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理容提供）   再過一百多天就是台灣大選，侯侯訪美，暴露不懂國政的窘境，郭郭續演他的黃金鬧劇，柯柯呢？即使民調大幅下滑，仍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誤認為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先賢蔣渭水有連結，而不明究理的跟隨，其實柯文哲只是偷竊蔣渭水的外衣，其精神與內在完全不是蔣渭水。 身為蔣渭水先生的後代，我經常被這個惡行帶來的後患所困擾。 台灣是民主國家，有組黨自由，正式立案的政黨超過一百個。柯文哲在二○一九年所創的政黨，是模仿蔣渭水為反殖民體制而在一九二七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柯文哲以自己的生日作為創黨日，將黨名設為「台灣民眾黨」，但黨綱中看不出任何具體的國家意識或中心信仰，對黨員也沒有什麼規範，甚至黨員可擁有其他黨的黨員身分，也可游離於其他政黨進進出出！如此倒行逆施，根本就是對先賢的大不敬，令有識之士、學者譴責，但在現代民主社會，法律也無法制裁他。 我是這樣想，就讓我們從自己做起，凡是不認同柯文哲使用蔣渭水時代的正派政黨黨名的有識之士，我們不須費力解釋「我是在說一九二七年的台灣民眾黨啊」或說「柯文哲冒用台灣民眾黨的名字」等等，也不必用簡稱或戲謔、貶抑的名詞稱呼，如「台民黨」、「TMD」、或「蚵黨、苛痞子黨」，等等，醜化對方其實我們也會很難過。 我自己不得不提到那個黨的時候，就稱它為「KP黨」，「KP」並無貶義，是他自詡為柯教授、柯醫師「柯Ｐ」的字母，而且非常符合他們全黨「只為一人」的初心。我的一位年輕朋友設計了這張圖很有意思，在我心中，這個黨真的就是長這樣！網路上其實還有很多類似的戲謔圖，也有不少作品頗適合當KP黨的圖騰。呼籲大家就稱這個欠打（台語發音）的黨為KP黨，而把「台灣民眾黨」的光環回歸蔣渭水先生與同時代的先賢吧。 （作者是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

  仰角仰望著名的胡佛塔。圖／蔣理容提供   有一句俗話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自由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蔣渭水在「治警事件」中繫獄的日子裡留下的日記，不只一次因看到同志被釋放而歡欣雀躍，他寫下「我願用明天的陽光，換取今天自由的空氣」，更是一種「不自由、勿寧死」的堅毅胸懷。 鄭南榕辦雜誌主張台灣獨立，被警總視為叛亂而欲逮捕他，他說：「我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們不會抓到我的人，只會抓到我的屍體！」壯烈的自焚而死。終於促成多年後台灣政府明訂他殉難的日子---- 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 知名大學的校訓 世界上知名的大學都有讓校友引以為榮的校訓，其中不乏「主張自由」、「追求真理」的內涵。如哈佛大學：「讓柏拉圖與你為友，讓亞里斯多德與你為友，更重要的是，讓真理與你為友。」麻省理工學院：「既會動腦，也會動手。」加州理工學院：「真理使人自由。」哥倫比亞大學校訓雖充滿宗教意涵，但仍不脫「在神的榮光中，追求真理、尋找光明。」等等。 史丹福大學的校訓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原文是德文，意思是「讓自由的風永遠吹拂」)，這個校訓是第一任校長大衛史塔．佐登所訂定的。不只鼓勵，也承諾了全校師生都能自由無阻的從事教學和相關的研究活動，包括宗教、思想的不受拘束，性別平權的自由表達。 史丹佛大學校訓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德國人類學家修頓的名句。當佐登校長決定用這句話作為史丹佛大學校訓時惹來許多爭議，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任何德語文字都會帶來恐懼與懷疑，甚至如「愛國主義」這種字眼也會釀禍。但是校長不為所動，他認為「戰爭不能阻礙教育的發展，戰爭也不能箝制思想的奔放自由」。因為校長的堅持，才造就了這一經典校訓。 1891年10月1日，正式的開學典禮當天，校長向首批學生致詞：「史丹佛沒有任何傳統，也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校區裡所有的路標都『直指前方』，史丹佛大學也只是不斷激勵著你，前進！」 史丹佛大學 座落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塔克拉拉縣的帕洛阿圖牧場，原是史丹佛大學創辦人利蘭．史丹佛的一座莊園。學校整體規劃建成後，這些由紅磚及固態砂岩砌成的屋宇散發著強烈的加州特色，造就美國西海岸獨特的生命活力和人文氣息。 學校建築奠基於1887年五月，藍圖由當時名聲最卓著的建築師、紐約中央公園的設計者歐姆斯特德繪製，利藍先生本人也參與設計。校園中央那羅馬風格的四方形紅磚建築群便是百年前這位歐姆斯特德大師的手筆。康乃爾大學校長曾讚美那是「全國最美麗的大學建築！」想必很多人都同意這個看法。190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到訪史丹佛。