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從去年以來所引發的政治風潮（風暴），在台灣政治史上實屬稀奇。因為從沒有人預料到，和政策「可行性」成反比的輿論操作與宣傳口號，能夠喚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動能；例如「高雄又老又窮」的控訴，和各種與事實相反、憑常識皆可知道無法實現的種種選舉承諾，到後來種種政策成空、又或者是當上市長之後每當對外事務出現失誤時，就說「國家機器動得厲害」或者一概畫入「黑韓產業鏈」來回應批評。 韓國瑜一方面以「庶民」、真誠的形象來包裝對於各個領域、政策的無知，而支持者們則挺身捍衛這個平庸的「庶民總統」。 韓國瑜掀起的旋風，對於台灣政黨政治乃至社會風氣，正在造成一股價值上的顛覆，而這樣的顛覆是毀滅性的：把對公共事務客觀的「好壞」標準，抽換成對人主觀的「善惡」判斷。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一個人有沒有把工作「做好」，明明可以用績效、滿意度等客觀的評量標準，但那個沒把工作「做好」的人，卻反過來指責做出客觀評量的人是「惡意的欺壓」，試圖混淆周遭的視聽。 身為一個主管，如果總是講出一些不具可行性的意見，那只會讓下屬單位常常浪費時間瞎忙；身為一個候選人，如果把隨便講出無法實現的政見當做常態、並把反對者都說成是針對個人攻擊，當人們覺得這是正當的競選手段，那只會阻礙了我們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更不用說要對執政者課責了。 阻礙公共政策討論 更糟的是，這種「價值的顛覆」是會傳染的。其實韓國瑜使用的煽動手法，早在19世紀的德國，就被哲學家尼采揭露了。尼采稱這樣的思考方式為「怨恨」（ressentiment），簡單來說，就是想像、喬裝成弱勢者，當有人指正自己的無能與失敗時，就將這樣的評價稱為「邪惡」、「刻薄」的，而把自己的無能與失敗粉飾為「寬恕」、「愛與包容」；在怨恨別人的進取與成功的同時，美化自己的怠惰與失敗。 尼采用這樣的概念批評蘇格拉底以來，經由基督宗教承接的「倫理學」。他認為長此以往，這種觀念的普及將破壞人們對於好壞的客觀標準，並毒害人心、弱化生命，將歐洲帶往虛無沒落的毀滅深淵之中。 今天的台灣，正由於韓國瑜的帶原，中了名為「怨恨」的毒。他喬裝為對政務一無所知的「庶民」，放任中了毒的粉絲們到處暴走（例如在社群媒體上面「出征」）；原來可以妥善安排、討論的國家大政，都浸染在「愛情摩天輪」、「庶民賽車場」等等滑稽的玩笑話中（最近是「高山升旗台」、「黃金變綠」、「交換學生免花費」）。 許多知識份子與官僚不擘劃台灣的未來，忙於回應「庶民總統候選人」的種種誇大「政見」，而且許多粉絲們認為庶民是弱勢，所以無知可以被輕易原諒。在這當中可以看到台灣螺旋下沉的未來，敞開在台灣2300萬無辜國民的眼前。 我們必須正視韓式「怨恨」對當前台灣政治的毒害，需要盡力排毒以求早日終結這場鬧劇。這並不只是立場上的問題而已，而是：我們的民主政治值得正常的、廣泛的、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不是大家整天忙著回應天馬行空的「所謂政見」，然後再繼續被劃分敵我。 最近我觀察到的現象是，不只是韓國瑜國政顧問團的成員們，還有不少知識份子和政治從業者，也跳下去幫韓國瑜的異想天開「政見」護航（如果那些真的算政見的話），在國民黨內甚至有批評者被開除黨籍。 淪口號式空洞批判 說真的，這不只是國民黨的危機，也是台灣的危機。如果民主政治當中的政黨競爭、公共討論，都淪為口號式的空洞批判，還有每天都可以造成非常巨大討論熱度，但是實際上卻消耗掉大家對正經事的討論空間。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裝成弱勢（庶民）讓別人來可憐與同情，是值得驕傲的事嗎？如果人追求的是進步的、更好的目標，尤其從事政治工作是為人們服務，那我們又有什麼理由相信永遠無法搞懂事實、不斷說空話，以及要讓別人來同情或可憐自己的人呢？ 中研院台史所兼任研究助理

