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還不是很久之前的過去，像是「不能鎖國」、「要有國際觀」這類臺詞，還常常用來為臺灣企業在鄰國投資設廠辯護。經濟自由化的聲量甚囂塵上，「臺灣企業要走出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 如果有人質疑，就會被戴上「鎖國」、「沒有國際觀」的帽子。要是呼籲政府施加限制，就會被批評是政治黑手干預產業，應該要「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擔心產業外移？擔心技術外流？不用擔心，「利大於弊」，只要對鄰國作更多的開放都可以賺回來。 曾幾何時，風水輪流轉。當企業投資設廠的對象換成美國，儘管只是整體產能的一小部分，卻也變成是「去臺化」、「掏空臺灣」。放眼全球的豪氣突然不見了，「經濟歸經濟」也不講了，「不能鎖國」云云更是拋到了九霄雲外。曾經的「國際觀人士」在此搖身一變，成為臺灣企業走向世界的反對者。 所以說，一度風靡臺灣社會的所謂「國際觀」，只是一種騙局話術。說穿了，拆掉這種「國際觀」的包裝，裡面的內容就是不折不扣的天朝中心論，認為臺灣只有併入鄰國一條路。這種觀點並不是真的支持經濟自由化，也不是鼓勵臺灣企業走向國際，更不是反對臺灣「鎖國」。只是反對臺灣不跟鄰國鎖在一起而已。

  事情沒有那麼複雜。 現實就是：人類社會註定有相當比例的人，內建隨波逐流的認知架構。只要一直讓他們接觸有關特定人事物的負面資訊，他們就會不加思索直接吞下去，順著引導產生嫌惡。他們往往還會自稱「中間選民」，而自稱的「中間選民」，通常就是易於操弄的同義詞。 如果真要問他們這些人事物壞在哪裏？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頂多就是「大家這樣說」而已，然後稱之為「獨立思考」。這樣的人不必多，哪怕只有15%，就足以改變局勢。 所以說，大量傾倒負面資訊的認知作戰有用，非常有用。這是一種攻防不對等的戰爭，對方抹黑造謠只需信口開河，你要澄清辯護卻需要時間、證據與成本。甚至可以說，對方只要讓你不斷忙於澄清就算贏。 更何況，消極事實本來就是難以證明的事，證明「沒有一件事」遠比「證明有」要困難得多。打個比方，假如有人宣稱我十歲的時候曾經為了搶食物而找小狗打架，我要怎麼證明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證明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說，面對這種傾倒大量負面資訊的認知作戰，澄清辯護固然重要，但也不足以扭轉劣勢。唯一的辦法是轉守為攻，攻擊對方的弱點，讓對方也曝露在負面爭議之下，並且盡力提高己方資訊的觸及率，反過來抵消對方認知作戰造成的影響。 這不是要跟對方一樣毫無底線造謠抹黑，而是攻防對等是最基本的公平。連這個公平都不講，事情就很難談下去了。 固守古典自由主義的論者，大概不會喜歡我這種馬基維利式的想法。不過，還是那句老話：「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倘若身處戰國征伐之世，卻堅持行三代先王之道，最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身死國滅。

  坦白說，當陳時中要投入臺北市長選舉的消息傳出時，我並不樂見這件事。 在我看來，在疫情高峰結束後功成身退，對他是最好的選擇。擔任防疫指揮官期間，他已經招來太多攻訐謗議。一旦投入選舉，免不了又要承受羞辱。假如換成是我，這種事肯定不會幹。更何況，他要選的，是臺北市。 臺北市。 選戰既畢，各種檢討歸因的說法自然層出不窮。不是說這些觀察通通沒有道理，但作為一個在這個城市生活數十年的老臺北人，我不妨直說：陳時中勝選的機率本來就相當渺茫。個別的策略得失或許會造成一些波動，但難以改變大局。至於換將？不用抱持幻想，這是一個不容幻想的城市。若以他人易之，恐更不如。 這一點，既然連我這個普通市民都心裡有數，他又豈能不知？ 但他還是決定出來，為什麼？ 想要賭賭看渺茫勝算的因素肯定存在，投入比賽要說完全不想贏就是騙人，但我不認為僅此而已。 內心動機這種事難以證明，但我猜想，背後還有一個考量，那就是如果要輸，寧可由他出來面對。他不出來，遭受羞辱、承擔敗局的就是別人。更何況，他是一個被投射的象徵，想找他「算帳」的人不在少數。事實上，他選的不能算差，但這個結果差不多就是他的政黨在這個時間、這個城市的天花板了。 結束的事就是結束了，重點是迎向接下來的驚濤駭浪，一直糾結無法改變的事並無意義。無論如何，關於陳時中在防疫指揮官任內的表現，我心懷感謝。將近兩年前，我曾經寫過以下這段文字： 「關於防疫團隊核心人員的前景，我基本上抱持悲觀的態度。防疫本來就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業務。如果失敗，必將集攻訐謗議於一身；縱使成功，在指揮過程中也勢必涉及大量爭議，同樣足以讓這些人置身險地。雅典勝利將軍們的下場，始終是歷代指揮官揮之不去的夢魘。」(2020年11月28日） 對於陳時中這位人物，雖然我與此人素昧平生，但我私心希望他之後能夠平安，平安就好。他在過去這段時間已經消耗太多，最好不要再承受什麼政治壓力。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

