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南北韓協力，靠『和平經濟』我們就能打敗日本！」「日本簡直是『賊反荷杖』（韓國成語：竊賊反而背負木杖要打人，類似中文的『做賊的喊捉賊』）！」 文在寅真是好大的口氣，在國務會議與青瓦台顧問會議氣噗噗地痛罵日本，他的表情憤怒並充滿了殺氣；與會的部長們則人人都面無表情，試圖要展現同仇敵愾的「反日」氣勢。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根本不理他，老神在在依舊故我。 圖片來源：文在寅臉書 沉不住氣的文在寅在這場日韓貿易戰的第一回合，顯然是未戰先輸了。後來他呼籲國民不能情緒化，要冷靜以對。其實，最情緒化的就是他自己，把人民的反日情緒掀到「民粹式的民族主義」的高潮。但是，到了八月十四日韓國的「慰安婦紀念日」，他卻拉低姿態不再嚴詞批判日本，顯然為了等候日本展現協商的誠意。 對日強硬是文在寅的「強項」 文在寅這位「自由進步派」的總統，骨子裡如此強硬的「反日」，甚至嚴重走鐘，實在讓人詫異。 韓國的自由進步派通常是「左派、反美、親北韓」，但「反日」則因人而異。 文在寅看過當年盧武鉉的強烈反美，但上任第一年就妥協了，在美國壓力下乖乖配合派兵伊拉克，而遭全民訕笑與抵制。 所以文在寅不敢公然反美，對於美國在南韓部屬薩德防禦系統，文在寅原本強烈反對，但是上任後也只能承認既成事實。上任兩年多來，從未聽過他有任何反美的論調。因為他知道南韓需要美國的保護，需要遵循美國的東亞政策，所以川普要求他提高分攤駐韓美軍的軍費，他也只能默默承受。 但是他的反日情緒，卻是歷任總統最高的。我經常嘲笑「韓國是一個沒有敵人就活不下去的民族」，所以文在寅把日本塑造成大敵，無非是要激起人民同仇敵愾的反日民族主義。於是他上任後，首先撕毀了朴槿惠在 2015 年與日本簽訂的十億日圓「慰安婦基金協定」，並解散基金會。 這是一項國際協定，南韓在改朝換代之後就被推翻，日本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文在寅揚言，韓國可以自己賠償慰安婦，不需要日本的錢。這項協定規定就此終結慰安婦問題，而且不可逆轉。但是文在寅不遵守國際協定的行為，被安倍首相痛斥為「不守誠信的國家」。 接著，在 2018 年 11 月，南韓的最高法院判決日本的「戰犯企業」：三菱重工與新日鐵住工，必須賠償戰時「徵用工」。但是在日本「依法論法」的認知裡，1965 年日韓建交時簽署的協定，日本給予三億美元的無償貸款，韓方已概括承受並放棄所有的民間請求權，包括慰安婦與徵用工在內。怎麼到現在南韓還吵鬧不休呢？ 兩韓和解不能當飯吃 2018 年 2 月平昌冬奧北韓派出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赴會，遞出了和平的橄欖枝之後，四月下旬進一步促成了南北韓在板門店召開高峰會。當金正恩跨過板門店分隔 38 度線的水泥樁時，觀看電視實況轉播的南韓人民幾乎都含淚歡欣鼓舞，儼然第二天就要統一似的。文在寅的聲望也因南北韓的和解創下了新高，達到了 77.4%。 眾所矚目的兩韓峰會 2018 年 4 月 27 日登場，南韓總統文在寅（右）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板門店停戰村握手。圖片來源：中央社 接著，在文在寅的仲介下，2018 年 6 月 12 日，美國總統川普與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川金高峰會」，雙方的第一次接觸，保持了良好的風度與氣氛，並且發表了新加坡聲明。川普在沒有事先知會美韓聯軍的情況下，承諾要縮小軍事演習的規模並逐漸撤離駐韓美軍，震撼了南韓與美軍。這次美朝高峰會最大的贏家是北韓的金正恩，他向國人展現了與美國總統平起平坐的架式，更進一步展現了他的治國實力。 