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周公瑾」，最常讓人想到的大概是東吳的周瑜周大都督。但是在歷史上，還有另一個字「公謹」（字不同）的周姓人士，那就是在周瑜大約一千年後的文人周密。 . 　　周密（1232-1298）生於南宋末年，曾經擔任南宋的中級官員。宋亡之後，周密不願出仕元廷，於是隱居寫作，致力於描繪宋末的社會百態。在周密寫過的作品中，有一本名叫《癸辛雜識》的小書。由於他當時住在杭州的癸辛街，因此得名。 . 　　顧名思義，這是一本隨筆集，作者把他所知的各種資訊筆記下來，其內容包括政治、社會、民俗、園藝、醫藥、乃至於鬼故事，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許多描述顯然是聽自人言，未必可信，但無論如何，他為後人提供了瞭解當時社會風貌的參考資料，而且他對當時人物的點評，亦有可觀之處。 . 　　周密對於宋末人物的評價，與後世的主流意見頗有出入。比如說，南宋末年的丞相賈似道，是被《宋史》列入奸臣傳的大反派，眾惡所歸。以周密而言，雖然也譴責賈似道「誤國之罪，上通於天」（頁67），但卻肯定賈似道具有相當才幹，認為他辦了不少棘手的難事，「凡此數事，世以為極難，而（賈）似道乃優為之，謂之無才可乎？」（頁68） . 　　另外，周密特別記錄了一位幕僚的故事，從側面描寫賈似道的身影。這位幕僚名叫廖瑩中，進士出身，是南宋的藏書家、出版家，在賈似道主政時任其幕僚。1275年（宋德祐元年）蒙古大軍南下，賈似道兵敗失勢，部屬也紛紛散去，唯獨廖瑩中堅持追隨。1275年7月1日夜，廖瑩中「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回家後服毒自殺，遺言「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頁77）。 . 　　在恩主身敗名裂後仍然不離不棄，置生死榮辱於度外，這在先秦俠客或日本武士當中不算罕見，但在科舉士大夫就是鳳毛麟角。不論賈似道有沒有罪，廖瑩中都有值得讚賞之處。在這種士道凋零的社會，賈似道卻能讓人「國士報之」，即使是個奸臣，應當也不會是庸碌之輩。周密的記錄，讓後人有機會看到歷史人物的其他面向。 . 　　對於「士大夫」這個在宋代興旺發達的群體，周密頗有微詞（儘管他也算是其中一員）。他對當時知識界給了這樣的形容：「凡是推動什麼施政，就要被罵跟萬惡秦朝沒什麼兩樣，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坑儒的大帽子」（「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頁66）。對於陳宜中這些宋末名動一時的清流名士，他的評價則是：「夷考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攖其鋒。」（頁135）。 . 　　在周密看來，當時的士大夫形成了一個不容批評的封閉性小圈圈。而且，很難跟這些人討論具體事情的對錯得失。周密引用了時人沈固仲的評論來形容這些人：「如果有人要整治財稅，就會被說是斂財；要強化國防，就會被說是老粗；要讀書寫文章，就會被說玩物喪志；要留心政務，就會被說是庸俗的官僚。」（「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頁169）。反正，什麼事都不能作，作什麼都有得罵。 . 　　在這些道學君子看來，什麼具體事務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事就是道德表演，沈固仲的原話是：「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頁169，這段應該不用翻譯）。於是，南宋朝廷就在士大夫的道德表演中，逐步迎向末日，「萬事不理，喪師亡國」（頁170）。 . 　　諷刺的是，到了末日來臨的那一天，在道德表演上最招搖的人，轉向也轉得最快。周密記錄了湖州一位地方官的事蹟：這位叫蹇材望的官員，在蒙古軍到來前，打了一面刻著「大宋忠臣蹇材望」的大錫牌，整天綁著牌子晃來晃去，還在身上帶著銀兩，上面寫著「發現我屍體的人，請幫忙埋葬祭祀，署名『大宋忠臣蹇材望』，這些銀兩是喪葬費。」（「有人獲吾屍者，望為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為埋瘞之費也。」頁140）。 . 　　等到蒙古軍進城，大家都以為蹇先生已經壯烈殉國。孰料，蹇先生隨後就穿著蒙古裝束華麗登場，原來他早在前一天就已經預先出城投降，榮獲征服者任命為當地的地方長官（「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頁140）。只能說，大宋忠臣的表演功力，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 　　讀周密的文字，會讓人聯想到三百多年後的張岱。兩人筆下都有亡國遺民的興亡哀思，也都表現出對於日常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於諷刺情境的幽默感（不過張岱顯然比較會寫食記）。同樣的，生逢明末的張岱，也非常厭惡清流士大夫（東林黨），直斥「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為始終。」（〈與李硯翁〉，收於《張岱詩文集》，上海古籍2014，頁318-319）。雖然「蕭條異代不同時」，但這兩人對於道德表演的厭惡，卻是前後呼應，彷彿似之。 . 　　當然，周密描寫的許多情節顯然是出自傳聞，不一定完全正確。單單是他在另一本《齊東野語》中記載朱熹為了陷害政敵，酷刑逼迫官妓嚴蕊作偽證，理學大師有沒有作過這麼齷齪的事？就引發了爭執幾百年的筆墨官司。不過，世界上許多事本來就晦暗難明。同一件事，故事版本往往有好幾個，不可能什麼事都有辦法fact check，即使check也未必就是fact。 . 　　無論如何，這些士大夫的眾生相，還是有點意思的。 註：以上引用《癸辛雜識》者，頁碼為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在《茶金》這部戲劇中，描述了早期臺灣產業的困頓，有一段情節是怡和洋行以臺灣茶葉無競爭力為由，大幅刪減茶葉訂單。看到這一段，突然讓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十餘年前，我跟我太太（當時還不是）行經蘇格蘭的一個小鎮。眼看時間不早，我們決定在鎮上吃過晚餐，再回愛丁堡。左右張望，路邊有家餐廳好像還可以，就進去用餐。 　　店主是個南亞裔的老先生，招呼點餐之後，就問我們來自何處？我們回答”Taiwan”，老先生就說："Oh. Good country. Cheap stuff."（「喔。好國家。便宜貨。」） 　　老先生的態度很和善，我並不感覺被冒犯。臺灣早年曾經大量出口廉價產品，這是事實。我想，世界上應該曾經有很多人對於臺灣的印象，就是來自這些made in Taiwan的「便宜貨」。真要說的話，我們自己又何嘗不然？對於陌生的國家往往也只有模糊的認知而已。這位老人家看起來，就是依他的個人印象脫口而出，沒什麼好不高興。 　　再者，做「便宜貨」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這個世界本來就需要有人提供廉價的農工產品。而且，產業發展是一點一滴，不是一朝一夕。從生產價值較低的產品，繼而逐漸提升附加價值，這需要好幾代人的積累。往前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以前人的努力為基礎，我們沒有理由瞧不起早年這些「便宜貨」。至於我們能不能讓下一代臺灣人得以擁有在價值鏈中更有利的位置，抑或自己親手毀滅本國產業升級的良機，那是看我們如何選擇。 　　當然，人人各有其正義，不同的人看到同一部戲劇的感想並不會一樣。也許，有些人看到《茶金》的張老闆籌思和美方合作設立化學肥料工廠，提升臺灣的糧食產量，就會感到道德感情深受冒犯：「污染！不有機！把這些化工怪獸禁掉！還我食安！」畢竟，我們身處一個非常奇妙的時代。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蘇格蘭愛丁堡，Calton Hill，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分享一則資訊：據德國聯邦政府網站資料顯示，昨（11）日德國新增感染案例為50,196人。附帶一提，德國總人口數約為八千餘萬，少於四個臺灣。 　　這不是要渲染別人的不幸，也不是說外國政府防疫不力，而是說，防疫這件事確實很難，非常難。即使以極高的技術水準，也難免出現不如人意的狀況。說到底，疫情從來沒有真的過去。一旦局勢不利，隨時可能會再野火燎原。 　　反之，就在同一天，有些地方的有些人，卻還有好整以暇的餘裕，指控本國防疫指揮官唱歌、喝酒、跟長頭髮的人吃飯，甚至據此主張指揮官應該下臺以謝國人。 　　相較之下，這些人毋寧是相對幸運的。這種幸運，讓我想起香港評論家鄭立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這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就是當地滿是小人物，不知道自己身陷危險的地方，他們會在存亡問題到來時，吵一堆無聊的小事物，永遠無法把注意力放在當前的威脅上。」 註：下圖紅色標示為筆者所加；引文連結請參留言處。   引文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cheng.lap.9/posts/10159105372172357

