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確實對社會有一定的貢獻，但這不代表他們可以規避倫理的檢討。
  
從內湖保護區開發案，到近日的買股風波，慈濟在這一個多月來飽受社會各界的批判。其中是非，許多大德已有高見，我就不深論，在這只探討一個倫理現象。

在這波批判中，可以聽到某種為慈濟辯護的聲音，就是「證嚴法師其實不清楚，都是下面的人在惡搞。」

根據一份2009進行的全台宗教調查，有近8%的台灣人自認屬於慈濟這個宗派。說大，多數台灣人對他們並沒有歸屬感。說小，其實也只輸馬英九一點點了。8％也有個一百多萬人，團體發展到這種程度，「上面的人」當然不可能清楚所有的事情。

不過，慈濟問題連環爆，法師本人真的都毫無錯失，都是部屬有問題？是否正因她的思維態度，才導致這個巨大的組織陷入批判之中？

有件小事或許是解開疑問的關鍵鑰匙。

日前慈濟召開記者會，宣布終止內湖的開發案。發言人提到「外界對慈濟的不滿，令她（證嚴法師）疑惑不解」，不過法師對於慈濟本身的清譽很有信心，指示三位高層好好處理。

假設發言人如實轉述了證嚴的談話，沒有一絲增刪，那麼就倫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段談話正好指出證嚴在道德思考上的問題點。

倫理學中的義務論者認為，一個行為之所是對的，主要是看行為動機是否純正，以及「手段」是否良善。舉例來說，如果我基於「慈悲心」這個動機，且採取「捐錢濟貧」的手段，那麼這行為就是對的。

不過，義務論也常被批判忽略了行為的「結果」。義務論者認為結果和運氣相關，所以不能勉強要求，有「善行」就好。

批評者則認為，這種態度會形成一種「道德的自我沉迷」：堅持認為自己是好人，而深深沉醉其中，卻沒發現自己的行為已對社會造成傷害。他們甚至會否定傷害的存在，或認為這種傷害是運氣問題，無傷其道德成就。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問題？

因為「動機」存在個人內心，選擇「手段」也訴諸個人判斷，但「結果」則要與社會互動才會產生。只重視前兩者，行為者可能誤以為自己對他人很有幫助，但在他人的眼中，卻是一個負面的存在。

這就是慈濟當前的主要道德困境。當慈濟覺得為社會做了很多「好事」，社會大眾卻不見得都會買帳，因為這些「好事」是慈濟認為的「好事」，並非都是有社會共識的「好事」。

內湖的保護區開發案只是一個例子，在台灣各地都有類似的狀況，從大愛村的刻石文字，到限制災民吃葷食，太多的「自以為善」，其實都是旁人眼中的「惡」，這也形塑出一種反對慈濟的力量。

慈濟人在面對這種批判時，通常並未針對造成社會不滿的「結果」進行反省，倒是採取一種防衛心態，認為對方若非搞不清楚狀況，就是別有居心，是其他宗教來的惡意抹黑。

一如前述，在過去常有為慈濟說話的人，認為證嚴法師並未涉入這些問題，都是「下面的人在惡搞」。但依發言人的描述，「外界對慈濟的不滿，令她（證嚴法師）疑惑不解」，那麼顯然法師本人也是採取上述的思維模式，認為「我明明就是好人做好事，為什麼他們要反對呢？一定是他們搞錯了或有問題。你們去好好說明處理一下，就能解決。」

認為自己沒錯，錯是在他人。

道德自我沉迷到了極端，會認為自己是唯一且最高的道德審判者，他人的批判只突顯其「品德低下」「思想污穢」「不智」，我更應該堅持己見而行，並且努力教育、說服那些「愚者」。

這種互動模式當然會造成悲劇。在雙方都不肯退讓的狀況下，必然兩敗俱傷，甚至產生與預想完全相反的「結果」。

道德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多數倫理學家認為，道德之所以存在，是要協助人們過更好的生活，過幸福的生活。因此「道德手段」本身不會是最終目的，對於人的關懷才是最根本的。如果慈濟這個團體是因為基於對他人的關懷而產生，那就更有必要思考「他人真正需要的」與「我認為他人需要的」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

台灣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識形態或信仰，各有一套道德觀與價值認知，應該透過溝通與理解來建構共識，減少衝突。強行把自身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套在他人頭上，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讓討論失焦。有些批判慈濟的人犯了這類錯誤，但慈濟自身也有同樣的問題，甚至就是引發衝突的起點。

慈濟確實對社會有一定的貢獻，但這不代表他們可以規避倫理的檢討。面對排山倒海的外界批判，慈濟在「大惑不解」之餘，或許也該撥出一點時間與精力，檢討自身的根本思維中，是不是少了什麼關鍵的部份。

真正的聖者不是自以為，而是來自不同價值觀的肯定。但想獲得廣泛的認同，不應只做「自己認為的好事」，也不該堵住外來批判者的嘴，而是該展開對自我的道德反省。慈濟人能跳出道德沉迷，公開談談自己到底錯在哪裡嗎？

在慈濟宣布停止開發內湖保護區的記者會裡，發言人也提到，法師每天早上都會請人讀報，瞭解世界各地有什麼災難，思考慈濟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或許法師也可以撥出時間，放下報紙，看看身邊的人事物，思考這個屬於她的迷途帝國，在光鮮整潔、標齊對正的表象之下，是不是已經成為某些人眼中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