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長期處在一個「內外交迫」的處境之中：外部侵略擴大了內部分裂，內外又裡應外合，利用民主攻擊台灣民主，處境之艱難，舉世罕見。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原本應是深化民主體制，鞏固國家認同的契機，但在台灣卻變成四年一度的民主倒退、國家解體的危機。台灣特殊的危機處境，似乎已經讓許多台灣公民疲於奔命，變得麻木，犬儒，甚至對民主政治感到厭倦，他們似乎不願再負起做一個公民的責任，轉而接受民粹威權政客和他們背後黑暗勢力的誘惑。換句話說，許多台灣公民似乎正在「逃避自由」、放棄理性判斷的責任。這次大選眾聲喧嘩，看似展現了台灣的民主活力，但如果仔細聆聽，我們會發現這些聲音裡面滿了權謀、交易、演出、話術、和謊言—用莎士比亞的話說，此刻台灣的政治話語充滿了「無意義的聲音與憤怒」。在熱鬧的表象下，我們確實觀察到台灣民主倒退的徵兆。 正是在這種時候，我們才應該回歸政治的初心。政治是什麼？政治不是事業，做政治不是要做什麼「土地的主人」，那叫做政客，是國民黨的專業。政治不是權謀算計，買空賣空，那是舊宮廷政客和假亞斯伯格症患者或媽寶痞子奪權的騙術。 政治不是生意或騙術，政治是一種志業，一種有信念，有志氣的「工作」。一個政治工作者的信念，就是以台灣為念，以這塊土地上真正的主人，也就是全體台灣人民的幸福為念。以政治為志業的人，會堅持這個信念，為謀求全體台灣人民的自由、尊嚴與幸福而獻身。 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人，我們稱為政治家。政治家至少應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對國家的忠誠。第二個條件是品格：正直、誠實、良善，以及某種堅韌的性格。第三個條件是專業：包含政治協商、領導的經驗、能力，國際視野與公共政策的知識。要擔任國家領導人當然需要很多其他重要的特質，但這三個條件是最起碼的，因為我們將要把我們的身家性命自由尊嚴與未來，交到他們手上，這些只是最起碼的要求，否則我們會像過去一樣，又選出一個差點把我們賣掉的總統。 目前檯面上的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中，顯然只有賴清德和蕭美琴符合上述成為台灣國家領導人最起碼的條件。礦工之子，牧師之女，兩個有志氣的台灣囡仔，生根台灣，行遍世界，如今成長為兩個有信念，有品格，良善、堅毅，見過世面，有優秀專業能力的台灣愛國者和政治工作者，他們彷彿是兩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在風雨中庇蔭著台灣。當我們排除一切選舉的喧囂，一切嘈雜的聲量，一切欺罔的煙幕，我們就會看見他們良善而堅毅的身影和踏實的腳步。 各位，請不要讓選舉的激情遮蔽了我們的理性與良知。請暫時拋開藍綠政黨成見，摸摸自己良心，告訴我，放眼望去，除了賴清德和蕭美琴之外，還有哪一組候選人是正常的，認真的，誠實的，有品格的，真正說得上是以政治為志業的參選人？ 除了賴清德（右）和蕭美琴（左後）之外，還有哪一組候選人是正常的，認真的，誠實的，有品格的，真正說得上是以政治為志業的參選人？（翻攝副總統賴清德臉書） 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一個以探究真理為業的學徒，今天我想訴求的就是政治的基本價值，因為外部的滲透，內部的分裂，以及網路民粹浪潮所共同造成的價值亂流，已經模糊了良善的尺度，讓很多人遺忘了政治工作的初心。一百年前，蔣渭水先生說： 「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就是要追求台灣人人格的運動。」 這就是所有台灣政治工作者的初心和原點：追求讓所有台灣人能活得像一個人，能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做奴隸，或者被豢養的畜生。