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12月，清法戰爭爆發。翌年（1884），法軍進逼臺灣。當時坐鎮華南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欣然作出這樣的表示： 「聞法又圖臺，此中國之利也；即有竄擾，內地不驚…擬請敕劉督辦（應指當時督辦臺灣軍務的劉銘傳）設法誘之、怒之，優旨懸賞，激勵軍民力戰固守，能使敵牽留於臺，即以為功。」（〈致總署〉，光緒10年6月24日；《張文襄公選集》頁7） 　　以上這段話，意思就是要把臺灣當成吸引法軍兵力的誘餌，紓解「內地」的軍事壓力，所以說「即有竄擾，內地不驚」；而且，「能使敵牽留於臺，即以為功」，最好讓法軍在臺灣打久一點，多多益善。 　　從臺灣人的角度來說，張之洞這番話自然引人反感，但從大清帝國的角度而言，此語卻揭示了一個相當冷澈的戰略洞見：大清帝國的本質是一個陸權帝國，核心利益在於東亞大陸，即使領土延伸到太平洋的海島，那也只是邊陲。 　　倘若遭遇海洋方向的敵人，陸權帝國的首要考量必定是優先確保大陸核心，並把海島當成抵擋敵人的盾牌，盡量吸引敵人火力。假如實力無法兼顧，那就進行戰略收縮，把海島領土捨棄掉。這是大陸帝國理所當然的戰略思維，不會因為所謂「同文同種」而有所不同。後來碰到甲午戰爭，帝國就直接以放棄臺灣的方式，來換取核心部分的延續，任由臺灣人獨自面對日軍的炮火。 　　然而，在臺灣主張「海權國家會放棄臺灣、應該投靠大陸帝國」的論者，卻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大陸帝國會把臺灣推向火線、再予以放棄的可能。對於海權國家的多疑，以及對大陸帝國的輕信，在此以奇妙的方式融為一體，彷彿只有海權國家才有「放棄臺灣」的問題。 　　實際上，就地緣戰略的本質而言，島鏈上的社會若想寄希望於陸權勢力的保護，就註定會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佈局。一旦海權與陸權發生衝突，島鏈基於首當其衝的地理位置，肯定會被海權勢力攻擊，再被陸權勢力優先放棄。這個劇本如何發展，晚清的歷史已經示範了一次給大家看。 　　或者，更深一層來說，追問其他國家會不會「放棄」你的家園，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既然家園是你的，保護家園的責任當然也就是你的，別人無所謂放棄不放棄。別人即使幫忙，也沒有義務不計代價幫忙到底。 　　說到底，國際政治不是找伴侶。政治成熟的人，本來就不會對其他國家有生死與共、不離不棄的期待，而是會致力於建立可持續的互利關係。說得直接一點，就是維持自己的抵抗意志與防衛實力，好讓別人有繼續跟你合作的理由。這一點，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 --- 註：以上引用之《張文襄公選集》，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1997年版。  

  　　據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的《歷險福爾摩沙》記載，羅妹號事件發生後，瑯嶠「番界」的漢人居民聽聞清軍將發動「討伐」，隨即大受驚嚇，居民的說法如下： 「我們不希望受到官員的統治，至於那些清兵，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好好侍候那些清兵，他們會順手拿東西；如果不給，清兵便擄掠婦女，或殺死我們。他們絕對沒有能耐對抗野蠻人的，終究會戰敗逃亡，到那時候，野蠻人反過頭來找我們這些留辮子的人報復，阻斷灌溉水源，侵擾村莊，弄得大家寢食難安。」（頁203。用詞讓人不快尚請包涵，原文如此。） 　　等到清軍出兵之後，必麒麟的記錄則是：「軍隊繼續南下，在瑯嶠郊外紮營。那些士兵們自然又打劫附近民家」（頁205），彷彿這就是駐臺清軍的日常。哪一方相對文明？哪一方相對野蠻？還真難說得很。 　　當然，必麒麟未必是位充分客觀的記錄者，但在James Horn（英國人，受羅妹號船長夫人親友的委託，前往瑯嶠尋找遺骸）的記述中，對於「番界漢人」也有這樣的形容： 「這些漢人生活安定（每年只需繳租金給頭目），清廷出兵的話，只糟蹋農作物，並未能真正制裁野蠻人」（轉引自《歷險福爾摩沙》譯本，頁196） 　　以上這些描述，讓我想起《漢書》形容漢代有些人寧可到匈奴領地居住：「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由此觀之，當時「番界漢人」與清國官府的關係如何，亦可略見一斑。 --- 註：以上引用之《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為陳逸君譯，原民文化1999年版。

  　　說到捷克，我有時會想起米蘭•昆德拉提過的一個小故事。那是發生在1968年，華沙公約組織以壓倒性兵力掐滅了布拉格之春。有一天，昆德拉開著車，在路上被佔領軍攔下來搜查。 　　搜查結束後，現場指揮的蘇聯軍官詢問昆德拉：「您感覺怎麼樣？您有什麼感想？」接著又說：「這一切都是大大的誤會。但這會解決的。您應該知道我們是愛捷克人的。我們愛你們！」 　　蘇聯軍官講話時的態度沒有惡意，也不是嘲諷，但卻讓人有強烈的荒謬感。這意思彷彿是說：因為我愛你，所以我可以使用武力對付你。以昆德拉的原文來說，這種心態就像這樣： 「為什麼這些捷克人（我們是那麼愛他們！）不願意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用跟我們一樣的方式生活？多麼遺憾，必須使用坦克告訴他們什麼是愛！」 　　這是一種恐怖情人式的政治思維，是情感勒索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這種思維的基本構造如下：因為我對你有感情，所以你應該要順從我的感情；如果你不順從我的感情，那就是傷害我的感情；既然你傷害我的感情，那我就可以正正當當訴諸武力伸張我的感情，用幾十萬大軍從你身上輾過去。一言以蔽之：love justifies violence. 　　我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是在將近二十年前。當時讀著讀著，突然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是巧合吧。畢竟，就如昆德拉所言：「歷史事件往往乾巴巴地互相模仿」。類似的精神構造，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一再出現。說起來，我對捷克會有一點親切感，大概是從這個小故事開始的。 　　扯遠了。總之，謝謝捷克捐贈疫苗給臺灣。 --- 註：以上故事出自米蘭•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郭宏安譯，上海譯文2003，頁3至4。至於「歷史事件往往乾巴巴地互相模仿」這句話的具體出處我不記得了，應該是出自《笑忘書》。  

