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問：費鴻泰、洪秀柱、賴士葆、吳斯懷、葉毓蘭、曾銘宗、鄭麗文、羅智強、趙少康、高金素梅、韓國瑜、孫大千、唐湘龍、陳輝文、董智森、黃安、黃智賢…們，還有陳文茜、呂秀蓮。

  蔣萬安原本姓章，是他祖母的姓，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目的，後來改姓蔣。 傳統的姓，其實是男性中心父權社會的產物，在性別平權的時代，父系、母系都是祖先，從遺傳學看，更是如此。 原來從母系的姓，卻刻意要改成父系的姓（但是蔣經國日記中否認其血緣關係），分明是不把母系祖先看在眼裡，簡直數典忘祖！ 我在這裡做過示範給原來的章孝嚴、章萬安看： 以下的圖表，是我的「祖譜」（pedigree chart）（請注意，是「祖先譜系」，不是男性中心的「族譜」）。我追蹤我的五代祖先，男祖先、女祖先並列。任何一個格子，不論查不查得出姓名，都是祖先，缺少任何一個，就沒有我。我的眾祖先們有很多姓，豈只李姓才是我的祖先？ 我們應該建立兩性平權的祖先觀。 而且我的眾祖先中，也有在地平埔族，也是我的祖先。所以也要建立原漢並重的祖先觀。（詳參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順便回應那些侮辱我們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人，我來和你們比賽看看誰能列出五代祖先的名字比較多，看看誰比較數典忘祖？  

清明時節，掃墓祭祖，慎終追遠，有情有義。但是，「非其祖而祭之，諂也」；或拿祖先炒作政治，甚至編造假祖先，那就荒唐了！ 新黨郁慕明將在清明節帶領原住民青年到中國去祭拜黃帝，荒唐至極！此舉正是「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政治迷思的發酵。 黃帝是遠古中國的神話人物，從人類學演進觀點看，神話中的炎帝和黃帝若真有其人，也只是遠古部落社會的共主，將其奉為單元傳承下來的中國人的共同祖先，只有蠢蛋才信。中國的文化、人民，是多元發展而非單元傳承，何來共祖？所謂「中華民族」也是後設建構（虛構）的產物，人類學、種族學無此玩意。黃帝做為中國人的共祖，已夠荒唐，還要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的台灣原住民去向黃帝認祖，才真讓我們原住民數典忘祖！ 這套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神話，目的是要透過共同的祖先、血緣來達到對中國的國家認同。然而，醫學與史學研究指出，約八十％台灣人具有南島民族的血統，「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若用血統決定國家，則具有雙元 （甚至多元） 血源的台灣人，國家認同豈不錯亂？ 當然，台灣人不必否認有部分祖先來自中國，但是血源不是決定國家的要素。試舉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生前所言：「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愛爾蘭人。新加坡姓李、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我們台灣人不也是一樣嗎？ 記得吳伯雄到中國諂媚北京時說過「祖先不能選擇」，祖先當然不能選擇，但國家可以選擇！選擇建立新國家與祖先何干？一百多年前全球只有三十幾國，今天已增到一百九十二國，難道這些新獨立國都數典忘祖？英、美、加拿大等國多數人有盎格魯撒克遜的共同祖先；德國、奧地利、瑞士也有許多國民同屬日耳曼族；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也有許多各自獨立的國家，沒有誰數典忘祖。再說，吳伯雄既知「祖先不能選擇」，為何只選擇唐山祖，而不在乎平埔祖？ 話說回來，有些台派朋友矯枉過正，無限上綱說台灣人並無唐山祖，全是漢化的南島民族，這樣反失去說服力。台灣自十七世紀起即有閩、粵移民進入。以台北盆地為例，在十七世紀末原本有三千多人（平埔族），此後漸多閩南人移入，到十八世紀中已增至十來萬人，怎麼不是移墾社會？若無閩、粵人移入，或者移入者極少，則原來的平埔語怎可能因漢化而消失？若無自然接觸，純粹靠清政府賜姓、移風、易裝政策，絕無此影響力。我們無須否定部分祖先來自中國，就如同不該否認大部分台灣人有南島民族血緣一樣。現代國家不是靠血緣建立的！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今天是二二八遇難的陳炘先生的千金陳雙適女士的告別式的日子。 我重貼為陳女士的回憶錄《靜待黎明》所寫的序文，也算是與她道別，忍著內心的哀傷…. 靜待黎明的二二八家族 序陳雙適《靜待黎明》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個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社會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 這位金融人才陳炘先生，卻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死於陳儀手下。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陳炘出生在日本領台的前兩年，卻死在日本人走後，他所迎接的「祖國」來臨的後兩年。他的生與死，都瀕臨台灣歷史的轉折點。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歷史悲劇的縮影。 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陳炘先生，創辦了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本土金融機構大東信託，集資台灣人的本土資金，與日本殖民當局及日本財團抗衡。他並且參與林獻堂所領導的民族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眼中既想籠絡又不放心的人物。這位台灣金融業的先驅，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全島各地進行歡迎「祖國」的活動。詎料，一年四個月之後，他卻喪命在他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這樣的悲劇英雄很值得我們借鏡理解。 陳炘先生的三女陳雙適女士完成了她的回憶錄《靜待黎明》，不言可諭，以陳炘先生的身份，和身為子女的角色，這本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就毋庸贅言了。書中，陳女士對父親一生的描繪，深情感人，尤其對於陳炘被捕那一幕，她親臨其境，寫來令人唏噓動容。書中反映日治時代台灣士紳家庭的生活，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教育狀況、族群關係、貧富差別、台灣人的處境，以及戰後的政經社會，二二八事件及台灣人的遭遇…，都為歷史留下見證，極富史料價值。尤其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雙適女士的回憶錄記錄了令人裂心低泣的心路歷程。 陳女士於事件後，嫁入醫師家庭。她的公公即是創辦台灣第一家民間開業的婦產科醫院的高敬遠醫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來又留學德國回來的高敬遠，在媳婦陳雙適的回憶錄中，也有扼要而生動的敘述，對瞭解此時期的台灣醫療史，也提供了「不無小補」的史料。 總之，誠如陳女士在回憶錄中所說：「我何其有幸，能在有限生命裡，同時遇到兩位對台灣近代史有影響力的長輩」。我也何其有幸，能在陳女士的回憶錄付梓之前，先睹為快拜讀原稿。感動之餘，特為文推薦，並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

