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台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略政策建議」報告，其結論說「經濟成長轉型、提振投資、帶動全民薪資成長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台灣面臨的最大挑戰，再加上網際網路、物聯網創新正改變既有產業規則，因此需嶄新的思維與創新的做法，並有政府的強力（政）策扶持，才能維持產業競爭力，以期促進台灣未來長期的經濟成長。」中肯、卻缺具體方案。若能把政府當企業治理，戰略目標明確，提升目標管理效能才更務實。 有媒體卻暗指台灣經濟不再高成長，問題在政府；並引述王平的說法：法律、環評、兩岸關係是近年來台灣經濟成長僅三．八％，低於韓、星，並將落入「中所得陷阱」的主因。 這三因素有礙經濟，但絕非報導所說「三隻黑手」或「三大問題」。如個資法太嚴影響商業發展，銀保相關舊法阻礙發展科技金融服務，都對；追根究柢，創新獲利模式或開創新市場的企業競爭力差，大企業偏安、創新研發與變革力弱，卻有利益團體挾制行政與立法權，才是根本問題。又如廣電法令、科技化車行（如Uber）、科技金融（如第三方支付）相關修法緩慢，也是利益關係把持結果；因法律鬆綁是過程，並非阻礙成長的動因！台灣發展科技化共享經濟的阻礙者是誰，多數網友可明瞭。 環評，若台灣有全球先進國家唯一的非由地產開發或經濟主管機關審查，環保機關就可否決開發案的制度，也是立院修法問題。但台灣區域及不分區立委常落得在地政商共生導向，缺少創新遠見及全球戰略；偶有人文道德使命的環保決策，卻苦了產業發展、人民生計空轉，誕生幾位社運或社企立委而已。環保是永續志業，但不應無限挾制經濟建設與民生問題。 「兩岸更開放」是經濟成長中介變數，也易陷入意識形態迷思。政府核心責任是組織有效改造、行政管理效能提升，並將台灣獨有的發展經濟學成功策略及經濟願景續用於創新戰略。就如一九三三─五八日本共保護了二十五年才打造豐田汽車；一九七○─八○年代韓國三星及台積電的成功奠基半導體業；一九六○─八○年代經濟保護政策下的香港人均收入及製造產值曾是台、韓兩、三倍高。 政府應擔任經濟轉型發動機，積極策略管理，迎戰全球化市場。鴻海、台塑布局美國，是兩岸關係與環評有礙發展下的好轉向，更是承擔商業責任企業應有的全球戰略實踐。政府不要迷信兩岸關係及全球經濟強權催逼下的「自由市場」美夢，更不要「無條件地與全球經濟整合，而是以國家願景為基礎，有策略地逐步融入全球經濟」（引自韓裔英籍經濟學家張夏準）。 （作者為企業經營者）

媒體報導因政黨輪替，中國觀光客來台被限制，已造成「飯店轉售潮」。這類新聞只是以傳播媒體恐嚇讀者，模糊問題焦點，難以愚弄專業度高的企業主與投資人。不論傳出易主的賣家：新加坡首峰資金（AIP）之慶城福華飯店（僅售部分產權）；力麗集團之力麗哲園月潭館（售給關係企業）；志嘉建設之志嘉水曜飯店坐月子中心（十月十八日公開標售），及其可能買家，連同相關產業經營者，都是深入評估其風險管理力之案例。 以投資人角度觀之，被投資企業不論規模大小，自當有效評估對內對外的投資環境，能否形成企業自身的「經濟護城河」並增強風險管控，包含該企業是否擁有：母國及投資國的政策法規風險、壟斷或封閉市場風險管控力；以及專利取得、產品價格、品牌忠誠度、使用者網路社群傳播優勢及其轉用他牌的金錢與時間轉化成本之優勢。這些都是評估具規模企業經營能力及是否值得被投資的關鍵風險因素。 美國總統川普之前是房地產商，三十年前也曾因景氣蕭條，多處大樓面臨租售生意清淡衝擊，繳不出房貸、幾乎破產；最後他勇於繼續承擔風險才起死回生；川普大樓近幾年來已成紐約觀光地標。 台灣政府鼓勵「南向」投資東南亞的政策立意佳，值得推廣。但從國際企業管理實務而論，只是企業分散投資基本功，無需以「政策紅利」追捧之、也不必以「意識形態」鄙棄之。泰國過去每五、六年都有政府不穩定與軍人奪權的風險，越南則是排華人暴動頻傳，但曼谷、河內與胡志明市房地產還是吸引許多台灣投資客進場，包括台塑集團也已長期於越南設廠。又如柬埔寨軍事政變與治安或許會被認為是投資高風險，但建商仲介商已成功吸引許多海外投資人。 商人本應承擔投資與經營風險，所屬母國或投資國的政局與政策風險，事實上大家所面臨的風險機率都一樣。真正穩健永續的企業與商人，當然在投資前會做好長期風險管控。鴻海／富士康的總裁郭台銘，不論其政治與黨派立場，他善用國際政治與經濟間的蹺蹺板進軍美國設廠，也是勇於和各大國政策風險角力的成功典範。 （作者為企業經營者，台北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