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習會上，習近平又重申老掉牙的政治咒語：反對台獨、九二共識。後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與中共同樣唱和「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因此朱立倫在習近平面前自然也就默認反對台獨，更別期待他會對台灣的獨立主權提出辯護。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曾經是贊成台獨的，以下史證歷歷可查： 1928年在中共的建議下，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籍左翼人士籌組台灣共產黨，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揭櫫的政治大綱第二、三條就表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當時的中共不但沒有反對，還派代表彭榮參加台共的成立大會。 1936年7月16日，美國學者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訪問毛澤東。斯諾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復所有失地？」毛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詳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很明顯，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和台灣人應該以平等的國際友誼來合作。 1936年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訪問毛澤東。 刊載文件支持獨立 1941年6月，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明白表示中國除了要追求自己的獨立自主，也要支持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包括：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與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義侵略，以及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 二戰即將結束前，中共召開第7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6月12日），曾刊載一份有台灣名號的文件《台灣等國留延黨員致中共七大大會祝賀詞》，簽發賀詞的「台灣等國」包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亞、荷印、緬甸；賀詞中明確提到中共長期支持東方各民族（包括台灣）的獨立運動。（詳見《解放日報》，1945．5．1） 更有意思的是，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1947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中共的《解放日報》還在3月8日發表「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 習近平先生，你們的前輩領導同志們既都明白贊成過台灣獨立，你們何必那麼看不開？台灣做為一個獨立國家，可與中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共存共榮，有何不好？何必相煎太急呢？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柯文哲上任市長後，奮力揭弊，振奮人心！」 「不錯，但是他談話常反覆矛盾，例如一會說『兩國一制』，一會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兩岸一家親』，自己打臉！」 「唉呀，他是在和中國記者抬槓，何必當真？以前朱高正不是常引述那句話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柯Ｐ才不是朱高正，他講話率直，不像政客。」 「但是他的兩岸論述和國家認同的概念，太不率直，很模糊。」 「是啊，常聽柯Ｐ開口就說『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世界上稱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怎麼也自稱中國人！」 「柯Ｐ有解釋，他說的中國人是指血緣、文化的意義，不是國家的意義。」 「不過若是指血緣、文化的意義，應該稱『華人』，像新加坡有七十％的華人，但不會說自己是中國人。」 「不過柯Ｐ抬槓式的兩岸論述，把北京逗得又氣又笑！他講『兩國一制』時，北京抓狂大怒；後來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兩岸一家親』時，北京樂了，中國媒體一片讚聲。」 「但是部分獨派聽得很不爽！」 「唉呀！話不能聽表面，獨派別太緊張，北京也先別高興！柯Ｐ不是說嗎，『一個中國』不能只看口號，要看內容是啥！」 「其實柯Ｐ說『一個中國沒問題』這句話也沒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只有一個，所以中國當然也只有一個，重點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柯Ｐ為何不進一步講清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哈哈！講清楚就不能抬槓了！」 「別說抬槓，就是政治語言也不必講死，我們看北京說的『一國兩制』，是講真的嗎？兩岸早就存在著兩制，中國真正要的是『一國』，等到『一國』完成了，『兩制』就不保了！真要兩制，只有兩國才能確保！」 「所以柯Ｐ用『兩國一制』回應，最乾脆！」 「兩國一制也不合理，既然兩岸是兩國關係，則我國憑什麼權利和權力去干涉他國要實行甚麼制？」 「那也是柯Ｐ在和他們瞎掰抬槓。以前獨派的李筱峰還寫過〈教中國統一台灣的方法〉，教他們放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法治，尊重自由人權，保障集會結社新聞言論自由，用民主人權來替代飛彈大砲，才是統一台灣最有效的方法。」 「要中國實行民主政治，難如登天！」 「中國既然不願民主化，就別怪我台灣不統一，台灣獨立就很正當了。」 「話說回來，『一個中國』的論述還是可以有下台階的，記得二○○四年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在對『一中』的要求時曾回應：獨派讓步最大底線是，一中採大英國協模式，讓台灣加入聯合國。彭教授也私下提到『中華聯盟』方式，同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台灣與中國，進一步組成中華聯盟，共創雙贏。」 「如果兩岸真能建立中華聯盟，會嚇死美國人！」 「這樣可叫『一中』聯盟嗎？」 「也叫做兩岸一家親，如何？」 （作者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號稱民主的台灣，竟然還矗立著偌大的獨裁者紀念堂。 台灣傲世之處甚多，我們無須妄自菲薄。但是台灣也有令人扼腕羞愧之處，足堪吾人警惕。試舉台灣十項羞恥的現象，藉供國人反省。 一恥：號稱民主的台灣，竟然還矗立著偌大的獨裁者紀念堂。夏威夷大學R.J.Rummel教授統計世界上統治者殺害自己國人人數的排行榜，蔣介石殺了一千萬人，僅次史達林、毛澤東，排行第三。台灣竟然容許這位獨裁者紀念館佔地矗立，可恥！ 二恥：台灣人竟然選出一位全家都拿美國籍或綠卡的總統，還被美國政府催繳欠稅。丟盡台灣人的臉！至於傳言的職業學生，就不說了。 三恥：一個殺人無數的外來政黨；一個侵占國產近千億至今仍不歸還的黨；一個貪污腐敗（出現一大票掏空台灣，逃亡海外的貪污犯、經濟犯）的黨；一個過去欺騙台灣人要消滅共匪，現在卻聯共媚共的黨；一個政商掛鉤，圖利財團的黨…至今還可以存在，而且還可以執政。這是台灣的恥辱！ 四恥：在所有民主國家中，台灣是唯一賄選買票還買得動的國家。丟臉！ 五恥：相較於一萬多人口就能在聯合國佔一席之地的國家，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人口居世界第四十幾名，竟然不能進聯合國，簡直奇恥大辱！ 六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以敵人會武力侵犯為由，來否定自己的獨立自主，台灣竟然有很多人是以中共會武力犯台為理由，否定台灣的獨立主權。 七恥：台灣的四個核電廠全被世界核電專家列為危險核電廠。而我們的原能會官員還說，台灣核電廠如菩薩坐在蓮花台上一樣穩固。許多台灣人顯然還無動於衷而不知恥！ 八恥：貧富差距擴大，階級日漸對立。政商分贓集團擁有絕大多數的財富，軍公教人員可以合法向國家放高利貸（18%），且不斷加薪；而工農群眾、新生代青年，則低薪度日。薪資倒退，追不上高漲物價，遑論失業者的處境。「窮忙族」的年輕人成了「崩世代」，無能購屋，不敢結婚生子，卻要負擔龐大的政府負債。這是全體社會之恥！ 九恥：台灣藝人為了到中國作秀，甘稱人家為「內地」；台灣紅頂商人為了賺錢，自甘充當北京傳聲筒與買辦，政商掛鉤，金權結合，向兩岸延伸，打著發展經濟的大旗，讓中國黑手伸入台灣。國家主權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棄若敝屣！（君不見一位紅頂商人質問「民主可以當飯吃嗎？」無恥無知至極！） 以上共計九恥，還有一恥是啥？台灣羞恥之事還可以舉很多，只是許多人無感。所以若要說第十恥，那應該說：許多人對前面九項羞恥之事，不覺得羞恥，那是第十恥！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思華」不「思台」的教育部長吳思華，不尊重法院判決教育部的所謂「微調」課綱違法，表示仍要強行實施。台南市長賴清德則表示不使用這種違法又無台灣立場的課綱。賴市長的果決，吾人深感佩慰，期待全體綠營縣市長能團結效尤。 教育部長吳思華。（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藉此時機，我呼籲為德務卒，請檢討一下綠營各縣市所屬網站內的用詞，立刻修訂其中仍繼續沿用的國民黨教育下的不當用詞。否則，在課綱上知道要具有台灣主體性，然而所屬網站的用詞與敘述卻反其道而行，則未免矛盾衝突。以下容我信手試舉數例來看： 台南市政府「認識府城—古往今府城」網頁，至今還在使用「明鄭」用語。「明鄭時期」最好改為「鄭氏時期」（使用「鄭氏政權」，絕對比「明鄭」恰當，詳見拙文〈用歪曲歷史來「撥亂反正」？〉2014/01/26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其他網站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古蹟營運科，都出現這等用詞。其他綠營縣市亦然。 台南市文化局所屬網站，在敘述日治時代時的年號，竟然出現「光緒」、「民國前」及「民國」。日治時代的年號，不是「明治」、「大正」就是「昭和」，怎麼可能出現「光緒」、「民國紀年」，這完全違背史實，當然那是受到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中心」史觀的影響。建議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再以括號（）記註統治者年號。 