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主不肯加薪，是誰的錯？是年輕人能力低下？還是上一代霸占資源？抑或是企業主賺得不夠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Walmart’s Visible Hand”《沃爾瑪（Wal-mart）的啓示》，工資壓低是政治選擇，我們不但可以也應該有別的選擇。

供需法則決定產品在市場的價格，任何人要想違背這一法則，都會遭到市場無形之手的懲罰。但勞動力市場是人，不是產品。工資的多寡，不是取決於簡單的供需關係，更取決於社會中的力量(工會議價權)和政治權力。 

證據會說話，許多州的最低工資高於聯邦水平，我們發現，當一個州提高最低工資，毗鄰的州不跟進，並不會因低工資而吸引勞工，反而是加薪州就業機會更好，最低工資的適度提高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 

美國在1940年代的時候，還是非常不平等的社會，到了1950年，所得差距的縮小為社會帶來劇變，美國現有的中產階級社會，是政治行動的成果，它並不是「非人為的市場力量」所促成，而且只用了一段不長的時間。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動用「薪資設定權」來縮小最高薪和最低薪之間的差距。加上工會數量的急劇增加起到了一定作用。戰時的充分就業經濟，極低失業率造就了極其強勁的勞力需求。 

此文沒有提到資本的國際流動性遠比勞動力流動佳。勞動力追求高工資，產業資本追求低工資，勞動力移轉國外的可行性遠不如產業外移，這時候，充分就業就變得不可能。充分就業，可能是工資上揚的要素。跨國產業尋求低工資低福利湧向外國投資，讓失業率增加、政府福利支出(失業救濟)增加，改變了充分就業，將工資福利的勞力成本轉嫁給政府。如何直接落實財政和貨幣政策，俾確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擴大生產，推動充分就業，應是縮短所得差距、強化中產階級不可少的步驟。 

日前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在政治壓力下，宣佈為旗下50萬員工加薪，這反映了加薪其實是一個政治選擇，之前沃爾瑪有相當一部分員工要靠糧票和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過活，等於政府在補貼零售商的工資與醫療福利。其實，加薪有其優點，不只能帶動產業界工資，還會降低雇員流失率，提升員工士氣與服務品質，增加生產力。 

克魯曼強調：「勞工薪資極端的不平等與美國工人的落衰，不是市場之神賦予的宿命，是『選擇』。只要我們要改變就可以改變。」  

如今貧富差距如此之大，一大部分是政治力量的選擇結果，並不是「市場之神」所主宰，只要人們想要改變它，情況就可以有所不同。他點出了臺灣的大學畢業生薪水被壓縮在22K真正該負責的是政府政策的誤導。工資壓低是政治選擇，也是勞工不關心政治一定要付出的代價。 

對比2010年中國企業興起的加薪潮，背後就是中國政府為了緩和全國性勞工不滿的壓力而對外商施加壓力，讓他們不得不大幅度加薪，當時富士康甚至一下子將基層作業人員每月基本薪資由1000人民幣，調高到2000人民幣。 

台灣的中國黨對勞工薪水則一向採取打壓的方式，經國際認證的總統馬邦伯(Ma the Bumbler)的名言就是「不能加薪是因為廠商賺得不夠多」。但是到了選舉當頭，有了政策買票的考量，他們的嘴臉就不一樣了。明年一月就要合併舉行總統、立委大選，尤其他們在去年九合一大選慘敗，為了全面爭取選票，他們絕對不會放棄這個最好的手段。 

中國黨文傳會副主委楊偉中今天上午表示，為敦促獲利企業為員工加薪，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的利潤，國民黨將全力推動「加薪四法」修正草案，力拚立法院本會期過關，他呼籲在野黨應以全民利益為重，捐棄政治成見，共同促成相關法案儘速通過。 

另外，中國黨立委廖正井前天以帶動民間加薪為由，要求行政院替公務員自明年起加薪三％。這就是中國黨的兩面手法。 

政大法律系教授郭明政疾呼，軍公教年金再不改革，中央政府就要進入清算階段；他要求政府，應該將軍公教退休所得替代率從現在的90％降到60％才合理。 

近年來政府潛藏債務不斷攀升，這三年來從2013年度的14兆餘元、2014年度的15兆餘元，到2015年度的十七兆餘元，數字持續創新高。若加上中央政府長期債務、短期借款、非營業基金舉債及地方政府長期債務，政府總負債高達24兆元。其中軍公教退休新舊制就佔了8.3兆元；政府編列預算補助軍公教18％優存利息，就佔了575億。 

但中國黨政府只為了選票的考量，諱疾忌醫，不但不敢進行年金改革，還要為軍公教加薪，反正選輸了，他們也沒有損失。至於台灣若是垮了，他們剛好可以裡應外合，讓中共來接收，這跟曹長青演講的《馬英九與中共聯手滅台陰謀》剛好不謀而合。 

為了台灣的前途，台灣中老年人即使不為下一代年輕人著想，不為後代子孫著想，也該為自己想想吧！讓中國黨繼續惡搞，台灣國家的總負債是絕對撐不過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