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在我電腦的早期重要照片，拍攝者不明。早期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雷震（後排中）和他的太太宋英（後排左）；後排右為桃園政治人物許信良，他在1977年拍攝這張照片時，剛脫離執政的國民黨。前排是年輕的反對運動人士（左起：張富忠、林正杰和陳菊）。張富忠和林正杰撰寫了一本書，內容包括許信良於1977年11月當選桃園縣長，以及中壢事件中群眾發現國民黨選舉舞弊後縱火燒毀警察局等。圖／艾琳達提供     當我們走出必須噤聲和照片遭到查禁的年代，我們才瞭解到那些被撕裂的記憶碎片的珍貴：像是那些半遮半掩，以陳腔濫調來隱藏批評政府的真意，但又不會被解釋為叛亂的文章；還有那些由業餘人士拍攝，顯得褪色又失焦的照片，但當一些冒險的靈魂加入抗議活動時，他們不得不去捕捉那稍縱即逝的瞬間。大部分談論時事的文章，在還是手稿時就會被沒收，或是在排版、印刷時遭大量警力搶走；或是在秘密分發給書商後，仍遭到強佔的命運。違反法令的作者和編輯通常都會入獄，十年間都無法再聽到他們的聲音；而那些不見天日且被遺忘多年的底片和照片，常因為台灣潮濕的氣候而褪色、變形，甚至更糟（註1），但是那些照片卻也因缺陷而更顯珍貴，並且能透露更多人性的道理。像是受刑人在面對槍決前，嘴角仍虛張聲勢般的微微上揚，此時這張照片所顯露的，或許就是他已認知到其歷史地位的最後證據。 現在，當我們試圖恢復過去的歷史，以做為傳遞給下一代的資產時，我們又面臨到一個新的障礙：版權限制。除了個人肖像權的主張，還有誇張的隱私保護，過去加害者的名字，都被隱藏了起來，有動力從事歷史研究和書寫的人面臨著法律、財務和行政程序的妨礙，即使在這個所謂言論自由的時代，這些限制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優勢。 以下我用台灣民主基金會為例來做具體的說明。台灣民主基金會是由外交部積極推動，並獲得立法院審查通過預算，於2003年正式成立，陳水扁總統在成立過程中也耗費一番周旋與努力。該單位首任董事長是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他是名義上的負責人，也是國民黨的領導人物；首任執行長是高英茂教授，他是一位溫和的政治學者；董事會成員則包括從美國台灣人社群返國，協助民進黨推動外交事務的人物，像是楊黃美幸等人。 2003年12月，台灣民主基金會舉辦「感恩與巡禮: 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紀念活動。在6日的開幕晚宴上，台灣官員和前政治犯正式向人權人士頒發感謝證書，由執行長高英茂（左）作為司儀，王金平董事長（中）代表，將感謝證書交給東亞人權協會的創立人司馬晉（右）。圖／艾琳達提供   台灣民主基金會成立後的首場重要活動，是邀請30位在過去戒嚴時期遭到驅逐出境的外國朋友回到台灣，參與這場在2003年12月8日到9日舉辦的「感恩與巡禮: 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紀念活動。受邀名單和活動安排，是由梅心怡（Lynn Miles）所彙整的，因為梅心怡過去在大阪從事地下人權救援網絡工作，認識大部分受邀對象。這次的紀念活動包含兩天的研討會，每個人都被邀請在研討會中發言，闡述他們的經歷；活動也有一些附屬於國民黨的人物願意參加，如當時才剛公開承認自己是蔣經國私生子的蔣孝嚴，而來賓中，則有數十位的前政治犯。當陳文成的姊姊（陳文成被情治單位帶走偵訊後，於1981年7月3日再被發現時已死亡）也稱蔣孝嚴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大家族的一員時（註2），可說是活動中的一個感人時刻。 這次活動的一個高潮，是唐培理牧師和唐秋詩牧師娘透露說，彭明敏於1970年1月能擺脫軟禁逃出台灣，是他們與日本相關人士的共同計畫，並非國民黨所假設的美國中情局。而這次的活動還包括為期五天的環島旅遊行程包括拜訪林義雄在宜蘭的基金會，以及由民進黨執政，擁有美麗河岸公園景致的高雄。 我在紀念活動中堅持我們要利用這次機會，創造一個永恆的歷史記錄。用錄影的方式訪問每一個參加者：台灣民主基金會聘請林一方擔任製片，而我招募幾位志願採訪者。之後，梅心怡和我使用這次活動的採訪記錄和照片（我有所有照片的副本），撰寫一本厚達500頁的第一手資料：《A Borrowed Voice: Taiwan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960-1980》（我的聲音借你: 台灣人權訴求與國際聯絡網），這本書獲得文建會的小額補助，在2008年5月出版。