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解嚴已屆30年，不過，不少人其實還是不清楚戒嚴的年代是哪種生活。我的國中小學期間適逢1980年代的戒嚴尾巴，許多四、五、六年級記憶中的戒嚴故事，也同樣發生在我們那個戒嚴的末期，雖然已經過了30載，但腦海中的記憶依然清晰。 記得，念小學時，每天都必須升降旗，早上升級典禮，下午降旗典禮。當大夥整隊前進到大操場，準備升降旗、聽師長訓話時，行進間必唱的愛國歌曲就是「我愛中華」、「梅花進行曲」、「反攻大陸去」、「反共抗俄歌」。那個年代，搭配著校園牆上斑駁的油漆字「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光復國土」的字眼，看著勵志的標語加上精神抖擻的愛國歌曲，小小年紀的我，還真的以為消滅萬惡共匪、光復大陸國土，想必在幾年之內就可以完成了。 說方言要罰款是許多人戒嚴時期的校園記憶。圖：鯨魚網站。 只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似乎「保密防諜」、「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才是比反攻大陸更重要的事。學校每年都舉辦數次的保密防諜繪畫、演說與作文比賽，甚至平常朝會時，師長們除了「諄諄教誨」之外，保密防諜的宣導與相聲活動，隨時在學校登場。於是，「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就成為每個小學生朗朗上口的佳句名言。 在當年的教育下，聽到唱國歌或升國旗，無論身在何處，都絕對要放下手上的工作立正站好。有次放學前的降旗典禮，和幾位同學因為掃地工作來不及集合到操場，在聽到唱國歌播放國旗歌降國旗時，沒有一個同學敢亂動。當時，一位女同學尿急但不敢移動去上廁所，避免被師長處罰，結果這位女同學只好站著不動，只是尿液就從群襬下、兩腿之間流到襪子與鞋子裡。這一幕，那個女同學的窘狀，雖然已經過了30年，但依然記憶猶新，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戒嚴對人性基本需求的剝奪。 此外，因為小時候住在西部海邊的緣故，我可能有著與其他同年齡層小朋友非常不同的經驗，那就是撿拾「匪偽傳單」，以及收聽「匪偽電台」。小時候的假日通常在田埂間度過，一望無際的田野，很容易看到從空中飄下的物品。天空中除了飛鳥與呼嘯而過的F-5E與F-104戰鬥機外，看到隨著高空氣球爆裂而落下的「匪偽傳單」，是當年最興奮的事。一看到大量的傳單從高空落下，我便沿著田埂追逐傳單，撿拾到大量傳單後，隔天上學就開開心心地交給學校，接受師長表揚，因為我又完成了一件神聖的反共使命。 鄉下的娛樂很少，除了熱鬧的廟會之外，平常在田野裡打棒球、跳繩、跳格子、扮家家酒、爬樹、奪寶遊戲、玩泥吧等等，是最基本的娛樂，電視也只有台視、中視、華視每天下午5點與週日早上11點的卡通節目吸引我們。因此，收聽廣播是沒有同伴一起遊戲時的娛樂。收聽廣播時，無時無刻無聊調著FM與AM頻道，那時常會聽到講著奇怪內容的廣播，最後聽久了，才明白那是對岸「共匪」的廣播。彼時年記小，其實也不清楚收聽「共匪」廣播是否違法，但我很肯定，對方的廣播內容非常奇怪，因此，我的思想絕對符合學校的黨國教育標準，絕對沒有受到「共匪」廣播的影響。 當年，校園的生活，除了上述的愛國教育之外。印象最深刻的，當然莫過於大家熟知的講方言要罰款的故事。記得小學即將畢業時，老師要結算我們講台語的欠款，身為班長，卻又常被風紀股長檢舉講台語，自然累積了不少債務。為了逃避債務，我只好使出大絕招...... 我對老師說：「老師，你在家都講什麼？」 老師：「台語啊！」 我說：「那我爸媽來學校時，老師都講什麼？」 老師：「台語啊！」 我又說：「那為什麼我不能講台語啊？」 這時候，老師沈默不語，然後就特赦全班的債務，全班的台語罰款就這樣一筆勾銷。其實，我到現在還在想，當時收的台語罰款，究竟是跑去哪裡了？像愛國捐獻一樣，拿去買飛彈快艇等武器，準備打共匪反攻大陸嗎？迄今，罰款跑去哪裡了，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謎團。