他也是稱讚道：「這位忠於美國風格的建築師所設計的不是只跟著時尚，而是將古加利福尼亞式風格巧妙的帶進一所嶄新的大學建築上。外觀上如此獨特，配上峽谷地理格局及秀麗的天空，最後它會成為一所非常親民、又非常適合學術發展的殿堂。」 這個佔地六千多英畝美麗的校園，就鋪展在帕洛阿圖蒼翠的牧場草原和小山丘上，與壯麗的舊金山海灣遙相呼應。 鳥瞰史丹佛大學紅色屋宇的校舍。圖／蔣理容提供 創校史---- 一則感人的傳奇 學校全名是「小利蘭．史丹佛大學」（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是創辦者利蘭．史丹佛夫婦為紀念他們早逝的獨子而創建的學校。一樁令人悲痛逾恆的家庭故事，竟造就了劃時代、具歷史性的大成就！ 這個創校的故事的確令人動容。 利蘭．史丹佛1824年出生在紐約州阿班尼市的一個經營小農場和小客棧的家庭。仗著年輕的雄心壯志，婚後不久就帶著他的妻子珍遠赴西部打天下，1861年成立了「加州中央太平洋鐵道公司」，隔年還當選為加州州長，不可不謂是英年得志。八年後完成連接美國東西橫貫鐵路的工程，也使他成為巨富、企業鉅子。44歲那年，小利蘭出世了！此時此刻真是史丹佛生命中最完美無缺的一個篇章了。 作為史丹佛家門產業、聲名和財富的唯一繼承人，小利蘭從小就接受了比他同年齡的孩子更完整而嚴格的教育，同時當然也享受到許多孩子難以想像的優裕生活：比如騎著他的小馬奔馳在帕洛阿圖廣闊的山巒莊園 ; 他的玩具火車擁有四百英尺長的鐵道！他還經常與父母漫游歐洲名城、觀賞古跡，也看著父母親搜購藝術珍品，學習歷史、藝術、文學知識和品味。 1884年三月，小利蘭在義大利佛羅倫斯生了病，一病不起，三個星期後的一天清晨離開了人世。他的父親在極度的身心交瘁中睡著了，恍惚中見到兒子出現在面前對他說了一番話。他糢糢糊糊記得其中幾句，大意是說：「父親，不要對生命絕望，應該積極為人們做些事。」 利蘭先生醒過來對他妻子說的第一句話便是：「加州的孩子們將會是我倆的孩子。」這句話後來成為史丹佛建校的歷史性名言。 利蘭和珍懷著巨大的悲痛從歐洲乘船返美，在東岸登陸後先去訪問東部幾所名校----康乃爾、耶魯、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夫妻倆開始構思一所大學雛型，打算付出財產、土地和一生心血，以早夭的兒子之名為名的學校，培育更多如同亡兒那般優秀的年輕人成長、茁壯，成為社會中堅。 在與哈佛大學校長長談之後，他倆心目中已有了定見，便回到西部，不再有孩子音容笑貌的帕洛阿圖家中，過了一年多，「史丹佛大學基金會」正式成立。同時，利蘭．史丹佛當選為國會參議員，不但政治生涯邁向另一個高峰，也是他對全世界的勇敢告白：他不但沒有被喪子之痛擊倒，更將他對獨子的愛化為對廣大群眾的擁抱。 參議員的職位需要利蘭先生駐留在華盛頓，於是建校的大部分責任落在珍的肩上。珍是一位個性格堅毅的女子，容貌毫不出色，表情也總是冷靜肅穆，但她是一位觀念開明、受良好教育的女子。為她寫傳記的作家稱「她具有『鐵一般的意志』，只有當小利蘭斜靠她肩上依偎著她時，做母親的才顯出神色溫柔愉悅，且帶有溫暖的笑容。珍與美國婦女參政權倡導者蘇珊．安東尼是好友，這在一百年前的美國是非常先進的。一般認為，把史丹佛大學建為一所兼容並蓄，不限制性別、種族、宗教的開放學府，應該是來自珍的主張。 珍．史丹佛的畢生心血 1987年5月14日是小利蘭．史丹佛十九歲生日。史丹佛大學舉行奠基典禮，珍站在利蘭先生身邊，注視校址第一塊基石奠定，淚流滿頰，但自始至終，她都沒有低頭拭淚，一如她對孩子從小成長和教育的一貫態度-----溫柔而堅毅。校舍建築進度比預期的緩慢，直到1891年10月1日才正式開學。註冊學生有465名，開學典禮有兩千位賓客參加。禮台上坐著史丹佛夫婦、首任校長佐登博士和貴賓們，禮臺背景懸掛著小利蘭的畫像。以手支頤的小利蘭是一位瘦高俊秀的少年，他逝世於16歲，而禮台上畫像把他畫得略顯年長成熟，像更接近若還在世的年紀-----正是大學畢業之齡。 奠基到開學間並非一帆風順，建築的進度延宕，但都在史丹佛夫婦的全力支撐下一步步踏上坦途。開學之初正值全國性的不景氣，沒有收入的新學校（史大在建校初期是免費的）一直承受著很大的經濟壓力。1893年六月，利蘭先生在睡眠中溘然長逝，留給孤零零的珍一所脆弱飄搖的大學和一批被州政府扣留檢驗的資產。許多人勸珍將學校關掉變賣校產，更多的人預估她根本熬不過這個難關。然而，珍的「鐵一般的意志」在此時顯現出來：她咬牙硬撐，節縮學校的人事開支，甚至不惜動用丈夫的人壽保險金和她自己的私人積蓄悉數投入學校，才扭轉了要被迫關門的命運。 正以為可以喘一口氣的當兒，聯邦政府忽然宣布要扣押校產，因為「中央太平洋鐵道公司」與政府之間有一筆巨額貸款。此後的兩年間，珍為學校的命運再度焦頭爛額，奔走於加州與華盛頓之間，為學校的前途向各方人士包括克利夫蘭總統請命。最後總算在1896年三月，小利蘭逝世紀念日的前幾天，最高法院判決校方勝訴、政府無權扣押校產！當晚舉校狂歡慶祝。 最後，鐵道公司的資產問題也解決了，珍便將自己名下的股份脫手所得的一千餘萬美元悉數投入學校基金。佐登校長在回憶這段長達六年的艱苦歷程時說過：「學校當時真是命懸一線，那『一線』，便是一位好女子、更是好母親，無邊的愛心。」對於珍來說，這所學校是她的兒子在這世間給人們存留的唯一記憶，也是她與亡夫共同擁有的一分最寶貴的記憶。 珍七十五歲那年，也是她的丈夫去世後十年，學校一切都上了軌道，蒸蒸日上，她對學校的前途有了充分信心，便宣布放棄她作為建校者的權益，不再掌管校務而只關心學術方面的發展事宜。她給校董事會的贈言是：「勿泥古不化，應勇於創新。」