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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才是務實台獨

什麼才是務實台獨

賴清德提出了他所謂「台獨工作者」的三個「務實」:第一,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必另外宣布台灣獨立;第二,台灣前途只有二三○○萬人可決定,其他人不行;第三,他率領行政團隊,建設國家、發展經濟、壯大台灣。另外,他提出六個「捍衛」、「維護」、「發展」、「維持」等工作方向。 賴清德的聲明顯然是英、德團隊討論後的共識。三個務實的重點在「不必另外宣布台灣獨立」以作為對喜樂島聯盟「獨立公投」的回應。至於「捍衛」、「維護」等六個方向其實是任何以台灣的土地與人民為範疇的政府可能或該做的事,不必然與台獨有所連結。說得更明白一點,它其實是小英政府「維持現狀」內涵的包裝。 賴清德做為務實的台獨主義者,首先應該改正的是現在民進黨政府的「務虛」政策。賴清德內閣在蔡英文總統之下,第一個看到、感覺到的應該是虛假、不合時地、權責混亂、窒礙難行的中國憲法。沒有一個獨立的國家會用一個外國的流亡又兼殖民政權的憲法,所以,務實台獨主義者的第一個務實,就是要制定以台灣的土地與人民為範疇的台灣憲法。第二,既然台灣前途只有二三○○萬人可以決定,那麼制定台灣人民可以據以決定前途的公投法,當然是務實地落實台獨的作法。第三,用名實相副的台灣本名進入國際社會、爭取加入國際組織,才是捍衛台灣(而不是中國)權利、壯大台灣經濟的務實政策。 在以上的三個務實下,賴清德內閣政策的三個重要方向應該是:第一,提出一部台灣人民可以據以制憲、決定台灣前途的公投法;第二,提出台灣憲法草案,推動制憲公投;第三,全面推動以台灣名義發展外交、加入國際組織的政策。 中華民國的憲法與名稱是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它像「小房間裡的一頭大象」,除非真瞎子或裝瞎才看不到。務實的台獨主義者,掌握了政權之後首先必須解決的當然是透過公投制憲,並且名正言順地以國家名義進入國際世界。 以上的務實台獨和「喜樂島聯盟」主張的些微不同,是在現階段以「制憲公投」替代喜樂島聯盟的「獨立公投」。假如賴清德或民進黨政府,連「公投制憲、正名入聯」都迴避不提或處處阻擋,那就是「務虛」,甚至虛偽,完全沒有說服與號召力。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林健次 2018-04-16
波頓的觀點自己說—美、中、台、南海

波頓的觀點自己說—美、中、台、南海

  在川普的青睞下,波頓在美國的國際外交安全策略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任何部會首長。他對台灣的觀點值得台灣各界關心注意。(美國新任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圖/維基共享資源)   除了波頓的招牌鬍子,即將上任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和川普兩人的心電波長非常搭調。川普有直覺,波頓有理論基礎、專業、經驗,是一組美國國際外交國防策略的絕配。 波頓的任命發表後,被數十年來的美國外交界的當權派(establishment),包括媒體、學界與官僚,全面罵得狗血淋頭,說它是好戰派,非常危險的人物。 在川普的青睞下,波頓在美國的國際外交安全策略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任何部會首長。他對台灣的觀點值得台灣各界關心注意。 以下是一篇福斯電視的訪問稿。時間是2017/1/17。當時他曾數度進出川普大樓,曾被考慮任命為國務卿或副國務卿。最後「聽說」川普對他的招牌鬍子有意見而失之交臂。 主持人: 總統當選人川普可能改變美國幾十年來的政策—美國對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川普已經試了「一個中國政策」的水溫,他說他並不承諾跟隨。這是一個改變。約翰波頓在《華爾街日報》寫道:「這是最後省視一個中國政策的時刻,決定到底該政策對美國的意義是什麼。……川普說這個政策是可以談判的。談判不應該是華盛頓只管給、北京儘管拿。」 約翰波頓,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與《福斯新聞》評論人。你好,謝謝你的時間。 波頓:高興和你一起。 主持人:請你說明你的主要論點。 波頓: 對很多人來說,一個中國政策已經變成一個咒語,它好像對上帝的禱詞,不可懷疑、質問。但是事實是,它只是1972年配合雙方方便的產物。時代已經改變。尤其是,中國在南海與其他地方的行為已經變得難以置信的好戰。因此,我認為中國已經評估它(一個中國政策)對中國的意義,並試圖說服全世界只有中國的解釋才算數。現在美國應該直白的說,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意義,我們有非常不同的觀點,而且,我們會以幾種明顯的方式去執行,例如:可能包括增加和台灣的軍事合作在內。 主持人: 你在《華爾街日報》還寫,說北京的做法是:「(台美)打了一個不能接受的長途電話,然後航空母艦(遼寧號)就在你的後院出現」。你們有沒有討論這個,你跟總統討論到什麼程度? 波頓: 我們完全沒有談到。這是我長期以來的看法:多年來國務院的主流意見,以及學術界多數,商界的多數意見,他們只希望台灣能走開(消失)。這個礙眼的二千萬人民的島嶼,事實上已經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因此使得它更為礙眼礙事。事實是,台灣不會憑空消失,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應該認知,在美國處理中國策略的大架構下,我們應該思考美國應該與台灣擁有什麼樣的關係;過去八年來我們顯然沒有這樣做。 主持人: 你認為北京會擔心嗎?就字面簡單回答就好,會或不會? 波頓: 中國絕對會擔心,而且也應該擔心。你知道,每次北京咆哮,美國的外交當權派就說,我們最好不要作會惹北京不高興的事。因此,北京予取予求,專做無本生意。那不是雙方各讓一步。北京只要表達他們的意見,就像很多人常說,噢北京有大量的美國國債,所以我想我們就不要堅持、放棄算了。設想,假如我們在檯面上要什麼東西,北京就宣告南中國海是中國的一省,這是美國不能接受的,然後他們要和我們談美國和台灣的軍事合作。我會很樂意的坐下來和他們談。 主持人: 好,從另外一面,你又寫:「美國可以透過增加對台灣的軍售,也可能可以較好的財務條件,透過美軍與設備駐紮台灣,來加強美國在東亞的形勢」。但是假如這樣,中國會認為那是挑釁。 波頓: 中國會,而且我也認為他們應該把它視為那是我們對中國在南中國填海造島與海空軍基地的反應。在卡特總統不承認中華民國以前,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台灣有軍事基地。國會以《台灣關係法》回應。我認為該法給我們很多法律權限來增強我們與台灣軍事關係。假如中國不喜歡,那就是一個可以緊急討論的項目。 主持人: 了解。所以我們(和中國)就坐下來。但是有人說你這是火上加油。 波頓: (那些外交當權派認為)永遠是我們的錯,永遠是美國人的錯。要對中國好,拜託。 訪問最後以當時的白宮發言人SeanSpicer的話作佐證,強調以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作為全盤對中國策略的基礎的重要性。在這個策略下,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對於尼克森季辛吉以來的外交當權派來說,川普與波頓無疑是一對怪胎。但是自從外交的當權派把中國送進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的國家主席從二任十年,輪流執政,被習近平改變成沒有任期的皇帝制度。這等於正式宣告美國與西方財經外交當權派「以交往替代對抗」、「經濟交往有助民主化」的全面錯誤與失敗。可惜的是,中國的共黨獨裁政權已被養大,成為世界政治與經濟自由與穩定的隱憂。 在宣告失敗情況下,美國已經不需要為了要把中國引進西方貿易與民主體系而處處須對中國體貼忍讓。再者,川普的世界觀也與外交當權派的假自由主義大不相同。他認為多邊主義隱藏太多的東西,不太相信,處理起來到處受到他國掣肘。另一方面,川普不相信地球暖化,退出世界氣候協定,不甩永續發展,也不關心假自由主義常常只掛在嘴邊的人道理想。這些種種與以往當權派不同的世界觀,都促使美國可以不甩中國的看法、不需中國的合作。美國也就可以直接以美國的利益觀照台灣的問題。川普這些意識形態,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對台灣是有利的。川普波頓團隊的存在,對於處於被溫水煮青蛙的台灣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喘息、甚至扭轉的機會。 但是機會必須好好把握。美國獨立檢察官Mueller對川普團隊「通俄門」的調查步步進逼,川普第二任的機會希望渺茫。台灣的機會甚至可能隨川普任期的縮短而稍縱即逝;台灣政府必須積極的、牢牢的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 彭明敏前輩認為蔡政府應該規畫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推動美國(一)正式承認台灣;(二)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三)派軍駐台。台灣加入聯合國,可以在美國政府的協助下打下基礎。至於美軍駐台與外交承認屬台美雙邊事項,在中國對川普團隊影響力式微之下,相對容易,確實是蔡政府應該積極努力的方向。
林健次 2018-03-28
牢牢抓緊川普送的救生圈