1940年，蔣介石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 「經國應令其先任縣長，實習行政基層業務，未知兄意如何？」 這封信談論縣長職位的口氣很妙。一般而言，正常人不會說縣長工作是「基層業務」，更不會是拿來「實習」的職位。 不過，高與低是相對的事，取決於適用什麼標準。從高高在上的視角看來，讓「太子」去當縣長，就算紆尊降貴作基層了。 所以說，看到有人把豪門少爺包裝成「體驗過底層市民的苦」、「從基層歷經風霜」，也不需要訝異。他們可能是真心相信，少爺符合這個人設。原因很簡單：以他們為少爺預設的標準，少爺那樣的履歷就已經算底層、算吃苦、算歷經風霜。紆尊降貴，一生充滿挫折。 儘管那已經是許多人一輩子不敢奢望的人生。 註：引用自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典藏號002-010300-00041-033。  

王鼎鈞曾經寫過一段文字，談老闆的「替死」之道： 「東方文化有『替死』的傳統，首長平時注意物色人選，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有一個年輕人，樸實率真，講忠講義，沒有才能見異思遷，有一點把柄可以掌握脅持，首長就拔擢這個人，把他放在自己不能達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圖報。火中取栗。如果首長該坐牢，他也該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長還可以照顧他的家小，供應他在獄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獄後的工作。我有時對著鏡子看自己，覺得我好像正是這樣一塊材料，所以對進退出處特別謹慎。」 我第一次讀到這段文字的時候年紀還輕，讀著讀著，突然覺得毛骨悚然，尤其「覺得我好像正是這樣一塊材料」這句話，更是心有戚戚焉。 年輕人初入社會，進退取捨，務必要避開這種老闆。稍有沾染，可能就是一輩子的負擔。 當然，如果是那種馭下刻薄寡恩，卻還會推部屬去「替死」的老闆，那就更要避而遠之。 註：以上引文出自王鼎鈞，《關山奪路》，爾雅2005，頁253。  

