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政客季辛吉，最近被請去北京過百歲生日。中共宣稱這位「老朋友」來中國已超過一百次，特別為他舖紅地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也特別接見。（美聯社檔案照） 金鐘／開放網主編 美國著名政客季辛吉，最近被請去北京過百歲生日。中共宣稱這位「老朋友」來中國已超過一百次。特別為他舖紅地毯，準備豪華別緻的壽宴，高調讚揚他對中美關係的貢獻。筆者對此多年持有異議。上百次去一個早已外務卸任的國家，撈取上億美元的私利，這種食客行徑是否違反美國法律？美國高官出差每天餐飲有標準，不得接受高級款待。中共破例者周恩來，相傳迄今，動輒不計公帑，大擺國宴，以收「吃人嘴軟」之效（近有史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出名的那次周與柯西金機場會談，周竟大擺烤鴨宴，吃得老柯上機前還要一份帶走，令已經發動的噴氣客機熄火等候……）。季辛吉告誡同僚在北京小心吃得太多。 季辛吉五十年前和周恩來第一次會面的地點、菜式，今天又被習近平複製宣揚。其實是複製老毛一九七六年的怪招：重溫四年前初次與美「調情」，大手筆派專機飛加州將尼克森接來北京，佈置一場和當年一模一樣的國宴，讓上百名外國記者報導，毛的目的是以這種混世魔王式的手段干預美國大選，捧卡特，讓他不喜歡的福特落選，為「水門事件」下台的尼克森貼金。據說福特在電視上看到尼克森在北京的表演，目瞪口呆，他不明白一個有罪被他特赦的人，竟如此跑到中國去發表親毛高論？（白宮回應質疑一句話，是他的「個人行為」）。那件事，以其荒誕不經，對中國人封鎖幾十年（史家亦無知），近年毛魂復辟，才被吹捧為「神來之筆」。今天又施之於老基身上，除了自爆其醜，過過乾癮，還有誰欣賞？ 尼克森「水門事件」與越戰危機 美國西洋鏡，令人驚訝。當年尼克森因為「水門事件」下台，被毛澤東罵為「屁大的小事」。發生在尼克森風光訪華之後四個月，距當年總統大選臨近，為取得對手競選情報，尼的競選團隊五人潛入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總部，安裝竊聽器並偷拍相關文件，當場被捕。尼克森以他對華外交的優勢，極力掩飾水門案情真相而大勝當選。但民意和媒體不能容忍這種非法行為，窮追猛打之下終於定罪而迫使尼克森於任期中下台。 尼克森在水門醜聞被三大電視ABC、CBS、NBC報導下，竟獲得壓倒性勝利。原因在於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稱的「由於軍事和外交政策的進展，和平即將來到。」和平旗幟得人心。越戰（一九五五～一九七五）已經打了十七年，這是美國史上打得最久、代價最高的一場戰爭。韓戰雖苦，最後保住了南韓，台灣、日本，但越戰卻是乘興而來、欲罷不能。最後輸掉中南半島三國，越南、柬埔寨、老撾被通盤赤化。 越南戰爭──整個六○年代，從甘廼迪、約翰遜（詹森Lyndon Johnson 一九一九○八～一九七三）到尼克森三任總統對待越南問題，都困擾失策，政治失利。面對越共不顧十七度線南北分治，組織南方武裝陣線，計劃武統南越。甘廼迪乃決定增兵越南。相信反共「戰略村」策略，可以擊敗北越南侵，保住南越政權。──但是低估了越共背後中共與蘇聯的支持。神奇運輸線「胡志明小道」蜿蜒二萬公里，美國已陷於熱帶叢林的游擊戰泥沼，被迫升級戰爭。充分發揮海空優勢，制空轟炸。一九六四年約翰遜高票當選總統後，制定地毯式轟炸北越計劃，空軍揚言「要將北越炸回到石器時代」。越共卻以游擊出沒，應對四十七萬美軍。一九六八年戰爭更為慘烈，越共戰火燒到西貢，甚至襲擊美國大使館。因此，約翰遜知難而退，不遺餘力爭取越戰停火，以取得一九六八年大選連任。選前白宮已成功地獲得南北越各方同意停戰，訂於當年十一月三日在巴黎簽署和平協議。約翰遜勝選十拿九穩……然而他卻意外敗選！ 利用陳香梅賄賂阮文紹 破壞巴黎和會 陳香梅事件：約翰遜遭到尼克森的暗箭伏擊，以微弱票差落選。尼克森的高招直到五十年後的二○一八年十一月才揭曉。美國MSNBC新聞頻道播出 特別節目，報導美國前總統林登‧約翰遜檔案館一份標明「存檔五十年後打開」的絕密案卷。揭示一九六八年尼克森團隊借助陳香梅、季辛吉，贏得一九六九年總統大選的內幕──當年美國兩黨競選的焦點是盡快結束越戰。每週有三百名美國兵士在越戰中陣亡，反戰運動如火熾熱。約翰遜下令停止轟炸，南北越和平談判獲得南北越各方同意，定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在巴黎舉行和談停戰簽約。 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在此頹勢之下，獲得季辛吉一個經過「精準分析」可以逆轉勝的秘密方案：杯葛巴黎和談。任命華裔政客陳香梅女士（一九二五～二○一八）為特使赴西貢密談，「要求阮文紹總統拒絕出席巴黎和會，讓戰爭繼續，尼克森當選後，許諾美國給阮文紹盡力幫助。」此計使約翰遜的外交優勢立即破產，尼克森支持度竄升。但約翰遜不昧，透過FBI竊聽到陳香梅、阮文紹相關電話，洞悉其奸，極為憤怒。面斥尼克森「破壞國家外交政策的叛國行為！」傳媒也抓到消息，要報導利用外國勢力干預大選的惡行。但約翰遜後選擇「不報導」。說消息尚待法律程序。於是一個比水門更醜惡的事件被鎖進了歷史的黑箱中。 季辛吉陰險方案 尼克森險勝大選 結果，十一月二日阮文紹突然宣布拒絕出席巴黎和會！停戰協定流產。十一月五日美國總統大選，尼克森以超過對手五十萬票，○．七％的微弱得票率勝出，季辛吉算計，立竿見影，就任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民主黨一九六四年大選約翰遜曾以多得一六○○萬票勝出，這次若不是停戰談判被狙擊叫停，無疑穩操勝劵。約翰遜忍氣吞聲，將有關尼克森、陳香梅如何阻止越戰停戰協定在一九六八年簽署的前後證據，全部收集在一個黃皮大信封內，嗣後存入他的「總統檔案館」裡，標註五十年後開封。（後悉，水門事件中尼克森有意取得那個黃色大信封）。而越戰被延長到一九七三年停火，額外犧牲二萬三千名生命。季辛吉則因為參與最後停戰的達成，獲得一九七三年諾貝爾和平獎（另一獲獎者黎德壽謝絕領獎）。陳香梅也沒有遭到約翰遜的起訴，依然活躍在政界。 尼克森、季辛吉一九六八年操縱的有「叛國」性質的美國總統選舉真相，因為二○一八年才正式解密。迄今很多歷史著作，尚未採信。五十年前的當事人，已大都不在人世。唯有季辛吉還在享受有他參與形塑的那段令中國人莫名其妙的歷史餘暉。尼克森一九六九年一月上任，就職禮上約翰遜臉色不好看。新總統宣誓做一個「和平締造者」，一九七二年二月北京之行，和全球最大的獨裁政權達成反蘇和解，贏得一筆可觀的政治資本。 自顯中共聯美反蘇外交的 醜惡必敗 尼克森一九七二、一九七四頻頻出訪蘇聯，和勃列茲涅夫簽訂禁核、限武及太空一系列條約，維持大國均勢。有利地掩蓋他一九六八年大選「暗通外國、引狼入室」的非法行為。現在真相大白：破壞越戰和談上台及水門案敗露下台，一勝一敗都是尼克森以非法的陰謀手段攫取兩任總統權力的關鍵所在。尼克森如此膽大妄為、一次又一次欺騙美國選民，竊取總統權力，踐踏民主政治的誠信原則，品德之陰險，美國政壇罕見。季辛吉則是尼克森陰謀竊權的共犯。這段越戰中卑鄙黑暗的歷史，中共一直避而不談，因為，尼克森在其國內外的犯行，正和中共「聯美反蘇」同步，也彰顯中共極權主義外交的醜惡必敗。暴露毛赤膊上陣插手美國內政，利用駐美外交人員上竄下跳，統戰到白宮，非常放肆。尼克森犯法下台，毛還高呼他是「偉大的美國總統」。浪淘盡千古人物，名利雙收的倖存醜類唯有季辛吉。