  　　英國能夠撐過二戰前期的不利情勢，有很多重要原因，像是動員全民撤出被困敦克爾克的官兵、打殘投降德國的法國艦隊、以及在不列顛空戰時調度得當，這些都至關重要。另外，還有兩個措施值得一提。 　　第一，是爭取美援。1940年5月開始，英國就向當時尚未參戰的美國積極交涉，希望能夠取得美國軍艦，即使舊船也可以。若在平時，幾艘舊船對皇家海軍無足輕重，但在納粹兵臨海峽的時候，卻足以攸關生死。 　　有些人或許以為，取得外援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只要展露自己的慘狀，別人就會同情施捨。事實上，沒有人有義務一定要主動幫誰，即使關係密切的英美兩國亦不例外。外援之所以會到來，是無數人奔走遊說、斡旋協商的結果（邱吉爾在回憶錄中用了一整個章節來談這段交涉）。到了同年9月，兩國終於達成協議，英國取得50艘美國中古驅逐艦，美國則在西印度群島等英國領地獲得99年的海空基地租借權。 　　這樣的協議，很容易給人「英國割地辱國」的聯想，但事情不能這麼看。英國當時就是需要武器來撐過這段艱困時期，若用平時的標準來衡量這五十艘中古軍艦的價值，就會失去重點。況且，假如連本土防衛都吃緊，又怎麼能再分散兵力到海外領地？反而不如先開放美軍進駐這些地方。這樣一來，即使本土不守，這些海外領地也不至於全部落入德國手裡。 　　更關鍵的是，此舉讓美國與英國的戰略綑綁更加緊密，把美國往對德開戰的方向更推了一步。表面上，英國只是換到五十艘中古驅逐艦，但實際上，卻是換到了好幾層的戰略布局，其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更遠遠超越物資本身的價值。 　　至於第二個重要措施，則是大力推動國產武器，包括一度不被看好的蚊式戰機(Mosquito)。這款戰機原本因為木製機身結構而飽受質疑，隨後才因為戰時的迫切需求而迅速投入生產。最後，蚊式戰機所創造的戰果，十分輝煌，被稱為「木頭奇蹟」(wooden wonder)。 　　當然，蚊式戰機不是沒有缺點，任何設計都有缺點。木製結構有輕巧優勢，相對就有低強度以及易腐朽的問題（後來國府軍帶到臺灣的蚊式就深受濕熱天候摧殘）。但無論如何，英國當時就是需要一款實用、節省金屬資源、可以跟重型機種搭配的輕戰機。蚊式既然符合以上需求，那就是當時的好戰機。 　　然而，這種在危機時刻作出的決策，涉及的利益與風險往往並不顯而易見，也很難用有形的量化標準來說明。而且，這些因素高度依附於特定時空情境，只有通盤檢討前後的時空脈絡才能看出利弊得失。因此，如果有人對主事者提出質疑、甚至指控，主事者並不容易為自己辯護。反之，用去脈絡化的抽象方式提出大而化之的攻擊，卻要簡單很多。本質上，這就是易於質疑、難於辯護的事。 　　所以說，危機時刻的決策往往具有高度的爭議性。即使最後成效良好，決策者也很容易落入「將軍百戰身名裂」的下場；假如賭輸了，更不待言。邱吉爾的幸運之處在於：他生在英國。依照他在戰後的回憶，他在戰時的要求總是能夠獲得民意代表的普遍支持，即使有人真的挑戰他的決策，國會也會用壓倒性的表決多數把他們擋下去(When on occasions they challenged us, the Houses voted them down by overwhelming majorities, P357)。對此，邱吉爾深感自豪，認為這展現了英國議會民主經受試煉的能力。 　　當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敵人，對於這個現象就很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解讀。他們大概會說，這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以及「西方多元社會的欺騙性」，諸如此類。 　　不過，如果一個社會連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都無法取得足夠強大的基本共識，我懷疑這樣的社會在危機時刻會有多大的生存機率。比如說，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英國在二戰的狀況可能會是這樣的： 「歐陸戰敗都是軍方害的，軍方高層應該抓去槍斃。」 「美國送五十艘驅逐艦就能解決問題嗎？」 「美國要給我們軍艦，但開放西印度群島免談。」 「美國竟然把不要的軍艦送給我們！」 「政府核准使用木頭製造的戰機，不顧程序正義，不顧民眾疑慮，完全黑箱。」 「軍方採購木頭戰機一定是圖利飛機廠商。我在此告發軍方高層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政府不應囿於意識型態拒絕採購德國戰機。」 （下圖為邱吉爾二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 參考資料：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這本書相當好看。作者林承俊是林獻堂的曾孫，描述了不少有關曾祖父的趣事軼聞。雖然多屬生活瑣事，卻也讓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變得鮮活具體、有血有肉，而不僅只是一種抽象立場的化身。今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更讓這本書的出版增加了紀念意義。 　　以本書所描繪的林獻堂形象而言，「溫和」是最鮮明的人格特質。許多社會運動家都有相當尖銳的個性，態度鋒芒畢露，但林獻堂不是這樣的類型。這位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霧峰林家「三老爺」，行事風格仍然不脫傳統仕紳的色彩。他一方面與日本、國府兩代政權周旋，試圖推進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慷慨好施、廣結善緣。 　　林獻堂的受惠者範圍極廣，既有達官顯貴，也有販夫走卒。國府到來後，他挺身反對警總強制徵收霧峰鄉民的米糧（頁250）；二二八事件時，他也收容了差點被憤怒群眾包圍的未來總統嚴家淦（頁250-251）。就連昔日的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在戰後財務困窘，向這位前殖民地社運人士低頭求援，他也一樣出手相助（頁248-249，也虧得長谷川在總督任內對林獻堂態度還算友善）。 　　這樣的行為，不能單純只是用「好好先生」來解釋。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仕紳地位崇高，但相對的，也肩負濟弱扶傾、樂善好施的社會期待（雖然實際上多少人作到是另外一回事）。相當程度上，可說林獻堂仍然是在實踐這樣的社會角色。林獻堂是新舊社會之間的演化環節，既是臺灣第一代的社會運動家，同時也是末代的「員外老爺」。 　　不過，林獻堂也不是毫無原則的濫好人，同樣有他露出稜角的時候。一個著名事例，就是他得知連橫附和總督府的鴉片特許政策後勃然大怒，主張開除連橫的櫟社（當時臺灣的重要詩社）社員資格，並對連橫作出以下指責： 「（連橫）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鴉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13日） 　　另外，他也曾在受邀前往民眾黨（原版的那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當眾斥責民眾黨人隨地便溺、不成體統，可以想像當時場面之尷尬： 「（蔣）渭水請講話。余先述欽佩議事之熱心…次言自治須由一身自治始，若一身不能自治，我黨、我臺灣何能自治？如目下諸君均在階前小便，於衛生上不潔，於體裁上亦甚不雅觀，此豈非不能自治之明證乎？」 （《灌園先生日記》，1929年11月10日） 　　然而，不論是他的溫和也好，強硬也好，在當時背景下都有侷限性。議會政治是政治共同體的一種組織形式，要讓這樣的組織形式成為可能，首先必須存在一個足以支持議會運作的政治共同體。國之不存，憲政焉附？而這一點，恰恰就是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解決不了的問題。雖然他花費大半生提倡議會政治，但卻沒有辦法找到屬於自己的國族。 　　林獻堂應該多少有意識到自己的侷限性，但卻無法提出解決之道。就一般世俗觀點而言，這位豪門巨紳無疑屬於人生勝利組，但他筆下卻時時流露出自認失敗者的苦悶，或許就與這種無能為力的心情有關。從他在1940年的這幾句詩，可以一窺他當時的心境（節錄）： 一局殘棋懶再看，誤將敗著欲求安。 此時尚敢圖非分，來日方知更大難。 （《全臺詩》，冊33頁68；原載《臺灣新民報》1940年8月27日第8版） 　　「來日方知更大難」這句詩，彷彿讖言一樣預示了他後來的遭遇。1947年，他雖然沒有在二二八事件被殺，但也差一點被國府列為叛逆。1949年，林獻堂以治病名義飛往東京，從此終生流亡日本。雖然他在接到蔣介石要他回臺的來信後，可能一度有所猶豫（頁223），但最終還是拒絕重返故土，寧可待在這個他曾與之周旋數十年的國度。 　　1955年，國府派出蔡培火這位昔日與林獻堂一起對抗日本人的戰友，再次赴日遊說他返臺，向來溫和圓融的林獻堂，作出了決絕強硬的答覆： 「（臺灣）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灌園先生日記》，1955年10月14日） 　　1956年，這位歷經清帝、日帝、國府三代的臺灣仕紳在東京病逝，年74歲。 （以上引文若無特別註明，均指《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一書。）  

    　　這幾天，看著新聞，我突然想起一件有關香港的小事。 　　那是發生在九七之前，我不確定是什麼時候，有可能比《大時代》這部戲更早，丁蟹或許還沒有跳下來。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有天電視播報新聞的時候，螢幕上出現一個香港的教育工作者（身份我不記得），表示九七之後會配合北京要求的教學方向，還補了一句： 「教育本來就是要配合政府。如果我是在臺灣，當局要我跟學生講『共X』，我就講『共X』。」（大意如此。原話為粵語，我聽不懂，只是看字幕）。 　　他說話的口氣很輕鬆、很淡然，但卻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說，就因為他的口氣輕鬆淡然，所以我的印象才特別強烈。這段話讓我突然意識到，教師其實也不見得真心相信他們教給學生的東西。同一個人，如果放在不同的政治脈絡，完全有可能對學生作出相反的教學，而且輕鬆自在、面不改色。 　　要說這是一種打破世界觀的重大啟蒙經驗，那就太誇張了，沒有到這個程度。當時的我，就只是個小時不了了的小學生（大也未必佳），還沒有什麼自行批判學校教育的能力。這個經驗並沒有刺激我作出什麼論述，頂多只是在心中留下一道疑問的痕跡而已。 　　要到很久以後，我才逐漸看清，我小時候讀的臺灣國編本歷史教科書，其實也不太可靠，在相當程度上算是一種奇幻文學。而且，當年那些大力痛斥「共X」的人，有許多也換了一百八十度的立場。 　　至於說，我領悟到「不論視角再怎麼多元，人生在世還是有必須堅持的事物」，那就是更晚的事。從「看山是山」走到「看山不是山」，繼而再走到「看山是山」，已是中年。 （我手邊剩下的老香港物件已經不多，下圖這枚舊版港幣是其中之一。）  