  　　目前在波蘭／立陶宛與白羅斯邊境的難民危機，可以帶給台灣一個啟示，那就是對於外來人口（不論是不是嚴格定義下的難民）的收容庇護法制，不能作不切實際的過度開放。 　　以往，對於難民問題的想像大概是這樣：人過來，收容、甄別、安置。過一段時間，看是要協助返鄉、轉往第三地、抑或就地居留。若為後者，再安排符合條件的被收容人申請長期居留權，逐步融入社會，甚或最終成為流亡地的正式公民。 　　不過，波蘭／立陶宛目前所遭遇的狀況，卻很可能是敵對國家刻意把天南地北的流民聚集起來，再引導他們衝擊波蘭／立陶宛邊境，人數至少數千，只要有意，隨時可以再增加。後冷戰和平的世界秩序已經崩塌，不斷擴大的戰亂與飢餓，正在迫使無數人流離失所。現在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難民。 　　這是新冷戰時代的灰色作戰，難民就是武器，而且是源源不絕的武器。以往的應對模式，在這種人海戰術之下，會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面對不斷湧來的人流，甄別安置的成本會變得非常高昂，甚或根本難以有序進行。收容方若以武力封鎖邊境，會招致侵害人權的唾罵。至於把難民化為武器的一方，卻彷彿擁有豁免於批評的特權。 　　然而，倘若收容方門戶大開，人潮就會一擁而上，讓收容方疲於應對，何況絕不能排除其中混有真正的恐怖份子跟間諜。即使起初沒有，一旦對方發現此計可行，也會透過這個管道登堂入室。 　　波蘭／立陶宛所遭遇的情形，可能將不是個案，而會被其他有野心的國家所效法。不能因為臺灣是海島，就以為不會發生類似的情況。1970年代，臺灣就收容了相當數量的越南海漂難民。況且，敵對國家若有意化難民為武器，大量安排簡陋船舶並不是作不到的事。若問難民所從何來？來自中東的難民都可以在歐洲東北部出現了，只要想找人，會找不到嗎？ 　　總之，在這種酷烈嚴峻的時代，任何法制的修改調整，都必須謹慎考量被濫用的可能性。如果不考慮當前的現實情勢，推出過分開放的收容庇護法制，無異於授人以絕佳良機，讓對方利用你的法律對你進行人道勒索。倘若對方會玩，不難運來大量流民，讓你的收容機制迅速超載，並稀釋你本來可以收容的配額。到時候，你還是幫不到本來想幫的人。 　　尤其，在策動者不在乎海漂難民死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到時候，就會變成愛之適足以害之，不可不慎。  

  　　胡適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各種攻擊紛至沓來，即使在數十年後的今日，網路上還是可以找到各種（真真假假的）黑歷史。從所謂學歷造假到私生活可議，不一而足。讀著讀著，幾乎讓人感到罪大滔天，彷彿不鞭屍不足以平民憤。 　　我無意為胡適一一分辯，畢竟他也沒付過律師費給我。而且，胡適發生過一些爭議，這是事實。以有關台灣者而言，他在「先總統」三連任與雷震案上的表現，就讓許多人失望。那首「銅像當年姑漫語，鐵窗今日是凋年。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即是對於胡適的批評。 　　在此，我只想指出一點：胡適有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助人，而且真的是基於個人善意，宛如黑暗時代的微光。受惠者遍及天南地北，不限立場、不分黨派，遜帝溥儀也好、史家陳寅恪也好、作家張愛玲也好、後來的台灣獨立運動元老彭明敏也好，都受過胡適的幫助。 　　這個名單還可以長長列下去。在近代史上，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 　　以張愛玲為例。她見到胡適是在前往美國之後，而且起初只是因為《秧歌》這本小說結緣，並無深交。1950年代的流亡文人多如過江之鯽，「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張愛玲在當時還不具有後來的地位，就是個手頭不寬裕的流亡作家而已。 　　據張愛玲回憶，她在紐約跟胡適見面時，胡適提到「他父親（胡鐵花）認識我的祖父（張佩綸），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參《憶胡適之》）。張愛玲沒有具體說明「一個小忙」是什麼？我猜測，可能是指張佩綸曾在1881年為胡鐵花寫過介紹信（參《張幼樵致吳清卿京卿書》，原信現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存疑待考）。 　　胡適會主動告知這件事，我想，並不只是單純的套交情，還有一層意思是「我沒有忘記上一代的恩惠」。照理來講，這是十九世紀的陳年舊事，張愛玲並不知情，胡適本來也可以不說，但卻特意跟一位需要幫助的後輩提起，胡適為人行事，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在1958年，張愛玲因故向美國一個基金會提出申請，需要有人出面作保，張愛玲就拜託胡適幫忙，她本人的說法是： 「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參《憶胡適之》） 　　張愛玲個性孤絕，一向不喜歡直接表達強烈的情感，竟然能夠寫出這種宛如被盜帳號的文字，相當難得。若說胡適待人沒有過人之處，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且，張愛玲之所以會銘感於心，應當不只是因為獲得外在幫助而已，還因為內在的理解與肯定。 --- 　　實際上，當時受到胡適幫助的，何止張愛玲一人？1951年，彭明敏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攻讀法律碩士，學業未終，獎學金已盡。彭明敏無可奈何，想起曾經聽說胡適稱讚過他的留學表現，於是就去信求助。在此之前，彭明敏與其素昧平生，只有寄過禮貌性質的賀卡而已。 　　但是，胡適回了信，答允設法尋求資助。胡適繼而跟一些私人企業接觸，但沒有找到資助者。接下來的事，彭明敏描述如下： 「過了一些時間，胡先生又來信說，他終於找到一個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我完成第二年的學業，數目與第一年的獎學金完全同樣，但是這個人不希望透漏名字。他又邀請我在暑假時去看他…他是一位極溫暖仁慈的長者，對我在麥基爾大學的表現，讚賞不已。」（《自由的滋味》頁84） 　　彭明敏學成返台後，進入台大任教，名聲漸隆。在二二八的大肆殺伐之後，又開始有新一代的台灣知識人嶄露頭角。1960年，哈佛大學在東京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由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主持。胡適排除反對意見，力保彭明敏參加代表團出席會議（代表團四十餘名學者，台籍僅兩人）。 　　對此，彭明敏的說法是： 「我也確信他（胡適）真誠地希望台大當局，為了大學的將來，認真考慮將我和一些台籍學者盡量栽培…歡送宴會中，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當他在客廳出現時，胡適先生即抓著我的手，領我到這位總統和國民黨主席面前，將我介紹給他：『這就是彭明敏。』其口氣好像以前已經提過我似地…在我的答話和胡適先生插話之間，蔣介石僅只枯燥地說『好！好！好！』，未令人感覺有真實的興趣和關懷，反而使我覺得好像帝王在問我要不要什麼恩惠似地。」（《自由的滋味》頁95） --- 　　1962年的一個夜晚，胡適在中研院心臟病發的消息傳來，彭明敏驅車前往南港。等他抵達時，胡適已經斷氣，「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神情就與他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接著，時任台大校長錢思亮告訴彭明敏，當年提供獎學金讓他在加拿大完成學業的匿名贊助者，不是別人，就是身在紐約的胡適自己（《自由的滋味》頁95）。 　　終其一生，胡適沒有跟彭明敏開口提過這件事。另外，據余英時的說法：「他（胡適）那時候在紐約並沒有很多錢。」（《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頁79） 　　說起來，胡適的歷史角色非常微妙。一方面，他參與的五四運動助長了大中華主義的崛起；但另一方面，他對台灣社會在白色恐怖期間的殘存自由，卻又發揮了些許保護作用，即使程度有限。 　　胡適過世後，彭明敏在1964年因為準備《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捕，遭受審訊與迫害，出獄後在1969年躲過國府的耳目，成功流亡瑞典；經過漫長的海外奔走，進而在1996年代表民進黨參加首次民選總統選舉。這一切，都是後話了。但若沒有胡適早年的幫助，彭明敏不一定能夠站到他政治生涯的起始點。 　　直到近年，彭明敏仍然不忘前往南港胡適墓園悼念致意。胡適是非功過姑置不論，但能夠讓一個國族認同跟歷史經驗都大相逕庭的人，在數十年後還對他銘記感恩，這就已經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若非確實真誠待人、善意關懷，必無以至此，絕不是略施小惠之輩所能辦到。 　　僅此一點，就值得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了。胡適確實有明顯的缺點與侷限，但其為人行事，自有難及之處。 （下圖攝於台北南港胡適墓園） --- 參考資料 張愛玲，《憶胡適之》，收錄於《惘然記》，皇冠2021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玉山社2009 陳致訪談，《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聯經2012  

