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現代史上，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卻也遭致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極權政權長期的監控與壓迫，甚至被羅織進1980年美麗島事件軍事審判，創下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臺灣以來將宗教人士判處重罪的先例。 2007年8月12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高雄愛河畔發起《人權宣言》30週年紀念大遊行。（作者提供）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宣教歷程打破了台灣傳統宗教團體不關切社會及政治的特性，非常積極從事社會公益及福利事業，創辦多所學校、神學院，設立多所醫院診所，顯示長老教會關懷實際社會變遷與發展，對政治的關切則頗具喀爾文教派傳統風格，引起中國國民黨政權極大的疑忌，一直想盡辦法企圖滲透。 該教會施行代議式民主制，從小會、中會、大會到總會都採行民主方式運作，類此制度與蔣介石極權政權總統一直違憲連任，監察委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都是終身職，兩相比較之下非常諷刺。基於這種民主方式的DNA，該教會不但對於台灣民主運動一直很支持，而且在幾個重要的關鍵時刻都曾發表具有影響性的聲明和宣言，針對台灣前途表達了高度的關切，更讓蔣政權深感如芒在背。 首先，1970年，蔣介石極權政權假借「普世教會協會」在冷戰時期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加入為會員的理由，逼迫從1951年就是該協會會員的基督長老教會退出該協會（直至1980年，長老教會才又成為會員）。蔣政權對長老教會的壓迫開始惡化。 1971年，蔣介石極權政權不顧台灣前途，拒絕美國等主要民主先進國家將台灣留在聯合國的安排，以致遭到聯合國驅逐，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的會籍；另方面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開始正常化，並即將發展全面的外交關係。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首度在1971年十一月開會起草教會的建言，然後，除了聖公會、信義會、衛理公會和周聯華牧師等所謂的國語教會之外，經總會常置委員會決議，其他教派都參與簽署，在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建議與聲明》，該教會與中國國民黨蔣政權之間正式處於緊張的關係。 基督長老教會1977年發表的《人權宣言》。（作者提供） 這項聲明向台灣人民及國際強調：「我們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只顧私利而做出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人權既是上帝所賦予，人民自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同時要求：「全國統一之前能在自由地區（台、澎、金馬）作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以接替二十餘年前在大陸所產生的現任代表。」 這是國內繼彭明敏教授發表「自救宣言」以來，宗教團體首度公開發表的「自決」論，「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也是首度如此明確受到整體的重視與關切。有關「國會全面改選」雖然自《自由中國》雜誌以來，已經成為當年黨外民主人士主要的訴求，但是，由宗教團體公開提出也屬首次。 這項聲明當然對於蔣政權而言宛如晴天霹靂，到了1974年，蔣政權的劊子手——警備總部終於找到一個下手的藉口，1975年一月二日出動大批特務分成好幾個小組，分別衝進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不同地區的教會，強制沒收了一大批聖經和聖詩。這項行動持續整整一個星期，所有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各地教會都遭到相同的搜查命運，幾乎使得長老教會面臨缺乏聖經、聖詩可用的處境。 蔣政權的理由是：被沒收的聖經、聖詩，都是使用羅馬字或泰雅語等原住民母語拼音。