這本書，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所出版的四本梅心怡人權書信集，和同樣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典藏的梅心怡的人權工作檔案，仍是台灣國際人權工作的主要記錄。 唐培理牧師（左）與唐秋詩牧師娘（右），在有許多美籍與日籍人士參加的會議中，敘述他們如何計畫和執行幫助當時遭到軟禁的彭明敏逃出台灣。彭明敏得到一本換過照片的日本護照，Judith協助彭明敏變裝。1970年1月，彭明敏搭乘商用航班離開台灣，並在瑞典再度露面。圖／艾琳達提供   2020年初，國家人權博物館開始籌劃一場以外籍人士對台灣人權的貢獻為主題的活動和展覽，邀請我作為活動的諮詢委員。然而不久之後，就因為肺炎疫情擴大，使得我們無法邀請一些過去曾協助台灣人權工作，而且身體健康的外國朋友前來參加（梅心怡，以及多位神職的參與者都已經過世，有些則是年事已高或是疾病纏身無法長途旅行）。幸運的是，我和梅心怡保存的原始資料，有很多可以使用在展覽中。展覽的承辦廠商與台灣民主基金會聯繫，但被告知找不到任何關於2003年活動的資料，我聽說台灣民主基金會在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曾受到嚴重干預，我猜想那些珍貴資料大概都被丟掉了。台灣民主基金會攝影師在2003年活動中所拍的百餘張照片，現在都在我的電腦裡，但這是費了一番功夫，我才在陽台堆放CD的塑膠籃裡找到當年訪談錄影帶，那些塑膠籃有很多都因颱風而泡水，但很幸運的，裝有錄影帶的那個剛好倖免於難。 展覽策展人將我保存的2003年的資料都複製了一份，交給台灣民主基金會，並正式提出申請使用授權的文件，然後等待回應。六個月後，這項申請經過台灣民主基金會部門內的推諉卸責之後，才告訴展覽策展人，因為法律顧問表示，這些資料沒有取得所有活動參加者的同意，所以無法授權我們使用我所保存的資料，但是這樣的說明，忽略了台灣民主基金會，以及補助這項出版計畫的國家人權博物館，都是非營利公務單位的事實。 我花了8 個月的時間，編輯了一本約300頁的書，書中更新了90多位曾參加2003年活動者的自傳，並使用許多張活動的照片，照片中，他們顯得更年輕且有活力。我在編輯工作接近完成時才聽到無法同意使用照片的說明，全書的編排進度，也因為必須解決照使用權的問題而暫緩下來。 陳智雄入獄時的照片。陳智雄，1916年2月18日出生於屏東，1963年5月28日因台獨活動遭槍決。在隨日軍前往印尼後，1947年陳智雄曾協助印尼獨立運動；之後協助在日本台灣臨時政府的國際關係。1958年，陳智雄在日本遭國民黨特務綁架。檔案管理局將陳智雄的檔案交給他在印尼的女兒。圖／艾琳達提供   在請教幾位作者和記者的意見之後，我的理解是，在開放空間與公開活動中所拍攝的照片，在使用上是無須取得照片中被拍攝者的同意，照片的權利屬於拍攝者本人，或是有給予拍攝 / 錄影者酬勞的單位，否則，報紙和雜誌就不可能刊出任何採訪時事的圖片。 台灣民主基金會，就如同單位名稱所示，設立目的在促進台灣和全球的言論自由和人民自主。過去台灣民主基金會贊助台灣以及其他地區民主運動的研究，像是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台灣民主化的進程，這是該單位在國際間存在的一項正當性，也是該單位之所以成立的原因。但諷刺的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似乎遵循著過去的傳統官僚口號—「少做少錯」，在處理照片使用同意的立場，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成立的宗旨。 這個問題必須到提升到那個政府層級才能得到有效回應？還是只有重要人物才能提出這樣的疑問？誰才有撰寫歷史的權力？如果通往資料來源的大門是關閉的，又有誰能，而且又願意付出來撰寫歷史；類似的經驗是檔案管理局也認定30年仍不足以公開所有檔案的規定。我現在72歲，雖然是很多事件的見證者，但我想再過兩年，我也許就會無力再寫作。 為了讓這個問題獲得重視，我認為不能從商業財產的角度來看待歷史資料，特別是那些走過專制獨裁年代，在言論和出版自由受到保障前的資料。而這些資料的權利，也不應屬於過去運動的領導人，運動領導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代表當時成千上萬的群眾動員，只有當資料被分享並作為遺產傳給下一代時，他們才有意義。 因此，我打算將我擁有的所有照片放在一個網路空間，並聲明它們可以作為公共財。我也呼籲其他擁有歷史資料者也這麼做，過去時代的參與者正迅速的從世界上消逝，但資料做為遺產流傳的意義仍在，我們真的不需要商業定義的文字和圖片權利帶來的小額資金，也不值得為此浪費人力，並造成行政程序的拖延。