由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舉辦，由我本人主持的【「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曾在2010年全島巡迴過16場。有朋友建議我們再繼續巡迴演出，但我已人老氣衰，無力而為。只好將當年音樂會的各重要段落的網址依序貼出，有興趣者可上網參考指教：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1 從南島民族出發 https://youtu.be/qUqiC-ch7Fs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2 荷蘭殖民統治 https://youtu.be/MDE972QQmi8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3 鄭氏東寧政權到清代移墾社會 https://youtu.be/kun0um7aJG8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4 台灣開港通商 https://youtu.be/I_rV0YkK7-E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5 日治時代 https://youtu.be/aeAOfs589g8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6 戰後初期的台灣 https://youtu.be/pkOhFzhjy8c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7 1950年代的悲情之音 https://youtu.be/VjhnBs502j4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8 逼走菁英 https://youtu.be/8Kb-bm6mzbw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9 禁歌的時代 https://youtu.be/jcI8_mYxkrg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10 1960年代的工商發展 https://youtu.be/-BinSg9soEA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11 北京語歌曲的崛起 和迎向未來祝福台灣 https://youtu.be/t00gtGk9yQw YOUTUBE.COM 文化語言霸凌的檢討和迎向未來祝福台灣 第十二單元文化語言霸凌的檢討第十三單元迎向未來祝福台灣  

  （2004.3.25華視新聞〈快語台灣〉講稿 ） 今天是美術節。台灣的美術節是怎麼來的？原來58年前， 1946年的今天，3月25日，在中國上海成立了一個上海美術協會，這個美術協會建議當局將這一天定為美術節。原來這就是今天我們在台灣的美術節的由來，這個節日的歷史背景不但平淡無奇，而且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台灣人過的節日﹐其歷史典故大部分都起源於中國大陸﹐而與台灣歷史無關。今天的美術節又是一個例子。從這裡，我們又再一次看到台灣主體地位的欠缺。 非常諷刺的是﹐就在隔年(1947年)的美術節當天﹐國民黨政府槍斃了我們台灣的一位美術家。他就是台灣最著名﹑最有成就的畫家之一的陳澄波先生。 二次大戰後，陳澄波曾經出任嘉義地區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副會長，並且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同時，又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可以說是用行動熱烈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國」政府。隔年，他又當選嘉義市的參議員。不幸，1947年228事件爆發，事件擴及嘉義地區，國府軍隊被民兵圍困在嘉義水上機場，嘉義市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和談要求，決定推派代表前往水上機場協商交涉，陳澄波被推為交涉的代表，於是和其他參議員及代表共12人前往機場。他們載著滿車的水果、物資準備送進機場給國局府軍，不料到了之後卻被拘捕起來。最後，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綁到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斃。美術家陳澄波被處決的當天，正好是美術節。 拿彩筆的台灣畫家﹐卻被拿槍桿的中國軍人﹐奪走了他燦爛的生命﹐那是台灣歷史上最慘淡昏暗﹑最不具藝術氣質的歷史。可歎的是﹐經常以嘉義街頭做為畫畫題材的陳澄波﹐最後卻喪命於嘉義街頭。一代台灣畫家的身後﹐卻為台灣史留下淒冽的畫面！ 今天我們在過著與台灣沒有關係的美術節﹐想起台灣前輩畫家的悲劇﹐想起台灣歷史上的苦難﹐我們期待台灣的美術家﹑乃至台灣的每個國民﹐在培養藝術氣質的同時﹐都應該立足台灣﹐先找回台灣的主體地位。陳澄波先生的悲劇，告訴我們，除了我們腳踏實地的台灣，不要再去寄望虛幻的祖國。 （圖為陳澄波遺體，胸前的彈孔清晰可見。一代畫家的身後，卻為台灣留下淒洌的畫面！）

洪秀柱、吳斯懷、蘇永欽、趙少康…們，當年你們的主子踩了中共的紅線，你們怎麼不叫啊？還跟著搖旗吶喊！ 也請蔣萬安看看，你阿公開的空頭支票！ （圖為1978年頃國民黨軍中刊物《革命軍》的政治宣傳） 傅銀樵 給蔣萬安補上一節「反攻大陸」課！ 跟蘇貞昌院長同一年代當過兩年兵的人，全都嘶喊過：反攻大陸，殺朱拔毛，解救大陸同胞的口號。 當年，在退伍前三個月，我還奉命成為「狙擊手集訓隊」區隊長，帶領一隊士兵，每天作實彈射擊訓練。（別懷疑，當年我是彈無虛發的神射手。）當時盛傳老蔣（就是你阿祖啦！）欲經由越南反攻大陸。——區隊長任職首日晚，我就寫好遺書，準備慷慨赴義。 還好，感謝上帝(其實該感謝老美才對)，狙擊任務還沒開始就結束，我能全身而退，苟活迄今。 #椎間盤突出的蔣萬安先生，當兵14天之後，還是打打籃球就好 !  

