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誠奇蹟般地逃離宛如納粹集中營般嚴酷的山東臨沂東師古村，成為國際媒體上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牽動中美兩國最高層的外交博弈，甚至搶過了連續多日占據世界主流媒體主要版面的薄熙來的“風頭”。中國極度惡劣的人權狀況，繼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椅子”一幕，由於陳光誠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如果說台灣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可以互為參照系，那麼今日陳光誠的逃亡事件，不禁讓我聯想起四十二年前在台灣發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

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為回憶錄的書名，天安門一代的學生領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為回憶錄的書名，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詞。看到這兩個書名，讓我聯想起電影《勇敢的心》(註:台灣上映時譯為《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中蘇格蘭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華萊士在被斬首前驚心動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

那些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們，為了尋求自由，有時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企圖越過柏林牆的東德人，比如飢寒交迫的北韓“脫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內地人。對於彭明敏來說，他的流亡是“自討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學位，有台大教授的頭銜，有兩蔣接見的殊榮，為什麼還不滿足呢？因為他的內心有一種聲音告訴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麼，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麼美好呢？就連生活在自由世界、從不感到自由匱乏的哈佛大學教授賴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這本書深深打動。賴世和讀完《自由的滋味》之後，主動發去感想：“彭教授的個人經歷，敘述得多麼動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幼年、在蔣政權統治下的優異學術成就、從他故土的流亡——讀起來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這些既馴服又似不太馴服的台灣人，有一天必會在這地球上繼承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塊地。

” 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問題

在自傳《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靜甚至冷靜地將當年死裡逃生的經歷娓娓道來，彷彿是在講述他人的故事一樣。彭明敏人生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六四年，他與謝聰敏、魏廷朝聯名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在宣言的印刷過程中警察破門而入一併將三人逮捕。這與劉曉波因發布《零八憲章》而被捕極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嘆說：“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 出賣他們的正是他們試圖喚醒的台灣的普通民眾，其中就有印刷廠的工人、旅館的侍女等底層人民。

彭明敏說：“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了解多少台灣人已經腐敗到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後來彭明敏才知道，每個告密者都獲得了相當豐厚的獎金，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血饅頭”。從耶穌被猶大出賣的那一刻起，這樣的情節就不斷在人類歷史上重演，先知從來就不被他們的同胞所理解。威逼利誘不果，國民黨當局將彭明敏判處八年的有期徒刑。不過，在國際壓力之下，他當年即被特赦出獄。

以此而論，彭明敏比劉曉波幸運得多。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還想在國際上維持“自由中國”的牌子，不得不將其特赦；而中共政權早已圖窮匕見，即便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株連九族，對揭露其“苛政猛於虎”的陳光誠更是窮凶極惡。雖然出獄了，但整個台灣對於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監獄。監視他的特務們，整天二十四小時分為三班輪值。“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此一場景，與我在北京居住時的情形如出一轍，我家門前安裝的先進的攝像頭和無時不刻監守的便衣，成為我所居住的小區的一景。彭明敏觀察特務們的作息規律，偶爾可以趁其不備溜出去會見朋友，而我和陳光誠這樣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門一步。這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差異，換言之，即為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不同。

這是一種比坐牢更加可怕的無期徒刑。如同魚兒離開了水，如同花兒離開了土。彭明敏寫道：“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度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還獲知，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即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他本人。他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一名特務頭子威脅他說：“我們不怕任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而中共的殘暴比國民黨來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國民黨的三人名單相比，中共擬定的是一張有兩百人的活埋名單，我名列其中，劉曉波與陳光誠當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國民黨更加兇殘，當初共產黨怎麼能夠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江山呢？對於彭明敏來說，留下還是離去，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他經過許久的思考，才決心要逃亡，並願意冒任何的危險。因為，惟有離開此地，才能獲得自由，才能繼續自己的事業。我亦如是，陳光誠亦如是。離開不是放棄，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即便是銅牆鐵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計劃，從一九六九年二月開始策劃，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時間。其中，有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他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那段時間，因為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彭明敏從孤獨和無力感中掙扎出來，他寫道：“旅途的計劃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確實是一個奇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機和互聯網都還沒有誕生，人類的通訊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後，在陳光誠逃亡的過程中，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成為有效的信息傳遞管道。儘管在中共上百萬網絡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民間的“網絡動員”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像的，它迸發出一股驚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銅牆鐵壁般的專制長城。

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當時的環境下，彭明敏中對逃亡的若干細節語焉不詳，乃是因為不願連累諸多還生活在島內的當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願透露營救陳光誠的細節一樣，解密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台灣問世，雖然時過境遷，彭明敏亦未及對這一部分加以補充。不過，當時參與策劃整個逃亡計劃的美國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憶錄《撲火飛蛾》中，對協助彭明敏逃亡的細節有相當詳盡的披露。

