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剩下不到一個月，相關新聞也佔據各大媒體及網路論壇主要版面。只是，九合一大選顧名思義就是九種地方選舉一併舉辦，但除了眾所矚目的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還有另外七種選舉，分別是直轄市議員、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長、區代表、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以及村里長。 姑且不論行政層級低於直轄市及縣市的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及村里，相較於作為行政首長的直轄市長及縣市長，作為民意代表的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同樣對地方發展與進步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議員選舉得到的關注，卻不符比例地少了許多。 別忘了年底不只有縣市長的選舉，除了選擇與自己理念最為接近，更要考慮到當選的可能、讓理念化為實際的可能！（資料照） 直轄市或縣市議員除了審查地方政府預算、自治法規、協調行政事宜……等等，在政黨政治下，一方面首長和議會多數同黨與否，很大程度地決定了首長的施政能否順利，另一方面也反映所在地選民的集體偏好與投票取向。 以上列舉的議員重要性，大部分都相當具體清楚，但，什麼是「反映所在地選民的集體偏好與投票取向」呢？ 眾所皆知，扣除新竹縣、台東縣及花蓮縣，台灣本島包含合併升格前的六都，每個縣市皆由藍綠兩黨執政過。然而地方議會打從地方自治選舉以來，多由國民黨包辦多數，即使罕有民進黨藉議員佔多數，也從未過半。一直到合併升格後的第二屆高雄市議會，民進黨拿下總席次66席中的35席，才創下民進黨在地方議會穩定過半的記錄。 這種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分別投給不同黨籍候選人的行為，在選舉研究中被稱為「分裂投票」。「分裂投票」除了違反直覺，更重要的是，它代表選民在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的投票取向，並非依循相同的邏輯。「分裂投票」的成因，其實與另一個現象接近，那就是「越基層的選舉，國民黨的得票率越高」。 例如在四年前民進黨大勝的2014年九合一選舉，全台7千8百多席村里長中，無黨籍佔超過三分之二的5千6百多席，而國民黨拿下近1千8百席，而民進黨只有390席。在民進黨壓倒性勝利的高雄市，里長人數還是硬生生少了國民黨1席。只有台南市，民進黨才以76席對71席，略贏了5席。 「分裂投票」和「越基層的選舉，國民黨的得票率越高」，這兩個現象的成因，無非是台灣社會經歷國民黨長達半個世紀的威權統治，黨國機器和社會產生的連結盤根錯節。解嚴後，即使因為台灣意識覺醒、加上追求公平、正義、清廉等價值，使得國民黨在中央與地方行政首長節節敗退，乃至輸掉國會多數。但在選舉人更少、與被選舉人關係更緊密的地方基層選舉，不僅是具體利益，包含親情、友情、人情等各種人際羈絆，皆更顯著地影響選舉結果，也成為國民黨威權時期留下的社會連結，可以有效動員的媒介。 換句話說，越基層的選舉，投票邏輯越是以人情連帶、甚至赤裸裸的利益分配主導，與現代民主理論預設的，以價值、理念、政策及施政能力為主要考量的邏輯，是不相容的。 如果依此將投票邏輯粗略分為理念政策型與人情利益型，那麼就不難發現較依賴前者的泛綠的、本土的候選人，在越基層的選舉，越難與較依賴後者的泛藍的、黨國的候選人競爭。 更致命的是，議員選舉複數選區的特性，使得理念政策型的選舉邏輯更不利。依賴人情利益的泛藍的、黨國的候選人，往往依循宗親會、宮廟、農漁會或其他社團，在選區內各自劃分地盤，彼此之間相安無事。相反地，依賴理念政策的泛綠的、本土的候選人，因為相對缺乏足夠的固定支持者，必須用理念與政策爭取跨過當選門檻的關鍵票數。為了競爭理念相近的選民，反而更容易同黨相互攻訐、同室操戈。 甚至，在小黨林立下，複數選區的議員選舉中，大綠小綠之爭，絕對比大藍小藍之爭更為激烈。也因此，作為選舉結果的議員席次，卻往往不能反映選區中選民重視台灣本土意識、重視公平、正義或廉潔等價值的比例。