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日下午，川普在推特發文：「美國終究必須在貿易上得到公平對待。如果我們向一個國家/地區的進口課徵零(ZERO)關稅，他們卻向我們收取25％, 50％乃至100％的關稅來銷售我們出口的產品，那麼它就是不公平(UNFAIR)，我們不能再容忍了。那不是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這是愚蠢的交易(Stupid Trade)！」 川普使用不公平(UNFAIR) 這一個字眼，簡明至極，它激盪了中美兩國人民的民心，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對進口貨課徵高關稅就是買不到高品質又價位合理的外國貨，也就是變相的讓自己貨幣的購買力打折扣。每一個美國人都知道對美國出口課徵高關稅就是壓制美國外銷，同時迫使美國企業為提高競爭力不得不資本外移以降低成本。 「不公平」這三個字揭示的不只是貿易，也揭示了中國通過各種不公平甚至非法手段來獲取美國科技和知識產權，更揭示了中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本質。這個制度剝奪中國人的各項公民權利，尤其是剝奪網路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選舉自由等現代人權，也剝奪了中國私有企業在金融領域的許多經濟權利。 中國御用知識份子一直吹噓「集權等同效率」，漠視極權制度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控制與補貼(加上國有企業享盡特權)，他們對國有企業和重點行業進行扶植，使用國家機器對國際市場上的私營企業進行不對等競爭，這樣做實際上悖離了機會成本與相對利益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基本原理，不但損害中國民眾利益，而且也損害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中共卻自以為鑽到「自由貿易」制度的漏洞，足以玩弄市場經濟國家於股掌之間，佔盡自由世界的便宜，置對方於不利地位，還以恥為榮地自稱「制度優勢」。 川普在推特原文： “The United States must, at long last, be treated fairly on Trade. If we charge a country ZERO to sell their goods, and they charge us 25, 50 or even 100 percent to sell ours, it is UNFAIR and can no longer be tolerated. That is not Free or Fair Trade, it is Stupid Trade!”

    想像一家製造業的理財投資占了公司60%以上的利潤，大大超過了製造主業，這種投機套利資金隨時可能血本無歸。作為中國經濟主要增長動力的製造業怎能不出現下滑！三年來的經濟不景氣，就是因為房市與金融提供了太多投機的環境。  去年8月，北京為修正人民幣被過度高估，做一次性貶值，投資者普遍尋求拋售人民幣，換取美元。人民幣因為大半投入房地產和金融領域，金融領域變成沒有在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虛擬經濟，加上換匯避險、富裕家庭投資海外房地產與權貴資本的大規模海外併購，對美元需求大增。  去年，貿易順差接近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卻減少了5000多億美元，兩個數字匯總，表示資本外流實際金額可能超過1萬億美元，相對而言，製造業民間投資大幅受到擠壓而下滑。同時，房地產泡沫直接或間接地抬升企業經營的成本，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雪上加霜。當實體經濟回報越來越低，外資流出遠比流入的多，絕大多數企業與富裕家庭對人民幣後市持觀望或看空態度，人民幣資產在國內已不可能保值增值，貶值是大勢所趨。要保匯率，唯有支援房價上漲，吸住人民幣。  與此同時，由於對國內生活環境的不滿，中國大量富裕階層紛紛移民海外，截至2013年，中國累計移民930萬人，成為全球排名第四的移民輸出國，移民家庭帶走的資產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移民輸出國前三名是：印度、墨西哥、俄羅斯。  