這時她方才有了使命完成的輕鬆之感，大部分時光都用在遊覽、散心、休養。在世界各地旅遊探訪，足跡所到之處幾乎都有校友熱忱接待，使她十分安慰。 大愛、無私的故事 1905年，珍以77歲之齡逝世於夏威夷旅館。珍的葬禮就在史大的紀念教堂舉行——那是珍為紀念她的丈夫而建的教堂，以精美鑲嵌壁畫聞名。她也早已在學校植物園裡建好了一家人的陵墓，在兒子逝去21年、丈夫逝去12年之後，這一家最親愛的人終於長眠在一處了。史家的陵墓掩映在校園一處幽靜的參天濃蔭中，是一間希臘式大理石建築。墓門上方只簡單地刻了三個名字：利蘭．史丹佛、珍．L．史丹佛、小利蘭．史丹佛。這一家當然沒有後人，珍也始終不收養孩子，不指定繼承人。他們的資產便是學校的基金，由基金會全權負責。建校之初，他倆便在校章上斬釘截鐵申明：「史丹佛校址的土地永不出售。」所以一百多年來在這寸土寸金的帕洛阿圖地區，史大校園的土地始終沒有縮小過。這六千多英畝的美麗綠原溫柔地綿延起伏，像母親的胸膛，滋養著她的「加州的孩子們」。 觀光客來訪史丹佛校園，最愛停駐取景的地方除了具代表性的校舍建築和拱門長廊，還有紀念教堂前的「方場」、「羅丹雕像花園」（這是全美最大的羅丹作品收藏所），以及林木深處，史丹佛一家三口的墓園。 一個生命中永不能彌補的缺憾，如此難以逆料、無可奈何、不可捉摸……卻又如此感人，恆常不滅。 史丹佛一家三口的雕像。圖／蔣理容提供

  郭芝苑創造許多「台灣第一」的紀錄。圖／郭芝苑基金會提供   「誠如安徒生童話《紅舞鞋》，故事中的主角身受紅鞋魅力吸引，矢志舞蹈、至死方休的決心一樣。我從少年時代為音樂覺醒以來，到今天一直熱愛古典音樂的創作，我完全無法脫離音樂而生活，可說是穿著紅鞋的人生。」 ~~郭芝苑1998年出版自傳《在野的紅薔薇》一書自序 郭芝苑的祖先從福建同安縣貧瘠的農村移居台灣，經過六代的辛勤耕耘，生活逐漸安定富裕，發展成顯赫的大家族。1921年台灣「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年代，郭芝苑誕生在苗栗縣苑里鎮，郭家這個具有高尚文化層次的家庭，讓他比一般小孩更早接觸到西方文化，優渥的環境讓他無後顧之憂地追求自己的音樂理想，中學畢業後他就負笈日本，大學時在音樂系作曲科就讀。 自稱是失聲的一代 郭芝苑一生跨越日本殖民中期台灣的黃金時代，和日本統治末期台灣文化備受壓迫的時代。直到戰後，由於郭芝苑不諳中文，只講台語和日語，不適應中國人的習慣、大環境和作風，只有短暫活躍於戰後初期的台灣樂壇，稍後即遠離音樂舞台，隱身鄉野，專心創作。他具有高學歷文憑，卻也沒能到大學擔任教職。統治者的語言政策下，郭芝苑寫作的藝術歌曲往往只能用「國語」發表，他常常不諱言自己是「失聲的一代」。 郭芝苑秉持「本土性就是世界性，民族性就是國際性」的認知，譜寫雅俗共賞的歌曲，他22歲在日本求學時就接觸多位現代民族音樂派的作曲家，其中包括台灣留日的江文也，算是同世代音樂家中，少數融合古典與現代音樂的先驅人物。當江文也回歸其心目中的祖國中國後，當時台灣音樂界深具管弦樂作曲能力者，就只有郭芝苑。 1959年，史惟亮從法國返台，帶回現代音樂的一股清流，以當代最新的作曲技法，展開一連串的現代音樂運動。郭芝苑看到史惟亮憑一己之力，促使樂壇呈現新風貌，如獲知音，更勤奮創作不輟，繼續推出「台灣古樂幻想曲」、「村舞」、「東方舞」和「鋼琴奏鳴曲」等。郭芝苑更在1967年以46歲高齡再度赴日，考上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作曲科研習。 省交14年，潛心作曲 1973年郭芝苑接受史惟亮的邀請，進入「台灣省交響樂團」研究部，專職作曲及編曲，以及撰寫曲目解說等等。在省交團專注工作14年，郭芝苑曾於半自傳體的音樂手札一書中自述，史團長曾邀請他擔任研究部主任一職，但因自認為沒有受過中國教育，又不諳行政事務而婉拒，他衷心覺得只要能在研究部作曲、研究以及能發表作品，已是相當心滿意足了。 看似平淡無華的一生，郭芝苑其實創造許多「台灣第一」的紀錄： 1955 年台灣省交響樂團首次演出台灣作曲家的管弦樂作品，郭芝苑的《台灣土風交響變奏曲》在中山堂首演，由王錫奇指揮。隔年1956，這首曲子在台北市與美國印地安納波里斯市締盟的儀式音樂會中演出，是美國人首次聽到來自台灣的聲音。 1974年李泰祥指揮、簡若芬彈奏演出《小協奏曲──為鋼琴與弦樂隊》，這是台灣音樂史上第一首鋼琴協奏曲。 1977年，陳秋盛指揮省交訪韓，與釜山交響樂團合演郭芝苑《民俗組曲》，是韓國人第一次聽到台灣作品。 1985 年，台灣歌劇首征法國，郭聯昌指揮國際管弦樂團，在夏隆桐劇院演出全本《牛郎織女》。 郭芝苑於2013年4月12日病逝於苗栗縣苑裡鎮老家，享壽92歲，孜孜不倦、辛勤作曲的一生，得獎殊榮無數： 1987年，以「小協奏曲──為鋼琴與弦樂器」獲金鼎獎作曲獎。 1993年，獲頒「吳三連獎」音樂類藝術獎。 1994年，獲頒舊制第19屆國家文藝獎，得獎作品《交響組曲「天人師」》。 1999年，獲頒「台灣文化榮譽博士」學位。 1999年，歌劇「許仙與白娘娘」於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首演。 2000年，於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發表《台灣吉慶序曲》。 2001年，12月，靜宜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表彰他對台灣民族音樂的貢獻。 2002年，獲頒第13屆金曲獎終身特別貢獻獎。 2006年，獲頒第10屆國家文藝獎。