牢牢抓緊川普送的救生圈

二戰後建立的所謂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不夠自由、非世界性、也無秩序可言的世界秩序。在一九九○年代以前這個所謂的世界秩序,涵蓋的僅只是西方世界及其盟友而已。 二○○一年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財經與外交當權派,認為經濟來往的國家不交戰,以推動「交往替代對抗」、「經濟交流有助民主化」為說詞,於二○○一年通過讓中國、二○一二年讓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夢想造成全面的、真正的所謂「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如今俄羅斯的普廷獨裁越來越根深蒂固,甚至進行破壞美國的民主制度。而中國從WTO所累積的利益,以共產黨政權為後盾,透過反市場的方法,破壞世界資本主義的競爭制度,以奪取國家與黨派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尤有進者,此期間中國的國家主席從兩任十年、輪流執政,被習近平改成沒有任期的帝制。這等於正式宣告美國與西方財經外交當權派「交往替代對抗」、「經濟交往有助民主化」的全面錯誤與失敗。可惜的是,中國的共黨獨裁政權已被養大,成為世界政治及經濟自由與穩定的隱憂。 在徹底失敗下,美國已不需要為了要把中國引進西方貿易與民主體系而處處體貼忍讓。再者,川普的世界觀也與外交當權派的假自由主義大不相同。他認為多邊主義隱藏太多見不得人的東西,處理起來也處處受他國掣肘。另一方面,川普不相信地球暖化、退出世界氣候協定、不甩永續發展、也不關心假自由主義常常只掛在嘴邊的人道理想。這些與以往當權派不同的世界觀,都使川普政府可以不甩中國的看法、不希罕中國的合作。美國當然也就可以直接以美國的戰略利益觀照台灣的問題。而剛被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可能主導美國外交與戰略的波頓,又是個能正視台灣在東亞對美國的重要性的戰略專家。 這是台灣難得的喘息、甚至扭轉的機會。 但是美國獨立檢察官Mueller對川普團隊「通俄門」的調查步步進逼,台灣的機會也可能隨美國政情的變化而稍縱即逝;台灣政府因此必須更積極的、牢牢的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 彭明敏前輩認為蔡政府應該規劃、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推動美國(一)正式承認台灣;(二)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三)派軍駐台。問題是:死抱「中華民國」軀殼、甚至用公投法閹割公投制憲的蔡政府真的有心成事嗎? (作者為前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系主任,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林健次 2018-03-28
民進黨恐會失去台南市長

民進黨恐會失去台南市長

  據熟悉台南基層的朋友研判,國民黨在台南力量薄弱。許忠信教授參選能吸收獨派及中間獨立票源,使選舉變成獨派加中間偏綠力量與民進黨之爭,成功機會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台南勝選並不容易,絕非「桌上拿柑」,除非民進黨再度借重國民黨的選民助陣。(圖/張家銘) 美國的「通俄門」,給世界各地公民一個網路犯罪影響選舉結果的一個小小的窗口。「電話」是網路的一環,潛在能被動手腳的機會很多,不在話下。 撇開以上網路犯罪技術的魔高萬丈、可能影響結果與正當性不談,民進黨選擇用全民調,來選擇候選人,「可能」是認為民調,可以替代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反映人民的選擇。假如是這樣,那麼民進黨用「全民民調」選擇候選人,就等於公開邀請全民,包括支持投降中國的國民黨,和支持中國攻台的政黨支持者,參加民進黨的初選,決定民進黨的候選人。 所以,候選人為了勝選,當然要考慮國民黨,甚至中共支持者的意識形態,以獲得這些統派選民的支持。這是「反動」的初選辦法。所以,在這種初選制度下,民進黨參選者,不但不會有人公開宣揚台灣法理獨立,甚至連民進黨一向主張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可能變成票房毒藥,也要掩掩遮遮,看場合才能講。 不敢利用選舉宣揚黨的意識形態,與推動明顯開明進步的理想,帶領台灣人向前走,反而躲在台灣人的後面,不放棄或甚至刻意「引清兵入關」追逐統派選票,這當然是民進黨的墮落與退步。 相反的,國民黨本來是一個無視現實、漠視民意、中央獨裁的中國政黨。現在國民黨也學民進黨,用全民民調決定候選人了。國民黨這樣做有兩個意義:一、國民黨中央不再肆無忌憚的介入候選人的推舉。二、全國公民,包括支持台灣獨立的公民,都在國民黨民調的調查母體裏;國民黨候選人了解這一點,話題一定多宣揚本土,不敢強調虛幻的中國。而且,整體而言,民進黨的選民,是比國民黨選民進步、有理念的。 所以,一點也不弔詭,民進黨用全民民調推舉候選人是一種反動、退步,可是國民黨用全民民調,推舉候選人,假如能好好認真執行,卻是一種進步。 民進黨高雄市與台南市的候選人「民調」的結果,已經出爐了。高雄市在國民黨選民的稀釋下,由與獨派理念較為接近的陳其邁「當選」,可是選前公開與國民黨「仕紳家族」一齊露面擠眉弄眼的候選人,也高居第二。至於台南市則由藍綠電視台通吃、甚至有紅妹助陣的黃偉哲當選,較有台灣獨立意識丶可是民調期間又不敢大膽表態的,都落在第二名以後。這更使得成大教授、前台聯立委許忠信參選的可能性大增。 我支持許忠信教授出戰台南市。 除了學養與人品,我對許教授的支持,主要是基於下列三點: 一、許教授正牌支持台灣獨立,正好可以團結台南的獨派力量,在台南執政,讓獨派力量繼續茁壯。 二、給理念越來越像國民黨的民進黨一個教訓;告訴民進黨,用落後加入國民黨選民去選擇候選人,這種違反政黨政治的「反動」初選辦法,即使站在爭取政權的觀點,長遠是行不通的。 三、給其他支持獨立的黨派,一個成功的範例。它們隨時可以準備在民進黨獨派代表性不足的區域, 參加選舉,良幣驅逐劣幣,揭穿民進黨的騙局,壯大自己。 據熟悉台南基層的朋友研判,國民黨在台南力量薄弱。許忠信教授參選能吸收獨派及中間獨立票源,使選舉變成獨派加中間偏綠力量與民進黨之爭,成功機會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台南勝選並不容易,絕非「桌上拿柑」,除非民進黨再度借重國民黨的選民助陣。假如是這樣,那民進黨就會被看破手腳,如馬英九終露出馬腳,而國民黨也就此在台南永久消失。許教授的參選,對台灣還是一大貢獻。
林健次 2018-03-13
後彭時代台灣央行的獨立問題