過去七年來，隨著中國勞動力，土地等成本的飆升，中國製造的中低端行業商品競爭優勢受到削弱，投資回報率下降，貿易條件顯著惡化，表現在進出口貿易總額增幅緩慢，貿易順差每況愈下，最直接地削弱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  對中國製造商而言，貨幣貶值有利出口。舉個例子，如果1美元可兌換8人民幣，外國人用100美元就可以買到800人民幣的小商品。如果人民幣走強，1美元只能兌換7人民幣，外國人用100美元只買到700人民幣的小商品。但貨幣貶值對進口不利，中國人買入100美元的小商品，要付出800人民幣的代價。  為了防止人民幣劇烈地貶值，中國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過去一年，中國少了數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外匯儲備數量已從2014年6月30日的最高峰值3.99萬億美元下降至今年9月的3.17萬億，其中美債有1萬億左右。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已下降至5年來最低水準，外匯儲備急劇下跌導致更多人設法將持有的人民幣兌換成其他貨幣，資本外流更形嚴重。  目前央行所謂3.1萬億的美元外匯儲備，真正擁有充分流動性的不過1萬多億美元，而目前中國廣義貨幣M2是151萬億，只要其中一部分轉為兌換美元的動力，外匯儲備就很快耗盡，而根據人均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上限，1萬多億外匯儲備也只夠2000萬人次的換匯需要，徜少數人集中換匯就能形成擠兌風潮。  當人們購買中國的商品，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押注於該國經濟增長的時候，會有大把的錢撒向那裡。按照供需原理，該國貨幣便會升值。中國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現階段，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就業率接近充分，而通脹壓力逐步顯現，未來3年，美聯儲勢必逐步讓美元基準利率回到長期均衡水準，此時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要穩定人民幣幣值，勢必跟著加息或脫手美債。  在最大的人民幣銀行業務離岸中心香港，人民幣存款在2014年12月達到巔峰，現在已減少三分之一。台灣自從2013年2月開放人民幣存款以來，2013年10月存款餘額突破1,000億，2014年1月突破2,000億，2016年達3,000億，台灣人對人民幣保值或有嚴重誤判。  用Swift全球支付系統處理的交易來衡量，在從2010年開始的五年時間裡，人民幣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作用逐步小幅提升。但這一功能在2015年8月達到峰值後，使用人民幣支付的交易比例最多才到2.79 %。之後，這個數字逐步下滑至今年9月的1.86 %。  儘管人民幣獲得了IMF的正式批准，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SDR)，中國有了「面子」，但人民幣不會因此成為重要的儲備貨幣，因為人民幣還不算完全在浮動匯率下自由交易，且存在人均5萬美元的換匯額度上限。要成為有吸引力的儲備貨幣，或成為與美元分庭抗禮的世界性貨幣，中國需要有一個更自由的、監管政策良好的金融市場，但這個日子遙不可及。 

  中共上海市統戰部長沙海林以「市長代表」的身分到台北參加雙城論壇，柯文哲表示，統戰在台灣被「汙名化」，理解上的差異源於兩岸的「文化隔閡」，柯文哲認為統戰就只是兩岸交流、廣交朋友？有「無限可能，無限空間」？統戰既有聯合，又有鬥爭，不可能只是中共的一個拉關係、搞團結的聯誼政策。 旅美中國法學專家程幹遠去年在臺灣發表新書《中共統戰部揭秘──統戰部幹部回憶錄》，曾在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工作長達10年之久，曾任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程幹遠，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揭露「統戰」的黑幕，並強調統戰部的範圍無所不包，程幹遠與柯文哲理解上的差異，豈會是兩岸「文化隔閡」？曾韋禎質問柯：台北市一百多位里長上個月前往上海，就是沙海林在席間與里長高舉「中國統一是責任」；如此實實在在的統戰行為，難道只是文化隔閡？ 