「很遺憾在行動中不是一切都照計畫進行」 　　6月15日晚上，歐洲盃足球賽事在慕尼黑開踢之前，一名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者（德國籍）駕駛一架印著「拋棄石油」(kick out oil)大字的飛行傘，從空中闖入比賽現場，並疑似失控墜落，造成兩人受傷，傷者分別為烏克蘭籍與法國籍。同時，現場約有一萬四千五百人。 　　慕尼黑警方已依傷害、違反航管法規（體育場周邊上空為禁航區）等罪名對涉案人士進行調查。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6月16日譴責此舉為不負責任的行動，將人們置於巨大的危險當中(Das war eine unverantwortliche Aktion, die Menschen in große Gefahr gebracht hat.)。 　　德國綠色和平組織則在推特上道歉，並強調這場抗議絕對沒有想要打擾賽事或傷人的意圖、很遺憾在行動中不是一切都照計畫進行(Leider ist bei dieser Aktion nicht alles nach Plan gelaufen.)。然而，至少到目前（6月17日上午）為止，我看德國綠色和平組織還是把飛行傘翱翔天空的照片掛在推特上，旁邊放著要求福斯汽車放棄石油的抗議標語，似乎仍然捨不得這次行動的宣傳效益。 　　我實在看不出這樣像是真心要道歉。不過，也許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吧。 參考資料： 南德日報“Was die Polizei über die Greenpeace-Aktion weiß”新聞報導： https://www.sueddeutsche.de/....../greenpeace-em...... 南德日報”Bundesregierung verurteilt Greenpeace-Aktion in EM-Stadion”新聞報導： https://www.sueddeutsche.de/....../fussball-muenchen...... 德國綠色和平組織推特頁面： https://twitter.com/greenpeace_de/status/1404880452545097730   SUEDDEUTSCHE.DE EM-Spiel in München: Polizei zur Greenpeace-Aktion EM-Spiel in München: Polizei zur Greenpeace-Aktion  

  　　純粹從技術層面來說，今天從日本送到的這批疫苗，跟短期內疫情和緩與否關係不大。疫苗檢驗、配送、接種均需時日，接種之後也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產生保護力。對於眼前而言，好好落實生活中的防疫措施更重要。 　　但就精神層面而言，這批疫苗卻有很大的影響。臺灣實際上是處於類似圍城的狀態，對外取得戰略物資（疫苗）備受阻撓。人是一種需要希望的動物，如果一直看不到獲得外援的希望，堅守圍城的意志就容易動搖；意志動搖，有心人就可能乘虛而入，進而兜售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案。 　　有論者指出，在各種防疫措施當中，疫苗這項議題在臺灣輿論似乎佔據了過大的討論聲量。在我看來，有些帶起聲量的人，也不是真的要強調疫苗，而是要強調「他們有辦法阻止臺灣取得疫苗」，就像有人直到今天還在叫嚷說，臺灣民眾要有效抵禦病毒侵襲就「只有接受」所謂「安全高效、數量充足」的XX疫苗，言下之意自然是「若不順我的意，我就讓臺灣拿不到疫苗」。 　　阻撓臺灣獲得疫苗，這不只是生物戰，更是心理戰的一環。在圍城過程中，攻擊方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止防守方從外部獲取補給物資，這不一定是因為個別物資真的會對戰局有立竿見影的影響，而是要讓防守方陷入難獲外援的狀態，如此一來，精神上就容易出現裂痕。今天在桃園機場降落的日航班機，就是要防止這種狀況發生。 　　這場空運支援，除了防疫之外，同時也是在釋放一個訊息：倘若臺灣有事，東京（還有華府）不會袖手。這一點，跟1948年蘇聯封鎖西柏林之後，美國透過空運補給向莫斯科傳遞不會退讓的訊息，可說十分相似。從各方面來說，這次疫情都是一場類似戰爭的狀態。各方在疫情下的反應，相當程度也預示了戰爭降臨時會有的動向。作為臺灣人，我對日本國家，以及其他所有促成這次援助的人，只能說滿滿的感謝。 　　相對的，人必自助而後人助，臺灣若不站穩立場，別人也沒有理由要一直幫你的忙。在接下來的驚滔駭浪當中，唯有證明自己是值得援助的盟友，外援才會可長可久。成為某些國家的盟友，它們會在危難時對你出手支援；成為某個國家的國民，卻意味著它想要時就可以對你任意殺戮。究竟如何選擇，就在臺灣人的一念之間。兩個相隔多年的5月35日，正好就是這個對比的鮮明例證。 （下圖為三室戶寺的紫陽花，前疫情時代的某個六月天，筆者攝於京都宇治。）  

  　　攻擊指揮中心在疫情爆發前就疫苗取得不積極，這是沒有意義的事。姑不論所謂「不積極」純屬誅心，事實上，在本土感染個案大規模出現前，當時面臨的問題是「疫苗過剩」，而不是「缺乏疫苗」。即使先前採購更多疫苗，也極可能會放到過期報廢，當時指揮中心還不斷呼籲民眾施打，言猶在耳，距今不到一個月。只不過，許多人卻表現得好像已經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一樣。 　　至於說指揮中心就疫苗施打不積極，更屬無謂之論。這是一個自由國家，公權力要對人民身體進行強制存有重重限制，就法律角度而言，疫苗施打原則上只能勸說，不能強迫。然而很現實的，在本土疫情爆發前，大多數人不會有意願承受可能的副作用，這是風險權衡的個人自由，無可勉強，更非國家權力所能左右。除非有足夠迫切的風險，否則「普遍自願施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以我個人為例，在本土疫情開始出現前，染疫風險相對小，我不願意冒險承受副作用；在感染個案開始零星出現、而尚有疫苗開放施打的那幾天短暫窗口期，我則不想佔用掉一劑疫苗，寧可留給更需要的人。這是我的選擇，也願意承擔，就是這樣。 　　若又質疑說，指揮中心為什麼不採辦「沒有副作用」的疫苗？那麼，大概只能說「查無此苗」。所有藥品都有風險，關鍵只在於風險孰重孰輕。尤其針對起義三鎮肺炎的疫苗，以藥品動輒需時數年的開發週期而言，可說是在相當短促的情況下投產問世，既要有效又要沒有副作用，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 　　無論如何，英國在大規模施打AZ疫苗之後，疫情明顯趨緩，這是有目共睹的現象，指揮中心並沒有採辦不合格的疫苗給大家。如果AZ疫苗真的不合格，歐盟現在就不會起訴控告AZ公司，要他們趕快多交貨了，難道是為了幫律師業紓困而刻意打官司嗎？至於說，如果有人宣稱其他家的疫苗穩定有效又沒有副作用，即使只是基於常識，大概也還是對這樣的說法有所保留會比較好。 　　更何況，如果把視角拉大到全球，在舉世陷入疫情的狀況下，藥廠合理的作法會是什麼？我想，第一應該是滿足本國需求，第二則是優先配置給疫情嚴重的國家。先前台灣既然沒有大規模的本土疫情，在對外的交涉爭取上，自然就會比較缺乏著力點。設想一個假設情境：倘若現在有個疫情遠比台灣輕微的國家，截走本來可以出貨給台灣的疫苗配額，我們會怎麼看待那個國家，人家先前就會怎麼看待我們。 　　當然可以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本國利益高於一切，即使其他國家疫情慘重，台灣先前還是應該爭取更多疫苗」。OK，雖然這種說法很殘酷，但我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畢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就是霍布斯意義下的自然狀態。事實上，我也相信，承辦人員先前已經卯足全力在爭取疫苗。能有這樣一個立功露臉的機會，為什麼不要？ 　　問題是，你講你的國家利益，別人也有別人的國家利益（歐盟甚至都動用訴訟對藥廠施壓了）。即使不談國際之間的馬基維利遊戲，就藥廠的角度而言，一樣是出貨，會先出給疫情迫切的國家，還是給先前幾乎沒有本土疫情的台灣？設身處地想，如果我是談判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又要怎麼說服藥廠，把可以在其他地方救命的疫苗出貨到台灣？何況先前連已經到貨的配額都還沒有打完，而且本來還極可能會擺到過期？ 　　雖然我不知道公部門對外磋商的內情，但就一個以代客戶出面談判交涉為業的人而言，我認為承辦這項交涉很難，非常難。能夠在這樣艱困的情況下，還陸續爭取到目前到貨的疫苗，已經堪稱相當不容易的成就，不是用一句「不積極」就可以形容的。 　　用這種泛道德化的誅心之論去譴責主事者，雖然可以提供一種貌似簡潔易懂的歸因與歸責：「我們現在會沒有疫苗，都是那些人『不積極』的錯。」但事實上，卻是以扭曲整個前因後果為代價，對於事態的理解與問題的解決，均無補益。 　　更進一步想，如果連距今不到一個月的事，都可以假裝失憶把事情反過來說，就不難想像幾年之後，關於這場疫情會有多少奇怪的說法了。

