衛 、連瑪玉夫婦，右下：蘭醫師和學生及患者）

  「生物可以從影響它們的環境中獲得新的性狀，且不同物種間的差異是由中間性狀消失導致的。」 這是法國的動物學家拉馬克(Chevalier de Lamarck)於1809年發表的《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亦譯作《動物學哲學》)一書中提出的要旨，他有系統地闡述進化的理論。拉馬克‘認為這既是生物產生變異的原因，亦即是適應環境的過程。「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可以說是「拉馬克學說」的兩個法則，奠定了進化論的基礎。後來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一書中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學說。 這位進化論的奠基人拉馬克，出生於1744年的今天。他於1829年12月18日過世。 拉馬克的學說，讓我聯想到，國家的發展生存，是否也該在「用進廢退」中，求新求變？只是，生物的進化，非出於其本身的自由意志；而國家的發展，則可以凝聚國民的意志共同奮進！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曾經是贊成台獨的，以下史證歷歷可查： 一九二八年在中共的建議下，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籍左翼人士籌組台灣共產黨，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揭櫫的政治大綱第二、三條就表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當時的中共不但沒有反對，還派代表彭榮參加台共的成立大會。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學者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訪問毛澤東。斯諾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復所有失地？」毛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詳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紅星照耀中國》）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很明顯，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和台灣人應該以平等的國際友誼來合作。 一九四一年六月，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明白表示中國除了要追求自己的獨立自主，也要支持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包括：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與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義侵略，以及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 二戰即將結束前，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二日），曾刊載一份有台灣名號的文件〈台灣等國留延黨員致中共七大大會祝賀詞〉，簽發賀詞的「台灣等國」包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亞、荷印、緬甸；賀詞中明確提到中共長期支持東方各民族（包括台灣）的獨立運動。（詳見《解放日報》，一九四五．五．一） 更有意思的是，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一九四七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中共的《解放日報》還在三月八日發表「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 習近平先生，你們的前輩領導同志們既然都明白贊成過台灣獨立，你們何必那麼看不開呢？台灣做為一個獨立國家，可以與中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共存共榮，有何不好？何必相煎太急呢？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副外長謝鋒，與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R. Sherman）日前於天津會談。中國重申台灣議題是「重中之重」。 謝鋒警告美國，千萬不要低估十四億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王毅說，追求統一是人民的選擇。 中國官員對民主國家官員大談「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選擇」確實好笑！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把『人民』放進國號，但始終沒有放在心中。