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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下一個台積電

尋找下一個台積電

不管美國下一任總統是誰,值此美中競爭的大環境下,台灣政府小心翼翼的維持發展空間,成為中美科技戰的贏家。超過一兆的台商資金回流台灣、台積電成為各國爭相拉攏的護國神山。(路透檔案照)   江雅綺/北科大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即將選出下一任總統,無論誰當選,未來政策都主導著世界局勢的發展。但不變的是,過去一年中美科技戰的發展,證諸知識經濟時代,掌握關鍵技術與智財的重要性。美國手握關鍵技術的無形智財權,就控制了這些技術的硬體製造和周遭開發應用,連帶就可任意影響全球供應鏈的環節,充分顯示創新與智財在經濟發展的關鍵地位。 不管美國下一任總統是誰,值此美中競爭的大環境下,台灣政府小心翼翼的維持發展空間,成為中美科技戰的贏家。超過一兆的台商資金回流台灣、台積電成為各國爭相拉攏的護國神山。 這樣的成果固然值得肯定,但大家更關心的是:如何在未來這詭譎萬變的經濟重組時代,持續維持台灣的優勢?如果我們從中美科技戰有任何心得,那就是關鍵科技的掌握將是發展經濟的契機,而誰有最大幅度的科技與創新,就決定了下一個世代的位置。 但說易行難,究竟如何力求科技創新?況且資源有限,究竟哪個領域的創新科技最符合台灣社會的前瞻需求?回顧一九八○年代,台灣政府從美國請回張忠謀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的院長,之後成立了台積電,進而帶動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最終形成了全世界數一數二完整的IC產業聚落。這個成功的產業政策故事,已經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典範。 較少人提及的則是,自從二○一六年以來,政府對綠色能源與能源安全的重視,連帶提振了台灣綠能產業的發展。例如透過離岸風電國產化的政策,不僅藉由外商拉動台灣本土製造業的發展,同時由於新產業的資金與法務需求龐大,也帶來許多跨領域的就業機會。 基於目前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的關聯性,成功的產業政策,必然涉及國家的科技政策規劃。而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明定政府每四年必須綜合考量國家發展方向、社會需求情形及區域均衡發展,制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並透過「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廣納各界意見。四年一次的會議,正是由下而上、全民參與國家科技政策與資源分配的重要機制。 筆者注意到,今年(二○二○年)十二月即將舉辦的「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分為四大議題,包括:「人才與價值創造」、「科研與前瞻」、「經濟與創新」、「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並規劃小組會議、公共論壇及線上直播等方式,讓各界專家與有志公民,都能參與討論。以「經濟與創新」為例,正是型塑台灣對於未來創新經濟產業政策的核心主題,是「尋找下一個台積電」的旅程。 「尋找下一個台積電」,不僅關乎國家的位置,更和產業、個人息息相關。前不久,有一則新聞比較今年台韓前十大富豪,台灣平均年紀七十二歲,比韓國年長十三歲。而韓國的年輕富豪,主要是從網路、遊戲業崛起。台灣今年也進入5G元年,未來是不是能有一波新的年輕產業領袖崛起,令人期待。
江雅綺 2020-11-02
「乾淨5G」中美科技冷戰又一章

「乾淨5G」中美科技冷戰又一章

相比《布拉格提議》的廣泛主張與《歐盟5G工具箱》的「多元」訴求,今年四月美國提出的《乾淨5G》標準,則顯得具體、明確許多。(彭博社)   江雅綺/北科大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繼成功聯手英國在5G建設中封鎖華為之後,美國政府委託智庫提出「電信網路服務安全和信任標準」,宣布是《布拉格提議》(Prague Proposals)和歐盟5G工具箱(5G Toolbox)的延續,藉由最新訂定的網安和信任標準,評估各國電信設備營運商的可信度,以打造一條世界級的「乾淨5G」線路。 回顧二○一九年的《布拉格提議》,有超過三十多國官員與產業代表的參與,針對5G基礎建設的設計、建造與管理,除了強調數位應用的普及對人類社會影響深遠,更指出這些通訊設施不僅要考量科技因素,也要考量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 其後二○二○年初歐盟提出的《5G工具箱》,內容則一一針對5G建設可能帶來的網路安全風險,對會員國提出警告,並提出各項因應對策。會員國可以依據各國情況,自行決定採行哪些措施以中和風險。其中有一項重要措施,即是5G設備供應商的安全性評估,強調要建立多元、永續的歐盟5G架構。 相比《布拉格提議》的廣泛主張與《歐盟5G工具箱》的「多元」訴求,今年四月美國提出的《乾淨5G》標準,則顯得具體、明確許多。所謂《乾淨5G》,評估標準主要有政治治理、商業治理等兩大面向,各大面向之下則包涵很多小細項。 進一步分析這些細項規定,核心概念幾乎就是現代民主、法治的標準。例如在政治治理的標準中,5G供應商的總部若在民主國家,則可加分;相反的,若5G供應商有不為國際所接受的政商高強度連結關係,就會扣分。在商業治理標準中,如果5G供應商的企業所有權、公司治理制度是透明、可被檢驗的,也可加分;相反的,若是不透明的國有企業,或是不尊重市場公平競爭制度與智財保護者,就會扣分。 如果以上述的標準來看,明顯是針對來自中國的5G設備廠商。這條乾淨5G,幾乎可說是由美國境內到境外,要設立一條「中國FREE」的通道。只有符合這些標準的5G廠商,未來才能進入「乾淨」聯盟。 現在和美國一同採納「乾淨5G」標準的國家:包含東歐和北歐多國。而在「乾淨5G」名單上的廠商則來自更多國家:有法國的Orange、印度的Jio、澳洲的Telstra、南韓的SK和KT、日本的NTT、英國的O2、加拿大的Rogers、Bell、Telus、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 台灣五大電信的中華電信和遠傳手腳最快,搶先列入名單,之後台灣大、亞太、台灣之星也匆忙跟上,五大電信已全數在「乾淨5G」名單。 筆者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中美「科技戰」已非單純「科技因素」決定,而企業更難以雙邊討好。如今乾淨5G的發展,則再次證明此一趨勢。
江雅綺 2020-08-31
中美科技戰「軟硬兼施」滴水不漏