追求台灣人的人格，需要有品格的政治工作者，需要能維護台灣人尊嚴的台灣愛國者，需要有能力、有經驗的專業政治工作者。這是台灣百年民主傳統提出的要求，也是普世民主價值提出的要求。 但說到底，這些其實也不過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基本常識而已，大家本來就都應該懂的。但令人驚訝或悲哀的是，今天竟然只有賴清德和蕭美琴符合這個既在地又普世的尺度，只有他們懂得這點基本常識和做人的道理，並且遵循這個道理來競選台灣總統和副總統。這句話是事實陳述，與黨派無關，任何有一點基本良知的人都會同意我說的話。作為一個有常識，懂得做人道理的台灣公民，我當然毫不猶豫地支持他們。因為支持賴清德和蕭美琴，就是嘗試在這個價值虛無時代挽救一點價值，一點良善，一點common decency 。 最後我想對台灣同胞說一句話： 各位台灣公民，你累了嗎？你對永無止境的危機感到疲倦、麻木了嗎？ 可是活在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一件拼命的事。我們並沒有比蔣渭水他們更辛苦。事實上，我們現在比一百年前的台灣前輩幸福太多了。一位立陶宛女詩人Janina Degutytė曾說「我們必須把立陶宛捧在自己掌心來呵護」。台灣雖已茁壯成民主國家，但依然內外交困、風雨飄搖，和立陶宛處境相似，因此台灣也需要你捧在掌心溫柔呵護。所以請大家站出來，為賴清德、蕭美琴這一組優秀的台灣政治工作者聲援，為他們拉票催票，讓他們在明年一月高票當選，讓台灣渡過再一次的難關，那麼台灣民主會更茁壯，台灣國家會更堅實，而我們台灣人才能繼續活得像一個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謹以此文敬悼彭明敏教授。   「冒著可能犧牲一切的風險去從事偉大與高貴的行為，這是做人的本分。」—Plutarch     所謂「天然獨」世代的出現，是臺灣一百多年來的社會整合、移民土著化，以及近三十年來民主化的成果，它反映了臺灣國家意識的顯著成長，然而「天然獨」意識終究比較是一種直觀的，常識性與感情性的認同，一種社會學家Bourdieu說的habitus，它是長期時間積累與日常性實踐的函數，缺乏行動者理性反省的自覺意識與歷史感。這個世代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但卻很少對臺灣人認同的價值基礎與願景做任何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他們似乎對臺灣史上有名的事件與人物朗朗上口，但卻對我們到底來自怎樣的過去，如何形成了我們的共同體，現在立足在那個位置，未來應走向何方等問題，沒有太多清楚的反思與認知，也不太在意。臺灣國家意識逐漸向年輕世代擴散，是臺灣民族國家日益成熟的表徵，但這種素樸的認同感由於欠缺了最關鍵的公民意識內涵－理性反思與歷史感，因此距離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意識仍然有一段距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要讓我們年輕世代的臺灣人從「天然獨」發展成一個真正的公民，乃至愛國者（patriot），需要教育的中介，特別是歷史（尤其是政治史）的教育。不過最有效的公民政治史教育不是苦讀枯燥的歷史教科書或者生硬的學術論文，而是閱讀具有代表性的前輩政治行動者的傳記與生命史。撰寫了《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偉大傳記作者普魯塔克一針見血地指出：「理解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們的一生，是掌握人的世界的最佳途徑。」