  　　在漫長的訴訟之外，蔣經國日記終於在2020年公開，得以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近日出版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林孝庭著），就是以這份日記作為主要研究素材。本書除了爬梳日記之外，還將其內容與浩如煙海的眾多史料交互對比。不論是否同意本書的論述，還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用功之深。 　　就本書呈現的蔣經國日記而言，一個鮮明特點是對於美國的強烈厭惡。日記中充滿大量對於美國的抱怨，幾乎與蔣經國來台後的人生相始終。1953年，美國國務院與五角大廈聯名邀請蔣經國訪美，並由艾森豪總統、杜勒斯國務卿(John Foster Dulles)等高層親自接見，照說是美方對其禮遇的表示，蔣經國在日記中對此的反應卻是「內心是如此沉痛耶！」、「余在赴美之前夕反感沉重，此心此情，何人知之耶？」（頁204-205）。 　　蔣經國對美國會有這麼強烈的排斥，這與國府在台的基本格局有關。國府台灣是一個極度依賴美援維持的政權，不論是在經濟面或軍事面。說穿了，國府在台灣就像是借用別人的本錢作生意。如果沒有美援，殊難想像國府有可能在台灣站穩腳跟。 　　相對的，美國也透過援助的機會，深深介入國府的施政，不下於債權銀行嚴密監控接受紓困貸款的公司。在財政方面，美國對國府的預算持續監督，以求投資的每一分錢都能發揮美國期望的效果（頁382）。在軍事方面，美國既要確保解放軍無法衝過台灣海峽，又要防止蔣氏父子拿著美援武器「反攻大陸」，將美國拖進他們無意涉入的大陸戰事。舉例而言，1965年，蔣中正派遣蔣經國前往華府，遊說美方支持國府的「大火炬五號」反攻計畫，冀圖進攻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五省，就被美國以冷淡態度拒絕（頁112-113），甚至換來白宮高層「失去理智且與現實脫節」的嘲諷評語（頁174）。 　　這種「被債權銀行嚴密監管」的處境，自然讓蔣氏父子極度惱火。「升米恩，斗米仇」的古老格言，在國府與美國之間再次得到印證。另一方面，北京也極力離間台北與華府的關係。1957，北京透過香港的紅色文化人曹聚仁傳話，勸誘國府接受北京領導下的「自治」，還允諾「負擔台灣的軍政經費，一如美援之額數。」（頁422）。1958年，北京又再次透過香港傳話，表示毛澤東承諾「只要蔣介石切斷與美關係，北京願意將大陳島歸還台北。」（頁425）。 　　在此，兩蔣雖然對美國抱持強烈憎惡，但還是發揮了權謀家應有的正常判斷力，沒有接受北京的利誘，繼續強忍怒氣與美方合作。不論在主觀層面對美國有怎樣的感受，在客觀層面，美國的支持都是維繫台灣存續的必要條件。至於北京的「承諾」價值如何？兩蔣問題雖大，但也還沒到會對此心存幻想的程度。打個比方：如果一家公司因為跟主要債權銀行鬧不愉快，就接受「打開大門放任強盜搬走所有資產」的提案，天下寧有是理？ 　　相對的，美國也對蔣經國頗有懷疑，既對他濃烈的特務色彩深感顧慮，也對他歷經蘇聯調教的背景充滿忌憚。1953年蔣經國訪美時，杜勒斯國務卿就直接警告這位客人，在處理情報與安全議題時的手段「有一點粗暴」(a little rough，頁207)。二十年後（1973年），美國注意到台灣與蘇聯暗中接觸，季辛吉國務卿更曾當面質問國府駐美大使沈劍虹，蘇聯是不是曾經向台北提議租用澎湖群島？讓沈劍虹當場大吃一驚（頁196）。 　　換言之，美國一方面對蔣經國的人權記錄頗感不滿，另一方面又擔心他會開著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投效共產陣營。華府對他既合作，又懷疑，同時緊盯蔣氏治下的台灣核武計畫。然而，對美國非常反感的蔣經國，卻終究在極度的隱忍克制之下，未與美方全面決裂，頂多只是在日記中寫抱怨文發洩情緒。 　　就地緣政治而言，位處第一島鏈的台灣如果與掌握制海權的美國為敵，就等於是戰略自殺。這是台灣的基本戰略格局，不因執政者更替而改變。倘若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將不會憚於對台採取反制，而且大陸政權也不會有力量阻止美方的行動，正如九一八事件時按兵不動的國府中央軍。蔣經國跟少帥不一樣，他擁有水準之上的戰略判斷力，以及壓抑自身反美情緒的過人自制力。終其一生，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仍然是一個以親美路線為基底的政體。 　　就隱忍情緒的自制力而言，蔣經國很可能更勝他的父親。不論他年輕時原本是怎樣的人，在史達林治下充當人質的生涯、以及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主掌情報的經驗，都足以讓他鍛鍊出極深的城府。蔣經國日記的記載，顯現出他極善於隱藏自身的真實感受，擁有類似臥底特務那種可以一邊厭惡某人，同時又對其熱絡交好的能力。 　　舉例而言，曾經擔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的美國高階情報官Ray S. Cline，與蔣經國相交多年，曾經時常與蔣喝酒、出遊，外界普遍認為他是蔣的摯友，蔣經國甚至聘請Cline的妻子為其擔任英文家教，堪稱通家之好。但在蔣經國日記當中，Cline的形象卻是「輕浮」、「淺薄」、「無知無能驕傲自大的美國人」（頁90-91）。 　　多年相識尚且如此，其他交淺言淺的往來對象更不待言。1967年蔣經國訪日，日方備極禮遇，除了天皇接見之外，還安排蔣經國檢閱自衛隊儀隊，動員維安警力多達一萬七千人，往來氣氛熱烈，但蔣經國日記對此行的感想卻是「（對日本）仇恨之心深重而傷痛，愧對先母在天之靈」（頁280-281）。1973年，李光耀訪台，蔣經國親自陪同遊覽台北故宮、陽明山、日月潭等地，貌似賓主盡歡，但日記中對李的評價則是「非善類之人也」（頁313-315）。 　　如果說，對自身感受的隱藏壓制也算是一種藝術的話，蔣經國無疑是這門藝術的大師。不論他有怎樣的想法或情感，都會基於理性自利，嚴格依照現實利害行事，不受個人好惡所左右，宛如一台冰冷精確的權力機器。 　　於是乎，這也造就了一個相當微妙的現象：他的政治決策往往會產生與其個人感受相反的結果。他對美日厭恨殊深，但卻讓「不沉的航空母艦」持續站在美日陣營；他是大中華主義者，但卻強勢抵抗北京的統戰；他對民主化並無好感，也確實在白色恐怖期間執掌情報，但卻不得不在晚年放鬆打壓力道，只能在日記中發出「（選舉）不能不辦」的抱怨（頁329）。 　　這種「內在感受」與「外在行為」的背反性，讓解讀蔣經國平添了不少困難。他就像一個站在台上持續數十年的演員，角色與自我來回交織，不同面相錯綜並存。到後來，已經不容易說清楚哪些表現是角色設定？哪些是真實的自我？他的後繼者先總統李公，在卸任後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這句話也未嘗不能適用於蔣經國。 　　即使到現在，解讀蔣經國也仍非易事。即使日記解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內容也仍然必須謹慎以對，不能照單全收。如上所述，蔣經國是一個極善於隱藏自身想法的人，而且他顯然意識到，日記可能會被其他人檢視（不論是時人或後人）。現存日記所呈現的，不一定是（或者說，一定不是）蔣經國的真實全貌，毋寧只想他想讓我們看到的面向。 　　比如說，現存的蔣經國日記，1942年的若干頁數已然不見，而那些頁數所對應的日期，又極可能與章亞若有關。再者，蔣經國還特地在1942年日記本首頁註明： 「翻閱舊日記，發現（民國）卅年及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頁17） 　　補註以上這段文字的時點是1954年，正值蔣經國在台執掌情報工作期間。是啊，「實為奇事」。日記裡的這些頁數，是誰「偷撕」的呢？蓋棺容易定論難。往後，有關蔣經國的爭議，大概還是會持續下去。 註：以上頁碼均指林孝庭著，《蔣經國的台灣時代》，遠足2021  

