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女大生擄人命案，嫌犯前案因警察績效考量「被消失」，以致未能防患未然。其間，市長、行政院長、總統多次道歉，在在凸顯警察績效制度不改，再多司改規劃亦屬枉然。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僑生遇害，多名師生昨發起追思活動，出席者在追思牆前獻花。（記者萬于甄攝）     去年，日本整年刑案數七十五萬件（不含交通業務過失者），破獲約廿九萬餘件，整體破案率僅卅九．三％。其中，重大犯罪如殺人、放火、強盜、強制性交等，大約四千七百件，破獲四千二百件，破案率八十九％。至於較常發生於人民生活周遭的竊盜、詐欺、侵占罪等，大約五十五萬八千件，破獲約十八萬一千件，破案率卅二．四％。日本近十年全般刑案破案率徘徊在三成多，惟相較先前十餘年總停留在二成多，已有明顯進步。同時，日本對於重大、暴力犯罪設有「被害保護官」，以單一窗口、即時對應服務被害人及其家屬，提供彼等驚恐或慌亂中所需資訊、協助以及生活支援。 相對地，我國警政署資料顯示，去年同期全般刑案總數約廿六萬八千件，破獲達廿五萬八千件，破案率九十六．四一％；暴力犯罪八五九件，破獲數八九八件，破案率一○四．五四％；竊盜案件約四萬二千件，破獲約四萬件，破案率九十五．五九％。 綜觀台灣近十年全般刑案，犯罪數總是「年年下降」，破案率則是「節節高升」，不受社會、景氣就業等變動影響，以致近五年暴力犯罪破案率，甚至高過一百％。然而，比較台、日警察績效數字，不禁令人好奇：台灣警局沒「上下其手」的，請出聲一下？不難想像類似日本「低」破案率若如實呈現，台灣警政首長勢必成為朝野攻防的「相罵本」，也是政黨惡鬥的「替死鬼」！ 日本警政依據偵防統計資料，大致描繪殺人等重大犯罪者特徵，包括九成無業、單獨犯案、八成攜帶犯罪工具、六成為初犯、動機多出於癡、怨、恨，三成案件好發於晚上八點至凌晨二點，現場於戶外者以道路上最多，若使用交通工具多以自用車為主。對照長榮女大生的擄人命案，犯案情節與日本警政統計的剖繪「若合符節」。亦即，警政績效統計的運用，保官、保民，兩國大不同！ 警察辦案無視被害人暗夜哭泣，不能苦民所苦與被害人同在，警政統計未能反映偵辦實態遮遮掩掩，若痼疾不改，警察專業尊嚴、工作價值何在？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教授）

歸仁雙屍命案死刑被告謝志宏關押十九年，又經刑事再審程序改判無罪。如同江國慶、徐自強、鄭性澤等，再次敲響司改警鐘，冤獄黑牢、死刑誤判成為台灣法治社會難以磨滅的汙點。 台南「歸仁雙屍命案」再審，謝志宏（右二）獲判無罪。（資料照，記者王捷攝）     本案死刑改判無罪的主要理由，在於謝志宏的警詢自白欠缺影音證據之違法、同案被告指控謝志宏的不利供詞前後不一，均無客觀資料可供比對、檢驗，基於無罪推定而排除相關事證。可是，歷來司改有關冤假錯案警察究責機制均未檢討，另對刑事程序警察定位職權變革亦未重視。 依據「法務統計」官方資料顯示，地檢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來源，「司法警察機關移送者」佔逾七成，「檢察官自動檢舉者」未達一％。再者，日前「華山姦殺案」是否判死的爭議，應多考量犯罪當下動機目的、計畫預謀，犯罪現場手段兇殘、暴戾程度以及犯後態度等，方能符合「行為責任」刑罰原理，回應「最嚴重犯罪」國際規約要求。亦即，犯罪追訴大多源自司法警察之前哨策動，死罪量刑也多取決警察之前線蒐證。 二○一六年司改國是會議「總結報告」，十二項主題、近百子題、五千多文字，涉及警察職權者僅有：「合理化警察績效制度，提升執法效能，以維護社會安全」寥寥空泛數語。換言之，政府司改推動不重視警察職權定位，警察偵查蒐證自不在意司改動向成果。惟警察位居刑事程序最前線，偵查惡習不改有如「上游污染」，如何期盼法庭審判「下游河清」？蓋法庭審判依據「證據裁判」，法官認定事實無能隔空抓藥、隔空打牛。 現行警察績效評比、偵查專案制度等傳統陋規下，造就警察蒐證移送地檢就不關我事的辦案心態，對自白任意性、證據排除等審判法則又漫不經心，期盼提升審判品質、司法公信無異緣木求魚。 近年，台灣強調司法民主，對偵查辦案中立、公正執法的專業要求提高。警察蒐證保全乃刑事程序的「最上游」，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前線」，主政者推動司改應該對症下藥、超前部署。 （作者為日本一橋大學訪問學者）

  去年，小英總統五二○就職演說，談及司改議題聽眾有感、掌聲最大。今天，總統府召開司革總結會議，五個組別一○一位委員，總計四十餘次會議，歷經半年開會，如何收尾應值關注。面對「人民頭家」國際浪潮，司改政策必須「人民為本」，司改變革應該「人民有感」。然而，有關「人民參審」議題，有討論、沒決議，「虎頭蛇尾」。 日本凡涉殺人、強盜、販毒、放火等重大犯罪，隨機抽選六名民眾與三名職業法官，共同參與審判程序並一起決定罪責有無、刑罰輕重。該國每年接受參審通知而與法院連結的民眾，高達二十五至二十六萬餘人，進出法院參加審判選任了解審理過程有四、五萬之多，實際坐在法庭與法官共同決定個案公平者近一萬人。換言之，人民參審讓平常不與法院往來的數十萬民眾，藉由其參與法庭程序經驗分享周遭家人、同事，正是強化司法透明、降低司法門檻、提升司法公信等司改目標的具體實踐。近年，ＯＥＣ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司法信賴度」調查，日本以六十五％高於全體會員國平均值的五十四％。 台灣討論人民參審司改可能，總是侷限民眾參與審判有無表決權等，或應採行英美「陪審」、歐陸「參審」，爭論不休、對峙互槓。二○一七年，日本最高法院最新調查統計，即使抽選來到法院參審的一般民眾，仍有多達五十一％持「不想參加」、「不太想參加」的想法。分析其原因，包括審理期間過於冗長、企業人力不足、正職工作減少、人口平均年齡老化、民眾對於人民參審關注下降等。對照台灣現狀，相關問題同樣存在，並且如何克服本地「自掃門前雪」或「訟終凶」社會氛圍，吸引人民參與，審判程序如何減低民眾負擔，願意共同維護社會公義，方是該國順利推動人民參審的成功關鍵。 二○○九年迄今，日本最新統計實施人民參與審判計約一萬兩千餘件，總計宣判死刑二十九人、無期徒刑近一百八十人、十年以上徒刑者超過三千人。一般民眾參與審理程序，平均審理程序前後三天、開庭僅四次左右，且審理過程民眾感覺容易了解、有所貢獻者高達九成。意即包括死刑與否等重大爭議案件，不是價值選擇、宗教信仰的抽象爭辯，而是面對眼前被告「人體肉軀」的常識判斷、是非對決。台灣司改國是會議結論條列十二項主題洋洋灑灑，但若不能調整審理程序事實主張、證據調查「目視耳聞」、「即知其義」，人民參與審判仍舊霧裡看花、隔閡依在，相關司改變動倡議仍是「空有其表」。 （作者為司改國是會議委員、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