一個沒有選舉、沒有民調、沒有公投的國家，其「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選擇」是怎麼形成的？當然是共產黨說了算。反倒是台灣的民意非常清楚，不僅有定期改選的國會及總統大選的選票可以展現民意，還經常有民調可以了解。目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民調已達六、七成，而不贊成「統一」的民意高達八成多，希望「統一」的人不到一成。這樣的「人民的選擇」、「人民的意志」，王毅怎麼視而不見？ 中國又老調重彈「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要美國「不可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耀武揚威要武力侵犯台灣，全世界會把它看成中國內政問題嗎？只要看看台灣海峽每天有五、六百艘國際船隻來來往往，他們會認為台海發生戰爭是單純中國內政嗎？記不記得1996年台灣開始民選總統時，中國在台海試射飛彈，結果歐洲會議立刻向中國嚴正表示「國際貿易的秩序不容破壞」！ 對一個擁有民選總統、民選國會，擁有自己的貨幣、獨立自主的海關的國家，進行軍事侵略，又造成國際秩序的破壞，這是中國內政嗎？ 台灣如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何必出兵侵犯他的領土？何其矛盾！ 記得加拿大與中國建交時，中國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加拿大回答，「我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你的領土，毫無意義，因為加拿大的人民要去台灣的話，跑去你們中國大使館簽證也一樣進不去。」這個回答現在依然有效。 台灣問題已受國際矚目，台灣的安全當然是建立在「國際化」的脈絡中。 台灣走向「國際化」，或走向「中國內政化」，何者對台灣才安全？其理至明。台灣如果「中國內政化」，勢必讓台灣失去國際支持。現在我們應該知道赤藍政客為何連美、日等國贈送我們疫苗都要辱罵的道理了，因為赤藍集團無法忍受國際社會奧援台灣，破壞他們要把台灣「中國內政化」的企圖。 我們一定要徹底拒絕一心一意要把台灣「中國內政化」的赤藍政客！

  台灣參加奧會的名稱是Chinese Taipei，如果認真計較，Chinese Taipei正確的翻譯應該是「支那台北」。因為China和「支那」本是同一來源的名詞。起源於「秦帝國」的「秦」字，秦滅六國建立大帝國後，「秦」的名稱傳到中亞、歐洲，用拉丁字寫為Chin或Chine，讀音是原來的「秦」的音。後來Chine被讀成兩個音節chi-ne，之後再轉音成chi-na。已經脫離「秦」的原音，Chi-na再傳回東方，再音譯成漢字之後，便出現「支那」、「震旦」（用閩南音讀，音即近似）。所以，China和「支那」是同一來源。 「支那」本無蔑視之意，像清末革命家宋教仁在日本時就辦了一份刊物叫《廿世紀之支那》；一九○七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的一本畢業題名簿中，來自清國的六十二名留學生填寫的國籍，寫「支那」的有十八人，寫「清國」的十二人，寫「中國」或「中華」只七人，其餘廿五人不知道如何寫。可見用「支那」的人最多，也可見當時並沒有歧視的意義，而許多人還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中國人」一詞，是在近半世紀內才被政治力神聖化，成為民族主義者的圖騰。 滿清倒台後，當時革命人士討論新的共和國名稱，「支那共和國」、「震旦共和國」都有人提，最後採用章太炎的意見，稱「中華民國」，英文則使用The Republic of China。如果回到原始意義，The Republic of China就是「支那共和國」之意。 二次大戰前，日本稱中國還是沿用「支那」的稱呼，直到二次大戰後，才改稱「中國」；而西方國家見中華民國自己對外都用The Republic of China，只好繼續叫China。今天很多中華民族主義者很喜歡被稱China、Chinese，但是聽到「支那」則不高興。其實，China就是支那，支那就是China。 至於「中國」、「中華」的名辭漸漸成為國家名稱，是在清末及民國以後逐漸形成（古代雖有「中國」之稱，指的是京師所在或中原之地，意義與今不同）。但「中國」、「中華」譯為China，不論從語譯或音譯看，顯然牛頭不對馬嘴，可能是西方世界已習慣稱之為China，中國只好沿用接受，也自稱China了。 我說了這些歷史背景，沒有讚貶之意，純粹是史實的理解。重點是：不論是China、支那、中國、中華，硬要套在台灣身上，都很不貼切；台灣就是台灣，最自然。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台灣這種冒中國之名的現象，表現在國際體育競賽時最為荒唐。看看我們的大部分媒體，稱呼自己台灣派出去比賽的隊伍不稱「台灣隊」，卻叫「中華隊」；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隊伍不正正經經稱人家「中華隊」或「中國隊」，卻改稱「大陸隊」。中華不稱中華，台灣卻稱中華，張冠李戴，錯亂混淆。 有人說，我們的許多國際比賽都比照國際奧會的模式，所以不能以「中華民國」或「台灣」名義參加。前者不能以「中華民國」名義參加，確實是奧會的限制，因為自1950年代起，台灣的國際官方稱謂就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所以無法使用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作為台灣官方名稱。