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戒嚴黨國體制教育宣傳下，使得國人對戰後台灣歷史有非常多的誤解，這些誤解實有釐清之必要，以免繼續貽誤後代。 首先，一般認為一九四五年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就以為台灣已成為中華民國領土，其實這是錯誤認知。根據國際法，在國際合約未簽訂前，這只是占領行為，台灣還是屬於日本領土。只不過因開羅會議之故，盟國並未質疑國民黨政府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一般又認為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長官公署才接收台灣，這也是錯誤。事實上，十月六日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已正式接收台灣，「長官公署備忘錄臺政字第一號」記載：「接收現在臺灣（含澎湖列島下同）一切法定領土、人民、治權、政治經濟文化等設施及資產」。因此才有前進指揮所十月十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台灣省第一次慶祝國慶大會」。 一般又認為台灣總督向陳儀遞交降書，這更是嚴重誤解，因為根本沒有降書的存在。九月二十九日何應欽給陳儀的電文就明白指示，「不再簽降書，只須交付兄之命令，令日軍代表於受領證簽字即可」。十日二十五日儀式的照片可以明白看出，是陳儀親自交給安藤利吉「合同命令第一號」，安藤在「受領證」簽字後，轉交諫山春樹，再轉交陳儀。如果該文件是「降書」，那將成為陳儀向安藤遞交「降書」。 最後，國民黨常曲解中華民國在該「光復」儀式中接收了「台灣主權」，但事實上並沒有。「合同命令第一號」只記載「接收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也就是只接收了統治權，但沒有「主權」。因為這只是軍事占領統治儀式(file:///C:/Users/86278/Downloads/03蘇瑤崇3校稿0905%20(1).pdf)，而不是國際和平條約儀式，當然不包含「主權」。 「降書」之說是為了欺騙國人已取得「台灣主權」而編造出來的文件，根本不存在。就國際法而言，陳儀的統治是占領統治，是中華民國直接施政台灣的開始，與其說這是「台灣光復」，毋寧說用「始政日」更恰當。但往後每年在此「始政日」，卻被包裝成「光復節」而大肆慶祝，迄今仍要放假。這是國民黨政府透過慶祝儀式，要將「占領」化為「光復」之印記，深烙於台人心中。 （作者為靜宜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在二二八事件六十九週年前夕，最令人感到難過、諷刺與憤怒的消息就是台北市文化局在前局長倪重華主持的會議下，決定將二二八事件重大史蹟專賣局台北分局史蹟拆除改建。如果此事成真，那將是號稱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後代柯市長與即將推動轉型正義的新民進黨政府最大的諷刺。 筆者從事台灣戰後史研究，認為政府設立二二八紀念館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對於台灣戰後史的反省與教育應該做了很多事。直到知道前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決定時，才驚覺到政府所謂的二二八事件歷史教育與轉型正義，原來都只是做半套與唬弄人民而已。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地專賣局台北分局，也就是現在的重慶南路彰化銀行支店所在，每天出入或經過的人數以萬計以上，但很多人可能完全不知道它就是影響台灣戰後歷史發展之二二八事件發生地。就算是讀過二二八事件史的人，相信也有很多人很可能路過該地也不知道它竟然是重大歷史史蹟。為什麼呢？因為任何經過的人只看到彰化銀行的招牌而已，到目前為止竟然沒有任何標示告訴人們它就是重大歷史史蹟。 史蹟的意義是令人憑懷歷史，實際到訪史蹟，將會產生歷史的衝擊，激發我們認識歷史的想像力，它述說歷史故事的能力遠超過千言萬語，這是先進國家為何致力於史蹟保存之故。試想路過的人，知道這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地時，自然會刺激他產生對此一事件的好奇，如果他知道其與周邊史蹟如長官公署（今行政院）與台北放送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等地有密切關聯，那將會更加深其對歷史的興趣與瞭解。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教育，才是真正的紀念二二八與追求轉型正義。然而從李登輝總統代表國家為事件道歉，二十年來竟然政府從未在此處立碑紀念，更進而今年有拆除之議，真叫人難以置信。 文化工作的意義是在創造或深化民眾的精神價值與認同。如果柯市長想要在文化上真正的建功立業，保存專賣局台北分局史蹟，乃至於活化成為台北市歷史博物館，這是最好的機會與地點。如果民進黨政府有心推動轉型正義，那麼保存此一史蹟將是一個試金石，應該動員相關行政與立法上的影響力，協助台北市政府保存史蹟。誠懇呼籲當局有權者，一起來保存此一重要史蹟，不要讓輕率摧毀史蹟這種蠢事再次發生。（作者為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