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東岸的蒙特婁住了一個月，時間雖短，特殊風貌難以忘懷。往往一個街頭角落，就能坐上許久。這裡既有歐洲的優雅，也有北美的不羈，歷史、文化、建築、藝術，無一不精采，就連政治，也「獨」樹一幟。 堅持獨特性，決不妥協       蒙特婁位於講法語的魁北克省，人口四百萬，是魁北克省最大城市、加拿大第二大都市，僅次於多倫多。魁北克舉行過兩次獨立公投，1980年六成民眾反對獨立，1992年反對獨立派僅以1.2%險勝獨立派。       今年是加拿大建國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楓葉旗與150字樣處處飄揚。但是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婁市，只見蒙特婁市旗與375字樣高高懸掛，看不到加拿大國旗的影子。因為蒙特婁不慶祝建國一百五十周年，而要慶祝建城三百七十五周年。       三七五不是什麼特殊數字，蒙特婁挑在今年慶祝建城三百七十五周年，難免令人猜想，是不是要與加拿大慶祝建國一百五十周年互別苗頭。   (左圖：街道上處處是375旗幟；右圖：捷運卡也是375圖案，作者提供)       從觀光客的角度來看，蒙特婁的慶祝活動非常成功。自五月起每天天黑之後，每個整點播出半小時的大樓3D投影，講述蒙特婁歷史。投影的大樓樓高二十層，音質佳、畫質更佳，影片中演出原住民與歐洲殖民軍對抗、蒙特婁大火等歷史事件時，千軍萬馬朝著坐在草坪上觀眾飛奔而來，異常震撼。 (市政廳外講述蒙特婁歷史的大型投影，作者提供)       蒙特婁花十億加幣慶祝建城，加拿大聯邦政府花五億慶祝建國；蒙特婁的相關慶祝活動高達六百九十一項，聯邦政府慶祝建國的大小活動共六百四十八項。       蒙特婁現任市長將在今年十一月競選連任，不知與此是否有關，無論如何，活動辦得好的確是事實。       蒙特婁慶祝建城令人印象深刻，魁北克省對法語的堅持，則令人感觸良多。魁北克法語委員會成立於1961年，隨著獨立運動愈來愈熱烈，1977年法語法案通過，該委員會受命保護法語及其在魁省的使用方式。委員會工作人員兩百三十名，其中包含二十位語言學家，每年預算是兩千四百萬加幣，約合台幣五億七千六百萬元。       該委員會的任務之一，是確保法語是魁省居民在工作、通訊、商務往來時的日常語言，所以標示只用英文會被檢舉，未提供講法語的服務會被檢舉、包裝沒有法文當然更不行。美國品牌Club Monaco就是因為沒有提供法文翻譯，魁北克居民便無法瀏覽他們的網頁了。       原則上，在魁北克就是要使用法文，但是有些英語詞彙實在太普及了，堅持使用法文反而造成理解不易，委員會便會公布可接受的英語詞彙清單，例如今年年初確定grilled-cheese〈一定要有連字號〉、baby boom、cocktail、parking，這幾個字可以使用。但是pasta還是不能用，要用pates才行。那McDonald’s在魁北克怎麼辦？聯邦政府的商標法凌駕魁北克省的法語法案，因此多花很多錢去註冊為商標，McDonald’s便可以在魁北克繼續叫做McDonald’s。       對於不懂法語的外國人來說，魁北克實在是很不友善的地方。但他們可不在意什麼無法與國際接軌云云，你要來這裡，就請你尊重我的語言與文化。他們對於法語的保護，甚至超過法國人。對於這一點，魁北克人振振有詞地表示，法國人沒有受到英語的威脅，但是我們魁北克人被英語加拿大人包圍，當然要更強悍地保衛自己的語言才行。       看到台灣媒體充斥的中國用語，真是五味雜陳。是要為台灣的寬容高興？還是要替台灣的天真不設防憂心？ 浪漫優雅，文化風情令人迷醉       蒙特婁的冬天極其寒冷，氣溫降到攝氏零下三十幾度，所以夏天活動特別多。五月到九月的每個周末，在舊城港邊有多媒體的投影表演，向聖羅倫斯河致敬。