行動者－特別是創造了歷史的行動者的傳記，同時提供了時代、歷史典型與人格典範，年輕人閱讀前輩的生命故事，同時認識了臺灣的歷史軌跡，以及前輩臺灣人如何在這個大歷史中浮沈、奮鬥與掙扎，受歷史形塑與抗拒歷史命運的軌跡。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閱讀，年輕人會認識到前輩所承受和抵抗的歷史命運原來也是自己的歷史命運，這些前輩是我們的前輩，他們的奮鬥與掙扎和我們密切相關，因為他們的成功與失敗，榮耀與恥辱，勇氣與怯懦，他們所有的行動造就了今日的你我。閱讀這些故事，我們於是在心中和這些素昧平生的前輩產生了連帶感，和他們遙遠陌生的年代發生了聯繫，然後我們會體悟到，這是我們的歷史，這一切我們都有一份，於是我們會像尼采所說的一樣，在體內孕生了一種適當的，健康的，幸福的歷史意識，一種傳承，體悟到我們大家，我們臺灣人原是一棵年代久遠的樹，樹大根深。最後，當我們放下了書本，我們將如大樹般俯首沈思，仰望星辰，理解了身為臺灣人的意義。 彭明敏教授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和它的附篇《逃亡》，就是這樣一部臺灣政治人物傳記以及臺灣政治史的經典。彭明敏傳奇性的一生承載了一種幾近於原型的臺灣歷史典型性，但同時也記錄了一種叛離臺灣歷史典型，與臺灣歷史典型決裂的，普魯塔克所說的「創造歷史」的人格典範。     圖片來源：博客來   所謂彭明敏生命史的歷史典型性，指的是他的生命歷程完美地體現了出生成長於日本統治後期的「戰中期」同世代知識菁英階層（大正十年代前後出生，例如李登輝、史明、曹永和、王育德等）的生命與精神面貌，以及他們所共同經驗的時代。這個世代經驗了日趨穩定的日本統治、臺灣的現代化與物質豐裕、戰爭、領土的強制移轉，以及戰後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再殖民。在這段「戰中到戰後」（借用丸山真男語）期間成長的臺籍知識份子是接受了完整戰前日式菁英教育養成的最後一代，他們的認同、教養與精神世界在終戰之時已經大體成形，但在終戰之後又經歷了困難的強制性認同轉換、二二八與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衝擊，以及五零年代重新順應戰後新殖民體制的歷程。這個世代最大的特色是，他們在戰前日本體制下完成青年期知識與人格的型塑，卻在戰後國民黨統治下才進入社會，面臨另一種新的殖民體制與國家暴力，而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失敗抵抗之後，多數倖存者選擇了順應新體制的生存策略。直到五零年代末期為止，彭明敏的生命軌跡清楚地展現了同世代知識份子這種在連續殖民情境下的掙扎與順應過程的共同結構性特徵，他們的靈魂之中都留有先後兩個國家規訓的烙印。歷史的行動者，首先必然是歷史的產物。 然而非凡的歷史行動者不會只是單純地順應或接受歷史命運，他會試圖抵抗，乃至反叛這個命運。從五零年代末期開始，彭明敏逐漸岔離同世代知識份子的順應之路，走向一條和體制決裂，乃至對抗的孤獨道路。如今彭明敏和兩位愛徒在1964年的黑暗時代草擬《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被逮捕、軟禁，乃至1970年一月傳奇性地從臺灣監獄島脫逃的故事，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集體記憶，也早被收入數百年來臺灣人反抗史的一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彭明敏當年的反抗有多麼非典型，有多麼「非臺灣」。 彭明敏不是因國家力量薄弱與吏治敗壞而出現的那種官逼民反式的前現代造反者（primitive rebels），如十八、九世紀臺灣的民變領袖，也不是在殖民統治下因為上昇流動受阻而產生的古典民族主義者，如日治第一代的蔣渭水、連溫卿，第二代的黃得時、巫永福等；相反地，他是國民黨殖民體制想要積極收編的戰後第一代臺灣人菁英，他的向上流動之路沒有太多阻礙。