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缺電、斷電始於懲罰澳洲、禁止澳洲煤礦進口，而終於一連串的「意外」。示意圖／Pixabay，民報合成   中國建政以來最大的、也是最漏氣的新聞是：要爭霸世界的中國居然走到缺電、斷電的地步！中國的缺電、斷電使我的統派朋友們抬不起頭、很沒面子，也使得中國兼併台灣的最後一丁點說服力喪失殆盡。 中共政權並非錯在沒有未雨綢繆，避免缺電、斷電，而是錯在它本身就是製造缺電、斷電、自作孽的罪魁禍首。一個資源、包括財務資源豐富的國家會運作到缺電、斷電，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機器鬆掉，就是掌權的政府「頭殼壞去」。「頭殼壞去」與這個國家是否獨裁無關，而是與該掌權政府的理性與開明有關。 靠狠、毒無法治國 中國的缺電、限電危機始於懲罰澳洲、禁止澳洲煤礦進口，而終於一連串的「意外」。在一個為不講理性、不講利與害、不分析因果關係，不開明、不集思廣益、一意孤行的體制下，「意外」是常客，一點也不意外。 21世紀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已經不是當權的獨裁者靠狠、靠毒就可順利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滿足起碼的政權正當性、坐享權勢的世界；地廣人多事繁的中國更是如此。中國要是不改變政治經濟體制，盡量讓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同時集中菁英的力量去規範市場所造成的壟斷與剝削，那麼不但會繼續為台灣人所恥笑，所謂中國的崛起大概也就到此為止了。 作者指出，中共政權並非錯在沒有未雨綢繆，避免缺電、斷電，而是錯在它本身就是製造缺電、斷電、自作孽的罪魁禍首。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作者指出，由於中國對國際媒體限制越來越多，因此許多記者都轉到台灣站點報導中國與東亞新聞。以紐約時報為例，針對本次太魯閣號408次列車意外慘報導之深入並不輸給台灣報紙。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紐約時報網站，民報合成   太魯閣號的意外慘劇，世界各主要媒體普遍報導。但這次的報導之詳細，很讓我驚訝。以紐約時報為例，報導之深入並不輸給台灣報紙。報導具名的有三名記者，其中一名駐點台灣。報導中除了有紐時自製的台灣地圖，還有六張現場相關照片，其中三張來自路透社，二張來自美聯社，一張來自Getty Images. 國際媒體對台灣文字與圖片報導的廣度與深化當然與國際記者在去年突然增加有關。根據外交部統計去年到12月25日止，新增18家國際媒體共計27名記者駐台，再加上原有駐台國際媒體增加7名記者，一年共計新增34名國際媒體記者，比前一年總數90人增加37.7%。 駐台記者去年以來突然增加主要原因在中國；一是中國限縮甚至拒發國際媒體記者工作證，二是中國對外媒的行動與報導越來限制越多，因此轉到台灣站點報導中國與東亞新聞。去年世界媒體的對台灣的報導大幅增加，除了台灣防制武漢肺炎的成就，政府的宣傳，中共的威脅，台海局勢的緊張，川普對台政策的著力，國際媒體駐台記者急遽增加也是主因。 國際媒體進駐台灣一定會對世界放大台灣的優勢，如武漢肺炎與台灣半導體的成就，以及台灣人的友善；另一方面當然也會廣播台灣發生的事件與台灣的弱點，如這一次的太魯閣號事故與可能的政治經濟背景與說明。 美國國務院2020年度人權報告，指出台灣重要的人權問題在於刑事誹謗罪的法律以及嚴重的官員腐敗行為。這種報告當然直接間接來自媒體。公正的媒體是民主的防腐劑。不管是報憂還是報喜，公正的國際媒體的增加對台灣都是正面的；尤其在民進黨一黨獨大，部分國內媒體似有被收買或西瓜偎大邊之時更是如此。

郭台銘在馬英九基金會發表演講時強調，要複製川普模式選上總統，要用ＡＩ（人工智慧）帶領中南部農民進軍美國、發大財，也要為絕望、沮喪的年輕人做事。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聽到用ＡＩ如何帶領農民進軍美國，也沒有聽到要如何替年輕人做事。看來國民黨民調高居一、二名的韓、郭兩人都是江湖賣藥、畫大餅的王祿仔仙。 對照一下川普的競選政策與郭台銘的作為，就可看出他們根本是完全相反的人物。 二○一六年八月，川普民調落後希拉蕊約十二至十六個百分點。就在被任命為川普競選團隊執行長的那天，班農（Steve Bannon）告訴川普說，沒關係，你是被遺忘的小百姓的代言人，我們的競選訴求主要有三點：「第一，為了把主權要回來，我們要嚴禁大量的非法移民，並開始限制合法移民；第二，你要把美國的製造業（從中國）帶回來；第三，我們要結束無意義的國外戰爭」。 《紐約時報》報導，班農、郭文貴的聯手，正是因為兩人有共同的目標：「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滅亡」。（翻攝自郭媒體） 以台灣為例，若用川普模式競選總統，第一點就是要保衛台灣主權，反對ＥＣＦＡ與中國的服貿協議，禁止變相經濟移民以保障台灣人就業機會。可是郭董，你不是ＥＣＦＡ以及服貿協議的最忠誠擁護者嗎？第二點就是要把製造業，尤其是高科技業從中國挖回來，讓台灣有更多的高科技產業的就業機會。遺憾的是，多年來你做的卻是完全相反。 四月二十五日，班農在「中國是當前威脅委員會」的研討會答客問時說：「二○二○年台灣總統的選舉是美國二○二○總統選舉的前哨戰。中國以及中國和西方世界，尤其是和美國的關係一定是最重要的議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P7FIu_O2I&t=14s，29:35開始） 班農說：「要選總統的前副總統拜登，必須說明他和中國金融機構以及中共的關係…」話鋒一轉：「高雄市長韓國瑜是親中的…我們也要問國民黨的另一候選人郭台銘（與拜登）同樣的問題…因為中國共產黨不用侵略，他們用選票就可以了，他們正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影響力操作。所以我認為郭台銘必須回答同樣的問題：你和中國共產黨有什麼樣的關係？你從中國共產黨得到什麼融資？你在中國有哪些資產？這些資產如何和中國共產黨運作？他欠台灣人這些問題的回答。」郭董，不只川普模式的創始人等你回答，台灣人更在等著你回答。 （作者為留美經濟學博士，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這次總統初選完全暴露台灣民主制度的基本弱點。國民黨的初選雖已在進行，可是辦法卻圍著主席的意志與嘴巴團團轉。民進黨則陷入雙方支持者「歡迎vs.嚴防」藍營支持者在民調時作策略性回答、攪局的窘境。 為了掩蓋人頭黨員問題與勝選，民進黨的初選制度逐漸演變出以黨員投票、民意調查、中央或黨主席決定等三種管道或其變種與組合。這些演變使得民進黨和其支持者的距離越來越遠、黨中央與主席的權力越來越大。 國民黨初選制度的紊亂更甚於民進黨。兩黨比爛，嚴重衝擊台灣人對民主與政黨政治的信心，有利獨裁產生與中共對台灣政治的干預。台灣初選制度再不興革一定導致國安與生存的危機。 台灣各政黨都有一群長期支持的準黨員，而且有完整的戶籍制度；參考美國式的政黨初選制度來建立台灣的公辦初選制度相對容易，甚至施行起來比美國更簡單。 美國式政黨初選的基本精神是：全國政黨在同一天舉行初選，每一公民可以自由選擇參加一個政黨的初選投票。 筆者建議的台灣公辦政黨初選制度的基本原則是： 一、曾經獲得政府選舉補助的政黨，其候選人必須經由公辦初選產生。 二、公辦全國政黨初選，在同一天舉行。民眾自由選擇一個黨派參加初選投票。 主要選務機制如下： 一、公民至附近投票所投票，一如台灣傳統選舉，公民只領一張選票。 二、該張選票上分數區、各區分別臚列各黨初選候選人名單。 三、公民只就單一政黨候選人圈選一個。 四、圈選多黨或多人為廢票。 以上的選舉辦法，因為用的是同一張選票，選民的政黨傾向不會洩漏。各政黨支持者較會參加所支持政黨的初選，相當程度杜絕不同政黨支持者互相偷襲的問題。事實上，只要再增加一張選票，這種辦法也可用來選舉各黨的黨代表與中央委員，一舉解決各黨中央權力結構的腐敗與代表性問題。 民進黨立法院席次是超級多數，想立什麼法就可立什麼法。現任黨主席卓榮泰沒有公職、至少自稱公正無私。蔡英文假如再被提名就是最後一任；假如不被提名，則不會再任。不管如何發展，初選過後蔡英文與初選制度的利益糾葛將會減少，時機有利可長可久初選制度的建立。民進黨的立委請加油，在二○一九年制訂一部二○二二年可以施行的公辦初選制度吧。 （作者為留美經濟學博士、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主張要和中國簽訂和平協議，其背後意義值得探究。