9 月，文在寅搭總統專機飛到平壤，與金正恩再次舉行高峰會並簽署「平壤宣言」，兩人甚至登上朝鮮民族的聖山「長白山天池」，兩人都各自在國人面前「演很大」。但是相較於兩人在板門店的高峰會，平壤高峰會就不再讓南韓人民那麼激情了，畢竟經濟施策的窘境，讓文在寅的支持率一路下跌。而日本在東北亞和解的變局中完全被邊緣化，幾乎沒有置喙的餘地，自然很不是滋味。 2019 年 2 月底越南河內第二次「川金會」的破局雖然讓人扼腕，文在寅這個「美朝掮客」也落得裡外不是人，使他的信用盡失。南北韓想要靠自力決定「國族前途」，也就是「民族自主」與「民族自決」，並不是南北韓自己說了算，他們都忘了背後還有「老大哥」在操控他們。 二次川金會將在越南河內舉行。圖片來源：中央社 而且，儘管文在寅以南北韓和解的努力，為他提高了短暫的聲望，但是南韓國內經濟的蕭條、出口衰退，以及失業率高居不下，民生經濟與立法改革績效不彰等，在在都讓文在寅焦頭爛額。2019 年南韓第一季經濟成長負 0.3% 之外，100 位財經學者給文在寅總統就任兩年打的經濟政策成績，竟然有將近七成給他 D 與  F 的成績。 而且他的聲望也從最高的 77.4% 一路下滑，幾度在 50% 上下起伏，2018.12. 甚至跌到 45%，今年八月中才爬回 48.3%。 人民關心的是經濟與溫飽，跟北韓的和解畢竟不能當飯吃。 而且，不過幾年之間三星手機在中國市場跌落了六成，市佔率跌到第七位；現代汽車在中國也衰退了四成。手機與汽車這兩大主力產業都大幅衰退的局面下，南韓也只能跟著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在東南亞另覓新市場。 韓國民調對文在寅施政的評價，藍色為肯定。 圖片來源：作者截至2019年8月第二週 日韓貿易戰的爆發 2019 年六月下旬 G20 峰會後，因日韓對慰安婦與徵用工賠償的問題談判決裂，日本首相安倍突然宣布，自七月四日起禁止輸出三項半導體與顯示器的精密科技原料包括：光阻劑、高純度氟化氫、氟化聚醯亞胺到韓國，兩國立即爆發了貿易戰。八月二日，日本更進一步將韓國從貿易友善國家的「白名單」中剔除。這是日韓引爆貿易戰爭的關鍵前提。 事實上，日本對南韓管制出口高科技產品，另一個原因是，南韓被指控在四年間流出 156 件戰略物資到中東國家以及北韓。南韓檢方只在 2018 年 11 月起訴一名「三星顯示器」的職員，他涉嫌流出「有機發光二極體（EL）的技術」，象徵性地展現制裁的動作。但是日本擔心南北韓和解、「開城工業區」重開之後，高科技技術可能會從開城流進北韓，尤其有些軍事用途的原料可用來生產導彈，對日本會造成安保的威脅。 對於日韓建交時放棄民間請求權的問題，是與建交協定一起經南韓國會通過的正式國際條約。但是二十多年後南韓開始反悔，聲稱慰安婦問題並不包含在放棄的項目之中。從 1990 年代初期，「韓國挺身隊（志工團）問題對策協議會」開始炒作慰安婦議題，指稱放棄請求權沒有徵得受害者的同意，所以是不合法的，要求日本必須道歉與賠償，並且透過國際傳播大肆宣傳，讓日本的「軍妓」問題在國際上丟盡顏面。 2011 年民間團體更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樹立「和平少女像」，也在釜山總領事館前又樹立一座，也就是要塑造「挺身隊＝慰安婦＝少女」的刻板印象，這是刻意要誤導南韓的年輕世代，意圖強化他們的反日情緒。日本在盛怒之下，召回大使與總領事表達抗議。 徵用工的問題，最早是在 1997 年受害人向日本法院提告，但法院不受理；2005 年再向南韓法院提告，同樣不被受理。但是 2012 年受害人再次提告，南韓法院不僅受理，而且在一、二審時都判決受害人勝訴。2018 年南韓最高法院再做出勝訴的判決，並可以凍結或徵收這些戰犯企業在南韓的資產，讓日本政府認定韓國是不信守條約、背信忘義的國家，文在寅政府甚至提出「完善 1965 韓日協定（建交基本關係條約）」，等於要重新翻修建交協定，日本更是無法接受，兩國的緊張情勢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日本將韓國剔除「白名單」之後，南韓政府也祭出反制措施，在 8 月 12 日宣布計劃在 9 月份將日本從南韓的「白名單」中剔除，將加強戰略物資對日本的出口管制。