再舉一例，許多綠營縣市的網站，竟然也使用「台灣地區」、「本省」等詞。例如高雄文化資產網，竟然出現這樣的敘述：「是目前台灣地區現存『州廳級』武德殿建築中年代最早者」；介紹陳中和時，出現「為台灣地區現存日治時期所建少數著名墓園之一」，還有如「玫瑰聖母堂為台灣地區唯一的樞機主教的主教堂座」；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五網頁出現「約佔台灣地區蝦苗年產量的八成」…。台灣就是台灣，要稱「國內」也行，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或一個地區，何來「台灣地區」？至於同樣網頁中出現的「本省」用詞亦然，都是把台灣納入中國來思考的不當用詞。 以上這類有損台灣地位的用詞，還多不勝舉，在綠營執政的縣市，包括台北市、台中市、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轄下所屬的大小網站隨處可以發現。我期待綠營執政的縣市長，要真的有心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不是選舉時流於口說而已。要建立台灣主體意識，請徹底從網頁的不當用詞修改起。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但是這個東寧王國為何滅亡，是一段很值得我們借鏡的歷史。台南曾是「東寧王國」政權中心1661年﹐鄭成功率領著承繼自父親的海商集團勢力﹐攻打台灣﹐經過八個多月的苦戰﹐於1662年逼使統治台灣長達38年的荷蘭人退出台灣。但是鄭成功取台灣之後五個月即去世，子鄭經在一場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1663年，鄭經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台灣。鄭經進入台灣後，雖然一方面引進中國（明帝國）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但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國際化的東寧王國，與日本、菲律賓、暹邏、東南亞各地，甚至英國，展開廣泛的多邊國際貿易。對日本輸出稻米、蔗糖、鹿皮和絲織品（來自中國），輸入鐵、銅、軍用物品、棉布、瓷器等；再將從中國（走私）和日本運到台灣的商品，轉售到菲律賓和南洋。鄭經時代 安平扮演遠東貨物集散地角色東寧的貿易對象以到日本、菲律賓的商船最多，英國則是最積極想與台灣貿易的歐洲國家。英國船於1670年首度來台，與東寧王國協議成立非正式通商條款37條，1672年正式訂定協議條約13條，並在安平籌設商館；依協議，東寧王國向英國輸出蔗糖、鹿皮，輸入軍火、棉布等物。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郁永河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詳見郁永河，《裨海紀遊》，〈鄭氏逸事〉）其中，「通洋之利」指的就是發展國際貿易的好處。國際貿易的龐大利益，成為鄭經立足台灣的重要憑藉，是鄭氏東寧政權能夠站起來的重要實力。此時的東寧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鄭經對人家說﹐他不是不能戰﹐而是「不欲重苦沿海吾民﹐故效張仲堅遠絕扶餘﹐不與中土爭衡。」﹔1666年﹐鄭經所倚重的佐臣陳永華﹐在和鄭經的一次談話中也說到：「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江日昇《台灣外記》）；1667年鄭經曾說：「東寧遠在海外，非居[中國]版圖之中，王侯之貴，吾自所有，衣冠之盛，不輸中土…」（答覆滿清孔元彰的招撫信）；1669年鄭經又說：「….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給答覆滿清官員李率泰信，見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西洋人稱呼他為「台灣的國王」（The King of Tyawan），1670年英人東印度公司負責人Henry Darces上書鄭經﹐稱呼他「Your Majesty」(陛下)； 到了1674年鄭經更定官制後﹐他的屬僚不再自稱「卑職」而都改稱「臣」了。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出現漢語族人建立的獨立政權。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從1664年到1674年的十年之間﹐鄭經在台灣的獨立經營﹐已經使得東寧王國逐漸發展出一個局面。但是﹐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大一統」情結﹐顯然又在鄭經身上發酵﹐儘管東寧王國已在台灣奠下根基﹐鄭經原本已表示「株守而無西意」，卻不能安於小國寡民的價值﹐1674年他經不起「清初三藩」的鼓動，參與「三藩之役」的反清行動，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使得十年來好不容易在台灣累積的績業﹐卻在這場歷時六年的征戰中耗損殆盡，結果因此「套牢」。在反攻大陸敗退的過程中，滿清當局在漳州設立「修來館」作為統戰機構﹐發布各項投降獎賞標準﹐利誘鄭軍部將兵士奔降﹐在這次的挫敗撤退當中﹐鄭軍又掀起一波投降潮﹐投降滿清的鄭軍官兵總數約10萬人。鄭經反攻大陸戰爭 是東寧國滅亡關鍵1680年2月﹐鄭經全面退回台灣，但是已回不到歷史的原點。因為發動這次的反攻大陸戰爭﹐經過6年的征戰﹐消耗掉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時間﹐使得東寧王國的元氣大傷﹐加上因此造成的心理打擊﹑民心的潰散流失﹐則更不能以道理計。不僅國家元氣耗損殆盡﹐連賴以生存的經貿實力也大受影響﹐就在鄭經敗退回台的那一年─1680年﹐英國撤銷了他們在台灣的商館﹐這表示外國也不看好東寧王國了。1683年8月鄭家第三代的鄭克塽率領已經薙髮的東寧「亡」國的文武百官，向前來台南宣達投降清單的滿清代表施琅將軍（原為鄭成功部將）投降。誠然﹐鄭經發動反攻大陸的戰爭﹐是東寧國走向滅亡的最大關鍵。蔣政權的「反攻大陸」 幸好只流於口號266年之後，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撤退來台灣，以台灣為根據地，標舉「中興復國」、「反攻大陸」的口號。好在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流於口號，而沒有真正付諸行動，至多僅於195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發動幾次小規模的攻擊而已。蔣政權未能發動「反攻大陸」的實際攻擊行動，當然受制於美國的約制，美國只願協助防守台灣抵擋共產中國的攻擊，但不幫助蔣政權用軍事行動攻擊中國。蔣政權因此穩守在台灣，台灣免受戰爭之苦，成為一個實際獨立於中國北京政權之外的政治實體，致力於經貿發展。兩相比較，我們發現鄭經將「反攻大陸」付諸行動，使得東寧國在台灣的經貿發展成果冰消瓦解；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是口頭喊喊，真正在台灣致力於經貿發展，卻使得台灣成為世界第14大貿易國，躍居「亞洲四小龍」的行列。台灣與大陸分離 卻是經濟繁榮的時代歷史學者黃富三曾經指出：「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詳見黃富三，〈「台灣問題」的歷史淵源〉）揆諸前述鄭經與蔣介石兩個政權的歷史，正好驗證了這段歷史解釋。再看看2000年起，尤其是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所採取的「傾中」政策，中國勢力開始插手進入台灣各個領域，台灣的經濟呈現嚴重蕭條與不景氣。彷似又替這段史論提出具體的佐證。鄭軍在反攻大陸失敗時，發生軍人投降潮，以致東寧王國民心瓦解；今天許多原來追隨蔣介石來台要「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軍官們，也紛紛向中共政權輸誠，還有人說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打擊民心士氣！。台灣今天雖然沒有像東寧政權敗退時的十萬人投降潮，但是台灣在發展成經貿大國之後，卻有許多台商將大量資金挹注中國，造成以商逼政的危機。撫今追昔，我們是否從歷史中得到反省與借鑒？

 我曾在學校開過一門課「台灣民主運動史」，有一次講到「黨外」民主運動時，我提到我替黨外人士助選演講的經驗，一位學生問我：「老師，你去助講一次多少錢？」我反問：「你說呢，陸皓東烈士參加革命，一次多少錢？」一個凡事都從個人利潤、報酬去思考的人，很難了解知識份子「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人生觀，很難體會證峰法師林秋梧所言「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的生命哲學。最近二二八紀念活動熱絡，我在「李筱峰粉絲專業」貼出數本有關二二八的拙著，有一個藍營劉姓青年上來嗆我：「我不知誰是二二八受害者，但無可致（置）疑，你是最大受益者」。這當然也是利益取向者的投射。是啊！我可真獲利不少啊！自大學時代我就經常在當時知識份子的刊物《大學》雜誌為文批判國民黨黨化教育，總計數篇文章沒領過半毛錢，卻先後獲得「大過」和「勒令退學」的「稿酬」。這三十多年來，我浸漬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研究與寫作，獲得的酬勞更大了—「心律不整」外加「黃斑部病變」…。但是如果跟作家楊逵相比，我還是瞠乎其後的，楊逵只寫了一篇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就得到綠島十二年的免費牢飯。這種酬勞，豈是唯利是圖的藍營青年所能理解？藍營青年不能理解知識份子的人生哲學，也就罷了，然而去留過洋回來的國民黨籍蔡姓立委，也同樣如此心理投射，就令人不齒了！他辱罵要對他「割闌尾」的青年團體是「政治詐騙集團」，言下之意，這些青年團體是在騙取私人利益。他不捨獨裁者銅像被噴漆，竟然辱罵說「沒有蔣介石，你們今天還能紀念二二八嗎？」好像能紀念二二八是多大的好處？他還辱罵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中掉淚的人是「冒牌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原來我揮淚寫《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我也是冒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蔡某還說，沒有蔣介石就絕對沒有機會讓「冒牌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在那裡假裝掉眼淚，他說「歷史的矛盾竟然是那些自認為最痛恨蔣介石的人，經常是由於蔣介石因素而獲益最大的人」。這種心態當然是一個無血無淚、唯利是圖者的心理投射。心理學有所謂「投射」（projection）理論，是指一個人以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壞想法）去推測別人的想法，也就是將自己的性格、態度、動機或慾望，投射到別人身上，斷言別人是這樣。亦即俗話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起二○一二年總統大選時國民黨人變造假公文製造「宇昌案」，邱毅、林益世等人出來誹謗蔡英文時，柯文哲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壞人永遠不知好人會做好事！」