後彭時代台灣央行的獨立問題

  各界對彭總裁在現行體制下到底是「獨立還是臣服」於政治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從馬英九總統任內,中央銀行並沒有及早防止房價巨幅攀升的事實觀之,央行有配合政治(或金融業)之嫌。後來中央銀行雖有意打房,但太慢出手,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為「有臣服、但失敗」,以致經濟、政治雙輸的例子。(圖/張家銘)   在台灣,政治上最有權力的是總統;經濟上最有影響力的卻不是總統,也不是行政院長,而是中央銀行總裁。 筆者於2016/10/17在民報專欄寫過一篇名為〈台灣中央銀行體制是獨裁的沃土〉短文,認為現行中央銀行是「總裁獨裁制」,建議修改《中央銀行法》使中央銀行的決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決策,成為實質的合議制,或稱為「專家的民主制」。 央行獨立有利物價穩定 事實上,中央銀行除了有內部決策「民主或獨裁」的議題以外,也有外部「獨立或臣服」於政治力量的議題。中央銀行之所以會有獨立於政治之外,或臣服於政治力量的問題,是因為中央銀行有能力調整貨幣政策的時間與幅度,影響經濟的景氣以及人民的絕對與相對利益,使它在選舉前影響人民對執政黨的感受,因而影響選舉的結果。假如中央銀行必須完全聽命於總統或行政院長等政客(politicians,無褒貶之意),那麼以政客「連任就是生命」的體認,一定指使中央銀行配合執政步調;至於景氣過熱之後,哪一天反轉變成衰退或蕭條、全民受害時再找替死鬼、或轉移焦點就是了。 二次大戰之後,歐美央行的獨立性,各國之間是有相當差別的。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和德國央行一直是獨立性最高的,其它國家央行的獨立性,則大部分是在歐元區建立前夕才匆匆提升。至於歐元區外的英國,則是一直到1997年工黨的布萊爾(Tony Blair)執政時才將政府的手抽出英格蘭銀行,讓英格蘭銀行「獨立」。 積極支持央行獨立性的人,則認為央行的獨立性是不容辯論的,「政客不應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候對央行強加壓力」。理由很簡單,不負責任與輕佻的發言,容易擾動市場,影響各族群的經濟輸贏。 在通貨膨漲的威脅,隨時存在的時候,為避免政客對央行施加印製鈔票的壓力,央行獨立性有很強的吸引力與正當性。2008金融危機之前,獨立的央行,被認為是控制通貨膨漲的功臣,高財政赤字的國家,因而對央行獨立非常有興趣;因為控制通膨,意謂著低長期利率,有利舉債,也使得央行的獨立性,在政客之間獲得較高的支持。 央行獨立風向的轉變 但是完全獨立就完全沒有缺點嗎?行央對外獨立若再加上央行內部的個人獨裁,不是更糟糕嗎?央行不需要聽人民的話嗎?這是最近這二、三年來常被歐美諸國金融、政、學界提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景氣在非典型貨幣政策幫助之下,逐漸復甦,央行獨立性的要求卻逐漸遭受質疑。去年,英國保守黨的首相梅伊(Theresa May)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帳,掛在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上,梅伊說:「貨幣政策有些副作用,這些我們一定要改變」。這些改變當然包括把政府的手,重新伸進英格蘭銀行內部在內。 與央行是否應具獨立性議題相關的是「央行是否能真正獨立」的議題;也就是說,不管法制如何、也不管應不應該,中央銀行是不是真正能夠不理政客的壓力?假如中央銀行不可能真正獨立,假如還是會有黨派偏見,那不如化暗為名,讓政客來指揮中央銀行;因為那樣至少有人負責任。川普就有類似的看法,所以競選時宣稱選上以後,一定要換掉葉倫(Janet Yallen)主席。果然他最近提名共和黨的Jerome Powell為主席,證實他對於聯準會主席,不可能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看法,不是隨便說說。 政客控制央行形同手握手術刀 即使考量金融危機前後,對央行獨立要求的不同氛圍,筆者認為央行獨立仍然是必要的;因為政客不當操作貨幣政策的誘因,永遠不可能消失,而且在獨立的制度下,課央行理事以責任,並避免循私濫權,並非沒有改善空間。考量台灣特殊的政經文化,央行更是應該被賦予獨立決定貨幣政策的權力。由政客,或者更清楚的說,由黨派來決定貨幣政策,就像把手術刀交給政客一樣危險。台灣歷經3次政黨輪替,由各政黨對於爭取執政機會與利益的無所不用其極,已經可以想見貨幣政策,若由政黨主導會是一項多大的災難。想像貨幣政策,由國民黨中常會決定的畫面,答案就很明顯了;當然,民進黨在政治利益之下,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披者學者與技術官僚外衣的央行理事與總裁的獨立性,不一定就比政客可靠。批著羊皮的狼總是比素顏且不偽裝的狼更為可怕。政治性高的所謂專家、學者、技術官僚,比透明的職業政客更可怕。事實上,在具備基礎的學養之後,央行理事與總裁的道德、人格與風骨比學養更為重要。 要維持央行的獨立性最重要的是必須建立有利於獨立的體制。這必須從候選人與選任者的資格、選任程序、任期制、監督者、利益迴避、旋轉門、非黨派化等規定下手。但是獨立的個人運作結果不一定就能成就獨立的機關。要成就獨立的機關,除獨立的個人之外,還有賴機關內部的民主、決策與決策邏輯的透明。 決策民主與透明是央行獨立的必要條件 沒有內部民主的央行,容易淪為總裁獨裁;結果是央行的獨立,淪為替總裁獨裁服務的奴僕,貨幣政策,淪為總裁與政客交換的籌碼。所以,央行內部民主是央行獨立的必要條件與守護者。 在民主與巨大的獨立權力下,央行理事與總裁決定國民之間的重大利益分配,當然必須有防弊機制。避免循私濫權、有利釐清責任歸屬並鞏固央行內部民主的重要方法,就是透明化。央行透明化的要素包括迅速公佈各種決策會議中記名表決的結果,與發言辯論內容;一定時間內公佈央行交易的對象數量與理由;定時公佈央行理事具名的對經濟的多數看法,與少數意見等等。 彭淮南總裁將在2月退休(阿扁時代金管會主委胡勝正建議總統商請彭再任兩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筆者曾在〈台灣中央銀行體制是獨裁的沃土〉一文中提出警告:「獨裁制度下,台灣固然可能找到比彭淮南更「英明」的央行總裁,但是也有可能任命一個貨幣政策品質無下限,比彭淮南低很多的總裁。台灣人實在不能再冒沒有完整辯論的貨幣政策一言堂的風險」。 後彭時代央行的民主與獨立 彭總裁退休之後,不僅「一言堂」會是問題,「獨立或臣服」於政治的爭論也一定浮現。 各界對彭總裁在現行體制下到底是「獨立還是臣服」於政治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從馬英九總統任內,中央銀行並沒有及早防止房價巨幅攀升的事實觀之,央行有配合政治(或金融業)之嫌。後來中央銀行雖有意打房,但太慢出手,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為「有臣服、但失敗」,以致經濟、政治雙輸的例子。 不過,彭總裁是技術官僚出身,上接威權體制,政治與媒體手段高明是其優點;他表面上和執政當局若即若離,至少仍能維持相對清高獨立的形象。台灣中央銀行體制到底是獨立或臣服於政治勢力,至少對大眾來說,多被彭總裁的政治與媒體手腕遮蓋,而模糊了。 彭總裁之後,總裁人選可能沒有彭總裁的政治與媒體手腕,與威權時代也較無瓜葛,台灣也必須面對較為頻繁的政黨輪替。那時,中央銀行的內部是否民主、外部是否獨立對台灣國家的經濟、財政、金融管理一定更為重要,更值得關注。
林健次 2018-01-14
Bye Bye,民進黨!

Bye Bye,民進黨!

立法院果然依照民進黨的意思,補「正」了一個不能制定台灣憲法、不能變更中華民國領土,不能更改國號,不能決定台灣前途、沒有料、沒有鳥的公投法! 完整、開放、不受限制的公投權利是自由社會的基本要件。沒有完整的公投權利,台灣人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也沒有真正的自由;台灣人只是統治者民進黨、甚至是外國勢力的奴才。公投法修正的結果告訴我們,所有的民進黨立委、沒有例外的、都是閹割台灣人完整公投權利、剝奪台灣人成為自由人的殺手。民進黨已經成為站在外國勢力與台灣人民之間的政治、經濟買辦! 公投法假如真如民進黨所說的是一部程序法,就不應該排斥東、排斥西。支持一部完整、開放、不受限的公投法,就是支持台灣人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它並不等於支持舉辦「台灣獨立」公投,更不等於支持「台灣獨立」本身。它只是支持台灣人最為基本的選擇的權利。 民進黨假如害怕台灣人民自己制定憲法、反對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機會多的是。以制定台灣憲法為例。制憲公投案從發起、提案、連署、成案、辯論、甚至到投票等多個階段,民進黨儘可以在任何階段採取反對的態度,不用在公投法修法階段閹割台灣人民選擇的權利。民進黨這樣閹割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實在比反對制憲、反對台灣人民自決更為惡劣。 公投法補「正」的結果顯示,民進黨已經關閉了和平的、非暴力的、體制內的自決之路;今後,民進黨當然要為所有因追求制憲、正名而產生的暴力與社會的不安負最後的責任。 公投法補「正」的過程也顯示,民進黨主席一聲令下,所有民進黨立委全部噤聲接受或發聲配合,不禁讓人質疑民進黨是否仍然是個民主政黨,或者它竟只是另一個更會欺騙、更為「民主」集中制的國民黨。公投法補「正」的結果更顯示:民進黨裡面沒有民主派、沒有自由派、沒有自決派、當然更沒有獨派。民進黨只剩下乖乖派和利益派! 筆者支持台灣民主運動、黨外、民進黨不下四十年,今天終於不得不承認民進黨已是惡靈纏身,已經不是我認識的民進黨。在驅魔師(exorcist)把惡靈從民進黨的軀體驅趕出竅之前,我只能說:「Bye Bye,民進黨!」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林健次 2017-12-13
獨派應共推台北市長候選人

獨派應共推台北市長候選人

柯文哲縱容出來的反年改「王八蛋」在世大運鬧場,致使入場儀式有旗無人、貽笑國際。不料柯卻以開罵「王八蛋」轉移焦點、成功解圍。後來更因選手表現優異,柯文哲成功收割選手努力的成果,並在「網路盟友」與媒體的運作下,聲勢上揚。閉幕式後,總統府與北市府之間的台灣英雄遊行,或許是反映英、哲合作已是雙方努力的方向。 柯文哲對蔣氏父子的殘酷統治多所體恤,已成「反轉型正義」與「反去蔣化」的指標人物。「反去蔣化」的真義是把「蔣化」留下來。「留蔣」有兩種意義:一是確認兩蔣殘酷獨裁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二是合理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民進黨支持柯文哲等於和國民黨一鼻孔出氣,等於台灣價值的全面淪陷,意味台灣人「死好」、活該,傷害台灣的自由、平等、人權。 民進黨禮讓「反去蔣化」的柯文哲當選,等於向國際宣示,除了國民黨之外,台灣的各主要政治勢力與人民全面的確認蔣介石殘酷獨裁統治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正當性。這樣一來,不要說轉型正義沒有了,連台灣人要自救、國際友人要替台灣發聲的論述及其正當性也會受到難以挽回的重大傷害。 獨派不用擔心推出人選會使國民黨得利。柯文哲從接受中國統戰、參訪連國民黨都不敢去的中共革命「聖地」延安,到聲明「崇拜毛澤東」要「向共產黨學習」,一直到最近「兩岸一家親」、「兩岸是生命共同體」、要和中國「床尾和」的名言,乃至世大運打擊、侮辱台灣旗的動作,其傾中程度都超過國民黨。獨派沒有親柯的道理。 此外,獨派推出市長人選,親獨的市議員候選人才有成長空間,有利擴充獨派資源與力量,否則會被柯文哲消滅殆盡。 獨派參選、國獨對決,柯文哲被邊緣化,獨派不必然輸。獨派經過一場大選,即使輸了,實力一定成長;不管中央誰執政,獨派的政策影響力一定大增,也會升高影響二○二○總統人選與選舉結果能力。 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下,國民體育法中「中華」奧會還是打敗了「國家」奧會,而「台灣」奧會居然沒有參賽資格。這證明獨派對民進黨的期待是錯誤的。民進黨之外,獨派中不乏高知名度人士的事實,是本文立論的基礎。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林健次 2017-09-07
蔡總統認為陳總統有罪無罪?

