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50，戴立忍(左)和舒淇(中)把最佳男配角獎頒給了身穿中山裝、戴著五星徽章上台的中國演員李雪健(右)。圖／金馬50資料照 提起第50屆金馬獎，你想到什麼？ 台灣國際大導演李安擔任評審團主席、台灣國際大導演侯孝賢擔任金馬電影學院導師、香港國際大導演杜琪峰為金馬創投會議選出百萬首獎得主、香港國際影后張曼玉擔任金馬50大使，台灣國際大導演蔡明亮以《郊遊》拿到最佳導演、中國國際影后章子怡以《一代宗師》拿到最佳女主角、金馬電影學院培養出的新加坡新秀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抱走了壓軸大獎最佳影片。當然，絕對經典中的經典、氣魄震懾全亞洲的是，幾乎涵蓋了整個華語地區背景的歷屆帝后大合影...。 他戴著五星徽章領走了「小金馬兒」 對了，那屆，中國知名演員趙薇執導處女座《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拿到了最佳編劇獎。另一個頒奬現場的小花絮，引起網路的小小漣漪，不太大、也不太久，是擊敗了台灣演員彭于晏(《激戰》)等人，以中國抗日鉅作《一九四二》拿下最佳男配角的中國演員李雪健。 對台灣觀眾而言，陌生的李雪健當天小小引起的話題是，他穿著中山裝、左胸配上了鮮紅的中國國旗五星徽章上台領獎。李雪健致詞時說：「這匹『小金馬兒』對於我來說是多麼的可愛！」 網路上討論焦點，當然是他身上那枚醒目的五星徽章，台灣網友負評大約是：「別五星旗是什麼態度？」由於李雪健在《一九四二》飾演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省主席，也有人說：「幹嘛啊，這是『國共一家親』嗎？」中國網民則不外是：「李雪健本人在金馬獎領獎舞台上，於胸前佩戴五星紅旗，恰有『人在曹營心在漢』的意思。」、「李雪健老師參加大型活動佩戴國旗徽章是不忘自己的身份，是愛國、感恩的表現。」 當然，也有激憤一些的台灣網友直批「根本是在頒發中國金馬獎！」、「摘掉五星徽啦！」然後，便有人跳出來說：「叫人拿下來，那我們跟中國有什麼不同？」但此一話題，在第50屆金馬獎展現出台灣在華人影壇海納百川的超強氣場中，還沒成氣候就煙消雲散。 李雪健在金馬獎引發的話題，只是小小漣漪。圖／金馬５０資料照 是啊，「台灣究竟和中國，有什麼不同呢？」 看看，當天頒獎給李雪健的是台灣演員戴立忍和舒淇，在兩岸敏感的「國家認同」話題上，獲得了什麼待遇？ 舒淇，2015年以《聶隱娘》隨片進軍坎城影展時，一度有媒體刊載，大會將舒淇的國籍寫為「中國」，經過劇組反應之後，大會才用手寫的方式改回「台灣」，舒淇對於自己國籍被改相當在意，並向現場的國際媒體表明：「我來自台灣。」結果引發中國網友怒灌舒淇微博，痛斥舒淇是「台獨份子」，要她滾回台灣。逼得舒淇經紀人出來澄清，此事子虛無有；舒淇也在自己臉書上回應，「我以為的世界是美好的。我還是相信和平是愛的基本標準，我的信念裡只有將我的作品努力的做好，只想給大家看到最好的作品。其他無所求。」 戴立忍、戴立忍...，原本出任趙薇的執導的新片《沒有別的愛》，卻被中國共青團發文指「曾參與台獨相關活動」遭劇組換角。而發出了3046字的聲明，強調：「我從來不是台獨份子，也從未倡議台獨。」 「So sad！」有人說。 「為了人民幣出賣自己良知。」有人說。 「根本是投降文。」有人說。 「有骨氣點，不要賺中國的錢。」有人說。 我們無從知道，舒淇或戴立忍的聲明，有多少成份的「真情」和多少比例的「假意」。究竟是為了自己的「錢／前途」，亦或相忍為友、著眼整個劇組與團隊的「大局」。 但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的發生，對台灣的考驗、遠遠大於中國。考驗的不是台灣如何能在聲量上與「中國對抗」；不是如何讓更多藝人「愛台灣」而拒絕「中國巿場」，甚至更多人難以捨棄的或許還不是「巿場」、而更可能是「舞台」是「藝術表演或創作的本身」。 「一個中國」與「不只有台灣」 考驗的是，身為台灣人的我們，於中國再再威逼、強勢壓迫之下，我們能不能一再而再更確認「台灣之所以不同於中國」真正的核心價值在於「包容不同」、甚至願意「表彰不同」。對抗「一個中國」最犀利的武器，是「不只有台灣」。 中國人可以要求，普天之下唯有中國。但在台灣，我們不要忘了追求的是，台灣之下百樣世界。在中國，舒淇、戴立忍不能大聲說出的「我是台灣人」；在台灣，我們可以讓戴著中國旗的李雪健上台領獎。 很悲哀嗎？藝人屈服於中國勢力之下，很悲哀嗎？一個電影圈的朋友說，包括中國影后級的人物，也想來與台灣電影人合作向電影輔導金提案，「他們不想在中國拍電影，若想拍些有批判的，不但可能闖不過批文、審查，還可能被禁演，沒有能見度、沒有力量。在台灣拍沒限制，一旦拿到了金馬獎，便等於立即有了名聲、馬上被看見。」 很悲哀嗎？若真是為五斗米折腰，那還是求生的基本本能。但明明有理想，不為了賺錢都無法實現，才是最深沉的悲哀。而在中國金雞百花獎的舞台上，站著全是「一個中國裡只有中國(台港影人也必須是中國人)」的演員，與金馬50這樣遍及全亞洲、甚至國際影壇人士的「一個台灣百個世界(也包含了中國)」對映，哪個比較可憐呢？