《宦夢錄》：刻薄主管記實 　　《宦夢錄》是明末大臣黃景昉的回憶錄。黃景昉是明國福建人，天啓五年（1625）進士，崇禎十五年（1642）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六年（1643）加授太子少保，改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不久，黃景昉觸怒崇禎皇帝，主動上書辭官，在崇禎十六年除夕前回到泉州晉江的老家。但也正因如此，剛好讓他躲過隔年三月闖軍攻破北京的浩劫。黃景昉辭官的時機，可以說好到不能再好，堪稱是「潤學」的經典案例。明亡之後，他寫下《宦夢錄》這本回憶錄，成為少數有關崇禎皇帝的第一手記錄。 　　平心而論，這本書所呈現的崇禎形象，並非一無可取。首先是勤政，這是一位工時拉得很長的皇帝，「上（崇禎）覽文書，恆至夜分。每宿直，及亥子時（晚上九時至凌晨一時）尚有匣封自門隙傳出」；其次是自奉儉約，「御座旁僅一金壺，手自注湯，未嘗有他供具…一切聲色玩好咸屏絕」（頁130）。 　　而且，崇禎還喜歡讀書，相當勤學，「自云幼無人講授，自點《尚書》數遍」（頁130），有時還會召集文臣來為他講解書籍，「每日輪講官二員，講《大學衍義》及《寶訓》（應指朱元璋的《太祖寶訓》）、《大明律》諸書…以其餘裁決機務，夜分始罷。」（頁93）。 　　這個勤學應該不是裝的，而是真的想精進學問。看起來，這位皇帝陛下，就像是一個認真唸書的好學生。 --- 　　問題在於，書中所描寫的崇禎皇帝，其人格還有另外一個面向，那就是刻薄，非常刻薄。 　　崇禎朝的一個特色，就是文臣武將一直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乃至於有「崇禎五十相」的說法。用了人，稍有不滿，動輒責罰罷黜，甚或直接殺戮。這些官員固然不見得盡皆適任，但無論如何，這種一直換人殺人的管理方式，整體效益顯然十分可疑。而且，崇禎皇帝作為一位高層主管，其器量更極度偏狹。 　　舉例而言，官員熊汝霖的奏章裡，寫了一句「二祖列宗之靈飲泣地下」，就觸怒了皇帝陛下，被「御筆塗抹」，貶官外放，理由是「宜稱天上，不應地下」（頁93）。照這個標準，大概連說「地下有知」都會惹禍上身。 　　另外，官員姜埰上書質疑崇禎的一個說法，在奏章裡寫到「陛下何所見云然？」（何以見得），就讓龍顏大怒，斥罵「（姜）埰敢詰問朕」，把姜埰抓到詔獄毒打（頁90）。不久之後，姜埰的故鄉（山東萊陽）被攻破，家中包括父親在內多人死難，黃景昉上書求情，希望可以寬大處理，崇禎的回答則是「姜埰非獨子，尚有其弟」（頁125）。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反正他家還有其他人可以奔喪。 　　此語一出，「眾聞吐舌」。但想必只能吐在心裡，不能真的吐給皇帝看。 　　這種刻薄寡恩的作風不是只針對特定人，而是對幾乎所有臣下都如此。崇禎十一年（1638），清軍進攻河北高陽，高齡七十五歲的重臣孫承宗也是高陽人，奮戰堅守，全家殉難。對此，崇禎的反應卻是拖延褒獎與撫卹，因為他還對孫承宗之前態度不夠恭順懷恨在心，「恩恤久稽，猶因前違忤故」（頁20）。 　　這是一位非常小器的主管，一直把對部屬的不滿放在心上，對部屬的好處卻沒有同等的感受。即使已經賣命，還是餘恨難消。 --- 　　崇禎皇帝可能多少也知道像這樣一味刻薄不是辦法，偶爾也會想要改變作風收攏人心，但效果顯然不太理想。崇禎十五年（1642）元旦，百官新年朝賀既畢，崇禎突然從御座走下來，請閣臣站好，接著對閣臣作揖行禮。 　　此舉反差實在太大，嚇到了在場的臣子，「諸公惶恐跪退」。退朝之後，內閣首輔周延儒憂形於色說道：「此非佳事，上責備將益深矣。」（頁66） 　　周延儒的判斷正確。兩年後，崇禎十七年初，周延儒就被迫自縊。長期待人刻薄的主管，如果有朝一日突然客氣，往往意味著更加嚴厲的對待。 　　黃景昉就在這樣的職場文化下，見證大明朝廷的最後歲月。不過，就跟其他臣子一樣，黃景昉跟崇禎皇帝的摩擦也逐漸升溫，這份工作越作越痛苦，覺得度日如年，「上疑已深，詞厲意猜…不啻以日為歲」（頁128）。 　　於是，到了崇禎十六年九月，黃景昉稱病辭官。張岱的說法是「（黃景昉）見時事日非，遂懷去志。緣先帝（崇禎）性明察，而于大機宜顧屢多拂逆，喜怒旋更，所施行往往惟意。以此，終不能有所濟，惟有急求引退而已。」（《石匱書後集》，〈黃景昉傳〉） 　　崇禎皇帝沒有挽留他（應該早就討厭他了），也沒有殺掉他（大概還沒討厭到非殺不可），就此任其離去。不久，北京城破，滿朝官員多遭屠戮，遠在福建的黃景昉得以倖免於難。在明末的內閣官員當中，黃景昉堪稱非常幸運的特例，跳船跳得恰如其時。 　　南明隆武政權在福建建立之後，黃景昉一度入朝任官（有被迫的說法）。然而很快的，清軍南下，已與清廷暗中往來的鄭芝龍盡撤仙霞嶺守軍，放清軍入閩，隆武政權覆滅。 　　嗣後，黃景昉沒有投靠清廷，也不再投入鄭成功的新政權。他對大明大概已經失望透頂，以他的立場卻也不願去作降臣。黃景昉從此退隱不出，專心著述。清順治四年（1647），鄭成功派兵圍攻泉州，黃的外孫郭顯謀擬為鄭軍內應，被清廷破獲處決，黃景昉也因而遭牽連下獄，但未被殺。 　　清康熙元年（1662），明亡十八年後，黃景昉病逝，留下兩首絕命詞： 「國亡身合殉，家破弟先歸。傷心陵北望，松栢不成圍。」 「嬉遊皆假合，啼笑亦隨緣。耿耿孤明處，佯狂二十年。」 --- 註：以上引文頁碼為黃景昉著《宦夢錄 館閣舊事》，北京中華書局2022。下圖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宦夢錄》抄本，引用自臺北故宮《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編號平圖000929。