  1952年3月6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麻豆。 歷史上，和我同樣在3月6日出生的人物，就我所知有：哥倫比亞文學家、記者和社會運動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百年孤寂》的作者賈西亞．馬奎斯，出生於1927年3月6日；英國維多利雅時代的著名詩人伊麗莎白．伯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出生於1806年的3月6日；還有一位更精彩的人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集雕刻家、畫家、建築師、詩人…於一身的大天才米開蘭基羅，出生於1475年3月6日。 我有幸和這些天才們同一天生日。不過，套句李敖的話，他們的天才是天生的，而我的「天才」是媽媽生的。 然而，3月6日也有不幸的悲劇發生，那就是在我出生前5年（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部隊於3月6日進行一場「高雄大屠殺」！有朋友說我是那場屠殺下的冤魂來投胎轉世的？我當然不相信這種鬼話。 不過，不論「天才」或是「屠夫」，都與我無關。我無從選擇地出生在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那是二次大戰終戰，日本結束在台殖民統治（所謂「台灣光復」）的7年後； 是二二八事件的5年後；是台灣開始軍事戒嚴的3年後； 也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從中國敗退來台的3年後； 是韓戰爆發的兩年後；也是中共入侵「西藏」（應稱「圖博」），屠殺藏人的兩年後； 是盟國與日本在舊金山簽訂和約的隔年；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中日和約」（台北和約）簽字的52天前； 而且就在我出生的隔天，特務情報頭子的蔣經國，一夜逮捕近四百名無辜的人。 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出生在那個難以言狀的時代。 （以上文字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以下文字摘錄自李筱峰《台灣史101問》第61問）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這個數字到目前尚無精確的答案，且隨著時間的久遠而越模糊，也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講法，從幾百人到十萬人的說法都有。 有號稱「大師」者，說二二八事件只死亡800人；郝柏村將軍甚至說只死亡500人。 事件當時被派來台灣進行調查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談到死亡人數時說：「地方各機關處決人犯，既不按照法定程序，且步驟甚亂，亦無從查考。」（詳見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楊亮功年譜》，頁374） 儘管死亡人數無法精確查考，不過如果回到當時事件剛發生不久的文獻去查尋，或許可以獲得蛛絲馬跡。 二二事件還未完全結束的當時，回台調查的台灣旅滬六團體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4月12日提出），估計死亡人數說： 「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為最多，約三千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約二千餘人，嘉義一千餘人，淡水一千人，新竹、桃園、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各一、二百人不等，總數在一萬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在三萬以上。」 在台北發行的《前鋒》雜誌，社論說：「三月八、九、十日以下一個多禮拜台省歷史空前的大屠殺，無罪的這班老百姓死在陳儀手下的，不下數萬人。」（詳見《前鋒》16期，1947.4.22，頁16） 事件發生的一、兩個月後，出現在中國大陸上的媒體評論中，已經隱約透露死亡人數的大約數目。以下試舉例來看： 1947年6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週刊第15期，有一篇題為「台灣政治運動的由來與內幕」的文章，作者余景文說：「在這次事件中，台灣犧牲了幾萬同胞，但台胞得到的教訓可說是很多。」根據此說，死亡人數在數萬人。 再者，1947年3月16日在香港的《青年知識》第20期，也有一篇題為「台灣的災難」的文章，作者「史堅」說：「台灣人民對祖國又一次大大的失望。二二八事變終於造成了，以反對陳儀承襲日寇的專賣制度為導火線，台灣人民在台北起了暴動，當局以武力彈壓，弄得死傷萬人以上。」 以上這篇文章刊登的時間是在3月16日，可以斷定他執筆的時間應更早，而此時正是大逮捕、大整肅的行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可知死亡人數在作者史堅執筆之後必然還在增加。因此，實際死傷人數，必定比「死傷萬人以上」更多。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在台的中國記者王思翔，目擊經過，事件後即發表《台變目擊記》一書（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書中他認為上述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認為8日到16日的死亡人數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而這個數字，也才只是3月8日到16日的數目，之後的所謂「清鄉」行動中，每天都有人被捕殺，則死亡數目當再增加。 事件還在進行中的3月20日，《紐約時報》記者霍伯曼從南京專電稱：「據估計三月十四日止，有二千二百名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該報3月29日以「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福爾摩沙共有一萬人被殺）為標題，刊登特派員Tillman Durdin3月28日發自南京的電訊，稱：「從台灣回到中國的外國人們估計被殺的台灣人達一萬人。」 事件後不久，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的報告說：「台人的死者或行蹤不明者的正確數字雖然不詳，但『據說有一萬人至數萬人之多』。」（詳見《台灣の政治經濟的諸條件》，頁33） 由於以上文章發表時間距離事件發生不久，所以他們所透露的數字，正反映當時社會的印象，應該還是清晰可信的。 如果再佐以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委託人口學者陳寬政教授，根據事件前後十年的戶口資料估計，死亡人數應該在一萬八千人到二萬八千人之間。（詳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樣的數字，與前引的史料，正可以相互印證，死亡人數應該可以約略掌握了。

到台灣各海邊的燈塔去參觀的人，可以發現以下這則佈告。這是一則耐人尋味的佈告，由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聯名公布，內容指出各地燈塔有部隊干擾情事，責令部隊不得干擾。時間是在民國卅六年，那一年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該年。 軍隊是在保衛國家的，竟然成為擾亂治安的人！一則公告，讓我們想見當時的軍紀之敗壞。 駐台軍紀敗壞，擾民傷民，讓原本迎接祖國軍隊的台灣人痛心疾首，這是二二八事件的導因之一，這則佈告是珍貴的史料。

