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會表決通過會計法第99條之一條文修正案。陳水扁表示：「蓬萊島案平反等了卅八年，國務機要費案除罪十六年」，但蓬萊島案是促轉會的撤銷；國務機要費案，是立法院的修法。二案都不是靠司法解決。 其實，如果政治歸政治，司法歸司法，政治不要介入司法，就不會這麼亂。司法如果勇敢對抗政治，就會解決很多問題。 究實來說，國務機要費、首長特別費、教授研究費，都可以直接援引刑法第十六條違法性錯誤，再細分：「不可避免的禁止錯誤」、「可避免的禁止錯誤」，就可以解決。前者，透過欠缺不法意識而免責，後者則減輕其刑。 換言之，不要修法，就可解決問題。即或要修法，也應該在刑事法予以修正，殊無另闢蹊徑，在會計師法修法。只要看：教授研究費，跟會計師有什麼關係！ 二○一三年五月卅一日會計師法修正，還發生烏龍事件，只對「大專院校職員、研究人員支用政府補助的研究計劃費的報支、核銷」，漏掉關鍵的「教」字，後來還提出覆議。所以，可見台灣的立法院真的很奇特。 至於「蓬萊島雜誌案」，應該「什麼地方跌倒，什麼地方站起來」，讓這個案子，用刑事司法救濟來平反。即在原處（刑事法庭）為本案解決，但無法如此，顯見司法獨立，不無問題，彰顯要在「司法為救濟」，困難度很高。 前總統陳水扁淡淡地說，蓬萊島案平反等了38年；國務機要費案除罪16年。（資料照，記者王俊忠攝）   促轉會關燈前，於五月廿三日將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罪名撤銷，係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平復司法不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二款、第四項的撤銷有罪判決前科紀錄。撤銷理由更是荒謬：「辯護人私下溝通內容及訴訟策略，已掏空當事人的律師協助權，侵害訴訟上防禦權及公平審判原則。」這什麼理由嗎？ 對蓬萊島案，在二○○五年十二月八日筆者與多位法學專家，在「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發表「蓬萊島事件社會背景與言論自由及其爭論」論文，針對地院、高院判決書的「證據」認定問題，「言論自由」保障條件、誹謗罪成立要件，特別阻卻違法事由，還有「共犯」問題，對投稿者高語人（積極正犯行為人）撤回自訴，有無涉及「自訴不可分」、「告訴不可分」的問題，才是關鍵。易言之，在嚴格的證據裁判主義下，證據的認定，是可以讓蓬萊島案平反的。 轉型正義，所謂的「正義」，其實就是「司法」本身。至於「促進」轉型正義的機關與權責，還不是「司法」。 讓「司法」做改革的功課，現在應該是時候了。因為人民的訴訟權，包括找真相，包括平反！ （作者為前台灣大學教授，現台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

 陳志龍／台大法律學院刑法教授  在二二八紀念日，柯Ｐ表現顛覆不少人的思維，但他代表的不是行政階級觀的小市長，而是政治受難者與一般人民，即「沒有階級觀」的人民立場。所以，拒絕與階級體系的馬大總統握手，可以理解。（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以往很少人討論「權力機關與人民的關係定位與衝突」，更沒有注意到台灣的司法定格，可能是舊時代的判官矮化地位，與法治國家第三權的獨立性司法定位，全然有異。台灣雖然解嚴，但舊司法系統仍存「階級思維」，且嚴重遺傳為「官僚主義」，甚或有的因而有裁量恣意，影響到是非判斷，並因不正常的裁判，戕害人民的權利。搞地溝餿水油者、日月光污染河川土地者，造成全民撻伐，但刑事司法，竟可只當「輕罪」處置。大寮事件與黃世銘案、劉政池案，更彰顯司法「自我定位」的偏差、乖離，惹出諸多脫離民意或真實發見的疑慮。此外，對於聯合開發弊案、金控合併弊案、ＢＯＴ弊案，公權力強徵民地案，應屬嚴重鉅型貪瀆與鉅型經濟犯罪，卻讓行為人可有巧門規避，有些司法坐視不顧或從輕處理，所謂「刑不上財團」，恐為當今人民對司法刻板印象，也恐是造成渠等為一％的財團利益捍衛者的污名格局。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在於「是非」（司法）；而不在於「利益」（經濟）。司法應該是民主的象徵，而不是權力者的捍衛機器。但在此地，以行政法院為例，大部分顯然不符「法治國家的法院定位」。而刑事法院，在捍衛人權案例，亦顯然不明顯，不乏落人話柄的裁判。所以，難以正視聽，難獲人民愛戴。固然，司法人員中也有為數不少的理想人物，良心善者，但在此「階級封閉體系」中，不敢發聲，沒有振聾發聵功能，而「沉默」，則正是腐化的主力因子 。台灣的正面司法人雖有些微個人的進步，但被負面司法人拖累，導致整體定位，仍與「獨立性的司法」扞格不入。在法治國家的「獨立性司法」，是「定位」站在行政權以外的「外部人立場」，所以，永遠以「公正、獨立、是非」的判斷，為其職志。裁判者的定位，其與「官員」性質，截然不同。但在台灣，卻被定位為法「官」、檢察「官」，如此一來，渠等難免就陷入「兩難困惑」，究竟是裁判者、公正訴追者；抑或是「官員」？前者是外部人定位，後者是內部人定位。尤其，行政法院法官，顯現困擾的定位，究竟是維護行政的官員機關，抑或是維護人民利益的裁判？如果是後者，為何渠等往往不依據證據法則判人民勝訴，仍然用模糊的論點，判官方贏？！為何不能突破此「官僚體系」束縛？在於其被舊官僚系統慣性綑綁所致。此外，對於財團為一造者，不論何種法院，似乎不乏常有轉彎的奇特判決出現？愛好稱「官」，與第三權不符，倘若能夠「去官」化，將之定位在於「外部人的權利維護者」，才會有朝向「真正的獨立性」的司法的可能。台灣的改革阻力，在於認同舊系統「階級觀」心態作祟，其是被「對人不對事」的階級利益所操控。這在軍隊、黑道著稱，有階級觀就沒有獨立性，蓋二者互斥。司法站在人民立場，就沒有階級可言；但司法若被納入官僚體系，她的首長（司法院長、及各級長官），就要被納入階級評等，其派下員，亦然。以前被當做「皇后」，現在則可能是捍衛行政的衛隊。當司法和官僚越發靠近，即越進入官體系者，就顯然越發離開人民越遠。這就是「階級司法」，沒有獨立性的司法，也就是教父電影中的幫派階級。有問題的司法人，往往與黑心官員、黑心商人之間，具有3C的密切關係，即：Cronyism（內線人親朋黨屬），Conspiracy（勾串共謀，壟斷）及Corruption（貪瀆）的圈子利益共同關係，這也是階級關係（恩威庇從）的同一性。如果用這點觀察，就可以瞭解台灣司法的主要病症正是在此。司法改革，如果不切入此核心的3C病症，顯然只會虛幻改革，是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