同年又獲頒行政院文化獎。 致力推廣台語藝術歌曲 平澹自持、不求名利的郭芝苑曾驕傲的說：「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地位。」但是，講起郭芝苑在音樂上的成就，不能不提到留學紐約歸國的苗栗同鄉聲樂家阮文池。 他們相識於九零年代之後，阮文池深感以台灣文化背景作為創作元素的郭芝苑孤單行走在音樂國度裡，乃決定追隨前輩，致力推廣台語藝術歌曲，兩人一起創辦「郭芝苑室內合唱團」，約定每週五晚上在阮文池家中練唱。台灣生態協會理事長鍾丁茂教授也是合唱團重要成員，他曾以〈拜五暗時〉台語詩，生動描述合唱團員練唱時凝聚的熱忱。 因為阮文池這位具有強烈使命感的聲樂教授(或說「草根音樂工作者」)的知遇，郭芝苑再度找到創作動力，晚年回歸到歌樂的寫作，以最熟悉的母語—台語來譜曲，這是他過去想做而未完成的工作。這些台語歌詞來源多是與生活背景、人民情感或社會現象相關，是台灣的生活寫照，讓音樂更貼近人民的生活，更增添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 阮文池的家不僅充當合唱團訓練場所，每逢假日經常高朋滿座，眾多好友喜歡在這裡談音樂藝術、環保、哲學、時事，往往也爭論得面紅耳赤，他們形容這裡是「台灣文化的據點」！而合唱團更在阮文池指導下，一群不專業的歐吉桑與歐巴桑竟然也唱出了非常專業的水準，常常征戰海內外，傳播著台灣歌樂之美。 郭芝苑前輩終生以創作音樂為職志，默默耕耘，也影響了晚輩知音，接續他的腳步，在台灣音樂史上留下動人的功績和成就。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誕生於日治台灣的台北大稻埕，從聲樂家知名，也跨足多領域，都有不凡的成就。圖／翻攝自 Youtube 影片   命途多舛，終得重見天日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誕生於日治台灣的台北大稻埕，1983年10月24日逝世於中國北京。在國家認同上，他可能自認是中國人，而國際間卻普遍認為他是台籍日本人。在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中，日本人視他為殖民屬地的台灣人；中國人看他卻不是中國人，文革時期將他打為黑五類！而在他的出生地台灣，人們更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台灣人。江文也的一生，就是這麼身不由己地成為時代夾縫中的邊緣人。 有如西方音樂史上的馬勒，出生於猶太家庭，他自述：「在奧地利人之中，我是波希米亞人；在德國人之中，我是奧國人；而在世界人種裡面，我是猶太人。」這種無根的飄泊感使他的一生都帶有悲劇色彩。 歷史終究要還給江文也一個公道！是該還給江文也藝術光環的時候了，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江文也傳記〜音樂與戰爭的迴旋》即將要出版了。 2016年適逢江文也以《台灣舞曲》在1936年德國柏林舉辦的第11屆奧運會國際藝術競賽中獲獎的八十周年，「國立台灣交響樂團」NTSO將於9月17日在台中市中興堂舉辦「台灣人第一面奧林匹克獎牌80周年慶《江文也之夜》」音樂會，指揮是簡文彬，而大師江文也本名「江文彬」，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文彬VS.文彬」的樂壇佳話！壓軸曲目就是這首值得引頸期待的《台灣舞曲》。 圖／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奧林匹克的「藝文競技」 古代希臘奧林匹克只有「體育競技」，到了1912年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時，首次增加包括了繪畫、詩歌、雕刻、作曲、建築等項目的「藝文競技」。1936年希特勒主持在柏林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的藝文競技已是第七屆。 江文也的管弦樂曲《台灣舞曲》通過日本作曲家協會甄選，再由體育協會推舉，共有五位選手獲選入管弦樂作曲組，代表日本赴柏林參賽。當時，台灣的報紙也曾經熱烈的報導，但當26歲的江文也從五位「日本人」中脫穎而出，成為唯一的得獎者（金、銀、銅牌之外的佳作，也稱「特別獎」，一般稱為第四名），消息傳來，日本的作曲家聯盟竟刻意淡化，連返國的奧林匹克委員受訪時也是輕描淡寫。原因無他，另外那四位樂壇知名的作曲家山田耕莋、伊福部昭、諸井三郎和萁作秋吉都落選了，輸給一個殖民地人！ 但當9月11日獎牌寄到東京，附上歐洲著名評審與作曲家的評語，《東京日日新報》馬上做了大篇幅的報導，刊登獎牌、照片，還以樂譜作為插圖，《台灣日日新報》也立刻跟進，以頭條刊登。一時之間，一顆閃亮的彗星在東方升起。 《台灣舞曲》的旋風 《台灣舞曲》唱片由史托可夫斯基指揮錄音，「勝利唱片」公司出品，成為當年聖誕節的熱銷商品。管弦樂總譜也由Shunjusha Edition 做全世界發行，封面有德文、英文、日文、法文的版本。內頁刊登作者照片，並有作者於1934年8月創作此曲時所親自寫下的日文詩，作為樂曲的詮釋。 茲以金繼文的華語譯作與讀者分享： 我在此看見極其莊嚴的樓閣  我在此看見極其華麗的殿堂 我也看到被深山密林環繞的祖廟  和古代的競技場 但這些都已消失淨盡 它已化作精靈  融於冥冥的虛空  將神與人之子的寵愛集於一身的精華  也如海市蜃樓 隱隱浮現在幽暗之中 啊！