  （以下摘錄自《宮前町九十番地》，張超英口述，陳柔縉採訪紀錄pp.95-98） 再一次目睹馬路上遍地有不名屍體，很遺憾是在家鄉台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我已是初中生。 先是看見外省人被本省人打，然後台灣人又被阿兵哥打死。家前中山北路上，每隔十公尺、二十公尺，就可以看見一個人死在那裡，有的已蓋草篇。 我家對面，有一個修理腳踏車的人「阿輝仔」，小時候，我的腳踏車都請他修理。他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阿兵哥去他家裡盤查，發現窗沿有用過的子彈，就被抓走。馬上被押到雙城街那邊的田地上槍斃。我親眼看見他雙手被綁、頭被砍的死狀。這種人間慘禍或許不該再說，但他的情況比很多人好，家人還知道屍首何在，可以收屍。 另外，教會一位會友的先生李瑞漢律師，戰後之初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曾號召出資修復總督府，以歡迎國府接收。二二八以前，一位外省軍官的太太去著名的「迎」（mu-ca-i）婦產科就診開刀，這位軍官太太罹患癌症，對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死亡。這位軍官憤而告官，引起台灣第一樁醫療糾紛訴訟，沸騰一時。李瑞漢律師代理「迎」婦產科，結果法院判決醫生勝訴。二二八發生，突然就有憲兵和便衣到李家，把李瑞漢和弟弟李瑞峰，以及來家裡聊天的另一位律師林連宗全部帶走，去了哪裡，死在何處，家人都不知道。我們家裡人談起李家的遇難，都唏噓不已。 美國領事卡爾（George H. Kerr），事後曾記述二二八經過，寫成《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當時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向張鴻圖先生租借屋後的小房子住。二二八發生，他開了吉普車，想到街上看狀況。吉普車開到圓山臺灣神社那邊，被阿兵哥打了一槍，車玻璃碎了，趕緊又折回家。就是卡爾告訴張鴻圖，張鴻圖再轉告我家，家人才知道外頭不能去了。 當時氣氛好緊張。事發後好幾天，中山北路上靜得像被敵軍砲火鎮壓過，只有荷槍的阿兵哥來回巡邏，街上沒半個人。我記得要到對面雙連教會旁邊的麵攤吃麵，都先左右探望，確定沒有阿兵哥，再趕快跑過去、跑回來。 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我想是經濟敗壞和官府貪污腐敗，衍生民怨。當時經濟情況惡劣，以我肉眼所見來說，差不多台北市的騎樓、走廊都有賣香煙的人，多半是老太婆，少數年輕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飯吃，賣香煙賺幾毛錢，貼補家用而已。一般合法的香煙裝在一個長方型木箱子裡，暗地也賣走私香煙，警察一來，他們把盒子一蓋就跑掉。壞就壞在，經常一查，走私煙和合法煙一併帶走，賣香煙人的錢也順便帶走了。 很多事情似乎隨便官府愛怎麼搞，就怎麼搞。例如，官方規定，騎腳踏車不能載人，遇有違規，就抓人進去，連腳踏車也一併充公。腳踏車也被要求要裝頭燈，燈沒裝，一樣是人被抓，腳踏車被沒收。警察局門口經常放著一大堆腳踏車。裝頭燈並非像現在這麼便宜、簡單，電池非常貴，可以想見每部車背後載有多少民怨。 日產接收也是民怨之一。戰爭結束當年十月，葛敬恩為首的前進指揮所來台進行接收。凡是日本人的房子剎那間都變成日產，官方封條一貼，又化為公產。問題是，有些日本人一戰敗，就把房子便宜賣給台灣人，已變成台灣人的財產。八月終戰，兩、三個月後，國民政府來接收，私產一夕間變公產，這些台灣人心裡也氣憤難平。 事件發生後的前面幾天，氣氛最恐怖、最紛亂。父親派我去六條通接幾位外省籍朋友來家裡躲避，我記憶較深的是趙鐵章，他和祖父同為華南銀行董事。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倖免，最後我父親也被抓走了。 父親當時是台灣省紡織公司協理，屬公營事業。二二八爆發之初，有一批台灣人闖進去打外省人，後來，台紡二十幾個員工連名密告我父親，指控他教唆這些本省人來台紡打人。 父親被抓進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也就是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但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所幸，當時的台北調查站站長胡寶山的弟弟胡品三與我家有來往，胡品三正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愛治姑媽，祖母也蠻喜歡胡品三的老實忠厚。有一天，胡品三正要走出拘留所時，看見了父親，家祖父心急如焚，四處拜訪可能可以救父親的人，包括曾任駐日武官的楊宣誠少將，他是父親在東京認識的朋友;台灣省工礦處處長包可永因我家是煤商，彼此也熟識。祖父也去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也拜訪過，還帶父親記述學生時代在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著作《台灣痛史》，但一時間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省保安司令部參課長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人提出來，才獲得釋放。中間究竟是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我並不知道。 我曾聽父親說，那麼多人被逮捕，據他瞭解，只有他和基隆煤礦豪族「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被釋放而已。父親還說，他被關在今天西門町來來獅子林的長官公署的臨時拘留所時，曾遇見過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和大東信託總經理陳炘。他們後來慘遭殺害，被視為台籍菁英在二二八受難的代表人物，至今仍舊不知道他們被屠殺的過程及屍骨何在。 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 拿父親來說，祖父只有他一個兒子，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做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是誰說過「人類從歷史學到的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學到教訓」？這句挖苦的話，是不是也挖苦到台灣人？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紀念日。我們放了一天假，有沒有從歷史得到任何教訓？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台灣人民以全中國大陸罕見的熱情迎接心中的「祖國」，沒想到，這個祖國，「遠看一躲花，近看我的媽！」台灣人民馬上面對的局面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台灣人從滿懷期望，變成失望，最後瀕臨絕望！ 以下，我們舉幾個數字，可以想見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 政治方面，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21名高層官員中﹐只有一名台籍人士。在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官員中﹐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大陸人士；台中地方法院的50名職員當中有一半的職員都是院長的親戚。 在經濟方面，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400倍；失業人口有多少？六百萬人口的台灣，失業人數有60萬左右。 在社會方面，社會治安嚴重惡化﹐戰後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以上數字，充分說明所謂「光復」後的台灣呈現大逆退的現象。經過一年多的蹂躪，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煙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28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騷動。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菁英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情況漸趨穩定，然而，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3月8日晚，國府軍隊登陸台灣，以「綏靖」之名，進行屠殺，民眾傷亡慘重！又以「清鄉」為名，進行全島性大捕殺，許多社會菁英紛紛被捕遇害。綜合事件死亡人數，經過人口學者的估計，大約一萬至兩萬人。 75年前，台灣人民不了解兩岸的差異，一廂情願地迎接心中的「祖國」，卻換來二二八的慘痛下場。75年來，我們台灣內部經過社會變遷、工商發展、文化融合，大家應該都已經結為命運共同體，除了腳踏實地的台灣，我們不必要再去追尋夢幻的「祖國」。否則，我很擔心二二八事件是否又會重演！

很多人不知道洪一峰在戰後曾經當過警察，時間雖短，他以下這段回憶卻道盡當時從中國帶來的警察作風： 「（攤販）一遭取締，東西被沒收，秤子當場被折斷，令人不忍」「人家在賣煙，一群人（警察）過去把煙架打翻，香煙、現金沒收，人帶回派出所來。結果，好的菸留下來（警察）自己抽，剩下來的便用腳踩爛。抓私宰時，把沒收的豬肉拿回警局，大家就分一分帶回家吃。」 這樣的警察作風，果然在翌年一次取締私菸的衝突中，引爆二二八事件。 洪一峰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一幕，他回憶說： 「二二八，像我這年紀的人都看到、經歷到，也感受到了！」「那時街上槍聲『砰砰磅磅』，家人叫我躲在床下不許動，但是鄰居有人從床下貝拖出來，在門口就被槍殺了。崛江町那邊三、四個青年，只在屋前說說笑笑，沒做什麼壞事，三更半夜就一個個被抓上卡車載走，沒有回來。隔壁一位青年，清早被叫起來，走到大廳，就『砰』一聲，當著母親的面被打死，她是家裡的獨生子！祖師廟口幾棵樹，我親眼看見樹下伏著三、四具屍體，用草席蓋着。」 五〇、六〇年代兩蔣威權統治的政治輻射，也籠罩在洪一峰的演藝生活： 有一次，洪一峰成立的「小鳳歌唱團」在西門町大世界戲院對面的圓環表演，正在拉小提琴的洪一峰被一位氣沖沖的警察走上來拍他肩膀說：「政府要反攻大陸了，你還在這裡唱歌！」表演被迫中止；有一次在嘉義演出，台下一群高中生對洪一峰嚷著：「唱國語啦！唱國語啦！」；又有一次，一位退伍軍人跑到後台找洪一峰，盛氣凌人打他一個耳光，質問「為什麼不唱國語？」 （以上摘錄自李筱峰「序李瑞明著《寶島歌王洪一峰和他的時代》」）   