（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個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社會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這位金融人才陳炘先生，卻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死於陳儀手下。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陳炘出生在日本領台的前兩年，卻死在日本人走後，他所迎接的「祖國」來臨的後兩年。他的生與死，都瀕臨台灣歷史的轉折點。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歷史悲劇的縮影。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陳炘先生，創辦了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本土金融機構大東信託，集資台灣人的本土資金，與日本殖民當局及日本財團抗衡。他並且參與林獻堂所領導的民族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眼中既想籠絡又不放心的人物。這位台灣金融業的先驅，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全島各地進行歡迎「祖國」的活動。詎料，一年四個月之後，他卻喪命在他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這樣的悲劇英雄很值得我們借鏡理解。陳炘先生的三女陳雙適女士完成了她的回憶錄《靜待黎明》，不言可喻，以陳炘先生的身分，和身為子女的角色，這本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就毋庸贅言了。書中，陳女士對父親一生的描繪，深情感人，尤其對於陳炘被捕那一幕，她親臨其境，寫來令人唏噓動容。書中反映日治時代台灣仕紳家庭的生活，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教育狀況、族群關係、貧富差別、台灣人的處境，以及戰後的政經社會，二二八事件及台灣人的遭遇…，都為歷史留下見證，極富史料價值。尤其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雙適女士的回憶錄記錄了令人裂心低泣的心路歷程。陳女士於事件後，嫁入醫師家庭。她的公公即是創辦台灣第一家民間開業的婦產科醫院的高敬遠醫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來又留學德國回來的高敬遠，在媳婦陳雙適的回憶錄中，也有扼要而生動的敘述，對了解此時期的台灣醫療史，也提供了「不無小補」的史料。總之，誠如陳女士在回憶錄中所說：「我何其有幸，能在有限生命裡，同時遇到兩位對台灣近代史有影響力的長輩。」我也何其有幸，能在陳女士的回憶錄付梓之前，先睹為快拜讀原稿。感動之餘，特為文推薦，並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歡迎參加「靜待黎明」新書發表會時間：2/28下午2：00 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41號 亞都麗緻飯店B1（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來台旅遊。他搭船從廈門到基隆，上岸之後立刻感覺氣象一新。他在遊記上寫著：「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詳見《台游追紀》）十一年後（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中國記者江慕雲也站在基隆碼頭同樣讚嘆：「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詳見《為台灣說話》）這種稱道台灣進步的言論，多不勝舉，試舉兩則來看：上海《新中華》雜誌文章說：「『台灣』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見味橄文，復刊五卷七期）；天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以社論〈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誇讚說：「…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中國作家蕭乾來看過台灣後說：「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詳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以上史料在在證明柯Ｐ所言「殖民地反而比較進步」之說並沒錯。以下數據更可佐證：以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二五三延人公里，四十三年後中國還達不到此數（一九八六年只有二四○延人公里）；以平均每千人擁有電話數來看，一九四一年台灣每千人有五台，四十二年後（一九八三年）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學齡兒童就學率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七十一．三％（山地更高達八十六．四％），廿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已達一八一．五度（是中國的二三三倍），卅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不過，凡殖民地就必然進步嗎？也未必。二戰後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立刻又陷入再殖民命運。中國來台設立「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總督府性質無異。連戰的爸爸連震東當時就警告：這種制度將使台灣同胞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姿態出現。果然，台灣人旋即以「新總督府」稱之。在所謂「新總督府」的統治下，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誠如上海《僑聲報》指出：「所有表現都使一般台灣人感到這不過是另一種殖民地制度的代替。」這個新殖民統治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所以不同殖民者，帶來不同結果。但無論如何，有志氣的國民不需要殖民統治。我們要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管理自己！（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來台旅遊。他搭船從廈門到基隆，上岸之後立刻感覺氣象一新。他在遊記上寫著：「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詳見《台游追紀》）十一年後（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中國記者江慕雲也站在基隆碼頭同樣讚嘆：「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詳見《為台灣說話》）   這種稱道台灣進步的言論，多不勝舉，試舉兩則來看：上海《新中華》雜誌文章說：「『台灣』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見味橄文，復刊五卷七期）；天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以社論〈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誇讚說：「…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中國作家蕭乾來看過台灣後說：「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詳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 以上史料在在證明柯Ｐ所言「殖民地反而比較進步」之說並沒錯。以下數據更可佐證：以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二五三延人公里，四十三年後中國還達不到此數（一九八六年只有二四○延人公里）；以平均每千人擁有電話數來看，一九四一年台灣每千人有五台，四十二年後（一九八三年）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學齡兒童就學率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七十一．三％（山地更高達八十六．四％），廿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已達一八一．五度（是中國的二三三倍），卅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 不過，凡殖民地就必然進步嗎？也未必。二戰後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立刻又陷入再殖民命運。中國來台設立「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總督府性質無異。連戰的爸爸連震東當時就警告：這種制度將使台灣同胞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姿態出現。果然，台灣人旋即以「新總督府」稱之。在所謂「新總督府」的統治下，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誠如上海《僑聲報》指出：「所有表現都使一般台灣人感到這不過是另一種殖民地制度的代替。」這個新殖民統治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 所以不同殖民者，帶來不同結果。但無論如何，有志氣的國民不需要殖民統治。我們要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管理自己！

