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中國每五年的經濟計畫，到後來更名的經濟規劃，自一九五○年代推動至今，一向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指導性文件，透過每五年一度內容綱要與具體政策的發布，是各方一窺這個蒙面國家今後政經走向的重要參據，因此往往早從人大審議草案階段就開始關注，直到正式出台後，還會持續追蹤其落實到地方的效應。

這樣的綱領，過去總是四平八穩，以對台工作為例，教條歸教條，但是對照中國涉台系統後來的執行路線，確實有著「定錨」的作用；以此長期經驗，看到「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傳出中國打算列入所謂「京台高鐵計畫」，宣稱從北京通到福州的高鐵路線，將再延伸到台灣，這反差真的是空前的。

換言之，如果中國真把二○二○年之前要建高鐵到台北列入正式規劃，這企圖展示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畢竟從實現的可能性來說，北京不如公布要建公路一直連到實際佔領的永興島，還更有「意義」；尤其當兩會召開期間，美帝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已經駛進南海，劍指中國之際，何不藉「十三五」做個正面回應呢？

中國對於跨越台灣海峽的夢想，從高速公路、鐵路到高鐵，除了在紙上作業中，行駛速度愈來愈快，頗有精神式勝利法的自我感覺之外，其他有何實質效益？多的是台灣人更加大了對中國這個國家的不可思議，以及疏離感。

一九二八年胡適之寫的《名教》，描述中國的民族特性，愈沒有的，愈要個名，例如明明是兩個，偏要說一個，明明是雞同鴨講，非要說九二共識，這樣的心理狀態，竟然到今天還適用，甚且在習近平掌權後愈演愈烈，這退化現象，中國有識之士豈能不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