不過，韓國媒體指出，南韓政府的反制措施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對日本的打擊並不大。 文在寅把復甦南韓經濟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北韓，但這個「北韓夢」何時才能夠落實？南韓人民也都在看笑話，因為「兩韓和解 ≠ 復活救經濟」；而且文在寅又把反日的「民粹式民族主義」煽動到如此高漲，暴走的後果不僅難以收拾，甚至已搞到自己騎虎難下，勝算渺茫。到 2019 年上任兩年多的文在寅總統，儘管與北韓交好，卻與日本交惡，國內經濟問題一籮筐都不是他任期內可以改善的。 韓國人的不守法、沒有誠信，對國際協定不認帳等作為，確實不是一個「文明國家」應有的行為。   本文作者為朱立熙，原文標題：安倍的淡定與文在寅的暴走，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向吾友朱立熙兄的道德勇氣致上萬分敬意與謝意！     傍晚去八德路買自助餐，只聽到一路都在播朝鮮魚參選的新聞。我付了錢走近電視一看，果然是「中夭新聞」，我跟店員抗議，請她把老闆叫出來。 我問老闆：「你們是不是被鎖台，不能轉台嗎？」「沒有啊，可以轉台！」「請你現在就轉，否則我會號召朋友抵制你這家店。」老闆無奈地轉到別台。 他心有不甘地說：「我們做生意，不要談政治。」我大聲嗆他：「你叫顧客看這一台，讓大家都被洗腦，還叫不談政治？騙誰啊！」他默默無語。 我故意在店裡滑手機，坐了十多分鐘才帶著便當離開，就是要看他是不是再轉回中夭。抵制惡質媒體，就是要付諸實際行動。你要顧客被洗腦，我就讓你沒生意。

原本是中性字眼的「清算」，在1949年中國建國之後被「污名化」了。共產黨把它用來假裝為對地主與反革命份子的「迫害」，於是清算在華語圈就成了迫害、報復、殺人等的代名詞，人人無不聞「清算」色變。

  韓國民間團體去年12月於釜山日本領事館前，放置象徵受害慰安婦的「和平少女像」。為此，日本召回駐韓大使表達抗議。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幾年前，一位駐台的韓國外交官跟我聯絡，希望能幫他安排拜訪台灣的慰安婦，讓我很感詫異。但我還是聯絡了相關團體，了解台籍慰安婦的實際狀況之後，我回覆他說，台灣與南韓慰安婦的情況不同，為了不對台籍慰安婦造成二度傷害，以及引發不必要的「反韓」、「反日」風潮，最好不要去碰觸這個敏感的議題。他後來接受我的建言，放棄了這個念頭。 我大約可以猜出他想探訪慰安婦的用意，很明顯是想要配合韓國政府的政策「做業績」邀功。台灣的慰安婦問題，與南韓截然不同；南韓很明顯是拿來當做「政治炒作」，把「反日」的民意炒作到成為國家政策的後盾；但是在台灣，不要說慰安婦的議題，連反日的操弄根本毫無市場。 我本人對南韓慰安婦議題向來保持距離，因為這是一個很複雜而且無法跟韓國友人「理性論辯」的問題，更別說台灣站在日韓之間的第三者地位，根本沒有任何立場可以加以論述。 坦白說，我本人就是「日韓世仇」的直接受害者。1982年我在延世大學史學科大學院主修韓國近代史，原本是希望以第三者又同為殖民地人民的立場與同理心來解析日韓的世仇。但是很不幸地，當年爆發了日本「歷史教科書歪曲事件」（延燒了15年之久），南韓媒體每天鋪天蓋地的批判日本，各報每天都以5、6個全版的版面，就不同的主題鉅細靡遺地深入報導，我的碩士論文幾乎俯拾即是。 在強烈的反日民族主義社會氛圍之下，我自認無法做到「公正客觀的第三者」來剖析韓日的世仇，於是，決定放棄繼續深造的念頭，選擇「中退」而束裝返台。直到2003年我應三民書局邀請執筆撰寫《韓國史》，才補償了我做為「歷史逃兵」的遺憾。 這本韓國史也因為韓流的風行而暢銷至今修訂4版。