程幹遠分析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打敗國民黨，策略在於統戰，他將其稱為「政治詐騙術」，運作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間諜，包括郭汝槐、劉斐等中將，把國民黨作戰計劃源源不斷地送給毛澤東。 傳說中的「國共合作」，指的是1936年底到1937年7月，在7個月的時間裏，中共向國民黨做了兩次保證。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對剩下來的2萬中共軍隊採取「婦人之仁」，不再打。共產黨為了讓蔣介石不再打他們，不再消滅他們，向國民黨做了四項保證：1、承認三民主義；2、再不搞階級鬥爭了；3、再不在農村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4、一定在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領導下共同抗戰。 程先生在《統》書中寫道：實際上，統一戰線和統戰部的成立是中共在奪取國民黨政權過程中採取的一項「情報戰」和「策反戰」，是一個所謂「第五縱隊」式的特工組織。主要從事對敵軍的軍事情報收集和策反工作。 統戰部下屬的孔子學院、佛協、基督教兩會、和平統一促進會等組織，大肆在港澳臺、在西方民主國家承擔起搜集情報、思想滲透、收買拉攏重點人等工作，在臺灣，他們扶植政治界代理人如連戰父子、宋楚瑜、郁慕明、江炳坤父子等、學界如蘇起、王曉波等等，宗教界星雲、惟覺、淨空、歐陽家立、香港樞機主教湯漢等協助統戰部將廣大教徒「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 統戰海外華僑，統戰臺灣的「愛中國」勢力，或者叫做今天的親共勢力，能拉攏的就拉攏，掏心掏肺；不能拉攏的就打擊。以「威脅代替妥協」。原名高爾品的辛灝年說：統戰就是「在政治上打擊臺灣，在經濟上打空臺灣，在國際上打光臺灣」。 中國學界聲稱，統戰很像企業界的系統管理師，是體系運作的潤滑劑；這與當年臺灣教科書將統戰形容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已不可同日而語。素人柯P因體恤中國以黨領政而信了？是天真？還是無知？引狼入室還是引火焚身？ 延伸閱讀： 別再拿「兩岸一家親」驕其妻妾(曾韋禎) 王雪紅的「假公益真投資」(新新聞-【封面故事】)

    1842年，清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統治超過150年。國共內戰之後，中共無意拿取香港主權，以不干預「親國民黨」的難民和逃難軍人在港存活的條件，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戰後香港人口只有50萬人，國共內戰湧入難民後香港人口暴增到220萬，相比起臺灣，難民佔了香港人口77%，其中有大量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如錢穆等人與近6000名軍人軍眷(安置在位於九龍半島東隅海畔的調景嶺)，他們接受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名義上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支助，誓言跟隨國民黨反攻大陸和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處懸掛青天白日的黨徽，成為大中華主義、堅定反共的重鎮。  1949年8月，毛澤東點名胡適、傅斯年與錢穆受美帝控制，兩個月後，錢穆擔憂遭到鬥爭，隨華僑大學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一群流亡學者與學生才有個落腳處。著名學者如唐君毅、張丕介、徐復觀、張君勱、牟宗三、饒宗頤及李天命、羅時憲、霍韜晦。  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在1946年5月結束了臨時軍法管治，擬推「楊慕琦計劃」，容許香港殖民地擁有高度自治權以至獨立，但國共兩黨都認為香港有任何獨立式的自治或民主進程，都會助長香港與中國分裂的殖民地獨立風潮，以至雙方動員香港的在地華人菁英，極力反對香港自治。  香港雖是國共雙方爭奪地盤的灘頭，漢文教育上與「光復」(台灣讀做「劫收」)後的台灣一樣都特別強化「中華民族」的血緣，戮力消除中國人的自卑，特別愛強調中國人不平等條約的屈辱，同時吹捧中國文化的成就，企圖重建中國漢人本位的民族自信心。幸運的是香港沒有臺灣的白色恐怖，也沒有混入了大量黨國政治的意識形態，反而拜英國150年管治所賜，擁有華人社會所沒有的言論自由與開放多元。