  　　去年疫情初起時，我曾經寫過《通往坎尼之路》這篇文章，談的是羅馬怎樣弄到在坎尼之戰大敗的歷程。今天不妨再作一點補充：在坎尼率軍迎戰漢尼拔的兩位羅馬執政官當中，保盧斯戰死，法羅則統率殘兵脫離戰場。 　　不過，等到法羅回到羅馬時，不但沒有被懲罰，反而獲得熱烈歡迎。隨後，法羅仍然在羅馬政界持續效力。儘管在他的指揮下，羅馬折損了多達約七萬人的部隊，但共和國並沒有對他施加懲罰。的確，這可能與法羅的個人政治實力有關，但不只是他，共和時期的羅馬本來就鮮少誅殺戰敗的指揮官，包括在坎尼戰前被撤換的費邊也是如此。 　　這一點，是羅馬與迦太基的一個重要差異。在迦太基的歷史中，不乏誅殺或整肅敗將的案例。雖然不能排除我們所知的迦太基歷史有被勝利者刻意醜化的可能，但連漢尼拔這麼偉大的軍事統帥，在戰敗後也落得流亡自盡的下場，這起事例本身就說明了，迦太基的政治文化確實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 　　畢竟，即使戰敗，指揮官也是為了國家站在前線承擔風險的人，身上的負擔比安處後方的人大太多。如果順風順水時當作是應該的，逆境出現時就要痛下殺手，弄出一個「將軍百戰聲名裂」的局面，如何能要求將領繼續效力？這樣作，除了讓後繼指揮官畏於決策、並加深政治傾軋的殘酷程度之外，毫無意義。 　　從事後角度說指揮官有哪裡不對，那是很容易的事。後見之明者已經知道事態發展的歷程，知道是哪一個風險因素出問題，可以居於資訊優勢指出「當初如果怎樣怎樣，事情就會不一樣」。但是指揮官作決策的當下，是在渾沌不明的「戰場之霧」當中作決定。有大量的風險因素以動態模式同時存在，而每個人的注意力與可調度資源均屬有限，勢必不可能兼顧每一個環節。如果處處都當成重點，那就等於是沒有重點；只要在佈署上有重點，沒注意或被低度注意的環節就一定會存在。不論再怎麼能幹的人，都是如此。 　　所以說，決策從無失誤的指揮官，在現實世界幾乎不存在。只要是人，就會有疏漏。只是優秀的指揮官對於局勢會有比較正確的通盤評估，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有較大機率降低失誤的規模，並在失誤發生後盡量修補而已。回顧歷史，幾乎每一個名將，只要記載夠充分，其個人生平都有一筆又一筆的失誤史，但也無礙於後人對他們成就的肯定。唯有永遠在臺下鼓譟的事後諸葛，才可能常保不敗。 　　不過，如果依照某位國會議員的標準，大概沒有一位名將可以免於槍斃了吧。什麼叫逆向淘汰的演化力量？這就是一個絕佳的示範案例。 --- 註：有關坎尼戰前的背景，請參拙文《通往坎尼之路》，於茲不贅。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pad.of.an.attorney/posts/219558576130077  

不夠強大的善良，沒有效果的卑屈 　　昨日（5月4日）發佈的《致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一封公開信》，涉及相當麻煩的法律問題。臺灣現行《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4條第2項規定：「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而且，不論《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抑或《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辦法》，都沒有規範院士資格的退場、除名、或取消方式。 　　我想，當初擬定制度的時候，應該根本沒想到背負終身名譽職的人會作出這等事來。其實，也不只是這個個案，近年光怪陸離的案例陸續浮現，連院士在美國犯罪被抓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人外有人，我不敢說臺灣現行法制下一定找不到解套方式，只能說我目前沒有想到。但若真的已經到了制度的極限，就只能訴諸修法一途。 　　另外，看到這則五四公開信，倒是讓我想起了一則小故事。胡適來臺擔任中研院長之前，曾經當過北京大學的校長。依據時任北大教授季羨林的回憶，有一次他在校長辦公室與胡適會面。這時，有位學生闖進辦公室，希望胡適不要離開，還表示「北平解放後，（新政權）將任命他（胡適）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 　　聽到這句話，胡適只是笑了笑，說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胡校長沒有接受利誘，也沒有向國府通報這位很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學生（《季羨林談師友》，香港三聯2006，頁128）。 　　雖然在世人眼中，胡適往往呈現出一種貌似不通世務的迂腐書生形象，但在我看來，胡校長其實相當精明。他非常清楚，倘若真的投靠過去，等到統戰價值用盡後會發生什麼事。那句「人家信任我嗎？」，不是一個傻書生有辦法說得出來的話。另一方面，他不向國府通風報信，這也是基於校長身分的堅持。畢竟，政治立場歸政治立場，人際關係還是有些必須遵守的道義。 　　後來的歷史發展，也確實證明那些投向新政權的粉紅知識分子有多麼天真。他們的待遇隨著利用價值同步遞減，一開始奉如上賓，繼而呼來喝去，接著就是踩在地上踐踏了。卑屈合作不但沒有發揮效果，反而讓自己在後續一場又一場的運動中，被鬥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剩下後人（如果有的話）在幾十年後，發出「往事並不如煙」的哀嘆（然後再變成禁書）。胡適的高瞻遠矚，由此可見。 　　當然，不用過分美化胡適，他有他的侷限，也不是沒有黑歷史。他的貢獻主要是在學術領域，以及基於善意而對別人的私下幫助，受惠者遍及天南地北，既有彭明敏，也有張愛玲。至於在政治上，他的努力大部分歸於徒勞。自由主義的理想，在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場泡影。洪水席捲故國的時候，他只能跑路自保。後來在臺灣，與他關係良好的雷震「觸怒龍顏」下獄十年，他也無力營救。胡適的筆桿，終究沒辦法跟槍桿硬碰硬。如果要質疑，確實可以說，他的善良不夠強大。 　　但即使如此，相較於某些出賣學生的教育官僚，胡適這種「不夠強大的善良」，似乎也還是比那種「沒有效果的卑屈」高貴得太多。 《致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一封公開信》原始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sunnycheungky/posts/295157992099125  

  　　我是在上個世紀末進入臺大法學院就讀。當時，臺大在公館的校總區對面，有家名叫二十一世紀的炸雞店，宛如學校的地標之一，有時候也會當成相約的會面點。我記得，那個時候網路上有流傳一個冷笑話：有位學生要趕去赴約，就跳上計程車跟司機說「我要去二十一世紀」，但這位司機對那一帶不太熟，聞言愕然不解：「同學，我開的是計程車，不是時光機。」 　　當然，隨著時代流轉，不需要坐上時光機，我們就被帶到二十一世紀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想不來都不行。不過，顯然有些來自二十世紀的人們，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很不滿意，覺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國際觀、日子過得像是在養老、兒媳婦還像「娘娘」一樣的舒服，諸如此類。 　　年輕世代有沒有人符合以上描述？這不是重點。不管哪個年齡層，都可以找得到對國際現實坐井觀天、而又有足夠財富悠閒度日的人，所以爭執這一點根本沒有意義。重點在於，這種發言其實暴露出一種忿忿不平的心理：覺得被時代虧欠，好像這個世界對不起他。「為什麼我過得這麼辛苦？你們年輕人憑什麼過得這麼舒服？」大概類似這樣。 　　事實上，就我個人的觀察，抱持這種心理的人，生活條件相對寬裕者不在少數，甚至不乏社經地位優渥的人物。倘若時代真的有虧欠了誰，那主要也不是虧欠他們。然而，非常奇妙的是：這種「被虧欠感」卻往往在許多日子過得不錯的高齡個案身上出現，並演化出一種過度反應的心理防衛機制，讓他們對於年輕世代抱持鄙薄排斥的態度。而且，在傳統厭女文化的推波助瀾下，惡意的矛頭更容易指向年輕女性（像是所謂的「娘娘」）。 　　這不是好現象。這種心態會形成一道高牆，讓這些個案更不容易（或不願意）理解年輕世代的實際生活是怎麼回事，也難以瞭解年輕世代有哪些困難與負擔。這樣扭曲的認知架構，又會形成一種封閉的負面循環，讓他們心中那種「你們年輕人過太爽」的確信得到進一步強化，也更加刺激本就忿忿不平的被虧欠感。於是乎，久而久之，這些個案對於社會的理解，就會越來越像是出自平行時空，越來越缺乏現實感。 　　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排斥長者的意思。每個人都會變老，而且我自己也不算年輕。以上只是基於我對某些個案的觀察，作一個概括描述而已，並沒有要普遍適用於所有長者。 　　事實上，能夠敏銳洞悉時代變化、進而有所作為的老人，在歷史上比比皆是。舉例而言，1203年的時候，高齡九十幾歲的威尼斯執政官恩里科 · 丹多洛(Enrico Dandolo)，就掌握了難得的戰略機會窗口，親自率軍攻陷君士坦丁堡，一舉改變中世紀歐洲的戰略局勢，奠定威尼斯作為海洋貿易國家的霸業。誰說老人不能開創新局呢？動輒訴諸年齡作為劃分的依據，挑起無謂的世代對立，這種作法實在應該盡快揚棄了。總之，年齡從來不是問題，有沒有理解社會變遷的現實感？這才是問題。 註：下圖為Dandolo的墓碑，原墓於1453年鄂圖曼軍隊攻破君士坦丁堡時已遭破壞，現僅於原地設置墓碑作為紀念（筆者攝於伊斯坦堡，聖索菲亞）。  

