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喬有一篇小說《告密者》，主角後來發瘋了，這當然是小說家賦予的想像結局，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有現實批評，也有警世性。台灣經歷戒嚴長時期，中國國民黨執政到二〇〇〇年，鄭南榕為自由殉道是解嚴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這說明黨國宰制在宣佈解除解嚴後仍存續，至少到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或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

國史館一場《鄭南榕案史料彙編》出版會，五巨冊有關鄭南榕相關政治偵防控制的資料，密密麻麻呈現黨國時代如何經由佈建的告密者彙報異議人士，或監控對自由、民主有所追尋的人們留下的記錄。台灣已民主化，但政治轉型正義並不盡完成。昔日黨國宰制的黑暗並未真正去除。從鄭南榕案也發現一些佈建線民的蛛絲馬跡，一些黑暗的歷史再度被挖出。

在關懷人權課題與民主發展的一個聚會場合，有年輕的朋友讓我看了「李敏勇案」的一些訊息，羅列了我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一些監控檔案，包括我在《台灣文藝》、「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筆會」，甚至我去海外台灣人社團的監控紀錄，讓我回憶一九八〇年初警總人員到我任職公司查訪的情形。我以詩人為職志，寫詩、譯詩、寫小說、散文，以及評論，一九七〇年代起參與了刊物的編輯，以文化運動介入了政治改革，一九八〇年代起更在一些報刊撰寫專欄，以許諾台灣國家願景為志。這樣的行止成為被監控對象，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宰制台灣的黑暗歷史。當台灣人在檢視歷史檔案時，一些中國國民黨人似乎盤算著向中國共產黨投誠而不是參與台灣的國家重建。

戒嚴時期的政治監控紀錄在國家檔案局已可申請查閱，形同公開。為了轉型正義的實現，建議應該在一段時間讓相關被指控的線民、告密者出面，解釋涉入狀況，並公開向社會道歉。在那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一些人或因為無知，或因為軟弱，被威脅或被利誘，或其他原因，成為抓耙仔，留下黑暗的記錄，應該透過自白得到救贖，請求社會寬宥原諒，若未坦誠道歉，社會唾棄可也！

中國國民黨一些黨人從反共到投共，背反的心理轉折應該也是轉型正義未完成的後遺症。這些人懷著昔日之罪，轉而想戴罪立功，討好中國共產黨，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後存留在新中國，以中國國民黨改革派亦即「民革」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中國國民黨人大多也被清算鬥爭嗎？

台灣的民主需要向前進步發展，國家共同體的形塑必須藉由一邊跌倒，一邊發現的追尋之路建構。有真相，有道歉，才有原諒，才有和解。台灣的悲情歷史不只來自外部壓迫，也有內部傾軋。面對歷史的汙垢，台灣人民在展望新的國家願景和新的社會視野之時，也要清洗過去的灰塵。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