圖／民報資料照 在無政府、無警察的兩人世界裡，一個暴力至上、擁有攻擊性武器的流氓會真心為了和平去和只有基本防衛能力、追求和平的好人簽訂和平協議嗎？不會。原因很簡單，在無政府的兩人世界裡，世界是否和平完全看流氓是否動武；只要流氓不動武世界自然和平。世界是否和平完全看流氓的意願。假如流氓真的只是為了世界和平，他根本沒有簽約的誘因。所以流氓願意簽訂和平協議，一定是另有所圖。讓好人誤信流氓的和平誠意以致疏於防範、使得流氓的攻擊侵略成本降低是另有所圖的可能原因之一。 在以上的世界裡，好人為了和平有必要與流氓簽訂和平協議嗎？沒有必要。原因是，即使簽了和平協議，因為破壞協議者完全不會被更高的權力或仲裁者懲罰，根本不會有遵守協議的誘因。因此，除了虛幻的安全感之外對和平與弱者的保障一點幫助也沒有，簽了不只白簽，而且有害無益。 以上是侵略性的強者與和平性的弱者在無政府狀態下簽訂和平協議的本質；也是台灣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議題的本質。 「流氓vs好人」情境中的好人並非沒有選擇的餘地。他面對兩種選擇。第一是在流氓開出的條件下投降，然後在流氓的予取予求下任由流氓宰割、奴役。假如有所謂和平協議也只是完全屈服、投降過程中的裝飾而已。第二是提高防衛措施、以提高流氓侵犯的成本、嚇阻流氓。 現實世界裡，在中國的攻擊、威脅的壓力下，台灣的狀況比起範例中的好人兼弱者實在好得太多了。台灣的經濟與軍事，有能力可以大幅提高中國侵台的成本、成為嚇阻的力量。而且，面對中國，台灣並不只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自中共建政以來台灣的軍事與防衛一直與美日站在同一邊；六十年來台灣仍然屹立並非偶然。有人說，中國的經濟軍事力量今非昔比，對台灣嚇阻中國的進犯比以前不利。其實這是錯誤的瞭解。中國假如發動侵台戰爭，融入世界產業鏈下的中國經濟定將遭受不穩與有形、無形的不穩與重創，甚至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與存在。聯合美日友人、提升防衛措施、以提高流氓侵犯的成本、嚇阻中國進犯，顯然是台灣的生路。 在以上的客觀環境下，居然有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主張要和中國簽訂和平協議，其背後意義值得探究。 國民黨參選人當然知道提倡和平協議就是出賣台灣，否則他們就是笨到沒有資格參與政治。明明知道和平協議傷害、出賣台灣，這些人仍執意要提出和平協議，只能基於以下幾個基礎去了解。第一，他們以為台灣人選民很幼稚、會相信和平協議可以不用投降、換來和平。第二，他們知道中國喜歡簽訂和平協議以迷惑台灣人、免去與日俱增的侵台成本與風險。因此，他們先替中國提出和平協議，以期博得中國青睞，希望中國會對他們的競選助一臂之力。第三、他們知道和中國簽訂協議當然要接受一國兩制，他們也知道簽訂之後台灣人即使後悔也來不及；因為協議簽訂之後美日等國已經不能插手、也沒立場幫台灣的忙了。第四、他們當然甘願做中國統治台灣的特首與爪牙。 這不是真夭壽嗎？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是如此，那個自稱「白色」，比喻「中國流氓」是警察，又學嘴習皇帝說「兩岸一家親」的市長與「非」總統候選人如何看待和平協議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位95歲，41歲時在蔣家殖民政權下，不受權位利誘、冒著生命的危險寫下「台灣自救運動宣言」，最後走上流亡一途；第二位84歲，為爭取台灣主權獨立、進行國民外交，散盡家財；第三位82歲，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關心台灣社會政治、勇敢走出象牙塔、奉獻生命；第四位89歲，因愛心與憐憫，收留美麗島良心犯，變成蔣家政權階下囚。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良心、無私；卻因為寫了「敬請不要參選連任」一文，呼籲蔡英文不要參選連任，結果在民進黨與媒體的運作下，卻變成網路上的全民公敵，成為要犯。 「敬請不要參選連任」重點有三：一，蔡英文的執政下，台灣派已被逼到牆角，非徹底改弦更張不可。請蔡英文放棄競選連任，並落實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長全權組閣；二，善用行政、立法權，阻卻中國統戰，遏制裡通敵國。三，「現狀」已證明是不可能「維持」。交好美、日、歐盟等民主國家，才是趨吉避凶之道。 民進黨輿論運作的結果是，該文時間錯誤，親痛仇快。非也。建言的內容批評蔡英文防範中國不夠積極；因此，假如輿論沒被誤導、運作，更能作為蔡英文對中國強硬的後盾與有力宣傳。不幸，時間點反而被蔡政府用來作為轉移焦點的藉口。 蔡總統說：「這個時刻向世界表達台灣人的心聲更重要」，並說她「已回應習近平的談話」。發表聲明太簡單了。假如這也是政績，那請文青當總統不就可以了？四位老人提出、而蔡英文政府一直疏忽的「善用行政、立法權，阻卻中國統戰，遏制裡通敵國」，處理中國對台灣的病毒性侵略與主權的侵蝕，才是攸關台灣存亡的關鍵。發表文字聲明和用心處理這些問題並不衝突。更何況，蔡英文不就是限縮表達人民心聲的公投範圍，禁止民進黨黨公職參加「公投反併吞」集會的主導人嗎？用表達台灣人的心聲來「壓制」心聲被壓制的人，不是顛倒是非嗎？ 蔡總統又說：「誰要選、誰不選，不是誰說了算。」四個老人沒有任何政治權位，在權力場上是十足的弱勢；而台灣的各級政治職位中，最有權力要讓誰選，不讓誰選的不就是蔡總統自己嗎？今天四個老人只是提出「敬請不要參選連任」，就獲得蔡英文這種回應，只是證明她已經失去道德與價值的高度而已。 （作者為留美經濟學博士、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

柯文哲說：「台灣有些女性同胞（不化妝）直接上街嚇人。」這使得柯Ｐ除了是美敦力牌葉克膜的最佳推銷員以外，也是所有化妝品的最佳代言人。 不過，女性同胞不必聽信柯姓推銷員的話，以為女人必須化妝，或以為男人喜歡女人的虛假面具甚於純真面目。至少，筆者知道很多男性喜歡素顏純真的女性。而且，自古以來男人在東、西方世界都有過化妝的文化與案例。只是這個柯媽眼中學問淵博的推銷員不但不知道，也從來不曉得自己長得什麼樣子；他除了罵了台灣女性，也鬧了他自己沒化妝就「上街嚇人」的笑話。 柯文哲一直在積極推銷自己。推銷無罪，但要有起碼的推銷道德，不能為了權位一下子稱自己是「墨綠」，一下子又認同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一下子要解決大巨蛋，一下子「沒臉蓋、沒膽拆」，還問人：「不然他有更好的辦法嗎？」 比起柯文哲去中國推銷美敦力牌葉克膜，柯文哲推銷化妝品只是花邊趣事一樁。化妝品推銷過了頭，頂多傷害台灣女性同胞的皮膚；在中國推銷葉克膜過了頭，其結果卻是助長中國活摘器官的妖焰，有害天理啊！ 聖羅蘭品牌創始人Yves Saint Laurent說過一句很經典的化妝品真理：「女人最美的化妝是熱情，只是化妝品唾手可得、非常廉價。」（The most beautiful makeup of a woman is passion. But cosmetics are easier to buy.）台北人需要的是一個對台北與台灣有熱情的市長。嘴砲、謊言、面具，都太廉價了！ （作者為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會員，留美經濟學博士）