我在這退潮的海邊上  只看見殘留下來的  兩三片水沫 泡影 江文也的作品中常見描述故鄉風光的竹林、水牛、白鷺，流露著無法割捨的濃情，但這首為了積極參賽的《台灣舞曲》，卻是受到歐洲印象樂派的影響，以他自己對台灣和台北城的印象寫作，不採取台語歌謠的風格，而是以原住民節奏元素為骨幹。既非為舞蹈而寫，也不是為原住民族的音樂作紀錄，扎實的二十世紀現代作曲手法，以及獨創的音樂語言才是它能在古典音樂重鎮的德國獲獎的主因吧？ 圖／翻攝自 Youtube 影片 「江文也百年知音」 江文也可說是一位曠世天才，因自小藝文環境優渥，從聲樂家知名，跨足作曲、寫詩、翻譯、作研究、寫評論，每一領域都有不凡的成就。居住在北京的年代、文革之前，他還以中醫的「推拿術」為好友治病，如徐悲鴻的高血壓、老舍的坐骨神經痛、郭沫若的頭暈症、顧頡剛的失眠等等，都是有文字記載的事蹟。 王德威教授說：「江文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原創力的作曲家兼詩人。」虞戡平導演說：「江文也一生是台灣、日本、中國近代史的縮影。」影評人黃仁說：「才高命舛的江文也深陷台日中三國的夾縫中，他的生命傳奇最具電影張力。」 「台灣音樂教育學會」劉美蓮老師就讀師大音樂系二年級時在牯嶺街舊書攤買到一份鋼琴版樂譜，初識《台灣舞曲》還以為江文也是日本人，後見許常惠在《台灣音樂史》中有一兩行介紹江文也，說他是淡水人；師大吳玲宜碩士論文查出戶籍為三芝；確認之後所有的「江學」研究都以江文也為三芝人士定論。不料虞戡平導演為拍攝影片走訪江家大哥，得知江文也出生於大稻埕，在2003年的「中央研究院江文也研討會」上劉美蓮提出資料討論，掀起一番論辯。經周婉窈教授深入調查，又有日治時代完整建構的戶籍資料，加上三芝鄉公所人員的奔走求證，終於確認江文也出生於大稻埕，而江家戶籍的確設在三芝，兩地鄉親都引以為榮。 窮多年心力蒐集、檢視、研究、考證家族資訊及歷史資料，即將有近乎完整的史料公開，《江文也傳記〜音樂與戰爭的迴旋》值得期待。 9月17日，「國立台灣交響樂團」NTSO在台中市中興堂舉辦「台灣人第一面奧林匹克獎牌80周年慶《江文也之夜》」音樂會，壓軸曲目《台灣舞曲》，將重現江文也的光榮。

蔣理容 (音樂家／蔣渭水基金會副執行長)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第13期】 江文也（1910~1983）出生於台灣，成長於廈門，接受近代化的日式教育，在日本完成中學及高等教育。他在音樂領域成就卓著，早年成名於日本而後在國際樂壇享有名望。在國家認同上，他可能自認是中國人，而國際間卻普遍認為他是台籍日本人。江文也就在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一個大時代的邊緣人。 2016年適逢江文也以〈台灣舞曲〉在1936年德國柏林舉辦的第11屆奧運會國際藝術競賽中獲獎的80周年，是該揭開歷史迷霧、還給江文也藝術光環的時候了！有「江文也百年知音」美譽的「台灣音樂教育學會」劉美蓮老師，窮多年心力蒐集、檢視、研究、考證他的家族資訊及歷史資料，即將有近乎完整的史料公開，值得期待。 -------------------------------------------------------------------------------------------- 在西方古典音樂史上，馬勒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卻一生帶著悲劇性色彩。他出生於處境艱困的猶太家庭，自己曾說：「在奧地利人之中，我是波希米亞人；在德國人之中，我是奧國人；而在世界人種裡面，我是猶太人。」這種無根的飄泊感一生都如影隨形，雖然他的音樂事業有很大的成就，但靈魂深處卻是極度不安。 天才音樂家，在政治夾縫中被壓榨迫害 在東方，也有一位才情、慧質與馬勒不相上下的音樂家江文也，同樣受到命運的擺弄：日本人視他為殖民屬地的國民，一個台灣人；中國人看他是日本人，一個漢奸！而絕大部分的台灣人卻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台灣人……在時代變遷中，他身不由己的被推向邊緣；從不涉足政治的江文也，卻在政治的夾縫中被壓榨、迫害；空有滿腹的音樂天才，晚年卻被迫在鐵窗、牛欄中度日，走完貧病交纏的一生。 江文也出生於台灣（有一說是三芝，後經考證為大稻埕），4歲時全家遷居廈門。廈門東南邊的鼓浪嶼是八國聯軍的租借地，洋人與傳教士帶來豐富的西方文明，求知慾非常旺盛的江文也在此學會了鋼琴、小提琴與五線譜，度過藝文滋養的童年。 12歲時，江文也的母親病逝，悲痛的父親為他和哥哥兩人安排去日本長野縣託人照顧，完成中學與大學學業。江文也的理、工科成績俱佳，也是足球選手，音樂方面更是天才洋溢。但父親認為一個人應該具備「德意志式的生產技能」，他只好遵父命考上東京的武藏高等工科學校電氣機械科就讀，夜間才到上野音樂學校課外部進修。 20歲左右的江文也在日本樂壇逐漸展露過人的才華，在各項音樂比賽中屢獲大獎。1934年管絃樂〈白鷺的幻想〉獲得第三屆日本全國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二名，同年還參加藤原義江歌劇團公演，演出普契尼的《波希米亞人》。1935年，管絃樂〈盆踊主題交響曲〉獲得第四屆日本全國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三名。 1934年8月11日至19日，江文也參加留學日本的台灣習樂學生組成的「鄉土訪問團」回台公演，特別為闊別已久的故鄉創作〈台灣舞曲〉。