  醫師的那雙手，奮力想要連起來的，是緣分；家人的那雙手，含著淚鬆開的，其實是一份最不捨的愛。(圖:取材自網路) 「撫遠街爆炸案我們收治的17個重度個案，傷勢實在太嚴重了，後來都沒能活下來。但是，收治這些重度燒燙的病人，卻讓當時搖搖欲墜的馬偕醫院，獲得重生。」 說這話的是馬偕醫院前院長、資深骨科醫師黃俊雄，這是一個老醫師對醫療的謙卑。1979年撫遠街爆炸案那年，他是骨科主任，是當晚醫院急救指揮的四大外科主管之一。「燒燙傷病人太難照護和治療了，當時確實有醫院拒收，甚至派警衛直接站在門口，不讓病家把人送進去。」 馬偕醫院決定不縮手，病人一個一個湧入，儘管病床不夠、人手吃緊，還是咬牙讓六神無主的家屬抱著遍體鱗傷的傷患進來。一個退休的燒燙傷病房護理師回憶，當時燒燙傷病床只有13床，病人遠遠超過這個數量，有一張床上，同時躺著一對姊妹，在旁守護的父親，心碎送走了一個、又一個。床空出來了、那父親最後孤零零地一人走出醫院的身影，至今讓她想起都心痛。 隔天媒體大幅報導，痛批拒收行徑，讚揚「馬偕是真正有良心的醫院」。當時，是馬偕醫院經營最困頓的時期，在1979年撫遠街爆炸案發生的前3年，院長羅慧夫因與董事會理念不合，被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力邀創辦長庚醫院，羅慧夫一手培育出最精良的外科人才、大批隨著他由馬偕轉檯到長庚；名醫出走、病人當然跟著流失，「馬偕醫院3年內就要倒閉！」醫界耳語四起。 一次救災的考驗，媒體頒給了「良心醫院」的匾額，留下來與醫院共存亡的馬偕人有了凝聚力；社會大眾有了信任感，病人慢慢回籠。黃俊雄回憶，「隔年，台灣首次的醫院評鑑，由台大教授楊思標帶領的評鑑小組認為，馬偕的硬體設備和被評為一級醫院的台大、榮總、高醫有差距，但在撫遠街爆炸案展現的社會責任和醫療良知，足以表彰，因此評給了馬偕『準』一級醫院；後來評鑑改制，也沿用了『準』醫學中心多年。勞保局後也以較高的給付條件邀馬偕加入，醫院營運狀況，這才好轉起來。」 所以，如黃俊雄這般資歷的老馬偕人，對於燒燙傷病人都有份不能割捨的責任心、甚至感懷的心。「燒燙傷中心賠錢，也一定要支持下去。」17位因爆炸案喪生的病人，已消失在大眾記憶中；但當時對他們伸出手的醫院，永遠紀錄下來，讓亡者生命的力量得以延續。 「是醫院更需要病人、是病人成就了醫者！」這是走過貧困年代老醫師的信念。 這回八仙塵爆，馬偕也收治了50個病人、34個是大面積的深度燒傷，此刻正處生死交關邊緣。儘管今日燒燙傷照顧的水準和病房的備置，遠遠超過了30多年前；但醫療永遠存在極限，生命最大的難題是，在醫療已無能為力時、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努力？ 在第一階段緊急救援之後，現在塵爆案重症傷患的病家面臨了第二階「該不該放手」的難題。 此次受難者之一的台北醫學大學牙醫系三年級學生蘇家陞父母，堅強而勇敢地做出決定。不，事實上，是蘇同學自己為自己做了決定。由藥學系降轉牙醫系的蘇家陞，因此有機會上解剖課，對大體老師產生敬意，與父母分享後，談及自己「如果有那麼一天，也願意捐出大體」的想法。(下圖左:蘇家陞；下圖右：蘇父) 這個「說出口」的想法，讓突逢愛子意外的父母，有了做出如此難以下的決定一個依靠，成就孩子成為他心中「敬佩的典範」。雖然因大面積燒傷不適合灌注福馬林保存、未捐出大體，最後父母替他捐出可用的器官，造福了10個以上的生命。「蘇家陞」不是意外傷亡中的一個「數字」，他遺愛人間的器官已化為另一雙「醫者的雙手」。 人唯為直視死亡、才能決定如何面對人生。近年來安寧緩和醫療界積極推動的「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簡稱ACP)，不再單純侷限在疾病或意外致瀕臨死亡之際，選擇放棄侵入性急救、拒絕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縮寫為DNR），而是希望能在身體健康或意識清醒的時刻，就能做出自己臨終前醫療的選擇。不讓「放手」成為自己最親愛家人的為難與掙扎，這樣的體貼才是「孝」與「愛」的真義，蘇家人做了最動人的詮釋。 醫療機構的伸手與縮手，可留由社會公評。但自己與親人的生命何時該放手，唯有自己可決定。 願每一次意外、災難中的痛苦和淚水，都能化為推助社會進步的力量與澆灌我們處理人生考驗的智慧。 相關連結：認識「預立醫療自主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