五月三十一號，立法院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 5 條之 3 條文草案」，明確訂立了「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得作為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項目」的民主防衛機制。這樣消極的立法，在台灣已然失控的民粹狂潮之下，認真說來其實猶如螳臂擋車。因為最安全的作法是如同德國《基本法》一樣，將這樣的條款明確訂立在憲法之中，利用憲法法庭的審判，公正裁決一切可能顛覆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政黨以及政治主張。這樣薄弱的民主防衛機制，很有可能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被摧毀殆盡，但考量到台灣艱難的憲政處境，這一切，已經可以說是政府盡了民主捍衛者的職責，在民主防衛上做了最大的努力。 國民鄉愿的寬容，是民主防衛最大的破綻 然而，不得不讓人感到悲觀的是，民主防衛除了政府在制度上設立自由民主的底限，以及積極展現防衛意志之外，更重要的是，民主捍衛者、或者說民主勢力的意志必須要堅定（參考：如何在廢墟中重建民主？──台灣或將走上的悔恨之路），如此一來，民主防衛機制才能打通任督二脈，從上到下、從國家到社會使自由民主的制度獲得完備的防護。但幾天前，非營利組織「數位外交行動計畫」居然邀請新黨台北市議員，深陷共諜疑雲的侯漢廷進行對談，導致許多批評湧入其臉書專頁。新黨與侯漢廷主張兩岸統一、甚至在台灣進行諜報組織活動的最終後果，就是讓台灣受到極權政府直接的統治，就是台灣自由民主的淪亡，因此侯漢廷與新黨所代表的，就是自由民主的敵對立場，是台灣自由民主必須防備的敵人。 該組織對種種批評的回答是，要呈現「多元視角」，要「透過討論的過程，了解各自的論述」。該組織的相關人士也說，對這場演講的批評，是「同溫層的自信缺乏」、「急於劃分敵我」、「踩到同溫層的底線」。這顯示了一種鄉愿的寬容、如同戰後德國法學家對威瑪共和的評價：「天真的價值多元主義」。 雖不能指責，但這樣的反應正呈現了普遍台灣人，對於自由民主缺乏堅持與捍衛的意志。民主防衛的道理，簡單來說，就是必須將破壞遊戲規則的人踢出遊戲。我們都能同意牌品不好、習慣作弊的人不能上牌桌，不然牌局根本打不下去。同樣的，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中絕不能讓想要破壞自由民主的人獲得發聲的權利，否則就會破壞這個社會自由民主的規則。自由民主的規則一旦被破壞，後果將是毀滅性且不可回復的，我們從德國人用血與人性悲劇寫下的歷史（參考：民主國家敲響喪鐘之前——威瑪共和國的民主是如何失守的？）就可以得知。 也許會有人批評，這樣做，不就是違反民主自由的原則，大搞戒嚴與言論控制嗎？事實上，違背自由民主原則的，不只是個人的自由被限制，對這個原則的破壞本身，更對自由民主而言是自相矛盾。至於將民主防衛類比成戒嚴的錯謬，只要去理解，一個是透過層層保障人權的訴訟程序，為了維護社會自由民主的體制，免於墮入極權統治當中的必要手段；一個是肆意逮捕、隨統治者喜好施加的暴政，就能知道這種比較的荒謬。當然，我們也可以試著去問，在德國，如果政治立場極端、違反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上會有解散政黨、受到憲法保衛局的監聽與監視；下則有針對政治集會遊行的制服禁令（Uniformierungsverbot）與蒙面禁令（Vermummungsverbot），這些手段，會不會在某些台灣人眼中，也是德國人「缺乏自信」、「急於劃分敵我」的「玻璃心」表現。「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這個道理每個台灣人都知道，但真正遇到敵人時，就心軟了起來。 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在取消共產黨人席次的德國國會演講，要求通過議會通過《授權法》，為其獨裁取得了「合法」依據。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全球一樣的民粹風潮，在地不同的民主意識 上述民主捍衛者的意志是否堅定，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它不僅僅決定一個國家的民主防衛機制是否完備，在全球保守民粹風潮肆虐的當今，它更是一個國家自由民主是否屹立不搖的標竿。