唐培禮是彭明敏的摯友，在其最艱難的歲月裡，差不多每週都要與之會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計劃中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今天幫助陳光誠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識的網友；而昔日幫助彭明敏的，則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美國傳教士。無論是“珍珠”，還是唐培禮，其所作所為，如同司馬遷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記•遊俠列傳》）最後彭明敏與大家告別的時候，唐培禮描述道：“離開前夕，彭哭了，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們都跟他一起落淚。”彭明敏化妝成一名燙傷手臂的日本樂師，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護照出境。到達機場的時候，正好來了一批日本觀光客，彭便隨他們一起出關。彭從小在日本長大，日文流暢，且舉手投足之間都帶有幾許日本人的氣質，故而順利過關。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讓陪伴他的友人將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為太緊張，彭明敏將一些文件忘在海關官員的櫃檯。這個官員跑過來把彭帶回去確認，同時讓他拿回他的文件。那一刻，他們還以為露餡了。上飛機之後，飛機開始滑行了，卻又重新滑回停機位，這又讓他們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鐘之後，飛機終於起飛了。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個星期之後，在特務給上級的報告中，彭還在台灣各處旅遊，住過台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這是根據特務報銷的開支單得出來的“情報”。可見，特務們是如何素餐屍位、中飽私囊的。不久，調查局的很多高級官員因此失去了他們的職位。局長請辭被“慰留”，副局長被革職。那些應該二十四小時監守彭的特務們被關了起來。

與之相比，陳光誠逃亡之後，儘管陳光誠直接向溫家寶提出呼籲，山東的黨政官員卻巋然不動、風風光光，那些在一線守衛東師古村的打手們仍然趾高氣揚、橫行霸道。可見，今日中共的吏治連四十二年前的國民黨都不如：不僅中央已經“腦死亡”，胡錦濤躲藏在幕後默不 ​​作聲，溫家寶在前台言不及義地作秀； ​​而且地方政權已全然黑幫化，警匪無從分別，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的結尾處所描述的那樣：“他們何其相似乃爾！而今，不必再問豬的面孔上發生了什麼變化。外面的眾生靈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當年，國民黨惱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寫《蔣經國傳》，由情報局出面僱用竹聯幫的陳啟禮實施對江南的暗殺行動；而今，共產黨根本不需要藉助黑社會的力量打擊異己，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幫都要黑的流氓集團。

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遠遠高於國王。彭明敏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台灣，陳光誠之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帶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們身上具備的精神力量與道德勇氣，讓與他們同時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彭明敏成功出逃，頓時成為一個國際焦點新聞，讓國民黨政權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沉重打擊。不過，不僅蔣介石不高興，對岸的蔣介石的敵人——中共政權——也不高興。這倒不符合毛澤東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對於蔣介石和毛澤東來說，倡導台獨和人權的彭明敏是他們共同的敵人。於是，這一事件也成為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中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當時，一向反共的共和黨人尼克松向中國暴君毛澤東拋出橄欖枝，乃是“兩害取其輕”，希望聯中抗蘇。然而，綿延二十載的中美敵意，真能一眨眼成為浮雲嗎？隔著歷史的雲煙來回顧，尼克松此舉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大敗筆。那時，美國對中共政權的承認，讓已經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毛澤東政權重新獲得統治合法性，再度延續了中共的壽命。在尼克松、基辛格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彭明敏居然成為話題之一。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在《只爭朝夕：當尼克松遇到毛澤東》一書中引述了當時美中兩國領導人談話的揭秘檔案：二月二十四日與尼克松會談時，周恩來語帶嚴峻地指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國獲得一些幫助，而且是在美國人的協助下逃出台灣。（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學生。）周恩來以認可的口吻補充道，蔣介石知道如何處理台灣獨立運動的言論；他會鎮壓台灣的任何獨立運動。基辛格說：“這不是真的！”他解釋說，沒有任何美國人員或機構對台灣獨立運動提供鼓勵或支持。尼克松也呼應他的話：“我對今天會談的承諾，全面背書。” 但是周恩來還是不滿意，他堅稱：“我已經收到情報，大意是說，彭明敏之所以能夠脫逃，背後有美國人幫助。” 尼克松彷彿急火攻心地回答：“總理先生，這件事蔣介石不喜歡，你不喜歡，我們也不喜歡！我們跟這件事毫無關係。” 基辛格補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離開，大概是受到反對蔣介石的左翼組織協助。”

彭明敏的出逃，確實得到了美國人的幫助，不過是與美國政府無關的美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的作為，甚至背離了美國短期的國家利益，卻符合普世的人權原則。在這段對話中，政客之虛偽與無恥，可見一斑。延至今日，奧巴馬政府在處理陳光誠事件上的怯懦與愚蠢，與當年的尼克松、基辛格簡直如出一轍。裡根式的偉大總統畢竟是百年一遇。不過，政客的功利與短視，反倒襯托出先知的遠見與勇銳。

多年以後，彭明敏終於榮歸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黨競選總統，雖然功敗垂成，但他已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妝重彩的一筆，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將來，陳光誠也將如此榮歸故里，淪陷於中共流氓政權的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終將重現光明與生機，陳光誠將用心靈看到這讓他欣慰的一切。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