蔣政權發佈新聞稿指出，只是執行『國語』政策，與宗教自由無關。 但是，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也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他們認為，蔣政權的政治迫害已經使得『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壓制』，以原住民母語或羅馬字拼音的聖經在台灣已經使用了一百多年，歷經清國、日本時代，都相安無事，如今蔣政權卻大動干戈予以沒收，確實是違反宗教自由。 根據長老教會方面統計，這次行動總共被沒收了2200本台語羅馬字聖經。後來在長老教會持續抗議和國際壓力下，蔣政權才歸還600本聖經，但其餘1600本從此失蹤。直到1978年，中國國民黨蔣政權才在國際壓力下核准聖經公會出版羅馬拼音聖經五千本，但須逐冊編號登記列管。 長老教會並不畏懼蔣政權的壓力，同年（1975年）年底，美國總統福特訪問中國之前，長老教會再度發表《我們的呼籲》，除了呼籲教會『以愛心說誠實話，積極關心我國政治前途』之外，仍特別強調『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崇拜上帝』，要求國民黨政府『維護憲法所賦予人民信仰宗教之自由』。 基督長老教會關懷實際社會變遷與發展，對政治的關切則頗具喀爾文教派傳統風格。（作者提供） 到了1977年，美國正醞釀與中國建交，台灣處境更加艱難時，長老教會在當年八月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前，發表了第三份宣言《人權宣言》。重點包括：台灣的未來應由1700萬住民決定；以及促請政府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人權宣言》深深觸碰了蔣家王朝極權政權最大的政治禁忌，蔣政權的各種干預紛至沓來，報章雜誌也被動員的全面撻伐。蔣政權先是意圖鼓動為連署的少數教會在北部大會年會中提案否決該宣言，但該否決案以13票對65票未能通過。 隔年（1978年）三月二十八日，第25屆總會年會在台南神學院召開時，蔣政權更用盡各種方式想阻撓總會通過《人權宣言》，並阻撓高俊明牧師連任總幹事。當天，特務包圍了會場，蔣政權高官強制進入會場，公然要求撤回該宣言、刪掉裡面的台獨內容，但遭牧長們悍然拒絕，所有與會者也毫無畏懼，最後，這份宣言仍然以235票對49票絕對多數通過的，高俊明也以255票對49票壓倒性多數連任總幹事。 這幾次尖銳的對立與衝突，使得中國國民黨政權更加積極要整肅長老教會，在解嚴之前，還長期組成專案進行監控與滲透，最後，終於中國國民黨政權在美麗島事件中逮到機會，包括高俊明在內的多名教會人士，基於教義與人權保護美麗島事件人士，而相繼被判刑繫獄。 基督長老教會 高俊明牧師在獄中所寫的遺書。（作者提供）

二次大戰結束後，在中國和亞洲一些國家都有不少台灣人，因為戰爭因素或遣送問題無法解決，而被迫無奈地遭到滯留。 滯留在其他國家的台灣人，因屬台籍日本兵居多，所以，有一部份成了「戰犯」，其餘的絕大多數都由日本政府派船艦載運回台灣，而且大致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就完成了遣送作業，只有少部份被以「戰犯」身分監禁。 示意圖。圖片來源：Pixabay 作者：TryJimmy 至於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則除了台籍日本兵之外，也有為數不少的經商者，他們滯留中國期間的待遇，事實上並沒有比滯留其他國家的台灣人好得多。 中國國民黨政權對於滯留中國的台灣人始終未加重視，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間，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將台灣人遣返台灣。其中，滯留人數最多的海南島，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才開始有第一批台灣人被送回台灣。 這第一批被送回的台灣人共有二千人，他們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返抵基隆時，竟然有二十八人在船上死亡，另外，有一百多人患了重病。這是日本在無數批遣返台籍日本兵時，從未發生過的。 根據當時的《和平日報》報導，一九四六年九月底，第二批由海南島送回的台灣人超過三千人（含二百多名密渡者），搭二千噸級的「沙班號」輪船在高雄港第九號碼頭上岸。「沙班號」途經澳門時曾遭遇暴風，一度失去訊息，抵高雄港時發現每一位都是骨瘦如柴、臉色蠟黃，運送過程中死亡十七人、重病六十五人。 