簡單地說，相近理念在激烈競爭之下，最後反映的聲量反倒縮小了。 因此，當大家走進投票所，投完縣市長選票後，在蓋下議員選票前，如果自己在意的是台灣本土意識，是公平、正義或廉潔等價值理念，那除了選擇理念最接近的候選人，更是要考慮手中這一票能否轉換為議員席次，而不是分散了本土力量的支持率。 當然，這篇文章並非刻意操作大綠小綠棄保，否則無須如此長篇大論。無庸置疑，民進黨提名的議員候選人，未必沒有從國民黨帶槍投靠、甚至被掃地出門或西瓜偎大邊的變色龍，這些人多半依賴傳統的人情利益多過現代的理念政策。其他的小綠，也不全是理念陳義過高、實踐能力不足的說說人。任何有關心自家選區的選民，應該都分得出來兩者的區別。 無論如何，本文只是提醒大家，面對多席次的議員選舉，除了選擇與自己理念最為接近，更要考慮到當選的可能、讓理念化為實際的可能！ （私人機構研究員）

風傳媒的主筆群之一呂紹煒先生，近日在專欄連番猛批綠能政策，先是誇大地說總統將綠能當做「信仰」，後又痛罵賴揆「夏天太陽能、冬天有風電」的說法是無知當幽默。對政府的監督批評固然是媒體人的天職，然而立基於詳實查證與堅固論述所做的報導與評論，與出於一己偏見乃至黨派立場而為的混淆與謾罵，兩者間的界線雖然未必一眼可辨，但對社會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 風傳媒的主筆群之一呂紹煒先生，近日在專欄連番猛批綠能政策，先是誇大地說總統將綠能當做「信仰」，後又痛罵賴揆「夏天太陽能、冬天有風電」的說法是無知當幽默。（網頁截圖） 最基本且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前能源政策的長遠目標是，綠能、燃煤、燃氣三者占比要達到20：30：50。也就是說，造成空氣污染疑慮的燃煤發電，未來比重將逐步下降到30%。然而，呂紹煒先生的文章卻將占比30%的燃煤和占比50%燃氣混為一談，且以再生能源發電效率低落為由，論證未來供電八到九成需要依靠「火力發電」，空污必然更加嚴重。 事實上，即使都是「火力發電」，燃煤與燃氣仍有極大的不同。依據空污研究的權威、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潔指出，以燃煤的台中電廠和燃氣的大潭電廠為例，兩者在2015年的監測數據顯示，每度發電台中電廠排放的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及原生性粒狀污染，分別是大潭電廠的582倍、3倍及105倍，且只要大潭電廠更新加裝脫硝設備，氮氧化物的差距還會擴大到15倍。由此可知燃氣與燃煤雖然都是「火力發電」，但造成的污染差距甚大，將目標占比30%的燃煤和50%的燃氣混為一談，根本是混淆事實、危言聳聽。 再者，無論是離岸風電或太陽能發電，台灣處於低緯度、季風帶的天然地理條件，屬世界上名列前茅。呂紹煒先生的文章，一方面強調太陽能發電的容量因子，也就是實際發電量與裝置容量的比例，「整年平均」只有14%，另一方面又批評離岸風電「夏天」的容量因子只有10%，用片面的數據扭曲解讀賴揆的「夏天太陽能、冬天有風電」。 太陽能發電容量因子只有14%的數據，已經是「整年平均」後的最後結果。呂紹煒先生卻在提到這個數據後，又反覆強調太陽能在晚上、在夏天的陰天也無法發電等負面因素，彷彿引導讀者14%這個「看起來」已經很低的數字，可能還會更低。但事實當然並非如此，14%的容量因子，就是考慮過上述所有因素，計算出來的「整年平均」。換句話說，這又是另一種混淆的話術，先提及「平均值」，再單方面放大整體中低於平均值的案例，營造負面觀感。同樣地，對於離岸風電，冬天60%以上的發電效率輕描淡寫，片面強調夏天無風只能使用火力發電，這也是類似的混淆話術，容筆者不再贅述。 此外，呂紹煒先生批評離岸風電多花9,000億元的指控，根本錯誤百出，簡直忝對其自稱「觀經濟、看數據」。首先，要建立任何具規模產業，其生產設備及相關連動的產業鍊，無一不需與其規模相稱的初期資本投資，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常識。風電產業成熟的歐洲，因為初期投資已經逐漸回收，所以電價也可隨之下降，這當然合理無比。 但對於正在起步的台灣來說，難道業者有可能將整套產業設備和人力用超能力原封不動地複製到台灣來？更何況，台灣今日必須付出相對高的成本，追趕外國的綠能基礎建設，難道不是因為馬英九主張的「以核養綠」，在過去根本只供養了「核」而完全忽略了「綠」？ 