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隨著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週末，3 月 4 日李筱峰教授蒞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擔綱講師。本場次報名踴躍，主辦單位屢次增開名額都快速額滿，聽眾擠滿會場。李筱峰引經據典、條分縷晰，以多方史料呈現歷史悲劇的根源，作為歷史的多一層認識，更作為台灣前途的啟示。 李筱峰教授講座中神情。(Source: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兩個社會、兩套文化 談二二八是希望和諧相處，台灣更豐碩、多元。我今天會用國、台語雙語演講，因為台灣是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要互相尊重。只要互相尊重，就沒有二二八。 今天我們清楚二二八為什麼發生，可是戒嚴時期，國民黨會歸因於兩個因素，一是受「日本奴化教育」，二是「受共產黨蠱惑」。中共則說二二八事變是台灣同胞「響應毛主席」。馬英九主政時代開始承認是「官逼民反」，確實有進步，但這個說法並不周延。 另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族群衝突」，「族群」通常是指長時間生存在同一社會中的兩種人，如美國的白人、黑人等等，二二八基本上是來自不同社會的族群，這樣不能算是族群衝突，我們應該從「文化」的角度，從歷史背景去理解、分析它。 事件爆發後上海有周刊發表的漫畫「勝利之『果』」（作者張文元），李筱峰認為是最能代表二二八事件的一張圖。(Source: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1935 年，曾創立中國社會黨的學者江亢虎來台參觀始政四十年博覽會，之後寫了《台遊追記》：「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可驚亦可歎也。」搭乘火車後感到「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衡矣。」 他所敘述的對比是怎麼發生的？比較一下兩個社會的命運就知道。 1898 年列強瓜分、百日維新、戊戌政變、八國聯軍，1900 年革命風起雲湧，1911 年滿清倒台、中華民國建立、二次革命、護法運動、軍閥執政、北伐、統一、中原大戰、剿共，1930 年代瀋陽事變、西安事變、蘆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美國投下原子彈後變成戰勝國……1912 到 1928 年這 17 年間，中國起碼有 140 次以上的戰爭，沒有一年不打仗，這樣教育如何進步？社會、經濟、文化如何發展？ 反觀台灣，吸收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文明，50 年當中日本在台完成了基礎建設、嚴密政府、司法警察機關、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初等教育、農田水利、交通、電力，這些近代社會生活基礎，中國大概只有大都市有。 台灣在 1920 年代已經掀起公民覺醒運動，林獻堂、蔡惠如結合青年，要求設置自己的議會，也第一次有自己的政黨：台灣民眾黨。更因為有這樣的運動，1935 年第一次投票時井然有序，那時中國一般人還沒有投票概念。  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和記者來台參觀後，對文化水準都有很高的評價，如上海《新中華》半月刊：「台灣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在日本統治下，不斷為爭取自治而奮鬥，這樣使他們得到自治政府的最大準備。」  這樣的「中國」文化 戰後有個知名的例子，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向台灣人民廣播說：「我們公務員有三件事情不做，不偷懶、不欺騙、不揩油。」台灣人不知道「揩油」是什麼意思，知道後覺得這其實是常識，「不偷懶」、「不欺騙」是小學的公民德性，怎麼變官員的政見？十足反映了當時統治者與台灣社會觀念的落差。 台灣戰後面對的局面相當惡劣：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 大陸人壟斷權位，21 名高層官員只有 1 個台省籍人士；牽親引戚，如高雄劉校長請不識字的岳父當老師；外行領導內行，沒看過火車的人當鐵路局課員，薪水還比擁有 10 幾年經驗的副站長多；貪汙，接收成「劫收」、官員們「五子登科」。 我曾翻 1946 年 1 月底到 2 月的民報，平均兩天就有一則貪汙報導，民間流傳著「食銅食鐵，食到ALUMI（鋁）」，挖苦接收的人什麼都吃。 再舉校園內的狀況，有位台籍老師投稿 1947 年 6 月上海出版的《倫語》半月刊：「祖國教師學問如何，我不敢批評；至於日常生活，卻有些叫我們看不慣的地方。他可以在宿舍喝酒，可以遲到曠課，男教員可以領女學生看電影，可以隨地吐痰。」 當時大陸人很不適應台灣島上的日本氣息，如買東西時店員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語：謝謝）；街上有町、丁目；公文裡出現「仰爾等軍民，一生懸命」等日語用法。 