剛過世的美國友台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是一個兼顧選區利益、美國利益、美國價值、不怕得罪總統、不怕糾正選民，並進一步引導選民的政治家。 美國友台參議員麥肯（左）二○一六年六月率團來台拜會剛上任的蔡英文總統，表達對台灣支持。（中央社資料照）   二○○七至二○○八年共和黨初選時，麥肯明明知道有三分之二的共和黨選民支持對恐怖嫌犯使用水刑，麥肯還是反對到底。他說水刑違反美國法律與日內瓦公約，也違反美國的基本價值。 總統大選時，有位女士當他的面說歐巴馬是個不能信任的阿拉伯人。麥肯接下該女士的麥克風說：「小姐，不是這樣。他是個好人、顧家的人，只是他對基本議題的意見正好跟我不一樣。這就是這次選舉的意義。」 在共和黨議員對川普的施政只能附和或噤聲的時候，麥肯的聲量顯得震耳欲聾。在川普修理加拿大、激怒歐洲盟友之後，麥肯說：「美國比美國總統大」，並對美國傳統盟友說：「美國人跟你們站在一起，即使現任美國總統未必」。 今年年初，川普與共和黨在倉促之間要把歐巴馬健保廢掉，已經罹患癌症的麥肯帶病趕赴參院投下關鍵的反對票，全美譁然，使得千萬以上的窮人仍得繼續享有歐巴馬健保。 上個月，川普在芬蘭赫爾辛基與普廷密談之後，在聯合記者會上不信美國情治機構、支持普廷沒有干預美國選舉的說詞。麥肯評論說：「這是記憶中美國總統最可恥的表現之一。川普總統的無知、自私、自大，以及對獨裁者的體貼所造成的損害難以估計。」 台灣的民進黨有沒有像麥肯這樣的立委？ 台灣前途自決與獨立一向是「民主」「進步」黨的主要價值。可是完全執政以後，「鳥籠」公投只能轉化成「狗籠」公投，甚至在東京奧運正名公投連署上，其成績只和沒有資源的小黨「基進黨」不相上下。 美國的麥肯，只要憑實力，在選區力戰就行。可是台灣的立委連任要看總統兼主席的臉色，轉戰縣市長也要看總統兼主席的喜怒。所以民進黨立委對掛在口頭的基本價值而言，只能像個不存在的行屍走肉。 民進黨之所以不會有麥肯，問題出在制度。這個制度大大影響台灣與民進黨的戰力，這種戰力衰弱現象影響最大的就是台北市。民進黨選舉贏輸是民進黨的家務事，但是台灣的前途一定要陪葬嗎？ （作者為留美經濟學博士，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賴清德提出了他所謂「台獨工作者」的三個「務實」：第一，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必另外宣布台灣獨立；第二，台灣前途只有二三○○萬人可決定，其他人不行；第三，他率領行政團隊，建設國家、發展經濟、壯大台灣。另外，他提出六個「捍衛」、「維護」、「發展」、「維持」等工作方向。 賴清德的聲明顯然是英、德團隊討論後的共識。三個務實的重點在「不必另外宣布台灣獨立」以作為對喜樂島聯盟「獨立公投」的回應。至於「捍衛」、「維護」等六個方向其實是任何以台灣的土地與人民為範疇的政府可能或該做的事，不必然與台獨有所連結。說得更明白一點，它其實是小英政府「維持現狀」內涵的包裝。 賴清德做為務實的台獨主義者，首先應該改正的是現在民進黨政府的「務虛」政策。賴清德內閣在蔡英文總統之下，第一個看到、感覺到的應該是虛假、不合時地、權責混亂、窒礙難行的中國憲法。沒有一個獨立的國家會用一個外國的流亡又兼殖民政權的憲法，所以，務實台獨主義者的第一個務實，就是要制定以台灣的土地與人民為範疇的台灣憲法。第二，既然台灣前途只有二三○○萬人可以決定，那麼制定台灣人民可以據以決定前途的公投法，當然是務實地落實台獨的作法。第三，用名實相副的台灣本名進入國際社會、爭取加入國際組織，才是捍衛台灣（而不是中國）權利、壯大台灣經濟的務實政策。 在以上的三個務實下，賴清德內閣政策的三個重要方向應該是：第一，提出一部台灣人民可以據以制憲、決定台灣前途的公投法；第二，提出台灣憲法草案，推動制憲公投；第三，全面推動以台灣名義發展外交、加入國際組織的政策。 中華民國的憲法與名稱是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它像「小房間裡的一頭大象」，除非真瞎子或裝瞎才看不到。務實的台獨主義者，掌握了政權之後首先必須解決的當然是透過公投制憲，並且名正言順地以國家名義進入國際世界。 以上的務實台獨和「喜樂島聯盟」主張的些微不同，是在現階段以「制憲公投」替代喜樂島聯盟的「獨立公投」。假如賴清德或民進黨政府，連「公投制憲、正名入聯」都迴避不提或處處阻擋，那就是「務虛」，甚至虛偽，完全沒有說服與號召力。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在川普的青睞下，波頓在美國的國際外交安全策略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任何部會首長。他對台灣的觀點值得台灣各界關心注意。（美國新任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圖／維基共享資源）   除了波頓的招牌鬍子，即將上任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和川普兩人的心電波長非常搭調。川普有直覺，波頓有理論基礎、專業、經驗，是一組美國國際外交國防策略的絕配。 波頓的任命發表後，被數十年來的美國外交界的當權派（establishment），包括媒體、學界與官僚，全面罵得狗血淋頭，說它是好戰派，非常危險的人物。 在川普的青睞下，波頓在美國的國際外交安全策略的影響力，可能超過任何部會首長。他對台灣的觀點值得台灣各界關心注意。 以下是一篇福斯電視的訪問稿。時間是2017／1／17。當時他曾數度進出川普大樓，曾被考慮任命為國務卿或副國務卿。最後「聽說」川普對他的招牌鬍子有意見而失之交臂。 主持人： 總統當選人川普可能改變美國幾十年來的政策—美國對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川普已經試了「一個中國政策」的水溫，他說他並不承諾跟隨。這是一個改變。約翰波頓在《華爾街日報》寫道：「這是最後省視一個中國政策的時刻，決定到底該政策對美國的意義是什麼。……川普說這個政策是可以談判的。談判不應該是華盛頓只管給、北京儘管拿。」 約翰波頓，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與《福斯新聞》評論人。你好，謝謝你的時間。 波頓：高興和你一起。 主持人：請你說明你的主要論點。 波頓： 對很多人來說，一個中國政策已經變成一個咒語，它好像對上帝的禱詞，不可懷疑、質問。但是事實是，它只是1972年配合雙方方便的產物。時代已經改變。尤其是，中國在南海與其他地方的行為已經變得難以置信的好戰。因此，我認為中國已經評估它（一個中國政策）對中國的意義，並試圖說服全世界只有中國的解釋才算數。現在美國應該直白的說，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意義，我們有非常不同的觀點，而且，我們會以幾種明顯的方式去執行，例如：可能包括增加和台灣的軍事合作在內。 主持人： 你在《華爾街日報》還寫，說北京的做法是：「（台美）打了一個不能接受的長途電話，然後航空母艦（遼寧號）就在你的後院出現」。你們有沒有討論這個，你跟總統討論到什麼程度？ 波頓： 我們完全沒有談到。這是我長期以來的看法：多年來國務院的主流意見，以及學術界多數，商界的多數意見，他們只希望台灣能走開（消失）。這個礙眼的二千萬人民的島嶼，事實上已經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因此使得它更為礙眼礙事。事實是，台灣不會憑空消失，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應該認知，在美國處理中國策略的大架構下，我們應該思考美國應該與台灣擁有什麼樣的關係；過去八年來我們顯然沒有這樣做。 主持人： 你認為北京會擔心嗎？就字面簡單回答就好，會或不會？ 波頓： 中國絕對會擔心，而且也應該擔心。你知道，每次北京咆哮，美國的外交當權派就說，我們最好不要作會惹北京不高興的事。因此，北京予取予求，專做無本生意。那不是雙方各讓一步。北京只要表達他們的意見，就像很多人常說，噢北京有大量的美國國債，所以我想我們就不要堅持、放棄算了。設想，假如我們在檯面上要什麼東西，北京就宣告南中國海是中國的一省，這是美國不能接受的，然後他們要和我們談美國和台灣的軍事合作。我會很樂意的坐下來和他們談。 主持人： 好，從另外一面，你又寫：「美國可以透過增加對台灣的軍售，也可能可以較好的財務條件，透過美軍與設備駐紮台灣，來加強美國在東亞的形勢」。但是假如這樣，中國會認為那是挑釁。 波頓： 中國會，而且我也認為他們應該把它視為那是我們對中國在南中國填海造島與海空軍基地的反應。在卡特總統不承認中華民國以前，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台灣有軍事基地。國會以《台灣關係法》回應。我認為該法給我們很多法律權限來增強我們與台灣軍事關係。假如中國不喜歡，那就是一個可以緊急討論的項目。 主持人： 了解。所以我們（和中國）就坐下來。但是有人說你這是火上加油。 波頓： （那些外交當權派認為）永遠是我們的錯，永遠是美國人的錯。要對中國好，拜託。 訪問最後以當時的白宮發言人SeanSpicer的話作佐證，強調以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作為全盤對中國策略的基礎的重要性。在這個策略下，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對於尼克森季辛吉以來的外交當權派來說，川普與波頓無疑是一對怪胎。但是自從外交的當權派把中國送進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的國家主席從二任十年，輪流執政，被習近平改變成沒有任期的皇帝制度。