2015-02-04 06:00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喜歡吹噓的「對日抗戰勝利」70 週年。台海兩岸政府競相擴大舉辦活動，爭奪歷史解釋權。據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舉行就任以來首次閱兵，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砸下近1億元籌辦系列紀念活動，國防部印製「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中文版已經送到外交部，後續還會有3千份英文版，軍方希望透過外交部、駐外館處分送給僑胞與外國人士，以確立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主導權，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對於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也有相關談話，引發外界關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接受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歷史問題立場非常清楚，歷史不容遺忘，對歷史議題採取就事論事、恩怨分明態度，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史實，秉持誠意、客觀、公正態度，反省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記取教訓，以前瞻思維、負責任態度跟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國民黨政府的動作、國防部的宣傳、羅秘書長的談話，在他們本身的立場而言，想必自認為是在替國家爭國格，用心良苦。但是我們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立場來看，這些動作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台灣不利的。歷史的解釋，必先確立主體立場是什麼。亦即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當然是台灣。以所謂「對日抗戰」的主題而言，台灣的「對日抗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不同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是被滿清在馬關條約「永久割讓」給日本的日本領土。中日戰爭（中國對日抗戰）的八年之間，日本怎麼可能讓做為日本領土的台灣對日抗戰？但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人確實也有層出不窮的抗日行動，包括1895到1902，以及1907到1915，幾乎年年都有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更有蔣渭水等社會精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1930年更有由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的霧社抗日事件，驚動國際。所以，在形態上、時間階段上，台灣人的抗日行動與中國的抗日完全不一樣。歷史解釋必先確立「我們」是誰，才能真正認識史實，以下例子是最好的說明：有一次歷史學者李筱峰對大學新生做了「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題目中有一個題目這樣問：「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何國飛機空襲？」竟然有20%學生答「日本」。李教授問他們為何會有此印象，學生回答說「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當然這是中國國民黨洗腦下的觀念。原來學生心目中的「我們」不是腳踏實地的台灣，而是對岸的中國。沒有真正的「我們」的認同，得到的歷史知識竟然如此荒唐！搞不清楚「我們」是誰，就認不清真正的「我們」自己的歷史；反之，透過偏頗、錯亂、「非我們」的歷史，也必然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產生錯亂。中國國民黨政府砸下大錢要紀念「八年抗戰」，要和中國爭抗戰歷史的解釋權，其實這是外來流亡政權的殖民意識的繼續發酵。即使爭到了解釋權，對台灣並無意義，反而有害。因為這套歷史解釋的背後的「我們」，是以中國為主體，不是以台灣為主體，有助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而不利於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我們認為，與其吹噓「八年抗戰」，與其和中共爭抗戰解釋權（其實二戰期間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對日抗戰都有功勞，何必爭？），倒不如正視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日運動，我們不只「抗戰八年」，應該有「抗戰四十年」吧！了解我們自己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總比聽國共兩黨吹噓「八年抗戰」要有意義。更何況，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抗戰勝利」嗎？再者，對於亞東關係協會的羅秘書長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也有些感言。要日本正視歷史當然很好，問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都不正視台灣歷史，要求別人正視歷史，實在滑稽。過去台灣史是長期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打壓的。直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才開始有了較多台灣史的教學。但是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史又要開始遭受閹割！去年初有關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即可見其。我們試以課綱「微調」中強調對日抗戰的部分為例來看。李筱峰教授曾為文（〈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舉例指出：課綱微調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這種「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教授指出，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中國國民黨拿歷史當政治宣傳，不敢正視歷史。怎好意思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僅要正視歷史，更應該結束流亡意識，拋開故國情懷，落地生根立足台灣，一起和台灣人正視我們台灣的歷史！

民報社論2015/02/04   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喜歡吹噓的「對日抗戰勝利」70 週年。台海兩岸政府競相擴大舉辦活動，爭奪歷史解釋權。據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舉行就任以來首次閱兵，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砸下近1億元籌辦系列紀念活動，國防部印製「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中文版已經送到外交部，後續還會有3千份英文版，軍方希望透過外交部、駐外館處分送給僑胞與外國人士，以確立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主導權，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   對於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也有相關談話，引發外界關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接受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歷史問題立場非常清楚，歷史不容遺忘，對歷史議題採取就事論事、恩怨分明態度，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史實，秉持誠意、客觀、公正態度，反省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記取教訓，以前瞻思維、負責任態度跟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   國民黨政府的動作、國防部的宣傳、羅秘書長的談話，在他們本身的立場而言，想必自認為是在替國家爭國格，用心良苦。但是我們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立場來看，這些動作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台灣不利的。   歷史的解釋，必先確立主體立場是什麼。亦即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當然是台灣。以所謂「對日抗戰」的主題而言，台灣的「對日抗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不同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是被滿清在馬關條約「永久割讓」給日本的日本領土。中日戰爭（中國對日抗戰）的八年之間，日本怎麼可能讓做為日本領土的台灣對日抗戰？但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人確實也有層出不窮的抗日行動，包括1895到1902，以及1907到1915，幾乎年年都有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更有蔣渭水等社會精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1930年更有由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的霧社抗日事件，驚動國際。所以，在形態上、時間階段上，台灣人的抗日行動與中國的抗日完全不一樣。   歷史解釋必先確立「我們」是誰，才能真正認識史實，以下例子是最好的說明：有一次歷史學者李筱峰對大學新生做了「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題目中有一個題目這樣問：「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何國飛機空襲？」竟然有20%學生答「日本」。李教授問他們為何會有此印象，學生回答說「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當然這是中國國民黨洗腦下的觀念。原來學生心目中的「我們」不是腳踏實地的台灣，而是對岸的中國。沒有真正的「我們」的認同，得到的歷史知識竟然如此荒唐！   搞不清楚「我們」是誰，就認不清真正的「我們」自己的歷史；反之，透過偏頗、錯亂、「非我們」的歷史，也必然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產生錯亂。   中國國民黨政府砸下大錢要紀念「八年抗戰」，要和中國爭抗戰歷史的解釋權，其實這是外來流亡政權的殖民意識的繼續發酵。即使爭到了解釋權，對台灣並無意義，反而有害。