在第2版時，被一位日籍客座教授濱島敦俊發現，書中對日本在朝鮮的「土地調查事業」，是以南韓的觀點做了錯誤的論述。於是，我找來首爾大學經濟史教授李榮薰寫的《大韓民國故事》，才知道那是1955年韓國學者李在茂在論文中，杜撰日本在朝鮮的總督府利用調查事業，把全國農地的百分之四十強行佔領。李教授指責，這是歷史學者編造出來的故事，但是卻被後人一再引用而成為定論。 讀朴裕河的《帝國慰安婦》也可以發現同樣的脈絡：「挺身隊＝慰安婦＝少女」，錯誤的論述一再被引用而成為定論。韓國人在戰後為了修復民族自尊而篡改歷史，卻指責日本竄改歷史，只能用一句台灣俗語「龜笑鱉無尾」來形容。 慰安婦的議題，在終戰50年後的1990年代中期，才被韓國社會大肆炒作，而成為日韓外交關係的絆腳石，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韓方無視1965年朴正熙政府與日本簽訂「日韓協定」時，已經「包裹代收」了民間個人「請求權」。 韓國人這種無理要求，甚至不承認外交協定的法律效力的做法，台灣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看，就是韓國人的「善變性格」，在國際間普遍被認為「韓國人不講信用」的原因。對於慰安婦的賠償請求，韓國人顯然找錯了對象，他們應該尋求朴槿惠政府清算他父親所犯的錯誤，由韓國政府自己給予受害的慰安婦「國家賠償」才對，韓國的「挺對協」不做此圖，卻在國內外大肆張揚讓日本出醜，坦白說，確實是做過頭了。 說到韓國人「不講信用」，在亞洲的華人圈與日本，相信已經是大家的「共識」了。這幾年我在台灣巡迴演講「認識新韓國」時，常會被聽眾質問韓國人沒信用的問題，我都會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全世界各國的銀行都在台灣開設分行，唯獨沒有一家韓國銀行，為什麼？因為「信用」是銀行的第一生命，沒有任何人會把錢存放在沒有信用的銀行。台灣的三家商業銀行：彰化、華南、第一等，都是「百年老店」，老店的品牌就是信用的保證，相信日本也一樣。 但是韓國的銀行卻一再地合併、改名，我在韓國留學的1980年代的許多銀行，現在都已經不見了，換成我聽都沒聽過的「國民」、「Woori」、「Hana」等銀行。「善變」又變化太快，是讓外國人不敢相信韓國人的主因。2009年我曾經替兩名某家韓國銀行的駐台先遣人員上課，分析「台灣人的韓國觀」，他們希望在台灣先有分行的據點之後，就能開拓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但是，聽完我的分析之後，不久他們就從台灣撤退了。 跟延世大學中退一樣，這是我親身體驗的事例。再回到韓日世仇的問題，慰安婦問題真正的根源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的殖民。如果要追溯歷史的話，當年的「日韓合併」是經過兩國正式簽署的條約，那是合法的行為。韓國人可以說當年法律知識不足而被迫簽署了不平等條約；但是到了半世紀以後的日韓協定，不能再用法律知識不足，來否定自己放棄的請求權吧？ 這整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朴正熙政權，他以一介少將軍人政變掌權後，沒有錢根本不可能搞政治，在需錢孔急的情況下，於是希望盡快促成日韓建交而得到日方的戰爭賠償，再加上顧慮北韓等因素，而放棄個人請求權（詳見書中），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韓國人自己的問題，沒有理由在50年之後為了「重塑敵國」，並激昂人民的愛國主義而一再升高慰安婦的抗爭。 我在1980年代初到韓國留學，當時是全斗煥政變掌權不久，同樣也是需錢孔急，日本於是再次成為南韓軍人獨裁政權的「提款機」，全斗煥派他的國務總理盧信永到日本談判借款，開口要一百億美元，把日本嚇壞了。當時借款的理由是「韓國在第一線防衛共產勢力對日本的威脅」，所以日本理所當然要分攤防禦費。