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勇相關文章

幽靈現象

幽靈現象

  蔣經國幽靈盤桓在台灣上空,仍然宰制了人們的心靈。三十年了,台灣的民主化一邊跌倒、一邊尋覓,但國家台灣化未盡完成,這種權力幽靈現象是病理的根源之一。不脫離蔣經國幽靈崇拜,台灣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化、新國家。 蔣經國原本是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解構,定置民主化、台灣化,最有可能實踐的掌舵人。可惜,他在美麗島事件,關鍵性的鎮暴不只未能阻擋台灣在民主化的追尋,露出殖民專制本質,反而失去他在台灣政治發展上真正正面取向貢獻。 作為繼蔣介石之後,唯二的獨裁者之一的蔣經國,特別受到殖民性黨國體制權力人物的崇拜。有人著書,以「意外的國父」美言兩蔣,帶有一種期待,但未必是。兩蔣死後,遺留一些不能面對民主化的遺民,也成為台灣在自我認同的難題。這對流亡群落的在地轉化新生沒有助益。 李登輝、宋楚瑜、馬英九的身上都存在著蔣經國的政治基因。李取蔣的「我也是台灣人」作為政權台灣化的令諭;宋仿蔣的勤走籠絡,吸納為自己的基盤,為權力謀;馬則印記蔣特務頭子的一面,卻讓人看破自戀手腳。三人相互之間的矛盾除了台灣vs.中國,也有權力爭逐的衝突。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仍然極端崇拜蔣經國,顯示戰後以來黨國化教育、大眾傳播毒害之深。這也是台灣難以邁向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原因。這樣的原因存在,又如何實踐轉型正義?余光中曾在蔣經國逝世時,以「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餘緒仍在,就是例子。 黨國從反共走向親共、媚共、附共,除了「中國性」因素,大多只是政治權力作用。失去對台絕對統治權力的許多黨國之民,不願面對「國家」的台灣化,寧可向「中國」乞伏。這樣的心態是存在的,而且難以克服,似只能期待世代的變化。蔣經國仍留下沉重的包袱,他原有力力挽狂瀾,卻只讓黨人走向鄭成功後人之路。 崇拜蔣經國就是崇拜獨裁,這是戒嚴加上造神運動留下來的黨國情結。有人以開明獨裁恭維蔣經國,口蜜腹劍,算什麼開明。台灣人要嗎?一群中國國民黨蔣體制的權力侍從之徒,想從蔣經國的權力幽靈得到加持,不知今朝何朝,今夕又何夕?徒然讓人訕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已!(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8-01-16
告密者,三腳馬

告密者,三腳馬

  小說家李喬有一個短篇〈告密者〉,寫戒嚴體制下一個抓耙仔,告密來告密去,到後來自己發瘋起 了,小說家鄭清文的〈三腳馬〉則寫政權更替的游離份子,怎樣在權勢庇蔭中扭動、掙扎,不是人的樣子。 在威權統治的社會〈告密者〉這篇小說,帶有諷喻,其實是某種批評。手無寸鐵的小說家揮舞著語言的武器,留下某種見證。 轉型正義,這也是要面對的問題。 戒嚴時期,台灣遍佈告密者。「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在這樣的口號下,有些人被收買、驅策為告密者。 假愛國之名,兼具某種利益取得。喜歡到處拉人入黨的黨國體制,比起它敵視的匪幫以意識形態募集同志,使出的只是利益形態的手腕。現在的黨國也一樣了。 當學生,入黨有好處;當兵,入黨有好處;在公務部門上班,入黨有好處。中國國民黨讓人瞧不起的就是滿腦子利益掛帥,盡粧頭門面、作表面功夫,政治黑金化也是這樣來的。 甚至,連馬英九都被指控有抓耙仔經歷,起底他在美國留學時的某種身分,也許,有特務血統的他,自以為是報效黨國,但畢竟不光彩。 戰後,在中國國民黨統治的長期戒嚴時代,文化界有抓耙仔、告密者嗎?黨政軍特國控制的文化界,應該在相當部門存有尚未被滅跡的檔案資料吧!三腳馬仔呢? 困擾作家季季半生的楊蔚,文化記者出身,是告密陳映真、害他入牢的人;被視為一代宗師的余光中也告過陳映真的密,成為一宗公案,這些都已被公開,但尚未公開的呢? 在轉型正義的課題,文化界誰是告密者?應該不是打馬虎眼、唬弄過去就可以的事。期待告密者、抓耙仔有罪惡感和羞恥感,自己懺悔?但可能嗎?誰又是三腳馬仔?隨著權勢轉向,人不像人! 台灣的文化界存在著這樣的黑暗面。假反共、愛國之名,留下一些劣跡的大有人在。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這都需要光的鑑照。把檔案攤開來,經由自省和他律,加以清洗,才能把過去拋棄,經由省思走向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8-01-09
自治體,文化力