中美科技戰「軟硬兼施」滴水不漏

英國日前宣布禁用華為5G設備,此舉顯示涉及敏感科技的產業,欲走向國際市場,恐怕愈來愈沒有雙邊討好的空間。資料照片   江雅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英國政府忽然宣布,全面禁止英國電信公司未來在5G購買華為設備,並要求所有已建置的華為設備須在2027年全面清除,理由是國家安全。無獨有偶,印度政府也在6月29日,以危害國家安全、主權和隱私保護為由,宣布全面下架抖音(TikTok)、微信、美圖、快手……等59個來自中國的「風險軟體」。 華為是中國最重要的通訊設備公司,在全球通訊設備市場中成長快速,有超過30%的市佔率。而抖音是中國近年成長最快的網路應用平台,至今全球有超過20億的下載次數,過去一年成長一倍。兩家公司一主攻硬體一主攻軟體,不但在中國舉足輕重,在海外市場也有強大實力,但同時在全球擴張中踢到鐵板,預告了未來科技戰不限於硬體製造,也包含軟體應用,「軟硬兼施」滴水不漏。 在7月公告之前,英國一直是華為最重要的海外市場。華為的角色有多重要呢?在3G和4G時代,華為同時是英國核心基礎設施和非核心設施的供應商。直至今年1月,英國政府還允許華為成為英國的5G設備供應商,只是不准其參與核心關鍵設施的建置。5月中,華為更宣布將以10億英鎊在劍橋設置研究中心。雙方關係長期良好,但瞬間風雲變色。《衛報》報導,這項決策跟美國壓力脫離不了關係,川普也不避諱的宣稱「這大部分是我的功勞」,並公開強調他會繼續要求其他盟國停用華為。 而在6月公告之前,印度也一直是抖音的重要市場。估計印度十分之一人口、超過1億3000人都是抖音的活躍用戶,尤其備受年輕一代歡迎。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在印度今年獲利預估超過10億美元,最大金雞母就是抖音。話說回來,印度禁用中國APP的做法,或許是受到美國的靈感激發。2018年進入美國市場的抖音,在美國也大受歡迎,而美國也早自2018年來不斷提出對抖音的資安和隱私疑慮,甚且擔心抖音須配合中國網安法律協助政治和情報工作,因而考慮禁用抖音。 中國看似是科技戰升級的受害者?事實上,中國對網路企業或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更是不遺餘力。早在2017年,中國推出《網路安全法》,對資安、隱私、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十分嚴密,但更重要的是要求業者為了「國家安全」目的,必要時須替中國國家安全及公安機關提供支持。最近針對香港推出的《國家安全法》,也要求科技公司必要時須應主管機關要求、交出使用者的數據資料,且無須通知使用者。 過去人們總認為科技是全球的共通語言,是中性領域,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但中美科技戰的節節升級,顯示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影響,是實務正在發生的問題,涉及敏感科技的產業,欲走向國際市場,恐怕也愈來愈沒有雙邊討好的空間。
江雅綺 2020-07-20
OTT、有線電視與MOD誰領風騷

OTT、有線電視與MOD誰領風騷

武漢肺炎疫情緊張期間,人們最大的室內娛樂之一是追劇,因此各家境外與本土串流媒體服務(OTT)的流量暴升,但值得追問的是:人們在家中可以上網、當然也可以看電視,那有線電視和MOD的營利是否也同時大爆發? 不巧,有線電視訂戶數從二○一七年第三季的五二四.八萬戶高點,一路下滑,到二○二○第一季剩下四九三萬,收視戶流失逾三十萬戶。同樣在電視上播出的MOD卻呈現不同的結果:二○一七年MOD訂戶數一六○萬、二○一八年已逾二○○萬、二○一九年達到二○九萬戶高點,至二○二○年第一季,MOD訂戶數尚維持不墜。訂戶數成長,終於讓MOD結束長達十四年的虧損,首度開始嘗到獲利的甜頭。 從數字看來,二○一七年是有線電視與MOD的分歧點,今年在OTT強攻之下,MOD也展現了比有線電視更強的韌性。究竟原因為何? 五月下旬,有一則少為人注意的消息:立院質詢新提名的五位NCC委員,立委提到目前有線電視每月每戶「行情價」約支付二四○元給頻道商,作為頻道影音內容的授權費,但每月二四○元的分配並非依據收視率的表現、而是按慣例給頻道位置在二○至八○、被業界戲稱為「二四○俱樂部」的頻道。既然頻道位置比頻道內容更重要,這也就導致頻道內容缺少競爭與創新的誘因。 立委質詢中也提到,現今數位匯流時代,數位電視可容納一千個頻道。為了觀眾的收視權益,實宜改變「萬年頻道表」,將所有頻道依照頻道屬性區塊化重新排列。立委所提的頻道區塊化排列、及頻道依據收視率分配權利金,以促進影音內容市場的合理競爭、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十分巧合,正與二○一七年後MOD開始推出的新分潤制度一致,也正提供了MOD和有線電視訂戶數於二○一七年走向分歧的有力解釋。 面對境外OTT內容的文化入侵,「台流」是否崛起的關鍵,正是產業的市場機制,是否能鼓勵所有創意與智慧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利潤。顯然,立委和官員們也都深知台灣影音內容產業的病灶所在。依據立院紀錄,五位被提名的委員都表示支持公平競爭、公平分潤的概念,並承諾將在六個月內研議訂定「有線電視頻道授權費分配辦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江雅綺 2020-06-09
推動數位經濟 NCC需要組織大改造