  　　公投可怕的地方，在於將錯綜複雜的事態極度簡化。一個負責任的成熟決策者，會謹慎識別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會明白世事均有代價，萬物皆需成本，不同價值之間的取捨必不可免。若力推一個「理想方案」，卻不同時考慮相應的實行成本與副作用，無異於極力推銷商品，卻不告訴消費者買下去要花掉多少錢。 　　然而在公投當中，因果關係也好，權衡取捨也好，都很難呈現出來。早在1932年，德國法學家Carl Schmitt就曾經警告過公投的危險性。「（拙譯）就事物之本質，公投只能偶一為之…人民只能說是或否。人民不能建議，不能協商或討論。人民不能統治，而且不能管理。人民也不能制定規範，而只能透過『是』對於一個已經提出的規範草案予以批准。尤其是，人民沒有辦法提出問題，而只能用『是』或『否』來回答一個已經提出的問題。」Carl Schmitt在德意志威瑪共和崩壞前夕如是說(“Legalität und Legitimität”, S86)。 　　基本上，對公共事務有想法，想要提案，這OK。但這個提案所贊成或反對的政策，跟所想要守護的事物之間，真的有因果關係嗎？單單這一點，往往就是極具爭議的大哉問，而且很容易用操縱提問方式來影響答案。縱使確有影響好了，影響是多大？替代方案的影響是什麼？這些都是需要審慎分析的事，但在公投當中，卻被簡化為一個狹窄單薄的是非題，讓「消費者」在沒有「明碼標價」的情況下勾選。另外，現行《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賦予公投結果高高在上的地位，可以讓法律失效（同項第1款）、強迫立法（同項第2款）、還可以「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同項第3款）。換言之，就是凌駕於國家常規體制。 　　毋庸置疑，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決策方式。公投程序，其實具有跳過國家常規體制的非常手段性質，跟法治(rule of law)有巨大的緊張關係。就法理而言，公投應該是被當成一個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且只能限制在少數爭論已久的重大問題。尤其是，絕不應該容許輕易發動公投來處理日常爭議。否則，就等於是讓國家機關各司其職的職掌機能被架空。因此，我認為現行《公民投票法》極低的提案門檻（最近一次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萬分之一，參第10條第1項）、連署門檻（上述選舉人總數1.5%，參第12條第1項）、以及生效門檻（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參第29條第1項），乃是我國法制的最大問題之一。 　　不論有多麼厭惡官僚組織（行政）、代議制度（立法）以及審判程序（司法），它們都是維繫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石。若說有人不信任專家作出來的專業意見（如環評）、不信任代議士的折衝協商，也不信任法官的認事用法，那沒關係，我會尊重這樣的「不信任」。不過，難道針對一句簡化二分式提問的回答，就比較值得信任嗎？別人的專業評估作了許久，真的就完全一無是處？可以用不談因果關係、不談權衡取捨的「是」或「否」動輒予以推翻？單單是過去幾年，我們就已經目睹了許多充滿創意的公投提案，甚至有拿別人的基本人權來投票者。這種作法的正當性，我高度懷疑。 　　這種作法如果再繼續擴大下去，很容易就會給有意道德勒索者可乘之機。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卻沒辦法通過主管機關的專業評估，也無法以理說服法官？沒關係，召集一群人，以泛道德化的方式強調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亟言我方主張多好多好，「四足者善，兩足者惡」，自然有些人會在「幫忙積德行善」的布施心態下簽署連署書，儘管他們既不明白因果關係、也沒有作出權衡取捨。 　　反正，就只是簽名而已，何樂而不為？不用自己付出成本，又可以讓自我感覺良好的「善事」，向來能夠讓許多人欣然樂從。然而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很容易就會因為公投而疲於奔命。至於提案方則幾乎是有利無害，如果公投沒過，提案者也累積到了光環；假如過了，更可以此逼迫國家機關俯首聽命。 　　問題是，如果公投結果事實上根本不具可行性，抑或所需成本大到難以接受，那要怎麼辦？關於這一點，現行的《公民投票法》並沒有直接給出解答。理論上，支持方還是可以抓著該法第30條第1項在地上打滾，大喊「我不依我不依，法律規定『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你趕快想辦法把東西變給我。」這類不負責任的臺詞。 　　弄成這樣，其實就是在為政治的巨嬰化開啟大門。如果這還不叫危機，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危機了。

  　　坦白說，作為一個不年輕的臺灣人，我對於香港上一代的民主派人士，有相當惡劣的印象。在後冷戰和平的黃金時代，他們夢想只要跟北京合作，遲早有一天可以實現和平演變，成功建設所謂「民主中國」。 　　在這個大方向的指引下，香港其實不是終極關懷所在，臺灣更無足論。於是，他們對臺政策的基調，就是跟北京手牽手，一起對臺灣丟石頭。在《無間道三》的片頭，黎明飾演的香港警官用栽贓手法抓了兩個臺灣軍火商，打上一頓再送中，就反映了當時香港的氛圍。 　　當然，《無間道三》只是戲劇（而且我覺得沒有第二集好看），但實際情況也差不了多少。舉例而言，在2000年5月10日，香港立法會就曾經提出「反對台灣獨立」的議案，幫北京搖旗吶喊。 　　結果，民主派議員紛紛附和，連一張反對票都沒有（只有吳靄儀口頭表示反對後棄權）。民主派元老司徒華，甚至還用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責罵臺灣方面是「千古罪人」，順便藉機展露他的同志們前一年來臺出征李故總統的「戰功」。 　　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他們的「民主運動」完全建立在一派天真之上（假如不是明知故犯）。至於他們自詡的「法治」，在強權面前根本不堪一擊。事實上，英美的法治之所以得以維繫，關鍵在於國家與社會的權力平衡。一旦脫離了那個環境，即使徒具普通法的形式，所謂「法治」也只不過是優孟衣冠。 　　如今，優孟衣冠原形畢露。當年那些cosplayers，有些已經逝世；有些在利用價值耗盡之後，被他們昔年支持的政權所清算；有些則是跑到海外，呼籲包括臺灣在內的其他國家，繼續支持他們的「民主運動」。 　　Well，這是黑色幽默嗎？ 　　不錯，強敵當前，如果真有需要，放下舊惡不是不行，但就算要合作，為什麼是跟你們合作？你們曾經在自己的家鄉引狼入室，怎麼知道不會又在別人家如法炮製？就算要同情，那些被你們害慘的新生代香港人，不是更值得同情嗎？他們才是最大受害者好不好？ 　　說穿了，就算要支援民主運動，再怎麼看都有更值得支援的對象。至於這些「民主派」的最大實績，就是以後續世代的和平安穩為代價，享受了一段紙醉金迷的歲月。 　　總之，香港有人值得幫，但絕對另有其人。至於這些「民主派」出來喊民主？我想到的是吳三桂起兵號召反清之後，時人回應他的一首七言律詩： 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臥薪？ 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 永夜角聲應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