在六月一號週六這天，韓國瑜及其數萬支持者站上凱道誓師的同一天，德國肯尼茲市（Chemnitz）也悄悄發起了一個示威，莫約一千三百多個人站上街頭反對新納粹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青年部（die NPD-Jugend (JN)）的遊行。我們知道右翼民粹風潮席捲全球，歐洲首當其衝，尤其是開放難民的德國，更是幾天就來一次極右翼或新納粹的反難民、反移民的示威遊行，但德國人民始終保持著比邦政府更加積極的、捍衛民主的態度，這是為什麼儘管全球因素導致了德國極端主義的政黨不在少數，但德國的自由民主始終屹立不搖的根本原因。 回望台灣，韓國瑜的凱道誓師讓許多台灣人由衷感到焦慮，因為韓國瑜及其支持者所代表的形象與價值，就是保守（反對同婚等）、勢利（發大財），甚至德國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批評過的，只關心自己與親族利益，不關心整體社會乃至公共利益的市儈（Spießer），這些只顧發財的市儈在日後成為納粹最為熱情的支持者，就跟韓國瑜為了發財熱烈獻媚想併吞台灣的中國一模一樣。 但或許我們最該問的是握有決定權的自己，我們願意為自由民主付出多少決心與努力？我們能不能在敵人面前保持意志堅定？歷經二戰的教訓後，到了今天仍然挺身捍衛民主的姿態，是德國人值得自由的證據。 台灣人呢？台灣人，你值不值得你的自由，脆弱而稍縱即逝的自由？

  八月十四日，在台南的林百貨前豎立了台灣第一座慰安婦像，由前總統馬英九到場揭幕。此事一出，不但引起爭議，更在網路上引發日本網友的反彈與日本官方的回應。不過在台灣社會的輿論圈中仍沒什麼熱度，遑論有進一步的討論。然而，此事在轉型正義與歷史議題上有不容小覷的重要性，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即使在不注重歷史的台灣社會，這樣的事件或許終究會銷聲匿跡，不過認清此事件的本質、預防即將發生的危險，仍是我輩處於危機年代的台灣人必須盡的義務。筆者希望藉由此文，負起一點歷史洪流中作為一個台灣人的責任。 慰安婦作為使國民黨恢復正當性的工具 擔當八月十四日慰安婦像揭幕活動主要的組織「慰安婦人權平等促進協會」，雖然宣稱與國民黨沒有關係，但經由網友查證，發現該協會的聯絡電話與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一致。與國民黨在此議題操作上的勤奮兩相對照，不難發現是國民黨所主導的議題。 圖片來源：截自台南市政府網頁 圖片來源：截自中國國民黨官網 在年底地方選舉接近、國民黨遭到促轉會與黨產會的調查之時，如此操作議題也不難發現國民黨的用心。只是，國民黨在總統與立委選舉敗選以來從未反省過自身在台灣史上的罪惡，反而不斷地閃躲、狡辯，甚至不惜與以前的敵人，也就是在國際上無處不打壓台灣的中國聯手，甚至在立場上也與中國同調，明目張膽地攻擊台灣的公民社會以及透過民主程序選舉的、代表台灣民意的政府，實在不得不讓人順理成章地認為，慰安婦議題不過就是國民黨透過夥同中國，對當前的台灣政府進行意識形態鬥爭，好讓自己恢復正當性，簡單來說，就是讓年底的選舉留有幾個席次，保存班師回朝的元氣。至於慰安婦議題的本質與台灣女性受難的生命史，僅是洗去乃至轉移國民黨歷史惡名的衛生紙而已。 國民黨替慰安婦發聲的自我謬誤與無恥 細究台灣史的人，不得不對國民黨此次的慰安婦議題操作感到由衷地反胃與憤怒，大致舉出其中三點，就能知道國民黨操作慰安婦議題，假意為慰安婦、女性與人權發聲的謬誤與無恥： 其一，一九五二年，流亡的國民黨在與日本簽署的《中日和約》當中，放棄了所有關於戰爭賠償的請求權。在大中華民族主義之下，和約裡當然也不會提及台灣人民理當有對日本殖民時期受到的侵害與損失要求賠償的權利。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人就如此倒楣地喪失一切與日本談判的權利。反倒韓國於《韓日基本條約》中獲得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與貸款。