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柯文哲提出財政改革方針，主張廢除預算法第八三條關於「重大政事」得編特別預算的規定，並直指該條文是空白授權，意圖再次炒作過去幾個月來藍白兩黨不斷妖魔化特別預算、批評政府違反財政紀律的話題。 為何重大公共建設經費需要以特別預算編列？關鍵在於預算法第廿三條規定：「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在歲入主要來自於稅收，稅收又難以大幅提升的現實下，政府編列預算只能量入為出，收多少錢就花多少，能夠滿足平常龐雜的政事支出已經很勉強，幾乎難以在總預算內加編重大公建經費。再加上該條文後段有「公債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的限制，導致有重大建設需要額外在短時間內取得大量資金時，只能另改以通常會先立法「排除預算法第廿三條適用」的特別預算，來舉債籌資。這也是自李登輝政府時期以來，每一任總統都以特別預算來執行重大公建計畫的重要原因。簡言之，若沒有特別預算舉債，大型建設根本不可能取得財源。   國家適當舉債可以擴大投資量能，且公共建設的預期效益可能長達數十年，重點不在於舉債金額多寡，而是國家債務控管能力與償債能力是否良好？ 事實上，衡量國家債務控管能力的指標—長期債務比率，在蔡政府任內曾下探至廿七．二％，創廿年來新低，即便主計總處預估今年底會升至卅．二％，這數字不但低於馬政府時期高峰的卅六．三％，更離公債法規定上限的四十．六％，足足有十％的差距，相當於還有超過二兆元的舉債空間。台灣的財政狀況不只沒有在野黨說的那麼不堪，還得到惠譽、穆迪等多家國際信評機構肯定。 由此可見，藍白兩黨不斷抹黑特別預算破壞財政紀律，不只並非事實，柯的財政改革政見，若成真恐讓重大公建無法舉債取得財源，此舉更是為了聲量，不惜誤導民眾，妖魔化特別預算的卑劣選舉話術。 （作者為前國會助理）

近日農業粉專Linbay好油版主林裕紘遭恐嚇案，被爆是與國民黨許姓黨工共謀自導自演，輿論延燒後國民黨隨即批准該名黨工請辭，並呼籲司法機關勿枉勿縱，卻仍未對該事件道歉。另一方面，民眾黨不只未對當初錯誤聲援Linbay好油道歉，柯文哲今日受訪甚至表示不應該譴責被騙的人，意圖為曾力挺粉專的自家政黨及黃國昌卸責。 回顧恐嚇案發生時，國民黨大動作召開記者會，請賴清德要求網軍別再攻擊Linbay好油，藍營黨公職群起聲援。媒體人趙少康、前台大校長管仲閔也暗諷恐嚇案是綠營網軍所為。同一時間，柯文哲在臉書表示批評政府會被網軍攻擊，民眾黨臉書直接聲援Linbay好油，蔡壁如甚至直指「民主已死」。針對恐嚇案，國民黨與民眾黨難得完美促成「藍白合」，口徑一致指責是綠營側翼所為，更要求檢調盡快破案，耗費了大量社會、媒體資源。 如今檢調查出是自導自演，案情大翻車，藍白陣營卻沒有任何人出面為查證不周、錯誤聲援「導演」林裕紘道歉，僅譴責黨工造假行徑。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曾銘宗甚至表示是對於黨工交友不慎，因督導不周而感到「真歹勢」，顯然毫無悔意。柯文哲則一貫上演政治受虐兒戲碼，將曾聲援的人都解釋為是被欺騙的受害者，卻對黨內指責綠營側翼的貼文視而不見，悄悄刪除當作不曾發生過。藍白兩黨在輿論翻車後偷刪文、只譴責造假，卻拒絕道歉的作法，再次巧妙地呈現藍白合現象。 藍白兩黨以政黨的層級，挾媒體資源用力抹黑綠營指使側翼恐嚇揭弊者，在發現是一場烏龍後卻不肯為此負責，也不願意為耗費大量社會資源致歉。柯文哲事後回應要建構可有效減少假新聞妨害的韌性社會，殊不知在整個事件中，民眾黨就是散播假消息、汙染公共討論空間的幫兇。 柯文哲事後回應要建構可有效減少假新聞妨害的韌性社會，殊不知在整個事件中，民眾黨就是散播假消息、汙染公共討論空間的幫兇。（資料照）     有論者認為Linbay好油質疑雞蛋問題與恐嚇案是兩回事，應分開看待。若是如此，即便藍白兩黨堅信政府進口雞蛋有不法，也不影響應為錯誤聲援恐嚇案向外界道歉。如今刪文且裝作若無其事，恐怕只是因為認同Linbay好油不擇手段當「打蛋英雄」，為了下架民進黨的扭曲正義罷了。 （台北市民，曾任職於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法中心）