蔡總統認為陳總統有罪無罪?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2015/11/19說特赦陳水扁有幾個條件,其中包括: 一、要做司法研究,研究其他國家案例。 二、最大的原則是不讓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繼續對立。 2016/10/18總統府發言人表示:「蔡總統選前說過,相關問題需要進行司法上的研究,但最大原則就是不讓人民在這個爭議上繼續對立」。比起候選人蔡英文,總統府認為:「現階段要確保陳前總統獲得醫療照顧,並且早日恢復健康」。 2017/5/31總統府發言人又重複去年十月的發言內容,並強調「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最好的醫療照顧」。 綜合以上總統府說明,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一、蔡總統認為阿扁有病。 二、蔡總統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要確保陳水扁獲得最好的醫療照顧;至於特赦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 三、蔡總統希望陳水扁早日康復。 四、只要人民在特赦陳水扁的議題上繼續對立,是不能特赦阿扁的。 第四點結論牽涉到蔡英文對陳水扁是否有罪的認定。大選時說「最大的原則是不讓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繼續對立」,這句話有可能是為了不影響選票而說,很難做為分析的基礎。可是當選就任後還是重複同樣的原則,顯然她對扁是否有罪是有定見的。包括兩種可能: 一、蔡總統認為阿扁是有罪的;因為,要特赦一個她認為無罪的人,不用條件。要特赦有罪的人,對罪人是一種恩惠,所以在特赦的時候,才會設定條件。 二、蔡總統認為阿扁是無罪的,但是為了所謂社會的和諧、政治的穩定,請阿扁繼續犧牲,去換取中華殖民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歡心。 遺憾的是,以上兩種說法都不利蔡總統。扁案在違法替換法官、逼證人做偽證、發明「實質影響力」定扁罪等「程序不正義」之下,假如蔡總統認為陳水扁有罪,那麼她與馬英九以及既存司法體系的差別又在哪裡? 假如蔡總統也認為扁案因程序不正義而判決「自始無效」,那麼怎能要求陳總統一個人犧牲、去遷就中華殖民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法律偏見、成就所謂的族群和諧? 有權力、有資源、有責任,不讓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繼續對立者,不正是做為總統的蔡英文嗎? (作者為扁朝批評者,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林健次 2017-06-08
世界不衛生組織

世界不衛生組織

  人命無價,不是用加、減、乘、除可以計算衡量。然而,即使人命可以秤斤論兩,二千三百萬在世界上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台灣的總人口數位居全球第五十六名,全球排行在前三分之一,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字。 台灣被排除在WHO/WHA之外,不但違反WHO「為全人類健康福祉服務,不得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條件差異,而有所區別」的宗旨,排除台灣也巨幅地損害了所有會員國的健康衛生福祉。 病源的傳播沒有國界。在還沒有找出病源、傳播媒介、治療方法以前,病源的傳播可能以指數快速成長,所以連人口數千的蕞爾小國都不能忽略,更何況二千三百萬人的台灣。 世界各地進出台灣的人數,比台灣的人口數更能點出台灣在世界防疫上的重要性。 二○一六年台灣的外國訪客約為一千零七十萬人,全世界排名三十;其中包括中國三百五十萬,港澳一百六十萬,日本一百九十萬,東南亞一百六十五萬,南韓八十萬,美國五十二萬;即使遠在歐洲的英、德、法三國,每天每國平均都會有一至二百人訪問台灣。這都不是冰冷的死數字,而是活生生的人。這些人不但會把外國的病源帶進來,也會把台灣的病源帶回去。 台灣出國的訪客在世界防疫的重要性,比外客來訪台灣的人次更為重要。二○一六年台灣總出國人次為一千四百六十萬,世界排名二十名以內;出訪最多的目的地為日本共四百三十萬人次,其次是中國、港澳、南韓、東南亞、美加、澳洲、德、法、奧、荷。台灣因被排除在WHO之外,而致世界防疫出現重大的漏洞,疫情蔓延時首波受到重創的就是這些國家的血肉生民。 中國本身不重視衛生、人權與人命也就罷了,如今中國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排除台灣在WHO正常世界防疫體系之外,等於是拖WHO各會員國下水、以損害會員國利益、犧牲會員國人命為代價;這是世界各國讓中國領導世界組織,而又畏於中國惡霸權勢所致的惡果。 重視衛生、人權、人命是文明的指標。中國在WHO的蠻橫繼續得逞的結果降低了世界各國衛生、人權、人命的價值,是世界文明的倒退與世界各國的恥辱。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林健次 2017-05-15
獨立董事的配對遊戲——兼談陳師孟

獨立董事的配對遊戲——兼談陳師孟

  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圖/CC0 Public Domain   台灣的獨立董事制度發展始於1990年代後期,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正式法制化、強制化。獨董的正式與表面的功能是監督公司治理、保護投資人,尤其是中小投資人。但是國民黨黨國文化長期浸潤下所演變出來的台灣政商關係的特質,使得這個正式與表面的功能可能是最不重要,甚至是被嫌惡的功能。 在需求面,現在各上市櫃公司建立的獨董制度多是基於法規的要求,但是在選任時公司權力核心永遠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在獨董的供給面,政府規定了獨董候選人的起碼資格,決定了獨立董事人才庫的大小;在最高總量相對穩定下,各個有候選資格的人也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 不能公開的獨董功能 基本上,獨董選任的市場,就像男女擇偶市場一樣,是一種配對遊戲或賽局;但是獨董市場顯然複雜得多。因為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配偶,而一個公司卻可以有好幾個獨董,一個人也可以擔任三個公司的獨董以及無數的一般董事甚至大董(董事長)。 在需求面,公司權力核心對獨董的不同的偏好與需求,至少包括以下的功能: 1.透過獨董提高公司治理水準、法律遵循以降低違法或被罰的風險(也就是說獨董是公司法遵人員的升級版)。 2.獨董的本業與專長有助公司本業發展策略的討論與思考。 3.獨董形象有助提升公司的社會形象與公共關係。 4.獨董的選任有助加強與其他企業體的合作。 5.獨董增強公司權力核心與親人對公司的控制力與利益。 6.獨董的政治關係有助公司業務擴展或核心董事個人的政商利益。 7.獨董可以作為公司與政府與政治權力者的「橋梁」。 8.獨董有助公司在遵循政府法規上「趨吉避凶」。 上述項目之中,第1項是法定的功能,第2項雖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公開說的。第三項也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拿來宣傳的。第4到8項不僅不是法定功能,而且也不能說、更不能宣傳。值得一提的是,第6、7、8項就是所謂的門神功能。 由於第1、2項功能均可以在公司管理階層內部以專業人員與顧問聘任解決,沒有聘任獨董的絕對必要,所以台灣的獨董大致可以分成兩大族群: 1.伙計獨董或家族獨董 2.政治獨董或稱門神獨董 當然最好用的,是可以兼具伙計獨董與門神獨董的好用、願意聽話、配合的獨董。 道德與法律妥協的需要 在供給面,獨董人才庫裡的人也有自己的偏好: 1.酬勞,越高越好 2.公司名聲,越佳越好 3.公司權力核心,越正直越好,政治手腕越高越好 4.公司權力結構,越單純越好 5.公司產生法律問題機率,越低越好 6.來自公司權力核心明示、暗示的「額外」配合條件,越少、越簡單越好;非法或法律邊緣的要求越少越好 7.配合自已的生涯規劃,甚至有助個人長期政商利益 8.(讀者可以自己想像) 擔任某家公司獨董吸引力的高低,是以上正面或嫌惡因素依個人偏好與道德感整體權衡的結果。而台灣的獨董市場,就是在以上供需兩面互相搜尋、互相選擇的配對遊戲。 由於台灣獨董的選任包含相當多的、或明或暗的對道德與法律的妥協,研究者假如取得的個案數目夠大,透過統計迴歸分析,應該可以得出個人擔任的獨董的家數與酬勞,與任官長久、官位高低、清譽口碑、道德選擇、甚至理念偏好等等的相關性。 反省體制與改革體制——陳師孟vs.林全 以上這種相關性研究工程不小。不過筆者個人非常好奇,於是上網搜尋哪些類人士是獨董,尤其是高報酬獨董的熱門人選。我的初步結論是,在擔任與專長不相關產業的獨董之中,財經退休官員是大宗,這裡頭包括官僚系統出身的獨董與學者從政的獨董。我又特別搜尋了我認識的學者而又曾經從政官員的名字。我赫然發現,沒有一個人不當獨董或大董——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陳師孟。 陳師孟在大董與獨董名單上的缺席,除了說明了陳師孟是什麼樣的人,也說明了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有什麼樣的政府。 2016年4月15日我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林全犧牲享受?」,說林全除了用盡他個人的獨立董事的配額之外,另外還擔任三家公司的董事。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 陳師孟和林全正好是體制的兩極。該擔任行政院長、領導改革的應該是陳師孟。
林健次 2017-03-10
面目全非的金管會──兆豐案的省思

