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封面

亡命天涯本來就不安易的，我的情形更是特殊。二十數年間，沒有一天覺得生命安全。中國人暗殺政敵是日常茶飯之事。很巧，我抵達瑞典前不久，有一從共產國家逃亡的政治人物，在英國倫敦街上，公然被刺殺，故瑞典朋友們對於我的安全極度擔心和緊張（這也是他們極力反對我移住美國原因之一）。

我應聘到美國Michigan大學之後，美國治安機關曾來探詢是否需要保護，我卻覺得在台灣已被「保護」得太緊太久，對其厭惡至極了，所以告訴他們不必了。但是住所還是保密，每晚睡覺時都把一支裝好子彈的手槍，置於枕頭邊。在美國首次公開演講時，主辦機關還請了二位專業保鑣，在演講中，拔出手槍，站在我的左右。

有一天我在美國西部旅行中，接到朋友通知美國ＦＢＩ（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緊急找我，我聽到立刻與其連絡，則被告知要即時見面，故約好在舊金山機場地下停車場一汽車內見面。二個ＦＢＩ人員在那裡告訴我，他們得到密報，國民黨在最近某一會議中曾經討論如何暗殺我和林義雄。他們除了警告我要特別小心外，還託我通知林義雄（我都照做）。他們也給我一密碼，要我有必要時即刻連絡。

我到美國起初四年，國民黨政府不斷對美國政府提出抗議，也對我所任職的大學施以壓力和干擾，並正式要求美國政府把我驅逐出境。我公開演講時必有國民黨職業學生當場作無謂騷擾。最後，我不得不辭去教職，專作演講和遊說工作。如此，全無收入，專靠親友支援生活。

．．．．．．．

我逃亡以後流傳最廣的說法，是我曾得到美國軍方的幫助，從台中清泉崗機場，搭乘美國軍機飛走。看了這本書就會知道，我的逃亡完全未獲得任何外國官方的援助（除了瑞典政府曾事先同意如果我自己來到瑞典領土，他們就願意給予庇護）。一切都是靠私人的援助（只有外國傳教士和日本私人）。

回想起來，Milo Thornberry牧師和夫人Judith、DeWitt Barnett牧師以及其他台灣國內外的傳教士和個人，日本宗像隆幸先生和其同志們、阿部賢一先生，「國際特赦組織」在瑞典的「彭案小組」成員們等等個人和團體，完全無私、全心辛苦所作的營救工作，救了我的生命，也改變了我的生涯。瑞典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和夫人Gullan及其全家對我無微不至的愛護。上述這些人無比的人道勇氣和義俠精神，我終生感恩不止。

（本文為《逃亡》自序摘錄，標題為編者所加）

彭明敏教授最新著作《逃亡》出版茶會

時間：6月14日（星期日）下午2點30分至4點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25號4樓）

主辦：玉山社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