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遠街爆炸案我們收治的17個重度個案，傷勢實在太嚴重了，後來都沒能活下來。但是，收治這些重度燒燙的病人，卻讓當時搖搖欲墜的馬偕醫院，獲得重生。」

說這話的是馬偕醫院前院長、資深骨科醫師黃俊雄，這是一個老醫師對醫療的謙卑。1979年撫遠街爆炸案那年，他是骨科主任，是當晚醫院急救指揮的四大外科主管之一。「燒燙傷病人太難照護和治療了，當時確實有醫院拒收，甚至派警衛直接站在門口，不讓病家把人送進去。」

馬偕醫院決定不縮手，病人一個一個湧入，儘管病床不夠、人手吃緊，還是咬牙讓六神無主的家屬抱著遍體鱗傷的傷患進來。一個退休的燒燙傷病房護理師回憶，當時燒燙傷病床只有13床，病人遠遠超過這個數量，有一張床上，同時躺著一對姊妹，在旁守護的父親，心碎送走了一個、又一個。床空出來了、那父親最後孤零零地一人走出醫院的身影，至今讓她想起都心痛。

隔天媒體大幅報導，痛批拒收行徑，讚揚「馬偕是真正有良心的醫院」。當時，是馬偕醫院經營最困頓的時期，在1979年撫遠街爆炸案發生的前3年，院長羅慧夫因與董事會理念不合，被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力邀創辦長庚醫院，羅慧夫一手培育出最精良的外科人才、大批隨著他由馬偕轉檯到長庚；名醫出走、病人當然跟著流失，「馬偕醫院3年內就要倒閉！」醫界耳語四起。

一次救災的考驗，媒體頒給了「良心醫院」的匾額，留下來與醫院共存亡的馬偕人有了凝聚力；社會大眾有了信任感，病人慢慢回籠。黃俊雄回憶，「隔年，台灣首次的醫院評鑑，由台大教授楊思標帶領的評鑑小組認為，馬偕的硬體設備和被評為一級醫院的台大、榮總、高醫有差距，但在撫遠街爆炸案展現的社會責任和醫療良知，足以表彰，因此評給了馬偕『準』一級醫院；後來評鑑改制，也沿用了『準』醫學中心多年。勞保局後也以較高的給付條件邀馬偕加入，醫院營運狀況，這才好轉起來。」

所以，如黃俊雄這般資歷的老馬偕人，對於燒燙傷病人都有份不能割捨的責任心、甚至感懷的心。「燒燙傷中心賠錢，也一定要支持下去。」17位因爆炸案喪生的病人，已消失在大眾記憶中；但當時對他們伸出手的醫院，永遠紀錄下來，讓亡者生命的力量得以延續。

「是醫院更需要病人、是病人成就了醫者！」這是走過貧困年代老醫師的信念。

這回八仙塵爆，馬偕也收治了50個病人、34個是大面積的深度燒傷，此刻正處生死交關邊緣。儘管今日燒燙傷照顧的水準和病房的備置，遠遠超過了30多年前；但醫療永遠存在極限，生命最大的難題是，在醫療已無能為力時、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努力？

在第一階段緊急救援之後，現在塵爆案重症傷患的病家面臨了第二階「該不該放手」的難題。

此次受難者之一的台北醫學大學牙醫系三年級學生蘇家陞父母，堅強而勇敢地做出決定。不，事實上，是蘇同學自己為自己做了決定。由藥學系降轉牙醫系的蘇家陞，因此有機會上解剖課，對大體老師產生敬意，與父母分享後，談及自己「如果有那麼一天，也願意捐出大體」的想法。(下圖左:蘇家陞；下圖右：蘇父)

這個「說出口」的想法，讓突逢愛子意外的父母，有了做出如此難以下的決定一個依靠，成就孩子成為他心中「敬佩的典範」。雖然因大面積燒傷不適合灌注福馬林保存、未捐出大體，最後父母替他捐出可用的器官，造福了10個以上的生命。「蘇家陞」不是意外傷亡中的一個「數字」，他遺愛人間的器官已化為另一雙「醫者的雙手」。

人唯為直視死亡、才能決定如何面對人生。近年來安寧緩和醫療界積極推動的「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簡稱ACP)，不再單純侷限在疾病或意外致瀕臨死亡之際，選擇放棄侵入性急救、拒絕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縮寫為DNR），而是希望能在身體健康或意識清醒的時刻，就能做出自己臨終前醫療的選擇。不讓「放手」成為自己最親愛家人的為難與掙扎，這樣的體貼才是「孝」與「愛」的真義，蘇家人做了最動人的詮釋。

醫療機構的伸手與縮手，可留由社會公評。但自己與親人的生命何時該放手，唯有自己可決定。

願每一次意外、災難中的痛苦和淚水，都能化為推助社會進步的力量與澆灌我們處理人生考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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