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上週三在中常會上宣示，將儘速推動該黨「黨產歸零」，並與黨產會重啟協商，以免黨產問題不斷「成為特定政黨取用不盡的政治提款機」。江啟臣並欽點了他心目中「黨產歸零」的兩個捐贈對象：勞退基金和公務人員退輔基金。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今表示，國民黨將與黨產會重啟協商，並依照過去全代會決議，要將剩餘黨產全數捐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及「勞退休基金」或是其他公益單位。（記者塗建榮攝）     老實說，江主席漂亮門面話的背後，其實刻意隱藏了不少貓匿。首先，國民黨自二戰結束接管台灣以來，長期占用掠奪大量的國有及公有財產，這其中包括難以計數的土地、房產、資財，甚至是市場上排他性之獨占經營權。如今在面對黨產條例所賦予公權力調查及清算的壓力下，突然間提出「黨產歸零」的訴求，而且歸零方式還由國民黨說了算，天下有這麼便宜的和解條件嗎？ 曾經領導南非轉型正義任務的屠圖大主教的名言：「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懺悔就沒有寬恕」，當黨產會花費四年時間試圖拼湊如迷宮一般的國民黨黨產真相時，江啟臣一句「黨產歸零、捐做公益」，究竟想得到誰的寬恕？ 其次，國民黨在黨產會所舉辦的歷次聽證會上，經常拿出來卸責搪塞的理由是：當年戒嚴時代，有特殊的時空背景。言下之意，兩蔣在1950年到1988年的統治，不應該以今日的憲政常軌來苛責。可是中華民國憲法不是1947年12月就開始施行了嗎？當國民黨持續以「特殊時空環境」的理由當作遁詞時，事實上已經默認了蔣介石、蔣經國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長期違背憲政規範及政治倫理，甚至違法亂紀，敗壞國家體制。試想，要不是蔣介石私心自用，硬是在1960年修憲三連任，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會搞成「家天下」的光景嗎？ 吳國楨早在1950年代就看穿蔣介石的為人：「愛權之心，勝於愛國」，蔣介石不僅愛權，甚至還安排父死子繼，以便蔣家世代享用國家名器。正是基於這一分私心，臺灣長達四十多年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有憲政之外衣而無依法行政之事實。而且為了貫徹這分私心，蔣介石必須豢養一個包山包海的政黨，拿國家的資源哺育壯大黨的規模和控制力，包括在半個多世紀的地方選舉中投入源源不絕的黨產，籠絡地方派系。等到派系取得地方政權，回過頭來再拿公有資源回饋給包山包海的政黨。這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惡性循環，自1950年代初蔣介石成功建構出這一政治怪獸以來，台灣的選風敗壞、賢能道消，歷經半個多世紀仍難以恢復。 我不相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甘於忘卻或無知於這些真相，只求與江啟臣所領導的國民黨，喝一杯和稀泥的大和解咖啡。 黨產會副主委施錦芳講的含蓄：「要弄清楚脈絡」。弄清楚脈絡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七十多年來黨產的來龍去脈搞清楚，這裡頭不止是登記在國民黨名下或黨營企業名下的財產而已，還包括一切附隨組織名下的財產。而且不止是2020年還在這些團體名下的財產，同時還應該弄清楚那些從1950年代到2016年黨產會成立之前已經化整為零或五鬼搬運處理掉的黨產，這是黨產問題的另一關鍵貓匿。沒把這些遮遮掩掩的無數爛賬算清楚，所謂「黨產歸零」只會是一塊政治遮羞布而已。 沒有真相就不會有和解。請讓我們牢記屠圖主教的教誨。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灣生回家》紀錄片以幾位灣生日人的尋根故事，近兩年來感動了不少台灣觀眾，而其深層的政治意涵，更直指台灣殖民記憶的再形塑。這一種對日本五十年殖民歷史的重新理解，在2007年《海角七号》熱映之後，隱然形成一種庶民社會的思想流行，在魏德聖接下來的作品《賽德克．巴萊》與《KANO》加碼下，《灣生回家》是此一社會現象的再次影像展現。二十一世紀台灣人對殖民歷史的反省，竟呈現為一種對殖民經驗的懷舊和眷戀，多少令人詫異。陳宣儒小姐假冒灣生日人後裔事件，單純以促銷手法或入戲手段來解釋仍嫌不足，在潛意識的層次，陳小姐所假冒的日本血統，讓觀眾與作者本人同時被某種虛擬的台日血緣臍帶所催眠。二戰結束七十年的今天，台灣人的歷史尋根之旅，究竟是通往「去殖民」之路？還是回頭建構對於殖民記憶的美好想像？是必須嚴肅且認真對待的問題。 喪失「祖國」的認同 其實日本學術界早已注意到這個現象，研究台灣史權威的東京大學前教授若林正丈，把對於殖民記憶眷戀不已的這一群台灣人，稱作「日本語人」，他們並非日本人，而是講日本語的台灣人。之所以造成台灣人在後殖民時代仍繼續擁抱殖民記憶，在於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的「比較殖民」經驗。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人，見識到中華民國政府的野蠻鎮壓，以及後續兩蔣政權的高壓統治，頓時喪失了對「祖國」的認同。這種長期的認同喪失感，在黨國威權統治的桎梏鬆綁之後，很快地在歷史論述的轉型過程中，凝聚成一種對於日本殖民記憶的重新想像。如果把日本對台殖民政策中同樣的高壓統治、不平等的法律位階、歧視性的教育文化政策、剝削式的經濟開發模式都視為無物的話，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帶來的科技進步、交通建設、社會治安、公共衛生、道德秩序，確實也挺迷人的……，不是嗎？  即使二戰結束已超過七十個年頭，但實際上台灣本土社會從未真正經歷去殖民化的洗禮。當然，蔣介石政府為台灣帶來中國模式的去殖民，這是強迫的、代位求償式的去殖民，透過將日本神社改成大大小小忠烈祠，將皇軍登陸台灣紀念碑改成抗戰勝利紀念碑，將日治台灣史簡化為台灣人抗日史種種手段，塑造了一個虛假的去殖民過程。而事實上，庶民社會中的台灣人，依舊眷戀於殖民記憶的美好，念念不忘於七十年間無法寄達的多封情書……。然而衡諸史實，與其說《海角七号》中的台日苦戀是一種擬真的歷史情境，還不如說反映出後民主時代台灣人對於殖民經驗欠缺反省的認同迷失。  灣生們的生命史是真實故事，從他們的尋根之旅，我們學到人性深處情感與鄉愁，跨越國界與政治。然而在另個台日血緣的騙局裡，我們須意識到當台灣人試圖將自身集體記憶轉化為歷史書寫的過程中，尋找主體性與一廂情願間的分界是如此幽微危殆且遍布雷區。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