7月25日，中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罷了秦剛的官，這位剛進入國家領導人之列的外交部長，被全球追蹤了四個星期，算是露出一點行跡……出了什麼事？仍然費猜測。在此不妨斗膽說一句：秦剛犯了錯誤，而且是不輕的政治錯誤。不關緋聞與其他，也不是外交工作上的失誤或權力鬥爭。人大罷官表示了相當的嚴肅性。 7月25日，中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罷了秦剛的官，這位剛進入國家領導人之列的外交部長，被全球追蹤了四個星期，算是露出一點行跡……出了什麼事？（美聯社） 這要看看中共的外交背景。在中國龐大的官僚體制中，外交部是很特別又敏感的一個衙門。因為七十多年的「閉關鎖國」，它成為一個最重要甚至權威的對外機關。毛澤東早就為外交工作制定三項紀律──「外交無小事、外交授權有限，不得裡通外國」。這三條文革後曾被外交界批判過，指不合外交慣例，也不利外交工作。（另有三原則，也遭到非議：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房子再請客。因涉及面廣，此處不論）據報導，三原則、三紀律都是毛一手制定。至今未得到中共正式的否定、改正。其實，三原則已隨毛成為過去。但三條紀律依然奉行如故。都反映毛遺傳至今的皇權專制主義，外交大權獨裁。這種狀態和所謂「改革開放」是本質上對立的。大家記得，「開放」正是戈巴契夫「新思維」，和趙紫陽政治改革「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的標誌。 從歷史上看，尤其是「裡通外國」一條，不知害死多少人！又對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因為裡通外國完全沒有界限，彭德懷、劉少奇、閻明復……都由此而罹重罪。毛在文革前說過：「外交部三千人，要減少十分之九！」很不滿和外國人打交道的幹部。當然，八十年代以來，恐怖程度有所下降。但是有權有勢的高級幹部又當別論，在習近平上台強化極權主義的高壓下，人人謹小慎微，胡趙時代的對外開放氣氛不復存在。那麼，在毛鐵板一塊之下，尚有副統帥投奔敵營的壯舉，今天面對俄烏戰爭、台海危機、反美狂潮這些具有極高爭議性而當局一意孤行的局勢下，我們能夠設想在權力的某個角落沒有人在俯首沉思？ （開放網主編）

講一個最厲害的中共間諜潛伏美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高個子翻譯冀朝鑄吧，他大哥冀朝鼎是也。比槍桿子、筆桿子更厲害的共產黨。

尼克森、季辛格出賣和台灣民主抗共的友好關係，一九七二年二月實現和毛澤東突破性會見（美聯社檔案照） ◎金鐘／開放網主編 因林彪叛逃，文革遭到「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轉身發動對外的「聯美反蘇」大戰略；拉攏西方，和白宮高層交往密謀，咒罵「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向來主持外交的周恩來被誣為「蘇修的兒皇帝」，趕下外交舞台……這段中美「秘密外交」，以其荒腔走板、醜態畢露，被中共保密封鎖至今。 美國務院解密中美會談  內幕文件 我們有幸，透過一九九九年美國務院對「中美會談記錄」的解密，可一窺部分真相。當年台灣駐美記者傅建中先生，成為該記錄的中文譯者，他將相關材料集為《季辛格秘錄》一書在台北出版，並致函給我，盼助在香港推行（傅先生去年在華府不幸病逝）。本文將摘引書中有關台灣的部分內容。 台灣問題，因中共內鬥不斷升級，六十年代有李宗仁一九六五年「回歸」和一九六三年，周恩來秘密赴東沙島會晤蔣經國之舉（此事至今秘而不宣）外，別無大事可陳。此番中美合謀反蘇，不料台灣成為大國三角博弈的小配角。檔案顯示尼克森先派季辛格秘訪北京三次，秘呈「對台五原則」，承諾於毛周。五條中最重要的是「一中」──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台獨運動。形成日後上海公報的基礎。 尼克森富於權謀而懷有一九六九年和詹森競選總統作弊的醜聞，被詹森斥為「叛國行為」，故打出訪華牌，譁眾取寵，終因水門竊聽事件身敗名裂。尼克森、季辛格出賣和台灣民主抗共的友好關係，一九七二年二月實現和毛澤東突破性會見，屈恭之至，面稱主席「你的文章推動了中國、改變了世界。」尼克森也自道風流：和毛一樣出身窮苦，示意要上賊船，和毛比肩做世界領袖！ 毛尼正式會談只有一九七二年這一次。餘後的會談全部由季辛格領銜，和毛談了五次、周恩來八次。季辛格現年百歲，中共報導，他訪問大陸共有九十次！諸位可以想像這位共產黨的老朋友，經手這秘門獨家生意五十年，資共媚共，賺了多少？林立果曾駡季辛格是「小流氓」，竟功名利祿，長命百歲。 毛聲言一百年後  再解決台灣問題 毛晚年談台灣問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和季辛格會談，長達三小時，是談得最得意忘形的一次。其時中美「已結成反蘇聯盟」。毛肆無忌憚發洩對「水門事件那樁屁事」不滿，引起女譯員譯「屁事」難為情，一陣訕笑後，毛說中美關係要延用「日本模式」，隨即表示： 「和台灣的關係相當複雜，沒辦法和平解決。」毛解釋道：「他們都是一夥反革命分子，怎麼會跟我們合作？我說我們可以暫時不要台灣，過一百年再去管他。對世事不要太急。有什麼好急的呢？那只不過是個千把萬人口的小島罷了。」 毛再說和美國建交，你們要快要緩，我們可以配合。季辛格解釋和中國建交不能馬上和台灣切斷關係，設立聯絡處，是可行的辦法。毛會意說，不急。我們對香港、澳門都不急、不碰……毛說台灣問題可以一百年之後再解決，立即傳遍美國外交使團。老美們無不感到釋懷。他們不了解毛對領土的態度，毫無法制觀念。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時，他會見印共領袖高士說，藏南九萬平方公里，你們革命成功後，都歸你們。北部灣白龍尾島，越共要求借島，毛批准連島帶人無償交給越南。至於中俄邊界，中蘇友好時，從無糾葛。邊界共產，不分你我。一旦關係破裂，翻臉不認，寸土必爭。 毛欲擱置台灣問題一百年，從未見諸黨政內部，卻對美方宣示，顯然含有諂美之意，因為美台關係密切。當時毛視蘇為大敵，台灣根本不放在眼下。而毛之獨裁，朝令夕改、口是心非，皆是聖旨。因此，擱置一百年，如鄧小平所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毛死，才有可能陽奉陰違。