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狀況也反映在人民幣近期的貶值趨勢上。(資料照) 蔡明芳／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 在全球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下，主要國家的央行紛紛採取升息的手段來縮小物價上漲對於自身經濟的傷害，對於許多外債高築的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國家而言，其償債壓力也會愈來愈大，甚至面臨破產的危機，例如，斯里蘭卡、寮國、甘比亞、巴基斯坦等參與一帶一路計畫國家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即受到關注。一帶一路計畫是中國十四五規劃中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經濟工作項目之一，面對一帶一路國家陸續出現債務危機，對即將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國而言，也是檢視其過去該計畫推動成效的最好時機。 一帶一路國家面對的債務壓力急遽上升與烏俄戰爭以及Covid-19變種病毒持續蔓延也很大的關係。事實上，在烏俄戰爭爆發之初，許多人認為中國會是烏俄戰爭下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烏俄戰爭對中國至少帶來兩個傷害，第一，中國與烏俄兩國的貿易往來受到阻礙，使中國經濟蒙受損失，第二，烏俄兩國分別為重要的農產品以及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的輸出國，戰爭大幅推升糧食價格與能源價格催化全球寬鬆貨幣政策下的物價上漲效果，引發全球性的通貨膨脹，進而傷害各國的內需消費，由於中國為世界的工廠，當全球需求降低時，中國出口部門受到的傷害會是最大的。 換言之，除了烏俄兩國外，中國是烏俄戰爭最大的受害者。除了物價上漲外，戰爭所引發的糧食與能源短缺問題也對全球需求與中國的出口帶來進一步的傷害。 糧食與能源價格上漲對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傷害 對包含一帶一路計畫參與國在內的許多新興國家而言，糧食與能源價格的上漲對其影響有二，就直接效果而言，能源與糧食的進口提高加速這些國家的外匯流失或需要更多的外匯才可以支應國內對於能源與糧食的需求，然而，在武漢肺炎爆發至今，新興國家的外匯收入也因出口減少而大幅衰退，因此，在出口收入減少與進口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加速了這些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外匯流失速度，進而降低其進口能源與糧食的數量。 在國內需求不變，但國家可以供給的糧食與能源減少時，國內物價將逐漸上漲，當外匯存底減少的速度愈快時，新興國家國內物價上漲的速度也會愈快。就間接效果而言，由於許多基礎建設不足與缺乏經濟成長動能的新興國家都需要國價貨幣基金組織（IMF）或世界銀行的援助或提供優惠貸款，他們也需要對外借款才可以維持國內經濟運作，因此，當各國央行因應通貨膨脹而採取大幅升息的手段時，對於外債高築的國家而言，舉債的成本將進一步提高，加速債務國破產的可能性。由於參與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新興國家多已對中國欠下債務或償債能力不足，其這些經濟體也多無風險承擔能力，因此，在面對疫情與通膨的雙重不利因素下，債務違約的機率將大幅升高。 在美中貿易衝突持續與美國對中國科技管制趨嚴下，美中關係的惡化並不利於中國，加上聯合國近期發布的「新疆報告」也具體指出有可信的證據說明中國官方在新疆確有迫害人權，已然構成國際法「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等，新任英國首相特拉斯對新疆的問題也將與美國站在一致的立場，這顯示使得中國與民主國家的交往日益惡化。這也凸顯一帶一路計畫對中國的重要性愈來愈高，然而，隨著一帶一路計畫參與國的債務違約機率升高，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重要計畫可能被迫中止，帶路計畫參與國的基礎建設帶給中國的利益也將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而減少。 