面目全非的金管會──兆豐案的省思

  近年陸續或同時發生的兆豐案、TRF 案、樂陞案、多項內線交易案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圖/中央社資料照   行政院「兆豐銀行遭美裁罰案督導小組」十月三日決定追究財金首長對兆豐案的督管責任,並將六位前後任財金首長移送監院調查;其中包括2010年以後接任的金管會主委陳裕璋、曾銘宗、王儷玲、丁克華等四位。 這以2010年為界的處分方式,各界解讀容有不同,但是並非沒有其歷史脈絡。 從歷史看2010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就在那一年七月陳裕璋到任,馬政府也開始規劃「翻修」或破壞成立只有六年的金管會組織。馬版的金管會組織法在2011年六月修正並公布、七月施行。 要知道馬英九如何「翻修」金管會,必須熟悉一段簡單的歷史。 台灣的金融監督與管理在2004年之前一向是多頭馬車,多個機關之間搶權、避責。統一事權的呼聲在李登輝執政末期就有,也有所研究。最後在阿扁時代確定成立獨立的金管會,把財政部所有的、與中央銀行的大部分的金融監理權責交給金管會;具有監督銀行必要性的存款保險公司也一併劃歸金管會管轄。中央銀行繼續保留的是貨幣、信用、外匯等專案金檢的權力。農漁會信用部則由農委會監管。 扁版的金管會組織法於2003年立法完成,2004年七月金管會掛牌上路。扁版組織法今天看起來雖不是完美無缺,但是基本上仍是參考國際進步體制如英國的金融服務監理總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立法完成的。 扁版金管會有三大特點 1、首長制與專職委員混合制:所有委員均為專職。主委綜理會務,但法定事項與裁罰審核須依委員三分之二出席,過半數通過處理。主任委員專擅不易。 2、委員獨立與政黨分散的防腐機制:委員九人,除事務官性質的一名副主委無任期保障或限制以外,所有委員、包括主任委員在內、任期均為四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委員任期安排每二年部分輪替,不會因政黨輪替而同時遭汰換;委員屬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3、必須經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在組織法內明訂,且每週開會;個別委員亦可提案經多數決成為委員會決議。 這個制度雖然不能完全防弊,但是因為決議不是主委一個人可以獨斷,所以貪污腐敗較不容易,與金融機構交換利益、被廠商收買 (capture)、期約職務也較困難;委員來源多元、系統性舞弊或掩護越形困難。如有貪贓枉法,因為資訊沒被完全壟斷,也較容易為外界偵知。 以兆豐案及民間懷疑兆豐為政黨與政客藏錢、洗錢為例。假如扁版金管會猶在、沒被解體,則兆豐案是否會發生可能還是一個問號。如果還是避免不了發生,至少因為委員來源多元,比較紙包不住火、容易釐清新政府的責任,不用背負幫國民黨掩護的黑鍋。 圖/本報資料照,張良一攝 馬英九為何「翻修」金管會,難人尋味、「匪夷所思」 2011年馬英九政府把扁版金管會的三個特點完全破壞。它把金管會變成沒有委員,沒有任期制,沒有黨派限制,只有主委、副主委的委員會。為了符合「委員會」之名把三名部長列為沒有權責、幾乎完全不開會的兼任委員。 2011年以前行政院之下具有類似扁版金管會組織架構的,還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馬政府為何「獨厚」金管會,在組織改造中把委員與委員會「精簡」掉,難人尋味、「匪夷所思」。 要了解這個變化有多大,請看看扁版的金管會委員會議集思廣益、集體決策的力量有多大;它可以議決下列所有事項: 一、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之擬訂及審議。 二、金融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三、金融機構之設立、撤銷、廢止、變更、合併、停業及解散之審核。 四、違反金融相關法令重大處分及處理之審核。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金融重要措施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但在馬版金管會組織法下,以上的權力由主委一人獨享,而且明白規定:「本會金融監理業務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這等於是依法主委可以獨裁。以裁罰金融機構為例,主委要罰多少錢、就罰多少錢;主委說不罰就不用罰。這樣,是否裁罰,罰多、罰少來回權宜之間,權力有多大、錢力有多大,對廠商「恩情」的空間有多大,期約交換民間職務的旋轉門空間有多大,可想而知。 金融機構需要金管會「核准」所牽涉的利益更大。金管會主委有這種誘惑,金管會各級官僚作為是否核准與裁罰決策的啟動人,當然也有類似的誘惑。 但是請注意,在馬版之下主委已經沒有任期保護,所以實質上必須回應行政院長與總統的指示與壓力。這種壓力存在的事實,就很難讓人不把大型的金融弊案和總統、行政院長連在一起。馬總統和他的國民黨遭受質疑不是沒有道理。 政黨輪替後,在馬版金管會之下,因為主委、行政院長、總統大權在握,也難怪人民把清理不力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主委,甚至上推至行政院長、總統身上。 圖/中央社資料照 金融監理制度翻修的重要與方向 在馬版的金管會體制之下,近年陸續或同時發生的兆豐案、TRF 案、樂陞案、多項內線交易案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馬版獨裁又鬆懈的金融監理制度需要翻修顯而易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2010年通過 Dodd-Frank 金融改革法案,加強規範金融機構利益衝突的、高風險的行為與商品,成立新機關以補救監理漏洞並保護消費者權益。英國甚至將原來的金融服務監理總局 (FSA) 一分為二:一為延續原 FSA 的獨立的、規範金融機構對外行為、保護消費者、促進競爭的機關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 FCA:一為成立隸屬於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監督金融機構健康與安全的機關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簡稱 PRA,使政策思辨相互影響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穩定均由中央銀行負責。 民進黨政府的金融監理改革,除了可以參考英美制度的優點之外,最基本的應該是: 一、恢復扁版的委員會決議制、任期制、黨派分散制,以得集思廣益、避免獨裁、預防貪腐之效。 二、建立適切的金管官員旋轉門制度:職務越基層、專業金融技術性越高、旋轉門條款越寬;權力、階級越高、人脈成分越密集、越沒專業、旋轉門條款越嚴。
林健次 2016-11-28
領十八趴、批十八趴、讚

領十八趴、批十八趴、讚

  要改革一個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最為有效。圖/中央社資料照   許多有良心、有理想的退休公教人員認為退休公教優利存款18趴的制度應該廢掉,但怯於公開批評。主要原因是,這些人一提出對18趴的批評,就被「惡勢力」或無知的民眾取笑為什麼自己還在拿、甚至被逼迫退出18趴,掉入「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陷阱。這種「惡勢力」利用無知民眾得逞的結果是18趴制度原封不動的主要原因。以前蔡英文、蔡丁貴都曾被修理;現連已經退出18趴的劉明新老師也被鄙視、侮辱一番。 我們現在以公共利益的觀點,來看看圍繞在領十八趴、批十八趴、退十八趴的幾個問題。 假如18趴「制度」是不符公平正義、是錯的,那麼下列九種人,哪一種人是推動制度進步的道德力量,哪一種又是阻擋改革的黑色力量?以下以「批」代表「批評並推動廢除」,以「支持」代表「不表示或公開支持」18趴: 一,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二,拒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三,無資格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四,無資格領十八趴,批十八趴,卻批評第一種人「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五,無資格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親朋在領十八趴或政治考量)。 六,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 七,無資格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親朋在領十八趴或政治考量)。也批評第一種人「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八,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也批評第一種人「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九,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也批評第一種人,甚至批評第二種人;即劉明新老師的批評者。 上述九種人雖然沒有窮盡所有的可能性,但是應該可以涵蓋大多數的人。這九種人中第一、二、三種都是批十八趴的人,其中第一種人準備在制度改革成功後放棄自己的利益,第二種人則已經放棄自己的利益;第一、二、三種人都是明顯的社會進步的力量。第五、六、七、八種都是支持十八趴的人,是阻擋改革的力量;其中以第七、八、九種最為惡劣,因為他們不但支持十八趴,甚至還取笑、恐嚇或攻擊推動十八趴改革的人,意圖使第一種人不敢站出來推動十八趴改革。 第三、四種人都是無資格領十八趴的人。假如他們有資格領的話,他們是不是還會反對十八趴還很難說。所以平均而言,第一、二種人改革與進步意識比第三、四種人還強烈,應該要被稱讚鼓勵。另外,第四種人批評第一種人,可能是自己吃不到葡萄,對別人太過苛求,甚至被支持十八趴者所利用,反而使第一種人數減少,削弱改革力量,是實質的笨蛋。 要改革一個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最為有效。所以,有心人以攻擊第一種人不要臉,使它們不敢出來反對十八趴,實在是一種壓制、禁聲的陰謀;這些指責人家不要臉的人,就是台灣公平正義與十八趴制度改革的敵人。以前馬政府總統府有個副秘書長就是這號人物。他把主張廢18趴的軍公教汙名化成「也要拿、也要罵(罰)」,一時之間還真使人百口莫辯。其實「也要拿、也要罵」,主要用在枉顧公共利益、要拿人民的好處、又要懲罰百姓的貪官汙吏上;把改革者污名化成傷害公共利益的貪官汙吏實在可惡。 很多國民黨人的詭辯語言一向是:你一旦活在「偽中華民國」體制下,在「偽中華民國」體制下享受生活的方便,愛「偽中華民國」的新台幣,你就不能罵「偽中華民國」。假如這種詭辯成立,世界只能回到石器時代。領十八趴就不能批十八趴,其謬誤顯而易見。 其實十八趴要廢的是整個制度,一個人的棄領固然可以表現私德的崇高,並戲劇化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對社會進步、公德與制度的改革而言,第一種人與第二種人並無太大差異。尤其是,第一種人為數眾多,假如我們的社會能破除「惡勢力」對第一種人的汙衊,讓他們能更公開的站出來反對18趴,那麼改革的希望一定更大。 一個有良心的人出來主張廢十八趴,結果在制度改革以前卻被要求先犧牲自己,棄領十八趴,而那些惡勢力,卻可以繼續享受其十八趴利益。天下哪有這種道理。 我們必須給領十八趴、批十八趴的第一種人按個大大的「讚」!
林健次 2016-09-14
台灣銀行界法令遵循觀念薄弱的歷史與體制因素