  　　宜蘭地院判決認定普悠瑪號事故原因在於司機擅自關閉列車自動防護系統與超速行駛，這個認定是否正確，是可以質疑的事。法院認定事實，但並不壟斷事實，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斷。當事人若不服原判，也可以請求上級審重新審視，上訴制度的意義亦在此。 　　不過，如果要質疑，最起碼也要具體指出判決認定的哪個環節有問題。比如說：是行車記錄器內容不完整？判讀方法不對？還是有什麼可以推翻判決認定的資料沒有調查到？諸如此類。 　　如果講不出具體問題，就直接一口咬定真相不是這樣、事故一定是高層造成、這是把責任推給司機云云，那麼，這其實也說不上是在「質疑判決」，充其量只是在重申自己的想像而已。司法固然可能會犯錯，但至少也是經過控辯雙方檢閱證據、詰難辯論之後形成的判斷。即使這個判決不一定全對，大概還是比某些「正義代言人」的片面之詞來得相對可信些。 　　尤有甚者，這種「一定要抓高層來判刑」的想法，本身就是極易造成冤獄的危險心態。要處罰一個人，至少也要他的行為與事故有因果關係。如果沒有，處罰的意義到底在哪裡？若說司機疏失的背後有臺鐵制度因素、要促進組織改革，那好：抓無關的人來處罰，就能促進改革了嗎？ 　　再強調一次：我也不具備看清真相的上帝視角，並不是說其他人與事故一定無關，毋寧是說：若要主張有關，應該具體指出是哪個環節有關。還是，有些人其實也不想管有沒有因果關係，總之就是要看到有高層被判刑？有關也好，無關也好，反正要有高層人士出來受刑，否則心中翻騰的正義情感就無法平復？ 　　倘若真的有人直接這樣說，那也好。雖然不認同這個想法，但我會佩服發言者的坦率。  

像是「人家的飛機不是針對臺灣來的」、「格局要放大一點」這種說法，基本上沒有太大意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又何嘗有針對捷克斯洛伐克？ 只不過，在「元首」擘劃的帝國願景當中，捷克斯洛伐克會跟著其他國家一起被席捲，如此而已，但這不會改變捷克斯洛伐克被當成獵物的事實。「不是針對臺灣」這種說法，就跟「我不是針對你，我是說在座的諸位我都想打」差不多。 事實上，正因為「不是針對臺灣」，所以對抗局勢也絕對不會因為臺灣屈服就停止。如果覺得天朝上國會就此滿足，那就未免太小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了。擴張的狂潮會持續，就像「元首」並未在吞噬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停下腳步。在這種情況下，倘若臺灣屈服，反而會把自己推進更危險的處境。 原因在於：這時的臺灣，等於是把資源與戰略位置拱手資敵，用來對付原本的盟友。於是，這恰恰構成了盟友必須攻擊臺灣的理由。正如二戰時的英國，必須攻擊投降納粹之後的法國。 邱吉爾在戰後寫下的回憶錄當中，特別描述了英軍攻擊先前的盟友時心情很苦惱，但這顯然不影響他們執行命令。從頭到尾，這就是與個人情感無關的事，而是國家利益的冰冷計算，就像邱吉爾對於攻擊行動寫下的那一句總結：「我們採取的措施，已經把法國海軍從德國的主要考量中消除」(the measures we had taken had removed the French Navy from major German calculation)，冷靜、犀利、毫無暖意。 一言以蔽之，正因為不是針對你，所以你投降也沒有用。堅決抵抗，還只要面對單一方向的敵人就好；投降屈服，反而會變成要同時承受敵人的奴役、以及盟友的攻擊。作為身處戰略搖滾區的前線國家，臺灣其實是沒有什麼選擇的。 --- 註：以上引文出自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p237。 有關二戰時英國攻擊法國海軍的行動，請參拙文《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茲不再贅。 2020年5月30日  ·  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 　　1940年5月，德軍橫掃歐陸西線戰場，盟軍敗退，法國內部對於「議和」或「遷往北非領土繼續作戰」發生激烈爭論。隨後，主和派勝出，組成新政府，與德國展開停戰談判。同年6月25日，停戰協定生效，法國割讓大片領土，實質上淪於德國掌控，中央政府轉移至維琪小城繼續辦公，史稱「維琪法國」。 　　然而，這卻引發了一個新問題：法國海軍怎麼辦？法國陸軍雖然潰敗，其海軍主力卻仍然完好，握有多艘戰列艦、戰鬥巡洋艦，規模比德國海軍更加強大，於歐洲僅次於英國海軍。在英法關係良好時，這不是問題，惟如法國改變陣營，這支龐大艦隊對於英國而言，立刻就變成非常危險的威脅。雖然法國保證不會將海軍艦隊提供德國使用，但是英國不可能天真到去相信這種「保證」。於是，邱吉爾政府決定親自動手，用自己的方式解除法國海軍的戰鬥力。 　　1940年7月3日，由戰列艦「胡德號」(HMS Hood)、航空母艦「皇家方舟號」(HMS Ark Royal)等十餘艘艦艇組成的英國海軍艦隊，以閃電之勢包圍了當時法國海軍的重要泊錨地凱比爾港（Mers El Kébir，今屬阿爾及利亞），對於港內的法國艦隊發出通牒，要求法艦加入英國艦隊一起離開，或在英國監督下解除武裝；不願意的話，自沉也可以。 　　然而，法國艦隊指揮官不願屈服，並表示如果英方攻擊，會以武力回應。事既至此，英國也別無選擇。當日下午六時，英國開始消滅港內的法國艦隊。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大屠殺，如甕中捉鱉般被困港中的法國主力軍艦無力抵抗，絕大部分或沉或毀，只有戰艦史特拉斯堡號（Strasbourg）僥倖逃脫。法軍死亡約1300人。反之，英軍的死亡人數僅有區區兩人。 　　這些法國軍人作錯了什麼嗎？沒有，他們只是盡忠職守而已。一千多條生命，一千多個不同的人生可能性，就這樣在海邊消逝。 　　不過，要說是英國人錯了嗎？要怪邱吉爾心狠手辣？如果不擊毀這些軍艦，接下來就是德國人，或是德國人指揮的法國水手，開著這些船來攻擊英國了。我如果不先消除你打我的能力，難道要等你或你的新朋友動手？你可憐，到時候我的人死了，就不可憐嗎？ 　　總之，這就是國際衝突。大家都是在驚滔駭浪中，為了生存而爭奪有限的求生機會。為了讓自己或自己的同胞活下去，人會作出可怕的事。而且，並不是你覺得「我不想打了」，跑去跟敵人簽一個和平協議，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一旦作出此舉，你在先前的盟友眼中就是威脅。即使你無意反過來加害盟友，單單是「你的資源可以被敵人使用」，就已經構成你必須被「處理」的充分理由。這與你的主觀意圖無關，而是「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到時候，你不但必須承受敵人的奴役，還得面對盟友的攻擊，這也正是法國接下來所發生的狀況。即使努力為虎作倀幫忙抓捕猶太人，維琪法國始終無法獲得德國的信任。1942年11月，維琪法國的北非領土遭到盟軍攻擊，當地法軍戰意動搖，迅速瓦解。冷眼看著這一切的德國人，懷疑維琪法國有意再次轉換陣營，決定將其徹底消滅，於是出兵攻佔維琪法國的殘餘領土，並試圖奪取法國海軍在土倫軍港的殘餘艦艇。 　　這一次，法國海軍選擇以自沉來守護榮譽，土倫港內的大型艦艇在德軍抵達之前，幾乎全部沉沒，包括在凱比爾港幸運逃脫的倖存者：史特拉斯堡號。  