表演以堆疊的貨櫃為舞台、起伏的波浪為特效，展現歷史上不同時期的蒙特婁風情，觀賞雖是免費，但須先上網訂位，場場皆爆滿。演出結束後，觀眾或湧入街旁露天咖啡座，或漫步舊城的鵝卵石街道，蒙特婁的夏夜，燈火燦爛、笑語喧嘩、涼風習習、令人流連忘返。   (左圖：光影投射在以貨櫃堆起的舞台；右圖：連街燈都是風景，作者提供)       蒙特婁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設計之都」，新舊建築並列，一點不顯突兀，只讓人對建築之美目不轉睛。蒙特婁的街道，連路燈都是風景。這種美感，大國買不起、金錢買不到，只有靠文化的累積培養，才能獲得。蒙特婁非常重視藝術涵養，為了鼓勵年輕人接觸藝術，三十歲以下的人，不論是否為學生，看歌劇一律半價，美術館、各類表演的門票皆有優惠。   (設計之都，作者提供)       從六月起，各類活動不斷，法語音樂節、方程式賽車、爵士音樂節、莎士比亞節，夏天的蒙特婁熱鬧滾滾，人們傾城而出，彌補嚴冬無法外出的缺憾。廣場上放了三十架音樂鞦韆，隨著每次擺盪，每架鞦韆會發出一個和絃的聲音，三十架鞦韆高低起伏，叮叮噹噹錚錚鏦鏦，奏出蒙特婁的悠閒午後。 《皇家山公園》，見證公民參與       蒙特婁最重要的地標是Mount Royal皇家山，Montreal一名即源自此山，是蒙特婁最高點〈234公尺〉。皇家山公園之於蒙特婁，等於中央公園之於紐約，設計師也是同一人。       1860年代，皇家山的樹木大量遭盜砍做為柴火，引發附近居民憤慨，市政府因此在1869年將皇家山劃為公園用地，並邀請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師Olmsted設計。遺憾的是，1870年代中期，蒙特婁經濟不景氣，Olmsted的許多規畫因此放棄。       1930大蕭條年代，市政府為了創造就業機會，在山頂興建觀景木屋，〈說是木屋，其實可以辦宴會〉，牆上掛著當地藝術家描繪蒙特婁歷史的畫作。此地是俯瞰蒙特婁市景的最佳地點，春夏秋冬、日夜晨昏，景致各自迷人。 (山頂觀景木屋，作者提供)       雖然這裡在十九世紀就規畫為公園，園內卻看不到百年以上的樹木，那是蒙特婁心中的痛。       1920年代美國禁酒令時期，美國人常常跑到蒙特婁來吃喝嫖賭，蒙特婁成了罪惡淵藪。1954年，蒙特婁市府意欲整頓社會治安與道德問題。皇家山公園是蒙特婁的城市象徵，公園的空間規劃頓時成了各方勢力角逐所在。       當時公園有一區的樹叢林木特別茂密，許多酒鬼、混混、同性戀人士〈這一點最重要〉常聚集在此，被稱為「叢林」。警方認為此處藏汙納垢，提出多項「改善」辦法，一、遍設照明設施，讓「見不得人」的行為見光死；二、把「叢林」的樹全部砍掉，讓「惡人」無處躲藏；三、在公園內開路，方便「好市民」開車入內。       蒙特婁欲整頓道德的想法，在當時並不奇怪。多倫多、紐約、倫敦，也都曾採取增加夜間巡邏、重新設計洗手間、改善照明的方式，改善公園治安。但是沒有一個都市像蒙特婁這樣砍木伐林，嚴重破壞景觀。警方這項做法被稱為「道德砍伐」，皇家山公園變成了禿頂公園〈Mount Baldy〉，生態健康愈來愈糟。       1958年，市府將公園附近兒童醫院的部分土地，賣給建商興建住宅。此舉引發部分公務人員〈如：林業處〉、專業人士、民間團體的反感，認為這是侵占公園用地。蒙特婁市民對於之前的整頓治安，沒有太多意見，但是市府變賣公園用地以獲取利益，就讓大家群情激憤，於是發起大規模的「拯救皇家山」運動。       反對人士認為，公園的前途要由市民與市府、建築師共同決定，他們舉行了多次辯論與公聽會。市府視公園為未開發地區，必須以現代化設施，提高公園的功能性。反對的市民團體則認為，公園源自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概念，藝術的極致就是大自然，公園寧靜的美不容侵犯。他們抨擊市府規劃，已違反1869年Olmsted對皇家山公園的願景。       