我們必須為後代創造一個公開而豐富的歷史記錄，如果大家都願意的話。 紀念活動環島旅遊。參與會議者和他們的家人，以及地方的贊助者在台南安平古堡合影。圖／艾琳達提供   附註 1.可以舉前政治犯陳博文（筆名：陳允中）為例，在美麗島民主運動時期，他是主要的攝影者。陳博文和他的太太在台中經營一間X光檢查室，因此他有沖洗照片所需的化學藥劑和技術，不會因為把底片交給他人沖洗而遭到舉報。1979年12月，當警方前往逮捕陳博文時，他將幾十卷平面底片藏在一大堆 X 光片之間。陳博文被判 3年半的徒刑，而這些底片直到 1990 年代後期才被重新發現，當時它們成為台北 228 紀念館的展覽重點。幸運的是，底片仍保持良好保存狀態。 2.蔣孝嚴的母親是章亞若，1940年與蔣經國有染。1942年8月，當時章的雙胞胎兒子才六個月大時，因為國民黨不贊成她與蔣經國之間的不正當關係而遭毒死。雙胞胎男孩被帶到台灣，由母親的親戚撫養長大，並從母姓。 直到2005年，蔣孝嚴才正式改隨父姓。

李敖與梅心怡。      作者：艾琳達口述，蔡宏政（中山大學社會所教授）編譯 梅心怡（Lynn Alan Miles, 1943-2015）在六月八日走過彩虹橋，離開他所摯愛的台灣了。半年多來，各方面的朋友都前來看護他，也在他離世前的一週，齊聚一堂，為他舉辦了一個嬉皮式的生前告別會。胡德夫，他的一位老朋友，也特別為他唱了一首意義深長的原住民歌曲。 Lynn在1962年來到台灣學習中文。1965年因為閱讀了李敖的文章，理解到台灣並不是美國所推崇的那種「自由中國」，因此慕名前去拜訪他，從此開始幫李敖攜帶信件，向國際社會傳遞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消息。 1971年初，李敖與謝聰敏被國民黨逮捕，Lynn則被台灣當局驅逐出境。從那個時候開始，Lynn就在日本積極活動，訴諸國際社會，營救李敖與謝聰敏等十多人。當時李敖與彭明敏和謝聰敏共同合作，形成一個基本上以反獨裁為主的結合。就這點而言，當時的李敖是值得我們的激賞。除此之外，陳鼓應與蘇慶黎也在早期護衛人權的工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陳鼓應是Lynn海內外聯絡網關鍵的一環，培養了許多外國學生來偷渡人權資料給國際社會。 Lynn營救的對象從初期的李敖等人，延伸到後來的柏楊、陳明忠與陳玉璽等等。陳玉璽當時是夏威夷大學的博士生，因為參加反越戰活動，被國民黨認定為共產黨份子。在旅遊到日本的時候，被國民黨綁架，送回台灣鋃鐺擲獄。不過Lynn與我多年來的人權救援中遇到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不同的人因為政治立場的相左，不願彼此施加援手。例如，在1979年陳映真與李慶峰因為文字獄被逮捕，大多數的獨派人士都選擇沉默以對。Lynn則在日本積極運作，促成了他們的儘速釋放。他與我一貫以來的堅持就是，對人權的捍衛是超越統獨的，對言論自由的堅持也是超越任何政治立場的。 基於相同的信念，Lynn也在3月23日的太陽花學運中，衝入行政院，「榮幸地」與學生一起被起訴，成為最老的一朵太陽花。不過因為過於勞累，次月病發，六月初發現是罹患一種無法治療的肺癌。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這一年來，Lynn因為海外台灣人的援助，維持了基本的生活。他本來長居在桃園龍潭，為了養病，我說服他搬到好山好水的石碇，方便就近照顧。幾次入院以後，許多台灣朋友，特別是台灣的老政治犯如謝聰敏，也都抱病來探望他。他住到安寧病房之後，高雄市長陳菊、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也都前來致意。陳菊是在1978年六月被捕入獄時，Lynn與我的居間奔走，促成她在三個月之後被釋放。 Lynn一生對台灣無悔地付出，也特別感謝台灣社會所有朋友對他的解囊相助，讓他的家人能來台相聚，見他最後一面，彌補長久以來他對家人的虧欠。然而，令我們不解的是，為什麼在Lynn的最後一年裡，不論李敖、陳鼓應或任何傾心中國的朋友都未曾表達他們對梅心怡的關懷呢？李敖的不相聞問尤其令梅心怡心傷不已。 這些傾中人士在過去面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時，曾經無懼地為台灣的自由奮戰過，也曾經為此承受苦難。然而，為什麼今天他們不能在Lynn過世的場合中，奮起發言，緬懷他們曾經付出生命來捍衛的人權與民主價值呢？難道他們要讓人權與民主價值變成為台獨陣營的專利嗎？這些傾中人士是要表達甚麼樣的原則呢？是中國民族主義與人權概念有著無法相容的衝突嗎？還是說，人權本身根本無法見容於中國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