這首管絃樂曲在1936年德國柏林舉辦的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文藝競賽中獲得二等獎，並榮獲大指揮家溫格納爾銀牌獎，這是江文也在世界的成名作品。1937年管絃樂曲〈賦格序曲〉獲得第六屆日本全國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二名。1938年4月，江文也回到他心目中的「祖國」，受聘於北平師範大學，任作曲教授。這一年他的〈鋼琴斷章小品集〉在威尼斯舉行的國際音樂節榮獲作曲獎。 指揮日本樂團，在東京向全世界放送 1938至1945年，中國正值對日抗戰，也是江文也創作量最多的時期。他創作許多富有中國風格的作品，如〈春曉〉、〈靜夜思〉、〈春夜洛城聞笛〉、〈漁翁樂〉等。同時，他的作品仍在日本產生極大的迴響。1940年，舞劇《香妃傳》在東京高田舞蹈團演出；管絃樂曲〈孔廟大成樂章〉，由江文也親自指揮日本新交響樂團，在東京放送局向中國、南洋、美國等地廣播。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江文也因為抗戰時期曾為親日組織「新民會」做事而遭逮捕入獄；出獄後在北平郊區一所中學謀得教職，仍持續創作大量的中國調式天主教聖歌。1950年，江文也轉往天津中央大學音樂學院擔任作曲系教授，然而，厄運接踵降臨。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江文也因台灣人身分被劃為右派，教學、演奏、出版的權利盡被剝奪；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更慘遭批鬥，被打入「牛棚」；1969年被發配河北清風店第38軍部隊接受勞改。1976年四人幫垮台；1978年江文也終於獲得平反，恢復原教職，但他已因為多年來非人生活的摧殘，兩次吐血、數次中風而癱瘓在床。 晚年的江文也，仍勉強創作交響樂曲〈阿里山的歌聲〉，那是他24歲時深入阿里山旅遊，與弟弟江文光一起採集原住民歌舞、民歌，埋下了五十年後寫作此曲的種子。 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因腦血栓症逝世於北京，故鄉的召喚〈阿里山的歌聲〉也成為他一生最後的遺作。

  台灣文化協會成員深入民間、從都市到鄉村，進行各種文化啟蒙運動，開創了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自覺的年代」。（取材自網路資料）   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是日本殖民體制下台灣最重要的結社，也是「非武裝抗日」的母體、「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根基。協會的成員深入民間底層、從都市到鄉村，進行各種文化啟蒙運動，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開創了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自覺的年代」。 出版《會報》與創立《臺灣民報》 文化協會在成立後的次月（11月28日）發行《會報》第一期，蔣渭水醫師在會報中發表一篇以醫生的立場將台灣視為病患，題目是「臨床講議」的文章。 臨床講義 姓名：台灣島 性別：男 年齡：移籍至現地已27歲（暗指已被日本統治27年） 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 現住：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位址：東經120~122，北緯22~25 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大門守衛 這個臨床講義將台灣島診斷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的說法觸怒了日本統治者，覺得尊嚴受到了侮辱，將第一期會報予以禁售處分。第三期起改稱為《文化叢書》；但是第四期又被台灣總督府禁刊。第五期再以《會報》名稱續刊，仍被嚴密監督禁止登載有關時事問題，所以至第八期壓力極大下不得不停刊，結束了文化協會首部出版品多舛的命運。 蔣渭水於1923年4月15日在他所執業的大安醫院創設了《臺灣民報》，致力於台灣民族意識的啟發，追求殖民體制下的政治平等。《臺灣民報》的內容為主張言論自由、評論總督府的施政不當，因此經常被查禁；民報也鼓吹破除迷信、改革陋習，為女性伸張人權，傳播衛生知識、啟發民主思想等等。知識份子紛紛投入、積極參與響應，風氣所及，帶動了一股文化復興的力量。 《臺灣民報》發行兩年後，1925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判刑的假釋期間赴日本聲援「議會設置請願」，順道結合台灣留日青年在東京正式成立《臺灣民報》。 《臺灣民報》因報導治警事件入監之同志而受人矚目，志士們的獄中文學也大放異彩，加上遍佈全島的「讀報社」、「讀書會」、「文化講座」推波助瀾、全台激昂的民氣下，銷售量從3000份上升至10000份；到了1926年更突破20000份。經前仆後繼、不斷的爭取，1927年8月1日，《民報》終於獲准在台灣發刊，從半月刊、旬刊、周刊到日報，銷售量也直逼官方的御用報紙。 