1961年，林業處長Dumont提出警告，再這樣下去，幾年內公園就會從蒙特婁文化資產中消失。蒙特婁市民一向視皇家山為城市景觀的極致展現，將之與中央公園、海德公園、或布洛涅森林公園並列。對市民來說，皇家山公園必須能夠反映出蒙特婁在建築、景觀、設計規劃上的用心，任何違反Olmsted願景的現代化措施，都是唐突了皇家山公園這項蒙特婁最重要的藝術品。       最後，公園道路使用原先電車軌道的路線，不再另外劃分土地開闢新路。公園土地保留，自然環境保存，並開始了大規模復育。Dumont處長表示，五十年後大家就可看到林木成蔭的美景。       到了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市府請市民重新思考皇家山公園的定位，目的是要確保公園的生態空間，態度與1950年代截然不同。 (公園內湖畔，作者提供)       在距離Dumont林木成蔭宣言五十六年後的今天，在公園內散步時，鮮少有人會想起皇家山曾經是禿頂山了。不過，道德砍伐的傷痕仍在，當初砍掉公園內三分之二的原生楓樹後，土壤流失嚴重，屢屢發生土石流，市長下令栽種秋天時變黃的挪威楓樹。但是挪威楓樹生長較快，逐漸取代原生楓樹，改變了公園的生態風貌。      皇家山公園，記錄了蒙特婁的傷心史，但因市府與公民的誠懇對話，傷痕雖仍可見，但已逐漸撫平。2007年，皇家山公園南側與市中心相接的Peel街入口處要重新修建，市府先請公共諮詢處邀請兩百位專家學者公民一起討論，提出報告給市府參考。與會代表強調，修建需以保護保育公園的自然資產為最高原則，任何材料與設施都不能過度，必須完全融入周遭自然環境。此外，水資源管理、野生動物管理、生態通道、垃圾處理，報告中也都提出了建議。       這樣的流程與結論，我們知道，皇家山公園會是蒙特婁人永遠的驕傲。     作者：徐珮儀 綠逗志工、《發哥開講》精選輯主編、綠逗《咖啡館的故事》廣播節目主持人。 服膺「幸福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追求一個超越個人利益的共同理念。」因為志同道合，所以一點也不孤單；因為超越個人利益，所以走得理直氣壯；因為是共同理念，所以走得久久長長。

     二月上映的電影《沉默》，是美國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改編自日本名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因為在台灣拍攝，台灣媒體紛紛報導，吸引不少觀眾走入電影院。       葡萄牙耶穌會的兩位年輕神父洛特理哥與卡爾倍，在日本禁天主教最嚴厲的時期，偷偷進入日本，除了找尋昔日恩師費雷拉神父的下落之外，也不希望天主教在日本完全斷了根。兩位神父在長崎北方的小村落上岸，教徒辛苦掩護，在山上躲了一個多月，教徒每天兩人一批，輪流上山到神父處告解禱告。       然而官吏獲報，得知村落中有天主教徒，村民堅不吐實，官吏命令村落派出三人當人質，到長崎受審。其中一人棄教，未棄教的兩人被綁在淺灘的十字架木樁上，任由海浪浸身沖刷，兩三天後身心俱疲而死。       兩位神父為避免連累村民，決定分別逃亡。最終還是遭到密告，被官吏抓到，卡爾倍跟著教徒溺水殉教；主角洛特理哥則在和長崎的長官井上筑後守言語交鋒、和棄教的恩師費雷拉神父談過話之後，為了拯救一起被關的教徒的生命，踩了聖像而棄教。 (《沉默》海報)       電影中除了提出深刻的問題：「人遭受苦難時，神為何依然沉默？」之外，對於日本政府迫害教徒的殘酷手法及對天主教的尖銳質問，也令人印象深刻。       日本天主教徒曾高達數十萬人，羅馬教廷極重視日本的宣教工作，日本戰國時代的大名〈諸侯〉，也十分歡迎傳教士到領地傳教。從1549到1641，不過九十二年的時間，為何天主教在日本完全銷聲匿跡、一片沉寂？       讓我們先了解沉默前的喧囂，就會更懂得聲嘶力竭後的沉默。 