自治體,文化力

  台灣的六個院轄市作為「自治體」的條件,或許在於中央政府統籌分配款的比重。台北得天獨厚,享有「天龍國」的地位,常睥睨天下。中央與地方重疊,更顯建設的加乘效果。而「台北人」,早期在小說家白先勇先馳得點的詮釋中成為戰後隨國民黨中國流亡來台的官宦形影。其實,現實上更是台灣各地移入人口的縮影。 「自治體」應包括政治自治化、經濟活性化、文化特色化,才有意義。但台灣的各自治體具備這樣的充分條件嗎?從父權、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充分地方自治條件,不只政治的自治化不充分,經濟、文化的問題亦然。重北輕南、頭重腳輕的現狀未能改善。台北常在驕縱心態作用下,與中央互別苗頭,異黨執政這樣,同黨亦然,這就是權力的現實。 要求或說期盼院轄市在文化特色化上具備報紙或電視媒體的傳播條件,應該比一般縣市的類似自治體更有可能。但除台北市外,其他五個院轄市,都真正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嗎?比起其他硬體建設,這不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關切的,而這正是問題的所在。自治體的文化力不能只展現在跨年晚會的歌聲魅影爭奇鬥豔。 台灣常以琉球去認識的日本沖繩縣,人口約一百四十四萬多人,有《琉球新報》、《沖繩時報》兩家全縣性報紙,離島發行的還有四家;電視則包括「NHK沖繩放送」、「琉球放送」、「琉球朝日放送」等四家。相對的,台灣的地方自治體,除台北市外,大多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普遍只有系統台形成的紛亂電波媒體市場,新聞報導仰賴台北的視野。 戒嚴末期、解嚴初期,台灣的黨政軍三台時代,平面媒體由南到北,《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由(時報)》、《自立(早、晚報)》,曾經形成言論台灣民眾自立自由的鎖鍊,與黨國時代已建構地位的《中時》、《聯合》分庭抗禮,對台灣意識和民主意識的形塑極具助益。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正常真實國家建構仍未完成。進入大眾消費社會的台灣在文化上的懈怠、輕忽,相對於地方對政治權力的分享要求,形成某種發展盲點。只依賴「天龍國」台北市報紙與電視的新聞視野,地方「自治體」是真正的「自治體」嗎?只重視經濟並不能振興經濟,文化仍然是經濟發展振興不可或缺的一翼,政治、經濟、文化的構造不能偏失。台灣除了全國性的報紙、電視台重要,地方自治體若沒有自己的報紙、電視台,只會是殘缺的自治體。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8-01-02
近代秩序

近代秩序

違章建築是脫法、違法的空間構造,在台灣的都市和鄉村都存在,尤以都市影響景觀為甚。(資料照) 違章建築是脫法、違法的空間構造,在台灣的都市和鄉村都存在,尤以都市影響景觀為甚。若加上並不算違法的鐵窗,造成許多因火災不易逃生的悲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斷在新聞報導中上演。 車禍頻頻,幾乎每一天的新聞報導都有亡命事故。不遵守交通規則、酒駕,高速公路和一般車道都一樣。明顯的人禍,不只傷人也害己。不管無心或有意,肇事者造成傷害,而被害者無辜的苦情,甚至悲慘,徒呼奈何! 這都是近代秩序未形成的後遺症。近代秩序是法秩序,與傳秩序不同。以交通為例︰從前在鄉間小路或小橋,行進的規矩是尊老先行,而現在呢?以交通標誌紅綠燈號象徵的法秩序,以號誌為準,遵守號誌才形成秩序。 交通的近代秩序,在高速公路最為明顯。快速通行的車輛,駕駛人除了須確認車況良好,更應遵守行駛規範,速度控制、變換車道、超車…,都必須確實依照規則。在一些歐洲國家,譬如德國,行駛高速公路不限速,正常狀況亦不會發生車禍,這就是近代秩序之助。 進步國家通常近代秩序良好,亦就是法秩序良好。建築物會依法規設計建造,取得使用執照後不會逕行任意改裝加建。建築法規的建蔽率、容積率、消防、景觀…,莫不如此。但在台灣,不說一般市井小民,即連官署建築也充滿違章構造,不出事則已,出事則不可收拾。 問題出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戰後,沒有真正的法秩序形成的近代秩序。黨國體制、戒嚴時代,統治權力本身的合法性不說,戒嚴控制的是人民的思想、精神,而放縱某種身體的脫法違規。某種意義是控制心靈而放縱肉體、控制文化而放任經濟。這也是戒嚴長時期能被忍受而無重大反抗動亂的原因。 累積的弊病是社會物質性功利主義性強、精神性的意義、價值追求心弱。只依賴傳統的倫理、道德性,台灣社會在被稱許的良善人性雖顯示好的一面,但法秩序未落實,近代秩序未形成,讓台灣這個我們自認的國家尚不能稱為一個進步國家。人命喪失於車禍、違建火災的數目,顯示的正是血淋淋的控訴。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2-26
文化!文化!文化!

文化!文化!文化!

  台灣的民主化、台灣化,在政治形式裡似乎實現了。反映在公職選舉,非中國國民黨人已可取代執政,甚至中國國民黨若不去「中國」,在台灣已無翻身機會。但文化上,台灣仍籠罩在戒嚴長期化的黨國餘緒:文化上趨附中國,敵視民主,並執迷於落後、守舊、封建性。 這是在政治似已取得勝利的非中國國民黨,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政黨,仍須面對的民主化、台灣化未盡鞏固的因素。民進黨執政了,附和在黨國體勢權勢圈的文化界依然如故。民進黨政治人物許多是吸收其養分長大的,心中也大多仍是這樣的文化形影。台灣社會也一樣。 徒有政治轉型,沒有文化轉型;只有力的拚命,而無心的覺醒。民進黨若非中國國民黨的反台灣性、非台灣性,而具有並不公平的競選優勢,並不能保證台灣的國家不會被中國國民黨復辟。二○○九年,馬英九的「奉公守法、清廉自恃」偽善,顛覆了陳水扁政權,就是危險的警訊。 民主化、台灣化的發展,檢視李登輝時代的教育改革,加強了台灣性,讓一九九○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人,不分彼此,建立新認同的初步視野。但並非結構性改變,而是因領導國家是台灣政黨或中國政黨而異。在馬英九時代的反動顛覆,必須經蔡英文時代的撥亂。台灣並未形成邁向國家正常化、進步性的國民養成文化視野。中學國語文教科書的文白之爭只是形式之爭的一端,內容呢?精神呢?面對世界的進步,台灣仍存在的國語文教育並沒有啟發性。 余光中以九十之齡過世,被以文壇祭酒稱呼的他,毀譽並顯。蓋棺定位,應會去除權力加冕的桂冠下的污垢,逐漸安置他適當的牌位。但台灣的國語文教育、社會文化氛圍,長期被類似的文化視野洗禮,形成幾代台灣人意義和精神的迷惘,並不只是余光中現象,應該被清理的現象很多。 二次戰後,世界的國家不只戰勝國,戰敗國也一樣,都從戰後意義的廢墟向前走。只有台灣在既非戰勝國,也非戰敗國,而在亡於中國的中華民國類殖民統治下,看重經濟、輕忽文化。戰後的台灣沒有戰後的主體意識、歷史意識,只成了中華民國流亡的復興基地。民主化、台灣化以後的台灣,並未形塑真正的新國家視野,只是「中華民國」的借屍還魂。這都不只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課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2-19
轉型不易,正義難彰