二○一三年的《毛澤東年譜》第六卷，詳錄一九七三年這次談話內容。但是對於台灣問題這罕見的部分，要點全部被刪除。無人理會。 毛在中共的巨大權威，至今猶存，不由人懷疑，毛的一百年說有無潛在影響？（我曾聽美聯社記者秦家驄說，外長喬冠華私下告訴他：我們永遠不會打台灣。）更重要的分析是，毛強調「台灣都是反革命分子」。這意味著他知道收服台灣並非易事，台灣朝野都反共，形勢早已不是一九四九年內戰那樣。 毛最後遺言：台灣由美國代管最好 到了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一日，毛和季辛格作最後一次單獨會談，又有驚人的涉台表示。美國務院解密檔案，詳載這次近兩小時的毛基談話，有鄧小平、喬冠華、黃鎮、王海容等在座。美方有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布希，國務院羅德。毛談世界反蘇形勢，情緒強烈，季辛格向毛保證：美國敢於向蘇聯動用核武。毛說到美國已經得到好處「拿到了台灣」時表示： 「台灣最好在你們手裡。要是你現在把台灣還給我，我也不要。因為現在要不得。現在那裡反革命分子太多了。一百年以後，我們就會要了（做手勢）打仗也得要。（季辛格插話：不用一百年。毛：好難講。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實在難說得很）。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同祂講，現在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 此時，毛澤東之衰弱，已不能口語，多用紙條寫好交譯員讀，自稱「很快要上西天了」……解讀毛的最後遺言：毛重複一九七三年的台灣「反革命太多」之說，顯然指攻佔台灣不容易，會遭到台灣人嚴重的抵抗。既然和美國已經和好，美國支持台灣又是盡人皆知，因此「台灣最好在你們手裡，還給我，我也不要」，最後，我死了，也是「由美國代管比較好」──這是一九七三年談話的合乎邏輯的延續。顯示毛「對台無奈、對美放心」。或許毛相信美可以控制台對中國的敵意。 這段話，同樣地，在後來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及其他毛著中被刪除。毛兩次這樣明白無誤地不計「主權」談台灣未來，固然是出於當年的困境，他不止一次向美國人自嘲：我們只會「打空炮」，即口喊打倒美帝之類，實力大不逮。他不共戴天地反蘇何嘗不是如此？竟欲組織世界反蘇大聯盟（橫線計劃，美軍掛帥），最後也是竹籃打水。總之，狂人心中只有美蘇兩霸，前反美、後反蘇，至死不悟。對台灣則是一副天朝式的傲慢自大，無視台灣三十年已經臥薪嚐膽，自強不息，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夥伴。 因此，毛澤東宣稱台灣交美國代管，實質上是他在「美蘇主宰世界」的大趨勢之下百無聊賴的選擇。在一九七六年周恩來屍骨未寒的那個冬天，毛親自導演了一齣醜劇，企圖干預美國政治：專機接來已經下台的尼克森話別，閉門重演一九七二毛尼會，連宴會菜式都完全一樣！尼克森回國便攻擊毛欲排除的福特，助卡特當選總統（卡特完成中美建交，並力助鄧小平武攻越南為赤柬復仇）。此事亦保密多年。 毛澤東手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在尼克森季辛格之流的政客簇擁下，由一名山大王，透過無法無天的文革登上國際舞台，幻想紅遍全世界。其心之雄，超過二戰後的史達林。殊不知他在中美聯手之際，安排的台灣位置，即一百年不理，現交美國代管──實際上已經將台灣推上了「國際化」的不歸路。 現在，兩岸分治已七十四年，北京武統之聲，甚囂塵上。攻台口號由「台獨」代替「反革命」。但是，一個國際化的台灣問題，經過七十多年的歷練，已經組成超過烏克蘭反侵略的強大網絡，不僅美國、日本、南韓、東南亞、數以十萬計的飛機海輪通行的台灣海峽，都不允許共軍的輕舉妄動；台灣在政治經濟人道防疫各方面的影響力，也絕不容低估（如最近富士康芯片競爭）。回顧漫長歷程，當代最頑固的專制主義，已經完全喪失統治的合理性，企圖不戰而勝誘降台灣，必敗無疑。

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演的胡錦濤事件，全世界媒體至今熱炒不斷。一位新皇帝的加冕禮上，竟然敢於將老病交加的前任總書記，押逐會場（彭博） ◎金鐘／開放網主編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研究秦漢以來的君主集權制後說：「中國沒有歷史發展，只有週而復始的輪迴。」最近共產黨的二十大，再次證實了這個論斷。閉幕式上演的胡錦濤事件，為全世界跌破眼鏡，媒體至今熱炒不斷。一位新皇帝的加冕禮上，竟然敢於將老病交加的前任總書記，押逐會場，而且是當著無數中外媒體，毫不顧及顏面的行事。無論內幕如何，足以顯示黑格爾稱「野蠻的週期性」的肆無忌憚。我在開幕日，貼出二○○六年紀念「蘇共二十大」五十週年的文章，期待中共二十大的看點。不料最後一天由胡錦濤受辱演出。 在紐約研討會上，我指出就中共內部鬥爭醜聞與叛逆的嚴重性而言，胡錦濤事件只有林彪事件可以比擬。而且具有歷史的指標意義。 去年，中共隆重慶祝建黨一百週年，習近平號召「不忘初心」而避開黨史上的慘痛教訓。中共百年正是由兩位高層核心人物林彪胡錦濤加以劃分。一九七一年，正當中共五十盛年，毛的接班人、副統帥林彪，竟然「叛國投敵」夜奔蘇聯。雖然機毀人亡，但是喚醒了被綁架、愚弄的億萬軍民。不僅文革神話破產，「五七一工程紀要」更宣告毛的暴虐專政只是一架吞噬人民的「絞肉機」。大義凜然，否定了中共前五十年革命吹噓的「偉光正」。林彪的起義，影響超過無數人對毛暴政的抗爭。是令中共聲名掃地的里程碑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又是五十年。北京在毛死後，高歌「改革開放」、「偉大復興」。實現小康社會。以GDP主義掩蓋一場新的「洋務運動」實質。一八六一至一九○○義和團事變的洋務運動，也和中共走資一樣長達四十年，二者本質都是皇權專制下的工業興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由農業國轉向工業國，必須改造小農階級的狹隘自私、保守暴戾的局限性。毛時代種種倒行逆施、胡作非為，「無法無天」，早已為共產國際和走向修正的蘇共所恥笑和譴責。其根源，來自於占山為王的頑強的流寇意識（直到一九五六年還是農民成分佔七成的農民黨）。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直延續到近十年，最為張狂。 習近平公然要回歸毛時代，把毛禍國殃民的罪行說成是「艱辛探索」，號召不忘初心、繼續英勇鬥爭。以掩蓋走資救黨的陰謀與不公，巨大的貧富懸殊、公民基本權利的剝奪、高科技為窮兵黷武與監控人民服務、糧食匱缺，至今依靠進口。二十大從頭到尾強調習核心，公然違背黨章「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必然造就黨內外反對派，北京四通橋的抗議，要求罷免習近平，被稱為新時代「坦克人」。