香港人不用唱生離死別的哀怨歌曲《望你早歸》、《孤戀花》、《秋風夜雨》、《鑼聲若響〉。  雖然香港沒有臺灣的白色恐怖，但1997後的新世代因為赤化的焦慮開始產生變化，當一國兩制越來越破局，香港人就越來越能同理臺灣人對重新制憲與建國的嚮往。 香港具有統一的語言(廣東話)、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加上拒共思潮衍生的共同心理特徵，客觀條件與主觀想像結合，去年年初，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形塑出「香港公民民族主義」的書生意識：「香港民族並非以血緣為紐帶，而是以邊界、歷史、文化加上『逃離集權、追求自由』的共同心理界定」。  延伸閱讀：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66272023.A.5E5.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66397769.A.DAB.html

面龐浮腫的蔣經國，表情落寞茫然。這是他留給台灣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後，蔣經國病逝。   2015年11月8日，緬甸舉行大選，此次選舉，儘管軍方保留了25%的議會席位，且通過憲法排除昂山素季參選總統的可能性，昂山素季領導的全民盟仍獲得了壓倒性勝利。  緬甸的成就，中國民眾有相當大的反響，作為鄰國，緬甸與中國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交往，相比中國，緬甸經濟落後，教育也不發達，如今，連緬甸都能有反對黨，並舉行相對自由公正的大選，既有力地反駁了中共當局的生存優先論和發展階段論，同時也嘲諷了公知群體長期持有的素質論。 對比緬甸，中國民眾還有另外一番心思，昂山素季與劉曉波都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兩人也都遭受到長期的拘押或軟禁，可如今一人依舊在監獄，一人已獲得大選勝利，兩相對比之下，更加激起人們對於當下不自由狀況的認知。 緬甸今日的進展，是各種內外壓力、包括幾十年來緬甸民眾不屈抗爭的綜合產物，其中，2007年以僧團為主體的「番紅花革命」，過程悲壯慘烈，尤其令人悚然心驚，咸認是緬甸在2009年後走上自由化進程的關鍵一環，但中國網路言論中，看得出他們對於緬甸民主化進程的具體展開幾乎一無所知。與之恰成對比的，是某種論調的流行，竟在評論緬甸進展時，更傾向於贊美吳登盛等人，說什麼「中國不缺昂山素季，獨缺吳登盛」，甚至認為相比昂山素季，「吳登盛更偉大」；如同台灣泛藍人士評價台灣民主轉型時，強調蔣經國的主動仁慈一樣。 緬甸軍政府鎮壓了20多年民主，如今在經濟長期不發達、內部分裂、外部制裁，以及番紅花革命等諸多壓力乃至危機之下，才開始轉變，有什麼可值得讚美？別忘了軍方還保留了25%的議會席位，沒選就已當選。 一般人因為統治者掌握著絕大多數的組織、暴力和資源，認定沒有統治者意願，民主就絕不可能，於是，在長期高壓下，人民只要爭取到一點點民主，人們就會將進步歸功於統治者讓步。任何統治者的妥協都被當成恩賜仁慈，此所以中國人把吳登盛的軍政府放棄專制獨裁，說成「吳登盛更偉大」、「軍政府是選舉的真正勝利者」云云，像極了郝柏村說「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 蔣經國有類似南非總統德克勒克當年的覺悟。德克勒克說：「我們當然還能執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毀滅之路。和談的時刻已經到來。」蔣經國決定開放報禁黨禁，也有其內外根本性的危機和壓力，對外，中美建交，兩國為了共同對抗蘇聯進入「蜜月期」，從軍事到經濟、文化開展了全面交流，這帶給台灣巨大的安全憂慮，加上江南命案，國民黨有被美國拋棄的恐懼。對內，與南非白人統治者類似，國民黨的統治核心基礎是所謂外省人集團，面臨與本省人和解的根本難題。實現民主轉型，既可以通過制度上的親和力拖住美國，緩解安全壓力，同時也能夠促成國內政治和解，穩固統治。在這個意義上，這種牽涉到整個統治集團部分利益的讓渡，統治權力歸屬的半自由化、民主化變革，絕不是最高統治者個人良心發現，何況當時黨國體制已相當穩固，台灣的文官制度與教育長期在國民黨執政下，早已黨性頑強，不可能中立，軍隊有黃復興黨部，黨性更頑強。台灣是國民黨一本萬利的資產，只要忠黨就是愛國，唱黨歌就等同唱國歌，有青天白日黨徽的就是國旗，連護照上都有明顯的黨徽！縱然民進黨執政，國民黨依然主控司法權、立法權、監察權、軍中黨部，只是部分利益讓渡，國民黨仍然坐擁黨產與地方勢力，有恃無恐！ 蔣經國任內解嚴時間有多長？