但是「台灣」的名稱則是奧會要給我們，卻遭中國國民黨給「抗議」掉了。 早在1959年5月國際奧會認為中華民國奧會無法代表中國，但允許以「Taiwan」或「Formosa」代表為名義重新加入奧會。但是堅持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卻不能忍受「Taiwan」或「Formosa」，因此在1960年、1964年、1968年，連續三屆授意台灣代表隊向奧委會抗議「Formosa」與「Taiwan」名稱。1976年奧會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國際奧委會同年也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改以「台灣」奧運代表團參賽，仍遭國民黨政府拒絕，最後缺席該屆奧運。 1979年，國際奧會執委會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台灣）的會籍名稱多番修正與表決，決議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會以「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為名參加奧運會。1981年3月23日，中華民國奧會同意更名為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中華台北奧會也與國際奧會在瑞士洛桑簽訂協議書，解決多年來國際奧會中的「中國問題」。中華台北不得使用國旗與國歌，僅能使用中華台北奧運會旗以及國旗歌。此後，奧會模式的「中華台北」幾乎成為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組織的官方名稱。回顧這段歷史，台灣不能稱「台灣」，卻來個不三不四的「中華台北」，其孰為之？孰令致之？還不是信仰「中國教」、努力要「去台灣化」的中國國民黨造成的，才有今天的結果。 （以上節錄自拙著《台灣之「國》    

  日前美國白宮一顧問官員說：「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台獨不必太緊張，這句話是講給中國當局聽的。 但是，除了用「講」的之外，「做」的才更重要，例如，三名美國參議員特別搭著美國的軍機降落台北松山機場，宣告要捐贈疫苗給台灣，還與蔡英文總統見面晤談。這個動作除了答謝台灣贈送口罩之外，更是做給中國當局看的。台灣若不是獨立的國家，美國的軍機可以直闖「中國台灣省」嗎？ 日本趕在美國之前，也先直接運送疫苗來台，以答謝我們致贈口罩之恩。這個舉動，除了「恩恩相報」之外，當然也有向中國示意的作用。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明白地說：「中國如果犯台，日美會協防台灣。」防衛大臣岸信夫也明說：「依具體情況判斷，持續關注台灣。」此乃美日安保條約的概念延伸，當然也是向中國明示，請勿輕舉妄動。 上個月的G7高峰會時，七國也一致表示挺台，也是講給中國聽的。 所以，美國一方面宣稱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在履行美日安保條約的同時，是不是就變成要協防「中國台灣」了呢？這在語意上是不是矛盾？頭腦僵硬的人才會這樣看。回到語意來看，「台灣獨立」該如何定義？也許，美國有一句永遠不必講出來的話，那就是「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我何必支持台灣獨立？」或者像以前柯林頓訪問中國時說「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但離開中國後答覆記者時又說：「我說我不支持台灣獨立，但並沒有說反對台灣獨立。」 對於美國白宮官員所謂「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外交部回應：「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最大公約數的「中華民國」之後加上「台灣」，表明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說給台灣內部及全世界聽的。全世界應該都聽懂。不過，我們台灣內部的部分台獨人士（我是說部分），則謾罵民進黨蔡政府是「假台獨」、是騙子。他們完全不考慮國內外環境及主客觀條件，只在乎「台灣共和國」名號，若無此名號，則一切都是「假台獨」，如此二分法，顯見其大腦果真「其介如石」。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他們是在演「苦肉計」，那就高明了。 說到「高明」，我想起朱某最喜歡引用康德的名言「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其實，政治應該是「高明的藝術」，太僵化的頭腦，會看不懂。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我夢見我被中共抓去審判* 審判長問：「被告李筱峰，你為何叛國？」 我答：「我不是被告，我是你們的俘虜！你們侵略台灣，把我抓了，我當然是你們的俘虜，不是被告。我不曾被你們統治過，不是你們的國民，哪來叛國？」 審判長勃然大怒：「你明明搞台獨！」 我答：「台獨是你們逼出來的！