推動數位經濟 NCC需要組織大改造

當各行各業都因為新冠肺炎傳出災情,有一個產業卻很可能逆勢成長:那就是配合大家居家防疫的需求,一切有關的「防疫經濟」。(資料照)   江雅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當各行各業都因為新冠肺炎傳出災情,有一個產業卻很可能逆勢成長:那就是配合大家居家防疫的需求,一切有關「防疫經濟」、「宅在家經濟」的商品服務:例如配合隔離政策在家上班的雲端工具、醫病無需面對面接觸的遠距醫療、或者假日避免外出旅遊的數位內容娛樂系統。猶記當年SARS爆發,也曾引起一陣「電子商務」的熱潮。十多年過後,台灣社會的智慧數位科技進展快速,相關商業應用更是日新月異,數位經濟不是口號,而是早已穿透人民食衣住行育樂各面向的現實。 也因此,NCC(國家通傳會)近日提出的傳播政策白皮書,雖然尚未成為定案,但因為其中提到許多關於數位匯流發展的規範方向,包括OTT TV的監管、不同平台的競爭、數位內容的提升…等與數位經濟息息相關,非常值得關注。 在討論政策內容之前,有一點前提需要檢視:NCC組織法的第二條規定該會掌管法規:「…通訊傳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也許和大家的常識不合,但上述法規其實從未提到「數位」或「網路」兩字,嚴格來講無法由組織法直接推論出NCC是「數位」或「網路」的監理單位。 一般民眾之所以常常誤認網路屬於NCC所管,其一可能因為人們透過電信公司使用上網服務,而電信公司屬「電信法」的規範對象、確受NCC監理。其次,傳統的廣播電視媒體受廣電三法規範,也是NCC監理對象,而廣播電視頻道現今幾乎都有網路版,電視上有的,網路也都看得到,這也讓人們產生一種「網路內容」屬於NCC所監理的印象。 由於和網路營運與網路內容高度相關的電信商和廣電媒體,均受NCC監理,讓NCC做為「網路內容與服務」相關產業的主管機關,似乎也很合理。但問題在於NCC的組織規劃,從來就不是因應這些後來衍生的網路內容或數位服務產業。二○○三年成立的NCC,乃是因應當年的媒改運動,在言論自由與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大旗下,設立了一個全新的「獨立機關」。 電信商掌握國家基礎關鍵設施,而廣電媒體使用國家稀有公共資源,同時避免政治箝制媒體,因此NCC組織設計應有高度的獨立性與專業性,方有監理的正當性。 但相對於電信商偏重國境內的硬體基礎建設,而廣電媒體屬於線性、中心式的內容發送,網路世界多元活潑、跨越國界的特性,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典範模式。我們很難想像,要擔負起媒體自由與言論自由責任的公正機關,可以立刻變身為百花齊放的網路世界主管機關。在實務運作上,也很難讓一個監理單位,適時變臉為「促進產業發展」的輔導單位。 NCC的組織發想,來自於美國的聯邦通傳委員會FCC,再加上台灣獨有的政治與媒體條件,是否適用於台灣現況,本來就不無疑問。正逢數位匯流政策變遷之際,NCC的組織定位,也許正是集思廣益的好時機。
江雅綺 2020-03-09
大選結果 是台灣選民的意志展現

大選結果 是台灣選民的意志展現

回顧二○一八年的選舉結果,有不少專家認為是執政黨「堅持改革」所造成的失敗,但如果一切以選票定論,二○二○年也可說是「堅持改革」的成功。
江雅綺 2020-01-13
孟晚舟事件一週年 美中科技戰對台灣的警訊

孟晚舟事件一週年 美中科技戰對台灣的警訊

華為前財務長孟晚舟目前被軟禁在溫哥華的豪宅中,腳上還戴著電子腳鐐,圖為10月1日她離開豪宅前往法院。(美聯社) 江雅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科技戰是美中貿易戰的重要層面,而5G的佈局則是美中科技戰的關鍵戰場,在華為創辦人之女、首席財務長孟晚舟因故在加拿大被軟禁的一週年間,我們看到美國擴大對華為的打擊力道,包括將華為列入貿易黑名單、限制對華為出售美國製產品、禁止美企使用FCC基金採購華為和中興通訊等威脅美國國安的設備、華為手機不能內載Google安卓系統的服務…等。 但是華為也不是省油的燈,它採取了兩項策略對抗美國的封鎖。 第一是「以美國法律治美國政府」的法律戰:日前華為向美國法院提交起訴書,主張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有關禁止華為參與聯邦補貼資金專案的決定,違反美國憲法和行政訴訟法,這已是華為今年第三次在美國法院控告美國政府。前兩次分別為今年三月指控美國禁止採購華為設備條款違憲、六月控告美國商務部扣押華為設備。 第二是讓華為技術與美國脫鉤:這項策略包括尋求美國以外的供應鏈及研發自有技術。在建立多元供應鏈的部分:華為今年推出的高階手機,號稱「去美國化」,完全沒有任何美國提供的零件,改由其他外商或自家零件供應商取代。 在大幅研發自有技術部分:原本在5G的專利佈局,華為就相當積極。截至今年四月,華為歐洲電信標準協會的資料庫中,佔有5G關鍵專利共一七七九件,全球第一;第二名NOKIA公司一五五○件;第三名三星一四七四件;第四名LG公司一四五九件;第五名高通一二七三件。但若加上第六名中興公司一二三四件、第九名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五五三件,則中國系統在榜上共佔有三名。 在華為與美國脫鉤的角力中,台灣則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為達成技術自有的佈局,勢必需要大量的高階人才,而與5G高度相關的晶片設計、半導體等產業,幾乎都是台灣的強項。在美國對中國拉起封鎖線之際,更顯得台灣人才的珍貴。 十二月初《日經》報導指出,近十分之一的台灣半導體業的研發工程師,已被大陸以三倍高薪挖走。雖說這樣的挖角趨勢早自二○○○年開始,但隨著中美科技戰的升高,挖角風愈演愈烈。從鎖定高階經理人、到直接挖走整組團隊,大陸撒下重金不手軟。這也讓台灣二○一三年為了防止營業秘密外流中國、修正《營業秘密保護法》加重刑罰,幾乎淪為具文。因為當人才外流、腦中的營業秘密自然也就跟著外流,根本無從防範。 大陸持續挖台灣的人才寶庫以補足自家產業弱點,最後的目標自然是取台灣製造而代之,完成「中國製造二○二五」的拼圖。台灣政府也有高度警覺,近年來在保護核心關鍵技術的智財和法制上,不斷強化防範。但除了防範智財外流外,可能也要多多提供留住人才的誘因,否則,智財是死的、人才是活的,人才會創造新的智財,這是最珍貴的資產。
江雅綺 2019-12-09
從戰爭到讚爭: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混合威脅啟示

