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隨著電視機在中國普通百姓中的普及，中國人多了一個無需買票就可以看「小電影」的管道。春晚節目，也開始成為十幾億中國人過春節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精神菜」。然而，中共也抓住這個機會給中國人狠狠地洗腦。政治宣傳，原本就是當年共產國際興風作浪的「葵花寶典」。經過幾十年的專心苦練，如今的中共，不僅比當年任何其他共產獨裁者更懂得葵花寶典的厲害，而且自己的功夫也練到了東方不敗的水準。就是憑著這個功夫，中共愣是在當年的共產國際大劫難中倖存了下來。馬克思主義宣傳理論的葵花寶典秘訣，在於將精神鴉片參雜在各類文藝中。而中共版的葵花寶典，參雜的方法更為巧妙。我們知道，文藝乃當代社會的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然而，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裡，統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對人民實施「精神食糧配給制」。供應什麼，什麼時候供應，都由統治者說了算。記得小時候，每人每月供應四兩豆油，外加二斤黃豆。平時豆油根本就不夠用，只能以豬油替代之。記得那時人們買豬肉時，更喜歡挑肥肉。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補充豆油供應的不足。到了春節的那個月，每人的豆油供應量增加到一斤。為了春節能夠吃上炸油條和油炸糕，每家一般都是將一年供應的黃豆積攢起來，一次買回。然後到製油廠換回豆油和豆餅。豆餅用來餵豬，豆油用來炸油條。中國人的春晚熱，就跟當年的黃豆換豆油現象很相似。在平時，中共給老百姓供應的精神食糧的大致配方是：第一小時是領導接見，國內大好，國際大亂，天氣預報。第二小時是要麼是抗日神劇，要麼是張召忠講解海帶纏潛艇。老百姓精神饑餓了一年，就盼著大年三十的晚上，能夠飽飽地吃上一頓「炸油條」。您說春晚它能不熱嗎？但是，就在老百姓每年饑腸轆轆地吞下一場場春晚炸油條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當中上了葵花寶典的鴉片癮。中了鴉片毒。上癮加中毒的表現症狀之一，就是像現在這樣，對春晚年年盼，年年罵，罵完了還盼，盼完了還罵，欲罷不能。從普世道德的角度看，其實每一個節目中都參有中共葵花寶典的毒藥。從小品，到歌曲，到相聲，到主持，到宣讀假拜年賀詞。無一例外。只不過，每個人因為中毒和上癮的深度不同，因而對不同的節目的讚美，反感，期待值就自然地拉開了檔次。中國的傳統道德中，原本就缺少一個至關重要的元素，這個元素就是「社會正義」。仁義禮智信加在一起，其重要性也不及社會正義的一個零頭。中國問題的關鍵，根本就不是諸如隨地吐痰，給老人讓座這類問題。甚至不是腐敗的問題。因為非正義的反腐，並不比腐敗本身的非正義好到哪裡去。任何一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社會正義都是綱，其餘的都是目。因為所有的社會矛盾，都同分配有關。因此，只有努力實現社會正義，才是解決分配矛盾的關鍵。而實現社會正義的唯一途徑，就是實現民主。除此之外，別無它路。明白了這個道理，您就知道春晚的問題在哪裡了。春晚所宣傳的道德，基本上都是局部的、家庭的，或者朋友間的。中共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中國人忘記最高道德原則，也就是社會正義。中共自己清楚地知道，現在的老百姓比較討厭政治。但是對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僅僅具備局部意義的傳統道德，卻又是情有獨鍾。春晚的葵花寶典配方，就是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配置的。您不是不喜歡俺的政治說教嗎？那好，我就用各種局部道德，包括發財夢，羡慕大款，無原則地愛國，有錢就任性，來洗掉老百姓對社會正義的需求感。老百姓原本是出於對中共政治的牴觸，卻又不自覺地將春晚政治化。陷入進另外一個不倫不類的局部道德陷阱中。春晚的這個毒性，要比趙本山小品的低俗性毒上1000倍。要知道，宋祖英高唱「今天是個好日子」時的酸浪心情，肯定也是發自內心的。因為對她來說，好日子這個詞確實具有真實的意義。不會打槍，卻可以穿著一身飾滿亂七八糟零碎的軍裝。不會指揮，卻有著將軍頭銜。除了領將軍的工資，還可以隨便進出軍營的大院，到處賣唱、賺錢、睡覺、風光。世界上的好事都讓她占全了，要是換作俺，可能會一天24小時不間斷地引吭高歌，唱的比她還要浪呢。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學會從社會正義這個普世道德的角度評價春晚，什麼時候學會從社會分配不公的角度看宋祖英問題，而不是出於嫉人有笑人無，或者出於對江澤民情婦的反感，或者是對選擇反腐的認同。中國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