  　　福島核電廠的廢水排放，這具有相當的環境風險，是一個需要謹慎正視的問題。不過，同樣需要正視的問題是：其他許多核電廠，同樣也會排放具有放射性物質的廢水。這是運作需求使然，總不能又要核電，又要電廠把廢水永遠封在廠內。以臺灣的現行法制為例，《游離輻射防護法》第9條第1項也只是說「輻射工作場所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者，設施經營者應實施輻射安全評估，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而不是說絕對不能排放。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這終究是行不通的。 　　當然可以說：「其他核電廠排放的是正常運作產生的廢水，符合安全標準；至於福島擬排放的則包含三一一核災污染的廢水，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確實，這是一種具有相當說服力的說法，我也覺得不無道理。 　　然而，一旦講到這個層次，論爭重點其實就已經從「反對福島排放核廢水」，變成「反對福島排放『不符安全標準』的核廢水」，防線出現了微妙的位移。接下來，如果對方拿出論據，表示「我們已經把核災廢水處理再處理、稀釋再稀釋，完全沒有安全疑慮，甚至比你們家排放的還要安全」，那該怎麼辦？從論爭的角度而言，基本上就只剩下兩條路：第一，讓第三方專家來檢驗，大家對檢驗結果願賭服輸；第二，不論專家意見怎麼說，都認定安全風險太高，堅持反對。 　　要注意，雖然第二條路聽起來貌似賭氣，但我並不認為這絲毫沒有合理性。畢竟，人類使用核能的歷史不滿百年，在歷史長河中無異於短短的一頁。放射性廢水排放後會有怎樣的長期環境影響？我們仍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檢驗。在客觀分析之外，同時也承認自己認知的侷限性，承認世界上可能仍有未及分析的風險，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如果選擇第二條路，那麼別人也不免會進一步追問：你質疑我的核電安全性，那你的核電就安全嗎？你說我的專家意見不可信，那我為什麼要相信你的意見？你用這種態度來質疑別人的核電，別人也完全可以用一樣的態度來質疑你的核電。最後，這終究會全面動搖對於核電安全性的信賴。     　　毋寧說，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既然這麼怕核電相關風險，是不是乾脆不要用核電算了？省得在那邊提心吊膽。說直接一點：如果連經過專家背書安全性的廢水排放，都覺得風險高到不願冒險，卻還支持在地震帶弄越來越多的核子反應爐，這種風險評估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說起來，「支持核電」也好，「反對核廢水排放」也好，贊不贊同是一回事，但都還不失為可以理解的立場。但若是一邊支持核電，另一邊又堅決反對排放核廢水，就不免讓人懷疑，這個風險評估的標準到底在哪裡？借用中國電影《讓子彈飛》的台詞來形容：「你左手的意思我懂，右手的意思我也懂。兩隻手這麼待著，我看不懂。」這種左右手立場不一的姿態，是臺灣核能風險論爭的一大怪象。 　　附帶一提，就已知的歷史記載而言，臺灣第一次成功進行的核實驗，是發生在1934年，由時任臺北帝國大學物理學教授荒勝文策，在臺大二號館的加速器中成功撞擊原子核。歲月悠悠，八十七年就這樣過去了。

  　　在我看來，捐款這種事很簡單。想捐就捐，不想捐就不要捐，純屬個人自由。只要沒有以道德勒索的方式強索硬要，又或是作出偽造文書假冒捐款之類行為，旁人就沒有理由予以置喙。 　　不過，簡單的事到了臺灣，往往就會變得不簡單。新出來的一種說法是：這是人禍，不是天災，所以要大家別捐。但是，捐款這種事，本來就是因為看到別人身陷痛苦，想要作點什麼，所以用金錢餽贈的方式表達心意，不是嗎？至於起因是天災也好，人禍也好，就「痛苦存在」這一點而言，都是一樣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還要為承受痛苦的人劃分類別？ 　　另外有人說，應該由責任人去賠償被害人，捐款會便宜了責任人云云。然而，這種說法完全誤解了「賠償」與「捐款」的性質。「賠償」是責任人對被害人的損害進行填補，「捐款」則是第三人所作的餽贈，兩者在法律上各自獨立，並不會因為有人捐了款，就減輕責任人的賠償責任（至於責任人是誰？我不揣測，而且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不妄加揣測）。 　　打個比方，假如我發生車禍，肇事者應該要賠償我因此所生的損害。即使有人另外送給我十萬元，我也是基於第三人的贈與而取得這筆錢，跟肇事者引發的損害是兩回事，並不會因為這樣，肇事者要負的責任就減少十萬元好嗎？ 　　至於說，有人質疑不應該由衛福部設立捐款專戶。問題是，有許多人想要藉由捐款來表達心意，這是一個既成事實。如果政府機關不出面成立一個窗口，反而更可能讓有心人獲得可乘之機。衛福部成立專戶，只是讓大眾的心意有一個易於辨識的出口，也沒有禁止捐贈給其他公益團體，捐款人完全可以自行選擇。更何況，衛福部（或其他政府機關）在重大事故發生時成立專戶方便民眾捐贈，這是往年屢見不鮮的作法。為什麼到了今年就突然變成一個問題？這真是耐人尋味。   　　也有人說衛福部不值得信任，所以不要捐。基本上，我尊重這個說法。雖然說，要不是這個「不值得信任」的機關在瘟疫中作了一些事，他們現在可能已經不復存在，但我還是尊重他們的「不信任」。畢竟，信不信任本來就是高度個人主觀的事，無可勉強。 　　不過，既然信不信任是個人主觀的事，不信任，自己不要捐就好了，實在沒必要拿著自己主觀上的「不信任」去阻止其他想捐的人。 　　當然，政府機關如何運用善款，是可以質疑的事，但無論如何，這都已經是一個流向相對清楚、稽核相對完善的機制了（至少比坊間許多xx團體來得清楚）。可以說它不完美，可以說想要捐給其他單位，也可以索性說誰都不想捐，但特別針對「衛福部成立捐款專戶」這件事來質疑，這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再強調一遍，我絕對不是呼籲大家要捐款。捐款這種事，本來就只是一種心意。況且，表達心意的方式也不是只有捐款一途。在捐與不捐之間，純屬個人自由。讓我反感的是，在國家發生重大死難事件之際，連讓大家表達一下心意，都可以變成一個問題。 　　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簡單的事到了臺灣，往往就會變得不簡單。