台灣銀行界法令遵循觀念薄弱的歷史與體制因素

  兆豐金這次的問題,比較像台灣的司法體系一樣,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影子系統在指揮。圖/張良一   本文並不是要討論兆豐金的問題。基本上,兆豐金的操作違反美國洗錢法令是一個特例。國人在美國開銀行,不管是分行或子行,法令遵守的記錄與風評應該多比在台灣國內好;它們比較怕美國政府,比較不怕台灣政府。 兆豐金這次的問題,比較像台灣的司法體系一樣,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影子系統在指揮,至於違背法令只是其附帶或次級效果而已;兆豐金的案子不能單純的用台灣銀行業法令遵循觀念薄弱去解釋。 本文要討論的只侷限於台灣銀行業的法令遵循問題,不是兆豐金問題。 台灣銀行業為何法令遵循觀念薄弱?最簡單的答案是文化的問題。不過這個答案,假如只停在這裡,講了等於沒講。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銀行界為何會有法遵觀念薄弱的文化。這種文化當然有其歷史因素。這種歷史因素到底是怎麼來的?這種歷史因素造成的文化,為什麼沒有因為全球化的因素而改善,也沒有因為要成為「××金融中心」而改善? 從制度的誘因面去看,法遵觀念薄弱、未能改善,當然來自於法規沒被遵守對行為者不會產生足夠的負面效果。的確,台灣銀行業輕蔑法規來自於:一、銀行違規罰則太輕,二、銀行違規、政治解決。這兩者是一個配套,出自於制度的設計。這怎麼說? 威權統治的必然 先看看威權時代的下面幾個事實: *兩蔣的國民黨是一個以黨領政、情治治國的統治集團。情治人員常常身兼官員。 *透過稅務「行政」的伸縮,財政部是此一統治集團的主要控制機器。 *銀行是統治集團賞罰與利益的分配的機制之一,銀行由財政部監管甚至擁有。 *財政部在情治治國體系下,與情治單位存在著人員流通的關係。 *財政部大量起用法律系學生,也大量起用黨校政治大學相關系所的學生。 就實質影響力而言,在1990年以前財政部一直是擁有絕大多數銀行控制權的機關。在這種威權文化背景下,要求的只是對政治威權的忠誠,沒有法令遵循的問題。 這種「重政治、輕法令」的體制與文化,本來在1990年銀行法大幅修正、開放新私有銀行設立時有機會改變。無奈,新的銀行法卻更把「重政治、輕法令」的威權文化正式的體制化。 新銀行法的制度性後果 1990年的銀行法修正有下列的體制後果: 一、新銀行法規定,新銀行資本額起跳一百億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這表示只有大資本家才有設立或控制銀行的自由,也因此新銀行數量少、規模大。這是擺明不講究銀行治理與監理的方向;銀行數量少、監理輕鬆;銀行規模大,倒閉有系統性風險,只能政治解決。政治解決是政治人物的問題。「重政治、輕法令」讓政治人物有權力運用的空間,也讓金融監理官僚可以「好官我自為之」,是政客、官僚、資本家三贏的局面。唯一的輸家是納稅人。二十幾年來用政治解決的納稅人的金錢數以兆計,可見這一政治解決設計之可惡。 二、新銀行法授予主管機關制訂規則,對銀行任用經理人員的條件奇苛、又不切實際。銀行起用經理人員必須金檢單位同意(先是財政部、後為金管會)可是對財政部、金管會官員轉任為公股行庫經理、總經理、董事長卻大開方便之門,對公股銀行可以做單方面的流動,不受旋轉門的限制。曾經任職財政部、金管會官員甚至可以在兩者之間自由流動。 三、財政部與金管會官員可以先轉至公股行庫,再轉至民營行庫當總經理、董事長,如蔡友才。待過財政部與金管會的官員,因為可以當成門神、特別好用,民間私有銀行特別喜歡用。這些前官員與金檢單位有特殊的管道與窗口,可以替代法律遵循。法律遵循當然不重要。 四、在這個制度下,要成為台灣銀行界的高階主管的登龍捷徑就是進入財政部或金管會,然後運用其「官大、學問大」的優勢,公、私行庫通吃。這一點加上威權時代的遺留,是台灣金融界「重政治、輕法令」、換來換去都是同一批人的主要原因。 五、台灣的金融銀行界就是上述財金官僚與資本家的結合。平時由前財金官僚以人脈關係應付基層監理單位的法令遵循「需索」,問題大的時候則由資本家出面直通部長、院長甚至總統解決。 二十幾年後的今天,第一、當年的百億大銀行經過成長與兼併現在更為巨大,更不能倒;政治力量更為強大,「重政治、輕法令」的趨勢更為明顯,監理問題更為困難、棘手。第二、銀行監理單位對銀行經理人員的資格的干預、掣肘,依舊就沒有鬆綁。第三、財金官員「官大、學問大」可以單方面流向公、民營行庫的巧門,仍是台灣金融界腫瘤的源頭。後二者比較容易解決,必須立即著手做根本的改變,「重政治、輕法令」才有改善的起點。 現代的銀行除了傳統的信用與存放專長,至少還包含行銷、資訊系統、新商品設計評估,以及衍生出來的新的稽核技術、風險評估、法令遵循等等;它靠的是 team work 與管理技術,已經不是一個人在銀行的年資可以代表。 再者,在日新月異的金融產品下,金融界的實況是「官員大、學問小」。學問小的官方要時常請教學問大的專家為顧問,才知道如何監理學問大的銀行實務界,怎能自己跳槽來做銀行內部的經理人員呢?看看官方對金融商品 TRF 連合約與信用風險都沒有監理好的事實,就知道金融監理機關的學問如何了。
林健次 2016-08-29
請總統珍惜威望與信用

請總統珍惜威望與信用

  反對謝文定、林錦芳擔任司法院正、副院長,幾乎已經成為進步知識界的公民運動。提名謝、林的結果已經大幅折損小英在支持者中、尤其是在意見領袖中的威望與信任。 支持者對蔡總統為保衛台灣將來的選擇權,刻意對中國擺低姿態都能體諒,但是對內政的改革期望也特別的高,感受特別強烈。 蔡總統給支持者的第一個震撼是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的「老、藍、男」的安排。這時蔡總統威望仍高,支持者雖然有所疑惑,但是接受「蔡總統的人事安排一定有其道理」是心理上最舒服的選擇。可是兩個多月下來,「老、藍、男」果然是「老、藍、男」,看不出蔡總統的人事安排有足以「點亮台灣」的地方。 接著出現了謝、林的提名,讓人頗有「又來了」之慨。支持者在另一次震撼之外,產生至少大小五種不同解釋。第一、蔡總統思慮不周或標準作業程序(SOP)有所疏漏以致造成錯誤。第二、這是「老、藍、男」的司法院版本,這本來就是蔡總統典型的用人、權力運作與施政的標準模式。後者還有四種解釋:(a) 蔡總統認為只有透過舊官僚改革才會成功,(b)蔡總統比較喜歡聽話的工具人,(c)蔡總統不習慣領導對體制有改革意見的人,(d)蔡總統的改革本來就是喊假的。 筆者寧願相信蔡總統是犯了思慮不周或用人SOP疏漏的錯誤。蔡總統當然知道舊官僚是沒有改革想像力的。舊官僚要作為改革的機器人,必須事事由蔡總統耳提面命、一直下指令。一個小部分的小改革可能就要下千百個指令,這是蔡總統體力負荷不了的。 況且,司法院正副院長兼大法官,法制上也不允許總統對大法官耳提面命。 選任官員的程序大抵不出三種SOP。一是公家規定的SOP,如大法官的提名。一是主管辦公室的、只有主管與幕僚才曉得的SOP。第三種是在主管心中或筆記裏、只有主管自己才知道的SOP。或許蔡總統應該檢討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是設計的問題還是執行的問題。 筆者相信蔡總統的改革承諾,支持者也很寄望蔡總統的威望與信用可以支撐整個改革。修正錯誤、改進決策,才是呵護、珍惜民選總統威望的良方。 (作者曾任外商台灣公司總經理、大學系主任)
林健次 2016-07-26
台灣年金問題的本質是民族壓榨