  三立電視台的董事長林崑海過世，刻正投奔專制中國的邱毅發文指責林崑海辦三立電視台鼓吹台灣本土立場是在沈淪！ 到底誰在沈淪？ 我們先回顧一下邱毅還在台灣當立委時的言論。先看他以前是怎麼反共。2003年4月邱毅在立法院說：「我們還被中共阻撓，無法加入WHO的組織，WHO的網站甚至將台灣列為中國大陸的一省（及SARS感染區）」，邱毅並呼籲「朝野必須共同重視台灣的主體性」、「我們要排除萬難，破解中共對我們加入WHO的阻撓」、「我們和中國大陸可以在經貿，甚至別的議題上合作，但無合併的可能」（詳見2003.4.4 立法院院會紀錄）；2004年時逢六四天安門事件15週年，邱毅發言：「六四已經過了15年，我們無法忘記15年前的今天，中共用殘暴手段對付他們人民、手無寸鐵的學生。我們嚴正的譴責中共暴力及反民主。可是我們更擔心的事六四的幽靈重現台灣。」（見立法院院會紀錄）；到了2009年邱毅在批評當時時任國策顧問身兼海基會副董事長的許勝雄出席中國國慶時，這樣開砲：「我是覺得媚共也不需要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參加了這個國慶就把你所享有的中華民國職務辭掉。」 曾幾何時，邱毅媚共媚成這樣： 2019年邱毅在中國的電視節目談話，用清帝國施琅收復台灣做比喻，說「統一是必然的，統一是必須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並反問「（台灣人）不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難道你要（武統）一國一制嗎？」；202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時，他在微博貼出如下的賀詞：「新中國70歲生日，我留台灣為祖國統一奮鬥。為閱兵典禮壯盛軍容 習近平振聾發聵感動不已」；2021年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北京舉辦年會，由背叛台灣的黃智賢主持，問邱毅「兩岸是否有和平統一的機會」時，邱毅宣稱，台灣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選舉、民粹、國際、利益、政黨、文化等八個和平統一的障礙，因此，「無壓力下的和平統一已經沒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視為另一形式的和平統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統開始，和統結束」；2021年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時，邱毅更說：「我堅信兩岸統一很快會到來，民族復興將使中國更加強大。」邱毅強調，他小時候常常念到一句話「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時不以為意，覺得就是口號而已，但現在竟然真的見到了。邱毅認為，做為一個中國人，他「為祖國感到驕傲，也充滿著澎湃的情感摯愛。」看到現在邱毅為武統台灣而諂媚中共至此，我們真該用他以前的話來回應他：「我是覺得媚共也不需要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誰在沈淪？就是這位當年揚言反共，現在卻投共媚共的邱毅！自己沈淪，還罵人沈淪！

  我印象非常深刻，開學第一堂課就是「國父思想」，這是一門必修課，非選不可。但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門政治宣傳的課，如同高中時代的「三民主義」課程的延伸。對於這種國民黨的政治宣傳課，我當然不會認真（但是我沒有鄭南榕的勇氣，拒絕修課），因此我選擇教室的最後一排位子坐下。 課一開始，任課的張姓教授開始吹噓這門課的重要性。想起高中時代的「三民主義」課程，可以將一個明白揭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孫文，說成「反共」思想家，我就不相信這位「國父思想」的先生敢將「國父」思想還原真貌？ 這位張教授講了十幾分鐘，了無新意。正當我有點昏昏欲睡之際，教室後門傳來腳步聲，原來是一位女同學姍姍來遲。但是聽得出她的腳步聲是急促的。 說也奇怪，明明遲到，就坐在後面座位就好，可是這位女同學卻偏偏走到最前面的位子。就在她從後門走到最前座的當下，我看到她的臉龐，剎那間，我忽然一陣訝然，這位女同學似曾相似，好像在哪裡見過？我再定神一看，啊！怎麼長得那麼像我媽媽年輕時的樣子！她名叫陳寶玉。 六年後，她成為我的妻子。

郭正亮在電視上批判民進黨外交政策全面倒向美國，是亞洲國家唯一倒向美國的。 我懶得反駁他，只想問： 1.難道要倒向中國嗎？ 2.你怎麼不退出民進黨加入中國國民黨？   陳彥斌 這個人早該離開民進黨，加入國民黨了。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   Aven Chen 真的令人搖頭的政治撈仔！   江冠明 郭正亮如果退出民進黨，就無法當政治名嘴，這個跟吳子嘉很像，每次講話，就要穿插「我是民進黨」來烘托行情！ 這些名嘴越來越像小丑，主持人要他翻跟斗搞笑，他一定馬上翻！  

這樣的黑金家族，在正常民主國家早就被唾棄了！但在台灣，不僅被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國會議員，還有八萬多的民眾力挺！ 台灣還有這麼多愚昧無知、是非不分、墮落沈淪的民眾！ 我們不要為「雙林雙贏」而太滿足，這群是非不分、愚昧墮落的民眾，今後仍是赤藍集團亂台滅台的後盾！ 能無惕乎？