1946年10月5日和平日報報導，第二批由海南島送回的台灣人超過三千人，每一位都是骨瘦如柴、臉色蠟黃，運送過程中死亡十七人、重病六十五人。（作者提供） 台灣人在被送回途中死於船上，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在中國期間，曾經備受欺凌、所受待遇遠不如日本人。 也就是說，滯留在中國各地的台灣人，完全被中國國民黨政權當作「次殖民」看待。 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行政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公佈命令集中管理滯留中國的台灣人，此令一出，各地台胞被搶劫的很多。在上海經商的楊肇嘉，不僅所經營的農場被搶個精光，本身也遭檢舉替日本人工作，受到調查。 戰前在天津作生意的吳三連，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戰爭結束後中國混亂情形時指出：「『漢奸』的指控，很快地落到當時在偽政權中做官的台灣人頭上。」 「除了救援被指為漢奸的台胞之外，也同時要救援被指為奸商的台胞。有一些台灣商人由於曾經做官方的生意，所以面臨財產被充公的命運。」 丘念台也在他的自傳《嶺海微飆》中說：「當時，居留廣州的台僑約有二萬人，包括隸屬日本軍籍者一千六百人，他們與日僑和日軍，都是分開收容。對於台籍僑民，政府准期在廣州市內自動集中，設立了十六個收容所來安置。其中，有很多台灣人護士因不安而自殺。 「當台灣籍官兵最初被我解除武裝時，竟有許多本國的人士，指責他們是幫助日本作惡的漢奸。」 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廣州的台灣人還有萬餘人，他們因被歧視，生活無著，流為乞丐餓殍。在廈門台胞有八千人，財產均被沒收，其中有二百多人被拘禁，雖欲歸台而市政府不給證明，致無法出境。 在海南島的一萬多名台灣人情況更慘。他們蓬頭垢面，衣不蔽體，流落街頭。喬治．科爾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說，「聯合國救濟總署」的一個工作隊發覺了這些台灣人已瀕臨死亡邊緣，經過一番漫長複雜的交涉後，才為其中二千人取得了回台船位。 中國國民黨政權不願派船遣送台灣人，根據國民黨政權高層的指令，他們是計劃在遣送日本軍民之後，才要解決台灣人滯留的問題，是所謂「先日人、後臺人」的原則。 政策上的歧視不打緊，當「聯合國救濟總署」通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時，中國國民黨政權官員竟然說：「這些軍伕都是與日本通敵」，現在有給他們吃、穿、治病，又得送他們回台灣，「簡直是浪費金錢」。 中國國民黨政權更曾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提出一個「載運台胞來台之海輪獎勵及支付船價方法」指出，由廣東省政府、救濟分署、長官公署各分擔船價三分之一，本省（作者註：台灣）以原料作抵，每次五百噸，另准每次來船自由購煤以每噸公價法幣四萬元優待，其餘食糖、樟腦，均准優價撥讓。這種派船要錢，又以遣送為理由大肆借機搜括台灣重要物資的作法，根本惡劣到了極點。 有不少由台灣人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在中國成立的團體，只好在沒有官方協助下設法援救自己同胞。 丘念台曾說，「為使居留台僑表達效力政府的意志，我提議要求他們自動獻金。於是，大家熱烈解曩捐獻。」接受獻金的對象包括：第二方面軍張發奎將軍、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廣州市長陳策、廣州市警察局長李國俊。 旅滬台灣同鄉也曾聚資一百萬元，由楊肇嘉和謝南光以全體台胞的名義送給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總部。 遣返台灣人的工作一直都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和台灣人團體的努力下進行，因此，進行極為緩慢，到後來，海南島方面就有不少台灣人直到中國國民黨蔣政權敗逃台灣之後，還繼續滯留在海南。 本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被遺忘的歷史】滯留中國的台灣人淒慘命運。