在鐵桶般高壓統治之下，習大王最害怕的也許是元老層可能的挑戰（如彭德懷、林彪先例），於是不顧一切出手殺雞儆猴。暴露了這個華麗包裝的權貴社會的內在邪惡，從而預告這毛後五十年，必然和清朝洋務運動一樣歸於失敗。 胡錦濤事件如流星般閃過，沒有林彪事件的悲壯。最新的一個效應已經出現：二十大閉幕，大會立即發出「關於黨章修正案的決議」。號召全黨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核心和全黨核心地位、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同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新黨章推遲好幾天才見報上網：已將有關「兩個確立」的文字逕行刪除。可能被人忽視的這個重要情節，顯然是因為發生了胡錦濤事件如波濤洶湧的反效應所致。但絲毫不表示這位擁有絕對權力的嫡系太子爺，會放棄或收斂他的獨裁野心，因為二十大黨章中已經充斥了大量強暴性的文革語言，和非規範性的偽善詞令，將他們反西方價值觀、實行納粹式國家社會主義，防止蘇聯解體的自由化謀略，包裹在民族主義的麻醉中。 這是我關注的「兩個二十大」毫無共同之處……蘇共二十大：走向修正、走向光明的自我否定的出發點；中共二十大走向帝制、走向黑暗的未來。

世居在中國四川偏遠山區的村人，為配合國家脫貧計畫，被迫搬遷到城市裡，家裡還掛著習近平肖像與精準脫貧的資料袋。（圖︰歐新社） 金鐘／開放網主編 〔身懷萬億巨資，瞞天過海以圖脫罪〕 以上三例，尤其是德意志和俄羅斯，他們和法西斯、蘇維埃切割，不僅實實在在地做，而且做了幾十年，從來沒有炫耀什麼「人間奇蹟」，就像教徒上教堂懺悔一樣，懷著對上帝的負罪感。可是無神論的中共政權，怯對負債，圖以絕對權力瞞天過海，掩飾脫罪，強說他們獨特的人權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北京政府一九九七年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獲全國人大批准。但是一九九八年十月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迄今廿三年不予批准。胡錦濤、溫家寶多次承諾「盡快批准」，今天習近平政權這個已擁有世界第二高政府財政收入的政府（二○一九年四萬億美元，美國七萬億美元），仍然對欠債若無其事。吹噓取得「生存權」的脫貧勝利，再次顯示他們不會給人民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 鄧小平，這位對中共暴政參與和知情最深的強人，也帶著他「還債」的諾言死去二十多年。 在不斷強化一黨和領袖的絕對權力時，已沒有人再問：欠債誰來買單？中國貧窮落後的小農社會與專制傳統，是積弱，「被列強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共建政初期也曾有過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畫，並在蘇聯一五六項大型建設援助下奠定發展基礎。但是，在山大王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下，愈演愈烈的殘酷鬥爭，使十億人民陷身赤貧的水深火熱之中長達三十年之久，人像蒼蠅一群群死去，這是罕見的人間悲劇。中國貧窮積重難返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在專制的牢籠中，不可能挖掉窮根，就如普列漢諾夫所說：「一個民族沒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住得再好，無異於一群飼養得精美的牲口。」請問習近平，當你在陝北當知青，啃生豬肉時，你會感到幸福嗎？聽說你嗜酒，我留意到在北京盛大宴會上，你率先獨飲，這是窮根未斷的症候…… 猶記得，在昆明這個我度過貧困的青年時代的春城，現在已富得面目全非，但有一天視頻報導，一個幼稚小孩被撞倒在馬路上，竟然流水般的車輛，沒有人停下來救救小孩，最後是一位外籍女人，把小孩抱走。那一幕至今難忘。我們看到大陸變了，處處燈紅酒綠，然而良知的貧困何在？脫貧不可能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一場攻堅戰。西方觀察家看到「運動式脫貧戰」，笑談毛粉的口頭禪「抗美援朝和美國打了個平手」，還有張維為教授，揚言美國極度貧困人數超過中國，美國要向中國學習……在舉國一片炫富痴狂之下，本文呼籲「還債賠償」，誠盼各界關注賜教。

中國號稱脫貧成功，仍引發種種質疑。中國貧窮和人權成為共產暴力和獨裁的祭品。（圖︰法新社） 金鐘／開放網主編 〔鄧小平承諾我們要向中國人民還債〕 消除貧困——是聯合國為了人類和平、尊嚴與平等，幾十年來關注的全球性問題，指出二○一五年還有七．八三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九美元的國際貧窮線以下。聯大宣布二○一八—二○二七年是聯合國第三個消除貧窮十年。訂每年十月十七日為消除貧窮國際日。紀念一九四八年的巴黎大會，向赤貧、暴力和飢饉的受害者致敬，宣布貧窮是對人權的侵犯。 但是，中國長時間對此沒有必須的回應。貧窮和人權成為共產暴力和獨裁的祭品。中共對此並非無知。在創傷未癒的一九八○年，鄧小平接見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的談話中坦承——「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 此話過去了四十年，中共向人民認了罪嗎？他們放棄「階級鬥爭」，以「國家安全」代替「反革命罪」，人民獲得部分法定的權利，但是還談不上認罪還債。毛時代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和政治迫害與肆意鎮壓，使上千萬計的人和家庭，喪失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公民權利。「家破人亡」、「生不如死」是無數人的命運。我一九六四年、一九八○年離開大陸前，曾兩度返回湖南桃源三陽港鄉間探望舅父皇甫道悅，他是一九五○年土改運動倖存的一戶「地主」，有三子一女，三十年來，他們已被勞苦飢餓折磨得變了人形，表兄弟連小學也沒有讀，娶老婆更是老大難……其他親戚不是死於非命，就是生活在非人狀態，令人無限傷感。 文革後，中共以「平反昭雪」撫慰死者，發回若干生活費，例如湘西名作家沈從文胞弟沈荃，是抗日戰爭出生入死的英雄，國共內戰中，回鄉務農，後遇鎮反運動，一九五一年被槍決，一九八四年昭雪，發給遺屬五百元人民幣。從事反右運動調查多年的武宜三先生說，文革後，反右被否定，因當年總指揮鄧小平固執，只予「改正」，數十萬右派份子二十年苦難，只是恢復原職原薪，沒有任何其他補償。