  在影視史上，能夠與許不了並列傳奇諧星的豬哥亮辭世，留給世人許多的回憶與討論。豬哥亮的離開，送走了一個時代，送走了那個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豬哥亮崛起於1980年代的秀場，那個年代剛好是台灣經濟發展極盛時期，也是台灣政治社會的轉型時期。 富裕的社會需要娛樂，但當年只有老三台的年代，歌廳秀（餐廳秀）與錄影帶是家庭娛樂的來源之一。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的秀場極盛一時，歌廳秀以及「牛肉場」廣受歡迎，當年的秀場明星張菲、高凌風、邢峰、賀一航、康弘、白冰冰、陳今佩、余天、廖峻、澎澎等人都是家喻戶曉的明星，這些秀場明星的足跡也踏遍東南亞。在當年，這些秀場明星的風采絲毫不輸當今的周杰倫、五月天等藝人與團體。 1979-1980年之際，豬哥亮因緣際會在著名的高雄藍寶石餐廳代班演出，未料一炮而紅，自此開啟了十多年的輝煌年代。此後，豬哥亮歌廳秀在當時一舉打出知名度，加上當時VHS、Beta錄放影機也是居家娛樂的設備之一，豬哥亮歌廳秀錄影帶極為搶手。此外，在1980年至1990年代中期，違法的野雞遊覽車奔馳國道南北，在那個塞車習以為常的時候，車上的豬哥亮歌廳秀，就是陪伴中南部學子、遊子的最佳夥伴。 喜愛簽賭六合彩（大家樂）的豬哥亮在1984年「他摃龜我發財」電影中演出。（圖：看不膩的國片） 豬哥亮並不是這幾年因為主持電視節目與拍攝電影才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早在1980、1990年代，就是紅極一時的名人。豬哥亮在二、三十年前活躍的記憶，就一直存在於現在的三、四、五、六年級心中；豬哥亮在二十年前突然消失，也讓這些豬迷感到意外。不過，在豬哥亮當年消失時，有線電視早已取代錄影帶與老三台，成為家庭娛樂的一部份。豬哥亮的消失，讓豬哥亮歌廳秀成為一個時代的短暫註記。 豬哥亮當年的消失，主因是簽賭六合彩。其實，簽賭六合彩，在那時幾乎是台灣社會的全民運動，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六合彩早期其實稱為大家樂，當時的「對獎」號碼是「愛國獎券」。由於當時台灣錢淹腳目，台灣人也不像現在有這麼多的娛樂、旅遊等等選擇，金錢遊戲就成為一種「娛樂」。懂得投資股票者，就把錢倒入股市中，不想了解股市者，大家樂就是最便捷的入門「投資」遊戲。 豬哥亮主演的電影「他摃龜我發財」一如他實際的生活。（圖：看不膩的國片） 由於當年台灣人瘋狂大家樂，廟宇的「明牌」成為眾人追逐的對象，簽賭「摃龜」的人，時常將憤怒發洩在神明身上，當年處處可見被遺棄且遭到斷頭、斷手、斷腳的神像。1984年，豬哥亮也曾在描寫大家樂的電影《他摃龜我發財》中演出，這部電影，根本就是當年豬哥亮簽賭生活的寫照。後來，因為當時台灣人過於瘋狂，政府在1987年底宣布停止發行「愛國獎券」。不過，台灣人又把對獎的對象移轉到香港的六合彩。轉到六合彩後，傾家蕩產的人就更多了。因為，當時愛國獎券是每月的5、15和25日開獎，也就是每個月開獎3次；然而，香港六合彩開獎日期在當時是每週二與週四，等於每個月至少開獎8次。那個時候，不少台灣人因為簽賭六合彩而妻離子散，豬哥亮的跑路也是因為簽賭六合彩的緣故。 豬哥亮的一生和許多台灣人有著共同生活經驗與故事的交集，特別是經濟起飛的年代，台灣人有錢之後對娛樂的高度需求之際，豬哥亮歌廳秀填補了這個空間。而且，豬哥亮嗜賭的個性，其實也和不少台灣人一樣，完全是共通的語言；至少，在大家樂與六合彩這個「遊戲」中，彼此都有著共同的語言。也就是說，豬哥亮的故事與經歷，其實一直在這些台灣人的生活經驗之中。

甫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年輕作家林奕含自殺殞落，家人發表聲明表示，林奕含選擇結束生命，是因為走不出遭補習班老師誘姦的夢魘；《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描寫林亦含被一個補習班名師誘姦後，引發痛苦憂鬱的真實記錄和心理側寫；書中的角色與故事都是林奕含的親身遭遇，寫書的目的是希望社會上不要再有第二個房思琪。 只是，這社會上的房思琪不計其數；只是，這些房思琪多數都選擇沈默，直到被發現。 台灣社會的房思琪不計其數。（圖：游擊文化臉書） 2012年初，台北市爆發國小老師長期性侵女學生的事件，這名狼師曾經獲得台北市特殊優良教師榮譽，不但是全國教師會Super教師獎得主，更是師鐸獎得主。