吹哨者保護的法制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到公共利益、當事人利益以及內部人忠實義務、保密義務等諸多因素的衝突。況且，吹哨者揭的「弊」到底是不是真的「弊」，有時也會發生爭議。 如果弄了半天，所謂的「弊」其實並無其事，那對「被揭」的一方也是沉重的負擔。要找到適當的平衡並不容易，每件個案的利害權衡都有可能不盡相同。很大程度上，合適的作法會隨個案而異。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制定出一部普遍通用的「揭弊者保護法」非常困難的原因。 不過，站在道德高地上責罵別人「改革如牛步」，顯然就容易多了。放言高論，指點江山，好不痛快。 至於當自己成了「被揭弊」的一方，那個滋味想必就是另一回事了。   出處：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403885 NEWS.LTN.COM.TW 痛批揭弊改革如牛步 民眾黨團提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17年： 「以後臺北市有一個災害應變中心，由市長坐鎮在那裏」 2022年： 「為什麼人還要坐在防災中心給人家看？」 「我真的在應變中心有什麼用，沒有用啊。」 利申：臺北市民。 註：引用出處。 臺北市防災資訊網新聞稿：https://eoc.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   EOC.GOV.TAIPEI 視察前進指揮所 柯文哲：從多次演練中記錄問題並改進，讓臺北市更加安全 視察前進指揮所 柯文哲：從多次演練中記錄問題並改進，讓臺北市更加安全   「為什麼人還要坐在防災中心給人家看？」：   「我真的在應變中心有什麼用，沒有用啊。」  

　　《明季北略》這本史書，有記載一則「張獻忠屠蘄水」的故事。 　　湖北蘄水這個地方，在明朝末年的時候，面臨匪…無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張獻忠來襲的危機，於是地方官府就跟當地的仕宦鄉紳商量，希望大家集資湊錢，組織鄉兵來守護家園。 　　有位姓饒的紳士反對，表示武裝鄉兵只會擾民而已。後來局勢越來越危急，於是就再拜託仕紳老爺們，希望每人資助三名士兵的開銷，但饒先生卻說我很窮，養不起士兵。 　　就這樣，蘄水被攻破。城破之後，張獻忠把各色人等集合起來，盡殺之。 　　殺到饒氏夫婦的時候，這對夫妻向張獻忠跪求饒命，表示願意出資二十萬（單位不明，可能是銀兩）來換取免死。張獻忠聽到他們這麼有錢，精神一振，特地搜索他們家，搜出價值三十萬的資產。拿到錢，再殺掉這兩個活寶。 　　以為張獻忠來了之後還可以保住錢包者，殆皆若是。 --- 《明季北略》引用原文如下： 「邑有饒宦，獻忠未至時，蘄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宦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官兵請於各宦，每宦養兵三名，饒宦曰：『我窮宦，不能養也。』既而城破，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於教場，而盡殺之。後及於饒，饒夫婦跪請曰：『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三十萬，卒殺之。」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9   報導出處：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1010/2355311.htm ETTODAY.NET 抵抗外在威脅「加速量產軍武」　宋忠平：掏空台灣納稅人錢包 | ETtoday大陸新聞 | ETtoday新聞雲      

以下畫面，是美國汽車工業巨頭亨利福特(Henry Ford)獲頒德意志鷹大十字勳章(Großkreuz des Deutschen Adlerordens)，納粹德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典之一。至於福特先生為何會蒙第三帝國如此垂青？這就與他們彼此之間微妙的投契有關，一言難盡。 民主國家的工業巨頭，本來就不乏親近極權主義國家的人物，其原因所在多有。在那裡，他們可以享受在本國難以想像的低人權紅利、政策優惠、廉價資源，諸如此類。 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種在巨大權力支持之下，貌似可以不受限制，把各種奇思異想付諸實行的前景。這不是物質上的紅利，但同樣誘人。或者說，對於奇思異想越豐富的人，其誘惑力也就越大。 為此，這些人會對極權主義國家抱持好感，乃至於積極迎合，也就不是什麼令人訝異的事。甚至可以說，這是與極權主義相伴相生的一種人物典型。 附帶一提，這個授勳儀式是在1938年7月30日。大約兩個月後，張伯倫促成慕尼黑協定，聲稱這帶來了「我們時代的和平」。不到一年，二戰爆發。 註：下圖引用自2008年7月29日德國明鏡週刊(Spiegel)。 出處：https://www.spiegel.de/....../henry-ford-und-die-nazis...... SPIEGEL.DE Henry Ford und die Nazis