日後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也未與當時仍具邦交關係的日本提出類似的要求與協商。[1]直到今天將被清算其歷史不義之際，國民黨才搬出慰安婦議題企圖轉移焦點與憤怒，令人不齒。 其二，論起慰安婦，就不得不提及性質其實相仿，但沒什麼人憶起，國軍在台灣本島與金門、馬祖等戰地設立，提供性服務的所謂「軍中特約茶室」（1952-1992 存在）。兩者同樣出於戰爭需要，徵召、凌辱性工作者的行為，對日本皇軍就必須大加撻伐；至於國民黨對於自身相仿的作為，居然將之淡化、美化為「軍中樂園」。不禁令人懷疑，國民黨是否不具備羞恥的官能，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慷台灣人之慨，要台灣人遺忘自己也做過同樣的醜事。慰安婦至今尚且成為可被消費的議題，而八三么又如何呢？ 軍中特約茶室，俗稱軍中樂園、831 或八三么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其三，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國民黨對於台灣人抱持的不信任甚至將台灣人當成漢奸、皇民加以屠殺、鎮壓的過去，在相關史料已逐漸明朗並推廣的當代台灣，當然不必特地提醒國民黨。但把台灣人當日本人、當漢奸殺害、迫害的國民黨及其黨羽，今天一邊罵台灣人是「日奴皇民」的同時，又要「幫」台灣人「爭取」日本殖民時期的權益，已經超越偽善的程度，到達無恥的境地了。 結語：阻止第二次漢奸審判 憤怒之餘，我們除了必須嚴加批判國民黨無恥、從不反省的作為，更要清楚地認知，捍衛台灣史與台灣人對自己歷史的詮釋權，是多麼舉足輕重的事情。從歷史的反省，我們可以得到相關的教訓，以及隨這個教訓而來的行動目標：台灣人必須將國民黨的影響力從台灣島上排除，既是因為轉型正義的人權價值，也因為國民黨從來不曾反省，甚至與中國互通聲氣、彼此聯手，要對台灣人施加第二次的漢奸審判。只要國民黨尚在台灣的一天，台灣人就無法好好反省與清算國民黨之前的殖民歷史，因為只要國民黨與中國勢力存在的一天，任何日本的戰爭責任的言論將會落入中華民族主義的陷阱中，而被國民黨與中國消費。 台灣人必須在歷史認識中形成自己的主體，避免第二次漢奸審判的悲劇產生。 台灣人的公道，必須由台灣人自己來主持。 [1]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台北：衛城出版，2016），頁136-137。

近幾年來，不少台灣官員、地方首長前往中國示好，還有退休將領參加中國的紀念活動，加上2014年的服務貿易協定、更早期的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都很難不被視為明目張膽的叛國與通敵作為，但上述種種，在台灣卻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除了複雜的歷史、政治因素，更因為台灣人對於這些行為背後所代表的意涵與後果並不了解。如果能一覽專長為經濟民族主義理論、《TPP亡國論》一書作者的中野剛志，在2012年出版的《官僚的反叛》，或許我們可以對當下這些「反叛」的現象有更深的警覺與認識。 拚經濟或國民主權？ 中野剛志著手寫作《官僚的反叛》，契機在2011年秋天，日本國內爭論是否參與美國的環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時，日本前外務審議官田中均，在關於支持TPP的演講的提問環節中，表示「日本這樣的國家，一直都只能藉由外力來改變⋯⋯不就意即，無論怎樣的掌權者、英明的人都與外國的壓力一起打開國家、改變事物嗎」？而關於國家利益，田中均又言「⋯⋯日本國更加富庶、更加安全地存續下去，就是對日本來說的國家利益⋯⋯為了要創造出（國家利益的）成果，活用美國的力量，我完全不覺得有什麼不好」。 中野剛志指出上述發言的兩個問題。其一，田中在公眾場合堂堂斷言利用美國的壓力並不壞，完全否定了日本國民以自己的手來捍衛富庶與安全的國民主權。國民主權者，就中野剛志的定義，是國民以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國家未來的民主理想。可以說，國民主權就是從自由民主的理念當中成立的。