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晚間，有幸在政大山上宿舍山居活動中心聆聽蔡焜霖先生演講「少年書呆子牢獄之歌」。蔡先生是政大老師蔡炎龍的父親，在戒嚴時期蹲了十年的黑牢，演講中他提到了監獄的政治犯被槍決前的最後一段路上，眾獄友會齊唱〈安息歌〉做為送別。蔡先生現場唱了這首歌謠，聲音如泣如訴，讓現場不少同學掩面拭淚。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萬仁導演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結尾，主角在六張犁亂葬崗中找到當年死難的同志，背景音樂悄然地揚起了這首〈安息歌〉，象徵著那個年代下，飄盪在旋律之中的槍聲，迴旋在樂章中的亡魂。 〈安息歌〉也讓我想起兩個一甲子前的年輕人。傅如芝，一九五○年代新竹女中的學生，因參加「讀書會」與接觸「左翼思想」，被槍決於馬場町，結束了二十三歲的花樣青春。許席圖，一九六○年代政大法律系學長，被指控「顛覆政府」而入獄，嗣後遭到刑求而發瘋，精神始終未癒而至今日。當年這兩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原本可以飛揚青春的歲月，卻遭到威權政府的「趕盡殺絕」，一位永遠無法從刑求磨難中走出，斷送了人生前程；一位則慘遭處決，鮮血汩汩地滲入你我腳下的土地。 但時至今日，我們忘記了〈安息歌〉，也把許席圖、傅如芝遺忘在歷史的小角落，而加害者的銅像卻仍然巍然地安坐四處，包括政治大學圖書館及後山。在我們模糊的歷史認識之中，知道白色恐怖是一個時代的慘劇，卻無法或不敢道出造成這一起慘劇的元凶，不敢直指誰需要為那些政治受難者的悽慘遭遇負責，更不敢正視加害者—蔣介石的歷史定位。 今天，政大願意就「蔣介石銅像」的存留進行討論，表示政大對於歷史的認識與學習邁出第一步，而願意重新評價蔣介石「應得歷史定位」；但對於歷史的認識，豈止是政大需要，只要台灣社會仍然奉「人權」、「自由」以及「民主」為圭臬與核心價值，我們都需要去了解與認識「白色恐怖」，不要讓受難者的名字從風中逝去，才能將〈安息歌〉淒涼的旋律，重新譜成轉型正義的樂章。 （作者就讀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政治大學近日重新討論，校內兩尊蔣介石銅像的存廢問題，再度引起對於「轉型正義」的討論。「轉型正義」係指民主化後，對於過去威權體制下的人權迫害行為，社會的面對與理解，發現過往歷史的真相，辨明政治與歷史的責任歸屬。譬如南非過去曾因種族隔離政策，而對於非白人有諸多壓迫與欺凌，於是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將迫害人權的資料公諸於世。又如韓國在民主化過程中，曾發生流血鎮壓的「光州事件」，民主化後，韓國通過特別法，並審判當時的獨裁者全斗煥，甚至將他打入囹圄之中。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蔣介石為掌握其政權與權勢，高壓統治台灣人民，罔顧人權，「白色恐怖」的幽魂飄盪數十年。人民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敢說話者，輕則打入大牢，重則喪命馬場町之上，這是台灣歷史中，最灰暗的一頁，更使蔣介石很難與「人權破壞」、「毀憲亂政」及「白色恐怖」脫鉤。   社會中或有一股擔心的聲浪，擔心遷移銅像會重啟「省籍衝突」的意識之爭。實際上這是杞人憂天之慮，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本身和省籍無關，而是軍事獨裁下的「政府暴力」，至於會產生成為「省籍衝突」的論述，完全是一個歷史的「錯誤印象」。況且台灣的年輕一代，根本已經不分畛域，沒有省籍情結，既已無你我之分，何來所謂「省籍衝突」？   美國哈佛法學院的院徽上，有奴隸主家族的家紋，但在二○一六年時，由院務會議決定廢除，因為哈佛法學院師生認為，這種圖騰與他們所堅持的價值有所違背。哈佛大學學生組成 Royall Must Fall 的組織，推動校園開始討論「蓄奴主」與「院徽」，爾後再透過師生共同參與的小組與委員會，針對這一個議題，進行深入地討論與研究，然後做成決議。   政治大學雖然將蔣介石銅像議案委予學校所設之「銅像委員會」處理，但必須思考的是，全校師生的意見是否能有效進入委員會中？是否能有真正的討論與研究？如果只是形式上的「委員會」，其決議是否能代表政大多數師生所做的價值選擇？   台灣社會既然以自己的「自由」、「民主」與「人權」自豪，我們不允許納粹圖騰在這裡出現，如果這樣，蔣介石的銅像能夠存在於大學之中嗎？這究竟是一個充滿「歷史文化」的代表，還是「反人權」的圖騰？看看哈佛法學院所做的價值選擇，反思我們對於蔣介石銅像的態度，不僅考驗著政治大學，更考驗著台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   （作者就讀政治大學法律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