《臺灣民報》書寫了台灣人爭取民主自由和言論權的奮鬥歷史，也對台灣社會的不良習俗如燒冥紙、吸食阿片、祈安建醮、奢靡婚葬、聘金、補運、酬神等陋習大加改革；對愚民政策、封建思想、階級不平等的陋規嚴詞批判。更提出「人是『人』，不是人的『奴隸』，亦不是偶像的愚弄物。」、「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等口號以勉勵全民。《臺灣民報》引進優美的文學作品、涵養藝術趣味、鼓勵運動健身，在提升台灣的文化體質上居功厥偉。 「讀報社」與「演講會」 臺灣文化協會另一個啟發民智的努力，就是在各地廣設「讀報社」、以及巡迴全島偏鄉的「演講會」。 在那個識字者並不普遍的年代，日本統治者對臺灣民報又嚴酷迫害，不讓台灣人能讀到以台灣人的立場從事報導的報紙，民報的訂戶很快的會遭受到警察注意，引發寒蟬效應。因此，民眾聚集在讀報社以方便閱讀及討論。 讀報社內備有島內外（日本、中國）的各種新聞雜誌，有關反帝、反殖民，以及民族自決運動的中外記事上都將重點以紅線圈起，讓讀者注意。這種讀報社自1922年起廣設在台北、新竹州的苑裡、大湖，台中州的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台南州的台南、嘉義，高雄州的高雄、屏東、岡山等處。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有了讀報社仍深覺不足，1923年5月文化協會理事黃呈聰、王敏川以臺灣民報記者的身份從東京返台，以「推展發行、勸募訂戶、擴張民報讀者」為訴求而舉行演講會。他們所講的民族主義及日本對台灣統治的責難，喚起民眾熱烈呼應，獲得廣大的喝采。蔣渭水等人見如此受歡迎，於是增加演講會成員巡迴全島，以達到真正的大眾啟蒙。 在日本東京「臺灣青年會」的留學生也利用假日返台加入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團。這些身著大學制服，從東京歸來的年輕學子帶著清新的學術氣息，他們前往各個城市、鄉村，以平易的方式向各地農民、勞動者講解民族主義和有關階級矛盾的問題。並以當時世界潮流的自由民主、民族自決，以及社會主義向群眾宣導。同時藉著演講號召大眾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爭取人民的自治權。 通俗講習會 臺灣文化協會開設各種專題講習會，屬於「通識教育」，講者都是一時之選，只可惜經常因為言論批評時政，被勒令中止或甚至講者被拘留。 以1923年為例，在台北讀報社開講的有「台灣通史講習會」講師連雅堂（9月11日至9月24日）、「通俗法律講習會」講師蔡式穀（9月28日至10月13日），但因內容諷刺總督府非法壓迫台灣人，以致在中途被迫解散；「通俗衛生講習會」講師蔣渭水，石煥長，林糊三位醫師（11月21日起連續二周）。另在台南基督教青年會開講的有「西洋史講習會」講師林茂生（10月20日起共講九次）、「經濟學講習會」講師陳逢源（11月6日起每週二及週五，共講十二次）。 1923年12月16日總督府逮捕臺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史稱「治警事件」）時，因講習會的講師大都被逮捕，不得不停止講習。 夏季講習會 霧峰林獻堂提供自宅萊園(下圖)為夏季講習會會場，並供應住宿與費用，自1924年7月起，在暑假時間開辦了一至二週的「夏季合宿講習會」，講題有上述通俗講習會的主題之外，尚有「哲學」林茂生、「經濟學」陳炘、「憲法大意」蔡式穀、「科學概論」蔡培火、「中國學術概論」林幼春、「外國事情」王受祿、「社會學」林履信、「新聞學」謝春木、「法律」鄭松筠等；也聘請日本律師、牧師參加講義、教授其專門科目。 「夏季講習會」提供了志同道合的青年集聚在一起、共處一段時期，其意義與教學成效非凡，造成日後具有台灣民族意識的後起之秀。 青年運動 以現今的語詞來說，就是「學運」。臺灣文化協會開始運作後，台灣人民自然而然的接受了文化啟蒙，尤其青年、知識份子都深受影響，在文化協會的播種灌溉下呈現出燦爛的榮景。台灣青年留學日本及中國的人數逐漸增加，相對的也提高對於民族問題及階級問題的認識，他們基於實務上的需求而就地組織青年團體，「青年會」遂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較知名的如「臺北青年會」，是翁澤生在蔣渭水的支持下於1923年創立的，但總督府隨即命令強迫解散，此後類似的青年會即潛入地下，以體育會或讀書會的名目結合，組織了「臺北無產青年會」，「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等。 「草屯炎峰青年會」是文化協會的洪元煌及李春哮領導當地青年百餘人創立於1924年，他們時常舉辦農村巡迴演講會，組織文化劇團，透過話劇演出來啟發民眾自決思想。 殖民統治者蓄意分化 總督府對「臺灣文化協會」的評論在上山滿之進《關係文件》中指出，文化協會對台灣的「惡劣影響」有： 一、使民族主義旺盛，向島民宣傳「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二、反官思想的勃興，煽動民眾反抗官廳。 三、主張團結，糾合各種團體行動，並貫徹其主張。總督府聲稱文化協會「惡行及後果難測！」於是，當局對反殖民意識的文化協會進行反撲。 首先於1923年1月頒佈「治安警察法」來加強鎮壓文化協會的民眾運動。再授意辜顯榮等御用買辦出面舉辦「公益會」（1923年11月）從中破壞及分化台灣人。