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打開門，每個人都會走，都會去美國。」 這是1982年暢銷書《苦海餘生》的最後一句話。我小時候看的是好時年版本，封面是林布蘭的「加利利海上暴風雨中的基督」，還以為是寫船難的書，沒想到居然是描寫共產中國的。 張桂越譯本，由好時年出版（1982）。（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原作書名為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1982年出版，1983年就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非文學類）。中美在1979年元旦建交，當年六月包德甫就派駐北京，1981年返回美國，隔年出版《苦海餘生》，描述鎖國多年的中國情形。此書四月在美出版，相當轟動；揭發中共醜惡內幕，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更是求之不得的大禮，《台灣日報》社長謝天衢立刻請駐美記者續伯雄翻譯，在報上連載，七月就出版單行本，八月已經三版。當時台灣日報是屬於國防部的，謝天衢也是軍系的，原為三軍大學政戰主任。 續伯雄譯本，台灣日報發行（1982）（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不過當時沒有版權約束，拿到書就能翻譯，所以市面上也出現了另外幾本《苦海餘生》，像是我小時候看的就是張桂越的譯本，又是另一位名記者。也有出版社把《苦海餘生》和另一本姐妹作《來自地心》放在一起出合訂本，像是名遠出版社的蕭長風譯本，還有啄木鳥出版社的楊炳男譯本都是如此。《來自地心》是另一位美國駐北京記者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所寫，書名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The Search of the Truth about China，也在1982年出版，作者背景、出版時間、內容都很相似，也有幾個譯本同時出現，但《苦海餘生》比較暢銷，還拍成電視劇，而且中視華視還搶著拍。所有中譯本的書名都一樣，也都沒有把原書名的China譯出來。《苦海餘生》書名看起來像船難小說，《來自地心》更像科幻小說的書名，要翻了書才知道是談中國的。 好時年版本的封底有英文書名（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苦海餘生》寫的是作者見聞，當然文革、清算、迫害的故事不少，但也有很多奇妙的小故事。像是提到命名：有家三姐妹，大姐叫愛國，二姊叫愛民，三妹叫愛黨，老爸以為這麼忠誠應該萬無一失了吧，沒想到紅衛兵說三個姊妹名字合起來看，就是愛國民黨，照樣抓去關。還有一次作者去參加宴席，聽說約翰藍儂被刺身亡。中共幹部彼此詢問：「唱歌的，很有名的」。另一人說，「一定替英國賺了不少外匯吧！」這樣的評論還真是天外飛來一筆。還有紅衛兵建議以後紅綠燈要改成紅燈行，因為紅軍不能停下來。如果真這麼做了，還真是大災難！ 包德甫雖在台灣學過中文，但畢竟是老外，有些地方看起來有點讓人存疑。他有一章叫做「同志，你哪兒？」（”Where are you?”），描述他去飯店櫃檯問房間，人家開口就問「你哪兒？」讓他覺得不合情理，莫名其妙。後來發現接電話時，大家也開口就是「你哪兒？」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只重視單位，不重視個人的，所以都這樣問。這裡我有點不確定，會不會北京民眾習慣就是問「您哪兒」呢？我想到用台語接電話的時候，也是開口就問「咱兜位？」兜位不也可以說是哪兒嗎？或許這沒有包德甫想的那麼「重單位不重個人」的意思。 這本書的中譯本，還是會遇到回譯的問題，也就是原來是中國的事物，包德甫用英文描述，中譯者必須還原成中文。這雖然不是文學作品，但有時候太囉唆的翻譯還是讓人失笑。