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嘉義市228紀念公園中的全國第1座228紀念碑。資料照片 廖雅蓉／餐飲業   全國首座228紀念碑位於有「民主聖地」之稱的嘉義市，也因此在嘉義市舉辦相關的紀念活動，別具歷史意義。筆者今年參與了嘉義市228紀念公園的追思會，最為振奮人心的，莫過於紀念館舉行「嘉義地區檔案史料展」，市長涂醒哲認為：立法院去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更需加速還原228真相，才能有公義。此話展現了涂醒哲看待轉型正義的格局，讓228除了沉痛的反省，也令人期待能有更為宏觀的資訊公諸於世。   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也被視為是白色恐怖，它帶給廣大台灣民眾心靈上的創傷至今尚未完全癒合。幾十年來，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關於228事件的解釋經歷了極其曲折的發展歷程，台灣政府（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國、台獨人士、受害者、加害者和學術界各自出發，對事件進行各式各樣的解讀。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不同的看法恐又會因各種原因而發生改變。畢竟228事件背景因素極為複雜，總體而言，大多數人士認為事件的發生與台灣當時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面臨的深刻危機大有關係，既有遠因的日漸增加，又有近因的擠壓；既有客觀因素，又有人為因素的推波助瀾；既有當局行為失當之弊，又有民眾失望憤怒之誤。   228事件基本上是以「自主」的形式爆發出來的，表達出民眾希望能去除極權、專制、腐敗政權的期待。228整體對台灣歷史及台灣人的影響既深且巨大，有學者所言：在台灣400年的歷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政治事件，對台灣民眾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生活態度，能有如此大的衝擊。無可否認的，228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台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分。台灣民眾對政治的畏懼，對現實的疏離，對歷史的逃避，都可以在1947年的流血經驗中找到原因。228以後的歷史是一部壓制、反抗、扭曲和重建的歷史，充滿台灣的悲情，卻洋溢著台灣人的理想追求。    在政治層面上，228事件對台灣和台灣民眾造成了無可估計的損失，對台灣政治造成了長期的負面影響：（1）大批台灣精英受到殘害，大為削弱了台人參政力量，台人視政治為畏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政治持不關心的態度；（2）一些流亡海外的人覺得台灣的和平政治改革沒有希望，要追求台灣人的自由和幸福，唯有推翻國民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因而走上台獨運動之路。   有學者明確指出：228使部分台灣本省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產生了危機，成為台獨運動的基礎，另一方面則使原本錯綜複雜的省籍矛盾簡化為本省人，即1945年之前移民台灣的大陸人與外省人，與1945年後移民台灣的大陸人之間的矛盾，其消極影響迄今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當前的台灣政局。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竟曾表示：228事件被台灣的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的加以利用，他們歪曲歷史事實、挑撥省籍矛盾、撕裂台灣族群、製造社會對立，都是為了開展台獨和分裂活動，「我想他們背後的用心是十分卑劣的。」雖然228起因並非是爭取台獨，卻也是因為人權被壓制才產生，維護國家主權與自我尊嚴，何來卑劣？恐怕卑劣的是另有其人。至於安峰山所言歪曲歷史事實，難道228是憑空捏造？捏造的正是安峰山本人！   事實上，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不但大量印製鈔票，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並賣往中國，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排擠民營公司，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台灣與中國貿易的經濟通路，台灣民眾的生活更變本加厲的黑暗。   陳儀代表國民黨中央政府接管台灣後基本沿襲了舊有的行政制度，維持了台幣和台灣金融體系，設立專賣局和貿易局，政府施政無能、物價上漲、民怨載道。其行政長官公署的集權體制和人事政策使台灣精英參政無門，除台北市長曾由台籍人士黃朝琴擔任過一段時間外，其餘高官都由外省人壟斷。台灣光復後仍借助日本員警維持治安，也讓台灣民眾感覺光復後變化不大，加上當時失業率高，政府管理腐敗、殘暴，政治體系又沒能處理好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要求。民眾由興奮到失望、怨恨，反專制、反獨裁、反饑餓、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228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次起義，更不是企圖顛覆政府、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而是一場多層次的民眾民主自治運動。   戰後的德國經過長期努力，透過道歉、賠償，並積極推動各年齡層歷史教育，進而把「反納粹」定為法律。作為一個同樣曾有迫害人權記錄的國家，應有學習德國的勇氣，面對歷史。228歷史是一種經驗，不論71年、710年，揭開真相乃理所當然，也是轉型正義的必要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