終戰到二二八事變的一年半期間，台灣報業曾經有過一段百花爭鳴的短暫光景，蔣家王朝政權雖然還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它已經使用特務和司法的手段干預新聞言論自由，有了這個開端之後，蔣家王朝就展開箝制新聞言論自由的鐵腕政策。 當年的《人民導報》就是被開第一槍的，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原委。 《人民導報》在王添燈（時任台灣省參議員）擔任社長時期，就曾因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所發的一則新聞，遭到特務和司法有計劃的反撲，假「誹謗妨害名譽」的罪名行干預新聞自由之實，掀起當年非常轟動的控告風波。 《人民導報》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創刊，當時與林茂生博士創辦的《民報》齊名，都是以揭發蔣家中國國民黨政權貪污舞弊的新聞而受到廣大讀者肯定，卻也是蔣家中國國民黨政權派在台灣的統治集團亟思剷除的對象。 該報原來的社長是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擔任，後因該報尖銳反政府的立場而被迫改組，才改由王添燈接任社長。時隔不到一個月，即發生這件控告風波。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該報總編輯蘇新綜合農民運動領袖簡吉（老台共幹部）提供的資料、高雄特派員周青的實地採訪及日治時代著名作家呂赫若的查證，親自撰發了高雄警察結合地主欺壓佃農的新聞。 這則新聞的內容大意是這樣的： 「高雄市大港村農民莊垂火被地主蔡湖搾取過量穀物，引發糾紛，地主發動流氓強行索租，莊垂火無法如他們所願，遭流氓毆打，連出面調解的農民張保在也被砍傷，並強行搶割，於是，激起村民義憤抵抗。」 「蔡湖心有不甘，就請他的親戚林迦區長與警察局林姓祕書商量，在六月六日率領武裝員警二十多人，到莊垂火家開槍示威，並逮捕農民二十餘人。」 蘇新還親自為這則新聞下了標題。主標題是：「日人統治時代之暗影，又重演於今日之高雄」。副標題是：「警察壓迫農民」、「警察為地主走狗與日人統治時代無異」。 人民導報因抨擊高雄市警察局欺壓農民，遭到國民黨政府控告。（作者提供） 新聞在隔天見報後，讀者的迴響非常熱烈，不過，中國國民黨統治集團卻極為懊惱，特務系統及黨務系統都強烈主張不能再繼續縱容《人民導報》，經過兩天的研究，決定由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出面澄清，並提出控告。 童葆昭在十一日寫妥聲明啟事，經過層層審核，據說曾達到當時的台灣最高當局，大家都認為沒問題後，才從十五日由官方的《台灣新生報》連續刊出三天，同時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告訴。 童葆昭說明的情節與該報的報導完全相反，說成是莊垂火糾眾將蔡湖父子打傷，警方獲報才前往逮捕施暴的農民。他控告王添燈和蘇新『誹謗妨害名譽』；另外，高雄警察局也恐嚇周青說要抓他，周青被迫辭職離開高雄。 台北地方法院起初依照慣例力勸雙方和解，但政治黑手在此時介入司法，正好雙方都堅持不願和解，於是，在四個月後判處王添燈一年有期徒刑，罰款一千元，褫奪公權一年。 人民導報社長、台灣省參議員王添燈。（作者提供） 王添燈不服向台北高等法院上訴，併發函給台灣省記者公會，說明整個事情的經過，強調該新聞完全根據事實報導，「童局長之提訴，不外為保持官威，以意氣用事，巧弄國法」，公會曾派代表向高等法院表示關切。 台北高等法院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庭時，因旁聽民眾太多，出現罕見的爆滿場面。該報這次準備了更多證據呈庭，包括現場照片、農民驗傷證明等，莊垂火等多位農民也出庭作證。 王添燈在陳述時指出：「地主和農民衝突，警察局只能進行調解，不應該偏袒地主，迫害農民，甚至打傷農民。」 隔天，所有非親中國國民黨的報紙都大篇幅報導審訊情形，《民報》甚至以全版刊出審訊問答內容，讓社會大眾充分瞭解整個事件的真相。中國國民黨的台灣統治集團評估社會反應後，改變原來企圖打擊王添燈的策略，由童葆昭以撤銷告訴收場。 由於中國國民黨政權確實腐敗、倒行逆施到了極點，累積的民怨終於在翌年的二二八中引爆，然而，事變爆發不久，不但《人民導報》立即被封閉（當時先後被封閉的報社還有好幾家，所有的言路都被蠻橫斬斷），王添燈更遭到逮捕殺害。 在這件官司風波中，擔任《人民導報》辯護律師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的林桂瑞，蔣家中國國民黨政權曾遭到特務的恫嚇，由於他不願馴服，繼續為王添燈強力辯護，使得警方最終非常沒有面子地撤銷告訴，因此，隔年王添燈橫遭不幸後，他也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被武裝憲兵登門強行逮捕，從此下落不明。