像是作者的太太有次去西安的一家餐館，結果「什麼都賣光了，只剩下包子，一種蒸麵饅頭內包著剁碎的白菜跟少得可憐的一點肉的食品。」（續譯）我猜這是小籠包吧，因為下文說她們後來不吃了，旁邊乞丐湧上來搶，第一個就搶了三個包子，「手力之緊把包子都擠出水來了。」其實「一種蒸麵饅頭內包著剁碎的白菜跟少得可憐的一點肉的食品」是為美國人寫的，還原成中文的時候大可不必跟著譯。 裡面還有一段提到他在重慶吃到一道菜，是美國的川菜館都沒見過的，名字讓人誤解，叫做「川燙肉片」（張譯）或「水煮肉絲」（續譯）。兩種譯名都有小問題，其實這道菜應該要做「水煮」而不是「川燙」，「肉片」而不是「肉絲」。「這道菜外表難看，幾乎有一吋厚的紅棕色調味料中摻雜紅辣椒和花椒，仍然起著泡覆蓋在表面上，遮住了下面的肉片和青菜」（張譯）。「紅棕色調味料」太翻譯腔了，我比較喜歡續譯：「一眼看去就令人怵目驚心，幾乎有一寸厚的紅油混合著炸透的紅辣椒，面上的花椒粉還在滾油上冒泡，下面才是切好的肉片和蔬菜。」 不過，這畢竟是一本嚴肅的書，裡面提到許多讓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怪事，像是許多工廠為了消化預算拼命擴建，卻因為缺電、缺原料，蓋好了也開不了工，有工人二十年來天天報到聊天，直到退休都無事可做。還有中共某年宣稱心理學是「資產階級的假科學」，取消整個學科，心理學家通通去勞改。真想學香港人說句：「咁都得？」 好時年版本的附圖。（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樣一本戒嚴期間揭露中共的書，當然很受台灣當局歡迎。台灣日報的續伯雄譯本，自是代表軍系力量，印量最大，現在二手書市場多半都是這個譯本；但好時年、啄木鳥這些出版通俗小說的出版社也搶出，可見他們也看好這個市場。我的小學課本中有一課描述人民公社的課文「天堂與地獄」，說台灣有個蘇小海，江蘇也有個蘇小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陸的蘇小海肚子疼要拉肚子，但家裡沒廁所，要去全街共用的公廁那段。我膽子小，天黑不敢出門，看到那段課文很是害怕。除此之外，對大陸苦難同胞到底有多苦難，其實也無從想像。《天讎》出版的時候我還是小學生，毫無印象，只有靠電視上的「寒流」來想像中國，又怕又想看。後來《苦海餘生》這一波出版的時候，我已經是初中生，就比較有印象了。我想，《苦海餘生》也算是我們這一代共同的戒嚴記憶吧！

「父母不能了解學校裡書本教育是多麼不重要。小孩和大人一樣，只學得會他們喜歡學的東西。所有的獎品、分數和考試都妨礙正常性格的發展。只有書呆子才主張唯一的教育是從書上得來的。⋯⋯對大多數的少年學生而言，學校課程不過是在浪費時間、精力和耐心，它剝奪孩子們玩耍的權利，造出一批小老頭來。 當我在師範學院或大學裡對學生講課時，我常常對這些滿腹無用知識的青年男女的幼稚感到驚訝。他們知道的很多，辯論學對答如流，古文出口成章。但他們對人生的看法卻幼稚如嬰兒。」 A. S. Neill, Summerhill (1960)  王克難譯（1965） Summerhill是一所實驗學校的校名，譯者王克難譯為「夏山學校」。作者尼爾是蘇格蘭人，1921年創辦了這所學校，一開始在歐洲，1924年遷到英國，一開始只有五個學生。學生全數住校，主張學生自治、自由選擇上課和考試。每星期開學生全體大會，決定生活規則。學校現在仍在經營，尼爾1975年過世之後，由遺孀尼爾夫人繼續主持校務，1985年夫人過世，由女兒繼續經營，可以看他們的官網，現在也開放走讀生，不再全體住校了。夏山學校主張給學生絕對的自由，常常引起爭議，尤其是說髒話、吸菸、性愛等敏感議題，因此在1950年代曾遇到經營困難。但1960年尼爾出版了Summerhill一書之後，符合六O年代反權威的時代精神，在美國立刻成為暢銷書，也出版了日文譯本；許多美國父母、日本父母千里迢迢把小孩送去英國的夏山就讀，至今仍是體制外學校的標竿。 1960年代初期，台大外文系畢業的王克難到紐約讀社會學。王克難是江蘇人，幼年隨父母遷台（她父親王建今是檢察總長），北一女、台大外文系、紐約大學一路順遂，算是人生勝利組。拿到碩士之後，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她在台大時是夏濟安的學生，在哥大特別受到夏志清的照顧。