人民幣貶值的趨勢確立 除了一帶一路計畫失敗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中國過去的重要政策，中國清零封城政策不變下，中國的消費與投資也將會大幅減少，故中國經濟的內需動能也會減緩，在出口與內需同時率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能否達到高盛（Goldman Sachs）在八月所預估的三％成長率仍有高度疑慮，中國經濟的狀況也反映在人民幣近期的貶值趨勢上。 就人民幣的需求面而言，當中國的消費與投資減少，人民幣的需求自然會降低，同時，在印太經濟架構啟動與供應鏈重組趨勢不變下，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也會降低，對人民幣的需求也將進一步降低，就人民幣的供給面而言，中國為了因應經濟下滑所導致的地產開發商或中小企業債務違約的風險，其維持較低貨幣利率政策以維持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政策方向並未改變，因此，貨幣供給仍為減少，在人民幣的需求減少但供給不變或增加的情況下，人民幣將愈來愈不值錢，若再考慮中國與美國等主要國家的利率差異愈來愈大，人民幣貶值幅度應會進一步擴大。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在本月十五日起要下調其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二個百分點，釋放約一九○億美元外匯流動性以減輕人民幣貶值壓力，但是，在中國經濟衰退確定的情況下，中國人行的政策只會讓人民幣短期的貶值速度減緩，人民幣愈來愈不值錢的趨勢是不變的。 最後，在中國經濟持續衰退下，中國與民主國家的衝突可能會愈來愈多，這是過去中國經濟面臨衰退時所謂發生的，過去民主國家與中國經濟交往已無法讓中國更為民主化的情況下，我們合理預期民主國家的廠商撤出中國市場會比進去的更多，中國的經濟已無法回到過去，人民幣的價值必然會降低，因此，我國金融機構應該正視中國經濟的風險，勿再為了賺取價差而鼓勵民眾持有人民幣，這才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早習近平（右）一年出生，1999年被葉爾欽欽點為總理的普廷（左），不管在權力的取得時間、蘇共中共的權力位階，都算是習近平的學長，可說是習精神上的哥哥。（路透社） 蔡明芳／諮商心理師 習近平是紅二代，在幼時，相對開明派的父親習仲勛被毛澤東鬥倒，習近平成了黑五類，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勞改，隨後申請加入共產黨，經十幾次被駁回才成功，緊接著習仲勛被平反復位。 據《紐約時報》報導，習近平意識到強大的家庭背景與農村經驗有助升遷，於是放棄在北京的工作，在習仲勛幫助下前往安定縣上任。 《紐約時報》認為習近平在縣內執行了嚴厲及不人道的計劃生育政策，而因為習近平極力配合黨內發展路線，一路扶搖直上。直到2012習近平被選為接班人，薄熙來要殺習篡位，當時的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向美國成都總領事館告密：薄熙來家人殺害英國商人，順勢讓習近平以違反黨紀國法為由抓捕薄熙來。 隨後就是大家看到的，習近平以反貪為由，拿下一干反對習的分子，這幾年來以毛澤東為目標，用民族主義畫大餅，並加強言論管控與思想改造。 從顯赫的背景，父親失權後被勞改下放，到習家復權扶搖直上！習近平效法的對象，不是父親習仲勛而是毛澤東，毛可說是習精神上的父親，在習近平年少時、狠狠教訓過他： 權力才是活得好的籌碼，納己排他是階段、民族主義是手段，只有權力能滿足生存需求。 這也不難理解，為何習放不下權力，打破慣例不把位子交接出去，他的生命經驗告訴他，有權才有命、有權才有尊嚴。 習上台以來因一路清算得罪太多人，且習的個性不容易相信他人，若下台交出權力，等於把自己生命的掌握權交給別人！ 早習近平一年出生，1999年被葉爾欽欽點為總理的普廷，不管在權力的取得時間、蘇共中共的權力位階，都算是習近平的學長，可說是習精神上的哥哥，過去習跟普廷的互動，都看得出來習對普廷的禮讓。 我不知道烏克蘭戰爭會怎麼收尾？但我確定的是，習近平正全心關注這場戰爭會怎麼影響普廷的權力，若烏克蘭一役，嚴重打擊普廷的權力基礎甚至下台，對習來說，勢必要重新思考對台策略！ 畢竟，對他來說，收復台灣完成民族大業只是他穩固權力的工具，歷史定位的排序絕對在權力─生存需求之後。 而台灣人、台灣政府，則有必要對習近平、對國際社會傳遞，當解放軍入侵台灣，中國就會變成下一個俄羅斯！ 這是普廷幫習近平上的重要一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蔡明芳個人臉書