因為這套歷史解釋的背後的「我們」，是以中國為主體，不是以台灣為主體，有助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而不利於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   我們認為，與其吹噓「八年抗戰」，與其和中共爭抗戰解釋權（其實二戰期間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對日抗戰都有功勞，何必爭？），倒不如正視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日運動，我們不只「抗戰八年」，應該有「抗戰四十年」吧！了解我們自己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總比聽國共兩黨吹噓「八年抗戰」要有意義。更何況，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抗戰勝利」嗎？   再者，對於亞東關係協會的羅秘書長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也有些感言。要日本正視歷史當然很好，問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都不正視台灣歷史，要求別人正視歷史，實在滑稽。過去台灣史是長期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打壓的。直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才開始有了較多台灣史的教學。但是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史又要開始遭受閹割！去年初有關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即可見其。   我們試以課綱「微調」中強調對日抗戰的部分為例來看。李筱峰教授曾為文（〈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舉例指出：課綱微調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這種「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教授指出，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   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   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   中國國民黨拿歷史當政治宣傳，不敢正視歷史。怎好意思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僅要正視歷史，更應該結束流亡意識，拋開故國情懷，落地生根立足台灣，一起和台灣人正視我們台灣的歷史！

 中國國民黨自從敗逃來台後，「改造」、「改革」經常掛嘴邊。這次面臨敗選，黨主席即將更易之際，「改革」聲再起。在「改革」聲浪中，詬病多時（六十多年）的不當黨產，仍是熱門話題。月初有十餘位藍委接受本報訪問，紛紛呼籲將黨產資訊公開，不當黨產還財於民，若有疑慮，歸零也是必要。看了這則呼籲要黨產「歸零」新聞，比起吃「龜苓膏」更有幾分清涼意。如果不是有自由時報主動訪問（也算逼問吧？）我還不知道中國國民黨內有這麼一股小小的「清流」。 國民黨黨產有多少？10多位國民黨立委呼籲將接任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將黨產資訊公開、不當黨產還財於民。圖為前監委黃煌雄去年公布的國民黨黨產案調查報告。（資料照）但請注意，「清流」兩字我是用引號框著。以我的標準，若真清流，怎麼會參加中國國民黨？「典型在夙昔」的真正黨內清流如陶百川先生，早已遠去了！今天果真有清流乎？請問，中國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又不是今天才發生，你們怎麼現在才知道？早在一九五○年代雷震主辦《自由中國》雜誌就已疾呼「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五○年代的《自由中國》到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指摘「國庫通黨庫」的文章長篇累牘，你們怎麼都無動於衷？到現在才忽然覺得有不當黨產存在？太後知後覺了！台語有一句俗話「半忠奸仔」，用來形容一個人亦奸亦忠、外忠內奸、要當小人又想裝君子。現在國民黨內出現很多這種「半忠奸仔」的角色。面對鏡頭，一副義正詞嚴，勇於批判本黨，但到了投票，唯國民黨黨命是從。這種人，想贏得社會正義的形象，卻又要謀取國民黨的好處。其投機性格與整個國民黨內的一群投機政客其實也清高不到哪裡！這群「半忠奸仔」說要讓不當黨產能還財於民，當然不是說真的，否則立法院內「不當黨產條例」不會到現在還一再封殺。說到這裡，回頭再問，國民黨真能改革嗎？答：國民黨若真要徹底改革，唯一的辦法是：還產、解散、重組！中國國民黨的包袱（也是惡質），其實不只是不義黨產，其他還包括：殺人無數的歷史（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反台灣主體性的外來的政黨、反民主的法西斯專制性格、政商結合體…。尤其他是一個政治詐騙集團，例如，早在一九五四年與美國簽「共同防禦條約」時就同意此約不做攻擊之用，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時更清楚告訴美國不進行反攻大陸，但是對內卻仍要台灣人「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當年要我們「消滅共匪，反攻大陸」也罷，現在卻聯共制台，「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撫今追昔，這不是政治詐騙集團，是啥？這樣的政治詐騙集團，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該解散了！國民黨若還產、解散，重組（可以重組成多黨），才能真正拋棄包袱、革除惡習，才有真正的改革。到時就不怕社會上說你們是殺人無數的外來政黨，更不擔心社會上諷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所以，不只黨產歸零，全黨歸零，來個大改革如何？否則，還是政治詐騙集團！（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中國國民黨自從敗逃來台後，「改造」、「改革」經常掛嘴邊。這次面臨敗選，黨主席即將更易之際，「改革」聲再起。在「改革」聲浪中，詬病多時（六十多年）的不當黨產，仍是熱門話題。月初有十餘位藍委接受本報訪問，紛紛呼籲將黨產資訊公開，不當黨產還財於民，若有疑慮，歸零也是必要。看了這則呼籲要黨產「歸零」新聞，比起吃「龜苓膏」更有幾分清涼意。如果不是有自由時報主動訪問（也算逼問吧？）我還不知道中國國民黨內有這麼一股小小的「清流」。 但請注意，「清流」兩字我是用引號框著。以我的標準，若真清流，怎麼會參加中國國民黨？「典型在夙昔」的真正黨內清流如陶百川先生，早已遠去了！今天果真有清流乎？請問，中國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又不是今天才發生，你們怎麼現在才知道？早在一九五○年代雷震主辦《自由中國》雜誌就已疾呼「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五○年代的《自由中國》到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指摘「國庫通黨庫」的文章長篇累牘，你們怎麼都無動於衷？到現在才忽然覺得有不當黨產存在？太後知後覺了！ 台語有一句俗話「半忠奸仔」，用來形容一個人亦奸亦忠、外忠內奸、要當小人又想裝君子。現在國民黨內出現很多這種「半忠奸仔」的角色。面對鏡頭，一副義正詞嚴，勇於批判本黨，但到了投票，唯國民黨黨命是從。這種人，想贏得社會正義的形象，卻又要謀取國民黨的好處。其投機性格與整個國民黨內的一群投機政客其實也清高不到哪裡！ 這群「半忠奸仔」說要讓不當黨產能還財於民，當然不是說真的，否則立法院內「不當黨產條例」不會到現在還一再封殺。 說到這裡，回頭再問，國民黨真能改革嗎？答：國民黨若真要徹底改革，唯一的辦法是：還產、解散、重組！ 中國國民黨的包袱（也是惡質），其實不只是不義黨產，其他還包括：殺人無數的歷史（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反台灣主體性的外來的政黨、反民主的法西斯專制性格、政商結合體…。尤其他是一個政治詐騙集團，例如，早在一九五四年與美國簽「共同防禦條約」時就同意此約不做攻擊之用，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時更清楚告訴美國不進行反攻大陸，但是對內卻仍要台灣人「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當年要我們「消滅共匪，反攻大陸」也罷，現在卻聯共制台，「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撫今追昔，這不是政治詐騙集團，是啥？這樣的政治詐騙集團，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該解散了！ 國民黨若還產、解散，重組（可以重組成多黨），才能真正拋棄包袱、革除惡習，才有真正的改革。到時就不怕社會上說你們是殺人無數的外來政黨，更不擔心社會上諷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所以，不只黨產歸零，全黨歸零，來個大改革如何？否則，還是政治詐騙集團！

2015-01-04 06:45中國國民黨是世界上擁有最龐大黨產，也是民主國家中唯一可以經營黨營事業的政黨。其中，侵占自國家的國產，不知凡幾，眾說紛紜。在中國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敗選之後，黨主席的更換總算有了契機。而令人詬病與爭議多年的黨產話題，又繼續炒熱。從過去馬英九「黨產歸零」的空頭支票，到最近準備奪取黨主席的朱立倫的有關處理黨產的宣示，及其所謂「黨產是假議題」，到代理主席吳敦義對黨產爭議的辯護反駁，以及許多中常委、黨籍民意代表紛紛表示不知黨產多少，沒享受到任何黨產好處…等等的談話，都讓我們直覺，國家要真正要回被中國國民黨侵占的財產，恐怕很難。而這些高來高去、天馬行空的有關黨產的談話，恐怕會模糊了社會大眾對中國國民黨不當黨產的認知。馬英九曾指出「黨產是歷史問題」（詳見民視新聞網報導，二○○六．十．二十九），不過這個「歷史問題」延宕至今，仍未解決，就是一個政治課題。政治課題當然要循政治與法律的途徑解結，但是解結的過程，還是不能不回到歷史，而且是一個歷史常識。正因為是歷史常識，所以不容狡賴。國民黨黨產、黨費的形成，反映著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也是台灣當代史重要的內容。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來源的正當性之爭議，早在一九六○年代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就已提出討論。先來看看該誌一篇題為「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的社論所指陳的「國庫通黨庫」的現象：「這幾十年來國民黨由國庫中掠奪所得，究竟到何種地步？又究竟龐大到何種地步？非但局外人無從了解，即連國民黨當局，恐怕也由於掠奪的時間過久、範圍過廣、方式過多、數字過大，已經無從計算了。」「國民黨的黨部組織可以正式納入政府單位，黨工人員可以正式納入編制，黨部經費可以正式列入（政府）預算。」「各縣市黨部以下的區黨部，更假借『民眾服務站』名義，變成了縣市政府的一個附屬單位，一切人事費業務費由縣市政府負擔……這類所謂民眾服務處、站，在全省各地竟達三百八十個以上。」