轉型不易,正義難彰

  轉型正義的處理,南非結束白人統治,曼德拉從政治良心犯而成為黑人總統,走向黑白共治的新里程,應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例子。屠圖主教的論見和努力提供了方向,而南非曾專擅統治權力的白人和長期被壓迫的黑人都認同南非是他們共同的國家,更是關鍵。 與曼德拉同時期,人民直選出任總統的李登輝,當時仍是中國國民黨人,儘管黨國意識黨人並不支持,勉強以台灣本土出身而獲改革派、本土派信任。二○○○年,陳水扁以非中國國民黨人、台灣本土出身的戰後世代出任兩屆總統。轉型正義空有口號,面對黨國勢力反制,無法執行,徒然虛耗台灣的國家重建契機。 問題出在於台灣的國家仍困於黨國意識存在的中華民國中國黨裡,並未真正台灣化。過去的威權統治時代愈是統治位階高,愈不能面對民主化以後「中華民國」這個國家交給台灣本土出身、非中國國民黨人統治。從黨外到民進黨都被視為是原先叛亂罪嫌者。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是誰的國家?是誰和誰從中國帶來的?即使「中華民國」在中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一些黨國論群仍執意以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正朔,藉以統治台灣。在迷惘、迷亂之中,戰後的台灣經歷是非常奇特的歷史。 總統直選二十年了,台灣一直糾葛在原權力體制幾乎零和的競逐之中。影響之下,年年的年度選字幾乎是負面性,台灣並未形成共同體的國家,既是國家又不是國家。過去不能成為過去,未來似乎沒有未來。民進黨首度以國會擁有幾乎絕對多數,好不容易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理論上是台灣要走上新時代,走向不是「主體我們」與「殖民他者」的共同政治體。 借鑑歷史:日本人有恥感,戰敗的新秩序雖是盟軍介入進行的,戰後日本更在自我批評中重建自己。德國人有罪感,戰後的新秩序雖也是盟軍進行的,但德國也有自我反思。兩德統一以後的轉型正義處理也讓世界看到這樣民族的文化力。看看台灣面對轉型正義,一些黨國遺緒的反映,是什麼文化嘛! 轉型正義以法律為之,是政治。僅以政治、僅以法律是不夠的,推動轉型正義的文化力有形成嗎?中國國民黨執政就呼應中國國民黨,民進黨執政就呼應民進黨,甚至有些「文化人」呼應中國共產黨。吃父偎父吃母偎母的文化變色龍活躍在沒有轉型正義的歷史,更凸顯台灣政治的文化病理。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2-12
新憲,國家出路

新憲,國家出路

  立憲國家,無論君主立憲或民主立憲,都以憲法為立國根本。君主立憲以議會內閣制,民主立憲以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雙首長制行使統治權力。相關憲法均可視為國民對國家的契約,浪漫的說法甚至以國家對國民訴說的情書視之。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一百九十多部憲法,其精神呈顯在國歌、國旗及相關象徵。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才有憲法,且形成於中國。中華民國在中國開國三十六年均以「軍政」、「訓政」行統治施為。而憲法頒佈後,未及實施,即於一九四九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從此,以據佔統治之台灣勉強延續殘餘國體,「動員戡亂時期」取代憲法,長期戒嚴、壟斷統治權力,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六年才進行總統直選。去黨國的政治工程仍在進行中。多次憲改,並未真正形塑真實新國家之愛。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到底是台灣的國家?還是中國的國家?世界比台灣更清楚。但台灣內部仍存在差異、衝突的認同,仍有中國國民黨或其他或明或暗冠以中國之名政黨的存在,即為國家認同的矛盾。總統直選以來的政黨輪替,不能以一般正常國家視之,而是不同國家意識論的輪替,此即台灣民主化後國家存在的嚴重病理,迄今未解。 若不正視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為代表中國的國家這一歷史與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即無法從死地而生,台、中矛盾也無法結束。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欲從死地而生,必須棄「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拋棄原已虛構化的框架,經由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人民,經由重新制憲,以新國家身分,邁向新現實,形成新國家之愛。 多次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但台灣若在模糊的國家意理苟延,則殘餘、虛構、他者的國家體制會消蝕台灣已經歷的民主化努力,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只會是一個事實上不被承認的國家幽靈的擬似存活而已,現行憲法必須在制新憲後成為某種歷史。生活在台灣,對國家有寄望的人民應有這樣的體認,並面對這樣的現實。真正的轉型正義因此才有可能實現。 新憲運動是台灣的國家重建運動,屬於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台灣這個國家不能只靠國防武器,更需要全體人民新生的思維,面對歷史面對現實,共同制定一部民主共和的新憲法,成為新契約或新國家向人民訴說的情書、進而形塑國家之愛。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2-05
左與右