從戰爭到讚爭: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混合威脅啟示

蘋果公司日前將香港示威者追蹤警方動向的手機應用程式「HKmap即時地圖」下架,理由是它被用來伏擊警察而違反蘋果規定,但開發商不認為這款APP違法。(法新社檔案照) 江雅綺/台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燒至今,在許多面向足以提供台灣深刻的啟示。單就台灣近年來許多人關注的資訊戰與混合威脅的科技手段,於反送中運動中幾乎輪番上演。 首先是資訊安全:根據香港傳播學者李立峰的團隊研究,傳統媒體由於在政府掌握之中,網路平台則是抗爭運動者的利器。但當大型網路平台也可能受到政府利用之時,小型而議題聚焦的數位平台異軍突起,同時保密性較高、安全性較佳的通訊軟體,也成為示威者偏好的APP。但資安與政府監控的攻防並未就此而止。示威者偏好的通訊軟體今年中遭受網路攻擊,雖然中國政府否認發動駭客攻擊,但香港警方其後鎖定了一個有兩萬名成員的聊天群組的管理員,在晚上持搜捕令到他家,要求將手機解鎖,以確認群組中的極端份子名單。 其次是網路不實訊息(假新聞)的傳播,試圖擾亂群眾對事實的認知與理解:八月時社群媒體龍頭推特(Twitter)和臉書(Facebook)即宣布,中國政府透過「網軍資訊戰」,針對香港反送中抗爭散播假新聞與惡意抹黑,試圖誤導輿論帶風向。推特首先發難,關閉超過二十萬個推特帳號,同時禁止大陸國營媒體的廣告在推特上露出。臉書緊接著刪除了七個粉絲專頁、三個社團及五個帳號,原因是涉及造假、並發現這些帳號和中國有關聯。谷歌(Google)也接著宣布,旗下影音串流服務平台YouTube關閉二百一十個頻道,原因是這些頻道顯然針對香港抗議活動展開「協同影響行動」,企圖操縱輿論。 最近則是以市場力量影響科技公司的行為:一款結合自願者共同提供抗爭者與警力即時位置的地圖應用程式HKMap.live,蘋果公司(Apple)先是拒絕讓它在iOS軟體商店上架、過一天又決定讓它上架、兩天後又決定將它下架,反反覆覆,充分呈現了科技公司面對中國市場力量的掙扎。谷歌亦然,在Android的商店中下架了一款能讓使用者扮演香港示威者的遊戲。 在美國智庫專家撰寫的《讚爭》一書中,作者指出由於愈來愈多的資訊交流透過數位平台實現,影響人心士氣的關鍵,已不限於傳統媒體的文宣形式,只要一支智慧型手機和幾秒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這個由四十億人組成的數位生態圈。每個人只要按讚、分享,都將成為這場「資訊戰」的一員。 《紐時》記者桑格(David E. Sanger)在新書《完美武器的誕生:網路攻擊如何破壞社會信任,挑撥國際關係、影響國家安全(The Perfect Weapon: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也提到,戰爭狀態與和平狀態間的界線漸趨模糊,網路科技引發的衝突正介於此灰色地帶:包括北韓、中國、俄羅斯和中東,透過各式各樣的網路攻擊製造混合威脅,即使美國自己亦然。 當非典型戰爭的科技攻擊已成為新常態,上網中的你與我,都已成為「讚爭」的潛在小兵。或許我們無法阻止惡意軟體直搗關鍵基礎設施的核心,但至少我們可以在運用科技工具分享資訊之前,先想想它是不是未經充分查證的不實訊息。
江雅綺 2019-10-21
蔡總統博士論文讀後感

蔡總統博士論文讀後感

堪稱是台灣史上最熱門的博士論文公開上網,筆者趕快下載一睹為快。遮住論文作者的大名,筆者的讀後感想是:就一篇法學論文而言,它有幾項特色: 國家圖書館今晚宣布,總統蔡英文的博士論文電子檔除了授權民眾可以在線上檢索、瀏覽之外,也授權可以下載及列印。(記者林曉雲翻攝)   首先,除了法律規範的分析,它也用了大量的產業分析與經濟學概念,來解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因與各國產業結構的變遷。通常不管法律或經濟,都是相當嚴肅而難免令人感到枯燥的學問,但作者擅長敘事,文字也很流暢,往往讓讀者看來像在講一個又一個國際貿易的故事。 例如在已開發國家的貿易爭端章節中,作者舉美國、歐洲、及日本鋼鐵業之間的衝突為例:解釋美國鋼鐵業的定價策略和日本、歐洲的鋼鐵業不同,導致在市場上,美國鋼鐵業不敵日本和歐洲的產品。但是美國業者多次嘗試援引國貿法條款,希望限制外國鋼鐵的進口,卻被美政府打槍。業者只好轉和日本談判。當日本同意降低鋼鐵出口後,卻又引來歐洲的不滿,要求日本對歐洲也要一視同仁。而當日本也同意歐洲比照辦理時,又引來消費者團體抗議。市場上的爭端永遠吵不完,而各國政府的貿易策略也要不斷因應挑戰。如此高潮迭起,讀來頗為引人入勝。 其次,在論文中,常可見作者關注「當代」的先進議題,如環保、勞工、科技、能源等,對當時的國貿理論做出反省與批判。但於理想的法秩序之外,也可見作者理解現實社會與政治運作的困難,最後必須提出折衷的改革方案。例如作者提到在追求自由貿易的過程中,最常遇到國內市場的壟斷者—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此時若能提出讓他們覺得損失較小的方案,改革比較容易推動。其次,作者也提到,就算自由貿易最終能帶給整體社會較好的經濟果實,但在這過程中,有許多對現實不滿的人,也會提出反對意見。作者對這些自由貿易過程中的「輸家」,帶著同理心,認為必須要體會他們的主觀感受,而非只是一味強調理性分析與客觀數據。 閤上論文,筆者想,若不認識作者,可能會覺得這位年輕女博士當年處理的議題:不管是國際政經的情勢、產業轉型與經濟成長的挑戰、或是所得分配的社會公平…,怎麼如此恰巧都是台灣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這位年輕的女性,當年一定也沒有想到,三十五年後她會變成台灣的總統! (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江雅綺 2019-09-29
反紅媒、混合威脅與民主防衛機制