    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對台灣與中國有啓發作用。示意圖／擷自網路，民報合成   美國獨立前的北美十三州，原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移民多來自英國。1620年11月11日的「五月花」號載來英國的清教徒移民，及其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為一個半世紀之後的美國獨立建國埋下歷史的伏筆。這份公約成為美國日後無數自治公約中的首例，它的簽約方式及內容，暗示了許多民主的信念：「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思來決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強權來決定管理。」在此開創了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結構。一個半世紀之後的美國獨立建國，就是建立在這個「自我管理」的基礎上。 說到自我管理，我想起以下小故事： 有一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的老兵，在美國獨立的數十年後，接受一位歷史學者的採訪。 「您們當年拿起武器參加革命，一定是為了反抗不能忍受的壓榨？」 老兵驟著眉頭回答：「壓榨？我並沒有這麼感覺。」 歷史學者有點詫異：「什麼？您沒有感覺到印花稅法的壓榨嗎？」 「我從未看到過那些印花啊……老實說，我並未在這上面付過一文錢。」 「那您一定是不滿當時的茶稅？」 「我從來不喝茶，茶稅於我何有哉？」 「那麼﹐我想您一定是讀過洛克(John Locke)﹑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有關自由的永恆原理了？」 「我不知道您在說誰。」 歷史學者有點不耐煩了：「究竟是為了什麼，您去打獨立戰爭？」 老兵不急不徐說：「弟台，我們去打那些穿紅制服的人﹐是為了這個：我們一向是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就是要這樣，但他們不認為我們應當是這樣。」 這套「自己管理自己」的哲學，不僅是美國獨立建國的立國精神，也成為近代以來人類建立現代國家的普遍價值。 美國獨立運動中有一本大約50頁的手冊，叫做《Commonsense（常識）》，作者叫潘恩（Thomas Paine）他在書中系統論證了北美洲十三個英國殖民地獨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美國重要的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在為《常識》再版的序文中曾說：「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獨立，並不是做為一個美國人，侷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做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潘恩曾經和另一位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有過這樣的對話： 富蘭克林說：「何處有自由，何處就是我的祖國」 潘恩回答：「我的祖國，正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 兩人的切入點不同，但都為美國的獨立建國的基礎—民主自由，提出了詮釋。 富蘭克林的父親出生在英格蘭，後來移民北美洲波士頓。富蘭克林是在波士頓出生，用當前台灣的用語就是「外省第二代」。他有關電的實驗，及發明避雷針，極為著名，曾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若照台灣的一些「高級外省人」的心態，富蘭克林應該全心效忠英國，但是他卻投入美國獨立運動。富蘭克林從事美獨運動時，他的兒子質問他為何背叛英王，氣得富蘭克林將兒子趕出家門，要他想通了再回家。 以上富蘭克林的例子，也說明着「國家認同轉變」的過渡時期的現象。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在首倡獨立建國時，支持獨立的民意並不高，大約只有19％而已，當年連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剛開始也沒有獨立的意識，還自認為是英國皇家的軍官，但是時勢一到，潮流一來，一念之間，竟讓他成為美國獨立建國的領袖。獨立建國的支持度也扶搖直上，沛然莫之能禦！ 英國曾派兵鎮壓美國獨立戰爭，但是最後武力解決不成，反而放棄武力，成為第一個承認美國的國家。1776年美國簽署獨立宣言示意圖／擷自白宮flickr、維基百科，民報合成   美國宣佈獨立固然引起英國派兵鎮壓，爆發戰爭，但是最後武力解決不成，英國反而放棄武力，成為第一個承認美國的國家，而且同文同種的英、美兩國，最後成為在國際上相互支援的最友好國家。 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對台灣與中國真有啓發作用。 常聽到中國及台灣內部的中國黨辱罵台獨主張者「數典忘祖」，質問「難道忘了祖先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嗎？」要回答這個愚蠢的問題，剛好可以用美國的範例回答，美國獨立之前，他的人民不也是大部分從英國來的嗎？美國的祖先從英國來，和台灣人的許多祖先來自中國（新加坡75％的華人的祖先也來自中國）不都是一樣的道理嗎？都是因為在原鄉無法存活，而另闢新天地。人類的國家發展至今，同文同種並非必然要同國。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這些講英語的國家，其多數國民都有相同的血緣或相同的文化來源；日耳曼族的人，可能是德國國民，也可能是奧地利或瑞士國民；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也有很多國家，沒有任何一國的人「數典忘祖」。 況且台灣人的祖先，也不盡然只來自中國，如果真要論祖先，許多台灣人的祖先，不僅有來自中國者，也有在地南島民族。從事台灣人血緣研究的林媽利醫師研究指出，約有80％的台灣人混合有東南亞民族（南島民族）的血緣。彭明敏教授和我都曾經由林媽利醫師的檢驗，確知都具有平埔族西拉雅人的血緣，我的血統中甚至和印度的Tribal peoples有關。（詳見本書第2章）台灣人民的血緣多源而且複雜，請問我們建立自己的國家，到底數什麼典？