該名教師在兩年間以輔導課業為由，長期性侵單親家庭的女學生，直到女學生升國中後，因行為與神色異常，校方與社工介入調查才發現她遭到小學男老師長期狼爪性侵。 那時國小性別平等委員會建議先停聘涉案教師，但學校教評會卻認為，該名教師行為未達停聘標準。直到教育局強勢介入後，該名老師才停職調查。經過三個月調查後，確認犯行屬實；於是，台北市教育局解聘狼師、廢止其特殊優良教師資格，並追回師鐸獎獎座、獎狀及記功獎勵。 關於「狼師」，在資訊開放的當代，甚少能夠被掩蓋住。不過，在那更早的年代，相信許多人的國中國小記憶，都曾經記得有哪幾個「豬哥」老師的傳說，也可能不會忘記這些老師喜歡「輔導」哪個學生，或帶哪個學生回宿舍幫忙老師處理工作。 其實，這些了然於胸的事情，幾乎都是公開的秘密，只是當時沒有人深究狀況。 房思琪們一直在我們的身邊，可惜我們都不知道，直到某天房思琪們自己講出她們就是房思琪。 記得念國中的時候，小我一歲的妹妹老是喜歡跟在我屁股後面上學。當時大家都騎單車上學，不喜歡妹妹跟在後面上學的我，總是趁妹妹不注意時，迅速騎車揚長而去。 多年後，妹妹和我聊起這件事時，妹妹才對我講上學途中有怪阿伯的故事。因為當時上學的路程大約5公里的距離，沿途大多是農田，而且鄉下的清晨人煙稀少。那時候，怪阿伯埋伏在路邊，專門攔截遇到落單的女學生，對女學生的胸部與性器官上下其手，而我妹妹就曾經受害，但她卻一直不敢講，憂心被家長罵。由於好多女學生遇過同樣的狀況，我還記得當時有個叔公聽聞狀況後，一早就埋伏在路邊準備抓犯人。一陣子之後，怪阿伯不再出現，村莊的女學生才能安心地上學。 類似我妹妹的故事有多少？我想一定是個黑數。村莊的女學生非常多，但當時敢講出來的寥寥可數。女孩子在遇到陌生人的狀況都不敢講，更何況是熟人。倘若，女孩子遇到的狀況對象是景仰的師長、偶像、長輩，在懵懂的年紀之際，自然而然就變成心中的「秘密」。 房思琪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在發生，但我們的世界卻假裝不存在。當受害者不知道如何說出口時，談性也是一種禁忌時，施暴者就能在權力、偶像等等的包裝下，繼續狙擊下一個獵物。然後，房思琪們的故事依然繼續被刻劃進她們內心的秘密之中。

  全聯老闆徐重仁批評年輕人愛花錢，表示自己1977年時月領9000元很辛苦，並且要年輕人不要計較薪水比別人低，好好工作，有一天老闆就會看到」，結果引來當代年輕人的痛批。 1977年的9千元是一個什麼概念？ 1977年，當時基本工資是600元，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工資最低1160元。根據官方資料，1978年3月勞工平均工資5987元；1978年12月，勞工勞保最低薪資調提高到2460元，童工、學徒為1740元。 再以大家最關心的房價為例，1977年，位於台北市民生社區的民生新城每坪售價2.7萬元；位於板橋中正路的資生新城三樓每坪1.45萬元、二樓每坪1.65萬元、一樓每坪1.91萬元。如今，民生新城每坪售價95.8萬，上漲約35.5倍，但勞工平均薪資卻上漲不到10倍。況且，本文例舉的民生社區，算是當年的高價地段，若是萬華、士林、北投、中山、松山、南港甚至內湖等地，每坪低於1萬元的房子比比皆是。 在那個年代，勞工薪水的確負擔得起房價，在那個年代，只要肯工作就有翻身的機會。這也無怪乎，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那個葉啟田「愛拚才會贏」、林強「向前行」等歌曲的背景時代，會讓眾多的台灣人懷念。 吃苦耐勞的女工是打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動力(圖：民報/經濟部) 被時代遺忘的女工 在那個勞權不發達的年代，勞工職業傷害與災害甚少人聞問，更別說話語權絕對掌握在老闆手上。如今，許多大老闆也想把當年對經濟的貢獻描述成年輕時低薪肯吃苦的結果，在媒體的討論中，也不曾看到「女工」這兩個字的身影。在過去重男輕女的社會中，農村的家中若有男生會唸書，那麼男生的姐妹大概就只有前往工廠賺錢協助兄弟唸書的命運。於是，勞權低弱，女工的情景更是悲慘。 1970年代，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許多家庭代工應運而生。