  一、北平王的崛起 　　在五代十國的歷史上，有一個叫趙德鈞的政治人物，爵封「北平王」。此人在後世沒沒無名，因為他是一個失敗者。不過，他的失敗仍然有其參考價值，說明了一個具有腐蝕性的人物會有什麼樣貌。 　　趙德鈞是軍人，出身燕國。這個「燕國」是唐代的強大藩鎮「盧龍鎮」演化而成，領地包括現代的河北北部一帶，首府設於幽州（今北京）。公元912年，尚未稱帝的李存勗（後來的後唐莊宗）出兵進攻燕國，趙德鈞叛燕投降。翌年，燕亡。 　　投降後的趙德鈞，在後唐政權獲得了高官厚祿，還成為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兒女親家。到了公元925年，趙德鈞被唐廷任命為盧龍節度使，等於是以新朝總督的身分統治故國。公元934年，新即位的後唐末帝李從珂更進封趙德鈞為「北平王」。原本的燕國叛將，如今成為了燕雲地區的一方之霸。 二、晉安寨之戰 　　兩年後（公元936年），後唐派駐在山西太原的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唐自立，唐廷派遣大將張敬達圍攻太原，當時的東北亞霸主契丹卻出兵支援石敬瑭，一下子扭轉了攻守之勢，反過來把張敬達率領的唐軍包圍在太原附近的晉安寨。 　　這時，後唐的最大希望，就是手握重兵的北平王趙德鈞能夠出兵援救，趙德鈞也確實統兵往山西方向前進。然而，趙德鈞卻在戰場附近按兵不動，冷眼看著晉安寨的友軍受困，並反過來跟唐廷要求更多的封賞跟領地。 　　到了這一步，北平王的用意何在，也就再明白不過了。用《資治通鑑》的形容就是：「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 　　後唐末帝李從珂雖然稱不上明主，但也不是連這種把戲都看不穿的笨蛋，直接告訴趙德鈞：「你如果能打退契丹，就算要我的皇位，我也甘心。如果要玩這種養寇自重的把戲，恐怕獵犬跟狡兔都會完蛋」（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另一方面，趙德鈞也玩起兩手策略，派遣使者跟契丹談判，希望契丹支持他擔任中原皇帝。 　　這時，契丹太宗皇帝耶律德光久攻晉安寨不下，對於在旁手握重兵的趙德鈞仍然心存忌憚，也就跟他往來談判，慢慢敷衍。至於被困晉安寨的唐軍張敬達部隊，就這樣一直等待遲遲不來的友軍，逐漸耗盡糧食。 　　到了這個地步，張敬達部隊就算再忠誠、再勇敢，人心也會開始動搖。不過，張敬達是個耿直的武將，對於勸他投降的部下說了這樣一番話： 「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 　　換言之，「你們要投降求生請自便，但那不是我的選項」。後來，部下就真的砍了張敬達的腦袋向契丹投降。耶律德光敬重張敬達的人格，將他以禮下葬。 　　張敬達部隊既然潰滅，契丹人也就沒有必要繼續跟趙德鈞玩談判遊戲，轉過來對於趙德鈞部發動總攻。於是，沉浸在皇帝夢裡面的北平王大敗，「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隨後，趙德鈞逃離戰場，被追兵逮捕後送往契丹本土。契丹進而消滅後唐，末帝李從珂自殺。 　　至於取得霸主支持的石敬塘，則稱帝建立後晉政權，上表契丹稱「兒皇帝」。兒皇帝並宣布，包括幽州在內的燕雲十六州歸屬契丹。北平王趙德鈞的領地，從此不復存在。 三、契丹太后的審訊 　　據《資治通鑑》記載，趙德鈞被俘虜後，契丹太后述律平（即時任皇帝耶律德光之母，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之妻，權威極大）提訊了身陷囹圄的北平王。在訊問過程中，趙德鈞為了討好新主，表示願意將擁有的財寶器玩跟田宅獻給太后。太后對此嗤之以鼻，直接問趙德鈞：「器玩在此，田宅何在？」 趙德鈞回答：「在幽州。」 太后問：「幽州今屬誰？」 趙德鈞答：「屬太后。」 太后再問：「然則又何獻焉？」（那你又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獻？） 　　這個意思十分明白：「我已經用實力拿到了你所有的東西，你已經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不用再討好我，你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討好我」。另外，述律太后還給了趙德鈞一番冰冷的數落： 「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 　　在這次訊問之後，契丹人倒也沒有殺了趙德鈞，但是「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食，逾年而卒。」 　　綜觀趙德鈞一生行跡，最糟糕之處倒還不是他一再變節。五代是政權變動頻繁的時代，變節才是政治人物的常態。至於想當皇帝，平心而論，這對亂世武將來說也不算特別大的罪惡。野心人人有，失敗了，是趙德鈞；成功了，就是趙匡胤。 　　然而，趙德鈞最大的問題是利令智昏，而且極缺辨別利害的戰略眼光。誠如契丹太后所言：「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即使趙德鈞有問鼎中原的野心，也必須先把契丹擋在關外。如果契丹長驅直入，又為什麼還要留下空間給趙德鈞？即使要找代理人，相對好溝通的石敬瑭，再怎麼說都是比叛服無常的趙德鈞更好的人選。 　　可惜，枉費趙德鈞統轄重鎮、手握大軍，卻完全沒有能力判斷局勢，只是幻想用手上的資源來跟契丹喊價，自以為可以在統戰市場上畫出漂亮的三角形，為自己談到一個好價錢。 　　實際上，等到被他當成籌碼的張敬達犧牲之後，他自己的統戰價值也就一文不剩了。畢竟，單憑趙德鈞的部隊，擋不住契丹進擊，只會淪為各個擊破的對象。至於被俘後還想進獻錢財討好契丹太后，這更說明了他有多麼缺乏現實感。到了這個地步，太后如果想要你的財產，還需要你「獻」嗎？ 　　如果他的錯誤只是賠上自己一個人的生涯規劃，那沒有關係，但因為他上演的這場鬧劇，起碼多死了上萬人，而這些人，本來可以不用死，至少不需要這麼早失去生命。隨著他的失敗，曾經叱吒東亞的幽州軍鎮也退出了歷史舞台。幽州連同「燕雲十六州」的其他州縣，轉變為契丹帝國的領地，進入了歷史的下一個階段。至於後晉政權，也在十餘年後被契丹消滅。 　　後來，新建立的北宋政權也繼承了大一統帝國的執念，心心念念覺得（實際上沒有被它統治過的）「燕雲十六州」是它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心想要打倒遼帝「收復」燕雲，為此甚至不惜跟更危險的女真人合作，進而為自己的滅亡敲響喪鐘。後人有詩感嘆：「誰締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註：以上引文出自《資治通鑑》卷280。

荷蘭之所以會是今日的荷蘭，在歷史上有一個關卡，那就是1672年，史稱「災難年」(Rampjaar)。在這一年，陸上強權法國、海上強權英國、以及科隆、明斯特這兩個德意志邦國聯合組隊，圍攻荷蘭共和國。 這樣的戰略形勢，遠比今日的臺灣更加惡劣，臺灣要面對的還只是單一方向的敵人而已，而且既有海峽天險的保護，又有世界頭號強權的支持，這些有利因素均為荷蘭所無。從各方面來看，荷蘭的倖存機會似乎都十分渺茫。英法兩國都擺出姿態，要荷蘭投降。 但是，荷蘭拒絕了。共和國的執政官威廉沒有放棄，荷蘭的民眾也沒有。荷蘭舉國上下積極動員，在陸地上擋住了來自法、德兩個方向的敵軍；在海洋上，荷蘭艦隊在名將魯伊特的指揮下，數次擊敗英國海軍。最終，荷蘭證明了自己國家的韌性，成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 假如荷蘭沒能撐過「災難年」，這個在當時歷史尚屬短淺的國家，勢必會遭受重大打擊。即使征服者不把荷蘭瓜分消滅，勢必也會要荷蘭交出在大航海時代積累的資本。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會大不相同。當代的荷蘭人，仍然受惠於他們的祖先（不一定是血緣意義上）在三百多年前的努力。 還好，十七世紀的荷蘭人，沒有荒謬到會相信「想抵抗的人是因為怕清算」、「不抵抗就不會被清算」這類挑撥出賣的鬼話。否則，就沒有機會把累積下來的發展成果傳承給後世。今人回顧西方各國的興起，往往偏重於船堅炮利等技術面因素。實則，強大的社會團結與韌性，才是技術發展與財富積累得以持續的關鍵。說得簡化一點：他們能夠興起，是因為他們證明他們配得起。至於我們？仍然有待觀察。 註：下圖為魯伊特的指揮杖，筆者攝於阿姆斯特丹，荷蘭國立博物館。