其他政治運動包括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困境，更是一言難盡。 但是，在文明世界，總有不少人為正義、為人的被剝奪被蹂躪的權利而抗爭，哪怕真相和生命被埋藏了數十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得以沉冤伸張，政府和民間合作，制定賠償法例是一個最貼近的示範。我曾經專程訪問「二二八基金會」，了解和發表他們對事件的善後處理經驗。台灣近年還在研討政治受難者的後人，是否可以領取上限一千萬元（台幣）的賠償金。俄羅斯的經驗是，對史達林時代留下的古拉格勞改營三百萬政治鎮壓受害者，實行經濟賠償。「俄羅斯紀念碑人權組織」參與修改法律，早在一九九○年代困難時期，每位倖存者每月可得賠償三百至五百盧布（合十多美元），幾年前，這項賠償金額，已提高到每月一百至二百美元。 即使在戰後德國，也依然是「納粹犯罪我買單」。納粹政府已經被消滅，留下其殘暴統治的大串帳單。（東德政府宣稱它不是納粹德國法律上的繼承者，否認對納粹政權的負債有任何法律與道德責任。）兩德統一前後，西德和聯邦德國政府根據紐倫堡國際法庭判決，以「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執行賠償責任。到二○一五年底，已經支付七三四億歐元（合八七五億美元）的龐大補償金額。主要對象是身心受害、監禁與解職者。一切以法律為準行事。 人們記得一九七○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憑弔猶太起義紀念碑時突然下跪的照片，這無疑是德國人對納粹殺害的受難者的真誠懺悔。世界為之驚動，第二年勃蘭特獲諾貝爾和平獎。

農村貧窮，造成教育衛生方面的公共設施差距擴大，而文化教育的欠缺，又加深貧窮的現狀和世代相傳。（圖︰歐新社） 金鐘／開放網主編 〔中國的貧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脫窮速度遠遠落後於致富發展：對比一九八五和二○二○這段卅五年的GDP總值與貧窮標準的變化：一九八五年GDP總值三○九八萬美元，二○二○年已達十五．六五億美元，增長五十倍。貧窮標準（人民幣）一九八五年為二百元，二○二○年調高為四千元，增長二十倍。兩者相差三十倍！換言之，按照GDP即整體經濟的發展速度去關注人民的貧窮狀況，以五十倍的增長率計，今天的貧窮線應該不低於一萬元。中國的樂觀主義者，應該看到西方今日普及性的富裕，不是暴發而得。 二、當局有責的貧富懸殊政策：鄧小平在推行改革開放時，公然號召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給那些靠近財富與各種權力的人，以捷足先登的機會，此起彼落的貪污腐敗案例，越來越驚人出現。從百萬級到數百億的巨貪，包括基層和國家上層幹部。而早期貪污幾萬元的廣東縣委書記被處決的事再也看不到，結論也許就是一位政協常委說的：中國權威報告顯示，○．四％家庭掌握七十％國家財富，財富集中高於美國。經濟學家郎咸平二○一九年說，中國富人佔五％約七千萬人，他們銀行人均存款四十七萬元。另九十五％人均存款二．四萬元（其中四十％的人存款為零）。二○一八福布斯榜更指出，中國最富有的一百人擁有六四三○億美元，超過底層四．二五億人擁有的六三七○億美元。 三、城鄉分化加劇、三億農民工崛起：「城鄉差別」曾是中共打天下的有利條件和改造的目標。但七十年來，原來佔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成為近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剝奪對象。中共決定開門引資（這是違背傳統反帝反資原則、也是毛時代鎖國原因之一），外資外貿的最得益者，自然是經濟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國家投資也向沿海傾斜，農村不及其十％。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置，最鮮明地宣示要將廣大內陸置於暫時放棄的戰略地位。結果貧富懸殊加大到內陸收入僅及沿海的三分之一。二○○一年中國加入世貿（WTO），成為「世界工廠」後，大量的內地貧戶成為「農民工」大軍，改變了農村人口結構，但仍然有李克強說的六億低收入人口，其中包括約二億貧窮農民。 政府統計：二○○九年人均收入，城市人口一萬六四○○元，農村人口五四○○元。而農民工總數（包括外出與本地城鎮者）為二至三億人，其人均月收入可達三○○○至四一○○元，約相當於西北農民一年的收入。 四、貧窮與文化愚昧隨行：農村貧窮，造成教育衛生方面的公共設施差距擴大，而文化教育的欠缺，又加深貧窮的現狀和世代相傳。中國重視掃盲，現有文盲還有八五○七萬人，年增五十萬。有二百餘縣城，竟沒有一家正規小學。四川涼山一個叫做懸崖村的地方，最近被搬遷到平居的新樓，掛上「搬出大山挪窮窩，遷出幸福新生活」大紅標，成為脫貧的樣板。宣傳說這個「祖祖輩輩居住」的村子，小孩子要在大人陪同下攀登八百米的懸崖，才能去上學。其實，這個故事早在獵奇的電視節目中見過，那樣驚險的畫面，早就被人罵過（包括筆者）：蓋了那麼多高樓大廈，為什麼不幫這個小村落改善一下處境！讓孩子們冒生命危險去上學——這樣的事居然幾十年無人理會，簡直匪夷可思！還有臉拿出來做脫貧的炫耀！此例可以推想共產黨的天下還有多少「人間奇蹟」有待發現。 五、被剝奪的憲法權利—遷徙自由：城市化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過程，也是擺脫窮鄉僻壤的必經之路。現在中國至少有二至三億名農民工，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在三大產業尤其是在第二產業，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以簡陋的行裝為二十世紀中國不曾有過的時興行業打工，造成龐大的「新工人階級」隊伍，為中國千年小農國改變了成分（中共八大透露黨員成分六十九％為農民，工人只有十四％，大損觀瞻，從此不敢再提）。雖然，他們可以領取貧窮線以上的工資（約合美國工人的百分之二），但卻沒有正式工人的其他待遇，最重要的是遷居城市的戶籍。無戶籍無異於失去家庭的各種權利。 中共和某些專制政權一樣，嚴控人民的居住自由，正如赫魯曉夫主張開放邊界所說「我們建成人間天堂，將工人農民趕進去，還加上七把大鎖」。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共同綱領》和一九五四年憲法，都明確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一九五八年對人民的戶口流動實行嚴格管制，一九七五年憲法正式取消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這一文革的惡法行為至今沒有改正！雖然，出國及移民權利已大為放鬆，但農民工仍然是戶籍限制的受害者。