以代工國際大廠運動鞋的彰化寶成企業為例，當年也時常到鄉村運載女工去上班，一早到鄉村載人，傍晚再把女工送回鄉村。 然而，當年離鄉背井住在工廠的女工更多，台灣的出口代工業打造了經濟奇蹟，而經濟奇蹟的幕後推手就是這些血淚女工。 當時的工廠喜愛雇用任勞任怨的女工，因此女工搶手。1976年，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青輔會等各部會甚至研擬應屆畢業的國中女生，如想就業即可提早兩個月畢業的方案。當時工廠搶女工的花招百出，例如彰化織襪工廠為了留住女工，以非法手段扣留女工部分工資，工資則用女工名義儲存在廠中；女工若非因搬家、結婚、生產而離職，否則領不到儲金本息；而這純粹就是防止女工跳槽的手段。至於台北更有工廠，將女工宿舍視為軍營門禁森嚴，避免其他工廠前來挖角。此外，廠商下鄉招募女工，介紹人可得五百元佣金；計程車司機載到外地來謀職的女工，介紹到工廠即可獲得介紹費，女工車資也由工廠支付；國中校長老師帶應屆畢業女學生前往工廠參觀，也有「紅包」傳說。 把青春送給輸送帶與台灣經濟的女工 這些故事說明當年女工十分搶手，然而，當年女工的職場卻是環境惡劣、危險重重。 2009年，紀錄片《她們的故事》紀錄了1960年代開始的加工出口區女工故事，陳芬蘭的「孤女的願望」則唱出了那個年代女工的心聲。紀錄片《她們的故事》提到了1973年的旗津渡輪「高中六號」沈船事件，71名乘客有25人溺斃，這25人皆是在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未婚女性，這也是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由來。 那個年代，女工為了台灣經濟而犧牲青春與生命，在新聞上屢見不鮮。例如，1975年，板橋市南亞木業工廠大火，燒死9名女工。1976年，台南新營針織工廠火災燒死4名女工。類似工安新聞層出不窮，而且女工權益也沒有具體的保障。 女工在當時成為推動台灣經濟的社會主角，許多描寫女工的創作陸續出爐。1976年，楊青矗的文學作品「工廠女兒圈」在聯合報副刊連載；1977年，鄭琇月一曲「女工的故事」觸動了當年女工的芳心。因為女工現象蔚為風潮，1979年，中影製作了由秦祥林、陳秋霞主演的電影《一個女工的故事》。1980年代初期，工人作家楊青矗也陸續發表《外鄉女》系列小說，《外鄉女》後來也改編為戲劇，從2017年4月起在民視播出。 鄭琇月「一個女工的故事」唱出女工的心聲。（圖：friDay音樂） 從1960年代美國扶助台灣經濟，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區開始，女工就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角。1970年代、1980年代，吃苦耐勞的女工十分搶手。這些女工，一輩子從事機械式的工作，絕大多數都是小學畢業或國中畢業就到工廠上班，用青春換取家裡的經濟改善，把自己的「機緣留在門外，將青春嫁給輸送帶。」 沒有加班費、沒有週末、沒有颱風假、沒有勞工運動的保障，但是女工們吃苦耐勞展現了無比堅韌的生命力，也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要談台灣的經濟，大老闆們有貢獻，徐重仁們也可能努力過；但別忘了，當年撐起經濟的動力的是女工，而不是大老闆「口中」年輕時的不怕低薪、不怕苦。

歷史有很多的偶然與巧合。流亡海外多年的台灣民主運動前輩彭明敏教授在3月11日發表新書《寫給台灣的備忘錄》；然而，早在新書發表會數天前，當年協助彭教授逃亡的唐培禮牧師（Milo L. Thornberr）於美國時間3月8日逝世於奧勒岡州。 協助彭明敏逃亡的唐培禮牧師。(圖：自由時報) 西方的傳教士在台灣歷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7世紀時，荷蘭人統治台灣37年期間，就派遣了36位傳教士來台灣。隨著荷蘭人撤離台灣，西方的傳教也中斷了近200年，一直到19世紀開始，包含馬雅各醫師、馬偕博士等多位傳教士來台，才正式開啟了西方文明在台灣大量傳遞的年代。 20世紀，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台灣期間，這些西方傳教士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70至1980年代之間，有10餘名位傳教士因為關心台灣的人權與民主，投入救援政治犯的工作，因此遭到國民黨驅逐出境。