台灣今日必須付出相對高的成本，追趕外國的綠能基礎建設，難道不是因為馬英九主張的「以核養綠」，在過去根本只供養了「核」而完全忽略了「綠」？（資料照） 最嚴重的錯誤是，9,000億元這個數字完全是子虛烏有、憑空冒出。事實上截至目前，根本沒有開發商使用每度5.8元的躉購電價與政府簽約，因此也不存在躉購制度與競價制度的價差問題。更何況，躉購制度和競價制度本來就有不同目的，躉購制度本就是以較高的成本、確保相關基礎建設的建立，競價制度才是以壓低成本為主要考量。如今也證明，台灣的風電天然條件優越，開發商不需要躉購制度，也能以競價制度進行開發。每度5.8元的躉購電價只是備而不用的制度，連這個基本事實都沒有查證，就冒出9,000億元的損失，這難道不是瞎扯嗎？ 最後，再生能源不只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嶄新世代的思維。在以追求永續發展為目標的基礎上，改變的不應只有發電方式，更該包含對於能源的態度與想法。回到前面所提及的，太陽能發電「整年平均」14%的容量因子，乍看之下好像極度缺乏效率，但事實上，它一方面是較好與較差狀況間的平均，另一方面也代表人類必須順應自然，用更彈性的方式取得能源，逐漸取代短時間內看起來方便快速、效率極高，卻會對自然環境造成永久而不可逆傷害的能源方式。 在這個思維轉換的過程中，最忌諱的就是基於既得利益或是特定黨派立場，頑固守舊地死抱著舊方法、舊想法不放，同時一昧以片面、混淆的解讀方式，批評、攻擊新的作法與嘗試，阻擋整個社會的進步。況且，若以媒體人自居，卻還樂此不疲地使用片面、混淆的批評、攻擊，那就不只影響社會進步，更深深地傷害媒體的公共性了。 （私人機構研究員）

房地產的暴利及分配不正義，已是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侯友宜還以政治口水解釋之，恐怕是低估此事嚴重性，也低估人民對利用權勢鑽營、投資不動產、賺取暴利的憤怒，更難保不會因此在新北市長一役，一敗塗地。

環保團體公布民調，指出北北基民眾高達七成五反對興建深澳發電廠，據此要求經濟部撤回深澳電廠案。然而，細究此一民調，不難發現其根本層面仍有疑義，能否據此推翻深澳電廠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值得商榷。 姑且不論受訪者中，高達八成不知道深澳電廠興建乙事，如此一來，七成五的反對率，與僅有兩成的認知度，是否有矛盾之處？另外，這次環保團體的民調，最大問題恐怕是，為什麼只鎖定北北基民眾進行調查？ 眾所皆知，台灣中南部空污嚴重，大型污染源除了重工業，多半就是火力發電廠。但是，許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長期南電北送，北部地區用電量約佔四十％，但發電量只有卅五％左右，其中約五％的差額，必須依賴中南部向北輸電。而且上述差額，未來核一、二廠除役後，只會更加擴大。 進一步而言，台灣近二、三十年經濟發展成果，多集中新竹以北地區，留給中南部的，只有仍待升級的重工業、日漸外移的人口，以及承擔全台經濟發展外部成本的污染。 事實上，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外部成本。以用電為例，無論核能或火力，都會產生污染，即使再生能源，也有用地取得、生產過程等困難。政府該做的，並非掩耳盜鈴，只考慮部分人民，而是站在全體人民的角度，理性選擇最低風險、最有效益的方案，並且合乎公平、正義地分配所有外部成本。 只考慮部分地區的環保，就是外部成本分配的不公平、不正義。正如將低階核廢料堆放在用電量極少的蘭嶼，也如同將火力發電廠設在中南部，卻要供電支持北部地區經濟發展、產業進步。 環保團體追求環境保護的理念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公平正義難道不是同樣值得追求的理念？既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妥協無法避免，那台灣作為一個整體，放任一部分人坐擁經濟發展成果，又享受保護完善的環境，另一部分卻兩頭落空，這樣豈是公平正義的國家？難道真是一個台灣，南北兩個世界？ （作者現任機構研究員，高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