織田信長給予庇護       1543年，葡萄牙人抵達九州種子島，是日本與西方接觸的開始。1549年，西班牙籍耶穌會修士沙勿略〈Xavier〉抵達九州鹿兒島，將天主教信仰傳入日本。       當時羅馬天主教因歐洲新教興起，亟欲向外拓展勢力，積極派遣傳教士東來。此時的日本為戰國時代，割地自據的大名〈諸侯〉們，需要西方的鐵砲火藥及貿易收益來壯大己力，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九州、京都、江戶〈今之東京〉，信奉天主教者眾。       戰國大名中勢力最龐大的織田信長，尤其喜愛西方文化與科技，賜土地給傳教士蓋教堂。雖然傳教士時不時也會和日本人起衝突，但在領導者的庇護下，天主教蓬勃發展，許多大名也受洗成為信徒。 豐臣秀吉開始翻臉       到了豐臣秀吉時代，原本繼承織田信長對傳教士的寬大政策，但隨著天下逐漸統一，他不必再像往日那麼拉攏傳教士。再則大名與武士信奉天主教，讓豐臣秀吉漸漸擔心天主教徒會如日本的一向宗〈淨土真宗〉信徒般，形成另一股不受政府控制的武裝勢力。加上天主教與日本的神道、佛教教義衝突，常傳出拆毀神社、寺廟之事。凡此種種，在爆發葡萄牙商人將日本人當作奴隸賣至海外後，讓秀吉於1587年下令驅除傳教士。       然而，秀吉顧慮到與南蠻〈西葡兩國〉貿易的龐大利益，且剛平定不久的九州，有許多天主教大名，若鎮壓不當，可能導致強烈反彈。因此並未真正落實驅逐令，傳教士此時尚能自由傳教。       1596年，發生「聖菲利浦號事件」。聖菲利浦號是西班牙商船，船上有方濟各會與道明會的傳教士。船隻遭遇颱風嚴重破損，漂流到日本四國地區求救。       豐臣秀吉派增田長盛前往處理，增田沒收了船上貨物，並告訴船員，所有人都會被拘禁甚至處刑。船員聞言大為錯愕，因為原本他們被告知，秀吉已答應西班牙總督幫助這些船員。       航海長氣憤地向增田展示世界地圖，我們西班牙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你們日本是什麼鼻屎大的國家。增田則向秀吉報告，西班牙人都是海賊，用武力佔據秘魯、墨西哥、菲律賓，也會用相同方法佔據日本，他們是為了測量來的，住在京都的好幾個葡萄牙人都這麼說。       豐臣秀吉大怒，再次發布傳教士驅逐令，這次是來真的。此事件也讓日本政府對西班牙非常反感，最早被日本斷航的，就是擁有無敵艦隊的西班牙。       他逮捕京都大阪一地的方濟各會成員七人、耶穌會成員三人、信徒十六人，流放到九州的長崎。隔年〈1597〉在長崎處死，是為日本首批殉教者，天主教會稱為「日本二十六聖人」。 (日本二十六聖人紀念館，圖/維基百科)       此時到了秀吉政權末期，日本與西葡兩國的外交、貿易、傳教問題本已錯綜複雜，連天主教到日本傳教的各教派間也對立衝突。最早到日本傳教的耶穌會〈沙勿略〉，著重興學與教育，尊重日本文化，採取適應主義，通常與當權者先打好關係，積極傳教的對象是具有社會影響力人士。後到的方濟各會與道明會傳教士，則直接走入人群、向窮人傳教，毫不考慮日本國情，無視日本禁教令。耶穌會與此二修會，關係不斷惡化，傳教士的立場也愈來愈不利。 德川家康態度丕變：從「沒有禁止的理由」到「沒有保護的理由」       德川家康掌權後，一開始對傳教也不怎麼在意，不但發給西班牙傳教士建設許可及佈道許可，甚至還接見耶穌會會員。       1600年，荷蘭商船抵達日本，船上有英國人威廉‧亞當斯。耶穌會教士指稱他們是海盜，要德川家康處決這些人。家康拒絕，反而接見亞當斯，獲得許多歐洲局勢新情報。家康從亞當斯處得知，英西荷葡四國目前皆捲入歐洲戰事〈英西戰爭及荷蘭獨立戰爭〉，新興國家荷蘭與英格蘭逐漸崛起，對西葡強權造成威脅。德川家康決定讓兩陣營相互競爭，日本可從中獲得貿易實利。       日本稱西葡為南蠻人，英荷為紅毛人。英荷抵日，足足比西葡晚了五十年，因此拼命急起直追，要與西葡分食與日本貿易這塊大餅。       