甫過世的唐培禮牧師，當年就被國民黨遭羅織罪名驅逐出境。 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結果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65年，三人遭到起訴，彭明敏被判刑8年，但因為國際人權組織與美國向國民黨政府施壓，國民黨政府在該年年底特赦彭明敏。不過，彭明敏從此以後在特務的監控下生活著。 1965年年底，美國衛理公會派遣唐培禮到台灣宣教，同時也在台灣神學院與台南神學院任教。1966年，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韋禮遜牧師（Don Wilson）介紹唐培禮夫婦和彭明敏教授認識，此後，彭教授每週和唐培禮律師碰面一次。唐培禮律師從彭教授那邊得知國民黨的腐敗與殘暴，從此，唐培禮就和彭教授提供資料給想了解台灣狀況的外國友人。 1968年，唐培禮認識還在獄中的魏廷朝與謝聰敏，兩人在獄中偷偷將政治受難者的名單、資訊等等傳遞給唐培禮等人，唐培禮再與友人把相關資訊轉給國際特赦組織。在魏廷朝與謝聰敏陸續出獄後，唐培禮就和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三人策劃資助政治犯家屬的行動。當時的唐培禮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就算被國民黨政府發現，頂多被驅逐出境，但彭明敏、魏廷朝與謝聰敏師生卻是需要付出死亡代價的台灣人，覺得他們是「撲火飛蛾」。 後來，唐培禮與友人認為國民黨當局可能暗殺彭明敏，因此決定協助彭明敏逃離台灣。1970年1月3日，彭明敏打扮成嬉皮歌手，從松山機場搭乘日本航空飛到香港順利轉往瑞典取得政治庇護。當時，國民黨並不知道是唐培禮伉儷協助彭明敏逃亡。1971年初，國民黨以唐培禮涉及「涉及台灣獨立案」為由，將唐培禮一家人軟禁在台灣神學院宿舍裡，並禁止會客。1971年3月，國民黨將唐培禮全家遣送美國。1990年，唐培禮夫婦協助彭明敏逃亡的事情才正式公布。 被國民黨驅逐出境的唐培禮，直到38年後的2003年才應邀回到台灣，接受台灣人感謝其對台灣民主人權貢獻的表揚。唐培禮於2011年2月在美國出版了回憶錄「Fireproof moth : a missionary in Taiwan’s White Terror」，同年12月，中譯版《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也在台灣發行。 出生在1937年的唐培禮，雖然在台灣不到6年的光陰，但對台灣歷史的影響卻是無遠弗屆。唐培禮牧師曾經回憶，有人告訴他們：「不要忘了你們只是在這個國家作客。」意思是勸告唐培禮夫婦不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政治。唐培禮認為，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有點道理，這本質上不符合道德正義；因為殘暴的蔣政權能在台灣橫行無阻，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幕後撐腰使然。秉持良知與信仰，唐培禮不能對這個狀況袖手旁觀。 2017年3月8日，唐培禮離開世界，但留給台灣人卻是無限的遺產。民主化後的台灣，很多人難以想像當年國民黨專制戒嚴統制的恐怖。台灣能夠有今天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環境，都是當年類似唐培禮、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這些不顧自己安危的撲火飛蛾，不惜犧牲一切奮鬥而來的。 唐培禮夫婦當年被國民黨以恐怖份子為名驅逐出境，回到美國後，美國政府也拒發護照將近20年。唐培禮對此毫無怨言，他從不後悔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而成受苦難。因為，他的信念一如他在《撲火飛蛾》中所寫的：「謹獻給彼得（彭明敏）、馬修（魏廷朝）和東尼（謝聰敏），他們厭倦光說不練，決定奮起而行。」 唐培禮牧師在台灣的紀錄《撲火飛蛾》。（圖：台美史料中心）