又忘什麼祖？ 「統」派又說，搞台獨必然引來中共武力犯台，如同美國獨立時必然引來英國的武力鎮壓一樣。這個史例，不能只看一半，如今回顧美國獨立運動史，英國的武力鎮壓真是多此一舉，最後英國放棄武力承認美國獨立，反而建立起兩個友好的兄弟之邦。中國及台灣內部「統」派何不以此最後結局為典範，趁早放棄武力，讓台灣與中國和平共存，建立起兄弟之邦的關係，經濟互惠、文化交流、共創雙贏，何樂而不為？ 致於說到獨立建國的民意度，原本只有19％支持度的美獨，不經數年就真正獨立建國。如今台灣主體意識的民意度已經過半，而且是「事實獨立」於中國之外，豈有不能獨立的道理？但與「美獨」相較，阻礙獨立的最大不同是，美獨沒有像台灣內部這樣「內神通外鬼」的中國黨政客集團、紅頂商人，和一些吃中國奶嘴的媒體。今天，如何抵擋、抗拒甚至瓦解這些「內神通外鬼」的勢力，是台灣有無前途的最大關鍵！ 最後，容我們援引上述胡克為《常識》再版所說的話，套用重申如下：「我們之所以投入台灣獨立，並不只是做為一個台灣人，侷限在為台灣的利益而已；而是做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堅信為台灣所做的努力，就是在為中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壽星之一：文學家、英語教育家柯旗化 「請不要燃放鞭炮 鞭炮聲會使我發狂 我的兒呀！ 我的心肝兒 那一天 你雙眼被蒙住 全身被綁著 在一陣槍聲中倒下去 鮮血染紅了故鄉的土地」 —柯旗化詩〈母親的悲願〉 這首詩是政治受難者詩人柯旗化（筆名明哲）紀念二二八事件中死難的同學余仁德及諸先烈的詩作。 柯旗化，臺灣文學家及英語教育家。1929年的今天出生於高雄左營。戰後目睹來台接收的中國國民政府的腐敗，軍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殺無辜，因而主張臺灣獨立，且被懷疑思想左傾，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兩度入獄，坐牢共計17年。17年的黑牢煉獄讓他寫下了嘔心泣血的回憶錄《台灣監獄島》。另有小說集《南國故鄉》及詩作《鄉土的呼喚》、《母親的悲怨》，為苦難的台灣人歷史作了良心的見證。他的《新英文法》，曾經是眾多青年學子學習英文的參考書。 壽星之二：台灣音樂家蕭泰然 「咱攏是出外人，對遠遠的台灣來，雖然我會講美國話，言語會通心未通；咱攏是出外人，在遠遠的台灣彼，有咱的朋友與親人，不時互相在思念......」—蕭泰然填詞《出外人》 「金銀我攏無，只有將我所有的給您─就是我的音樂！」這是蕭泰然在2009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時的一句話。這位被國民黨政府禁足於海外十多年不能回鄉的音樂大師，一生用音樂奉獻給他所鍾愛的台灣。《一九四七序曲》是蕭泰然為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創作。創作途中他曾因主動脈瘤破裂一度命危，緊急手術後他繼續完成此作，曾在國際演奏，感動國際；《台灣翠青》（鄭兒玉詞）的旋律，扣人心弦，幾乎已被內定為台灣國歌。這位為台灣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音樂大師，於1938年的今天出生於高雄鳳山。他集鋼琴家、指揮家、作曲家於一身，一生致力於將台灣本土音樂與西方音樂融合。 壽星之三：自由主義歷史學者張忠棟 「台灣處於轉變的時刻，一切急待除舊佈新，領導人物必須以救贖的心情，勇於面對歷史的錯誤，糾正歷史的錯誤，然後才可以希望一切力量再生…」—張忠棟 1991年9月，一位已經罹患肝癌的「外省」教授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100條的行動，在靜坐示威中，他被警察強行抬走。翌年，刑法100條終於做了修訂。台灣有了更進一步的民主化。這位參與民主運動的教授就是張忠棟。 張忠棟於1933年的今天出生於中國漢口，1950年來台，就讀高中、台大歷史系，獲台大史學碩士後，留學美國獲密西根大學博士，回國任教台大歷史系、及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張教授學術著作以《胡適五論》最著名，但他不是在象牙塔內孤芳自賞的學者，從他的《大學教授的言責》、《鄉土、民族、國家》、《政治批評與知識分子》、《一年又一年》等文集，即可窺見。以自由主義的精神，他投身民主運動。 張忠棟原本無台獨念頭﹐但是隨著時過境遷，身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他，於1980年代開始省識時潮而蛻變。1991年8月加入民主進步黨，並積極參與是年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研議﹔1990年底參加「台灣教授協會」創會，建議將原擬的創會宗旨「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中的「認同」用改成「促進」，才夠積極。1992年4月21日的「總統直選運動」中，張忠棟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口號。同年8月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後改名「『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1997年夏，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修憲，他毅然退出民進黨。 他是率直的知識份子﹐不愛奉承別人，卻又平易近人﹔不偏激躁進，卻又堅持原則﹔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變，也有所不變，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壽星之四：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dward Forster） 「英雄崇拜是一種危險的惡習，而民主政治的一點好處，就是不鼓吹這種惡習，不製造無法駕馭的『偉人』。」 「老齡和老化，要避免混為一談，老化是一種情緒，會在任何年齡侵襲我們。」—佛斯特（Edward Forster） 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dward M.Forster）生於1879年的今天。他是一位反對種族歧視的人道作家。其代表作《印度之路》控訴英國對印度的殖民與不平待遇。