大陸人因此說台灣人「奴化」，台灣人當然無法心服，畫家王白淵：「只以為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軍紀敗壞是最顯而易見的，戰後接受的那一年間，刑事案件增加 28 倍。 曾經當過警察的歌王洪一峰回憶說：「人家在賣菸，一群人把煙架打翻，現金沒收，人帶回派出所。結果好的菸留下來自己抽，剩下的用腳踩爛。」當時的憲兵第 4 團團長高維民，回憶當時接收後部隊放假的情況就提到，偷沒鎖的腳踏車、坐車不買票、對蓬萊閣女招待動手動腳……問題一大堆。  原題名為「我們已經勝利了嗎」，載於上海「中國工人」月刊。（吳亮衡攝，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28．七○：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品） 悲劇的根源—文化 如果翻閱 1946 年的報紙，會發現這一年街頭非常紛亂，有 3 大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布袋事件，這些事件並沒有擴散，但是各地不斷上演，227 緝菸事件也只是其中一件，但它發生在首善之都，又在人潮洶湧的太平町。 事件當中又可看到中國官場說謊文化，3 月 5 日蔣渭川希望陳儀保證不向中央請兵，陳儀回答：「我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請你放心。」但早在 3 月 2 號，陳儀請兵的電文就發出去了。 3 月 8 日張慕陶也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向台灣用兵」，但 3 小時後國軍就從基隆登陸。蔣介石說是因為處委會提出不當要求他才決定派兵，但其實他早就派兵了。 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語，台灣史學者林衡道引述友人評語，二二八事件：「那是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  【觀眾詢答】 Q1：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被說成利用、消費二二八，要如何回應？（提問者為高雄陳先生） 檢討歷史且在紀念日提他、討論他，是絕對合理、正當的。我們應該站在台灣這個主體來看歷史，所有被外來統治者壓迫的重大事件都應該紀念，比如霧社事件，也都應該要有更正規的儀式、活動來紀念。 講述結束後，觀眾反應熱烈，共提出五個疑問請教。圖為高雄陳先生。(Source: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Q2：為什麼 30 年前，受害者本人或家屬很少出現在街頭運動，會不會是當時沒有人出來幫助他們，感到失望而沉默？ 我訪問很多受害者家屬，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你活得不耐煩了嗎？」非常害怕。再舉屏東葉秋木的例子，後來他女婿想要出來講話，葉秋木夫人講到哭，還跪下來：「我們家死一個就好了啦，你不要出來啦！」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曾經來了一位觀眾，站在潘木枝遺像前面感慨，他說：「我很對不起他…我們的病都他看的，但他死的時候，我們連捻香都不敢，也不敢靠近他家，只遠遠地面對他們家祭拜、鞠躬。」在那樣壓抑與恐懼的氣氛下，自然是沒有人敢說的，這也不能怪人家。 Q3：有人講說，受害家屬有得到賠償，總統也已經道歉，不要再紀念，要往前看。我們應該如何紀念二二八呢？（提問者為台史博志工） 賠償只是申冤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歷史教育。一個不懂歷史的民族，是無知的民族；一個不願意了解歷史的民族，是無情的民族。歷史很重要，生活中處處都是歷史。發生過什麼事件？有怎樣的影響？影響多深？我們作為社會的一份子，為什麼不去了解？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將來。把自己社會的歷史搞懂之餘，也要參考別人的。但我們看自己的，除了認識還要認同，藉此來認同自己，這很重要。 台史博志工何添財先生提出問題向李筱峰教授請教。(Source: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Q4：將來台灣會再發生一次二二八嗎？ 我不認為會有那樣嚴重的衝突，因為我們已經慢慢發展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什麼情況可能會發生二二八？如同今天的結論，Freedom House 評比台灣的人權自由度是 93 分，這樣的台灣如果被一個 15 分的國家—中國併吞，保證發生二二八。 Q5：今年中共也舉辦紀念二二八，是怎麼回事？有何意義呢？ 他們每年都有紀念，規模時大時小，中國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反國民黨政權，但他們其實就經常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可以參考拙作〈天安門事件中的228模式〉。我看中國的紀念活動其實沒有什麼作用，他們人民事實上也不怎麼關心。 講座結束後大合照。前排持海報右者為李筱峰教授，左為台史博郭副館長碧娥。(Source: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