最近柯文哲因租不到北流場地辦個人造勢演唱會，用「太監」形容北流是揣測上意，引起藝文界不滿，甚至支持者都無法力挺呼籲道歉。柯失言並非頭一遭，台灣民眾甚至已習慣他的無俚頭發言，為何這次外界要放大檢視？ 柯文哲要參選總統，但總統身負國防、外交的重責大任，對內要和民眾溝通凝聚共識，對外則代表國家形象與國際社會互動。言行必然得謹慎，不容重大失誤，否則輕則使台灣國際形象受損，重則傳達錯誤外交訊息，破壞台灣近年好不容易與友邦建立的信賴關係。 柯文哲（左）北流風波還需要先由黨內立委、議員代表道歉，團隊到處忙滅火，假如選上總統，台灣民眾是否又得經常忍受「將帥失言，累死三軍」的情節？右圖為t 出來滅火的民眾黨團副總召賴香伶。（報社合成） 然而，柯文哲的慣性失言，自他擔任台北市長起早就提升至外交層級。舉例而言，2015年接待時任英國運輸部副部長克雷默（Baroness Kramer）女爵士，並獲贈一枚懷錶時，於會後受訪表示「拿去賣給破銅爛鐵，還可以賣一些錢」，引起輿論批評毫無國際禮儀，最後反而是克雷默女士為送錯禮物道歉緩頰。2019年柯文哲訪問以色列，回台受訪脫口說出「對猶太人國際上最大的宣傳，還是希特勒時代屠殺600萬人這件事情」，引起台北市可巴德猶太協會發出聲明指責用詞輕率。同年，在台北市公安督導會報上更語出驚人說「西藏喇嘛都用自焚方式自殺，造成中共很大的困擾」，激怒西藏台灣人權連線。而近期柯接受NHK專訪談到釣魚台主權問題時，竟說出「台灣人不想要那塊土地，只是希望能捕魚」，遭藍綠議員齊轟缺乏國際常識、輕蔑主權。同樣地，柯文哲隔空嗆聲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葛來儀「你覺得你有多重要？」卻不知其所屬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是對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華府專業智庫。 令人擔憂的是，台灣民眾似乎已經對柯式發言無感，甚至解讀為是直球對決的率真性格而給予無窮包容，卻忘了今天他要爭取的總統大位，是不容外交等級失言空間的職務。更何況柯文哲自詡能維持「大國等距」遊走於中美兩國之間，但我們如何期待他的發言風格，能同時取得中美兩個外交老江湖國家的信任？一個在外交場域、國內媒體平台上溝通都可以常態演變成公關危機的候選人，我們又如何能放心讓他去和友邦進行更高層次的外交戰略溝通？ 無奈的是，柯文哲北流風波還需要先由黨內立委、議員代表道歉，團隊到處忙滅火，假如選上總統，台灣民眾是否又得經常忍受「將帥失言，累死三軍」的情節？ （台北市民，曾任職於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法中心）

近期中天新聞台換照審查案引來多位國民黨籍立委、媒體人，甚至馬英九前總統等人，大力批評是蔡政府欲打擊不同政治立場，箝制言論自由的行為。然而，刻意忽視中天新聞台近年來一而再，再而三的違規行為，且將NCC職權範圍內具有的審查與決定權，直接定調為是「國家以政治力介入媒體」，正是藍營典型想要以意識型態抗爭作為號召，塑造「綠色恐怖」的帶風向策略。 即將舉行的換照聽證會將是給中天一個好的答辯機會，不過聽證會尚未舉行，國民黨議員羅智強便斷言「中天關定了」，顯然是對中天屆時的表現毫無信心。（資料照）     媒體業享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平時經營是否遵守相關法規及職業倫理本屬不同層次的問題。媒體製播新聞若經常違反查證原則，甚至製造假新聞誤導閱聽者，主管機關本應慎重考慮是否允許如此惡質的媒體繼續占用有限的頻道資源而損害公共利益。即便在嚴格保障言論自由的歐盟地區，也存在政府嚴格審查特定媒體的案例。 例如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一間具有高度國營色彩的媒體，經常製作符合俄羅斯政府立場的新聞，且在東歐等前蘇聯國家，透過不實報導抹黑親歐盟、反俄羅斯的政治人物，讓親俄候選人掌握媒體聲量，順利在使用俄語比例較高的選區中勝選。