左與右

  解嚴以後,不,應該是民主化運動進入總統直選,甚至政黨得以輪替執政以後,台灣的左傾意識與實踐行動,才有機會真正開展。這是走過戒嚴長期化和右傾黨國時代的新局面,也是從視左翼思想為敵,動輒以此治人民於罪,獲得解放的新時代。 右傾黨國亡於左傾黨國,中國國民黨視左傾如蛇蠍,左翼思想藏於部份人民腦海,社會實踐幾乎不可能。過度右傾,又以中國為認同依據的中國國民黨,不只敵視仇恨左傾、甚至把左、右思想的民主運動者、獨立運動者全都冠上附和左傾、共產黨中國的罪名。 其實,正常的台灣新國家,也應該右左同存。看看西方民主制國家,無不有右、左政黨,自由黨、保守黨…之列的右翼政黨和社會黨、工黨…之列的左翼政黨,都有在選舉中獲人民支持而執政的機會。這應該是民主化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可惜台灣的國家仍未真正確立,因而存在著雙重右傾政黨,執政時右傾,在野時左傾。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本的蘇聯,不到一百年就解體,標榜站在無產階級,但實施專政,人民並無法得到福祉,卻喪失自由。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得到與立國思想背反的某種程度經濟發達,是另類例子。 左傾意識後發,左翼思想後進的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面對國體不明的狀況,右左意識並非在同一性國家認同發展。某些左意識仍以已經走資化的共產黨中國為師,並不可取。立足在台灣的左意識應該追求的是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 右傾意識崇尚國家保守價值,左傾意識崇尚社會公平價值。而國家和社會是共同體的兩面,並非單一性整體。台灣在建構新國家的努力,應兼具這兩翼,不可偏失。發展經濟,要照顧勞工福祉。後發、後進的台灣,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經濟視野應該具有這樣的思考,並審慎施為。 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資本家能獲得社會尊敬不是因為累積個人財富,而是對國民福祉有所貢獻。勞資的矛盾應統合在全體性福祉的觀念裡。有些企業主、資本家因政商魅影的劣跡、社會觀瞻不佳。勞工受到壓榨、背信的歷歷往事,也留下許多怨與恨。過度傾斜於資本家、企業主的過去應該導向兼顧勞資的新現在與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1-28
政商魅影

政商魅影

  自由資本主義的良性發展邏輯建立在正常、進步的民主政治條件,西方的相對成功更立足於基督新教或說清教徒的榮耀上帝信念。台灣缺少這樣的條件與信念,號稱企業但唯利是圖者頗多,不只剝削員工,更啃蝕國家資源。 二十世紀,或說近世紀以來,世界是以歐洲的文化藍圖描繪。包括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甚至包含共產黨主義)都是。美利堅共和國聯邦和已解體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被說是歐洲文明之子就是歷史的鑑照。 台灣走向自由資本主義路線,在戒嚴體制下發展民主化。戰後企業從國營、省營的公營走向民營,特許權是政治控制手段。一九六四年,彭明敏教授與魏廷朝、謝聰敏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後,黨國資本主義的獨佔經由特許權的授予,是新興財團資本家走向與黨國資本主義分享的里程碑。這也曾弱化了抵抗中國國民黨戒嚴統治的社會力。 彭、魏、謝的事件是以文化力影響政治,這是台灣社會的心靈情境變化;特許權的授予則是中國國民黨向新興資本家釋放利益的分享機制。以保險、金融為本的財團,從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解嚴前二十多年黨國資本主義的共構者,協助了威權體制。 中國國民黨藉戒嚴統治長時期獨佔統治權力,在冷戰時代附庸美國,經濟也在輸出導向成長。不只黨國曾發展成資本主義的怪獸,享有特許權的財團也在台灣各據山頭。民主化發展,不再是政治力可以絕對宰制經濟力,而是資本家對政治具有影響力。 中國國民黨政治人物因而不可避免在政商勾結上留下無法擦拭的污點。解嚴前夕才成立的民進黨,以標榜清廉、勤政起家,在至少兩黨或多黨競爭中,相對較知分寸。政商關係仍有劣行,是因為選舉並未完全取決於公民意識,因為台灣有許多政治人物把志業當做個人營利事業。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有些並無正常進步民主條件為基礎,也無真正利他、榮耀上帝的信念。保庇自己大賺錢、光宗耀祖、福蔭子孫的心態居多。許多企業不像企業,許多企業主不像企業家。 民主化以後,雖無氾濫特許權,但政治特權仍存在於生意人的腦筋中。政黨政治的形勢,商人無祖國而遊走於台、中兩敵對國之間。商人無黨派,但遊走於所謂藍、綠的兩類政治黨派。中國國民黨背負無法完全清洗的污點;而民進黨則不免迎向撲面而來的灰塵。(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1-21
語文教育,文化視野

語文教育,文化視野

(資料照) 台灣的高中國文教材文言文比例調整為三十五%到四十五%,爭論不休。一些中文學者以有礙國民文化素質,堅拒調降,反映文化保守心態在本國語文的偏執。其實,還有更重要的改革是教材內容。 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在長期黨國化時代,偏重於馴服,偏少於啟發。除了文言文的形式,還有黨國之民的內容。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化更趨發展時,仍像舊時代的思想禁錮。 日本大阪的小學生國語課本,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五年級下學期選用司馬遼太郎(一九二三─一九九六)的〈洪庵的火炬〉,六年級下學期選他的〈給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是一面鑑照之鏡,值得墨守黨國舊律的台灣反思。 司馬遼太郎曾以《台灣紀行》在一九九○年代,李登輝執政時,廣為台灣人所知。李登輝呼應他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更在當年掀起一番有關台灣人際遇的議論。這位大阪出生的歷史小說家是以許多著作彰顯明治維新運動以及日本歷史人與事的文化人。 五年級下學期的選文〈洪庵的火炬〉,是有關緒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這位江戶時代醫生、蘭學家的故事。司馬遼太郎以火炬描述引進歐洲思想,並創立了後來發展成大阪大學的「適塾」的一位歷史人物。 六年級下學期的選文〈給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對於司馬遼太郎來說,顯示了他的歷史意識與哲學的未來性、啟示性。歷史並不是為了守舊,而是為了更新的未來。 司馬遼太郎提供給教師的編集意旨是〈人間的莊嚴〉,一篇短短的文章,指出人的連帶,過去與未來。也提示到不只日本,也包括非洲村落和紐約街道的孩子們。 日本大阪的小學生讀這樣的國語課,日本其他自治體的小學生當然也會有各自類似的教材。我們的小學生,我們的國中生,我們的高中生呢?我們讀什麼讓我們對過去和現在有所啟示的教材?又讀從台灣到世界什麼有所啟發的教材?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1-14
國家的存在