  　　這個月有一個特別的日子，就是10月17日。1921年（日治大正十年）的這一天，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到了今年，正好就是文協的百年紀念。 　　在臺北大稻埕的蔣渭水紀念公園，有一座文協會員紀念碑。這塊碑文上的許多名字，在當時曾經是光彩奪目的人物。試以林獻堂、陳炘兩人為例，已經過世的林莊生（作家莊垂勝之子），就寫下了這樣的回憶： 「陳（炘）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金融經濟…可以說是台灣人留美的先驅…陳創辦大東信託公司…是代表台灣人的事業團體…因此受到總督府之挑剔與牽制…我所看過的父親師友中，容貌高貴，談吐文雅者，首推獻堂先生；英姿俊挺者以陳炘先生為最，堪稱為台灣第一美男子。」 （《懷樹又懷人》，玉山社2017，頁327） --- 　　當然，紀念並不等於單純的頌揚，今人不需要過分神化文協諸子。成立於百年之前的文協，有無可諱言的侷限性。在蔣渭水寫下的《臺灣文化協會會歌》當中，就可以略見一二： 我等都是亞細亞　黃色的人種 介在漢族一血脈　日本的百姓 所以天降大使命　囑咱緊實行 發達文化振道德　造就此才能 欲謀東洋永和平　中日要親善 我等須當作連鎖　和睦此弟兄 糾合東亞諸民族　締結大同盟 啟發文明比西洋　兩兩得並行 可免黃白起戰爭　世界就和平 我等一舉天下利　豈可自暴棄 但願最後完使命　樂為世界人 世界人類萬萬歲　台灣名譽馨 　　以上歌詞，至少包含以下幾種思想元素：漢人本位的大中華主義、東亞協和的泛亞主義、世界取向的國際主義、非暴力的和平主義、以及放在最末位的台灣本土意識。可說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而且，在歌詞之外，顯然還有一個不能直接提及，但卻是1920年代廣泛流行的「進步」思想：社會主義。 　　然而，上述這些思想元素，即使在理論層面不是絕對無法相容，在實踐層面也難免有所扞格。「什麼東西都給我來一點」的結果，就是不同目標之間互相牴觸。況且，文協終究只是一個知識人的平台，而不是政黨，既缺乏具有足夠韌性的組織，也談不上實現目標所需的整體戰略。 　　這樣的弱點，很快就在激烈的時局變動下暴露出來，讓文協先在共產黨的滲透下分裂，繼而在外敵（總督府）的壓制下覆滅。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我描述這個過程，並沒有要輕詆先人的意思。若挾事後的歷史知識，指摘百年前的人物應該如何行事，這並沒有什麼意思。更何況，跟文協諸子相比，今人也不見得就有高明到哪裡去。文協表現出來的許多侷限，在今天的臺灣社會依然存在。 　　好也罷，壞也罷，文協是臺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是臺灣本土意識的一個里程碑。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繼承了文協諸子所留下來的遺產，同時也繼承了他們的弱點。至於如何克服這些弱點，那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他們的。 --- 　　文協當中，有些人沒能看到總督府的統治結束（如賴和）。至於活到戰後的人，則要面對「祖國降臨」這個變局。陳炘、林茂生（臺大文學院教授，跟胡適一樣是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學生）等本土秀異人士，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處死。林獻堂雖然倖免於難，但也已極為驚悚。1948年的中秋節，他寫下一首題為《中秋暴風雨》的七言律詩： 賞月名園共賦詩，賓朋有約待佳期。 鬼神底事偏相妒，風雨連宵獨見欺。 庭樹舊枝多斷折，田禾新穗盡離披。 欲看秋色平分夜，請待明年亦未遲。 （《全臺詩》第33冊，頁212） 　　這首詩雖說「請待明年亦未遲」，但到了隔年中秋，林獻堂已經看不到臺灣的月亮。1949年9月23日（農曆8月2日），林獻堂搭上飛往東京的班機，從此再也不願意回到「祖國」統治下的故鄉。所以，「庭樹舊枝多斷折，田禾新穗盡離披」的1948，就是林獻堂最後一個在故鄉渡過的中秋節。 註：下圖為臺北大稻埕的文協會員紀念碑。

  　　關於鄭芝龍的敗亡，說來頗具諷刺意味。這位出身「海上武裝商業集團」的實力派人物一方面擁立南明隆武帝，藉以自抬身價；另一方面也跟清廷暗通款曲，希望能以北京代理人的身分坐享榮華富貴。 　　1646年（清順治三年），清軍攻閩。在清軍抵達前，鄭芝龍就先以防範海盜為由，撤走了福建對外關隘的守軍。於是，清軍得以在「仙霞嶺空無一人」的情況下攻進福建（《爝火錄》卷十五）。至於「防範海盜」這個藉口，自然是鄭先生的黑色幽默了。要說海盜，當時福建還有比他更大的海盜嗎？ 　　清軍進入福建之後，隆武帝殉難，但鄭芝龍擁有的兵力仍然可觀，《爝火錄》說他這時握有「樓船尚五六百艘」的艦隊，《明季南略》的形容則是「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炮聲不絕，響震天地。」雖然未可盡信，但也可以想見鄭軍的聲勢。 　　於是，清軍指揮官博洛貝勒就選擇訴諸懷柔統戰，發了一封賀電…不，邀請函給鄭芝龍，請他到清軍大營共商國是，還表示已經鑄好了「閩廣總督」的官印，就等他前來享用。 　　鄭芝龍見信心情大悅，拿著貝勒爺的這封書信到處招搖，甚至還聲稱想作清朝官的人，可以來找他開價（「誇投誠之勛，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參《明季南略》卷十一）。當時在他心中，大概也覺得自己獲得了別人苦求不得的「善意」吧。 _ _ _ 　　不過，明鄭陣營內部的反對聲浪很大。重點還不只是你要通敵求榮，而是你通敵恐怕也求不了榮。作為立基於海洋的政治勢力，一旦進入陸權帝國的羅網，會有什麼後果？可想而知。許多人力勸鄭芝龍不可投降，應該運用海軍實力保持自主地位：「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明季南略》卷十一）。 　　持書招搖的鄭芝龍聽不進這些反對意見（不知道有沒有罵別人忌妒他？若有也不奇怪）。他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經營多年的網絡對於北京有高度利用價值，一定可以安享富貴。就這樣，鄭芝龍前往福州的清軍大營，「謁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為誓，命酒痛飲。」（《明季南略》卷十一）。 　　過了三天飲酒作樂的日子之後，鄭芝龍被清軍綁架，從福州押往北京。至於在閩南安海鎮的鄭家，原本以為投降之後就可保平安，也遭遇清軍的攻擊：「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大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爝火錄》卷十六） 　　鄭家的幸運之處在於，鄭芝龍還有一個不聽話的兒子鄭成功，沒有跟著父親一起束手就擒，並且迅速重整了明鄭的旗鼓。否則，明鄭集團早就被一網打盡，後來的歷史軌跡也將大不相同。至於那位被小說家言形容成「平生不見陳近南，便稱英雄也枉然」的人物，更沒有出場機會了。 _ _ _ 　　在接下來的餘生之中，淪為人質的鄭芝龍變成清廷的工具，屢次對鄭成功寫信招降。從鄭成功的覆信，可以看出他對北京招降的強烈質疑： 「清朝…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為信耶？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從征實錄》，頁34） 「大抵清朝外以禮貌待吾父，內實以奇貨視吾父。今此番之敕書，與詔使之動舉，明明欲借父以挾子，一挾則無所不挾，而兒豈可挾之人哉？且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萬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兒只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從征實錄》，頁54） 　　顯然，鄭芝龍的下場帶給鄭成功一個教訓：那就是絕對不要相信北京的統戰條件。北京之所以會有所許諾，那是要勸誘獵物解除防備；等到藩籬盡去，昔日的許諾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唯一能夠保障自身平安的，只有實力，別無其他。 　　最終，清廷明白無法以父親為質招降鄭成功。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5月，鄭成功宣佈在臺建立東都。同年11月，曾經一度持書招搖、自鳴得意的鄭芝龍被清廷處死，年五十七歲。 註：下圖為《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內收錄之鄭成功覆父親信，手抄者不詳。中研院1996年影印版，頁34。