根據財政部在本月八號所公布的去年十二月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顯示，一○九年出口三四五二．八億美元，為歷年最高，較上年增 四．九％。（資料照） 蔡明芳／淡江大學產經系教授 根據財政部在本月八號所公布的去年十二月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顯示，「十二月出口三三○億美元，創單月新高，較上月增三．二％，較上年同月增十二％；第四季出口九七二．一 億美元，較上年同季增十一．七％ ；一○九年出口三四五二．八億美元，為歷年最高，較上年增 四．九％。」上述統計資料顯示，相較美國、日本、德國與韓國等國的經濟表現在去年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而呈現大幅衰退之際，台灣去年的出口表現不僅較其他國家好，甚至表現優於前年未爆發疫情時的出口數字。 在各國經濟表現衰退之際，台灣的經濟除了維持正成長外，去年主計總處對於全年經濟成長率在去年十一月底的預估更可能達到二．五四％。其中，台灣的出口對於我國經濟成長具有顯著的貢獻。台灣對於中國（包含香港）、美、日出口規模均創歷年新高，依序為時十四．六％、九．三％與○．五％。對東協與歐洲的出口則分別衰退一．三％與五．四％。然而，我國出口的好表現卻因對於香港與中國創新高而引發台灣經濟對於中國市場依賴程度有增無減的討論。台灣對於中國出口數字創新高是事實，但是，這並不表示台灣的經濟對中國更加「依賴」。 台灣對中國出口增加的可能原因 就出口數字本身而言，台灣對中國出口數字增加可能原因有二，其一為台灣廠商一定要將產品賣到中國不可，其二為中國廠商迫切需要台灣廠商的出貨。前者即為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後者則是中國對台灣關鍵零組件的依賴程度提高，兩者均會使得台灣對中國出口增加。如前所述，在各國經濟受到中國武漢肺炎重創之際，全球經濟普遍表現不佳，因此，身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之出口自然也不會有太突出的表現，這點由去年一月到十一月中國出口年增率為二．五％（香港為一．九％）即可證明。加上美中貿易衝突與肺炎疫情誘發的全球供應鏈重組都加大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換句話說，中國與香港市場對台灣產品的胃納量可以持平就已不易，不太可能發生去年可以較前年同期增加十四．六％的現象。若再考慮中國紅色供應鏈持續取代台商以及香港社會秩序受到中共極大破壞，台灣對中國經濟會更加依賴的可能性實在非常低。因此，在真實數據與一般認知有所背離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從台灣出口到中國的產品項目來解釋數字背後的經濟意義，而非僅是看數字說故事。 將台灣對中出口數據片面扭曲為台灣經濟依賴中國的說法也出現在去年十二月所舉辦的二○二○兩岸企業家峰會視訊會議上，中國國台辦認為，如果沒有「祖國大陸」發展機遇帶動，台灣經濟將難以維持正成長。中國官方單位會有這樣的說法一來凸顯國台辦對中國經濟的處境不甚了解，二來也凸顯這樣的談話是毫無經濟邏輯的。 不要錯誤解讀台灣對中國出口增加的數字 事實上，只看國家別的出口數據並無法解釋經濟依賴的真相。然而，若從產品別來區分，根據財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去年出口較前年同期增一六一．二億美元（+ 四．九％），在電子零組件在增加的二三○．八億美元（+二十．五％）中，積體電路佔了二二一．五億美元（+二十二．一％）；資通與視聽影音產品出口則是增加六十五．五億美元（+十五．四％），我國對中國（含香港）出口也多集中於上述兩類產品。由國家別以及產品別的出口統計可知，台灣出口到中國市場的產品也集中在我國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相關產業上，特別是積體電路的出口，主要是來自於美國商務部對於中國企業採取科技管制的影響所致，換句話說，台灣對於中國的出口增加都是中國迫切需要台灣幫忙生產的產品，而非台灣只能賣到中國市場的產品。若再考慮美國對於中芯國際的管制，今年台灣對中國出口恐怕會繼續增加。 自美中貿易衝突以來，台商回台投資或增加對台灣的產能利用率已是半導體、高階伺服器與商用筆電等科技產業的常態。除了本國廠商的投資外，美日歐的科技大廠也紛紛來台設廠，這使得台灣在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性不斷被提高，這也說明台灣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出口為何會有如此表現的原因。