他是同時代最傑出的本土知識份子之一，知識層次與國際視野遠超過先前幾個世代的臺籍前輩，受到國民黨高層的矚目，只要他點頭同意成為新殖民政權的協力者，前途一片大好。這樣的人物沒有反叛的理由，然而但他卻甘願拋棄一切，起而反抗。這是臺灣史上極為少見的行動者類型，而在其同世代則幾乎是絕無僅有。在二二八鎮壓和白色恐怖之後，殘存的臺灣本土菁英不是選擇隱退，就是接受收編 1。 這是一種與臺灣政治史的大結構相衝突的非典型人格典範，它具有開創歷史的強烈動能，但也必然會受到歷史嚴厲的懲罰，從而付出重大的個人代價。彭明敏的人格類型讓人想起普魯塔克所說的「做人的本分」：   冒著可能犧牲一切的風險去從事偉大與高貴的行為，這是做人的本分。   這是一種非常「非臺灣」的人格典範，非常大器，一般臺灣人不容易理解這種「做人的本分」，因為數百年臺灣連續殖民的嚴峻歷史所生產的主要人格典型是協力者，而非抵抗者；是現實主義者，而非理想主義者；是謹小慎微的臣僕，而非格局開闊的公民。願意去實踐這個信條的臺灣人，胸中必然擁有某種高於臺灣，大於臺灣的，更寬廣的人類精神世界做為支撐。彭明敏心中當然存在一個使他得以超越臺灣歷史制約的世界精神，這使得他驕傲而大器，視國民黨施捨的個人恩惠為一種對臺灣人的侮辱。首先是他從京都三高以來長期接受的法國政治思想的薰陶，如寫下「我寧取熱情的愚昧，也不要冷漠的智慧」的法國知識份子典範Anatole France，以及奠定了現代公民民族主義思想的Ernest Renan。其次是五零年代以來他在國際學界所建立的聲譽與人脈。第三是在軟禁期間擺脫國民黨監視而與美國傳教士熟識、交往所創造的跨國實踐網絡。這是一個寬廣、深刻而溫暖的世界，而彭明敏就是憑藉這整個世界來支撐他對國民黨與臺灣歷史的反叛。對他而言，想要做一個臺灣人，必須先做一個世界公民，沒有世界，就沒有臺灣。     圖片來源：博客來   衝撞歷史結構必然受到懲罰，但也會創造出有張力的戲劇，戲劇豐富了我們的歷史想像，加深了我們的歷史理解，也渲染了我們的歷史情感。《逃亡》這冊附篇（與唐培理牧師的《飛蛾撲火》）就是彭明敏這位非典型的，非凡的行動者反叛歷史、創造歷史最戲劇性的註解。閱讀他與伙伴計畫到執行逃亡的整個故事，我們必然會想起詩人拜倫的名言：「真實比虛構更奇妙」！誰說臺灣沒有故事？受到懲罰的，驕傲而大器的先知拼著命為我們留下了悲傷之島上最動人，最振奮人心的故事，讓我們理解柯旗化所說的「臺灣監獄島」的意義，讓不知自由為何物者開始夢見自由，讓卑屈的臣僕想要挺直胸膛，讓事大主義者想要獨自站立起來… 歌德說，受到懲罰，始成為一個人。胸懷世界精神的行動者因衝撞島嶼的歷史而受到懲罰，然而島嶼歷史結構也因衝撞而鬆動，於是島民開始想要學習做一個人，盡一個人的本分。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回到偉大的普魯塔克。他如此提醒我們：「對古代最傑出人物的無知，無異於將我們今日的生命延續在一種幼年狀態之中。」缺乏理性反省與歷史感的臺灣認同，使所謂「天然獨」無異於一種作為臺灣人的幼年狀態。我們必須奮力脫離這種認同的幼年狀態，經由歷史的閱讀與反思，經由對前輩生命軌跡的追索，理解我們在歷史的位置，理解歷史的限制與可能，行動的意義與代價，然後做出決斷與選擇，並且負起責任。如此，我們將脫離認同的幼年期，長大成人，成為一個擁有高度自覺與反省意識的臺灣人－一個充分體會自由的滋味，並且不再逃亡的公民，愛國者，與世界人。 ※注釋 彭明敏同世代人物中，除順應與服從之外，另外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進入體制，以待天時，最後揭竿而起，代表人物是政治界的李登輝，以及學術界的曹永和。另一種是流亡與革命，代表人物是史明和王育德。彭明敏與李登輝，以及同為士林出身的史明和曹永和，恰好構成兩組饒負興味的對照組，讓我們觀察該世代臺灣知識份子因應與抵抗國民黨政權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