這等於正式宣告美國與西方財經外交當權派「以交往替代對抗」、「經濟交往有助民主化」的全面錯誤與失敗。可惜的是，中國的共黨獨裁政權已被養大，成為世界政治與經濟自由與穩定的隱憂。 在宣告失敗情況下，美國已經不需要為了要把中國引進西方貿易與民主體系而處處須對中國體貼忍讓。再者，川普的世界觀也與外交當權派的假自由主義大不相同。他認為多邊主義隱藏太多的東西，不太相信，處理起來到處受到他國掣肘。另一方面，川普不相信地球暖化，退出世界氣候協定，不甩永續發展，也不關心假自由主義常常只掛在嘴邊的人道理想。這些種種與以往當權派不同的世界觀，都促使美國可以不甩中國的看法、不需中國的合作。美國也就可以直接以美國的利益觀照台灣的問題。川普這些意識形態，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對台灣是有利的。川普波頓團隊的存在，對於處於被溫水煮青蛙的台灣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喘息、甚至扭轉的機會。 但是機會必須好好把握。美國獨立檢察官Mueller對川普團隊「通俄門」的調查步步進逼，川普第二任的機會希望渺茫。台灣的機會甚至可能隨川普任期的縮短而稍縱即逝；台灣政府必須積極的、牢牢的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 彭明敏前輩認為蔡政府應該規畫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推動美國（一）正式承認台灣；（二）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三）派軍駐台。台灣加入聯合國，可以在美國政府的協助下打下基礎。至於美軍駐台與外交承認屬台美雙邊事項，在中國對川普團隊影響力式微之下，相對容易，確實是蔡政府應該積極努力的方向。

二戰後建立的所謂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不夠自由、非世界性、也無秩序可言的世界秩序。在一九九○年代以前這個所謂的世界秩序，涵蓋的僅只是西方世界及其盟友而已。 二○○一年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財經與外交當權派，認為經濟來往的國家不交戰，以推動「交往替代對抗」、「經濟交流有助民主化」為說詞，於二○○一年通過讓中國、二○一二年讓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夢想造成全面的、真正的所謂「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如今俄羅斯的普廷獨裁越來越根深蒂固，甚至進行破壞美國的民主制度。而中國從WTO所累積的利益，以共產黨政權為後盾，透過反市場的方法，破壞世界資本主義的競爭制度，以奪取國家與黨派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尤有進者，此期間中國的國家主席從兩任十年、輪流執政，被習近平改成沒有任期的帝制。這等於正式宣告美國與西方財經外交當權派「交往替代對抗」、「經濟交往有助民主化」的全面錯誤與失敗。可惜的是，中國的共黨獨裁政權已被養大，成為世界政治及經濟自由與穩定的隱憂。 在徹底失敗下，美國已不需要為了要把中國引進西方貿易與民主體系而處處體貼忍讓。再者，川普的世界觀也與外交當權派的假自由主義大不相同。他認為多邊主義隱藏太多見不得人的東西，處理起來也處處受他國掣肘。另一方面，川普不相信地球暖化、退出世界氣候協定、不甩永續發展、也不關心假自由主義常常只掛在嘴邊的人道理想。這些與以往當權派不同的世界觀，都使川普政府可以不甩中國的看法、不希罕中國的合作。美國當然也就可以直接以美國的戰略利益觀照台灣的問題。而剛被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可能主導美國外交與戰略的波頓，又是個能正視台灣在東亞對美國的重要性的戰略專家。 這是台灣難得的喘息、甚至扭轉的機會。 但是美國獨立檢察官Mueller對川普團隊「通俄門」的調查步步進逼，台灣的機會也可能隨美國政情的變化而稍縱即逝；台灣政府因此必須更積極的、牢牢的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 彭明敏前輩認為蔡政府應該規劃、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推動美國（一）正式承認台灣；（二）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三）派軍駐台。問題是：死抱「中華民國」軀殼、甚至用公投法閹割公投制憲的蔡政府真的有心成事嗎？ （作者為前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系主任，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據熟悉台南基層的朋友研判，國民黨在台南力量薄弱。許忠信教授參選能吸收獨派及中間獨立票源，使選舉變成獨派加中間偏綠力量與民進黨之爭，成功機會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台南勝選並不容易，絕非「桌上拿柑」，除非民進黨再度借重國民黨的選民助陣。（圖／張家銘） 美國的「通俄門」，給世界各地公民一個網路犯罪影響選舉結果的一個小小的窗口。「電話」是網路的一環，潛在能被動手腳的機會很多，不在話下。 撇開以上網路犯罪技術的魔高萬丈、可能影響結果與正當性不談，民進黨選擇用全民調，來選擇候選人，「可能」是認為民調，可以替代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反映人民的選擇。假如是這樣，那麼民進黨用「全民民調」選擇候選人，就等於公開邀請全民，包括支持投降中國的國民黨，和支持中國攻台的政黨支持者，參加民進黨的初選，決定民進黨的候選人。 所以，候選人為了勝選，當然要考慮國民黨，甚至中共支持者的意識形態，以獲得這些統派選民的支持。這是「反動」的初選辦法。所以，在這種初選制度下，民進黨參選者，不但不會有人公開宣揚台灣法理獨立，甚至連民進黨一向主張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可能變成票房毒藥，也要掩掩遮遮，看場合才能講。 不敢利用選舉宣揚黨的意識形態，與推動明顯開明進步的理想，帶領台灣人向前走，反而躲在台灣人的後面，不放棄或甚至刻意「引清兵入關」追逐統派選票，這當然是民進黨的墮落與退步。 相反的，國民黨本來是一個無視現實、漠視民意、中央獨裁的中國政黨。現在國民黨也學民進黨，用全民民調決定候選人了。國民黨這樣做有兩個意義：一、國民黨中央不再肆無忌憚的介入候選人的推舉。二、全國公民，包括支持台灣獨立的公民，都在國民黨民調的調查母體裏；國民黨候選人了解這一點，話題一定多宣揚本土，不敢強調虛幻的中國。而且，整體而言，民進黨的選民，是比國民黨選民進步、有理念的。 所以，一點也不弔詭，民進黨用全民民調推舉候選人是一種反動、退步，可是國民黨用全民民調，推舉候選人，假如能好好認真執行，卻是一種進步。 民進黨高雄市與台南市的候選人「民調」的結果，已經出爐了。高雄市在國民黨選民的稀釋下，由與獨派理念較為接近的陳其邁「當選」，可是選前公開與國民黨「仕紳家族」一齊露面擠眉弄眼的候選人，也高居第二。至於台南市則由藍綠電視台通吃、甚至有紅妹助陣的黃偉哲當選，較有台灣獨立意識丶可是民調期間又不敢大膽表態的，都落在第二名以後。這更使得成大教授、前台聯立委許忠信參選的可能性大增。 我支持許忠信教授出戰台南市。 除了學養與人品，我對許教授的支持，主要是基於下列三點： 一、許教授正牌支持台灣獨立，正好可以團結台南的獨派力量，在台南執政，讓獨派力量繼續茁壯。 二、給理念越來越像國民黨的民進黨一個教訓；告訴民進黨，用落後加入國民黨選民去選擇候選人，這種違反政黨政治的「反動」初選辦法，即使站在爭取政權的觀點，長遠是行不通的。 三、給其他支持獨立的黨派，一個成功的範例。它們隨時可以準備在民進黨獨派代表性不足的區域， 參加選舉，良幣驅逐劣幣，揭穿民進黨的騙局，壯大自己。 據熟悉台南基層的朋友研判，國民黨在台南力量薄弱。許忠信教授參選能吸收獨派及中間獨立票源，使選舉變成獨派加中間偏綠力量與民進黨之爭，成功機會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要在台南勝選並不容易，絕非「桌上拿柑」，除非民進黨再度借重國民黨的選民助陣。假如是這樣，那民進黨就會被看破手腳，如馬英九終露出馬腳，而國民黨也就此在台南永久消失。許教授的參選，對台灣還是一大貢獻。