再者，台灣許多科技大廠的訂單也都超過產能負荷，即使中國需求消失，也必然會有其他國家的廠商補足，亦即，出口的國家可能有不同，但產品別的出口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事實上，自去年九月十五日後，台灣的半導體廠商即受到美國科技禁令而無法出貨給華為，但是，台灣在相關產品的出口仍繼續創高，這也可以間接說明台灣出口並非依賴中國，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科技廠商具備不易被取代的製造與研發能力所致。 台灣經濟必須依靠中國是過去許多政治人物的口號，但是，由出口統計數據的國家別與產品別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將台灣對中國出口創新高解釋為台灣經濟「依賴」提高是錯誤的。自台灣出口持續創新高以來，對台灣出口中國數據的錯誤解讀不止中國官方，也包含許多台灣國內的相關媒體，經濟部國貿局也對此做了說明。最後，台灣的對外經貿政策走向可以討論，但是，出口數據的客觀事實不容扭曲。

  每個接觸經濟學的人，對經濟學的的基本印象多會有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市場均衡價格與銷售量，就由供給與需求來決定。這也是一般人常聽到的市場機制或市場經濟。 來源：Pixabay 市場機制顧名思義是由市場上的參與者可共同參與市場決策的機制。如同我們所談的民主制度，是國家內的人可以直接或間接參與政策的討論與決策。然而，凡事都交給市場決定是否真的就表示任何結果都是對市場的供需雙方都一定有利，這是一個重要且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市場中的供需雙方所決定的價格可以完全反映供需雙方的利益，必須建立在供需雙方地位是對等的前提下。也就是說，任何使雙方不對等的因素都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運作或市場失靈 (failure)。導致供需雙方地位不對等的因素很多，例如，供需雙方的市場力量、訊息不對稱或國營企業等。 就供需雙方的市場力量而言，以勞動市場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國家與歐洲國家的勞工工會力量差異是非常大的。今年四月初，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放棄逼迫法國國家鐵路公司（SNCF）進行改革，預計有48%的鐵路員工響應工會罷工號召，而參加罷工的鐵路司機將達77%，且罷工將持續至六月底，這樣的舉動必然導致法國鐵路運輸大癱瘓。然而，這樣的罷工情景在亞洲國家要發生的機率並不高。這是因為亞洲地區的工會力量並未如歐洲如此強大所致。即使近年來台灣政府對於勞工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但工會的力量與歐洲國家仍存在不小的落差，因此，相較於歐洲國家，可以想見亞洲或台灣勞動市場所決定的工資必然對勞工較為不利，例如，日本的過勞工作，韓國勞工的自殺率高，以及台灣的工作貧窮等，均是明顯的例子。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力量若不對等，工資可能由雇主機制或工會機制所決定，但絕非市場機制決定。 來源：Pixabay 就訊息不對稱而言，指的是市場上的某一方擁有另一方不知道的訊息，例如，我們有租屋需求時，不清楚屋主是否為有信用的人，這部分只有屋主知道。同時，屋主也不知道房客是否會好好維護租屋環境。因此，以學生與教師為例，屋主都常會希望租給教師，以降低訊息的不對稱性。中國觀光客來台灣買阿里山茶葉時，只有茶莊知道該茶葉是否真為阿里山茶葉，若有黑心茶莊使用低價茶葉混充阿里山茶葉來欺騙觀光客，則觀光客將受到傷害。此時，茶葉市場的價格將是由擁有較多訊息的茶莊所決定，故消費者將會受到傷害。此外，二手車市場是更為大家所熟知的訊息不對稱的典型案例。因此，當市場存在訊息不對稱時，擁有較多訊息的一方將會得利，市場機制自然也就無法發揮。 就國營企業而言，國家的規模愈大，該國的國營企業對於市場的影響能力愈大，也會對於其他民營企業的利潤帶來負向的影響。若是國營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與他國企業競爭，則可能對他國的經濟安全帶來威脅。