「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指出，曾經多次報導新疆人權、武漢封城等敏感議題的 BBC駐中國記者John Sudworth（漢名沙磊），已經在威脅下偕同家人前來臺灣，離開前遭便衣人員跟蹤至機場。BBC並發佈聲明表示為John Sudworth的報導感到驕傲，「（拙譯）約翰的工作揭露了中國當局不欲世人知悉的真相。」(John’ s work has exposed truth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d not want the world to know.) 　　就此，中方外交部發言人則表示： 「新疆有一些民眾和實體因為沙磊的涉疆假新聞利益受到損害，打算起訴沙磊。這完全是民間行為，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現在正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民眾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利和利益的意識在不斷增強。我們也沒有聽說有中國政府部門威脅他。所以，如果沙磊認為他的報導是公正的、客觀的，他就應該勇敢地應訴，不用害怕。如果有證據表明他受到了威脅，他就應該報警，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 　　John Sudworth先生的報導內容如何？我不予置評。不過，上面那句「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倒是讓我想起了一個小故事：義和團盛行的時候，大清國山西巡撫毓賢一方面唆使義和團胡作非為，另一方面又表示會保護外僑與傳教士。接著，毓賢聲稱兵力不足，為了防止意外，請轄境的傳教士聚集起來，以便集中保護（「縣中兵力薄，防疏失也。」）。 　　於是，還真的有些傳教士相信了這個說法，就扶老攜幼前往接受毓賢大人的「保護」（當然也可能有些人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被保護」）。結果，他們的下場卻是「悉率出斬之，婦孺就死，呼號聲不忍聞」（《清史稿》，卷465）。 　　不得不說，這句「我們會保護他的安全」，還是挺幽默的。 --- 參考資料： 「外交部：中方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 https://finance.sina.com.cn/....../doc-ikmyaawa3059465.shtml BBC聲明稿： https://twitter.com/....../status/1377140457906470921...... BBC新聞報導：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6586655 清史稿，卷465 BBC.COM BBC China correspondent John Sudworth moves to Taiwan after threats The BBC's Beijing correspondent moves to Taiwan aft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最近有不少關於棉花與人權的議論。據說，有位神秘東方大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拿出了一張看起來非常復古、據說是早期美國黑奴採摘棉花的照片，用來質疑「到底誰在強迫勞動？」。 　　發言人拿出的照片，究竟是不是美國黑奴採摘棉花的景象？固未可知。不過，這也不是重點。不論這張照片是不是真的，早期美國曾經有過奴隸制，並且生產奴隸棉花，直到南北戰爭（1861-1865）廢奴派勝利後，才在1865年通過美國憲法第13條修正案廢除奴隸制，這是確鑿無疑的史實。雖然我不是美國法的專家，但也知道有這麼一件事。誠然，這是對人權的重大侵犯，必須記取歷史教訓。 　　不過，既然要講歷史教訓，那就不妨也比較一下，東方大國在同時期的人權狀況是如何？畢竟，如果要比較，還是拿同時期的事比較合適。當美國為了廢奴與否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東亞也陷於太平軍與清軍之間的戰事。當時的社會狀況，可以參考時人趙烈文的日記。在南北戰爭爆發之年（1861）的8月13日（農曆），他記載了安徽安慶的景象： 「人肉價至五十文一兩，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兩。城破入賊居，釜中皆煮人手足，有碗盛嚼餘人指。」（頁651） 　　上面這段引文，「人肉價至五十文一兩，割新死者肉亦四十文一兩」這兩句話非常耐人尋味。既然四十文一兩的人肉是出自死者，就文義而言，「五十文一兩」的人肉恐怕就是出自活人，是為了食用而宰殺。至於投降政府的太平軍，其下場則是「降者四千餘，疑其內應，盡殺之」（頁651）。 　　的確，這不算是種族歧視，因為是否被吃、是否被殺，看起來與被害人的種族沒有直接關連，一視同仁，均遭屠戮。但我實在看不出，這樣的人權狀況有哪裡比較高明？ 　　可能會有人說，這只是單一個案。那好，不妨再來看看1864年6月23日（農曆），趙烈文有關清軍攻破南京後的景象： 「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頁1171） 　　而且，就算「讀書人」也一樣加入這場施暴的狂歡，比如趙烈文在同年6月19日的記載： 「是日文案委員有至城，見人幼子甫八歲，貌清秀，強奪之歸，其母追哭數里，鞭逐之。」（頁1168） 　　不錯，可能還會有人說：你這樣比不公平，這都是戰時的事，不要拿戰時跟平時比。好吧，姑不論美國當時也是戰時，但東亞帝國就算在「平時」，也是持續對內鎮壓，不斷翦除或打壓領土上各種可能構成反抗種子的人事物。所謂「平時」，其實就是鎮壓能力還足以壓制異己的意思。 　　我舉一個有關臺灣的事件為例：在1892年這個「承平之年」，胡傳（後來的末代臺東知州，胡適的父親）曾經作為大清帝國的官員，來臺巡視臺灣防務。巡視之後，他對於臺灣原住民政策所提出的意見是： 「扼守要隘，見番出則殺以創之」（原文如此，保留史料原貌）。 　　總之，征服大片土地、集中大量資源，用來壓制異己，這就是東亞帝國傳統治術的要訣。在統治機器能夠運作的狀況下，帝國就能夠用大量資源壓倒個別地區的反抗者，避免出現大規模武裝衝突，這就是所謂「平時」。倘若鎮壓能力登峰造極，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就會被稱為「治世」。如果望文生義，把「治世」理解為高度的人權水平，那就會對東亞的歷史產生誤解。 　　說到這裡，我想可能又會有人提出質疑了，質疑的方式很簡單：「你說的這些東亞史，都是已經過去的事。我現在是在跟你講美國奴隸棉花，你不要拿無關的事情來轉移焦點。」 　　是的，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質疑。我上面說的這些事，跟美國奴隸棉花都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也確實都是已經過去的事。 　　不過話說回來，既然不要去扯已經過去、而且跟主題沒有關係的事；那麼，某大國的發言人，人家在跟你講二十一世紀的中亞，你沒事弄個跨時空的人權比較，去扯十九世紀的美國作什麼呢？ 參考資料： 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網站（美國憲法第13條修正案）： https://www.archives.gov/historical-docs/13th-amendment 趙烈文著，《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版。 胡傳，《胡傳致邵作舟函抄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https://openmuseum.tw/....../cc212648366f4f792a1f6bd46...... （下圖為《胡傳致邵作舟函抄件》局部段落，引用自開放博物館網站，引文紅色標註為筆者所加。）  

  　　德國ZDF電視臺的迷你劇集《我們的母輩，我們的父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是評價頗高的二戰歷史劇，但在波蘭卻惹上了麻煩。先前，有位波蘭老兵認為該劇有波方涉入迫害猶太人的情節，因而以侵害其人格權為由，對於製片方提起訴訟。 　　約於2018年時，波蘭Krakau地方法院認定原告主張有理由，判決被告應給付20,000波蘭茲羅提（約當4,500歐元）之損害賠償。經提起上訴後，上訴審近日改判被告毋庸賠償，但仍認為該劇既未呈現出德國人就納粹屠殺的責任，亦未呈現波蘭作為德國被害人的事實，故而判決命被告道歉，且其道歉應於波蘭電視臺以及 ZDF, ZDFneo與3sat等德國媒體為之。 　　本次的判決，可說是波蘭司法體系繼先前對於兩位（提及波蘭人戰爭責任的）歷史學家進行審判後，再次展現對於歷史詮釋的主導權。不過，這次連外國的戲劇創作，也成了介入審查的範圍，必須符合波蘭法院認定的「歷史真實」。 　　話說回來，倘若有人想在臺灣提起類似的訴訟，我認為勝訴機會不大。雖然在戒嚴時代，曾經發生有人因為評論千年以前的古人（「文起八代之衰」的某位）而背上法律責任的案例，但至少在民主化以後，法院在言論自由方面就趨近於古典自由主義，不傾向於介入歷史責任的認定。重點不在於被告講的對不對，而在於這原則上不是法院應該跳下來處理的事。 　　舉例而言，某位先總統的後人，曾經不滿別人對於其先祖歷史責任的評論，因而對評論者提起訴訟。在該案當中（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 2348 號民事判決），承審法院就駁回了原告的請求，除了認為被告所言係有相當依據之外，法院並明確表示： 「本院雖認遺族對於故人敬愛追慕之情，應視同人格上利益加以保護，惟依社會通常情形，咸認遺族對故人敬愛追慕之情於故人死亡當時最為深刻，經過時間的經過而逐漸減輕，就與先人有關之事實，亦因歷經時間經過而逐漸成為歷史，則對歷史事實探求真相或表現之自由，即應優位考量... （歷史人物）是否應負責任？與公眾利益當有重大密切關係，並非單純屬於個人隱私之私人事務，應屬可受人民客觀評論之事。而為維護民主社會之言論自由，特別是前述探求歷史真相及表現之自由，與遺族就他人對其先人之批評言論可能造成人格利益之侵害相較…當屬「可受公評之事」…足見被告係就可受公評之事提出評論，與原告對先人敬仰思慕之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相較，兩相權衡，仍難謂被告上開言論具有違法性。」 　　依照這個標準，真實人物的歷史責任尚且是可受公評，至於本來就具有虛構性質的戲劇創作，自然更不待言。說起來，國外的戲劇作品中，可能也有一些涉及臺灣歷史的情節，會讓人感到不快，作為臺灣人，可以無視，也可以反駁，但若因此把人家告上法院，要臺灣法院來認定什麼才是「正確的歷史」，那就不免讓人愕然了。 註：先聲明一下，我不會看波蘭文，所以只能從英德文媒體獲得訊息，無法直接看到波蘭方面的說法，或許會有侷限性，只是把目前的想法筆記下來。也歡迎會看波蘭文的讀者提出補充。 參考資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 2348 號民事判決：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V,96%2c%e8%a8%b4%2c2348%2c20070928%2c1 德國之聲有關ZDF案一審判決的新聞報導（英文）： https://www.dw.com/....../german....../a-46889781 英國BBC有關歷史學家案的新聞報導（英文）：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5996291 德國明鏡周刊有關ZDF案二審判決的新聞報導（德文）： https://www.spiegel.de/....../unsere-muetter-unsere...... SPIEGEL.DE Polnisches Gericht verurteilt Macher von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zu Entschuldigung Sie sollen im Fernsehen öffentlich um Verzeihung bitten: Die Verantwortlichen von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haben nach Auffassung eines Gerichts in Krakau die Grenzen der Meinungsfreiheit überschritten.  