  各界對彭總裁在現行體制下到底是「獨立還是臣服」於政治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從馬英九總統任內，中央銀行並沒有及早防止房價巨幅攀升的事實觀之，央行有配合政治（或金融業）之嫌。後來中央銀行雖有意打房，但太慢出手，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為「有臣服、但失敗」，以致經濟、政治雙輸的例子。（圖／張家銘）   在台灣，政治上最有權力的是總統；經濟上最有影響力的卻不是總統，也不是行政院長，而是中央銀行總裁。 筆者於2016／10／17在民報專欄寫過一篇名為〈台灣中央銀行體制是獨裁的沃土〉短文，認為現行中央銀行是「總裁獨裁制」，建議修改《中央銀行法》使中央銀行的決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決策，成為實質的合議制，或稱為「專家的民主制」。 央行獨立有利物價穩定 事實上，中央銀行除了有內部決策「民主或獨裁」的議題以外，也有外部「獨立或臣服」於政治力量的議題。中央銀行之所以會有獨立於政治之外，或臣服於政治力量的問題，是因為中央銀行有能力調整貨幣政策的時間與幅度，影響經濟的景氣以及人民的絕對與相對利益，使它在選舉前影響人民對執政黨的感受，因而影響選舉的結果。假如中央銀行必須完全聽命於總統或行政院長等政客（politicians，無褒貶之意），那麼以政客「連任就是生命」的體認，一定指使中央銀行配合執政步調；至於景氣過熱之後，哪一天反轉變成衰退或蕭條、全民受害時再找替死鬼、或轉移焦點就是了。 二次大戰之後，歐美央行的獨立性，各國之間是有相當差別的。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和德國央行一直是獨立性最高的，其它國家央行的獨立性，則大部分是在歐元區建立前夕才匆匆提升。至於歐元區外的英國，則是一直到1997年工黨的布萊爾（Tony Blair）執政時才將政府的手抽出英格蘭銀行，讓英格蘭銀行「獨立」。 積極支持央行獨立性的人，則認為央行的獨立性是不容辯論的，「政客不應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候對央行強加壓力」。理由很簡單，不負責任與輕佻的發言，容易擾動市場，影響各族群的經濟輸贏。 在通貨膨漲的威脅，隨時存在的時候，為避免政客對央行施加印製鈔票的壓力，央行獨立性有很強的吸引力與正當性。2008金融危機之前，獨立的央行，被認為是控制通貨膨漲的功臣，高財政赤字的國家，因而對央行獨立非常有興趣；因為控制通膨，意謂著低長期利率，有利舉債，也使得央行的獨立性，在政客之間獲得較高的支持。 央行獨立風向的轉變 但是完全獨立就完全沒有缺點嗎？行央對外獨立若再加上央行內部的個人獨裁，不是更糟糕嗎？央行不需要聽人民的話嗎？這是最近這二、三年來常被歐美諸國金融、政、學界提出的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景氣在非典型貨幣政策幫助之下，逐漸復甦，央行獨立性的要求卻逐漸遭受質疑。去年，英國保守黨的首相梅伊（Theresa May）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帳，掛在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上，梅伊說：「貨幣政策有些副作用，這些我們一定要改變」。這些改變當然包括把政府的手，重新伸進英格蘭銀行內部在內。 與央行是否應具獨立性議題相關的是「央行是否能真正獨立」的議題；也就是說，不管法制如何、也不管應不應該，中央銀行是不是真正能夠不理政客的壓力？假如中央銀行不可能真正獨立，假如還是會有黨派偏見，那不如化暗為名，讓政客來指揮中央銀行；因為那樣至少有人負責任。川普就有類似的看法，所以競選時宣稱選上以後，一定要換掉葉倫（Janet Yallen）主席。果然他最近提名共和黨的Jerome Powell為主席，證實他對於聯準會主席，不可能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看法，不是隨便說說。 政客控制央行形同手握手術刀 即使考量金融危機前後，對央行獨立要求的不同氛圍，筆者認為央行獨立仍然是必要的；因為政客不當操作貨幣政策的誘因，永遠不可能消失，而且在獨立的制度下，課央行理事以責任，並避免循私濫權，並非沒有改善空間。考量台灣特殊的政經文化，央行更是應該被賦予獨立決定貨幣政策的權力。由政客，或者更清楚的說，由黨派來決定貨幣政策，就像把手術刀交給政客一樣危險。台灣歷經3次政黨輪替，由各政黨對於爭取執政機會與利益的無所不用其極，已經可以想見貨幣政策，若由政黨主導會是一項多大的災難。想像貨幣政策，由國民黨中常會決定的畫面，答案就很明顯了；當然，民進黨在政治利益之下，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披者學者與技術官僚外衣的央行理事與總裁的獨立性，不一定就比政客可靠。批著羊皮的狼總是比素顏且不偽裝的狼更為可怕。政治性高的所謂專家、學者、技術官僚，比透明的職業政客更可怕。事實上，在具備基礎的學養之後，央行理事與總裁的道德、人格與風骨比學養更為重要。 要維持央行的獨立性最重要的是必須建立有利於獨立的體制。這必須從候選人與選任者的資格、選任程序、任期制、監督者、利益迴避、旋轉門、非黨派化等規定下手。但是獨立的個人運作結果不一定就能成就獨立的機關。要成就獨立的機關，除獨立的個人之外，還有賴機關內部的民主、決策與決策邏輯的透明。 決策民主與透明是央行獨立的必要條件 沒有內部民主的央行，容易淪為總裁獨裁；結果是央行的獨立，淪為替總裁獨裁服務的奴僕，貨幣政策，淪為總裁與政客交換的籌碼。所以，央行內部民主是央行獨立的必要條件與守護者。 在民主與巨大的獨立權力下，央行理事與總裁決定國民之間的重大利益分配，當然必須有防弊機制。避免循私濫權、有利釐清責任歸屬並鞏固央行內部民主的重要方法，就是透明化。央行透明化的要素包括迅速公佈各種決策會議中記名表決的結果，與發言辯論內容；一定時間內公佈央行交易的對象數量與理由；定時公佈央行理事具名的對經濟的多數看法，與少數意見等等。 彭淮南總裁將在2月退休（阿扁時代金管會主委胡勝正建議總統商請彭再任兩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筆者曾在〈台灣中央銀行體制是獨裁的沃土〉一文中提出警告：「獨裁制度下，台灣固然可能找到比彭淮南更「英明」的央行總裁，但是也有可能任命一個貨幣政策品質無下限，比彭淮南低很多的總裁。台灣人實在不能再冒沒有完整辯論的貨幣政策一言堂的風險」。 後彭時代央行的民主與獨立 彭總裁退休之後，不僅「一言堂」會是問題，「獨立或臣服」於政治的爭論也一定浮現。 各界對彭總裁在現行體制下到底是「獨立還是臣服」於政治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從馬英九總統任內，中央銀行並沒有及早防止房價巨幅攀升的事實觀之，央行有配合政治（或金融業）之嫌。後來中央銀行雖有意打房，但太慢出手，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為「有臣服、但失敗」，以致經濟、政治雙輸的例子。 不過，彭總裁是技術官僚出身，上接威權體制，政治與媒體手段高明是其優點；他表面上和執政當局若即若離，至少仍能維持相對清高獨立的形象。台灣中央銀行體制到底是獨立或臣服於政治勢力，至少對大眾來說，多被彭總裁的政治與媒體手腕遮蓋，而模糊了。 彭總裁之後，總裁人選可能沒有彭總裁的政治與媒體手腕，與威權時代也較無瓜葛，台灣也必須面對較為頻繁的政黨輪替。那時，中央銀行的內部是否民主、外部是否獨立對台灣國家的經濟、財政、金融管理一定更為重要，更值得關注。

