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月來，中國當局對維權律師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更廣泛的「維權運動」進行了大規模打壓。根據最新統計，從7月9日至今，中國多省市250名以上律師、律所工作人員、家庭成員、和活躍人士遭到抓捕或傳喚。目前至少20人仍然在押或下落不明。其中幾人可能面臨嚴重的、出於政治動機的檢控以及長刑。 可以理解，中國國內和外國評論大多集中在抓捕律師對法治的負面影響。但是對維權律師群體的攻擊，以及攻擊的方式，對新聞自由和互聯網自由也有重要的影響。 中國官方媒體對抓捕維權律師的特寫報導，不出喉舌媒體的套路，與共產黨迫害公民社會活躍人士如出一轍。首先是所謂的「網絡失蹤」，幾個被抓捕的律師的名字很快變成了「敏感詞」。這意味著現在去查找他們的名字，不是查不到，就是只能查到經過審查的鏈接。其次，7月14日，審查官員指示所有網站在報導抓捕律師的時候必須使用官方通稿，不可轉載「非標準」來源的新聞。第三，中國的中央電視台播放了至少兩位被抓律師被迫認罪的錄像。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重新啟用的毛澤東時代慣用的做法。 這次抓捕的另外三個方面，顯示共產黨壓制和操控信息升級，令人憂慮。 一、在官方媒體上進行更大力度的抹黑：如同在其它威權國家的情況一樣，在中國，公民社會活躍人士在被捕後，官方常常會在國家媒體上對他們進行抹黑和歪曲。但是共產黨控制的媒體這次攻擊維權運動的力度超乎尋常。這次發表的文章一是數量更多、更頻繁，不僅包括報導，還包括匿名社論和裝模作樣的「專家意見」文章。攻擊律師時所用的語言更加極端，包括諸如「重大犯罪團伙」、「勾連」、「黑幕」、以及「不可告人」。 官方報導還使用剪裁過的錄像、看似專業的信息圖表、以及卡通來污蔑被抓捕的律師。這種全方位出動媒體進行妖魔化的做法，非常類似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的做法，與更近一些的全民打壓運動，如1999年取締法輪功時的做法也十分類似。這也許並不是偶然的類似，許多被拘禁的律師都曾經代理過法輪功當事人。 二、首批微信逮捕：中國維權律師非常喜歡使用騰訊社交平台微信以及類似的社交平台，包括騰訊的另一個社交服務平台QQ群，以及由俄羅斯企業家開發的社交平台「電報」。這些工具使得一個封閉的朋友圈可以快速分享信息，與諸如新浪微博這種更加公眾化的平台相比，受到的審查相對寬鬆一些。這些工具使得維權律師可以與需要辯護人的受害者相互取得聯繫、在敏感案件上分享建議、為遭受官方騷擾的普通公民以及律師同仁進行呼籲等。 盡管官方抓捕律師的憑據仍然不清楚，但是諸如《人民日報》這樣的共產黨報紙和電視的報導，在描述維權律師如何在微信以及類似平台上進行協調時，使用了興師問罪的口氣。如果社交媒體的活動構成未來定罪的依據，這將會成為個人因為在微信上分享政治或社會內容而被監禁的首批案例。 另一方面，在抓捕維權律師的最初幾天，「電報」遭受了一次重大的阻斷服務攻擊，其亞太服務遭遇障礙，後在中國遭到封鎖。「電報」的「秘密聊天」功能使得用戶可以交換加密信息。 三、對互聯網倡導活動本身的攻擊：在中國，因網上言論而獲罪並非新事，但是對使用互聯網進行社會倡導活動進行這樣的大規模污名化還是例外。當局對維權律師的指控之一，是他們使用社交媒體和其它網絡工具，挑戰官方對事件的報導，分享小型抗議的圖片，引起更大範圍的關注，向公眾募捐，或為他們的當事人動員公眾支持，以便獲得司法同情。 考慮到共產黨對司法的政治影響，律師們要為他們的當事人獲得更多保護、有時是獲得自由，必須使用這樣的策略。事實上，這次被抓捕的律師與活躍人士中，有好幾位過去幾年裡都曾在許多網絡聲援中起了關鍵作用，獲得了國內以及國際媒體的報導，就權利問題引發了公共辯論，議題包括性騷擾、宗教自由、警察施暴等。在有些情況下還贏得了政府的讓步。 習近平上台以來，關閉了公民社會原有的狹窄空間，在線上和線下都更強勢地貫徹黨的表述和官媒話語，維權運動打壓升級則是這個更廣泛的做法的一部分。 抓捕維權律師的影響與後果，遠遠不止於法律界。對活躍人士的微信言論進行可能的檢控，會在成千上萬的中國用戶當中造成寒蟬效應。同時，大量從這些被打壓的維權律師那裡獲得幫助的公民將發現，維持他們的自由表達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使有勝任的律師勇敢地站出來取代那些被抓律師的位置（考慮到這個運動以往表現出的韌性，這是很有可能會出現的情況），他們在如何為當事人辯護、如何為他們的釋放或免受一面倒司法系統的虐待而發動聲援時，會面臨新的限制。 鎮壓維權律師對媒體自由來說、對中國公民發布和獲得信息的能力來說，也是一次倒退，而這樣的能力對他們的良好狀態和生活決定、對國家治理以及社會的長期活力都具有關鍵意義。（作者Sarah Cook為「自由之家」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