　　「警告民間不要慶祝雙十節」與「官方紀念辛亥革命」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在紅朝式的辯證思維下，兩者其實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意識形態工程的不同面向。 　　「警告民間不要慶祝雙十節」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雙十節跟所謂「分裂國家」無甚關係。特意警告這一點，是要強調「紅朝以外，別無中國」，不允許再以「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華」這類說法蒙混過關。 　　畢竟，雙十節的一大微妙之處，就是跟「前朝」有千絲萬縷的連結，也確實被若干人士拿來當成「另一種中國」的政治象徵。於是，對於雙十節的態度，可以充當一種忠誠測試，其要旨如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黨國；倘若反黨，就是反國。你不反黨反國？那為什麼要慶祝雙十？借用小說《鹿鼎記》裡面韋小寶為難施琅的說法：「施將軍…念念不忘前朝的賜姓，那也怪不得。倘若真是忠於我大清，應當稱鄭成功為『逆姓』、『偽姓』，『匪姓』、『狗姓』才是。」 　　至於「官方紀念辛亥革命」，則是要壟斷辛亥革命的歷史詮釋，把它定調成中華民族革命先行者的英勇事蹟。至於承繼革命正統的是誰？自然是當今的紅朝聖上了。雖然辛亥年所發生的事，實際上毋寧更接近於一批血本無歸的投資人群情激憤，引發一場絕大風波，最終讓「扛著龍旗反龍旗」的野心家把朝廷掀翻，但這個版本的敘事顯然不宜多談，尤其是今年。 　　一言以蔽之：不是不能慶祝，只是不能給你慶祝。官方的革命史觀敘事，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所以，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要由官方籌辦。表面上，這是要打擊「分裂國家」，但受到最大打擊的，其實是那些自認為「我不是分裂國家、只是要爭取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 　　至於對抱持臺灣本土認同的人，這怎樣都無所謂。以臺灣的歷史軸線而言，1911年10月10日就是一個平常的日子。相較之下，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反而更加深遠，直迄今日。

  　　德國大選日漸逼近，長達十六年的梅克爾總理任期即將劃下句點。我不是德國人，就選舉沒什麼好說，只想以一個臺灣人的角度，談一下梅克爾任期前後，德國在臺灣公眾形象的變化。 　　就我個人的觀察，梅克爾2005年上任當時，德國在臺灣的公眾形象大體上相當正面，是科學與藝術的國度、深刻思想與精緻音樂的起源、先進法制的領航人（臺灣的法律畢竟深受德國影響，近乎法律人精神意義上的祖國）。「萊茵模式」保護了社會正義與人文價值，與英美的放任式資本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德國人行事嚴謹、待人公平，諸如此類（下略一千字）。 　　至於梅克爾行將卸任的今日，以上光環即使還沒有完全褪盡，至少也已大為減色。在許多人眼中，德國仿彿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形成相當可議的公眾形象：藉人權民主之名，行與極權國家暗通款曲之實；受美國保護坐享和平，但又不肯承擔起維護和平的責任，反而還對自己的保護人嫌東嫌西；一邊標榜陳義過高的政策（包括但不限於接納移民），另一邊卻又沒有能力為這些政策買單，總是弄得不上不下、烏煙瘴氣…（下略一萬字）。 　　以上只是我就個人印象所作的歸納，無可避免會有簡化的成分，就當作是為個人的時代經驗作一個素描式的記錄吧。假如有人的印象不是這樣，那也不要緊，每個人對於時代的體驗都不會一樣，無須互相否定。而且，梅克爾是不是一個好的德國總理，並不取決於臺灣人怎麼看她。 　　如果要問我，我的想法是什麼？我會說，以上兩種德國形象都不見得全錯，但也都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實。2005年的德國不見得有第一種形象那麼好，2021年的德國也不盡如第二種形象那麼壞。在兩種形象之間，與其說是德國變了，不如說是時代變了。「梅克爾的德國」宛然就是後冷戰和平的象徵。這個國家的形象轉變，其實也就是反映了後冷戰和平逐漸破產的事實。世異時移，於是就有了不同的好惡愛憎。 　　說到這裡，讓我想起幾年前行經德國的一段經歷。當時我跟妻子來到萊茵河谷的美麗堡(Schönburg)，旅館在一座小山上，距離山下的車站有段路程。雖然走路要多花一點時間，但反正天朗氣清，我們就順著山徑徒步下山。沿途雜花生樹，綠柳如絲，萊茵河在山下靜靜流動。走著走著，路旁出現一道塗鴉：”Merkel muss weg”（梅克爾必須滾）。 　　事到如今，梅克爾真的要離開德國總理的職位了，當年的塗鴉者終於如願以償。隨著梅克爾時代終結，這個國家的樣貌將不會再跟先前一樣，不論哪一個候選人繼任皆然。但是，是否會照著我們所期望的方向變化？殊屬難言。 註：下圖為從美麗堡看岀來的萊茵河。  