國家的存在

  再讀德國詩人、小說家海因里希.伯爾(H. Boll, 1917~1985)的傳記書,在自己的筆記寫下這位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警語:「在國家存在的地方,我只看見一些腐化的權力。而這些昂貴的道德敗壞的殘餘,總是被人用鼠輩的咆哮維護。」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這位經歷文革磨練的領導人,幾乎像坐上皇帝的位置,繼續帶領中國在世界大國強國的行列揚威。中國對台灣的武嚇文攻不斷。伯爾在列寧革命那一年出生,經歷納粹德國肆虐歐洲的人生,以及他文學、文化論、社會視野,彷彿一面鏡子。納粹德國也曾在歐戰所向無敵,但結果呢? 伯爾的警語是對自己國家有感而發,但讀起來像對當下中國。但中國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一些流亡,有多少人能夠在自己的國家說出真話呢?一個曾在大清帝國後期受列強壓迫,經歷國民黨中國而創建了共產黨中國,弱時屈辱,強時並不節制自己,重蹈列強的覆轍。 經歷過中國國民黨戒嚴長期統治的台灣,從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認識中國。從前,也許有人期待過紅色中國,現在除了別有居心,應該都醒了。強要以統一之名滅中華民國併吞台灣的中國,不知道一九四五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為何追求建構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 國家是重要的,但國家也是危險的。前者,正適用於台灣;而後者適用於中國。納粹德國的擴張、侵略,滅絕猶太人,也屬於後者。帝國時代的日本,一樣是。現在的中國正是令人感到危險的國家。 要改變世界對現在的中國印象,中國共產黨好好治理中國,重視普世的文明價值,才是正確道路。台灣既已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國家,讓台灣和平、民主改變在語意、意理對中國有侵犯的中華民國,以新的國家走向新歷史,兩岸走向兩國,應該是中國讓世界一新耳目的作為,值得習近平以此名留青史。 任何國家都應該不要成為伯爾警語中的國家樣子。中國不要。台灣也不要。中國和台灣都應該成為正常國家,以人民福祉為重,對世界文明發展有貢獻。現在的台灣與中國都不是正常國家,分處在壓迫與抵抗的對峙中,徒然虛耗資源。讓國家成為善的共同體,台灣與中國應該成為友好之邦。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1-07
超級市長

超級市長

  首都市長常常成為國家元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就是。即使同黨,總統、首都市長兩者之間也有競逐性,何況只是政治盟友,看看現在的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和日本首相安倍互別苗頭的樣子。 現在的柯P,說什麼政治素人,野望好像藏不住,又讓人感到顏色政治的不可捉摸性。當年的支持者看在眼裡,有些不耐,是正常的反應。台灣對追尋建構正常國家還是有期待的。 看看一九九五年,在中國國民黨分裂競逐出線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如何說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彭明敏與李登輝競選要勝出如同「阿婆仔生子」的盛氣凌人嗎?這就是首都市長的氣勢,同黨也不能倖免! 市政滿意度高,陳水扁市長連任敗於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落選感言:「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特徵。」多麼謙虛的幕僚稿!落選的陳水扁又在中國國民黨分裂競逐,打敗連宋的總統夢,成為二○○○到二○○八年兩任總統。馬英九八年市長,後來也當選總統,他對自己黨的最大貢獻就是讓中國國民黨輸輸去! 政治權力,專制時代靠宣傳與秘密警察,民主時代靠廣告。台灣已從專制走向民主,候選人重視文宣,在廣告方面使出渾身解數,是什麼樣的人不重要,被塑造成什麼樣的形象才重要。選民會感到欺罔性而後悔、不滿,原因在此。但是又何奈,七仔八仔,五十步笑百步! 今年(二○一七)夏天,在台北上映一部以首爾市長競選為題材的韓國電影《超級市長》,導演朴仁濟把選舉政治拍得淋漓盡致,崔岷植把首爾市長選戰刻劃得入骨入肉。不知道台北市民多少人看了?柯P或其他政治人物又有多少人看了? 當代政治可不是德國政治思想家韋伯的政治志業說,有些或許是政治投資業或暴發戶!尤其,從專制脫離出來,在後殖民情境發展的國家,譬如台灣,但台灣不像韓國有那麼多電影有鞭辟入裡的批判。台灣電影期待補助、輔導多,文化依賴政治也多。 政治必須被監督,有期待有鞭策,否則權力任意妄為,期待被辜負了。政治人物常自以為是,奉承者多,容易忘了我是誰?拿手指別人習慣了,被支持時笑得合不攏嘴,支持者有些意見就不高興。人民還是要有雪亮的眼睛,尤其台灣從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是要追求建構一個正常國家,而不是進入俗化政治,不要跟著隨隨便便的政治人物搖頭晃腦!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0-31
小小英VS.習大大