喜歡講「歷史的選擇」，是中共的一個修辭特色。就連寫封抗議信給Pompeo 任職的Hudson Institute，也不忘在前面講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choice of history and of the people)。 就思想源流來說，這很像是馬克斯主義的一種退化現象。首先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退化成一種粗糙的歷史決定論；其次，則是歷史決定論再進一步退化，變成是對特定統治者的「選擇」。 不過實際上，歷史並沒有「選擇」過誰。歷史就是歷史，無所謂選擇不選擇。 這種說法，其實就是傳統天命觀的借屍還魂。所謂「歷史的選擇」，等於是自稱順天應人的真龍天子，以天命之名統治天下蒼生。大使館發文要來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歷史與人民的選擇」，這種修辭風格，也很像是古代聖旨要講一句「奉天承運」。 當然，這種說法在局外人看來，大概跟裝神弄鬼相差無幾。也難怪信紙上緣會有撕開的痕跡。 然而終究還是沒有全撕。大概是順手一撕之際，突然想到有留下來當笑料的價值。 出處：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82574893929135&id=100065298857830

  　　李怡讓人印象深刻的文字不少。他曾經談論過一個詞彙，讓我覺得入木三分，就是所謂「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這個詞彙，被他用來形容一些知識分子跟中共要人接觸之後的現象，其描述如下： 「掌絕對權力使中國領導人有一種光環，被接見者就會有『榮譽感』『特殊感』，不自覺地興奮起來。我後來發明了一個用語，說這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是『亢奮』不是『興奮』，因為是屬於生理性的反應。在接近絕對權力之後，往往會不自覺地美化掌權者，會不經意地侃侃而談，甚至胡言亂語，誇大其詞地寫文章。報界名人也有因此而改變輿論傾向。 這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因為他們自命不凡，自以為可當國師，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其實，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那只是演一場戲。」 　　這是一種撩撥虛榮心的御人之術，而偏偏不少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往往又格外旺盛，於是也就特別容易陷入「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一旦對這種亢奮成癮，不論學識如何淵博、才智如何敏捷，也都可能會淪為「非常有用的白痴」。 　　一般來說，政論家的文字本來就具有時效性，絕大部分都會隨著時勢流轉而消逝，不留半點痕跡，只有少數對時代樣貌刻畫入微者，才會留在後世人的記憶裡。 　　不過我認為，李怡的一些寫作值得流傳後世，包括但不限於以上這段文字。   引用出處：https://matters.news/....../184742-%E5%A4%B1%E6%95%97...... MATTERS.NEWS 失敗者回憶錄71：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李怡 (@yeeleematter)

  　　在我們這個社會，「網軍」這類稱呼，儼然已經變成一個打壓異己的萬用名目。只要扣上一頂「網軍」的帽子，彷彿就可以任意踐踏對方。要政府或政治人物去「約束」對方發言也好，發動群氓式的威脅騷擾也好，都行。 　　而且，指稱對方是網軍的說法，在大部分情況下證據都十分薄弱，不要說是「證明」了，就連「合理懷疑」都談不上。縱或偶爾有人提出貌似振振有詞的質疑，想出來的「質疑點」往往也相當荒誕，像是「一般人怎麼會知道十七公里海岸線」之類。 　　這種操作方式，就是要用來貶低對方的人格，建立己方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性：「他」是網軍，他說的話是接受指使的，跟「我」這種有獨立思考的人不一樣。 　　實際上，接受委託發布言論的人當然有，但真的沒有那麼多。在大部分情況下，別人就只是想法跟「我」不一樣而已，自主程度並沒有比「我」來得低，「我」也沒比對方更獨立。更何況，就算發言者真的是接受委託好了，只要言論不涉及造謠作假，難道就一定不正當嗎？ 　　不見得吧。 　　說穿了，這種亂扣網軍帽子的作法，就是一種廉價的誅心之論。不用說理，不用舉證，直接從（自稱的）動機跟身分去推翻對方的發言，不用再管發言內容到底合不合理。甚至還可以進一步，用各種明明暗暗的手法，把對方弄到說不出話。 　　有趣的是，像這樣喜歡操弄網軍頭銜去打壓異己的人物，每逢有人對言論環境的烏煙瘴氣提出質疑時，又往往會搖身一變，出來cosplay言論自由的捍衛者。 　　何不乾脆直接說，只有被你們認為不是網軍的人，才有資格行使言論自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講白了，喜歡操弄網軍頭銜之輩，就是這個意思。