反紅媒、混合威脅與民主防衛機制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和網紅「館長」陳之漢23號召民眾齊聚凱達格蘭大道舉辦「反紅媒遊行」,民眾風雨無阻熱情參與。(記者劉信德攝)   江雅綺/台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   筆者今年4月至歐洲參加會議,針對網路平台假訊息流竄的法制策略,曾與歐盟COE(對抗混合式攻擊挑戰中心)人員討論,如何在中國與台灣的脈絡下,定義所謂「混合威脅」的概念。由於混合威脅的概念核心,就在於一國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的非武力手段,影響另一國家的政治或決策,其本身就充滿不確定性和灰色空間,要抓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委實困難。最終筆者提出《經濟學人》曾做過的中國「銳實力」專題與何清漣的「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一書,指出從媒體的資訊影響、與組織性人員交流的面向,或許較容易理解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不管是資訊戰、混合威脅或是銳實力,學理上的定論雖然仍待許多實證資料補充,但人們的日常生活感受卻十分真實且深刻。週末,時力立委黃國昌與網紅館長陳之漢所發動的「反紅媒、護民主」遊行,在風雨天仍然聚集許多熱血世代,正反映台灣社會對這種不確定威脅的焦慮。人們未必深刻理解,如何在保衛民主價值的同時、強化民主防禦機制,但深深地感覺到自己深以為傲的民主自由,已被敵人利用。 早在2018年,蔡英文總統在兩艘派里級巡防艦的成軍典禮上,就指出台灣正面臨與過去不同的安全挑戰;除了傳統上的軍事威脅,來自境外的非傳統威脅,特別是中國對台的「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日益顯著。其後在2018年底台灣地方選舉後,美國主流媒體也有不少報導指出,北京正以更細膩、更難應對的非武力「混合戰」手法,影響台灣的民心動向。種種都說明,台灣確實處在中國威脅的前線,而至今台灣仍能維持民主自由的價值而不墜,實在難能可貴。 維持民主自由的價值,其難度不只體現在對外力威脅的抵抗,也在於對內部手段的努力。舉例來說,要防制假訊息,但法案仍待由立法院通過;不管是言論自由的辯論或是手段目的的合理性,都要經過民主體系的規則檢驗。換句話說,在打造民主防衛工事時,仍然堅持民主與法治的價值,以避免在清除「惡細胞」的同時,也把「正常健康」的細胞殺死。 所謂的「惡細胞」,就是意圖破壞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的計畫性行動,人們都很清楚癌症的惡細胞對身體健康有害,但任何被治療的正常人,大概都不希望是以健康細胞的陪葬為代價。 或許有人會認為,過度堅持民主自由可能緩不濟急。但是,以筆者較熟悉的社群媒體與假訊息傳播的面向而論,從2016年美國大選、2017年英國脫歐、2018年的劍橋分析案…,人們警覺社群媒體的顛覆力量雖晚,但也立刻由法制面、教育面、加強要求數位平台、跨國合作…,進行許多防治工作。直到今年5月的歐盟國會大選,歐盟事後檢討認為,透過諸多努力與數位平台的配合,雖然仍然無法完全根除大規模的虛假訊息操作,但已有效遏止了外國勢力透過不實訊息影響選舉的力道。 因此,不管是反紅媒、銳實力或是混合威脅,對於民主法治體系的自我療癒能力,相信大家仍然可以樂觀以待。尤其台灣處於中國威脅的最前線,在壓力之下仍能堅持民主自由,這不但是台灣的驕傲,也將是可以向世界輸出的寶貴經驗。
江雅綺 2019-06-24
中國OTT養套殺,台灣NCC推拖拉?

中國OTT養套殺,台灣NCC推拖拉?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中國最具影響力的OTT(影音串流平台),如「騰訊」、「優酷」都計畫依循「愛奇藝」模式,陸續在今年五月來台「落地」,擴大宣揚「中國文化」,而NCC即將召集各部會共商對策。 所謂的「愛奇藝模式」,指的是愛奇藝本身雖因OTT是中資,限制投資項目、無法在台灣正式落地,但連上網路卻看得到愛奇藝的內容;且愛奇藝本體雖未來台、卻也能透過在台灣的公司營運宣傳。換句話說,目前的法令雖針對中資設下限制,但由於完全未考慮網路的跨境傳輸特性,四處都有讓這些跨境平台運作的法律漏洞。 國內有線電視業者購買大量陸劇、韓劇重複播放,網路上又四處可見中國的歌唱與戲劇節目,對台灣觀眾而言,從電視到網路,早已充斥著中國製作的「攻略」和「好聲音」。強勢的文化輸入,已讓台灣的文化內容產業失血多年。中國OTT先以內容「養」住台灣觀眾的胃口,再授權「套」住各項傳播通路,走到直接來台這一步,可以說是已走到「宰殺」階段。 相對於中國OTT的精心布局,目前台灣政府的反應,則是「NCC即將召集各部會共商對策」,頗為令人失笑。可見多年來,我們的法令未曾針對網路平台的特性予以增修;制度上也未曾針對中國透過網路強勢文化輸入的局面,建立橫跨不同部會的整體戰略。導致我們有經濟部投審會嚴審資金來源、有NCC負責監理通傳事業,有文化部大力支持本土自製內容,但等到中國OTT要「落地」,則各個部會的職掌和權限,似乎都忽然使不上力,而需要待「各部會共商」。 美國一九三八年通過「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在美國為外國實體進行遊說或公關等活動的個人或企業向司法部登記,並定期呈報活動情形。該法通過後少有案例,但美國司法部近年開始加強執行,去年就要求中國官媒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CCTV)旗下之海外新聞網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駐美機構,註冊為外國代理人。主因即是質疑部分國家在國內嚴格控制媒體,卻「不對稱的」利用美國對媒體的民主開放體制。連美國都如此緊張,台灣有感了嗎? (作者為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民間諮詢委員會委員,台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
江雅綺 2019-03-15
華為公主案 vs. 網路假訊息

華為公主案 vs. 網路假訊息

日前《中央社》發了一則新聞,指外媒《國家利益》指出,華為4月才在台北開設旗艦店,台灣大量使用華為產品,恐成國安漏洞;而NCC則指出,不會有此疑慮,因為法規早就禁止使用中國大陸製設備。 在華為公主在加拿大遭逮捕的敏感時刻,《中央社》這則報導特別令人驚心。報導內容雖沒什麼錯誤,但筆者必須指出,所謂的外媒《國家利益》報導,重點指的是台灣大量使用華為的「個人裝置」產品,而NCC所言,則指依據前幾年NCC所訂定的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43條第9項,主管機關就系統建設計畫為准駁決定時,應配合有關機關的國家安全考量辦理;也就是說,NCC監理下的電信業者,於架設系統時不能使用中國大陸製核心網路及基地台相關設備。 但電信業者的系統不能使用華為設備,與台灣人民是否使用華為手機或其他裝置產品,完全是兩回事。易言之,就算NCC監理下的業者沒有國安疑慮,並不代表台灣就沒有使用華為產品所產生的國安漏洞。尤其台灣目前並沒有針對處理公務文件的公務人員、應禁止使用相關產品的規定,外媒所指出的憂慮,對國安單位恐怕仍是一個未解決的挑戰。 硬體設備的國安意識雖然猶待加強,所幸,國安層次的網路假訊息戰,在此次選舉後已受到高度重視。九日《自由時報》報導,行政院公布一系列針對假訊息的修法草案,其中除了加重散播不實假訊息、致損害公眾的民事或刑事罰則,更令人關注的,便是「數位通訊傳播法」的修正:要求社群平台業者(如FACEBOOK和YouTube) 於政府機關或民眾檢舉有人在平台散播不實訊息時,社群平台業者應進行事實查核,並於24小時內將查核為假的訊息下架。 此修法大致是仿德國的立法,將社群平台業者的自律責任法制化,同時提高社群平台業者運作的透明度。固然,對社群平台業者是否能扮演好真假仲裁者的角色,我們仍應高度審慎以對,但要求比媒體更像媒體的社群平台、負起更大的把關責任是不可避免的國際趨勢,此次修法,不妨視為一個開始。 (作者為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民間諮詢委員會委員)
江雅綺 2018-12-10
截斷網路假消息 法律戰是世界趨勢