小小英VS.習大大

(資料照) 台灣的中國問題,也就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問題,從蔣介石、蔣經國(或包括嚴家淦)、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對應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一九四九年迄今未解。 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和毛、鄧的對峙,是冷戰時代的因緣際會。其後,應是另外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國,但自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時代起,台灣的政權早已脫離了中國。即使馬英九的二○○八到二○一六想要勉強掛勾,俱遠矣! 事實的相對獨立,即使法理上並未解決,但李登輝以取消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國家而非叛亂團體,釋出了台灣的善意和現實感。如果,中華民國這個帶有中國性的國家名號改掉,不正是中國共產黨一個中國的實現嗎? 又何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在「九二共識」的虛構牢結互相綁架?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你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在中國暢行無阻,也就罷了。明明共識沒能各表,中國國民黨還往坑裡跳。倒是,在台北街頭,三不五時,五星旗、義勇兵進行曲的表述像污染、像噪音。連中國國民黨自己人馬都喊中華民國亡了,不是嗎? 中共十九大,習大大的身影讓世人看見中國強起來是什麼樣子,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似乎就得與中國絕緣。說尊重台灣現有制度、生活,那麼就尊重進入新世紀以來,台灣努力走過國共鬥爭,走向自己小而真實國家的願望吧!小而美的國家是小小英的政治版圖,習大大掌控的國家大卻讓人恐懼。 台灣的總統相對習大大而言,是小小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樣子,想想大清帝國時代後期,列強怎麼侵略壓迫中國的。好好發展你們中國,追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吧!習大大在中國應有他的中國夢,小小英也應在台灣有她的台灣夢。這樣寫歷史,歷史也會好好留下台灣與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政治人物怎麼突破和開創的故事。新時代要有新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0-24
權力秉性,政治格局

權力秉性,政治格局

  台灣的民主化,政黨政治心性並非以左右光譜,而是以統獨光譜,混雜著顏色政治的光影開展。 美麗島事件促成了一九八○年代以後的政治進程,以解嚴及總統直選的兩階段跨躍,其間相隔大約將近十年。總統直選後,也已近二十年了,但真正的國家並未形成。 何以故?文化課題是也! 政治家需要思想;而政客只需要演藝。 看看十月十日在台東放煙火,花了一大筆錢秀一秀,據說可以滿足後山常被冷漠的亮點,在大雨中,大提琴手為保護樂器不得不離席。粗糙的演出形式,只顯現政客們的胃口。藝術在政客們眼中究竟是什麼? 再看看幾位中國國民黨台籍立委質詢一位出任民進黨政府退輔會主委放棄了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那種比黨員世家更黨員的心態(連較有進步性黨員也看了會搖頭的樣子),還以為現在仍在黨國時代。 因為黨國體制的牢結,民進黨完全執政,國防、外交、退輔,甚至更多閣員仍請中國國民黨人出任。政黨政治不充分政黨,把政治職務當作「官」,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台灣的政治人物,經由選舉產生而非公務員的一類,文化性大抵是輕思想而重演藝,這是戰後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據台始政後現象。李登輝可以說是異類,還有日治時期養成的文化秉性。但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也不能免俗,常被粉墨登場。 陳水扁在台北市長凸顯了戰後台灣人的文化秉性,迎合大眾消費社會或迎向年輕世代的演藝化、去思想的內面深刻化,而走向演藝的表面張力。 美麗島事件的典範人物又何在?民進黨取中國國民黨而代之,但初衷仍然在每一個進入中華民國權力體制的黨人心中嗎?即使以跳脫藍綠之名,有了被賦予的權力後就像「猴齊天」,以為天縱英明,其實也只是有演藝無思想的政治暴發戶。這樣的政治只能在現狀打轉,不能開創新的國家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0-17
脫迷障、脫迷惘

脫迷障、脫迷惘

  近現代台灣的一百多年歷史:前朝是日本化(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中期是中國化(一九四五—一九九五);後期是尚未完成的台灣化(一九九五—)。以台灣原住民為基底,經歷荷蘭、鄭氏王朝以及清帝國的台灣,形塑出異於中國的文化形貌,在生活裡呈現。 與中國一海之隔的台灣,與東亞的日本、南韓北朝較相近,與南亞諸國較疏遠。係因前者有漢字文化圈體質,而後者受歐洲殖民統治脫漢化。從北向而南向,台灣想拓展與南亞諸國的經貿文化往來,是因為要降低過度連結中國的風險。 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國度,一個是國家又不是國家的政治體、經濟體、文化體。二戰後沒有像其他亞洲被殖民地選擇獨立,捲入國共中國的零和鬥爭,讓一個原本可發展成小而美國家的美麗之島,無法真正屹立於世界,但卻又事實存在。 「祖國」的迷惘和迷障,讓台灣人在二戰前後的中國之路認同者,有些投入中國國民黨的陣營,有些投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或右或左或騎牆,半山台灣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國體制附和寄身。中國從國民黨黨國而共產黨黨國,半山權貴安在哉?只在台灣的連家還穿梭其間,仍圖祖孫尚饗! 歷史並未真正還原給從日本化、中國化之後台灣化進程真正認同台灣做為一個主體國家的台灣人。國民教育課程的歷史和本國語文試圖修訂、改進,常面臨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可怕的是連結到中國共產黨黨國意識──的抵制。因為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命桎梏。 特殊的歷史構造,讓台灣在一個海島及周邊島嶼形成以原住民文化和唐山來台古中國文化為母音,加上日本文化、歐洲文化以及二戰後移入的新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等子音,形塑出台灣的彩虹文化樂章。本國語文和歷史、地理的教育內容改革,應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而不是一意把自己套在「中國」的牢籠。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10-04
東亞視野