以下報導出自2021年7月的德國明鏡周刊（Spiegel)。這篇報導，將時任總理梅克爾在美國壓力下保住北溪二號管線，稱為「梅克爾的勝利」(Merkels Triumph)。 文中表示民調有四分之三的（德國）國民支持這條管線，並指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反對已經成為國家主權問題(Eine Frage der nationalen Souveränität)，不可以對川普「違反國際法的制裁」屈服云云。 文中還提到，新總統拜登已經無法阻止管線完工的既成事實，否則就要承受對歐盟最重要的夥伴發動經濟戰的代價（um den Preis eines Wirtschaftskriegs gegen den wichtigsten Partner in der EU）。通篇讀下來，頗有「三角形畫成功」的得意。 只可惜，這個「勝利」在一年多之後就什麼都不是了。   出處：https://www.spiegel.de/....../nord-stream-2-angela...... SPIEGEL.DE Einigung mit den USA über Nord Stream 2: Angela Merkels Triumph  

現在回顧起來，邱吉爾倘若生在臺灣，等到國家渡過危機之後，大概也會因為危機時刻的決策而被污衊得一塌糊塗，像是「戰機買貴」、「擋戰機採購」、「護航國產戰機」，諸如此類。 什麼叫人格毀滅？這才叫人格毀滅。如果容任危機時刻的指揮官被這樣羞辱、甚至控告，那以後還有誰敢出來擔當危局？要說有什麼選舉方式是跨越底線？這就是。 不過，一些自居清流的人物，卻往往對此視而不見。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539772580775340&id=107877510631518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危機時刻的決策 　　英國能夠撐過二戰前期的不利情勢，有很多重要原因，像是動員全民撤出被困敦克爾克的官兵、打殘投降德國的法國艦隊、以及在不列顛空戰時調度得當，這些都至關重要。另外，還有兩個措施值得一提。 　　第一，是爭取美援。1940年5月開始，英國就向當時尚未參戰的美國積極交涉，希望能夠取得美國軍艦，即使舊船也可以。若在平時，幾艘舊船對皇家海軍無足輕重，但在納粹兵臨海峽的時候，卻足以攸關生死。 　　有些人或許以為，取得外援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只要展露自己的慘狀，別人就會同情施捨。事實上，沒有人有義務一定要主動幫誰，即使關係密切的英美兩國亦不例外。外援之所以會到來，是無數人奔走遊說、斡旋協商的結果（邱吉爾在回憶錄中用了一整個章節來談這段交涉）。到了同年9月，兩國終於達成協議，英國取得50艘美國中古驅逐艦，美國則在西印度群島等英國領地獲得99年的海空基地租借權。 　　這樣的協議，很容易給人「英國割地辱國」的聯想，但事情不能這麼看。英國當時就是需要武器來撐過這段艱困時期，若用平時的標準來衡量這五十艘中古軍艦的價值，就會失去重點。況且，假如連本土防衛都吃緊，又怎麼能再分散兵力到海外領地？反而不如先開放美軍進駐這些地方。這樣一來，即使本土不守，這些海外領地也不至於全部落入德國手裡。 　　更關鍵的是，此舉讓美國與英國的戰略綑綁更加緊密，把美國往對德開戰的方向更推了一步。表面上，英國只是換到五十艘中古驅逐艦，但實際上，卻是換到了好幾層的戰略布局，其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更遠遠超越物資本身的價值。 　　至於第二個重要措施，則是大力推動國產武器，包括一度不被看好的蚊式戰機(Mosquito)。這款戰機原本因為木製機身結構而飽受質疑，隨後才因為戰時的迫切需求而迅速投入生產。最後，蚊式戰機所創造的戰果，十分輝煌，被稱為「木頭奇蹟」(wooden wonder)。 　　當然，蚊式戰機不是沒有缺點，任何設計都有缺點。木製結構有輕巧優勢，相對就有低強度以及易腐朽的問題（後來國府軍帶到臺灣的蚊式就深受濕熱天候摧殘）。但無論如何，英國當時就是需要一款實用、節省金屬資源、可以跟重型機種搭配的輕戰機。蚊式既然符合以上需求，那就是當時的好戰機。 　　然而，這種在危機時刻作出的決策，涉及的利益與風險往往並不顯而易見，也很難用有形的量化標準來說明。