後來以40億美元成交的這筆借款，有多少流入了貪婪的全斗煥私人口袋，是我一直很好奇的懸案。 所以建交時自己的政府放棄請求權，事隔50年之後再來窮追猛打，這不就是韓國人「不講信用」的證明嗎？ 除了信用的問題，我想到45年來研究韓國問題與民族性的結論：韓國是一個「恨的民族」，而且是「沒有敵人就活不下去的民族」。前者是因為「錯誤的地理」（老天把它生在錯誤的地方），造成「悲劇的歷史」（被周邊列強欺凌）不斷循環，而形成「恨的民族性」；後者則是因為「恨」已深植人心，他們需要塑造一個「敵人」來解恨，並讓恨不斷升高，而成為國家與人民「上進的動力」。所以，由恨所激昂起來的民族主義，大多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盲信」與「盲從」所致。 對慰安婦的議題，我可以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韓國人並不深入了解事實真相，就盲信「挺身隊＝慰安婦＝少女」，接著，在媒體與社運團體的鼓動下，開始「盲從」地反日。看到韓國人如此激烈的「愛國主義」，我個人覺得非常幼稚。 後來，大約在十多年前，「日韓中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的日本學者團（包括東京大的田中明彥教授、媒體人出身的早稻田大的重村智計教授等）來台北，與台灣的歷史學者座談，我以第三者立場說，南韓由政府與民間團體帶動的「反日」風潮，根本就是「國內用」的政治意圖，藉由反日來鼓吹民族主義團結民心。只見日本學者都瞪大了眼睛，對我的觀點感到意外與驚喜。 我從同為殖民地人民的立場看，戰後都已經過了50年、60年、70年，韓國人怎麼還繼續在反日，還在抗爭慰安婦問題呢？尤其在2015年，既是終戰70年也是日韓恢復邦交50年，卻是兩國關係因慰安婦問題陷入最低潮的時候。當我看到朴槿惠站在天安門跟習近平一起閱兵，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慰安婦議題是可以跟中國找到交集，進一步「聯中反日」的絕佳好材。 很顯然，韓國政府的「事大主義」，讓它忘記了它是應該站在以美日安保為主軸的自由民主陣營才對，而不是為了市場而無條件地擁抱共產中國。所以後來當韓國政府接受了10億日圓的基金解決慰安婦問題，繼而同意美國部署薩德防禦系統，而讓中國暴跳如雷，等於讓原本「事大」而換來的情誼完全化為烏有。同時，韓國國內被慰安婦議題激化的盲目愛國主義，也無法接受這樣「虎頭蛇尾」的草草收場。 慰安婦議題會讓韓國人越炒越熱，跟首爾日本大使館前在2011年12月被設置「和平少女像」有絕對的關係（後來連釜山日本領事館前也被設置，而迫使日本召回大使與總領事表示抗議）。這個做法就像台灣人的「抬棺抗議」一樣，但台灣人抬棺通常只做一次。如果長期把棺木放在別人家的門口，這種激進的抗議方式，鄰居都會表示不滿。和平少女像掀起全南韓的高漲民族主義，任何外國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看，相信都會覺得實在「太過分」了。 從2016年10月爆發「燭光示威」反朴槿惠政權以來，韓國年輕世代站出來了，跟1987年6月抗爭的情況很像。不同的是，民主化時代的抗爭方式也變得更文明與和平了。跟1990年代末期開始的「前民主化時代」不同，在二十一世紀的民主化網路時代，情報的大量與快速傳播，任何謊言都無所遁形。由國家形塑的謊言也遲早會被拆穿。讀過朴裕河《帝國慰安婦》的新世代韓國人，即使再強大的社會壓力，也會讓他們覺醒。 民主化網路時代的新韓國人，更需要的是，透過追究真相、明察事理，重塑和平理性的「民族主義」，否則，跟周邊國家的衝突與對立，將會沒完沒了。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作者：朱立熙（「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