台灣年金問題的本質是民族壓榨

  台灣的年金問題是政治問題,是轉型正義問題。(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希臘政府破產的原因之一是普遍過高的退休年金;但是它是雨露均霑,勉強還可以說是造成世代正義問題。台灣年金問題的本質完全不同。有人說是說是族群問題、階級問題,不過更確切的說應該是民族壓榨。它絕對不是世代正義問題;假如它與正義有關,那是民族正義問題─是台灣轉型正義的一部分。 以台灣人為多數的勞保退休年金月領一、二萬,「外省人」多得不成比例的軍公教,退休卻可月領四、五萬,職級高的還可領七、八、九,甚至十幾萬。私人公司雖也有退休金規定,但是在解雇、離職、關廠等條件下,勞工真正能拿到 一、二百萬元也不是多數;這比起公務員三十年年金加總動則一、二甚至三千萬比起來,只是零頭而已。台灣勞工退休福利的低落,是被統治、被殖民的經濟代價。 以美金計算,台灣的實質國民所得大約是名目國民所得的二倍。所以,以購買力論,台灣軍公教的退休福利鐵定是世界第一。台灣公務員年金之優渥,不得不讓人想到那些讓人供在桌上的神祇。他們真如神祇,與多數的台灣人不同嗎? 台灣的公務系統,不管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社會關係的或法治的,一向都特別優惠「外省人」。甚至,在1990 年以前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還名目張膽的優惠「外省人」,規定錄取比例是台灣籍八人,「外省籍」九百四十人;「外省籍」錄取名額是台灣人的一百多倍,錄取率之差更以千、萬倍計。所以,1990年以前「累積的」全國性公務人員當然多是「外省人」。 可是真正的歧視與壓榨並沒有在1990結束,因為錄取的歧視已經轉化為退休金的壓榨。1990年代起,隨老蔣來台的人員及其子女正在大量退休。甚至後來規定1995年以前當上公務員的才可以領18趴優存利息,都可以看出歧視與壓榨運作的痕跡。因為,在歧視的法律與官僚社會關係,在遷親引戚、呼朋引伴的累積運作下,能在1995年以前當高階軍公教的,「外省人」更佔大半以上。這些人當然包括「高級外省人」郭冠英、黃世銘以及退休累計點數極高的洪秀柱、馬英九之徒。 有人說國民黨世襲權貴透過體制,製造「本省人」與「外省人」在退休福利上的極大差異,以拉攏「外省人」、便於分而治之,是族群矛盾與世代矛盾的罪魁禍首。這可能只說對了一半。一群人必須優厚的養另一群人一輩子,這兩群人不可能是同一民族;這是清清楚楚民族壓迫的表徵。被養的人在死前領了一大堆錢,一定是留給他們的後代;他們的後代反而是受益人。真正受害的是以台灣人為多數的勞工與他們的子弟,而台灣勞工的子弟更是雙重的受害人。 筆者提出台灣年金問的本質,一定會被打成製造族群對立、破壞團結。事實上,製造對立、破壞團結的人正是製造壓迫的人;他們就怕有人把事實顯露、騙局揭穿。 台灣的年金問題,不是哪個基金多,哪個基金不足的問題;基金的設計是政治決定的。台灣的年金問題本來就是政治問題,是轉型正義問題。在軍公教年金制度沒有和勞保年金制度平等化以前,請不要告訴我台灣沒有民族壓迫。 我已經看到台灣獨立黨把軍公教與勞工退休金平等化列為政見。我希望有更多的政黨提出類似的政見。
林健次 2016-07-12
從英國脫歐看台灣---全球化停看聽

從英國脫歐看台灣---全球化停看聽

  「全球化」肥了少數資本家,消費者吃到一點甜頭(如圖,價廉,物不一定美),卻苦了生產和勞動大眾。(Wiki, Jonathan McIntosh, 20160710) 英國已經確定脫離歐盟,支持脫歐民眾的理由大抵不出下列三種: 一、參加歐盟只有少部分人獲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二、在歐洲共同市場之下,各國人民可以到其他會員國就業;2015年英國人口的淨流入是33萬人,今後還要考慮歐盟政策下中東難民的吸收。但直接面對新移民、和新移民競爭工作與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的是中低收入者。 三、歐盟中央決定的、包括經濟與移民在內的太多事情,不能回應英國民意,要脫離歐盟才能「把國家贏回來」。 全球化的理論與實際 歐盟是共同市場,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階段。全球化的階段可以從出口到進口、資本開放、關稅減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自由貿易區(含服務業貿易)、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勞工自由勞動)、貨幣同盟、銀行同盟、財政同盟…乃至於走向聯邦制度、單一國家制度。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模型預測「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貿易對參與國都有利。但是這套理論也強調,每個國家都有獲利者與受害者,要使國內每人都受益,獲利者必須補償受害者。 問題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推動者通常是受益者、尤其是資本家、官員與所謂的專家;他們多宣傳貿易的整體效益,卻故意忽略經濟整合的分配效果與補償受害者的必要。因此,雖有自由貿易,但是受害者不是沒有被補償、就是補償不夠。 以美國為例,美國開放與全球貿易的結果是,美國今天實質工資的中位數比四十年前還低。英國低階工人工資成長率一直低於高階經理;自2003年以後低階工人實質工資甚至成停滯狀態。經濟整合與全球化是低階工人實質工資降低或停滯最明顯簡單的解釋。這是為何英國公民要選擇退出歐盟、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山德斯會在短期內造成旋風、甚至川普會成為共和黨準提名候選人的部分原因。 台灣的受害者一直沒受到補償 台灣的全球化以出口創造經濟「奇蹟」開始。國民黨以「肥料換穀」的詐術榨乾農民以提供低價稻米、支持低工資、以利製造業出口。農民是被剝削的全球化受害者。和農民相比,1990年代以前,全球化對工人的影響相對較輕;台灣大、中、小企業主則是台灣全球化的受益者。 1990年代以後,連工人也踵繼農民之後,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且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先是台商西進中國,關廠、工作機會減少、中年失業,甚至退休金被侵佔,求償無門。2002年台灣加入WTO以後,雖有象徵性的協助,農民還是主要的被害者。 阿扁上台以後,對台商西進政策從李登輝的「戒急用忍」變成「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事實上是「無效管理」,使新一代的台灣勞動階級犧牲更大。馬英九上台以後,更積極和中國訂約,犧牲多數利益、培養少數利益團體與產業,意圖把台灣經濟鎖進中國,加強促統力道,也使得年輕人薪資停留在22k。不管是扁是馬,我們都看不到受害者受到補償。 TPP vs. ECFA? 對尚未簽訂的台、中貨貿協議,對仍停在立法院有新移民輸入效果的服貿協議,除了它們的促統意涵之外,蔡政府清楚誰是受害族群、該如何補償嗎?事實上,英國民眾脫歐的三點理由也可以更有力的拿來質疑台、中的ECFA。這也是太陽花學運以來,民進黨屢戰屢勝的原因。 在經濟上要逃離中國的併吞壓力,加入美國主導的TPP自然是一條路。但是美國與美國的產業是「吃肉的」(不是吃素的)。屆時台灣要犧牲哪些弱勢農民、工人與產業,以及如何補償與協助轉型是一個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事實上根據估算,TPP對美國經濟助益非常有限,甚至有正負爭議;加上英國脫歐、美國山德斯與川普現象,TPP要通過美國國會可能要再耗費一些時日。在全世界對全球化停、看、聽的時刻,蔡政府可以做的除了國內經濟與租稅法制的合理化、南向政策的啟動之外,就是包括教育、訓練、長照、公共托育在內的社會福利法制的建立。 在全球化受害者持續變動、難以掌握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是協助受害者、避免受害者政治反彈的較為可靠的政策工具。
林健次 2016-07-10
英獨、蘇獨、愛獨、芬獨、台獨

英獨、蘇獨、愛獨、芬獨、台獨

  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將利用7月的高峰會期間,召集歐盟其餘27國領袖召開非正式峰會,討論歐盟未來。(中央社提供)   主張脫歐的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拉齊 ( Nigel Farage) 說:「脫歐公投日是UK的獨立日」,不論是政治面或經濟面都非常正確。 事實上,「獨立」正是貫穿整個UK脫歐公投的主要議題。英國的四個主要地區之中,英格蘭脫歐得票率為53.2%,威爾斯脫歐的得票率為51.7 %,這是兩個要離開歐盟「獨立」的地區。可是另外兩個地區,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她們投留歐的票,為的卻是各自的獨立。 選前,推動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在首頁上的巨幅標語說:「假如你以支持獨立的心去投票,請投留歐」。這裏所說的獨立是獨立於UK之外。結果,蘇格蘭有62%贊成留歐。蘇格蘭人以留歐來支持獨立,是因為這樣才比較能擺脫英格蘭對蘇格蘭的控制或與影響力;歐盟對UK的牽制,有助蘇格蘭在UK國內的自主與獨立性。這也是為什麼蘇格蘭獨立人士選後立即拋出獨立公投與獨立後加入歐盟的議題。UK脫離歐盟之後,蘇格蘭獨立並加入歐盟、建立與歐盟緊密的政治經濟關係,是對蘇格蘭獨立於英格蘭影響力之外的最堅實的保證。 北愛爾蘭內部有教派與族群的差異。公投結果約有56%支持留歐。選前,不管是南邊、已經獨立、並已加入歐盟與歐元區的愛爾蘭共和國或北愛爾蘭的兩個天主教政黨均推動投「留歐」的票。在四月的民調,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支持留歐的比例甚至高達76%。選後,支持愛爾蘭共和國完整獨立的北愛爾蘭新芬黨馬上拋出北愛爾蘭與愛爾蘭統一、讓愛爾蘭完整獨立的公投。所以,北愛爾蘭支持留歐的投票結果,也可以用追求愛爾蘭的完整獨立去瞭解。 經濟關係一向是政治結合的先行者。經濟獨立也是政治獨立的最佳保證。蘇聯瓦解之後,北歐的芬蘭有智慧的選擇於1995加入歐盟,並於1999年率先加入歐元區、啟動其全球化的策略、徹底把「芬蘭化」的假獨立變成真獨立。 UK脫歐公投雖然過關,但是執行起來至少必須二年以上,而且還有巨大的短期利益損失與陣痛。不過,至少加入與退出歐盟都是自願、可逆的。台灣與中國的統獨關係則完全不同,它是不可逆的。獨可以變統,但是統不能變獨。獨立還有機會選擇做中國的朋友,但是一旦被併吞就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沒有獨立的選擇權。台灣應該獨立或維持獨立是淺顯的道理。推動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是說不通的。
林健次 2016-06-28
中資入股 工作外流