而且，這些因素高度依附於特定時空情境，只有通盤檢討前後的時空脈絡才能看出利弊得失。因此，如果有人對主事者提出質疑、甚至指控，主事者並不容易為自己辯護。反之，用去脈絡化的抽象方式提出大而化之的攻擊，卻要簡單很多。本質上，這就是易於質疑、難於辯護的事。 　　所以說，危機時刻的決策往往具有高度的爭議性。即使最後成效良好，決策者也很容易落入「將軍百戰身名裂」的下場；假如賭輸了，更不待言。邱吉爾的幸運之處在於：他生在英國。依照他在戰後的回憶，他在戰時的要求總是能夠獲得民意代表的普遍支持，即使有人真的挑戰他的決策，國會也會用壓倒性的表決多數把他們擋下去(When on occasions they challenged us, the Houses voted them down by overwhelming majorities, P357)。對此，邱吉爾深感自豪，認為這展現了英國議會民主經受試煉的能力。 　　當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敵人，對於這個現象就很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解讀。他們大概會說，這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以及「西方多元社會的欺騙性」，諸如此類。 　　不過，如果一個社會連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都無法取得足夠強大的基本共識，我懷疑這樣的社會在危機時刻會有多大的生存機率。比如說，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英國在二戰的狀況可能會是這樣的： 「歐陸戰敗都是軍方害的，軍方高層應該抓去槍斃。」 「美國送五十艘驅逐艦就能解決問題嗎？」 「美國要給我們軍艦，但開放西印度群島免談。」 「美國竟然把不要的軍艦送給我們！」 「政府核准使用木頭製造的戰機，不顧程序正義，不顧民眾疑慮，完全黑箱。」 「軍方採購木頭戰機一定是圖利飛機廠商。我在此告發軍方高層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政府不應囿於意識型態拒絕採購德國戰機。」 （下圖為邱吉爾二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 參考資料：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那種發言，不是什麼「用詞不精確」。 從一開始，那個路線的主要賣點，就是「偽菁英感」。開口閉口「學歷」、「第一名」、「知識分子」這類修辭，正是為了營造高高在上的形象，用來吸引嚮往菁英感的信眾。仿佛只要支持那個路線，就能夠搖身一變脫穎而出，驕其國人。 問題是：那種「菁英感」只是用修辭堆砌出來的表象，背後並沒有相應能力來支撐，不論事務能力或論述能力都極度貧乏。所以說，用這種方式打造出來的菁英感，註定會是極為廉價的假貨。 這種路線，自然容易吸引虛榮心重的信眾。他們基本上沒有中心思想，把搖擺誤解為中立，把空洞誤解為客觀。倘若一定要說這些人有什麼一貫性的話，那大概就是妄自尊大，以瞧不起人為樂。動輒使用「笑死」這種詞彙，就反映了這些信眾自我膨脹的心理。 所以說，那真的不是什麼「用詞不精確」，自然更不是失言口誤之類，而是照著他們吸引信眾的一貫手法，自然而然講下來而已。引發社會譁然之後，講這種話的人大概還會覺得十分委屈，情不自禁哽咽落淚，認為自己遭受迫害。 因為這種人根本不會覺得自己這樣講有什麼不對。

有無抄襲？是誰驗收？這些都尚待釐清，不予置評。 不過，我不明白去扯「驗收通過」有什麼意義？假如真有抄襲（假設語），那就是抄襲，不管有沒有驗收通過都一樣，不是嗎？ 概言之，「驗收通過」頂多只意味著之前沒有東窗事發而已。至於驗收者有沒有責任？這個問題確實可以檢討，但不論檢討結果為何，都不會改變「抄襲確實存在」（若有）的事實，也不會改變「抄襲者應負責任」的後果。 真要說的話，某位前參選人的論文，當初又何嘗不是通過正式程序認定合格？為什麼在談到別人的時候，就把道德姿態擺得十足，而當檢討對象變成自己，就開始顧左右而言他？既然政治人物的誠信真的很重要，那就不會只有別人的誠信重要。 還是說，道德高地堆得高高的，目的只是為了要把別人從上面推下去？這樣的「道德」，還是道德嗎？  