截斷網路假消息 法律戰是世界趨勢

  江雅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今年十月初筆者至阿姆斯特丹開會,會中遇到兩位美國法學教授,他們問起,台灣怎麼處理假消息(fake news)?怎麼看待中國在網路上的影響力?筆者一時語塞,想不出台灣目前有哪些做法,可以回覆這兩位學者的關心。 散播虛假不實的資訊,藉以達成特定目的,自古有之,但假消息之所以成為新議題,除了美國總統川普是最大的宣傳手,更重要的是有組織性地、惡意透過網路傳播假消息,對民主社會可以造成的危害,已經歷歷顯現:從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二○一七年英國脫歐公投、二○一七年法國總統大選,以及不久前德國東部的反難民暴動…,有心人藉由民主政治中保護言論自由的規則,利用網路科技媒體的特性,低成本且高效率地強化假訊息的影響力與穿透力,以達成特定的政治目的,不但證實有效,也早就讓傳統上僅考慮主流媒體傳播形式的法規,無法應付。 美國、歐盟以及亞洲多國,都在討論如何管制網路假訊息的新形態破壞力,民主國家更為了維護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而小心翼翼。例如,德國選擇了要求社群平台審查檢舉內容的立法;而法國國民議會則在今年初步通過,選前三個月、由法官在四十八小時內快速審查社群平台內容。兩者相較,德法都針對社群平台的強大傳播能量,要求其負起更大的責任。 無獨有偶,歐盟亦在二○一八年三月發表了調查報告,提出包括要求社群媒體強制關閉帳戶、對有毒的內容農場求償,以及加強標誌網路上的不實訊息等做法。而就在上月底,英國和加拿大的國會,也聯合要求社群平台之王—臉書創辦人祖克柏,出席「假訊息」的聽證會。 由上可見,要求社群媒體負起更大的責任,已經是不可擋的趨勢。而各國之所以同時針對社群媒體,要求聽證或立法,正是因為人們逐漸了解,網路工具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認為網路世界是純粹中立的烏托邦主義,刻正深受挑戰。而早年讓這些社群平台,披著「中立第三者」的外衣、免除所有責任的法律架構,恐怕已經不符潮流。 以目前加重平台責任以截斷網路假訊息的趨勢,事實上亦對堅持優質新聞的傳統媒體發展有利。傳統媒體的衰落,和社群平台興起後,媒體只能順著演算法追求點閱率,而無法找到有效的獲利模式,有相當關係。社群平台既得到了傳播媒體內容的利潤,卻不受任何媒體責任的要求,兩者處於不對等的競爭關係 ,也早就是數位世界法規檢討的目標。此外,傳統媒體亦可以扮演網路訊息事實查核的守關角色,與其他第三方事實查核機構共同維護網路世界的秩序。例如英國BBC早就設立了網路資訊查核專責小組,臉書在美國也和主流媒體合作進行事實查核。台灣政府捨棄「假新聞」一語,改以「假消息」代替,也正確反映出這樣的趨勢:阻止網路惡意假訊息的傳播,民主國家的做法,從來就非針對傳統媒體。 放眼全球,歐盟運用GDPR的域外效力,改變了數位經濟的遊戲規則。美國在美中貿易戰中,多方利用禁售令、「經濟間諜法」、行政權,甚至提出新法案,嚴控中國竊取智財與5G科技。法律戰,早就是形塑數位世界的關鍵。台灣自詡將成為「數位國家」,更應認清,數位世界千變萬化、數位法律日新月異,「放手不管」、「不設罰則」,恐怕只會讓自己成為網軍散播不實資訊的練兵場。
江雅綺 2018-11-05
NCC不能推給商業談判

NCC不能推給商業談判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TBC,因和民視(頻道)之間的內容著作權授權未談攏、TBC破天荒決定讓七十五萬戶斷訊,迫使民視臨時授權給NCC,讓NCC成為「頻道代理人」再授權給系統業者,以解決燃眉之急。頻道與系統的內容授權之爭,再次掀開了有線電視圈中錯綜複雜的生態關係。 事實上,當年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之所以能一呼百應,除了國家安全的因素,亦由於頻道和系統間的糾結、影響內容產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有跨傳播、法律、文化…等不同領域的有識之士,共同呼籲解決媒體壟斷結構的立法。反媒體壟斷法律的規定細節,容或因為時移勢遷,而需要重新檢視。但當年立法的目標,正是在解決頻道與系統之間的複雜關係,期待建立產業正常競爭的環境。猶記2016年NCC委員於國會接受立委質詢時,亦均高度肯定、支持相關法律的推動。但經過兩年,此事似乎毫無動靜,而如今民視與TBC之爭,則再次證明舊有問題依舊存在,並非「商業談判」可以解決。 NCC做為獨立的監理機關,其組織法所規範的功能:「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上述這些理想性的原則,除了黨政軍退出媒體已明文規定於廣電三法之中,其他皆是抽象性的精神,唯有靠NCC藉其對廣電媒體及電信業的管制力量,促成上述目標。而有線電視屬於廣電媒體,正是NCC直接面對的監理對象。 誠然,頻道與系統間長年的扭曲生態非始自今日,再加上主管機關的法規工具容有不足,因此七年之病,要求今日解決,亦是強人所難。但NCC已從2016年向國會承諾至今,面對頻道與系統間的爭議,總不好說一切都是「商業談判」,而把自己定位為「頻道代理人」吧。 (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中華電信MOD收視率調查諮詢小組委員)
江雅綺 2018-05-21
台灣文化國家隊

台灣文化國家隊

  中國提出三十一項惠台措施,就算以狹義標準來看,有關文化保護、影視內容的主題,就占了快十項,引起許多網友熱議,近年來對岸吸走許多台灣的文創人才,讓不少有識之士疾呼,台灣的文創影視產業,若政府再不施以急救,恐已瀕臨垂危。 其實,回顧過去一年,我們會發現,文化部和創作人合作,在對應科技和產業的挑戰上,早已不斷交出傲人的成績單。如二○一七年初,台灣團隊基於白色恐怖與校園記憶所製作的「返校」遊戲,結合歷史素材做為情節內容與遊戲製作的科技能力,令人驚艷。二○一七年四月,公視與HBO Asia合作的「通靈少女」,以台灣民間信仰和宮廟文化為背景,描述具有通靈能力少女的成長故事,也創造歷來公共電視最高的戲劇收視率。九月的威尼斯影展,台灣藝術家黃心健與美國藝術家蘿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合作的VR作品「沙中的房間」,亦勇奪VR最佳體驗獎。去年國片「血觀音」和「大佛普拉斯」都叫好叫座,今年初,宋欣穎導演的「幸福路上」亦創下台灣動畫史上新頁…不勝枚舉,以上成果,當然都是優秀台灣創作人才的辛苦成果,但背後也或多或少、幾乎都有文化部的補助或支持。 但不可諱言,面對國際、市場、科技的壓力一波又一波的襲來,台灣文創產業的未來,確實還有很多法規、政策可以努力的空間。就此,行政院甫通過「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草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修正案,表示未來將成立「文化內容策進院」,成為連結政府與民間的專業中介組織,重點即在於為台灣的文創產業建立「國家隊」,筆者認為是十分正確的方向。尤其,草案中強調融資體系的建立、推廣文化科技應用,並進行文化國際傳播…等,確實針對國際、市場、科技的挑戰,對症開方、下藥。最後,於實務上,若此仲介組織有足夠的智財權運用與推廣的配套,則國家隊的戰力,必然更加令人期待。 (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江雅綺 2018-03-10
十隻老虎一隻狼如何反媒體壟斷