Sputnik也以同樣的手法攻擊西歐地區（尤其德國、法國）對俄羅斯較不友善的政黨和政治人物，企圖在選舉期間影響選舉結果，進而達到操控歐洲議會對俄政策的目的。 歐洲各國將類似Sputnik媒體的行為，視為來自境外勢力資訊戰的國家安全威脅，除了在歐洲議會中成立議案要求歐盟成員國研議反制俄國假訊息措施外，各國政府也相繼抵制，甚至在深受俄羅斯假新聞其害的立陶宛，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禁止Sputnik總編輯入境。 台灣與東歐國家面臨相似的問題，同樣有境外敵對勢力虎視眈眈，欲透過資訊戰影響我們的民主制度，因此面對有「紅色勢力」疑慮的中天，在換照聽證會上進行是否有國安疑慮的討論並無不妥，這也是台灣近年來因應境外資訊戰威脅所必須調整的作法，以防止中國統戰策略透過媒體滲透台灣。 另外，針對中天新聞及旗下政論節目多次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未善盡事實查證義務，散播足以危害公共利益的資訊，也未履行建立完善內控機制的承諾，其是否能達成合格媒體的最低標準而享有許可證照，本來就應該嚴格審查，並非舉著言論自由的大旗就可以放水過關。專業媒體與自媒體的差別即在前者擁有龐大的資源與人力可以蒐集、過濾資訊，最後產出高品質的報導，給予閱聽者最即時與準確的新聞。在大量真假訊息混雜於市面的網路時代，更凸顯專業媒體對抗假訊息的重要角色，若媒體失去這最基本的功能，就該被換照制度所淘汰。 不可否認，政府管制媒體在民主國家一直是敏感的議題，但面對近年逐漸氾濫的假新聞與境外資訊戰威脅，就連歐盟地區也不得不謹慎應對，在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間進行權衡。即將舉行的換照聽證會將是給中天一個好的答辯機會，不過聽證會尚未舉行，國民黨議員羅智強便斷言「中天關定了」，顯然是對中天屆時的表現毫無信心。 （前政治工作者）

時代力量與白色力量兩股「力量」，從前者近期涉入的收賄疑雲與接二連三爆發的出走潮、後者於地方選舉的接連挫敗，一連串事件逐漸戳破兩者意圖塑造的「新政治」假象。而觀察兩政黨的行事作風，不難發現具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時代力量號稱「公開透明」，藉此與舊政治的「密室黑箱」作出鮮明對比的形象招牌，在時代力量黨內選舉錄音檔流出後狠狠地被砸爛。對於立委提名小組的人選名單，竟然需事先徵詢特定黨內高層意見，美其名為「溝通協調」，實則為詢問高層是否有屬意人選。若未依建議投票，便會在黨內會議中遭到羞辱，這對於秉持個人原則、致力維護提名小組公正獨立的委員無疑是一種人格抹殺。同樣的，對於黨籍立委邀請加入政黨的親友，輕則莫名以「違反經驗法則」為由不予通過審查，重則對媒體放話，指控招攬人頭黨員，深怕這些對黨內特定派系有所批評的「不聽話」人士能藉此突破高層事先安排好的黑箱配票名單。 與時代力量相似，白色力量的黑箱事蹟也不惶多讓。從先前「學姊」回鍋北市府的人事聘用疑慮、派親信與遠雄「密會喬蛋」而對大巨蛋立場的反覆、黨員大會在沒有相關黨章依據下剔除4000多名黨員，以及直到近期被黨內同志指控組織部主任蔡壁如委員私相授受地方服務處主任職，假傳聖旨私自擴權，種種事蹟皆顯露出民眾黨「公開透明」的承諾簡直是笑話，黑箱作業的手段甚至入侵到了黨主席掌控中的北市府。 台北市長柯文哲（左）與時代力量前立委黃國昌（右）。（資料照）   時代力量與民眾黨更宣稱「開放多元」，實則兩者都奉行黨內只能有一個太陽的封閉領導結構。前者黨員只要不聽從以黃國昌、徐永明、陳惠敏為首的小決策圈指示便會被打成「小綠」，充分展現了學者的菁英傲慢；後者則是將任何質疑柯文哲的聲音抹成柯黑、1450，並把與柯市長意見相左的政務官及幕僚們一一鬥走，透過媒體放話與政治鬥爭手段，漸漸「普篩」出永遠效忠「柯師父」的最純柯粉。如此容不下異己，無法接受批評的狹窄胸襟，不但與當初開放多元的承諾背道而馳，讓政黨格局越走越窄，對於過去戰友、支持者用完即丟，毫無政治倫理與道義的行徑，更是比舊政治還不如。 「公開透明」與「開放多元」經常是所謂新政治的競選論述主軸，被用來攻擊國、民兩黨的舊政治思維，但從「兩股力量」各自成立以來的表現觀之，不只沒有擦亮這兩塊招牌，反而玩起舊政治的套路。既然新舊政黨不再有形象上的區別，所謂的「新政治」訴求，就彷彿黃國昌的咆哮式質詢或柯文哲的無俚頭發言一般，僅是表演成分居多。 （前政治工作者）