「國民黨各級大小單位，早已如同政府單位分別佔有大量的公有房屋土地。」（以上詳見《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十一期，一九六○．六．一）此外，該社論又指陳，許多戲院、旅館，原本是日產，都由國民黨接收為黨產。黨營事業則透過政府權力轉型成公營單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甚至可以動輒向台灣銀行貸款數百萬元之多，無異把台灣銀行當作國民黨的基金保管庫了」，更過分的「乃至於蘋果的進口、砂糖的出口、馬戲團之類的娛樂團體來台演出等等，也無一不被國民黨利用為搜括黨費的手段！」（同前註）五十五年前，雷震他們就指出國民黨掠奪多少國庫，已經難以估計。時至今日，這些糊塗帳就更難說清了。國庫長期被國民黨如此巧取掠奪，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期間，國庫通黨庫的指責，不絕於耳。直到一九八○年代，台灣解除戒嚴，政治逐步邁向民主化，黨產的不當性更加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二○○一年四月，監察院關於國民黨黨產的調查報告出爐，證實國民黨黨產的確有許多取自國家資產的不正當性。綜合一九八八年以來的各項資料，可以看到國民黨不當黨產的來源，大致分為五項如下：一、接收日產國民黨接收自日治時期政府的公產分為三部分：一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移交中國國民黨經營的十九家日產電影院，二是中國廣播公司接收日本放送協會在台灣的電台設備與土地資產，三是轉帳予國民黨的一百一十四棟國有特種房屋（日產房屋）。二、無償贈與根據二○○一年監察院的調查，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八年間，各級政府機關陸續將其管有之公有財產贈與國民黨及其所屬各單位，其中土地八十六筆，面積合計為一萬七千八百九十點二平方公尺，建築物三十七筆，面積合計為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點八平方公尺。這八十六筆土地與三十七筆建物，由地方政府贈與供國民黨一黨使用，多數作為國民黨在各地的民眾服務社。三、廉價買進政府賤賣國土房產予國民黨，而國民黨取得土地的方式，多是先無償佔有，再廉價承租，最後低價購得。茲舉例如下：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的前國民黨中央黨部、位於台北市泉州街六號的交通黨部、位於台北市林森北路七號的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位於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二百九十號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今國發院）等等，皆屬此類黨產。四、強佔取得國民黨霸佔公地使用之案例不勝枚舉，例如烏來民眾服務社、貢寮民眾服務社、深坑民眾服務社、鐵路黨部、公路黨部、中央政策委員會（位於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皆是。五、各種特權國民黨在黨政不分的黨國體制下，擁有多項特權，使其黨營特許事業坐大，黨產資本不斷累積。國民黨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之架構約在一九九二年成形，分別為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啟聖實業投資公司、悅升昌投資公司、景德投資公司、建華投資公司、華夏投資公司。七大控股公司投資事業領域各有分配，經營的行業橫跨金融、石化、電機、水泥、電子、瓦斯、鋼鐵、建築、租貨、製藥、環保、橡膠、投資和紙業等。根據《拍賣國民黨——  黨產大清算》於一九九九年的統計，這七大控股公司總共主控六十六家企業（包括八家上市上櫃公司以及五十八家未上市公司），轉投資企業超過三百家，其中有資料的四十三家主控公司，總資產超過六千億元，凈值超過二千億元；如此雄厚的資產，便是國民黨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詳見梁永煌、田習如等編著，《拍賣國民黨——  黨產大清算》，頁一四九）張清溪等經濟學者在一九九一年提出「黨國資本主義」概念，解構台灣的經濟體制，認為「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之下，被不當的合理化」。（詳見張清溪等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再加上透過減免稅捐、黨職併公職，以及政府委辦補助，佔盡天下便宜。當國民黨霸佔的公地國產開始遭到指謫後，他們透過政治力，讓政府不得不將被霸佔的國產國土透過贈與或給予租權，再賤賣給國民黨，所以霸佔公地公產部分幾乎已被後來政治性的贈與、租用或承購所掩蓋。這些強佔取得、贈與取得、廉價購得的黨產，到了馬英九擔任黨主席後又遭變賣，成為他們黨費的一大財源。誠如「拍賣國民黨」一書所指陳的「國民黨Ａ國庫」的五大手法，即為「讓與國土、包括廉價購買及『無償佔有』」、「國家預算補貼黨營事業」、「委託業務」、「雙方委託投資」、「黨國合資事業」等。在政治環境丕變的今日，大家開始向國民黨追討屬於台灣全體人民的財產，而黨主席馬英九口口聲聲說他上任之後一定會處理黨產，如何處理？原來答案就是「通通賣掉」，而且還是賤賣，只求能趕快脫手。馬英九在二○○五年八月十九日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接續處分國民黨產，至今已公布包括國發院土地、原省黨部土地、台中市德化大樓等十處房地、華夏三中及原中央黨部大樓等五大黨產交易案，以及中華醫院、台中育樂新村、幸福人壽，總計八筆具指標性黨產交易案，估計交易總價格直逼兩百億元，若包括「華夏三中」多達百億元的不動產「回算利潤」，則黨產處分利益將上看三百億元。馬英九如此變賣竊取國家的黨產進入黨庫，如此一來，不管以後通過什麼法令，想要追討回台灣被國民黨侵佔的財產，越來越困難。接任的朱立倫，那就考驗你的能耐和真誠？這個擁有偌大黨產的政治集團，其「既得利益圈」的涵蓋面甚廣，可以廣納各方貪圖利益的投機政客與短視的民眾。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及其衍生出來的利益體，就像一塊偌大的吸鐵，吸引著許多破銅爛鐵（投機政客）。一旦這塊磁鐵沒了，磁性消失了，破銅爛鐵的投機政客們自然就做鳥獸散！這塊磁鐵會消失嗎？破銅爛鐵們會消散嗎？那要看台灣人民何時能認清歷史，認清現狀？何時願意覺醒過來！ 

2015/01/04民報社論   中國國民黨是世界上擁有最龐大黨產，也是民主國家中唯一可以經營黨營事業的政黨。其中，侵占自國家的國產，不知凡幾，眾說紛紜。   在中國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敗選之後，黨主席的更換總算有了契機。而令人詬病與爭議多年的黨產話題，又繼續炒熱。從過去馬英九「黨產歸零」的空頭支票，到最近準備奪取黨主席的朱立倫的有關處理黨產的宣示，及其所謂「黨產是假議題」，到代理主席吳敦義對黨產爭議的辯護反駁，以及許多中常委、黨籍民意代表紛紛表示不知黨產多少，沒享受到任何黨產好處…等等的談話，都讓我們直覺，國家要真正要回被中國國民黨侵占的財產，恐怕很難。而這些高來高去、天馬行空的有關黨產的談話，恐怕會模糊了社會大眾對中國國民黨不當黨產的認知。   馬英九曾指出「黨產是歷史問題」（詳見民視新聞網報導，二○○六．十．二十九），不過這個「歷史問題」延宕至今，仍未解決，就是一個政治課題。政治課題當然要循政治與法律的途徑解結，但是解結的過程，還是不能不回到歷史，而且是一個歷史常識。正因為是歷史常識，所以不容狡賴。   國民黨黨產、黨費的形成，反映著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也是台灣當代史重要的內容。   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來源的正當性之爭議，早在一九六○年代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就已提出討論。先來看看該誌一篇題為「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的社論所指陳的「國庫通黨庫」的現象：   「這幾十年來國民黨由國庫中掠奪所得，究竟到何種地步？又究竟龐大到何種地步？非但局外人無從了解，即連國民黨當局，恐怕也由於掠奪的時間過久、範圍過廣、方式過多、數字過大，已經無從計算了。」   「國民黨的黨部組織可以正式納入政府單位，黨工人員可以正式納入編制，黨部經費可以正式列入（政府）預算。」   「各縣市黨部以下的區黨部，更假借『民眾服務站』名義，變成了縣市政府的一個附屬單位，一切人事費業務費由縣市政府負擔……這類所謂民眾服務處、站，在全省各地竟達三百八十個以上。」   「國民黨各級大小單位，早已如同政府單位分別佔有大量的公有房屋土地。」   （以上詳見《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十一期，一九六○．六．一）   此外，該社論又指陳，許多戲院、旅館，原本是日產，都由國民黨接收為黨產。黨營事業則透過政府權力轉型成公營單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甚至可以動輒向台灣銀行貸款數百萬元之多，無異把台灣銀行當作國民黨的基金保管庫了」，更過分的「乃至於蘋果的進口、砂糖的出口、馬戲團之類的娛樂團體來台演出等等，也無一不被國民黨利用為搜括黨費的手段！」（同前註）   五十五年前，雷震他們就指出國民黨掠奪多少國庫，已經難以估計。時至今日，這些糊塗帳就更難說清了。   國庫長期被國民黨如此巧取掠奪，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期間，國庫通黨庫的指責，不絕於耳。直到一九八○年代，台灣解除戒嚴，政治逐步邁向民主化，黨產的不當性更加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二○○一年四月，監察院關於國民黨黨產的調查報告出爐，證實國民黨黨產的確有許多取自國家資產的不正當性。   綜合一九八八年以來的各項資料，可以看到國民黨不當黨產的來源，大致分為五項如下：   一、接收日產   國民黨接收自日治時期政府的公產分為三部分：一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移交中國國民黨經營的十九家日產電影院，二是中國廣播公司接收日本放送協會在台灣的電台設備與土地資產，三是轉帳予國民黨的一百一十四棟國有特種房屋（日產房屋）。   二、無償贈與   根據二○○一年監察院的調查，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八年間，各級政府機關陸續將其管有之公有財產贈與國民黨及其所屬各單位，其中土地八十六筆，面積合計為一萬七千八百九十點二平方公尺，建築物三十七筆，面積合計為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點八平方公尺。這八十六筆土地與三十七筆建物，由地方政府贈與供國民黨一黨使用，多數作為國民黨在各地的民眾服務社。   三、廉價買進   政府賤賣國土房產予國民黨，而國民黨取得土地的方式，多是先無償佔有，再廉價承租，最後低價購得。茲舉例如下：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的前國民黨中央黨部、位於台北市泉州街六號的交通黨部、位於台北市林森北路七號的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位於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二百九十號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今國發院）等等，皆屬此類黨產。   