十隻老虎一隻狼如何反媒體壟斷

NCC上月底決議否准台數科併購東森電視案。圖為台數科董事長簡森垣。資料照片       江雅綺/台北科大智財研究所副教授 森林裡有10隻大老虎,大老虎們擁有森林裡所有的便利超商店,雖然有時賣的東西品質不優、有時價格比森林外面的貴,但森林中的小動物們暫時也沒有其他的選擇,就這樣,大家一邊跟森林的管理員抱怨、一邊繼續跟大老虎的商店消費。有一天,森林裡有一隻狼,也想開一家超商店,卻被管理員駁回,狼說:「其他老虎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森林管理員說:「因為你一定會跟那些老虎一樣,濫用壟斷市場的力量,只上架你們自己製造的商品,排擠其他業者的商品,對消費者不利,因此不行。」 這個故事,聽來似乎很熟悉?在幾年前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經過許多先進的呼籲與努力,讓社會大眾大致明白了,在我們所收看的電視節目背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能透過兼任代理頻道商或是讓頻道上下架的力量,鞏固自家市場利益甚至影響頻道的言論立場。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中,由於消費者無法決定個別頻道的位置與受分配的利潤,頻道缺少動機製作優質的影視內容、新聞呈現也受到各種因素影響、難以公正客觀……遂成為需要政府干預的市場亂象。 政府可以干預什麼呢?在過往各黨提出的「反媒體壟斷法」版本中,都有許多關心媒體產業的先進,曾經多所著墨。不管是溯及既往的媒體結合紅線、媒體資金的來源、公廣集團的擴大、對有線系統台額外課稅或是要求提高自製內容的比率等等,一一都呼應著為了矯正市場失靈、政府可扮演的提供者或管制者的角色。 當NCC近日首次以「媒體壟斷」為由、駁回一家系統和頻道的併購案,也就立刻讓我們想起,所謂的「壟斷」並非新鮮事,而是存在已久的現狀,就跟森林中早有好幾隻大老虎一樣。而NCC有志於打破壟斷,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個別駁回新的併購案,等同製造特定業者進入市場的障礙,反而讓現在十隻老虎佔據的市場,更加無人挑戰。無意中進一步鞏固了市場不公平的現狀,相信並非意圖反壟斷的NCC所願。 NCC身為通傳產業管制機關,史上首次以「壟斷」之理由駁回併購案,代表管制者願意承擔維持市場公平秩序的責任。在為NCC的勇氣鼓掌之餘,我們更要強調,此時此刻讓市場一律公平非常重要。因為一個管制機關,如果對老虎仁慈、而對狼兇狠,那這個理應維持公平的管制機關,本身可能不慎就成了市場不公的加害者。何況,大概很難有人會認為,在整體產業秩序中趕走一隻狼、而留下十隻老虎,叫做「反媒體壟斷」。
江雅綺 2017-06-10
NCC就是狂?

NCC就是狂?

  NCC在台數科購併東森一案中,認為兩者的垂直整合影響整體產業秩序,遂做出了「否准」的處分。 由系統業者(台數科)購買頻道(東森),屬於垂直整合並無疑義,但垂直整合是否就應是駁回的理由? 現行法律已有規範業者水平與垂直整合規模的上限,如「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而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節目由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 也正是因為法律有明確的規範上限,過往亦有系統台購買頻道、或系統台購併其他系統台等水平、垂直整合的例子,公平會與NCC皆礙於現行法的規範,沒有直接駁回,但採取附大量負擔之同意處分放行。 而據二○一六年統計顯示,有線電視總訂戶數為五二○萬五千五六二戶;台數科有二十九萬五○二一戶,市占率五.六七%,若再加上游股東凱月擁有的新永安和大揚,泛台數科集團有四十八萬三二○四戶,市占率亦不到十%。目前全台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含境外及地方頻道)共有一四六家、三二三個頻道,就算以台灣常看的一一○個頻道數為分母計算,台數科現有五個頻道若再加上東森集團八個頻道,總共十三台的比例也尚未違法。 簡言之,以現行法律而言,本案之垂直整合並未違法。而就NCC過往對媒體整合之管制慣例,一般預期也應是以附負擔之處分放行。由反媒體壟斷的立場而言,這樣的結果未必令人滿意,但這也正是諸多學者專家力推「反媒體壟斷法」、以期NCC未來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可透過法定管制工具打破壟斷、促進言論多元的原因。 但令外界驚訝的是,這屆NCC委員們於立院審查時信誓旦旦表態將推動的「反媒體壟斷法」,尚未見到任何白紙黑字,NCC於此次垂直整合購併案中,竟直接跳過立法程序,決議採取否准處分(除了陳耀祥委員提出不同意見書之外)。 這樣的結果,或許符合了某些族群的想像,但卻挑戰了民主法治國家最基本的「依法行政」原則。 (作者為台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
江雅綺 2017-06-03
收回中廣頻道 NCC於法有據