信奉新教〈基督教〉的荷蘭告訴德川家康，我們可以將傳教與貿易脫勾，只貿易、不傳教。日本政府為了貿易收益，對於傳教引起的糾紛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荷蘭的聲明，讓家康的立場從「沒有禁止傳教的理由」，變成「沒有保護傳教的理由」。       1612年，發生「岡本大八事件」，施賄受賄者皆天主教大名。德川家康態度丕變，明令全國禁教，天主教大名遭撤職、領地俸祿被沒收。 江戶幕府全力掃蕩       家康死後，幕府禁教手段更加嚴厲。 (元和大殉教，圖/神戶市立博物館)       1622年，在長崎處死五十五名傳教士、信徒、及藏匿他們的人，史稱「元和大殉教」。1629年，發布「踏絵」令，命令天主教徒每年都要踐踏聖像〈耶穌像、聖母像、或是十字架〉，以示棄教。       1624年，禁止西班牙的船靠岸。       1637年，爆發震驚全國的「島原事件」，這是江戶幕府時期最大規模的暴動事件，也影響了幕府的鎖國禁教政策。       豐臣秀吉時代，九州的島原及天草兩地的藩主原為天主教徒，信教的民眾很多。到了德川幕府時期，原藩主易封，改由松倉家及寺澤家擔任領主。當時的藩主們，少了與西方往來的貿易收益〈貿易權集中在幕府手中〉，於是將經濟重擔轉嫁到人民身上。島原藩主尤為殘暴，為了建城、對外用兵，對農民橫征暴斂，又不時迫害基督徒，加上天災歉收發生飢饉，島原、天草兩地人民終於受不了，起兵反抗，殺死藩吏，佔領島原南部的原城。幕府派出十二萬大軍攻打，歷時五個月，原城內彈盡援絕，終於遭幕府軍攻破。三萬七千人的民軍除了極少數投降逃亡者外，遭到全部殲滅。       幕府對此內亂震怒不已，懷疑民軍背後有天主教力量支持。幕府曾截獲兩封葡人書信，稱島原的天主教徒曾試圖接觸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幕府恐怕這種以宗教信仰為基礎、排他性極強的勢力，若再結合外國武力，對政權是莫大威脅。再則若公布叛亂原因實為官逼民反，恐怕也會影響幕府威信，因此將此事件單純定調為「天主教徒的叛亂」。       幕府藉此事件，大力掃蕩天主教徒，倖存教徒轉為隱形噤聲的地下教徒，即《沉默》所描繪的村民。 日葡斷交，台灣竟是關鍵因素之一       幕府對於葡萄牙等天主教國家愈來愈不滿，有意斷交以絕後患。荷蘭見機不可失，開始帶風向。       荷蘭自1613年起，由商館館長率隊，每年一次從長崎前往江戶送禮，並向幕府報告國際最新局勢。在1637年「島原事件」中，荷蘭還幫幕府砲轟原城，立下戰功。荷蘭眼見幕府因「島原事件」對葡萄牙大起疑忌，自是見縫插針，稱這些天主教國家都是假藉傳教意圖侵略日本，要將葡萄牙擠下獨佔日本貿易利益的寶座。       然而，日本極度仰賴葡萄牙自澳門運來的中國生絲，不敢貿然斷絕與葡萄牙的經貿往來。1639年，荷蘭商館館長前往江戶晉見將軍時告訴幕府，荷蘭可以確保中國生絲經由荷蘭殖民地台灣運到日本，這正是壓斷日葡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       於是日本毅然與葡萄牙斷交，禁止葡萄牙船靠岸，將在日葡人通通趕到長崎港外的出島。隔年葡萄牙從澳門派出使節，請求恢復貿易，全員被幕府抓起來處死。       也就是在1639年，《沉默》的葡萄牙籍年輕神父洛特理哥，踏上了日本土地。 (《沉默》劇照，葡萄牙籍年輕神父洛特理哥，圖/狂熱球電影資訊網)     作者：徐珮儀 綠逗志工、《發哥開講》精選輯主編、綠逗《咖啡館的故事》廣播節目主持人。 服膺「幸福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追求一個超越個人利益的共同理念。」因為志同道合，所以一點也不孤單；因為超越個人利益，所以走得理直氣壯；因為是共同理念，所以走得久久長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