東亞視野

文言文至上主義像墓園的雕花,我們需要的是不斷新生的語文之花。(資料照) 漢字文化圈國家,除了中國,還有東亞的日本、朝鮮(南韓、北朝)、台灣。日本、朝鮮,都受中國(China,或說支那Cina)的影響,但他們從漢字而發展出本國本族文字。南亞國家因為被歐洲殖民,越南去漢字化,就是例子,其他國家的語言也羅馬拼音化。 相對於台灣,日本和朝鮮的漢字文化影響,可是經由皇室、王朝的體制化。反而,台灣只是少數官宦、世家在生活中的形色,未以國家體制形成傳統。被割讓給日本則日本化,戰後才又中國化。 有國家主體的日本、朝鮮,吸收象徵古中國的唐、漢文化,但將之轉化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非臣服心態。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創校校舍,貝聿銘以仿唐方式設計,還曾被以為那是日式風格呢。 看看日本、看看朝鮮,會看到大唐文化、大漢文化的形影。可是,日本和朝鮮已將之日本化、朝鮮化。中國禮失求諸野,雖有文化自大主義的口氣,但畢竟知道自己喪失了什麼! 在中華大國旁邊的相對小國:日本、朝鮮,知道要強化自己、發展自己,既唐化、漢化,也知道要西方化。近現代世界畢竟是以歐洲文明為模式發展的! 晚於日本明治時代的維新化,曾過度傾斜於中國的朝鮮,吃了日本許多虧。與台灣因大清戰敗於日本而割讓不同,日本一九一○年強占朝鮮,就是一個例子。 日本、朝鮮,也都曾以漢字文言文為典律,但都早從這種格局解放。這些文化傳統以漢學形式存在,在研究中有課題,但非一般學生的學習課程,朝鮮亦然。作為教養可也,不必然是必要語文條件。脫古創新而有意義的新亮光。 即使轉化語體的日本語、朝鮮語白話文,也已超過百年歷史。看看他們的新文學也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並建立傳統。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在新東亞以各自的國家形貌,追求屹立於世界。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仍執著於古舊典律,令人難以理解。 台灣應該像日本、朝鮮一樣,在漢字文化圈發展出自己的國家形貌。要有世界視野,不斷在文化上進步、革新。台灣不應只成為中華民國的中國墓園,而是不分先來後到台灣人國家的新生地!文言文至上主義像墓園的雕花,我們需要的是不斷新生的語文之花。台灣要有東亞國家的新視野。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09-27
什麼時代了

什麼時代了

都什麼時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國民養成的中學本國語文讀本仍然糾葛在文言文至上主義的巢臼裡。(資料照)   都什麼時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國民養成的中學本國語文讀本仍然糾葛在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窠臼裡。 進入二十一世紀前的二十世紀末,世界各國都在國民養成教育思考面對未來的課程。不只人文、包括科技的教材視野,都有因應之道。這是每一個有前瞻性,負責任的國家的政府都會去做的事情。 台灣的教育,也許在科技方面會多少面對新課題,但在人文方面的守舊心態,惑於殖民中國性的牢結意識,始終未能鬆綁。 因為執著於已經虛構化、殘餘性,他者的中國,人文方面也要綁架在已經成為過去、已經成為取代統治權力的領域的意理。台灣的國民養成以培養中國人——一種虛幻的他國國民,甚至敵國為目標,形成魂不附體的教化現象。 今天,台灣的語文教育,在人文的課題灌輸的就是虛幻的今之古人,而不是有現代意識的現代人形象和思維。 以為本國語文教育,只要守住文言文至上主義,就可以把在台灣出生、成長的人們,培育成中國人,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正統、更純粹。這種一廂情願的中國情結就是台灣語文現象:在書寫和閱讀的問題性病理。 世界在改變、時代在前進。世界不同的語言文字系統都從文言的格律性轉變到口語的生活化。西方文藝復興去拉丁文而各民族國家口語,從方言到新語體文的變遷,反映了西方語文的變化。百年來,漢字文化圈的語文轉化,從文言文到語體文,我手寫我口,不只中國如此,其他東方國家亦然。語文革命不是新課題,而是歷史。 當代台灣沒有當代語文的教育性格。不只在二十世紀末沒有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思維,居然在二十一世紀還要倒退地在文言的守舊:形式和思想的守舊化。以為這樣中華民國就可以倒退地再重新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守住中國夢?這是什麼教育思維?空有政治改革,沒有語言的新文化覺醒,台灣的國家會是什麼進步的國家呢?民主化、政黨政治時代,如不脫離這種困境,不會有國家願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09-20
新語格、新人格

新語格、新人格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學運動,以陳獨秀《青年雜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起算,已有百年歷史,且已成為生活現實。文言文不再主宰語文,這是歷史、也是現實。百年後的台灣,卻仍陷於復古、崇古牢籠,在舊語格、舊人格打轉。 就如同帝制被推翻,民主制成為一種新政治現實,人類的文明是這樣進步、開展的。復古、保守、封建論者,能夠固執、力倡帝制嗎?就連中國,以孫文革命建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也在一九四九年被毛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一個亡靈國家仍為台灣的政治現實。 如果不是二戰後代表盟軍接收、進占台灣,繼而成為美國反共前線而繼續在台灣落腳,中華民國也許成為歷史了。但不面對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現實,連帶把台灣困在不確定的國家條件裡,成為今天漂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論者的徬徨,也成為取代統治的本土人民的迷惘和無助。 台灣不能從國家的徬徨和迷惘脫出,最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包袱。中國文言文至上主義的桎梏就是文化包袱的根本所在。要說文言文,台灣也有傳統。但以中國宰制台灣,無視於此。 中國早已從文言走向白話,語體解放已有百年歷史,甚至跨越從國民黨的右翼中國到共產黨的左翼中國。但在台灣,就是有一群食古不化封建守舊論者,仍以文言文為浮木,幻想據此而仍為正統。教育部門心態也不積極尋求改善。 表面上,以國民黨中國為正統,否定共產黨中國的存在;其實,這樣的正統論只是為了拒否台灣的開創、進步性追求,也反普世潮流。從前,以反共哄騙台灣人;現在呢?還反共嗎?不也!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正是文化表裡不一的寫照! 中國的中文系所學者不乏近現代世界文論譯介推動者;而台灣的中文系所教授有太多執著於文言文的枷鎖,附著在黨國體制的守舊封建意識。中學國文教師以文言解釋成白話為教學重點。台灣的國民養成過程體制牢籠化,讓本國語文教育無法引領國民飛翔在意義的天空,成為空洞的人。教育部的本國語文教育改革仍走不出困境。 語格即人格,新的語格才有新的人格。台灣的國民人格養成要從打破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牢籠做起,改變了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在民主化道路前行,但若沒有新文化覺醒,不脫古求新,進步國家之夢只會是幻影。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09-13
台灣夢