中資入股 工作外流

  一、二十年來,某些台灣的晶圓代工業者經過搬廠、技術偷竊或移轉、成立中國法人等不同的偷跑手段,助長了中國的晶圓代工業,甚至自己變成中國業者,成為台灣的主要競爭者。 IC與晶圓廠渡海新聞要角相關的某公司,股價從當年超過百元至今只剩十二元。但個別股東的損失,只是台灣整體損失的九牛一毛。台灣晶圓代工產業偷渡中國最大的負面效果是:IC產業鏈的斷裂與產業聚落的流失。損失最大的是理工科學生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政府對資訊產業教育的投資,與上下游產業的投資大眾。 中資入股IC設計業與晶圓廠偷渡一樣,都有扶植中國IC產業、削弱台灣相對產值的效果。中資入股台灣的IC設計產業,圖謀的絕對是技術,最終目的和台灣業者一樣也是市場。 因此,中資入股可能只是雙方合作劇本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交叉持股;交叉持股的下一步可能是管理上的統一。這時「中國隊」已成,技術上已不分你我,是否在股權上統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已拿到台灣的技術;中國夥伴可以選擇和台灣合作繼續經營「泛中國隊」,也可以選擇另起爐灶成立「真中國隊」。 但是有兩點台灣的業者與政府必須注意:第一、在兩國大小、國力懸殊與中國的政治干預無所不在的政經體制下,合作契約的履行保證是很脆弱的。第二、不管中國夥伴選擇哪一條路,IC設計一定在中國生根茁壯,台灣的產值相對萎縮,工作機會也成比例下降。 上市公司併購或股權變更所涉及的交換利益太多;董事會的利益不等於股東的利益,股東的利益也不等於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利益。中資入股IC設計業的利害關係人包括:IC設計同業、IC設計上下游產業、投資者、從業員工、教育與研究投資者、政府、納稅人等。 政府若採取個案核准中資入股IC設計,先核准的先賣到好價錢,不管在市場上或技術上都是替台灣的同業製造敵人;甚至演變成其他同業被迫低價引進中資。業者一旦爭相爭取中資,其結果一定是股權與技術都沒有好價格,最後是全盤皆輸。一旦IC設計技術在中國生根,受害最重的則是青年學子在台灣的就業機會。 (作者曾任職外商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主任)
林健次 2016-06-19
Chinese Taipei 林阿Q

Chinese Taipei 林阿Q

行政院長林全說:「我認為Chinese Taipei其實就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Chinese Taipei背後的意思就是中華民國。」這句話使我想起一九二一年中國作家魯迅創造的中國名人阿Q。阿Q打不過別人、挨打,便自言自語說:「這個打是『兒子打老子』」,來安慰自己,以獲得精神上的勝利妄想。 無獨有偶,外交部長李大維稱致函WHO表達「重大關切」與「關切」就是抗議的意思。這也是阿Q精神。關切就是關切,抗議就是抗議,關切絕對不會等同抗議。 對照蔡英文接見林奏延時肯定林奏延的表現,並說「稱謂沒有被矮化」的事實,可見以上阿Q式的自慰,是府、院、部的一致見解與反應。 有關「Chinese Taipei」的稱謂,如果參雜各種不同的公開或私下的抗議/關切模式,可以有幾十種。茲選十種臚列於下: 一、不滿意,不接受,公開書面、口頭、舉牌抗議下參加,自稱Taiwan。 二、不滿意,不接受,公開書面、口頭抗議下參加,自稱Taiwan。 三、不滿意,不接受,私下信函抗議下參加,自稱Taiwan。 四、不滿意,無奈接受,自稱Taiwan,不自稱Chinese Taipei。 五、不滿意,無奈接受,不自稱Taiwan,也不自稱Chinese Taipei。 六、不滿意,無奈接受,自稱Taiwan,也自稱Chinese Taipei。 七、不滿意,但可接受,自稱Taiwan,不自稱Chinese Taipei。 八、不滿意,但可接受,不自稱Taiwan,也不自稱Chinese Taipei。 九、不滿意,但可接受,自稱Taiwan,也自稱Chinese Taipei。 十、不滿意,但可接受,不自稱Taiwan,卻自稱Chinese Taipei。 以上的十種當中,假如蔡政府能採用第一種模式,應該是多數台灣人民的卑微要求。國民黨以前的表現是第六種。沒想到蔡政府,參照林全院長在立法院的「不滿意,但可接受」說法,則是最低階的第十種,落後於國民黨,真是讓人扼腕。而且,以前只有代表團的名稱叫做「Chinese Taipei」,這次連二千三百萬人都是「Chinese Taipei」人了。 台灣人對自稱「Chinese Taipei」反彈最烈。假如真的因為和中國事先有諒解、必須自稱「Chinese Taipei」、不說會「地動山搖」,那請蔡政府向人民說明苦衷。假如「不說不會死」,那就是蔡政府的錯誤,請坦然向台灣人道歉!不要在國會殿堂公開扮演阿Q,欺騙得了自己、欺騙不了台灣人,徒然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曾任大宗物資公司駐台代表、總經理,淡江國際企業經營系主任)
林健次 2016-06-09
林奏延演講的問題出在那裏?

林奏延演講的問題出在那裏?

  衛生福利部長林奏延在WHA上只有使用Chinese Taipei,不刺激中國,又不傷害台灣人的方法很多,蔡英文團隊多的是文字方面的專家,蔡英文就職演講就是一個的很好的例子。如此處置,令人失望。(中央社提供)   蔡政府的衛福部長在 WHA的英文演講在台灣造成喧然大波,導致很多人、包含筆者,對小英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實在可惜。 很多人認為林奏延的問題出在沒有用Taiwan這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演講時有沒有用Taiwan;問題在是否用Chinese Taipei,以及Chinese Taipei如何用。蔡政府官員與有的名嘴用蔡政府面對中國的壓力必須忍辱負重,來替蔡政府開脫是不能成立的。 為什麼?   林奏延的問題出在演講的前半分鐘與最後半分鐘兩處。 第一處: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Dr. Margaret Chan and the secretariat for the efforts to facilitating Chinese Taipei’s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these assembly(ies).” 這一段是在感謝Dr. Margaret Chan 對Chinese Taipei 的幫忙。事實上,Margaret Chan 就是把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夾帶在邀請函的搗蛋鬼。林奏延不當場抗議已經夠孬了,還要感謝人家,真是孬上加孬。林奏延即使想當小孬不當場抗議,也用不著去「謝謝人家欺負你」,去當大孬孬呀! 所以,謝謝Dr. Margaret Chan 這一句段話是可以不提的。這一段感謝的話不提,就不會附帶提到Chinese Taipei’s,就不會衍生自我矮化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孬到要謝謝Margaret Chan, 也可以把謝詞中的Chinese Taipei’s 改成 “our” 呀。開會的人都知道是台灣的部長在講話,林奏延用”our”,當然指的是「台灣的」呀!這與中國的壓力有什麼關係? 第二處: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Chinese Taipei…” 這半句翻成中文就是「支持Chinese Taipei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這半句的最大的問題在於把ChineseTaipei和二千三百萬人民做連結。這可能是以前國民黨也沒作過的。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XXX」,這XXX可以是國名、地名、團體名、屬性、種類等等。Chinese Taipei 既不是國名也不是地名;那筆者要請問,Chinese Taipei到底是什麼團體、屬性、種類呢?假如它是一個團體,那這個二千三百萬人就是沒有國家的人民團體。假如它是一種屬性、種類,那它是中國或中國人的什麼呢?把二千三百萬人和Chinese Taipei 聯在一起成為一句話,又沒清楚的定義,等於隨意指涉台灣人「妾身未明」、什麼都不是,就是不尊重、就是對台灣人莫大的侮辱! 其實,不刺激中國,又不傷害台灣人的方法很多。用「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Taiwan」,並不表示台灣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可以考慮的選項。退而求其次,也可以用轉變上下文或介系詞的方式,讓「Taiwan」二字出現的時候讓人感覺是地理名詞,這樣就不會得罪中國。可以用的方法至少包括: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f my country…”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in Taiwan…” “… to support the 23 million citizens on Taiwan…” “… to support our 23 million citizens…” “… to support us…” 等等。 這些中性又不侮辱自己的用法,和中國的壓力又會有什麼關係? 有人會說「Chinese Taipei」國民黨也用過呀。不過,國民黨是中國黨,它並沒有像民進黨一樣號稱要保護台灣的主權與自主性,本來就是被人民唾棄的,民進黨要向國黨民學習嗎? 在文字的處理方面,蔡英文團隊多的是專家,蔡英文就職演講就是一個的很好的例子。所以WHA 大會中為何會出現Chinese Taipei 應不是偶然的。這就是為什麼會令人失望、甚至憤怒的地方。問題是:為什麼蔡政府會選擇做這樣的文字處理?是林奏延的意思,是蔡英文的意思,還是她們兩人之間的號令系統中其他人的意思? 蔡政府欠台灣人、尤其是支持者,一個說明與道歉。
林健次 2016-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