雖然由於西方列強的壓迫，東亞的弱小國家不得不進行改革。但重點是這樣的改革必須是依據國民自己的意志而發動的。換言之，不是「決定什麼」，而是「由誰決定」。這樣由國民自身來決定的形式，於政治上事關重大，而守住這樣的國民自決權，正是國家官僚最重要的任務。而田中均這樣的前外務省官僚，即背叛了國民主權／自由民主。 另一個問題在於，田中均認為更加富庶、更加安全地生活比起國民主權或者自由民主的理想更加重要。然而，自由民主政治與追求富庶（拚經濟）之間的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所在多有。例如國家預算的決定，必須經過國會的議論與表決的民主手續。但是結果往往不是國家預算的最佳分配。因為民主手續的過程，常常進行著政治勢力的協商與鬥爭，國家預算演變為政治妥協的產物。因此沒有效率、改革緩慢、與經濟發展相悖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常態，作為民主國家的官僚，必須將這些困難清楚呈現給國民，以供國民群體抉擇。只有極權或專制王權的國家才會認為有高於自由、民主的其他價值。因此認為富庶、安全高於自由民主的官僚，其實就是踐踏自由民主政治的、失格的官僚。 《官僚的反叛》書封 菁英與大眾 然而，讓中野剛志更感好奇的是，在報導官員失言、失格的資訊會讓電視台創造大量收視率的日本、抨擊這些失言的官員會為政治人物製造大量支持率的日本，竟然對田中均的發言無感甚至不見一點討論。也就是說，這樣的反叛居然被大眾允許了，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呢？中野剛志引用了哲學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著作《大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來加以解釋。加塞特認為所謂的大眾，是「由於特別的理由，無論好壞都不評價自己，自己感到與大家是相同的，並不為此覺得痛苦，反而會為他人與自己相同感到舒適」這樣的人群。也就是說，加塞特所指稱的大眾，並非是特定的階層，而是不表示自己的意見、隨波逐流的人們。也可以說，即使是有錢人或統治者，具有這樣被群體左右的性格，也屬於「大眾」的一員。而與「大眾」相對的「菁英」，則與之相反，是「對自己要求嚴格、背負困難與義務」的人。同樣無關乎身分階級，而是「在自由的原則與法律規定的庇護之下，作為少數派行動與生活」的人。他們擁有古典自由民主的理想，持續為了更高的目標而鍛鍊、常常超越施加義務與要求於自己的現實。對比自我滿足、安於現狀、不加以鍛鍊、過一天算一天的大眾，他們常常備受排擠與攻擊。 加塞特（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Public Domain） 然而，這樣頹廢又自大的大眾，正是發達的近代產業文明之中，保障富有而安全地生活之時代的產物。加塞特將大眾比喻為被寵壞而驕縱自大的小孩，在雙親的庇護下處於沒有任何危險的環境，不知外面世界的嚴苛，因此總是天真地看待一切，不願腳踏實地認真生活。中野剛志將這樣的雙親比喻為國家，多虧國家帶來便利而安全的生活環境，沒有緊張感而安於現狀，因此大眾就不會為了更高的價值與理想──如國民主權或民主價值等──承受風險、持續努力。也正因為如此，日本的大眾就不會對最重視富庶與安全、並且背叛國民主權與自由民主的田中均，作出任何的批判。而這樣的田中均，無論從哪裡看來，都不是應該作為承擔民主政治困難的菁英的官僚，而只是一介「大眾式」的人類罷了。 反思台灣 藉由中野剛志對於日本官僚與大眾的批判，我們或多或少理解，為什麼某些支持「中國就是活路」、「拚經濟」而不惜犧牲主權的政黨及其政策仍有群眾支持，官僚明目張膽地到對岸輸誠為什麼不會受到台灣「大眾」的關注與批判了。只是，如果台灣人要作為自由人而活著、在困難的國際局勢當中仍然保有國民主權，而不受外國左右、支配甚至奴役，我們就該認真看待並且批判這些背叛台灣民主與人民的官僚，並驅策、敦促自己更關心公眾事務、承擔民主生活且追求知識。如此一來，台灣人才不會又成為台灣史中屢見不鮮的、持續允許叛徒同時也背叛自己的「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