台灣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是稱霸世界。一九四九年,推翻中華民國建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奪,取代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說是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漢賊易位的關鍵一役。若蔣介石當年面對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望去中國而就台灣,黨國雖會瓦解,但新的國家台灣會更早脫胎換骨。 殘餘,虛構在台灣的中國,以他者的意識和身分,既面對國際: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面對自由化、民主化發展:台灣非中國的雙重課題。一直到現在,中國國民黨仍在「一中各表、同表」的迷惘裡,未能覺醒。面對習近平中國夢中欲「統一」,其實是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他們以「中華台北」稱之)以實現的霸權心態,台灣也應該要有自己的台灣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讓人看到曾在近代世界受列強壓迫、宰制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從屈辱中站起來,走向強權威嚇列強的民族心理反射。儘管像劉曉波的自由夢、民主夢也在中國發生,但卻是被集權、獨裁的另一種中國夢迫害至死。 稱霸世界的中國夢,讓人想起歷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華帝國,曾受列強壓迫的中國,在從前強盛時代,不是以天下之中自許,展現過前近代,甚至更早期的侵略行徑嗎?雖然元帝國、清帝國,中國被所謂的外族入侵、統治,但霸權意識始終存在於中華民族性中,既強盛就忘了近代歷史的屈辱,露出威權性格。 習近平有中國夢,但台灣也有台灣夢。包括原住民、早期明清帝國時期移入者,以及隨國民黨中國流亡來台從殖民意識走出來在地新生的人們,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建構一個小而美的進步國家,就是台灣夢。為了這樣的台灣夢,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要珍惜自己國度已發展出來的民主成果。要向世界發出台灣不同於中國、不是中國的聲音。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08-23
世界的台灣,台灣的台北

世界的台灣,台灣的台北

台北將於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本屆世大運,這是繼高雄世界運動會(二○○九)之後,在台灣這個國內統稱「中華民國」,國際卻只能以「中華台北」為名舉辦的大型世界性運動競賽。(資料照) 世大運,顧名思義是以世界的大學學生作為主體的運動競賽。盛大是盛大,但較少有國家是由首都出面舉辦。上屆(二○一五)在韓國光州;上上屆(二○一三)在俄羅斯喀山;再之前(二○一一)在中國深圳,就是例子。當然了,塞爾維亞(二○○九)貝爾格勒是首都;泰國(二○○七)曼谷也是首都。世大運也有世界性運動光環。一九四九年迄今已進入二十九屆,每兩年一次的賽事,也凸顯一個國家的體育榮光。 台北將於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本屆世大運,這是繼高雄世界運動會(二○○九)之後,在台灣這個國內統稱「中華民國」,國際卻只能以「中華台北」為名舉辦的大型世界性運動競賽。然而,相形於昔日高雄與競賽主場地巨蛋落成相得益彰的氛圍不同,台北因為大巨蛋搞砸了,只見市長搞笑,似乎看不見台北市民歡欣與共的榮光,更遑論台灣人民了。 世界.大學.運動會,大學是主體。這不僅是體育大學的事。在其他國家,運動員在大學裡,在名校,比比皆是。因為國民體育落實,大學作為運動會的參與團體屬性,也代表國家。但台北的世大運似乎看不見台灣這個主辦國的大學群在即將到來的盛會有集體的參與光彩。甚至一場嘉年華遊行也未呈現運動賽事的氣氛。 以「中華台北」是受限於「中華民國」不被國際普遍承認為一個國家,在黨國時代留下來的屈辱性名稱,黨國餘緒似乎習以為常,但國家重建的努力,主張正名台灣的聲音十分強烈。如何在外部規定和內部主張之間求得平衡,或不過度矮化自己,應該是可以盡力而為的。但見光的世大運手冊把台灣這個自己的國家以「我們的島嶼中華台北」稱之,說「既長又狹窄」。有多自我矮化,就多自我矮化!這種過度自貶,若非有異議之聲,也不會調整。 即使受限於對台灣不公平的條款,但世大運終究是台北.台灣面對世界的一個窗口。台灣被迫以「中華台北」名義申辦,但仍應藉機充分顯示台灣的國家條件,而非視為當然,默許屈辱。大學運動員是否有好成績,台灣是否因主辦大會成功而得到喝采注目,是台北也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課題。看看日本二○二○奧運主辦城市東京都,看看人家的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接任後的作為,怎樣面對奧運的?主辦國際運動賽事既要榮耀國家,也要榮耀城市,落落大方面對世界,才是政治家所為,當為!天佑台灣、天佑台北,但願台北世大運不受限於柯氏格局,也能呈現台灣與大學運動員的光彩!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 2017-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