  　　我不認為出版社負有「核實作者創作內容」的作為義務。事實上，要證明一項經歷存在或不存在，往往是非常困難的事。倘若一定要「查證創作內容」始得出版，許多著作大概都無法問世。這樣一來，對於言論自由將是非常大的傷害。 　　不過，沒有義務作「積極查證」是一回事，應不應該作最基本的把關，則是另一回事。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如果作者聲稱的個人經歷或陳述內容，以常識而言明顯可疑（比如具有豐富到不合常理的經歷，包括但不限於飛官），出版社卻仍然選擇以「非虛構寫作」或類似性質的包裝，把這樣的著作推向市場，那就不免讓人質疑，出版社是否根本不在乎自己推出的商品有不符標示或廣告的問題？ 　　這不是用一句「經過改寫」就可以撇清的事。畢竟，就算是「改寫」，也要有真實經歷作基礎。如果沒有，卻以真實經歷自相標榜，那不叫改寫，叫杜撰。 　　我並不是說出版社一定有法律責任。誠然，要從法律面追究出版社的責任，這相當困難，不論是刑法、公平交易法或商品標示法都一樣，要面臨舉證、成本或其他技術層面的重重阻礙。但這主要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信賴問題。即使消費者很難主張出版社在法律上有什麼責任，卻有理由對其可信度打上一個問號。出版社有出版自由，消費者也有質疑與不信賴的自由。　　當然，如果出版社從一開始就註明著作內容純屬奇幻，那我就沒意見。奇幻文學沒什麼不好，《聊齋誌異》也是很好看的。總之，「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會對著憲政民主國家叫囂「跟塔利班有什麼不一樣」的人，恰恰說明了他們很清楚自己面對的政權跟塔利班完全不一樣，所以才敢這樣大鳴大放。 　　實則，這種人就是因為知道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受到法治制約，會充分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所以不妨在嘴巴上佔盡便宜，把對方形容成集殘酷、高壓、專制於一身，以彰顯自己的正義鬥士形象。反正，不會真的需要付出什麼成本。 　　這是一種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專門在不存在嚴重迫害的地方譴責迫害、在不需要全面解放的地方號召解放；但對於真正嚴重的迫害、真正駭人的恐怖，他們卻往往視而不見。這種表演方式，讓我想起喬治•歐威爾對於二戰「和平主義者」的形容：此輩表面上是說民主與極權「兩邊一樣爛」，但攻擊火力差不多全部針對英美民主國家。(George Orwell,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p312) 　　話說回來，這些人雖然用「塔利班」一詞來攻擊對手，但恐怕也只是為了追求表演效果，而不是真的反對塔利班。說穿了，因為這個名詞連結了許多負面形象，貌似適合罵人，所以被他們拿來當成標籤亂貼，如此而已。 　　實際上，此輩當中有許多人，甚至還積極主張要跟塔利班的「主要夥伴」交好，恨不得馬上成為塔利班的好夥伴的好夥伴。然而，偏偏就是這樣的人，卻跳出來攻擊別人「跟塔利班沒兩樣」，實在無法不讓人對他們言行的真摯性打上一大問號。 　　同樣的，這些人雖然反對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但在我看來，也不是真的有心紀念「先總統」。原因很簡單：倘若他們真的有這個心，照理來說，就會把「蔣公遺訓」牢牢記在心頭，奉行堅守不敢有違，尤其是《總統蔣公紀念歌》的最後兩句（如下圖），如果他們還沒忘記的話。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出手制止戊戌變法，新黨康有為、梁啟超流亡，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之中有一位名叫劉光第的官員，是個妙人。他是進士出身，曾在大清帝國的刑部擔任主事，性質類似法務部的公務員，也算是法律工作者。 　　據說，當清廷把「六君子」從監獄拉出去的時候，劉光第基於他對刑事程序的法律知識，以為不會直接處決，至少會有場審判，於是就出言安慰其他人：「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換句話說就是：獄友請放心，我們大清有法制，不會像《國產凌凌漆》一樣走「罪大惡極，無需審判，即刻槍決」那一套。 　　等到劉光第發現情況不對，自己不是被帶往法庭，而是被帶往刑場，他先是錯愕，繼而大怒：「未提審，未定罪，卽殺頭耶？何昏憒乃爾。」到了刑場，他還跟監斬官爭辯：「未訊而誅，何哉？」、「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 　　就法律程序來説，劉光第自然是正確的一方，但監斬官當然不會理他。說起來，劉光第從一開始就不是活在一個法治(rule of law)的社會，而是「以法治人」(rule by law)的社會。只有統治者用法律治人，而不是用法律約束統治者。太后要殺你，你卻想跟太后派來的人講道理，有用嗎？沒用。劉光第就這樣橫遭兇死，年僅三十七歲。 　　這個故事很慘烈，但也頗具黑色幽默的色彩：一個法律人身陷沒有法治的社會、捲入政治敵對的漩渦，竟然還預期統治者會守規矩，好好依照法律程序來辦事，這要怎麼說呢？而且，他最生氣的還不是「你們要殺我」，而是「你們怎麼可以不守規定」。 　　附帶一提，劉光第的監斬官，就是後來支持義和團的大學士剛毅。等到八國聯軍打爆義和團，剛毅就匆忙跟著慈禧「西狩」，途中「病死」在山西。事敗之後，慈禧怒罵剛毅誤國、死有餘辜，好像最終決策與她無關。 　　就此而言，倘若剛毅沒有預先「病死」，大概也逃不了被處決的下場。畢竟，在那種政治體制下，監斬官與死刑犯，往往只是宦海浮沉的前後階段。前一個階段的加害者，就是下一個階段的被害人，此乃中華傳統權術的一大奧妙所在。 --- 參考資料： 黃濬，〈汪精衛獄中所聞〉，《花隨人聖盦摭憶》，秀威2014，中冊頁357 《清史稿》，卷464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新銳文創2012，頁113

　　George F. Kennan是美國外交界的元老，曾在二戰期間駐德、冷戰期間駐蘇。在他的日記中，有提到冷戰初期的一場晚餐。不過，Kennan不是美食作家，記錄的重點不在於食物，而是現場的對話。 　　這場晚餐的日期是1950年7月25日，正好是韓戰爆發、美軍援臺一個月後，地點是加拿大駐美大使館。在這裡，Kennan遇見了英國駐美大使Oliver Franks（Franks同時也是牛津出身的道德哲學家）。Franks對Kennan表示：他反對美國對蔣介石的承諾，認為這樣只會把中共推向俄國人的懷抱。 　　Kennan對此提出反駁：臺灣是整個遠東圖景的一部分，不能僅只被認定為中國問題的一部份。若說為了促使中共有獨立於莫斯科的政策，所以臺灣要給共產黨人，實際上就等於是說，整個遠東、整個西太平洋、可能還包括日本，必要時都要為了相同目的遺棄給共產主義。 　　Franks則說：英國人是從比較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些事，考量更多的是2000年會有的狀況(British people took a longer view of these things; that their calculations were fixed rather on what the situation would be in the year 2000)。長期而言，中國會比日本更重要，應該要給予更優先的考慮。 　　Franks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臺灣也好、日本也好、整個遠東也好，有何不可？聽到這番話，Kennan直接表示：「這嚇到我了」(This terrified me)，並接著說道：從西方利益的立場而言，中國是一個絕不可能可靠的實體；另一方面，日本倒還有可能變成那樣。 　　有關兩人對話的記載到此為止，究竟是沒有再談下去，抑或日記未予記錄？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2000年的狀況是怎麼樣，就連接下來的二十年都看到了。只能說，歷史的發展軌跡，似乎跟哲學家的想像不太一樣。 　　無論如何，事隔七十餘年，回顧前人的這些爭辯，還是有些意思的。 註：以上參照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266   

（設計對白） 「我有一個好方法，可以保證讓你不會戰敗。」 「願聞其詳？」 「你現在直接束手就擒、任人宰割，那就絕對不會戰敗了。」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43243557094911/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20年9月30日  ·  束手待斃的「和平」 　　公元249年（魏正始十年），魏國太傅司馬懿趁大將軍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出城謁陵的機會，起兵發動政變佔領首都洛陽，史稱高平陵之變。 . 　　變局發生後，人在城外的曹大將軍仍然掌握相當規模的部隊，而且有皇帝在手，抵抗空間仍然存在。大司農桓範力勸曹爽應該立刻轉往許昌，以天子名義徵調部隊圍攻司馬懿。另一方面，司馬懿則訴諸統戰攻勢，連番派人前往曹營遊說，並要使者手指洛水發誓，強調只要曹爽投降，就一定確保他的平安。 . 　　想了許久之後，曹爽表示：「司馬先生只是想要掌握政權而已。我可以回家歲月靜好，還是能當幸福快樂的有錢人。」（「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家翁」），於是決定放下武器迎向「和平」。司馬懿首戰即終戰，大獲全勝。 . 　　結果，曹爽很快就被司馬懿送去見曹操。而且，連曹爽的家人也被殺得乾乾淨淨，「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接下來數年間，司馬氏為了徹底剷除反抗的可能，更進一步發動大清洗，無數人頭落地。 .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覺得非常疑惑，心想曹大將軍就算不是絕頂天才，也不是三歲小孩，怎麼會相信這麼明顯的騙局？竟然會覺得放下武器之後還能安享富貴？沒有武力保護的財富，只會讓別人更想殺你而已。雖然抵抗未必會贏，但總勝過自己走進屠宰場。況且，如果對方真有十足把握，又何必一直來統戰你？我甚至一度懷疑，會不會這整段故事都是勝利者憑空編造，用來突顯失敗者有多麼愚蠢，活該走向滅亡？ . 　　等到年齡漸長之後，我才逐漸明白，無需懷疑史書記載的真實性，也不用覺得曹大將軍特別愚蠢。如曹爽者，可謂大有人在。很多人都像他一樣，寧可選擇束手待斃的「和平」，也不願嘗試前途未卜的抵抗。「放棄自我保護的能力就可以換得和平」，這聽起來是一樁非常甜美誘人的交易，而且貌似符合謹小慎微的風險權衡，對很多人有異樣的說服力。「和平」如此多嬌，引天下英雄競折腰。 . 　　事實上，也不能說這種想法全部都錯。這樣作的確會帶來和平。畢竟，有一方被趕盡殺絕了，還能不和平嗎？是的，和平會到來，只是不抵抗的一方是不是和平的受惠者，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上引文均出自《晉書•宣帝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