結果夏志清勸她不要再念社會學了，往寫作發展，最好從翻譯開始。她就在這時看到尼爾的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台灣當時連初中都還要參加考試，體罰盛行，人人都對補習考試有深刻的體驗，她看到居然有人提倡「小孩不想上課就不必進教室」、「學生自己決定給不守規矩的同學什麼懲罰」，簡直匪夷所思，自言「感動到流淚」，立刻寫信給作者尼爾徵詢翻譯許可後，花了兩個星期，日以繼夜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在外文系老師何欣的協助之下，由立志出版社出版，書名《愛的學校──兒童教育新法》。她的譯序寫的語重心長： 「今日台灣的教育，因種種特殊原因，發展得十分畸形，升學競爭造成的惡性補習等等，使千萬學童身心得不到應有的適當發展而受苦良深。⋯⋯但願尼爾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警惕與啟示。譯者僅將它獻給負責栽培下一代的教育界同志和為孩子著想的家長。」                            立志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愛的學校：兒童教育新法》（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可惜《愛的學校》出版兩個月後，立志出版社火災，這本書只印了一次就絕版了。不過也撒下了種子，感動了許多國內的教育人，包括當時在大學讀教育的王榮文、當時在小學任教的張水金、推動森林小學的小學老師陳清枝等人。王榮文後來成了出版人，張水金成了兒文作家和教育部官員，這個種子在20年後終於找到契機發芽。1984年，王榮文在「大眾心理學全集」書系內收入此書，重新出版，書名改為《夏山學校》。當時住在德州的王克難也寫了一篇「重版再序」，回憶當年出書經過，並說明夏山學校的創辦人尼爾已於1973年過世，但學校仍在，「尼爾的愛心長在」。因距離初版已近二十年，因此由張水金校閱一遍，更加完整。這次出版遠比二十年前成功，也許是社會時機成熟，教改聲音漸起，再版多次，到1991年達到31版，夏山已經深植人心，成為許多教改人士的夢土。2003年又出了遠流版的二十週年紀念新版，副標題改為「實踐自由發展，見證愛的教育。」 夏山在國際間的影響也很大。1940年，英國作家Enid Blyton寫了一套The Naughtiest Girl ，描述一個頑劣的有錢人家小女孩被送去一個完全自治的寄宿學校，學校的制度、做法都跟夏山學校一樣。這套書的中文版本《淘氣的麗莎》在1972年由水牛出版（李祥亭翻譯），我在小學時非常喜愛這套書，讓我對住校生活充滿了憧憬。1968年美國的瑟谷學校（Sudbery Valley School）成立，許多作法都是仿效夏山，中文版《瑟谷傳奇》也直接在標題上加上「美國的夏山學校」，可見夏山之名已成為另類教育的同義詞。1981年日本藝人黑柳徹子的自傳《窗邊的小豆豆》出版，書中的巴校長就是去參觀了夏山學校之後，回日本創辦了巴氏學園。《窗邊的小豆豆》在台灣至少有五種中譯本，非常暢銷。1990年台灣的第一所體制外學校「森林小學」，也深受夏山影響，還曾經請夏山的老師到台灣辦座談會。其他相關書籍也非常多，如《尼爾與夏山學校》、《夏山學校見聞》、《我的夏山日記》、《成長在夏山》、《夏山學校評析》、《夏山學校生活》、《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 夏山學校對我國幼教的啟示》等等，其中有綜合編譯作品、從日文或英文翻譯的個人經驗、教育研究者的論文等等，可見夏山的想法已經遍地開花。 只是令人悵惘的是，尼爾1960年所說的話，至今仍可適用，無數父母師長還是一味鞭策小孩去讀他們沒有興趣的書本；王克難1965年所發的感慨，好像也沒有改變太多，台灣教育仍然頗為畸型，學生仍然把大把青春耗費在他們毫無興趣，未來也沒有用的課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