柯文哲日前於臉書發文，表示百年前的台灣知識分子無畏高壓，對抗來自日本的殖民統治，因此欲承襲先人的精神，在香港人奮鬥於民主的道路上，成立專案小組，提供其實質的協助。 然而，柯文哲過去關於兩岸的發言，卻與香港人對抗中共暴政的思想南轅北轍。為了討好中共，維持兩岸關係的融洽，藉此作為雙城論壇得以繼續進行的基礎，以及證明自己有能力處理兩岸問題，成為未來攻頂總統大位的籌碼，先是自誇「兩岸一家親」是表示善意，並批評執政黨的抗中護台路線，此外，更是對共產黨官員阿諛奉承，稱讚「素質比台灣官員好」。這番言論，聽在近年來已對中共容忍度達到極限的港人耳裡，應該是相當刺耳。 回顧柯文哲過去關於兩岸的發言，其實與香港人對抗中共暴政的思想南轅北轍。（資料照）   作為首都市長及意見領袖，對香港人最好的幫助便是利用媒體聲量，和他們站在一起，共同譴責中共對香港自治權的侵害，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而非架設網站提供居留、就學、投資就業的Q&A。香港人來台的相關活動，仍然需回歸各中央法規處理，是否放寬也應該經由審慎的評估，不可單純為了聲援或同情港人而鄉愿地大規模開放，如此才是一名負責任的決策者。遺憾的是，只要涉及中共的負面事件，柯文者選擇噤聲，甚至反過來揶揄批評中共的言論。如今設立「港澳專區」諮詢平台，也只是蒙騙支持者的作秀伎倆。 另外，柯文哲批評日治時期的高壓統治，卻經常選擇性忽略1949年後來台的國民政府對人民的迫害。與日治時期相比，國民黨威權時期動輒以刑法100條、懲治叛亂條例清算異議分子才是對台灣人民及民主制度最大的傷害。許多本土精英在爭取自治的過程中，未被日本帝國政府報復，卻在國民政府威權統治下死於非命或被迫長年流亡海外。柯文哲愛引用的林獻堂的語錄，卻忘了林獻堂在生前所言：「台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便是對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控訴。林獻堂在日治時期仍留在台灣，國民政府來台後選擇避走日本，何者「高壓」，一目了然。如今，國民黨成為柯文哲與民眾黨可策略性合作，組成「在野大聯盟」的對象，相當諷刺。 由此觀之，柯文哲的發言若非自己和幕僚皆缺乏政治敏感度，便是為了騙票、走跳兩岸所玩的兩面手法。 （倫敦國王學院法學院研究助理、前政治工作者）

美國國務院日前針對港版國安法的聲明，雖然只有短短四段，但選字精準、強烈，每一段皆有特殊意涵，字裡行間更隱含美國對香港的政治和外交布局，耐人尋味。 首先第一段選了「單方面」（unilaterally）和「恣意」（arbitrarily）二字。在國際爭端訴訟中，這兩字經常被用來指控對方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毫無依據，間接指控中國政府實施港版國安法不具正當性，且該行為造成的效果根本性地破壞香港的自治權。有趣的是，該段最後一句用了「international treaty」一詞，定調中英聯合聲明是具有國際條約性質，而不是單純的政治聲明（declaration）。既然是國際條約，當國家違反條約義務時，就會形成國際法上的責任（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如果再連接前後文，美國政府的目的就相當明顯了：指控中國毫無理由違反國際條約，且情節重大，應負起國際責任。 國際法上對於條約內文涵義，應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解釋，並非由締約國其中一方片面解讀，因此美國間接以國際法理打臉中國政府「中英聯合聲明只是歷史文件」，以及「香港問題是內政事務」的說法。聲明第一段還有另一隱藏用意：警告國際社會，任何幫助中國侵害香港自治權的國家，都可能構成「幫助中國違反國際義務」，而在國際法上具共同責任。 