因為不想當奴隸的人民，起來！」 審判長大叫：「你違反《反國家分裂法》！」 我答：「台灣又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哪來分裂國家問題？沒有結過婚，哪有離婚問題？」 審判長吼叫：「你這台獨頑固分子！」 （示意圖－放言視覺設計部 傅建文）     我答：「我是民主頑固分子，因為不想過不自由的生活，只有選擇台灣獨立。」 審判長不耐煩了：「少跟我談西方的民主玩意兒。」 我答：「民主不限定是西方的，那已成為世界普世價值。」 審判長：「我們也有具中國特色的民主！」 我反問：「既然有民主，為何把我抓起來？」 審判長又不耐煩了：「你這數典忘祖的叛徒！」 我解釋：「我沒有忘祖，我祖先有來自中國的閩南人，有在地的平埔族祖先，我還有印度北方某一族的血統。」 審判長吼：「別跟我扯那麼多！我後面還有很多人要審判，我們留島不留人，先判你死刑！」 我立刻被押出去外面的一個草地上，兩個凶煞的劊子手拿起槍，對著我的胸膛「磅！磅！」兩聲！ 我醒過來！台灣依然挺立著！ 不論醒著，還是睡覺，台灣人都要醒著！

  中國共產黨慶祝建黨一百週年，習近平又叫囂要「粉碎台獨」。他們不知道一九二八年標舉「台灣共和國」的台共成立時，中共是派代表去參加建黨大會的；毛澤東也有明確主張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當然政治詭譎多變，這些歷史他們已經不認帳，也就罷了！就來談談粉碎台獨的話題吧！ 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國民黨趕來台灣之後，海峽雙邊就形成兩個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曾一天統轄過台灣，台灣實際上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已達七十多年。這七十多年的台灣，發展成世界肯定的民主國家，人民自由度高達九十四分（根據二○二一年Freedom house評比），這個自由國家也發展成亞洲四小龍之一，還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資金與技術，幫他們經濟崛起。這樣的獨立政治實體，中國共產黨說要把它粉碎，所為何來？又對中國有何好處？ 如果再從國際法觀點看，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透過舊金山和約已初步底定，北京政權並未擁有台灣主權，憑什麼要粉碎台獨？ 台灣不是不可以和中國合併，只要台灣人民願意。但是目前台灣民意顯示，七十％以上的人民並沒有要和中國統一的意願。真正想和中國統一的民意不到一成。享有九十四分自由度的人民，當然不願意接受自由度只有九分的國家來統治。 中國共產黨如果真的想粉碎台獨，其實很簡單，不必用軍機騷擾，不必用飛彈威脅，不必開軍艦繞台（這樣窮兵黷武，有號召多少台灣人心向你們祖國嗎？不妨評估看看），粉碎台獨的方法只要三個字：「民主化」。 如何民主化？放棄一黨專政、解除新聞封鎖、尊重自由人權（容許集會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講學自由…）、釋放政治犯（包括我們記者李明哲）、權力分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些都是我們以前曾經向國民黨抗爭要求的）。還有，停止對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結束對他們的集中營（教育營）、尊重圖博（「西藏」）與東突（「新疆」）民族自決。…如果你們能夠這樣民主化，自由度有一天達到九十四分，台灣人民才有可能安心想與你們「統一」，則粉碎台獨，指日可待！ 啥？你們說你們是「世界最民主的國家」？你們的「民主」怎麼和國際規格不同？全世界的輪子都是圓的，怎麼你們把方形也稱輪子？我們對民主的觀念差距如此大，如何統一？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下面這張截圖是智強（不，應該是智弱）的臉書。 可笑不可笑？他要「為民主悲」喔？在那個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時代，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從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和長達40年的所謂「動員戡亂」，這位智弱者從來不知道要「為民主悲」！ 反而在民主化之後的台灣，自由度高達94分（Freedom house的評比），他才要「為民主悲」！ 這個智弱者忘了他們國民黨過去是專門查禁書刊、查禁歌曲、實施報禁，長達40年。是長期的民主運動才有今天的新聞自由。 看到這則智弱的臉書貼文，我好像看到經營私娼寮的老鴇，在呼叫反對色情。也好像看到拿著屠刀的屠夫在反對殺生！（我沒有歧視老鴇和屠夫的意思，但是我真的很瞧不起這種價值錯亂、人格扭曲的政治人物！）   以下是臉友Vincent Tsai兄的留言： 國民黨戰將羅智強最該教教民進黨如何對付『民主』！！照片中是被國民黨一起槍斃的原住民鄒族菁英高一生及湯守仁。高一生是音樂老師及音樂創作者，歌手高慧君的祖父。湯守仁也是老師，是旅日藝人湯蘭花的叔父。兩人一起被雙手染血的獨裁殺人統治集團國民黨槍斃。獨裁殺人統治集團的徒子徒孫說民進黨沒有資格講民主，羞恥兩個字國民黨還知道怎麼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