四、強佔取得   國民黨霸佔公地使用之案例不勝枚舉，例如烏來民眾服務社、貢寮民眾服務社、深坑民眾服務社、鐵路黨部、公路黨部、中央政策委員會（位於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皆是。   五、各種特權   國民黨在黨政不分的黨國體制下，擁有多項特權，使其黨營特許事業坐大，黨產資本不斷累積。國民黨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之架構約在一九九二年成形，分別為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啟聖實業投資公司、悅升昌投資公司、景德投資公司、建華投資公司、華夏投資公司。七大控股公司投資事業領域各有分配，經營的行業橫跨金融、石化、電機、水泥、電子、瓦斯、鋼鐵、建築、租貨、製藥、環保、橡膠、投資和紙業等。根據《拍賣國民黨——  黨產大清算》於一九九九年的統計，這七大控股公司總共主控六十六家企業（包括八家上市上櫃公司以及五十八家未上市公司），轉投資企業超過三百家，其中有資料的四十三家主控公司，總資產超過六千億元，凈值超過二千億元；如此雄厚的資產，便是國民黨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詳見梁永煌、田習如等編著，《拍賣國民黨——  黨產大清算》，頁一四九）張清溪等經濟學者在一九九一年提出「黨國資本主義」概念，解構台灣的經濟體制，認為「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之下，被不當的合理化」。（詳見張清溪等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再加上透過減免稅捐、黨職併公職，以及政府委辦補助，佔盡天下便宜。   當國民黨霸佔的公地國產開始遭到指謫後，他們透過政治力，讓政府不得不將被霸佔的國產國土透過贈與或給予租權，再賤賣給國民黨，所以霸佔公地公產部分幾乎已被後來政治性的贈與、租用或承購所掩蓋。這些強佔取得、贈與取得、廉價購得的黨產，到了馬英九擔任黨主席後又遭變賣，成為他們黨費的一大財源。   誠如「拍賣國民黨」一書所指陳的「國民黨Ａ國庫」的五大手法，即為「讓與國土、包括廉價購買及『無償佔有』」、「國家預算補貼黨營事業」、「委託業務」、「雙方委託投資」、「黨國合資事業」等。   在政治環境丕變的今日，大家開始向國民黨追討屬於台灣全體人民的財產，而黨主席馬英九口口聲聲說他上任之後一定會處理黨產，如何處理？原來答案就是「通通賣掉」，而且還是賤賣，只求能趕快脫手。馬英九在二○○五年八月十九日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接續處分國民黨產，至今已公布包括國發院土地、原省黨部土地、台中市德化大樓等十處房地、華夏三中及原中央黨部大樓等五大黨產交易案，以及中華醫院、台中育樂新村、幸福人壽，總計八筆具指標性黨產交易案，估計交易總價格直逼兩百億元，若包括「華夏三中」多達百億元的不動產「回算利潤」，則黨產處分利益將上看三百億元。馬英九如此變賣竊取國家的黨產進入黨庫，如此一來，不管以後通過什麼法令，想要追討回台灣被國民黨侵佔的財產，越來越困難。接任的朱立倫，那就考驗你的能耐和真誠？   這個擁有偌大黨產的政治集團，其「既得利益圈」的涵蓋面甚廣，可以廣納各方貪圖利益的投機政客與短視的民眾。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及其衍生出來的利益體，就像一塊偌大的吸鐵，吸引著許多破銅爛鐵（投機政客）。一旦這塊磁鐵沒了，磁性消失了，破銅爛鐵的投機政客們自然就做鳥獸散！   這塊磁鐵會消失嗎？破銅爛鐵們會消散嗎？那要看台灣人民何時能認清歷史，認清現狀？何時願意覺醒過來！  

 十年前（二○○五年）中國國民黨在一片內鬥紛爭中，完成黨主席選舉，馬英九當時在競選期間以及就任黨主席的致詞，口口聲聲要「改革」。當時我在本專欄寫了一篇文章〈老Ｋ會改革，老虎會吃齋〉（八月廿三日），我說：「喜歡從歷史觀察現實的我，聽到中國國民黨又說要改革，我好像聽到老鴇在鼓吹貞節，更好像聽說老虎要改吃素一樣好笑。」我用老虎比喻，是因為老虎是肉食動物，要牠改吃草是不可能的，同樣的一個政黨的體質亦然，如果一個團體不具備改革者的體質，就不可能改革。圖片來源:香港蘋果日報改革者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必須具備改革者的人格特質（或說革命性人格），包括不墨守成規、要有創造性，更重要的要勇於放棄既得利益，勇於修正「既得觀念」，勇於改變「既得習慣」。像早期的陸皓東、林覺民、宋教仁、黃興，都具有這種人格特質。但今天中國國民黨並不具備改革者的體質。因為今天的中國國民黨是以「利益」「金權」的目的結合的，不是以民主自由、社會正義的理念結合。（詳見拙文〈老Ｋ「二必」論〉）改革者的第二個基本條件是，他必須知道他要改革的內容是什麼，要有明確的訴求。像日本的明治維新，像清國的康梁變法，都有很清楚的訴求，改革運動才能真正推動。這次九合一敗選後，國民黨內又是一陣「改革」聲。準備接任黨主席的朱立倫甚至拿黨產話題來表示改革心意（但不久又說是「假議題」了）。面對這些「改革」聲，我們「察其言而觀其行」的結果，發現國民黨的體質並沒有變，他依然是一群追逐「金、權、名」的投機政客的集合體，是官商勾結的結構體。「改變」不等於「改革」，譬如一個詐騙集團，他們發現過去的詐騙手法失靈了，趕緊改變新手法，這是騙術改變，不叫「改革」。他們若真要改革，就是不要再詐騙，趕快解散組織，若能去自首更好！同樣的，國民黨如果因為選票失靈，準備改變手法贏取選票，這不叫改革。要檢視這個「曾經殺人無數」、「黨國不分」、「被政治學者列為法西斯政黨」、「侵占國產近千億至今不還」的中國國民黨能否真正改革？很簡單，只須看看侵占自國家的不當黨產能不能真正歸還就知道，這是最根本的民主與正義的指標，如果還在那邊天馬行空圓謊裝蒜，改革是騙人的。還有一個指標可以檢視：最近地方議會議長選舉，民進黨及台聯有人涉嫌跑票（其實就是賣票），綠營民眾痛心疾首，擔心綠營內部已經腐化（國民黨化），但是民進黨和台聯劍及履及將涉嫌賣票的議員立刻開除，這就是改革動作。好笑的是，既然一方有人賣票，當然就有買票的另一方，買票的另一方是誰？不是國民黨是誰？但我們怎麼沒聽說國民黨內部對於賄選者進行檢討、開除呢？國民黨你們不是說要改革嗎？（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44年前（1970），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外交處境正逢空前重創之際，國民黨中央黨部邀集企業及青年知識份子座談，商討國是。會中，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說了一句：「台灣人沒什麼人才。」一位28歲的台灣青年聽了，按耐不住，當面回嗆：「台灣人不是沒人才，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事件時被你們殺光了！」張寶樹一時訝然無語。 當年這位勇敢的台灣青年名叫陳少廷。今天即使是太陽花學運的知識青年，知道陳少廷的人已經不多了，遑論社會大眾。但回顧台灣民主運動史，陳少廷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地位。 陳少廷，1932（日本昭和7）年出生於屏東四塊厝的望族。他的父親陳銓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學生會員，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學法律，是日治時代台灣留學生抗日運動中的活耀分子。但是學成返台後不久即病逝。陳少廷當時才5歲。雖來不及與父親相處，但他日後關懷弱勢、打抱不平的的正義感，與父親的人格特質很像。 少年「匪諜」 1949年屏東中學高一時，陳少廷因借腳踏車給一位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有問題」的葉老師，遭情治特務當成「少年匪諜」，受到追捕、偵審、脅迫。他曾為了躲避地方特務，整月藏匿在甘蔗田內。待被迫自新後，轉學至長榮中學，並須定期報告行蹤。 報考大學前，仍無故遭情治當局拘留刁難，經再三懇求始於考試前夕獲釋。他沒有因此受挫，所報考台大、師大及行政專科等三校全部上榜。他選擇進入台大政治系。 1956年陳少廷畢業於台大政治學系；1959年台大法學院研究所公法組畢業。畢業後，被台大政治學系聘任為教師，然卻因與老師殷海光教授交往密切，在《自由中國》撰文，且被認定搞「讀書會」，以致分別在1961年及1963年兩度遭警備總部約談拘禁，最後竟以「不教學、不出國」等條件，才獲釋放。雖不能出國，但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聘為駐台特約研究員。 知識分子諤諤直言 1970年代初﹐正當台灣的國際地位挫跌﹐蔣經國準備接班之際﹐一群青壯年知識分子透過《大學》雜誌﹐發出改革呼聲。陳少廷出任《大學》雜誌社長。他所主持的《大學》雜誌，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呼號，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更石破天驚的，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46期，1971年10月)，首先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他指出當前的中央民意代表業已失去代表性，而「只有全面改選才能保證可獲致全面的政治革新」。在當時敢向外來政權的「法統」神話挑戰，非有過人的勇氣與智慧不可！他的呼籲，雖冒犯國民黨統治者，卻喚醒校園內的大學生，台大「法言社」特邀陳少廷與國民黨「法統」打手周姓教授進行一場大辯論，轟動校園。 啟蒙台灣文史意識 在外來政權壓制下，台灣人沒有機會讀台灣史，對台灣先人前輩的奮鬥，一無所知。陳少廷甘冒不諱，在《大學》雜誌上開始介紹台灣前輩人物，例如「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台灣獅的怒吼」楊肇嘉、「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 甚至，身為政治學者的陳少廷，竟也撰寫《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把國民黨蒙蔽的歷史一一掀開，也打開當時許多無知青年的視野。筆者就是因為在學生時代有幸閱讀陳少廷這些台灣文史的著作，才開始關注自己台灣的歷史。 從書房到街頭 1973年2月陳少廷曾參選監察委員（由省議會投票選出）。在國民黨全面封殺之下，他獲得一票落選。不過在省議會上 他發表一場精采的參選告白演講，是台灣政治史上的珍貴文獻。 此後，陳少廷除在大專兼課，也擔任《民眾日報》主筆、《台灣時報》總主筆，繼續諤諤直言。 再者，他也參與「台灣教授協會」（1990.12）、建國黨（1996）。從書房、編輯台，到社運街頭，陳少廷扮演多重角色，但其精神則一：同情弱勢，追求正義。 台灣人的夢 兩蔣之後，陳少廷說出台灣人的夢：「台灣人自日據時代即開始追求他們的『夢』，那是自1920年代起，首次知識分子所發起對現代國家的夢想，所以當時台灣曾出現議會運動、農民運動、文化運動，目的即在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社會正義及市民社會的政府。而這個台灣人的夢，於二二八之後一下被消滅了，而此時台灣人的總統產生了，舊有的夢又再度出現，1980年台灣人重新追求他們的美夢。」(1989.3.26《現代學術研究》專刊創刊號) 1999年東帝汶公投獨立，陳少廷寫了一篇〈東帝汶公投獨立的啟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現在統統都獨立了，東帝汶能，為何只有台灣不能？而且與東帝汶比較，台灣獨立的條件優越很多。」 2012的中秋，陳少廷病逝，他的夢何時才能實現？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四期》2015年1月1日出刊）