聲明中，美國也宣告反制作法，明示雖然自己與中英聯合聲明無關，但「美港關係法」賦予美國政府權力檢視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狀況，若香港自治權受到嚴重干涉，美國總統可以發布行政命令暫停給予香港相關經貿優惠。而如今美國國務院已經考量過去香港一連串事件後作出合理評估，確認中國政府承諾保障的自治權嚴重減損，只需等川普一聲令下，過去給予香港的優惠都可以暫停。如此一來，香港在亞洲的金融、貿易地位勢必受到影響，呼應了川普日前表達必定採取強烈措施的立場，再次警告中國，美國的反制措施一切具有法源依據。 簡短的聲明，卻得以看出美國外交、法律、國際政治實力的深不可測，對比之下，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甚至國台辦發言系統大媽式的潑婦罵街，及成天嚷嚷武統等缺乏國際法基礎的策略，在軟實力上彷彿仍彌留於清朝末年。 （作者為倫敦國王學院法學院研究助理、前政治工作者）

日前，有民眾因在台北地檢署前焚燒國旗抗議，而隨後被以現行犯逮捕。不禁令人思考刑法第一六○條存在之合理性。 為了聲援因焚燒國旗將入監服刑的陳儀庭，民眾在台北地檢署前焚燒國旗。（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刑法第一六○條：「意圖侮辱中華民國，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民國之國徽、國旗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意圖侮辱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其遺像者亦同。」 立法者將侮辱國旗、國徽或「孫先生」遺像者科以罪責，並將該條列於刑法第七章之「妨害秩序罪」下，無非是認為此舉屬於破壞社會秩序之行為。然而，焚燒國旗、國徽或孫先生遺像之行為背後，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意涵，應屬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再者，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是否會因此種行為而受到威脅，不無疑問。倘若侮辱國旗及孫先生遺像的行為，對國體之存續無明顯而立刻之危險，國家以刑罰來限制人民之政治性言論則非屬最小侵害手段，違反比例原則。 刑罰，是國家對人民基本權利的重大限制，除非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或重大公共利益，應謹慎定之。為了使人民愛護國旗、孫先生，而對不遵守者處以刑罰，難道中華民國認為帶有不認同青天白日旗幟、不認同孫先生之激烈行為，皆須以刑罰進行思想改造？抑或認為所有人民尊重國旗、孫先生，才符合中華民國之政治價值觀、符合社會對「守秩序」之期待？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Texas Vs. Johnson一案中，認定燒毀國旗的行為，也應屬於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政府保護國旗的利益與個人之言論自由相比，後者仍然較重要。一個於憲法聲稱為民主自由國家的政府，應對人民的言論自由（尤其政治性言論），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 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意義即在保障人民可以自由表達其政治理念和言論，至於是否能被社會接受，政府並無必要代人民作選擇。政府無能力說服人民中華民國國旗及孫先生之神聖不可侵犯性，而以刑罰禁止不認同者表達政治性言論的行為，是獨裁及濫用公權力的表現。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