立法院果然依照民進黨的意思，補「正」了一個不能制定台灣憲法、不能變更中華民國領土，不能更改國號，不能決定台灣前途、沒有料、沒有鳥的公投法！ 完整、開放、不受限制的公投權利是自由社會的基本要件。沒有完整的公投權利，台灣人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也沒有真正的自由；台灣人只是統治者民進黨、甚至是外國勢力的奴才。公投法修正的結果告訴我們，所有的民進黨立委、沒有例外的、都是閹割台灣人完整公投權利、剝奪台灣人成為自由人的殺手。民進黨已經成為站在外國勢力與台灣人民之間的政治、經濟買辦！ 公投法假如真如民進黨所說的是一部程序法，就不應該排斥東、排斥西。支持一部完整、開放、不受限的公投法，就是支持台灣人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它並不等於支持舉辦「台灣獨立」公投，更不等於支持「台灣獨立」本身。它只是支持台灣人最為基本的選擇的權利。 民進黨假如害怕台灣人民自己制定憲法、反對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機會多的是。以制定台灣憲法為例。制憲公投案從發起、提案、連署、成案、辯論、甚至到投票等多個階段，民進黨儘可以在任何階段採取反對的態度，不用在公投法修法階段閹割台灣人民選擇的權利。民進黨這樣閹割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實在比反對制憲、反對台灣人民自決更為惡劣。 公投法補「正」的結果顯示，民進黨已經關閉了和平的、非暴力的、體制內的自決之路；今後，民進黨當然要為所有因追求制憲、正名而產生的暴力與社會的不安負最後的責任。 公投法補「正」的過程也顯示，民進黨主席一聲令下，所有民進黨立委全部噤聲接受或發聲配合，不禁讓人質疑民進黨是否仍然是個民主政黨，或者它竟只是另一個更會欺騙、更為「民主」集中制的國民黨。公投法補「正」的結果更顯示：民進黨裡面沒有民主派、沒有自由派、沒有自決派、當然更沒有獨派。民進黨只剩下乖乖派和利益派！ 筆者支持台灣民主運動、黨外、民進黨不下四十年，今天終於不得不承認民進黨已是惡靈纏身，已經不是我認識的民進黨。在驅魔師（exorcist）把惡靈從民進黨的軀體驅趕出竅之前，我只能說：「Bye Bye，民進黨！」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柯文哲縱容出來的反年改「王八蛋」在世大運鬧場，致使入場儀式有旗無人、貽笑國際。不料柯卻以開罵「王八蛋」轉移焦點、成功解圍。後來更因選手表現優異，柯文哲成功收割選手努力的成果，並在「網路盟友」與媒體的運作下，聲勢上揚。閉幕式後，總統府與北市府之間的台灣英雄遊行，或許是反映英、哲合作已是雙方努力的方向。 柯文哲對蔣氏父子的殘酷統治多所體恤，已成「反轉型正義」與「反去蔣化」的指標人物。「反去蔣化」的真義是把「蔣化」留下來。「留蔣」有兩種意義：一是確認兩蔣殘酷獨裁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二是合理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民進黨支持柯文哲等於和國民黨一鼻孔出氣，等於台灣價值的全面淪陷，意味台灣人「死好」、活該，傷害台灣的自由、平等、人權。 民進黨禮讓「反去蔣化」的柯文哲當選，等於向國際宣示，除了國民黨之外，台灣的各主要政治勢力與人民全面的確認蔣介石殘酷獨裁統治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正當性。這樣一來，不要說轉型正義沒有了，連台灣人要自救、國際友人要替台灣發聲的論述及其正當性也會受到難以挽回的重大傷害。 獨派不用擔心推出人選會使國民黨得利。柯文哲從接受中國統戰、參訪連國民黨都不敢去的中共革命「聖地」延安，到聲明「崇拜毛澤東」要「向共產黨學習」，一直到最近「兩岸一家親」、「兩岸是生命共同體」、要和中國「床尾和」的名言，乃至世大運打擊、侮辱台灣旗的動作，其傾中程度都超過國民黨。獨派沒有親柯的道理。 此外，獨派推出市長人選，親獨的市議員候選人才有成長空間，有利擴充獨派資源與力量，否則會被柯文哲消滅殆盡。 獨派參選、國獨對決，柯文哲被邊緣化，獨派不必然輸。獨派經過一場大選，即使輸了，實力一定成長；不管中央誰執政，獨派的政策影響力一定大增，也會升高影響二○二○總統人選與選舉結果能力。 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下，國民體育法中「中華」奧會還是打敗了「國家」奧會，而「台灣」奧會居然沒有參賽資格。這證明獨派對民進黨的期待是錯誤的。民進黨之外，獨派中不乏高知名度人士的事實，是本文立論的基礎。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2015/11/19說特赦陳水扁有幾個條件，其中包括： 一、要做司法研究，研究其他國家案例。 二、最大的原則是不讓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繼續對立。 2016/10/18總統府發言人表示：「蔡總統選前說過，相關問題需要進行司法上的研究，但最大原則就是不讓人民在這個爭議上繼續對立」。比起候選人蔡英文，總統府認為：「現階段要確保陳前總統獲得醫療照顧，並且早日恢復健康」。 2017/5/31總統府發言人又重複去年十月的發言內容，並強調「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最好的醫療照顧」。 綜合以上總統府說明，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一、蔡總統認為阿扁有病。 二、蔡總統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要確保陳水扁獲得最好的醫療照顧；至於特赦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 三、蔡總統希望陳水扁早日康復。 四、只要人民在特赦陳水扁的議題上繼續對立，是不能特赦阿扁的。 第四點結論牽涉到蔡英文對陳水扁是否有罪的認定。大選時說「最大的原則是不讓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繼續對立」，這句話有可能是為了不影響選票而說，很難做為分析的基礎。可是當選就任後還是重複同樣的原則，顯然她對扁是否有罪是有定見的。包括兩種可能： 一、蔡總統認為阿扁是有罪的；因為，要特赦一個她認為無罪的人，不用條件。要特赦有罪的人，對罪人是一種恩惠，所以在特赦的時候，才會設定條件。 二、蔡總統認為阿扁是無罪的，但是為了所謂社會的和諧、政治的穩定，請阿扁繼續犧牲，去換取中華殖民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歡心。 遺憾的是，以上兩種說法都不利蔡總統。扁案在違法替換法官、逼證人做偽證、發明「實質影響力」定扁罪等「程序不正義」之下，假如蔡總統認為陳水扁有罪，那麼她與馬英九以及既存司法體系的差別又在哪裡？ 假如蔡總統也認為扁案因程序不正義而判決「自始無效」，那麼怎能要求陳總統一個人犧牲、去遷就中華殖民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法律偏見、成就所謂的族群和諧？ 有權力、有資源、有責任，不讓社會在這個議題上繼續對立者，不正是做為總統的蔡英文嗎？ （作者為扁朝批評者，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人命無價，不是用加、減、乘、除可以計算衡量。然而，即使人命可以秤斤論兩，二千三百萬在世界上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台灣的總人口數位居全球第五十六名，全球排行在前三分之一，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字。 台灣被排除在WHO/WHA之外，不但違反WHO「為全人類健康福祉服務，不得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條件差異，而有所區別」的宗旨，排除台灣也巨幅地損害了所有會員國的健康衛生福祉。 病源的傳播沒有國界。在還沒有找出病源、傳播媒介、治療方法以前，病源的傳播可能以指數快速成長，所以連人口數千的蕞爾小國都不能忽略，更何況二千三百萬人的台灣。 世界各地進出台灣的人數，比台灣的人口數更能點出台灣在世界防疫上的重要性。 二○一六年台灣的外國訪客約為一千零七十萬人，全世界排名三十；其中包括中國三百五十萬，港澳一百六十萬，日本一百九十萬，東南亞一百六十五萬，南韓八十萬，美國五十二萬；即使遠在歐洲的英、德、法三國，每天每國平均都會有一至二百人訪問台灣。這都不是冰冷的死數字，而是活生生的人。這些人不但會把外國的病源帶進來，也會把台灣的病源帶回去。 台灣出國的訪客在世界防疫的重要性，比外客來訪台灣的人次更為重要。二○一六年台灣總出國人次為一千四百六十萬，世界排名二十名以內；出訪最多的目的地為日本共四百三十萬人次，其次是中國、港澳、南韓、東南亞、美加、澳洲、德、法、奧、荷。台灣因被排除在WHO之外，而致世界防疫出現重大的漏洞，疫情蔓延時首波受到重創的就是這些國家的血肉生民。 