這不叫欺負。 侵害對方本來應有的權益，這才叫欺負。然而，某媒體本來就沒有權利要求曹公回答，曹公也沒有義務回答某媒體的提問，自然沒有「欺負」可言，更無所謂「心虛」。 所謂言論自由，包含「發表言論」的自由、「如何發表」的自由、以及「不發表言論」的自由。如果因為對某人或某組織深感不屑，覺得此輩不可與言，於是拒絕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這當然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內。 政府官員在公務記者會發佈訊息的時候，是在履行法定職務，不是以個人身分發表言論。所以，必須忍耐各式各樣的媒體、各式各樣的問題，一如近年許多場防疫記者會上發生的狀況。 不過，這不適用於曹公。曹公完全可以發表他對某媒體的批評，也可以拒絕某媒體的提問。說到底，曹公只是在行使他的言論自由而已，就是這麼簡單。     出處：https://gotv.ctitv.com.tw/2022/09/2248635.htm GOTV.CTITV.COM.TW 大董事長欺負小記者？《中天》發問「曹興誠惱羞」拒讓發言…網傻：心虛嗎

引用報導內容： 「洪孟楷表示，當事人曾說明是在8月初前往柬埔寨，後續遭受到暴力對待，遭以拳頭攻擊，造成內外傷，最後只能透過當地不願曝光的台商朋友協助，在深夜驅車將當事人救出，並連夜趕回金邊。」 「航空警察局指出，基於被害人家屬已向屏東縣警察局東港分局報案，為保護犯罪被害人安全，並了解被害人受騙經過、積極偵辦人口販運集團不法行為，因此由局長鄭明忠率同員警前往登機門等候帶案，進行初步人別及案情詢問，相關類似個案例如日前自泰國接返人口販運的8名被害人，都是依此程序辦理。」 依照這篇報導，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 有人聲稱當事人遭受「暴力對待」。 2. 當事人家屬向警方報案。 3. 有人聲稱當事人是被「救出」。 4. 當事人被「救出」後，拒絕接受警方詢問案情經過。 獲營救的被害人，拒絕接受警方詢問案情經過？ 的確，當事人可以拒絕。這只是詢問而已，不是拘提，不是逮捕，也不是傳喚。 不過，既然如此，讀者也完全有理由對當事人的故事存疑，那些聲稱「救出」當事人的人也一樣。     報導出處：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208180356.aspx CNA.COM.TW 藍委赴柬埔寨帶男子回台 航警詢當事人案情遭拒 | 社會 | 中央社 CNA 藍委赴柬埔寨帶男子回台 航警詢當事人案情遭拒 | 社會 | 中央社 CNA  

真心話 　　以下這篇報導，提到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法國總部主席韓石（Pierre Haski）表示： 「（盧沙野）的法文很好，但我想他沒有掌握『再教育』這個詞對西方觀眾的衝擊：這非常凶惡，是毀滅性的陳述」 　　我想，所謂「沒有掌握」大概是誤會。盧大使並不是「沒有掌握」，恰恰因為他很清楚「再教育」的凶惡意涵，所以他才會這樣說。西方各國在過去數十年的所作所為，已經給這些極權主義國家留下一種欺善怕惡的印象，彷彿在西方面前表現得越凶狠，能夠要到的東西就越多。 　　這個印象倒也並不全錯。的確，漫長的後冷戰和平，已經在西方各國形成一種極為惡劣的影響，亦即犧牲基本原則與長期利益，來換取苟安式的短期利益。 　　就歷史角度來說，這應該稱之為文明的腐化，但局中人則稱之為「務實」。而且，還真的不能說這些抱薪救火的「務實人士」一定不會佔到上風。 　　既然如此，盧大使會坦然以凶狠姿態示人，就沒有什麼好讓人意外，也不必以「沒有掌握」來解釋他的言行。這不是失言，而是有意為之。 　　從他的立場來看，既然態度凶狠就頗有可能逼迫對方退讓，那又有什麼好不凶狠的理由？更何況，他在國外罵得越凶，在本國的形象就越是忠黨愛國，地位也就越穩固。受眾可不是只有國外的人而已，就算不考量外交，難道不考量內交嗎？ 　　倒不是說盧大使的凶狠只是作態，毋寧是說，既然坦承比不坦承有利，那就沒有理由要選擇不坦承。以這些人的價值尺度而言，根本就不會覺得把大批大批的人推去「再教育」有什麼不對，就好像他們從來都不覺得需要為準噶爾人的遭遇道歉。 　　不用懷疑，這就是他們的真心話。 出處：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8050016.aspx CNA.COM.TW 中國駐法大使「再教育台灣人」說惹議 國際輿論抨擊 | 政治 | 中央社 CNA 中國駐法大使「再教育台灣人」說惹議 國際輿論抨擊 | 政治 | 中央社 C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