新春伊始，習近平在北京召開慶功會，高調宣稱取得「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創造了「人間奇蹟」。（圖︰歐新社） 金鐘／開放網主編 （按：本文對中共當局最近宣稱，中國脫貧成功，創造人間奇蹟，剖析貧窮問題被忽視的嚴重方面。中國貧窮千百年，與人權、政治隨行，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無專制之脫罪，便無真正脫貧之可言。對比歐美經驗，中共之欠債，終將面對，無可逃脫。） 新春伊始，習近平在北京召開慶功會，高調宣稱取得「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創造了「人間奇蹟」。外界一片沉默，中共數十年宣稱「勝利」、「奇蹟」，不計其數。人們的情緒，好奇多於捧場。 首先，貧窮的標準是什麼？古今中外貧富無處不在，孫中山力倡均富，共產黨共產七十年。今天已是第二富國，竟然要攻打貧窮，窮人在何方？這是很有趣的問題。中共當局宣稱，按其標準，現有「九八九九萬農村貧窮人口」。宣稱這近一億窮人，已經「全部脫貧」，中國已沒有窮人。 〔中國貧窮標準異於歐美，人均ＧＤＰ排名六十八〕 貧窮的標準，以聯合國制定的「全球絕對貧窮線」為準，是人均日收入一．九美元，一年就是六九三美元，合人民幣四五○○元一年。世銀據此測算中國貧困人口為八七○○萬。但中國官方說，按我們的標準應該是九八九九萬人（表示沒有「瞞產」）。李克強總理去年五月說，中國有「六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每月收入也就一○○○元左右。此數化為年收入為一萬二○○○元（人民幣），比聯合國貧窮標準四五○○元高很多。顯然這不是貧窮人群的月收入。 我們不妨以官方資料看看，從「改革開放」初期一九八五年起，官方訂的各年貧窮標準（人民幣）：一九八五年二○○元、一九八六年二○六元、二○○○年六二五元、二○○一年八六五元、二○一○年一二七四元、二○一一年二三○○元、二○一五年二八五五元、二○二○年四○○○元。 至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數，官方提供如下：二○一○年一．六六億人、二○一五年六○○○萬人、二○二○年九八九九萬人。世銀的調查說，按照每天一美元的貧窮線計算，一九八一年中國貧窮人口是八億人口的六十三％，約有五億人。二○○四年下降到十％，約有八○○○萬人。簡言之，中國窮人，四十年來減少了四億人。被外界稱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貢獻」。 習近平則高調宣稱二○一二至二○二○年的脫貧攻堅戰的勝利達到「人間奇蹟」。這需要和世界的狀況加以比較：據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發表排行榜，中國ＧＤＰ總量二○一○年超過日本，二○一四年達到十萬億美元排名第二時，人均ＧＤＰ七五八九美元，卻排名第九十！即落後於九十個國家。六年後，ＩＭＦ推算二○二○年人均ＧＤＰ，中國二萬○九八四美元，遠低於新加坡、美國、香港、台灣、德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南韓、俄羅斯等國，排名第六十八，仍比大多數國家要貧窮。 納入ＰＰＰ的「人均ＧＤＰ值」，被認為是最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數據。中國二○二○年人均突破二萬美元，但同期並非最富的美國是六．七萬、香港是六．六萬、台灣是五．七萬（美元）─而中國的貧窮標準是四○○○元人民幣，只合六一五美元（每日一．七美元）！還在聯合國每日一．九美元的貧窮線之下。換言之，中國貧窮人口的年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收入的二．九％。因為貧窮標準差別大，美國和英國都以「人均收入中位數」的五十至六十％劃為貧窮線。例如美國二○○九年兩口之家的貧困標準為一萬四五七○美元（相當約九萬四七○○元人民幣），即每天收入四十美元（相當約二六○元人民幣）。因此，有人說，按照聯合國人均一．九美元的貧窮標準，「美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沒有窮人」。美國人口普查局二○二○年數據，美國四口之家的貧窮線是年收入二萬六○○○美元（約人民幣十七萬元），另外還有住房、醫療、食品補助及義務教育等法定福利。美國的富裕、工人階級中產化，已是戰後左派學界質疑馬克思的重要論據。

彭明敏，在台灣被稱為「台獨教父」，本刊記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曾訪問過他，那時他剛結束二十二年的海外流亡回到台灣。前年，在台北的一個餐會上，我才第一次見他，他送我一本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我讀了序言，一直未能讀內文，最近，因涉及李敖坐牢問題，便展讀了全書，覺得這是一本認識台灣、研究台灣非常有益的書，雖然出版已三十三年，但仍給人以溫故知新之感。可以瞭解彭明敏的身世，也可以瞭解台灣本土意識和統獨之爭的背景，而這些社會矛盾三十年來不僅沒有解決，而是更為凝重而複雜。 有趣的是，彭先生送給我的這本書，是作家李敖的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特地為他出的「歸國紀念版」，有李敖撰寫的「彭明敏回憶錄新版緣起」，是一個「彭明敏增訂、新序」的「李敖定本」。收錄了彭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等四篇文章和李敖接受鄭南榕週刊訪問的記錄稿。因此，可以對當年的「彭明敏事件」作比較周全的透視。 最優秀的台籍學術精英 彭明敏，台灣高雄人，一九二三年生，現已八十二歲。他和李登輝同年，教育背景也相似。他們留學日本、台大同學，最後都成為台灣人的政治領袖和中共打擊的對象。當然，他們的政治履歷並不相同。彭明敏是福建移民在台灣出生的第五代，父親是醫生，家境殷實。他可以上日本人的學校，一九三九年赴日讀完中學和第三高校文科，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日本遭到美國猛烈轟炸時，投奔在長崎的大哥家，路上遇到空襲，被炸斷了左臂，那時他二十二歲，從此成為「獨臂人」。傷愈，在郊區親見長崎被原子彈炸毀，日本投降後回到台灣。在台大政治系就讀時發生二二八事件，接管台灣的中國軍隊與官員之落後、腐敗與惡劣，加上二二八的屠殺，給青年彭明敏留下難忘印象。他看到了一個「中國的台灣」，不是他熟悉的「日本的台灣」。雖然有覺悟的台灣人在日治時期也要求自治、平等，但他們都享有高於中國內陸的現代生活。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內戰中的潰退，二百萬人逃到台灣。他們貪婪地吞噬日治留下的價值二十億美元的財富，還瞧不起「被日人奴化的台灣人」。 