二二八事件在1947年3月6日與3月7日是關鍵的轉捩點，蔣介石派兵陸續抵台，許多台籍菁英在關鍵的這兩日開始陸續失蹤。二二八這個大時代的悲劇故事，由於缺乏真相與元兇，故事都是由一個又一個破碎的家庭記憶所拼湊起來。林界，一個外界不甚熟識的名字，從1947年開始迄今，他與他的家人，其實一直訴說著一個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時任《台灣新生報》高雄印刷廠廠長的林界在​​高雄市長黃仲圖邀請之下，在1947年3月6日上午與議長彭清靠（彭明敏父親）等人代表市民，攜帶《和平條款九條》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洽商二二八事件的後續處理。然而，3月6日下午開始，彭孟緝卻派出部隊鎮壓在高雄市區，更在3月7日以迫擊砲等重型武器攻擊高雄中學。3月21日，高雄要塞司令部槍決林界。 林界被殺身亡，留下了妻子胡錦華與三歲的林黎影、一歲的林黎彩兩姐妹。林界離開後8年，母親無法承受艱苦的日子因此自殺身亡，兩姐妹從此成為孤兒。 林界，是林黎彩那位相片裡的爸爸。林界，也是外省老兵廖中山那位未曾謀面的老丈人。 廖中山教授畢生致力於認同台灣運動。圖：獨立媒體。 廖中山，1934年出生在中國河南省的小農村，在戰亂中度過童年的他，從小就離開家鄉，最後加入海軍陸戰隊。1949年，年僅15歲的廖中山就隨著軍隊來到澎湖，1950年來到了台灣。台灣這樣一個陌生的地域，最後變成廖中山落地生根的家。 經過十多年的忠黨愛國軍旅生涯後，因為肝病問題，廖中山在1963年退役，並在屏東萬丹取得教職。在屏東，廖中山結識了在天主教堂流浪謀生活的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兩人從結識到論及婚嫁僅僅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誠如李筱峰老師的觀察，婚姻雙方的結合，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中國苦難的歷史與台灣苦難的歷史，在島國台灣生根的縮影故事。經過多年的努力，廖中山也在1982年受聘到海洋學院（海洋大學）擔任教授。 廖中山是位謙遜、熱情的老兵。圖：wikipedia。 1986年，廖中山從鄭南榕的「時代」雜誌與各種黨外雜誌重新認識台灣，也在黨外雜誌看到岳父林界的名字。隨著台灣民主進程的推展，廖中山陪著牽手林黎彩開始找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1992年，在廖中山的支持下，林黎彩向法院控告彭孟緝偽造文書、非法處決林界，事後未按程序通知家屬領回遺體，有湮滅罪證之嫌。當然，這一切控訴都是無功而返。 1992年8月，廖中山與一群理念相同的外省人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並擔任首任會長。以廖中山為首的這群落地生根新台灣人，想要打破眷村的藩籬與大中國一統的民族主義，成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一份子。 1995年，廖中山成立「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並擔任董事長，致力於建立海洋台灣的文化。謙虛的他，當時說：「因為我不懂事、需要成長，所以來作董事長。」 1990年代，廖中山透過文章、演講與廣播推廣台灣意識，主張他背負的中國苦難歷史與牽手背後的台灣悲情歷史，兩者應該在台灣落地生根、和諧共處。終其一生，廖中山用他的精神，致力跨越台灣與中國苦難歷史以及族群的藩籬。 1999年，廖中山因病辭世。相信曾經是他的廣播聽眾們，迄今還是懷念這位講著河南腔北京話、謙稱老兵的廖中山，身體力行新住民生根台灣的理念。廖中山常說，中國是他的生母，台灣是他的養母，他希望兩者平等對待，不願養母變成生母的屬下或奴僕。他的故事，其實不只是他個人背後的中國故事，在他的故事之中，也背負著岳父的台灣歷史；而這些歷史，如今都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