　　我是在上個世紀末進入法學院，開始學習法律，以及相應的人文社會知識。就我個人的記憶，當時校園瀰漫著現在稱為「進步價值」的思潮（倘若有人記憶不是這樣也不要緊，每個人的經驗總會有出入）。在那時，野百合的情緒餘波尚未散盡，大學仍然沉浸在解構舊秩序的亢奮中，至於新秩序要建構成什麼模樣？我不覺得大家有想太多。大概就是把西歐國家的影子，疊合在小島的未來想像上。總之，更平等、更開放、更環保、更「社會正義」就對了。 　　經過二十幾年的跌跌撞撞，臺灣社會也好，我個人也好，都已經遠遠不是當年的模樣。其中一個鮮明的變化，那就是「進步價值」的形象大幅倒退。經過多年無限上綱式的操作，已經讓「進步價值」快要變成一個罵人的詞彙。許多「進步價值」的支持者，一再要別人付出成本，去為他們的訴求結帳買單。但若照著他們的訴求去作，卻不見得會獲得奧援，反而很可能會因為沒有作到一百分而遭到攻擊。長此以往，如果哪天有人提告主張「進步價值」一詞算是貶損人格的侮辱言論，要求使用者負公然侮辱的法律責任，我是不會太驚訝的。 　　如果現在再問我，我會說，我仍然沒有放棄環保、平等、庇護、社會正義這些價值；不過，這一切必須在「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實踐，不能逾越可行性的界線。這跟律師執業是一樣的道理。律師給當事人的建議必須是「可行的」訴訟策略，而不是「律師自己喜歡」的策略。否則，就等於是拿當事人的權益來追求自我滿足。 　　訴訟策略的可行性界線，是由個案證據與事實的狀態決定。至於進步價值的可行性界線，則是由臺灣在當代世界的現實處境所決定。概略說來，至少包含以下幾個難以改變的剛性因素： 1. 地緣因素： 這片群島位處東亞第一島鏈中央，在戰略板塊交會邊緣。陸權勢力若要出海，這片群島會是首當其衝的目標。相對的，倘若我們想跳槽到陸權陣營，也勢必會成為海權勢力首先打擊的對象。到時候，我們的下場不會比1940年的法國海軍更好。 總之，我們活在四戰之地，這是影響臺灣社會體質的根本因素。不論喜不喜歡，這都是無法改變的現實。稍有不慎，我們就會同時面對敵人的奴役，以及盟友的攻擊。 2. 國防因素： 承上，既然身處四戰之地，維持相當的軍事力量就是生存基本條件。雖然臺灣不可能征服強鄰，但若連給別人製造麻煩的能力都沒有，別人就不會有任何忌憚。世界上儘管有很多人抱著「留島不留人」的想法，樂意看到我們徹底消失，以便全盤拿走我們的資源。 要維持軍事能力，就必須有足以支持部隊的經濟力、在緊急狀態下調度社會資源的動員力、以及防範外來滲透的抵抗力。在這種狀態下，期望臺灣推行門戶大開的開放政策，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懸崖邊緣的人如果想活，就不能鋸斷自己坐著的那根樹枝。 3. 經濟因素： 這一代的臺灣經濟，處在上下之間的轉型期。我們已經很難在削價競爭上拚過工資更低的國家，但又沒有升級到可以靠輸出技術、金融、以及高附加價值零組件就發大財的程度。所以，我們必須大量維持中高端製造業，尤其是電子、機械、鋼鐵、石化等產業。 這些產業，不只是經濟的基石，同時也是維繫軍事力量的必要條件。而為了維持這些產業，又必須確保相應的能源供給。這一點，是當代臺灣許多政策選擇的結構性限制，包括但不限於環保問題。 　　以上幾點，構成在臺灣實現進步價值的可行性界線。只要沒有越界，我完全贊成讓各種進步價值獲得最大程度的實現；但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考慮可行性，一味以理想的名義任意需索。這些因素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現實。好也罷，壞也罷，那都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即使以泛道德化的方式，把反對者打成「壞人」，也無法改變現實。縱使假裝界線不存在，硬是拖著大家往前衝，最後也勢必會讓整個社會跟著「進步價值」一起掉下懸崖。 　　歷史一再證明，民主國家有可能在貌似正當的訴求之下，作出自我毀滅的行為。即使在古典希臘民主的黃金時期，雅典人也是先投入無謂的西西里戰事折損國力，繼而不顧蘇格拉底的極力反對，投票處死自己最能幹的軍事指揮官，終於自毀基業。雅典尚且如此，其他根基短淺的新興民主國家更不待言。培養政治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時間，但弔詭的是，新興民主國家最缺的往往就是時間。 　　在當下的世界，後冷戰和平正在迅速崩解。面對這個清洗、迫害、武裝衝突四處肆虐的險惡時代，臺灣其實沒有多少犯錯空間。只要踏錯一步，歷史隨時可能會給我們深深一擊。到時候，「進步價值」不但無法有進一步的提升，反而很可能會出現嚴重倒退。畢竟，歷史從來都不是一條不斷向前進步的康莊大道。 註：有關1940年的法國海軍，請參拙文《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於茲不贅。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pad.of.an.attorney/posts/250700516349216  

「結束的開始」與「開始的結束」 　　臺灣的和平民主化，是非常罕見的個案，毋寧是歷史的例外，而非常態。我認為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並不適合作為理解民主化的標準模式。否則，其誤導性很可能會大於啟發性。 　　臺灣之所以能夠和平建立憲政民主，有極為特殊的時空背景。在此之前，至少從臺灣文化協會成立開始（1921年），社會運動的能量已經積累數十年，中間還發生了許多「不要問，很恐怖」的事件。等到社會能量不斷衝撞、眼看就要圖窮匕見的時候，專制政權又迫於錯綜複雜的內外情勢，不敢拔刀大肆整肅，從而讓民主化的和平實現成為可能。而且即使如此，所謂「和平」也只是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死傷。比如說，1980年2月28日，就是臺灣歷史揮之不去的一道血痕。 　　統治者之所以沒有拔刀，並不是因為想要把民主「賞賜」給民眾。有一大因素在於，臺灣是一塊深受國際強權影響的土地。專制政權對內雖然貌似至高無上，但卻高度依賴外部強權的支持。統治者在作出大動作之前，必須審慎考量強權可能的反應。這一點，並不在臺灣的法制上形諸痕跡，但卻是事實上存在的權力架構。在這種重重牽制的架構下，重點不只是強權有無實際介入（其實還是有），單單只是「不確定強權會不會介入」，就已足以讓統治者在拔刀之前再三思量。 　　尤其重要的是，從1970年代以降，隨著北京外交地位逐漸提升，臺北政權陷入強烈的存亡焦慮，深怕自己會淪為聯中抗蘇大業的犧牲品。在當時，國內外普遍不看好臺灣的存續，就連張愛玲在1975年寫信給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淇討論出版事宜時，都不忘略帶黑色幽默地提到「早點出書，趁臺灣還在，賺兩文版稅」（《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皇冠2020，頁272），正好反映了那種風雨飄搖的時代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專制政權如果還要拔刀大肆整肅，會是非常冒險的舉動，理性自利的決策者不會輕易嘗試。否則，一個弄不好，自己就會被強權拋棄。「政權國際地位的弱化」與「民主化的萌芽」幾乎同時出現，這並不是偶然。毋寧說，正因為大環境對政權不利，讓政權不便再用「老方法」辦事，所以民主化才有了萌芽的契機。 　　但即使如此，也還是不足以和平實現民主轉型。單單只是「專制政權的弱化」並不等於「民主政權的建立」。回顧過去，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順理成章的錯覺，好像一切本應如此。事實上，歷史本來更有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若不是在冷戰結束前後的機會窗口，剛好碰到一位怪物等級的權謀家，施展了近乎藝術的權術，「水到」也未必能夠「渠成」。照理說，本來很有可能會演變成鎮壓與抗爭不斷升級的暴力螺旋；即使勉強成立名義上的民選政府，也會因為各方的掣肘癱瘓，而難以進行有效的民政治理。 　　總之，要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憲政民主政體，很難，非常難。臺灣其實是在高度偶然之下，跨越了極其艱辛的演化門檻。長期積累的社會能量、讓統治者心生忌憚的戰略局勢、以及參與者深沉高明的權謀，三者缺一不可。諸般因素剛好湊在一起，讓一個本來機率很低的歷史路徑得以實現，堪稱演化特例。而且即使如此，臺灣的憲政民主也遠遠談不上已經穩固，稍有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 　　話說回來，臺灣尚且如此，倘若其他地方不具備臺灣當時的有利因素，卻要面對整肅力道更大的政權，臺灣模式就未必有多少效法價值。甚至可能不惟無益，反而有害。至少，也會造成過度樂觀的錯誤期待。舉例而言，將臺灣民主化來臨前的美麗島大審，與其他地方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犯審判相類比，我認為就不是很適切的比喻。 　　美麗島大審，是專制政權弱化時的一次反撲，象徵著臺灣白色恐怖時代走向結束的開端。至於目前在彼邦如火如荼進行的政治犯審判，則比較像是白色恐怖更趨熾烈的一個轉折點。重點並不只是被告的人數多寡，而是被告當中包含了許多原本堅守體制內路線的人物。到了這一步，不管你是「和理」也好，「勇武」也好，在統治者看來，都一樣是要打擊的敵對勢力。 　　就此而言，這場審判的歷史意義，恐怕會與美麗島大審正好相反。若說美麗島大審是白色恐怖「結束的開始」，這場審判就是白色恐怖「開始的結束」，象徵著整肅行動從一開始「打擊一小撮」的階段進入到下一階段，擴張為全社會的清洗改造。 　　不久之後，整肅的浪潮大概就會進一步升級，吞沒現在站在政權那一邊的人物，即使是當前的執法者亦不例外。畢竟，在那個政權之下，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乃至於統戰對象與鬥爭對象之間，往往只是階段先後的關係。到時候，兔死狗烹的古老格言，會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實現另類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