 《民報文化雜誌第四期》屏東人屏東情系列簡介：在蔣介石極權統治時代，陳少廷曾怒嗆國民黨秘書長「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被你們殺光了」；在蔣經國準備接班的年代，陳少廷就在《大學》雜誌，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陳少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圖片說明：陳少廷（站立者）與筆者（左一）。（李筱峰提供）44年前（1970），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外交處境正逢空前重創之際，國民黨中央黨部邀集企業及青年知識份子座談，商討國是。會中，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說了一句：「台灣人沒什麼人才。」一位28歲的台灣青年聽了，按耐不住，當面回嗆：「台灣人不是沒人才，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事件時被你們殺光了！」張寶樹一時訝然無語。當年這位勇敢的台灣青年名叫陳少廷。今天即使是太陽花學運的知識青年，知道陳少廷的人已經不多了，遑論社會大眾。但回顧台灣民主運動史，陳少廷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地位。陳少廷，1932（日本昭和7）年出生於屏東四塊厝的望族。他的父親陳銓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學生會員，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學法律，是日治時代台灣留學生抗日運動中的活耀分子。但是學成返台後不久即病逝。陳少廷當時才5歲。雖來不及與父親相處，但他日後關懷弱勢、打抱不平的的正義感，與父親的人格特質很像。少年「匪諜」1949年屏東中學高一時，陳少廷因借腳踏車給一位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有問題」的葉老師，遭情治特務當成「少年匪諜」，受到追捕、偵審、脅迫。他曾為了躲避地方特務，整月藏匿在甘蔗田內。待被迫自新後，轉學至長榮中學，並須定期報告行蹤。報考大學前，仍無故遭情治當局拘留刁難，經再三懇求始於考試前夕獲釋。他沒有因此受挫，所報考台大、師大及行政專科等三校全部上榜。他選擇進入台大政治系。1956年陳少廷畢業於台大政治學系；1959年台大法學院研究所公法組畢業。畢業後，被台大政治學系聘任為教師，然卻因與老師殷海光教授交往密切，在《自由中國》撰文，且被認定搞「讀書會」，以致分別在1961年及1963年兩度遭警備總部約談拘禁，最後竟以「不教學、不出國」等條件，才獲釋放。雖不能出國，但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聘為駐台特約研究員。知識分子諤諤直言1970年代初﹐正當台灣的國際地位挫跌﹐蔣經國準備接班之際﹐一群青壯年知識分子透過《大學》雜誌﹐發出改革呼聲。陳少廷出任《大學》雜誌社長。他所主持的《大學》雜誌，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呼號，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更石破天驚的，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46期，1971年10月)，首先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他指出當前的中央民意代表業已失去代表性，而「只有全面改選才能保證可獲致全面的政治革新」。在當時敢向外來政權的「法統」神話挑戰，非有過人的勇氣與智慧不可！他的呼籲，雖冒犯國民黨統治者，卻喚醒校園內的大學生，台大「法言社」特邀陳少廷與國民黨「法統」打手周姓教授進行一場大辯論，轟動校園。啟蒙台灣文史意識在外來政權壓制下，台灣人沒有機會讀台灣史，對台灣先人前輩的奮鬥，一無所知。陳少廷甘冒不諱，在《大學》雜誌上開始介紹台灣前輩人物，例如「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台灣獅的怒吼」楊肇嘉、「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甚至，身為政治學者的陳少廷，竟也撰寫《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把國民黨蒙蔽的歷史一一掀開，也打開當時許多無知青年的視野。筆者就是因為在學生時代有幸閱讀陳少廷這些台灣文史的著作，才開始關注自己台灣的歷史。從書房到街頭1973年2月陳少廷曾參選監察委員（由省議會投票選出）。在國民黨全面封殺之下，他獲得一票落選。不過在省議會上 他發表一場精采的參選告白演講，是台灣政治史上的珍貴文獻。此後，陳少廷除在大專兼課，也擔任《民眾日報》主筆、《台灣時報》總主筆，繼續諤諤直言。再者，他也參與「台灣教授協會」（1990.12）、建國黨（1996）。從書房、編輯台，到社運街頭，陳少廷扮演多重角色，但其精神則一：同情弱勢，追求正義。台灣人的夢兩蔣之後，陳少廷說出台灣人的夢：「台灣人自日據時代即開始追求他們的『夢』，那是自1920年代起，首次知識分子所發起對現代國家的夢想，所以當時台灣曾出現議會運動、農民運動、文化運動，目的即在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社會正義及市民社會的政府。而這個台灣人的夢，於二二八之後一下被消滅了，而此時台灣人的總統產生了，舊有的夢又再度出現，1980年台灣人重新追求他們的美夢。」(1989.3.26《現代學術研究》專刊創刊號)1999年東帝汶公投獨立，陳少廷寫了一篇〈東帝汶公投獨立的啟示〉，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現在統統都獨立了，東帝汶能，為何只有台灣不能？而且與東帝汶比較，台灣獨立的條件優越很多。」2012的中秋，陳少廷病逝，他的夢何時才能實現？（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四期》2015年1月1日出刊）

十年前（二○○五年）中國國民黨在一片內鬥紛爭中，完成黨主席選舉，馬英九當時在競選期間以及就任黨主席的致詞，口口聲聲要「改革」。當時我在本專欄寫了一篇文章〈老Ｋ會改革，老虎會吃齋〉（八月廿三日），我說：「喜歡從歷史觀察現實的我，聽到中國國民黨又說要改革，我好像聽到老鴇在鼓吹貞節，更好像聽說老虎要改吃素一樣好笑。」我用老虎比喻，是因為老虎是肉食動物，要牠改吃草是不可能的，同樣的一個政黨的體質亦然，如果一個團體不具備改革者的體質，就不可能改革。 改革者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必須具備改革者的人格特質（或說革命性人格），包括不墨守成規、要有創造性，更重要的要勇於放棄既得利益，勇於修正「既得觀念」，勇於改變「既得習慣」。像早期的陸皓東、林覺民、宋教仁、黃興，都具有這種人格特質。但今天中國國民黨並不具備改革者的體質。因為今天的中國國民黨是以「利益」「金權」的目的結合的，不是以民主自由、社會正義的理念結合。（詳見拙文〈老Ｋ「二必」論〉） 改革者的第二個基本條件是，他必須知道他要改革的內容是什麼，要有明確的訴求。像日本的明治維新，像清國的康梁變法，都有很清楚的訴求，改革運動才能真正推動。 這次九合一敗選後，國民黨內又是一陣「改革」聲。準備接任黨主席的朱立倫甚至拿黨產話題來表示改革心意（但不久又說是「假議題」了）。面對這些「改革」聲，我們「察其言而觀其行」的結果，發現國民黨的體質並沒有變，他依然是一群追逐「金、權、名」的投機政客的集合體，是官商勾結的結構體。 「改變」不等於「改革」，譬如一個詐騙集團，他們發現過去的詐騙手法失靈了，趕緊改變新手法，這是騙術改變，不叫「改革」。他們若真要改革，就是不要再詐騙，趕快解散組織，若能去自首更好！ 同樣的，國民黨如果因為選票失靈，準備改變手法贏取選票，這不叫改革。要檢視這個「曾經殺人無數」、「黨國不分」、「被政治學者列為法西斯政黨」、「侵占國產近千億至今不還」的中國國民黨能否真正改革？很簡單，只須看看侵占自國家的不當黨產能不能真正歸還就知道，這是最根本的民主與正義的指標，如果還在那邊天馬行空圓謊裝蒜，改革是騙人的。 還有一個指標可以檢視：最近地方議會議長選舉，民進黨及台聯有人涉嫌跑票（其實就是賣票），綠營民眾痛心疾首，擔心綠營內部已經腐化（國民黨化），但是民進黨和台聯劍及履及將涉嫌賣票的議員立刻開除，這就是改革動作。好笑的是，既然一方有人賣票，當然就有買票的另一方，買票的另一方是誰？不是國民黨是誰？但我們怎麼沒聽說國民黨內部對於賄選者進行檢討、開除呢？國民黨你們不是說要改革嗎？

 「很慢的奶雞」？這是啥？雞不是卵生動物嗎？哪來「奶雞」？而且還「很慢」？這是在搞啥？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廣告詞，原來是賣荔枝的廣告，意思是要表達「現挽（摘）的荔枝」。原來「現挽的荔枝」這幾個字的台語（台灣閩南語）讀音，和「很慢的奶雞」的北京語讀音很接近。台灣這幾年來出現許多用北京語讀音的漢字，來表達台語，結果讓人看了一頭霧水！例如選舉時常看到「凍蒜」一詞，初看以為指「冷凍的蒜」，後來才知道是在表達「當選」。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用詞，是因為許多人無知地以為漢字只能讀成北京語，殊不知相同的漢字可以讀成北京語、閩南語、客家語…，甚至還可以讀成日語的音讀。這種無知的誤會，當然是中國國民黨長期打壓本土語言，獨尊北京語為「國語」所致。本來台語文同樣可以使用的相同漢字，現在被許多誤以為漢字只能用北京語來讀的人開始誤用，結果就用北京音讀出來的字來轉替，以為這樣是在寫台語文，結果造成語意混亂，不倫不類！例如：「是真的」變成「係金ㄟ」；「總統」變成「宗痛」；「悲哀」變成「逼哀」；「白癡」變成「北七」；「什麼」變成「蝦米」；「足感心」變成「揪感心」；「出來講」變成「踹共」…。漢語系統的語言，不論讀成閩語、客語、北京語，他們共有的漢字都有其原本的相同語意，這也是為什麼身為傳統漢詩詩人的先祖父李步雲先生雖不會講北京話，但是都看得懂北京話寫的白話文；我祖父寫的詩，只會北京語的人也都看懂。但是如果他看到以上那些胡亂改寫的用詞，就不知所云了。他一定不懂為何「是真的」與「金」何干？「白癡」為何是「北七」，難道白癡都在北邊嗎？還編號？簡直白癡！用北京音讀出來的漢字來書寫台語文，已經完全置原本語意於不顧，等於只是拿漢字的北京音來替台語（台灣閩南語）注音，但是只有四音的北京語，如何完全表達有八音的台語，更不要說台語裡面的合口音、濁音、入聲字音、收尾鼻音…，都是北京音所沒有，如何用北京音來表達台語？這種用北京音讀出來的字來轉替台語文的現象，正在台灣氾濫，已成為台語文的浩劫！而且誤導大眾，也讓反對本土母語教學的人找到藉口，試看一份親北京的報紙刊出這種無知的文章，如此說：「閩南語本來是沒有文字的，現在要發明文字來學習（而且還用很多北平話的文字），本來就是非常難懂難學的，而困難的語言自然而然就會少人用或是被淘汰…」「請問你會去戶政事務所寫閩南文字嗎，是有誰看得懂？」（二○一四年三月四日中時）這段無知的話，已經毋庸辯駁，但我們必先全面搶救台語文所面臨的浩劫！（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