  江冠明透過文學與歷史對話——江冠明《跟著風往前走》。圖／李筱峰提供、擷自江冠明臉書，民報合成   2020年的歲末，武漢肺炎的疫情仍肆虐全球，北台灣更遭逢寒流侵襲。我在12月30日的臉書上寫了以下的感言： 「在生活中，我一向不喜歡隨眾趕流行，我是一個「大家都怎樣，我就偏偏不怎樣」的人。例如，一般人買東西，一定要選名牌，我就偏偏不買名牌。如果人人都只買名牌，那不就告訴那些新創業的人你們別想活吧？再例如，要過年了，許多人就非聚眾跨年不可，毫不在乎疫情。我偏偏就要一個人躲在家裡讀小說。而且人家讀小說，就一定要選所謂「名家」的小說來讀，但我偏偏就要選江冠明的小說來讀。怎樣？江冠明的小說，會輸給「名家」嗎？你們沒讀過怎麼知道？」 在跨年之夜，我一個人躲在家裡讀完江冠明的書稿《跟著風往前走》。 冠明兄的作品，是詩，是散文，也是小說，更是歷史。 冠明全書的大部分文章，隨便挑一段起來讀，都像是一首詩。 書中每一篇的行文，又都是優雅的散文，其中〈跟著風往前走〉還得過聯合報的散文首獎。 書中更有小說的想像，如〈遇見花岡一郎〉、〈戰地日記〉、〈奔向前方〉。 總之，全書涵蓋報導文學、散文、小說等手法，是幽美又浪漫的文學手筆。 而這些幽美又浪漫的手筆，則都圍繞在一個歷史事件的軸心，那就是霧社事件。 說到歷史，我不期然想起我當年在歷史研究所的往事。我初入史研所時，我選修張玉法教授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初上課不久的有一天，張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說：「筱峰，你文筆太好，不適合寫歷史！」此話一出，全班一陣笑聲。一個學期下來，有一天張玉法老師又宣布：「筱峰現在的文筆，可以寫歷史了。」張教授的話，是褒還是貶呢？其實老師的意思無所謂褒貶，他是要告訴我們，史學論文的書寫不要用華麗的辭藻，不需要澎湃的感情，要盡量以無顏色的中性文字來論述，當然這是就歷史論文而言。 張老師的話，讓我想起斯賓諾莎的一句話–「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 從「文筆太好，不適合寫歷史」到「現在文筆可以寫歷史了」的過程，我克制了許多感性與情緒，完成畢業論文。然而，寫完論文，我彷彿還是骨鯁在喉，無法表達我的內心世界。 面對歷史，並不是都要用冷酷的論文形式去處理，那會顯得無血無肉。歷史如果不能拿來和現實對話，歷史的價值會減損很多，歷史也就很難發揮固結人群的作用。 試看江冠明在書中透過一位泰雅青年的話，讓歷史與現實對話： 「你看我的祖父站在莫那魯道旁邊，他穿著傳統衣服跟日本人作戰，我的父親穿日本軍服唱日本歌跟中國人、美國人作戰，我穿的中國軍隊衣服，我們三代穿不同國家衣服唱不同歌謠有不同語言的名字，為不同族群作戰，有趣吧！」 這段古今對話，足發人深省。 再說，所有的歷史課題並非都有一手的直接史料來幫我們佐證，在遇到史料「不足徵也」的時候，就要有設身處地的想像去做歷史解釋。冠明在〈遇見花岡一郎〉的作品中，發揮了極富創造力的想像，雖號稱小說，卻給史家提供了極好的「設身處地的歷史解釋」。文中，冠明說：「彷彿陷入謎咒的夢境，我開始沈思花岡一郎與二郎生前最後幾個小時的世界，有如小說家和編劇虛構一段故事情節，虛擬劇中人物的風格和思想。我發覺，花岡一郎的死，是困惑人類歷史的謎題！也是讓意志與意識迷亂的課題。」 在〈遇見花岡一郎〉中，冠明替花崗一郎的角色與心境，做了歷史的詮釋： 「花岡一郎充滿知識青年的活力，在西式教育的啟蒙中，他渴望越過層層疊疊的故鄉山巒，奔馳向新世界的原野。這是我對花岡一郎青年生命的想像。」     「 自從考上台中師範，成為霧社地區泰雅族人的模範生後，他的榮耀已經蒙上命運的坎坷。日本人把他當做是馴化原住民的指標，他一步一步邁向宿命之路，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歸鄉路。當他從台中回到埔里，越過眉溪一步步走回家時，花岡是不是這樣想呢?他的認同如何呢?是臨終前的回憶?也許是，也許 不是。這一切也許只是我的想像、我的夢罷。」 這些文字出現在冠明的「小說」中，何嘗不是歷史家應有的想像與歷史解釋？ 誠如冠明所提出的： 「霧社事件的內部過程，有許多空白讓我無法思考推測。透過想像力，產生小說情節般的幻想，如果我是作家，想像我是莫那魯道，我的抉擇是什麼？戰！還是不戰！要戰會戰到什麼情況！全滅！無退！」 這不就歷史研究者應有的「問題意識」嗎？冠明竟然在「小說」中替歷史學者進行「大哉問」。 冠明在小說中安排了一段在戲劇課堂上的話：「關於歷史事件的真假就讓歷史學者們去研究。今天課堂主題是，我們是否能找出台灣悲劇的原型。」其實，這種Q&A，何嘗不是史家在追求史實的真假之後，也應有的企圖？ 在《跟著風往前走》全書中，江冠明要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那就是霧社事件中的「死亡哲學」。 對於花崗一郎、二郎的自殺，冠明問： 「在事件發生過程中，他們被雙方視為敵對者，淪為仇恨殺戮或誤會的對象。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霧社事件大變動中，他們沒有多少其他可能選擇的機會呢?至今，沒有人追問花岡二郎一家二十一口集體上吊的悲劇景象，究竟給我們什麼樣的反省呢?花岡一郎全家的死，會只是「無奈」而已嗎？」 冠明回答說： 「他們毅然選擇自殺，用生命承擔時代歷史給他們的評價，這是超越悲劇的沈重抉擇。」 關於霧社事件的主角莫那魯道，我曾在數年前以〈莫那魯道VS.武士道〉為題的文章，有如下的敘說：「......莫那魯道曾經在大正初年被安排到日本本土去參觀，他見識過東京的現代化，看過日本的軍校與軍事設施，他知道日本的實力。可是他為何敢帶領族人對日本在地的官憲如此痛下一擊？他不是在搞革命，他們是在外來政權的高壓殖民統治下，受盡屈辱、受進蹂躪，忍無可忍，最後將生命豁出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其沒有尊嚴的活，不如莊嚴的死。在我看來，事件中充滿著「死的哲學」，他們讓欺負他們的日本官憲血濺司令台，但在敵不過日本的高砲、機槍與毒氣之下，他們選擇死亡，不受日本凌辱。他們群起上吊在樹上，去和他們的祖靈契合；花崗一郎以切腹、花崗二郎以上吊，解答了他們兩難的角色；莫那魯道最後進入深山上吊，讓日本人耗費時日才找到他的屍體。這些死亡的哲學，顯然不是曾被後藤新平譏笑為『怕死、愛錢、愛面子』的一般平地人所能了解。日本武士道中，也有一套的死的哲學。但是武士道，碰上了莫那魯道，顯然遜色了！」 霧社事件中的死亡哲學，委實讓武士道的日本人驚訝，誠如冠明在書中的一段敘述： 「第一次霧社事件中，曾經有一個家族集體在一棵樹上吊，不論男女老弱婦孺將整棵樹壓到快要扭斷，日本軍警見狀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當然，霧社事件對日本的反抗，也許不只導因於生活的備受壓迫，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的Gaya受到日本統治當局的破壞，冠明在書中也有注意及此。 〈誰的歷史〉是全書之中唯一不是詩、不是散、不是小說的一篇論述，卻是很有反省能力的史學論述。冠明點出一個重要的癥結： 「台灣史學界並未像國外歷史研究，用多元後現代角度去詮釋歷史，還停留在國族主義的思潮，因此在所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一貫思想下，霧社事件被納入在中國國族神話中...」。 我想起了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於1953年在霧社建起莫那魯道紀念墓園。 牌坊上的對聯「永勵黄魂」的字句，充滿著國民黨式的國家圖騰和大漢沙文主義的色彩。莫那魯道還被改了漢姓「張」，被稱為「張公」。歷史被如此操弄！ 冠明跳出黨國史觀，跟著泰雅青年跌莫等人上山深入霧社等地，誠如他的肺腑之言： 「我感謝跌莫讓我走出書本和檔案的資料世界，跟隨他的腳步腳印，透過身體透過感覺去認識泰雅族人的生命意境，短短二三天，讓我學習泰雅族人穿越森林的腳步，深深感受『風的民族』 的生命律動。」 我也要感謝江冠明兄寫下這本亦詩、亦散文、亦小說、亦歷史的作品。斯賓諾莎那句「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我要改成「也笑，也悲，也怒，更是理解」，這是我在寒流之中，跨年之際，讀完冠明全書的心得。 莫那·魯道銅像和後方的霧社抗日紀念碑。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