坦白說，日軍在1945年戰敗後，不少台灣知識份子的確「喜迎」「祖國」中華民國來接收台灣，但越來越多的失望，最終引爆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六年的二月十日，分別在高雄、嘉義發生了三樁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事件，卻暴露了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腐敗、可惡的冰山一角，由於當年類似事件不斷在台灣各地發生，也因而種下了二二八事變一發不可收拾的遠因。 1945年於台北公會堂拍攝之「光復」慶祝大會   第一樁：一群中國國民黨撤退來台的軍人約十多人，趁參與接收（劫收）台灣物資的空檔，在高雄苓雅寮一處倉庫內聚賭，被區民發現了，就跑去找苓雅寮區長夫人出面勸阻，她告訴他們，台灣民風純正，過去數十年都禁止賭博，因此，請他們不要破壞社會良好風氣，結果，他們竟然集體將她圍毆到遍體鱗傷，然後，揚長而去。 第二樁：另一批中國國民黨撤台的軍人，完成高雄左營軍事設施的接收工作後，鎮日遊手好閒，這一天，有五、六位相攜到碑子頭尋找樂子，逛呀逛的來到碑子頭市場，在調戲賣菜的姑娘後，發現名叫卓乞食的魚商正在數錢，一夥人就圍過去將所有的現款六百元搶走，呼嘯而去。 第三樁：中國國民黨為了劫收台灣的資產，設有由中國各不同利益派系組成所謂的接收委員會，負責嘉義地區工業設施接收工作的一票委員，在嘉義化學工廠內發現當時很值錢的白糖二百萬斤與薯干數百萬斤，於是，經過密商後決定予以盜賣朋分。工廠內的台灣人都遭到恐嚇不得聲張。 以上這些記事都是引自當年多份報紙的報導，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初，在當年的台灣多家報紙上，隔幾天就有這類報導，而且散見於全台各地。這一類蠻橫、亂搞的可惡行為，自從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以佔領者、統治者的姿態在台灣登陸以來，就不斷地發生，讓當時無論教育水準、生活文化水平都比那些中國軍人高出很多的台灣人，看得目瞪口呆。 像第二樁事件發生地的左營，在同年同月的月初，就已發生過駐左營的海軍軍人槍殺當地民眾事件，以及荷槍實彈衝進郭姓區長的寓所進行威脅恐嚇的事件。 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在佔領台灣的一九四五年，曾經故示大方地下令廢止日治下所有『榨取、壓迫台灣省民』的法令。結果，走了一個撒尿的，卻換來一個拉屎的。 由於事例多得不勝枚舉，以下將有確實日期的例子用條列式留下一點檔案記錄。 一九四五年部份： 九月中旬，國民黨的前進指揮所官員，強占台灣當時最豪華的藝妓館『梅屋敷』。同時，強迫日本官員帶他們到台灣銀行取走時值二十萬元的美金。 十月中旬，台北街頭突然發生一連串的神秘謀殺案，好幾個日本婦女疑被國民黨特務伏擊和謀殺。 十月下旬，國民黨空軍人員佔據台北市北部靠近機場的一切財產，限令居民在四十八小時內遷走。 一九四六年的部份： 二月一日，國民黨警察，以捉嫌犯為名，闖進台北的戲院胡亂開槍，嚇走所有觀眾。 二月十一日，國民黨軍人彭姓上尉，因為爭取不到鹿港鎮接收物品存單，而大鬧彰化市。 二月十二日，一名來自福州的國府警察訓練班官員，在台北市搶劫民宅。 二月十八日，高雄警察局的國民黨局長，向商人低價購物不遂，當街開槍射擊。 三月十二日，新竹專賣支局唐山人科長，因檢查專賣品，發生打傷台灣人事件。 三月十四日，警備司令部蔡繼琨少將率兵包圍霧峰鄉農會，劫走二千多包米糧。 六月初，高雄農民與地主發生租賃糾紛，警察局長童葆昭接受地主賄賂，下令警察大隊介入對農民施壓。 七月十一日，數名國民黨軍人在台北搭乘公共汽車不買票，車掌要求驗票時，他們拔槍示威，引起糾紛。 八月十一日，新營鎮廟前正在演出野台戲，國民黨警員前往取締，並持槍驅散觀眾，引發激烈衝突事件。 十二月十四日，國民黨的軍警持槍到處肇事，在前往台中地院抓拿一名法警時，法警拒捕而發生激烈槍戰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發生之前的事例： 二月三日，台北松人停車場司機和檢票員，無端遭到二十餘名士兵毆打，引發公車員工罷工抗議事件。 二月二十五日，國民黨軍人在花蓮縣持槍強行佔用一輛巴士，司機憤而將巴士開離公路墜海。 許多學者都曾經研究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遠因與近因，本文只是例舉1945年以來被刊載在媒體上的衝突事件，這些衝突事件都是導致台灣人對「祖國」政權失望的原因。二二八事件之後，雖然台灣人民噤聲，但對「祖國」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早已在心胸如燎原的野火般延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