因此，世界上像美國如此崇尚市場經濟的國家，面對他國企業有威脅其經濟安全的疑慮時，美國政府仍會採取政策干預，因為，若政府不干預且放任市場競爭時，規模大的國營企業將會獲得市場中的最大利益，這樣的結果絕非市場機制所決定的。 來源：Pixabay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經濟學雖然強調市場供需雙方共同決定價格的市場機制，然而，實務上，市場機制可能不存在或發生失靈，因此，政府才會有存在的必要。若要判斷市場能否決定一切的資源分配時，應先了解這個市場是否存在使得市場供需雙方地位不對等的因素。若市場供需雙方的地位對等，政府應該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若市場存在任何使得交易雙方地位不對等的因素，則政府有介入的必要。因此，我們常聽到政府不應該介入市場的說法，並非在所有情況下均成立。若政府沒有作為，應稱為自由放縱而非放任。

  由於歷史資料受到執政者的掌握，許多過去的事件後人必須投入很大的心力才得以拼湊出當年的大致輪廓。（圖片來源：Wikipedia Commons） 從1947年迄今，蔣介石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臺灣民眾、逮捕及槍決臺灣士紳、知識分子的二二八事件已滿七十週年。文化部長鄭麗君2月25日宣佈將中正紀念堂商店中具威權統治者意象的商品下架、停售。此舉引來蔣介石後代蔣姓國民黨立委認為當前政府只講過不講功的批評。然而，蔣家後代若真的希望歷史應該正反併陳與理性討論，他應在其父親還是立委之時，就要求其父親應該還原歷史的真相，這樣他的談話也較具正當性。 由於國民黨的長期執政，在國民黨所編撰的教科書中，多數民眾或許多無法了解二二八的真相，只知道蔣介石看到魚兒往上游的勵志故事。由於歷史資料受到執政者的掌握，許多過去的事件後人必須投入很大的心力才得以拼湊出當年的大致輪廓。就像國民政府來台接受許多日本在台時期的資產一樣，原屬於國家的資產卻變成中國國民黨的黨產，也是俗稱的國庫通黨庫。 去年7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同年8月31日行政院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事實上，任何擁有不當黨產的政黨都是該委員會的業務範圍。當然，擁有最多資產且疑似接收許多日本政府在台資產的中國國民黨係為該委員會的首要目標。 就競爭市場而言，政黨的競爭與市場競爭一樣，必須要是一個具「可競爭性」的市場。若市場的廠商規模差異太大，大廠商必定主宰整個市場，當然，若大廠商是因努力研發創新而壯大，則市場將因廠商便得更有效率而受益；若廠商是因與政府維持良好關係而壯大，則對消費者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政黨競爭亦是如此，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當時的民進黨雖已成立，但與國民黨相比，就像小蝦米遇到大白鯊一般，競爭地位是極度不對等的。此時，即使政府解除黨禁，政治這塊市場對新政黨而言，多數情況仍是看得到卻吃不到的。 2016年後，台灣雖已有第三次的政黨輪替，但國民黨黨產與民進黨仍有不小的落差，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國民黨在政黨競爭上還輸給民進黨，可以顯見國民黨在政治治理上的無效率，使得民心思變。除了黨產的多寡所造成的競爭地位不對等外，國安局或調查局所掌握的台灣相關資訊應該是最精確的，因此，若這些單位的立場不公正，必然造成市場訊息的不對稱，近一步加深市場競爭的不對等。在經濟學上，擁有較多資訊的一方會有訂價權，二手車市場即是一例。許多人指控國民政府來台之時將國家機器當成政黨機器使用，也是競爭不對等的一例，這是因為其相較其他政黨多了一項工具。 由上述討論可知，台灣的民主政治要得以落實，必須要縮小政黨間競爭地位的不對稱性。不當黨產僅是其中一項，政府情報單位維持中立性也是相當重要的。沒有公平對等，不可能會有市場經濟。沒有公平對等的政黨競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黨產會的成立只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如何將過去台灣真正的歷史讓全民知道，也是人民給予新政府的重要任務。唯有政府去除台灣許多不公平與不透明的障礙，總統對轉型正義的承諾才得以實現。   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與經濟系合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