中國本身不重視衛生、人權與人命也就罷了，如今中國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排除台灣在WHO正常世界防疫體系之外，等於是拖WHO各會員國下水、以損害會員國利益、犧牲會員國人命為代價；這是世界各國讓中國領導世界組織，而又畏於中國惡霸權勢所致的惡果。 重視衛生、人權、人命是文明的指標。中國在WHO的蠻橫繼續得逞的結果降低了世界各國衛生、人權、人命的價值，是世界文明的倒退與世界各國的恥辱。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圖／CC0 Public Domain   台灣的獨立董事制度發展始於1990年代後期，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正式法制化、強制化。獨董的正式與表面的功能是監督公司治理、保護投資人，尤其是中小投資人。但是國民黨黨國文化長期浸潤下所演變出來的台灣政商關係的特質，使得這個正式與表面的功能可能是最不重要，甚至是被嫌惡的功能。 在需求面，現在各上市櫃公司建立的獨董制度多是基於法規的要求，但是在選任時公司權力核心永遠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在獨董的供給面，政府規定了獨董候選人的起碼資格，決定了獨立董事人才庫的大小；在最高總量相對穩定下，各個有候選資格的人也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 不能公開的獨董功能 基本上，獨董選任的市場，就像男女擇偶市場一樣，是一種配對遊戲或賽局；但是獨董市場顯然複雜得多。因為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配偶，而一個公司卻可以有好幾個獨董，一個人也可以擔任三個公司的獨董以及無數的一般董事甚至大董（董事長）。 在需求面，公司權力核心對獨董的不同的偏好與需求，至少包括以下的功能： 1.透過獨董提高公司治理水準、法律遵循以降低違法或被罰的風險（也就是說獨董是公司法遵人員的升級版）。 2.獨董的本業與專長有助公司本業發展策略的討論與思考。 3.獨董形象有助提升公司的社會形象與公共關係。 4.獨董的選任有助加強與其他企業體的合作。 5.獨董增強公司權力核心與親人對公司的控制力與利益。 6.獨董的政治關係有助公司業務擴展或核心董事個人的政商利益。 7.獨董可以作為公司與政府與政治權力者的「橋梁」。 8.獨董有助公司在遵循政府法規上「趨吉避凶」。 上述項目之中，第1項是法定的功能，第2項雖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公開說的。第三項也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拿來宣傳的。第4到8項不僅不是法定功能，而且也不能說、更不能宣傳。值得一提的是，第6、7、8項就是所謂的門神功能。 由於第1、2項功能均可以在公司管理階層內部以專業人員與顧問聘任解決，沒有聘任獨董的絕對必要，所以台灣的獨董大致可以分成兩大族群： 1.伙計獨董或家族獨董 2.政治獨董或稱門神獨董 當然最好用的，是可以兼具伙計獨董與門神獨董的好用、願意聽話、配合的獨董。 道德與法律妥協的需要 在供給面，獨董人才庫裡的人也有自己的偏好： 1.酬勞，越高越好 2.公司名聲，越佳越好 3.公司權力核心，越正直越好，政治手腕越高越好 4.公司權力結構，越單純越好 5.公司產生法律問題機率，越低越好 6.來自公司權力核心明示、暗示的「額外」配合條件，越少、越簡單越好；非法或法律邊緣的要求越少越好 7.配合自已的生涯規劃，甚至有助個人長期政商利益 8.（讀者可以自己想像） 擔任某家公司獨董吸引力的高低，是以上正面或嫌惡因素依個人偏好與道德感整體權衡的結果。而台灣的獨董市場，就是在以上供需兩面互相搜尋、互相選擇的配對遊戲。 由於台灣獨董的選任包含相當多的、或明或暗的對道德與法律的妥協，研究者假如取得的個案數目夠大，透過統計迴歸分析，應該可以得出個人擔任的獨董的家數與酬勞，與任官長久、官位高低、清譽口碑、道德選擇、甚至理念偏好等等的相關性。 反省體制與改革體制——陳師孟vs.林全 以上這種相關性研究工程不小。不過筆者個人非常好奇，於是上網搜尋哪些類人士是獨董，尤其是高報酬獨董的熱門人選。我的初步結論是，在擔任與專長不相關產業的獨董之中，財經退休官員是大宗，這裡頭包括官僚系統出身的獨董與學者從政的獨董。我又特別搜尋了我認識的學者而又曾經從政官員的名字。我赫然發現，沒有一個人不當獨董或大董——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陳師孟。 陳師孟在大董與獨董名單上的缺席，除了說明了陳師孟是什麼樣的人，也說明了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有什麼樣的政府。 2016年4月15日我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林全犧牲享受？」，說林全除了用盡他個人的獨立董事的配額之外，另外還擔任三家公司的董事。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 陳師孟和林全正好是體制的兩極。該擔任行政院長、領導改革的應該是陳師孟。

  近年陸續或同時發生的兆豐案、TRF 案、樂陞案、多項內線交易案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圖／中央社資料照   行政院「兆豐銀行遭美裁罰案督導小組」十月三日決定追究財金首長對兆豐案的督管責任，並將六位前後任財金首長移送監院調查；其中包括2010年以後接任的金管會主委陳裕璋、曾銘宗、王儷玲、丁克華等四位。 這以2010年為界的處分方式，各界解讀容有不同，但是並非沒有其歷史脈絡。 從歷史看2010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就在那一年七月陳裕璋到任，馬政府也開始規劃「翻修」或破壞成立只有六年的金管會組織。馬版的金管會組織法在2011年六月修正並公布、七月施行。 要知道馬英九如何「翻修」金管會，必須熟悉一段簡單的歷史。 台灣的金融監督與管理在2004年之前一向是多頭馬車，多個機關之間搶權、避責。統一事權的呼聲在李登輝執政末期就有，也有所研究。最後在阿扁時代確定成立獨立的金管會，把財政部所有的、與中央銀行的大部分的金融監理權責交給金管會；具有監督銀行必要性的存款保險公司也一併劃歸金管會管轄。中央銀行繼續保留的是貨幣、信用、外匯等專案金檢的權力。農漁會信用部則由農委會監管。 扁版的金管會組織法於2003年立法完成，2004年七月金管會掛牌上路。扁版組織法今天看起來雖不是完美無缺，但是基本上仍是參考國際進步體制如英國的金融服務監理總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立法完成的。 扁版金管會有三大特點 1、首長制與專職委員混合制：所有委員均為專職。主委綜理會務，但法定事項與裁罰審核須依委員三分之二出席，過半數通過處理。主任委員專擅不易。 2、委員獨立與政黨分散的防腐機制：委員九人，除事務官性質的一名副主委無任期保障或限制以外，所有委員、包括主任委員在內、任期均為四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委員任期安排每二年部分輪替，不會因政黨輪替而同時遭汰換；委員屬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3、必須經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在組織法內明訂，且每週開會；個別委員亦可提案經多數決成為委員會決議。 這個制度雖然不能完全防弊，但是因為決議不是主委一個人可以獨斷，所以貪污腐敗較不容易，與金融機構交換利益、被廠商收買 (capture)、期約職務也較困難；委員來源多元、系統性舞弊或掩護越形困難。如有貪贓枉法，因為資訊沒被完全壟斷，也較容易為外界偵知。 以兆豐案及民間懷疑兆豐為政黨與政客藏錢、洗錢為例。假如扁版金管會猶在、沒被解體，則兆豐案是否會發生可能還是一個問號。如果還是避免不了發生，至少因為委員來源多元，比較紙包不住火、容易釐清新政府的責任，不用背負幫國民黨掩護的黑鍋。 圖／本報資料照，張良一攝 馬英九為何「翻修」金管會，難人尋味、「匪夷所思」 2011年馬英九政府把扁版金管會的三個特點完全破壞。它把金管會變成沒有委員，沒有任期制，沒有黨派限制，只有主委、副主委的委員會。為了符合「委員會」之名把三名部長列為沒有權責、幾乎完全不開會的兼任委員。 