彭明敏台大畢業不久，就進台大當助教。以學術成就而言，彭明敏是明顯高於李登輝。一九五一年他拿到台大唯一的教師留學獎學金，赴加拿大、法國深造，研究「太空法」，得到碩士學位，成為這門新學問的專家，一九五四年又拿到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後，一九五七年三十四歲便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正教授，各大學乃至政法學校都請他去講國際公法，還有近百名學生要他做導師。李登輝則在一九五二年公費留美，修得碩士學位，一九五四至五七年也在台大任教，一九六五至六八年再赴康乃爾大學，獲農經博士後，回台大、政大教書，獲教授頭銜比彭晚幾年。彭明敏一九六一年再升級為台大政治系主任。 猶如學術明星般的躍升，加上精通日語、法語和英文，彭明敏一九五六、六○年兩度受基辛格邀請赴哈佛大學出席國際研討會，並出任胡適為團長的西雅圖中美文化合作會議，在蔣介石的宴會上，胡適特向蔣介紹彭。繼而出任國科會的講座教教，成為新聞人物，被任命為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顧問，返國後受到蔣介石的單獨召見。一九六三年被全國商會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台灣自救宣言案主角 李登輝從美留學回國之後，教書同時兼任政府農復會的工作並研究農業問題，職位不高，直到一九七一年向蔣經國報告工作時，被蔣賞識，才入閣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當李登輝在體制內循序漸進之際，彭明敏的星途亮起紅燈。有兩個症狀：蔣經國接見十大傑出青年時，彭明敏托病缺席，他不願領受「特務頭子」吹捧。蔣介石召見後，手下拉他入黨，也被他拒絕。不久發生了「台灣自救宣言」事件。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和台大畢業生謝聰敏、魏廷朝決定撰寫一份文件，表達對台灣現狀與前途的看法，由謝起草、魏協助、彭定稿。 文件初稿五萬字，後壓縮為七千字，名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內分八點主張： 一、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二、反攻大陸絕不可能，是蔣介石向風車挑戰。 三、反攻大陸只為了實行恐怖獨裁統治。 四、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 五、龐大軍費與高出生率將導致台灣自我毀滅。 六、經濟政策不合理。農工貧困、少數富有。 七、國民黨政策為了摧毀中產階級，消滅反對勢力。 八、台灣已是一個國家。不能幻想和平轉移政權，不能坐待蔣家窮途末路，把政權交給中共。 並提出三個基本目標： 一、反攻大陸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建立新國家。 二、制定新憲法、保障人權、實行民主政治。 三、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 彭明敏在宣言的結論中提出：「中國只是兩個是非：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我們要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推翻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宣言虛張聲勢稱，自救運動在迅速擴大，「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 宣言經數月反覆修改定稿後，很艱難地找到熟人印了一萬份，準備好郵寄名單，寄給全島各地以發揮影響，九月二十日他們三人在旅館中被便衣警察逮捕，原來是第一次找的印刷廠老闆告密，他們已在監視之中。 「一中一台」理論的首創者 彭明敏為甚麼要冒險幹這件事？他在書中表露了心跡。首先，和他的國際法專業有關，他認為「從法律上說，台灣及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未確定。」他一直堅持建立一個國家的基礎，不在於種族、文化和宗教，而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與共同利益的信念。」其次是廣泛的社會影響。他以當時的學術地位與社會知名度，「我的房子總是擁擠著台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有時市議員和地方政治人物也來加入談話」，大家對「反攻大陸不可能」、「台灣遲早要被聯合國趕出來」一類話題有高度共識。他和駐台外交官的接觸，到處演講和聽眾的交流，都討論過自決權一類問題。換言之，彭明敏和他的合作者洞悉民意（可能是本土人士的民意為主），這樣經年不斷地沙龍式的討論後，憤憤不平的憂患意識，使他們「感到厭倦了」，必須要有所作為。此外，國外的台獨運動，恐怕也不無影響。戰後，在日本美國的台獨活動，此起彼落，台獨的左派右派、剛派柔派，早已成型，並是國民黨當局著力打擊的對象。彭明敏在紐約出席聯大會議時，還有台獨人士見他，勸他政治庇護，他不可能不知道海外台獨的主要訴求。因此，宣言在日本出版後，彭明敏被稱為「台獨理論之父」。 宣言對於台灣問題的論述，確實有深度，看得準，有前瞻性，不僅首創「一中一台論」，而且尖銳提出「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當局自然當作大案來辦。追查後台，他們不相信本土人中文可以寫得這麼好，懷疑殷海光、李敖參與其事。令當局沮喪的是，宣言出自他們長期籠絡的對象，已有崇高學術地位的彭明敏：「國民黨上上下下都很驚訝，我在享受那麼多個人的榮譽和恩惠之後，竟然膽敢批評政府和蔣介石！」不錯，彭明敏事件，是兩蔣時代發生在體制內的最大台獨案，其爆炸性影響可以想見。 精密策劃偷渡出國 彭被判八年刑，關了一年零兩個月，蔣介石親自下令，予以特赦，並指示照顧他的生活。同案謝魏二人則無恩賜。出獄後，當局一面嚴加監視，一面繼續懷柔，蔣經國親切接見，垂問「有沒有甚麼困難？有甚麼事我可以幫忙？」彭暗忖道，不致過份罰他，是當局怕引起台灣人的深仇大恨，不如施以「再教育」，爭取他為國民黨服務，但彭一再拒絕官方提供的職位，只想回台大教書，官方對此拒絕安排。 長達四年令人窒息的日夜監視，彭明敏決心偷渡出國，經過精細策劃，和國際特赦組織取得聯繫，他終於一九七○年初化裝出逃瑞典成功。回憶錄詳細描述行動過程，但未提到具體時間、地點與相關人物。據李敖估計與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在彭走前匆匆來台一趟有關。筆者聽聞則是美國人的協助，從台中美軍基地乘飛機逃走。有人甚至說，彭藏在一隻大冰箱中進入基地。