從1987年7月1日算起到翌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為止，解嚴其實只有5個月零13天。任內戒嚴時間有多長？從他擔任行政院長以後的16年(未計入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長3年) ，黨政軍特一把抓，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戒嚴狀況。 換算成比例，解嚴時期在蔣經國任內只佔了3%。因此，即使是將「解嚴」算成是蔣經國對民主的貢獻，那麼「97% 戒嚴時期」對台灣整體以及無數的民主人士造成的傷害就更嚴重了。戒嚴如同下毒，解嚴如同解毒，下毒16年，解毒才5個月零13天，難怪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像解嚴之前蔣經國時代那樣的政治，對台灣會比較好」。參與下毒的小嘍囉當然更肯定特務大頭目的豐功偉績！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15周年的時候就如此追思：「15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 在第一線放火也在第一線救火，只看解毒不看放毒，當然要肝腦塗地謝恩！ 有人認為蔣經國在「美麗島事件」上採取相對溫和的手段處理，說是他對台灣民主的貢獻。問題是難道這些當事人，包括黃信介、呂秀蓮、陳菊和林義雄等12人遭軍法審判處以重刑，以及數百人被判刑都是確有罪證？這些民主人士應該都是無罪的，結果被判刑坐牢，這樣的威權領袖鎮壓也可算是蔣經國的民主功績？1978年的「美麗島事件」，整個事件中他全面性地嚴厲鎮壓了民主運動，以叛亂罪名將運動的領導人判處無期、14年及12年等徒刑，另外33位運動的工作者亦受到6年和4年等不同程度的懲罰。然後是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基督教長老教會領導人高俊明牧師被逮捕、陳文成教授命案、江南命案，以及盧修一叛亂案。「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幾年間，對民主運動的嚴厲和全面性鎮壓，全臺灣籠罩在高壓政治的恐怖氣氛中，這樣子的人也可定位為民主的推手？ 50年代中期蔣經國出任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該會是「國家安全局」的前身，總掌臺灣所有的情報、安全和特務系統。蔣經國實際總管情治工作期間，正是臺灣政治最恐怖的時期，國家安全局長、調查局長、警備總部司令、憲兵司令、臺灣省警務處長等所有情治單位的首長，全部由他調度。 有人說台灣是總統制，其實台灣是內閣制或總統制，要看誰執政。 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是五權合一的內閣制，蔣經國當總統時是五權集一身的總統制。國民黨執政時是五權合一的總統制，民進黨執政時是行政立法分權對抗、司法監控行政權的總統制。國民黨執政時的總統制，總統有大權，不用對立法院負責、司法守護行政權，總統有大權，不用對立法院負責，立法、司法監察考試權全都服膺總統；民進黨執政時，總統無大權，要對立法院負責、對司法檢調戰戰兢兢。

 網路上一片撻伐，對於一個曾被連續性騷擾、性霸凌的男生而言，可能覺得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是撻伐者真的會區別性騷擾、性霸凌、妨害性自主的界線嗎？性騷擾(告訴乃論罪)、性霸凌、妨害性自主(公訴罪)不只發生在男對女，也發生在女對男，或男對男，甚至發生在女對女身上。這種身體侵犯通常發生在某一方強凌弱，統稱之為「性霸凌」。刻意強調男對女，是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男強女弱，但對一個曾被女生或男生連續性騷擾、性霸凌的男生而言，性霸凌就是性霸凌，沒有男對女、女對男、男對男、女對女的差別，只是被「性霸凌」的男生可能比被「性霸凌」的女生更羞於啓齒。野蠻社會的特色是強凌弱。陳為廷曾經在某一個時空下扮演了的強凌弱的「性霸凌」；網路志工檢察官們一片口誅筆伐，因為他們當年沒有躬逢其盛，沒有參與到對他的「集體起訴」，他們群起鳴鼓而攻、要溯及既往，要他付出代價，要潛意識分析他是不是真心認錯，要集體診斷他有沒有可能繼續再犯。風水輪流轉，陳為廷現在是弱，媒體與網路是強。陳為廷對別人強凌弱的「性霸凌」的時空很短，媒體與網路對陳為廷強凌弱「性霸凌」的時空很長。一個是過去式，一個是現在進行式。不為什麼，只因為我們的社會還很野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