收回中廣頻道 NCC於法有據

中廣14日傍晚接獲NCC公文後,即宣布音樂網和寶島網午夜起停播,引發討論。資料照片        江雅綺/台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 廣播使用的頻率是稀有資源,其管理和分配,本來就應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共目的。台灣《廣播電視法》第4條規定:「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由交通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充分顯示廣播頻率並非一般私有財產,而是公有財產。公有財產若委由私人經營,需有強大的公共利益理由支持。 早年政府之所以委託中廣公司經營國家所有的頻道,其「公共利益理由」是「遏制匪波」。但早在2004年,行政院就已發文表示「遏制匪波」政策終止,易言之,國有頻道委由私人經營的公共利益理由已經消失,此時,國家收回頻道,是自然之理。由2004年到2016年,中廣兩次申請換照,雖然都因為國家尚未指定該頻道給第三人,而得以繼續經營,但NCC做成了附負擔和保留的處分,其主旨都是警告中廣,雖然現在政府同意繼續經營,但該頻道隨時可能收回國有,而中廣也同意承擔風險。 國家廣播資源的分配,採取執照許可制,執照之發給,主管機關得考量設立目的、開放目標、市場情況、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需要,依評審制、拍賣制、公開招標制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尤其,在同法第8條規定「電臺應依電波頻率之分配,力求普遍均衡」,該條雖然沒有使用媒體壟斷的字眼,但也展現了追求媒體多元與文化多元的精神。從法律解釋而言,資源分配的平等均衡,應該是主管機關考量執照的重要公益。  根據NCC的資料,中廣目前擁有音樂網、寶島網、流行網等3個全區調頻(FM)網及新聞網、鄉親網等2個全區調幅(AM)網,佔全國所有公民營跨區性無線廣播電台使用之總頻率數達34.59%,更佔全國所有民營跨區性無線廣播電台使用之總頻率數高達68.75%。一家公司佔有之頻率如此之高,也並不符《廣電法》中平等分配的媒體多元精神。 雖然,中廣經營得很成功,但這就如同一家佔了國有土地的麵店,店家經營有道、顧客川流不息,但官方屋主老早就下了通知:店面可能很快要回收,租約裡面也寫了一條:政府有隨時回收店面的權利。但真到了NCC要將這頻道店面改租給原民會和客委會時,中廣麵店卻說這會造成顧客流失、員工失業。但,這不是中廣過去十年來、兩次換照早該有心理準備的事嗎? 中廣公司一路以來不斷以訴願和行政訴訟挑戰NCC處分的合法性。但此次NCC並沒有因為法律訴訟停止收回頻道的處分,展現了收回國有資源、打破媒體壟斷的堅持與決心。未來是否能進一步建立更多元的公共廣電媒體,值得吾人拭目以待。
江雅綺 2017-04-18
後真相時代 媒體壟斷標準在哪

後真相時代 媒體壟斷標準在哪

筆者在1月23日參加NCC主辦的媒體併購公聽會,各界針對系統台購併頻道的垂直整合,紛紛發表意見。關於言論自由、媒體多元的核心價值,固然是社會不應退守的底線,但在數位經濟的發展下,市場的遊戲規則不斷在改變,除了推動「反媒體壟斷法」之外,若欲維護上述核心價值,恐怕還需跳脫傳統的思維與方法。 現有法律中對媒體併購的壟斷規範並不多:其一,是把「有線電視系統」視為一個市場,依《有線廣播電視法》規定,針對系統台的水平整合,以三分之一訂戶數為上限。其二,針對電視頻道與系統的垂直整合,將「衛星頻道供應」視為一個市場,依同法規定以四分之一頻道供應為上限。 以量化數字來規範市場競爭,雖有清楚的標準,但完全是《公平交易法》的市場概念,並沒有針對媒體產業的特殊性加以考量,這是近年民間催生「反媒體壟斷法」的背景,而新任NCC委員也曾就此立下「盡速訂定專法」的許諾。遺憾的是,媒體併購案近年屢見不鮮,官方的「反媒體壟斷法」卻遲遲未見進展。 法律難產標準不明 法律難產,導致媒體併購管制的標準不明、也造成產業合作遲遲無法定案。2013年的旺中案和2016年的中嘉案,都曾通過公平會的審查,但去年9月,NCC就旺中案的附款處分於最高行政法院敗訴;到了2017年,中嘉案於NCC重審則依舊延拖未決……以上在在可看出,《公平交易法》已不足以處理媒體併購案,但媒體產業的管制標準在哪裡,卻始終只聞樓梯響。  除了立法的延宕,數位經濟的發展也挑戰了傳統對「媒體市場」的定義。例如,當人們可以在OTT平台上觀看影音內容、而有退訂第四台的剪線潮,有線電視和網路平台處於互相競爭、互相替代的狀態,已是不可逆轉的發展。2016年,台灣網路媒體的廣告量超越電視廣告;同樣的情況,2014年在中國早已發生。  更讓人們震撼的,則是所謂的「後真相時代」:拜社交與網路媒體發達之賜,一方面人們可以快速傳遞資訊、另方面也讓片段化、未受專業查證的訊息四處流竄。飽受主流媒體排斥的川普,能當選美國總統,無疑見證了網路消息(或謠言)的力量。  後真相時代的來臨,代表專業與素人將同時競爭,也代表過往權威角色的弱化。10年以前,人們擔心官方控制媒體製造假新聞,有了禁止黨政軍直接或間接投資廣電媒體的「黨政軍條款」。10年之後,更多的假新聞來自民間,此時我們若還想靠舊有法規處理新生事務,與拿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又有何異呢?  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 
江雅綺 2017-01-26
4K來了,台灣在哪?

4K來了,台灣在哪?

  今年金馬獎的獎項,由中國拿走大半,引起一波討論「台灣影視內容產業怎麼了?」其實,台灣影視內容產業的病灶固然不少,但與影視內容產業不可切割的基礎科技建設,同樣令人隱憂。 大導演李安在最新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gJU9AMSaI),首次嘗試以每秒一二○格拍攝與4K高畫質呈現。不管是否喜歡影片極度逼近觀眾的銳利影像,讓人敬佩的是,李安始終勇於嘗試新科技,給觀眾更新奇的體驗。 回顧影視內容發展的歷史,也是一段科技的演進史:從默片到彩色片,從3D電影、到虛擬實境(VR)或擴增實境(AR)的運用…不管是「阿凡達」的人機一體、或是「少年pi」的人虎動畫,科技元素的運用,從來就沒有在內容產業中缺席。 向來,大眾的印象是台灣軟體內容較不足,但在資通訊的硬體產品上,傲視全球。不過,令人納悶的是,台灣的硬體產業優勢似乎在內容產業上並沒有得到發揮。 例如,台灣電視數位化的工程,近年來終於勉強達到九十%。但是所謂的「數位化」,許多平台仍然採取最陽春的標準畫質格式(SD),並非高畫質(HD)或全高畫質(FULL HD),與李安所使用的4K畫質(FULL HD的四倍)差距更大。 或許有人認為,現在4K少有人用,也沒有相對應的4K內容。但我們不要忽略了,現在沒有人使用、不代表未來沒有需求。而技術與軟體,更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如若沒有人發展4K的平台,當然也就不會有人去開發高畫質格式的內容了。 金馬獎結束了,4K電影來了,都是提醒台灣在軟體、硬體,已到了該奮起直追的時候了。 (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助理教授)
江雅綺 2016-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