彭書中提到「安排某些朋友在適當時候到台灣來......由居間幫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擔保......從頭到尾盯住我。」在通過最後一關時，「我一直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這顯然是在飛機上的觀感。 李敖和彭明敏的關係 這裡，應該補充一下李敖和彭明敏的關係。彭明敏到瑞典二十天後，才發佈正式的逃亡消息，引起台灣內部一片大亂，相關大小官員被革職、查辦，彭的親友被拘押問話，包括魏廷朝、謝聰敏、李敖。李敖監視跟蹤十四個月後被捕，被判刑十年，後蔣介石逝世，減刑為五年八個月，「罪狀」是「李敖明知彭明敏有叛亂前科，其叛亂之念未泯，仍秘密與之交往......」連同其他指控，皆屬已予否定之罪。但李敖和彭明敏過去的關係（盡管今天他們已若陌路）是否有可議之處？ 彭因台灣自救宣言案入獄繼而獲釋後，門前冷落，親友走避，惟李敖是「極少數極少數例外之一」，「李約我每月密會一次」，彭說一九六九年起，李敖曾為他轉出一些（準備偷渡出國的）的重要信件。彭八九年自序中稱「李敖定本是際此亂世，兩個書生，在波瀾萬丈歷盡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誼的一個里程碑。」李敖亦回之以對彭老師高度的禮讚：「他是我台灣人朋友中，最有志氣、最有學問、最有高度教養的偉大知識份子。」李敖回憶那段友誼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見人心。」彭約調查局處長吃飯，李敖出面；調查局長沈之岳請吃飯，也一道請彭與李敖兩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李敖在自由時代周刊訪談中，亦談到許多與彭明敏的交往。標題就是「助他一臂之力一一李敖談彭明敏」。他說彭特赦後「我們倆常在一塊兒喝酒聊天。」「彭先生前後整個的心路歷程，我想我比他的學生們還瞭解。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跟我每次聯絡，是朋友式的，並無拘束。」李敖最後說：「海外台灣人對彭先生的支持，是七折八扣式的，甚至還有人身攻擊他，這顯然是忘恩負義、數典忘祖的小家子氣行為。彭先生是台灣人反國民黨的先進與先知，他從孤軍奮鬥中走出並出走，又從出走中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他是最優秀的，大家應該追隨他。」 這是一九八九年收入李敖定本的彭回憶錄中的文字。李敖說他和彭交往中從不談「台獨」，但這些文字已是無聲勝有聲。不說台灣自救宣言是台獨的經典之作，彭出走後，一九七二年即出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確是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獨立運動已是彭先生數十年不移的志業，捨此，追隨他甚麼呢？ 因此，李敖因彭案坐牢是冤獄，然而，事出有因。至少他不能撇清那時和台獨的干係。 體制外播種 體制內收穫 台灣戰後迄今的歷史，是一部獨立運動與民主運動交織互動的歷史。在終結威權體制的紀念名冊上，彭明敏、李登輝這對同齡人佔有明顯的地位。他們是台灣本土精英的傑出代表，他們成名於兩蔣時代，選擇了體制外與體制內的不同道路，但殊途同歸，都為台灣的自主與尊嚴作出非凡貢獻。彭明敏在六十年代放棄依附權勢的青雲路，自我放逐二十二年，飽經風險與失敗，但他的奮鬥和他的思潮，換來國際社會的同情，更是台灣不屈的象徵。他在六四年宣言提出的目標，已成為今日許多台灣人的願景，他不僅是反威權統治的先進先知，也是台灣未來的先進與先知。 李登輝走的卻是另一條內歛沉穩、大器晚成的道路。在彭明敏逃亡兩年後，他才初露鋒芒，進入高層政治。去年國史館出版的口述歷史「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首次坦陳他和彭明敏的關係： 「我和彭明敏的關係，主要也是因為黃彰輝和台南神學院。彭家好幾代都在長老教會，和黃彰輝很好，我認識台南神學院的人，才有機會和彭在一起。......在日本時，我與他不相識，但是我知道有他這個人。戰後從日本回台灣，透過劉啟瑞的閞係，我才和彭明敏認識，但也不是很密切，沒有甚麼來往。......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被捕，之前他和一名美國人一起吃過飯，黃彰輝認識這名後來被驅逐出境的美國人。我當時想，彭明敏怎麼會做那種事？他各種條件都很好，是台灣知識份子中升官最快的學者。彭明敏當官和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有關，不知是不是住得近的關係，彭明敏和中研院總幹事全漢昇很好，他把彭明敏介紹給胡適，胡適再向蔣介石推薦彭。一九六一年我還在台大當講師，彭明敏已經是聯合國顧問。誰知他忽然轉變，寫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捕。當時我根本沒管這些事情，我連自己會不會在黑名單裡、哪時候會被抓走都不知道，所以盡量避開這種事。」 讀者當可在這段質樸的文字中，看到彭李二人的區隔與命脈相通之處。李登輝一九七二年入閣正是蔣經國在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出任行政院長，接掌大權，開始提拔本省精英之際，蔣介石去世後，本土化、民主化更是小蔣的施政指標，於是李登輝得以從政務委員、台北市長而台灣省主席，八四年被蔣經國選為副總統，這時黨外勢力已逐漸壯大，李登輝的務實風格，使他順利成為蔣的接班人。他總是說這是「歷史的偶然」，可在局外人看來，卻是偶然之中有必然，那就是蔣經國晚年昭示的，「國民黨不本土化不行」。李登輝繼任大位之後，在蔣經國最後開啟的民主改革列車上，勇往直前，那是順理成章的事，終止戒嚴，修改刑法第一百條、六次修憲，直到總統直選、落實主權在民，台灣終於走出四百年的悲情，成為一個舉世公認的民主自由國家。現在只有那些為偏見、私利所迷的人才看不到這一點。 體制外播種，體制內收穫的「寧靜革命」，是台灣民主化的特色。從彭明敏到李登輝，凡四十年之功，完成了埋葬威權體制的壯舉，台灣人登上了可以自決命運的舞台。今天李登輝功成身退，回到民間，主持群策會制定《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就是新時代的台灣自救宣言，顯示永續的歷史記憶。然而，新的使命再度降臨，一個日趨強大的威脅步步緊逼，紅潮正在滲入這塊藍天綠地的沃土。彭明敏、李登輝代表的戰後第一代本土政治家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已垂垂老去，相信後起的接棒人，會珍惜他們創建的精神資源，迎接挑戰，使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