2011年以前行政院之下具有類似扁版金管會組織架構的，還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馬政府為何「獨厚」金管會，在組織改造中把委員與委員會「精簡」掉，難人尋味、「匪夷所思」。 要了解這個變化有多大，請看看扁版的金管會委員會議集思廣益、集體決策的力量有多大；它可以議決下列所有事項： 一、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之擬訂及審議。 二、金融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三、金融機構之設立、撤銷、廢止、變更、合併、停業及解散之審核。 四、違反金融相關法令重大處分及處理之審核。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金融重要措施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但在馬版金管會組織法下，以上的權力由主委一人獨享，而且明白規定：「本會金融監理業務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這等於是依法主委可以獨裁。以裁罰金融機構為例，主委要罰多少錢、就罰多少錢；主委說不罰就不用罰。這樣，是否裁罰，罰多、罰少來回權宜之間，權力有多大、錢力有多大，對廠商「恩情」的空間有多大，期約交換民間職務的旋轉門空間有多大，可想而知。 金融機構需要金管會「核准」所牽涉的利益更大。金管會主委有這種誘惑，金管會各級官僚作為是否核准與裁罰決策的啟動人，當然也有類似的誘惑。 但是請注意，在馬版之下主委已經沒有任期保護，所以實質上必須回應行政院長與總統的指示與壓力。這種壓力存在的事實，就很難讓人不把大型的金融弊案和總統、行政院長連在一起。馬總統和他的國民黨遭受質疑不是沒有道理。 政黨輪替後，在馬版金管會之下，因為主委、行政院長、總統大權在握，也難怪人民把清理不力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主委，甚至上推至行政院長、總統身上。 圖／中央社資料照 金融監理制度翻修的重要與方向 在馬版的金管會體制之下，近年陸續或同時發生的兆豐案、TRF 案、樂陞案、多項內線交易案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馬版獨裁又鬆懈的金融監理制度需要翻修顯而易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2010年通過 Dodd-Frank 金融改革法案，加強規範金融機構利益衝突的、高風險的行為與商品，成立新機關以補救監理漏洞並保護消費者權益。英國甚至將原來的金融服務監理總局 (FSA) 一分為二：一為延續原 FSA 的獨立的、規範金融機構對外行為、保護消費者、促進競爭的機關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 FCA：一為成立隸屬於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監督金融機構健康與安全的機關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簡稱 PRA，使政策思辨相互影響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穩定均由中央銀行負責。 民進黨政府的金融監理改革，除了可以參考英美制度的優點之外，最基本的應該是： 一、恢復扁版的委員會決議制、任期制、黨派分散制，以得集思廣益、避免獨裁、預防貪腐之效。 二、建立適切的金管官員旋轉門制度：職務越基層、專業金融技術性越高、旋轉門條款越寬；權力、階級越高、人脈成分越密集、越沒專業、旋轉門條款越嚴。

  要改革一個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最為有效。圖／中央社資料照   許多有良心、有理想的退休公教人員認為退休公教優利存款18趴的制度應該廢掉，但怯於公開批評。主要原因是，這些人一提出對18趴的批評，就被「惡勢力」或無知的民眾取笑為什麼自己還在拿、甚至被逼迫退出18趴，掉入「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陷阱。這種「惡勢力」利用無知民眾得逞的結果是18趴制度原封不動的主要原因。以前蔡英文、蔡丁貴都曾被修理；現連已經退出18趴的劉明新老師也被鄙視、侮辱一番。 我們現在以公共利益的觀點，來看看圍繞在領十八趴、批十八趴、退十八趴的幾個問題。 假如18趴「制度」是不符公平正義、是錯的，那麼下列九種人，哪一種人是推動制度進步的道德力量，哪一種又是阻擋改革的黑色力量？以下以「批」代表「批評並推動廢除」，以「支持」代表「不表示或公開支持」18趴： 一，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二，拒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三，無資格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四，無資格領十八趴，批十八趴，卻批評第一種人「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五，無資格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親朋在領十八趴或政治考量）。 六，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 七，無資格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親朋在領十八趴或政治考量）。也批評第一種人「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八，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也批評第一種人「領十八趴、批十八趴」。 九，領十八趴，支持十八趴，也批評第一種人，甚至批評第二種人；即劉明新老師的批評者。 上述九種人雖然沒有窮盡所有的可能性，但是應該可以涵蓋大多數的人。這九種人中第一、二、三種都是批十八趴的人，其中第一種人準備在制度改革成功後放棄自己的利益，第二種人則已經放棄自己的利益；第一、二、三種人都是明顯的社會進步的力量。第五、六、七、八種都是支持十八趴的人，是阻擋改革的力量；其中以第七、八、九種最為惡劣，因為他們不但支持十八趴，甚至還取笑、恐嚇或攻擊推動十八趴改革的人，意圖使第一種人不敢站出來推動十八趴改革。 第三、四種人都是無資格領十八趴的人。假如他們有資格領的話，他們是不是還會反對十八趴還很難說。所以平均而言，第一、二種人改革與進步意識比第三、四種人還強烈，應該要被稱讚鼓勵。另外，第四種人批評第一種人，可能是自己吃不到葡萄，對別人太過苛求，甚至被支持十八趴者所利用，反而使第一種人數減少，削弱改革力量，是實質的笨蛋。 要改革一個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最為有效。所以，有心人以攻擊第一種人不要臉，使它們不敢出來反對十八趴，實在是一種壓制、禁聲的陰謀；這些指責人家不要臉的人，就是台灣公平正義與十八趴制度改革的敵人。以前馬政府總統府有個副秘書長就是這號人物。他把主張廢18趴的軍公教汙名化成「也要拿、也要罵（罰）」，一時之間還真使人百口莫辯。其實「也要拿、也要罵」，主要用在枉顧公共利益、要拿人民的好處、又要懲罰百姓的貪官汙吏上；把改革者污名化成傷害公共利益的貪官汙吏實在可惡。 很多國民黨人的詭辯語言一向是：你一旦活在「偽中華民國」體制下，在「偽中華民國」體制下享受生活的方便，愛「偽中華民國」的新台幣，你就不能罵「偽中華民國」。假如這種詭辯成立，世界只能回到石器時代。領十八趴就不能批十八趴，其謬誤顯而易見。 其實十八趴要廢的是整個制度，一個人的棄領固然可以表現私德的崇高，並戲劇化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對社會進步、公德與制度的改革而言，第一種人與第二種人並無太大差異。尤其是，第一種人為數眾多，假如我們的社會能破除「惡勢力」對第一種人的汙衊，讓他們能更公開的站出來反對18趴，那麼改革的希望一定更大。 一個有良心的人出來主張廢十八趴，結果在制度改革以前卻被要求先犧牲自己，棄領十八趴，而那些惡勢力，卻可以繼續享受其十八趴利益。天下哪有這種道理。 我們必須給領十八趴、批十八趴的第一種人按個大大的「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