總督伊澤多喜男也在1925年鼓動由辜顯榮帶頭重建孔廟，運用孔子的力量也是破壞及分化台灣人的方法之一。更藉口以逮捕「臺灣議會期成同盟」份子的機會，全島大逮捕文化協會幹部近一百人。 文化協會的志士們屢敗屢起，絕不退縮。1925年冬天由於警察對文化演講取締過苛，所以蔣渭水請王敏川每晚演講比較中道的《論語》，在寒風中民眾照樣支持到底，踴躍前來聆聽，竟長達一個月之久！ 從極盛時期走向分裂 臺灣文化協會在1923年至1926年之間共舉行798場演講會，會場大都借用戲院、寺廟、工廠，根據官方《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其中有59次被迫解散，276次被迫中止。有2991位講師，29萬5981位聽眾。官方的記錄如此，實際上遠遠超過。如林獻堂1925年4月19日在二林的一間碾米廠演講，廠內可容三百位，但是在廠外有超過三千位的聽眾，官方卻只記錄三百人。 臺灣文化協會自1921年創立、1927年初分裂，走過一段輝煌又可歌可泣的歷史。分裂，是理想破滅、力量分散的警訊？抑或是蛻變、重生的契機？我們從1927年7月10日「臺灣民眾黨」誕生，再續一段臺人反殖民的血淚史詩可以看出，民主、自決、公平正義的種子需要辛勤澆灌，才有生根發芽的一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轉型正義」評比中台灣被列為「非常落後的國家」。然而，近幾個月來漸被矚目的「反黑箱課綱」行動，由一群未成年的台灣孩子因追求「程序正義」所發出的怒吼之聲，令我們這些228揪結三代以來的中老年人為之驚訝、欣慰，也不禁升起更多的敬佩。 教育部外面，民眾自發性的捐助物資、飲水，表達關心和支持。也有熱心民眾送來大批白玫瑰，其意涵除了呼應「太陽花」之餘，是否也相當程度的輝映了1943年發生在德國的「白玫瑰抵抗運動」？ 蘇菲．索爾，這個名字被列在德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名單中，與巴赫、馬克思、愛因斯坦、馬丁路德、俾斯麥、歌德等人並列。她在1943年2月18日因散佈揭發納粹罪行的傳單被捕，四天後被判刑斬首，死時只有22歲。 反課綱群眾持續佔領教育部中庭，人本基金會等民間團體1日晚間於教育部旁舉辦反課綱聲援學生晚會，舞台前擺滿白玫瑰，悼念日前燒炭死諫的反課綱學生林冠華。（記者羅沛德攝） 蘇菲和哥哥漢斯成長於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家庭，兒童時期就參加希特勒青少年團，狂熱的信仰納粹愛國主義，這樣的人為甚麼數年之間轉變為反抗納粹、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烈士？ 漢斯．索爾是慕尼黑醫學院學生，他更早領悟到德國內部瀰漫著對強權恐懼的陰影，剝奪了人們自由思考的權利。「300萬猶太人被殺，像我們這樣年紀的猶太人都被關在集中營裡，我們的新聞卻從來不報導。」蘇菲從「恐懼的大多數」轉變為勇敢的反暴政戰士；哲學教授胡貝爾原本是「沉默的​​大多數」之一，開始在在課堂上講授自由思考的權利，也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一起從事啟發民智的運動。 他們的出發點只是單純的「良知」──對猶太人的遭遇同情、對殺戮行為感到厭惡。他們自印的「白玫瑰傳單」寫著：「如果我們的聲音像浪潮席捲整個國家，如果大家都來參與，那麼，壞的制度就會在強而有力的浪潮中動搖了！」非常確切的表達了真理應有的激情。 散發傳單其實是德國《威瑪憲法》許可的範圍，並不構成犯罪，但是白玫瑰舉發納粹罪行的言論使得他們成為蓋世太保的眼中釘。1943年2月18日清晨，蘇菲在醫學院主樓向下拋撒傳單，蓋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隨即，八十多位白玫瑰成員先後被捕。僅四天的審判，包括索爾兄妹的六個人就被斬首示眾。 人們沒有忘記白玫瑰，沒有忘記那一群青春、熱血的青年。1987年，倖存的白玫瑰成員發起成立「《白玫瑰》抵抗運動基金會」。研究「白玫瑰」的歷史，找回原有的道德與文化價值，而白玫瑰精神重現，成為後世德國人的救贖。 白玫瑰的故事告訴我們：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定義著人類的「文明」！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在人類文明史上，德瑞莎修女是最光亮的一盞燈。（photo credit: Capisc＠flickr）   誰需要歷史定位？凡是盡心盡力為人類謀福祉的人，不必求取功名、歷史自會賜予光環；反之，若是汲汲營營，企圖以經濟建設之名、以宗教領袖之名、以國際斡旋代表的姿態留名的人，其所作所為若悖離民心、只圖自己身邊少數人的福利，那麼，後世給他的歷史定位恐怕只留下「罵名」而已。 每個人來到世間都帶著使命，這就是生命的意義。197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德瑞莎修女一生都為人服務─她親身去擁抱愛滋病人、痲瘋病人；她從垃圾堆中、水溝裡面撿拾被遺棄的生命，幫他們找到醫藥和食物；她以她的額頭貼著瀕死的軀體，給他們臨終的安慰……她不只為窮人服務，甚至是以窮人的名義活著。 受頒諾貝爾獎的時候，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布衣走上領獎台，台下一片靜默。那些身份顯赫的貴人、各國政要領袖、舉足輕重的企業家，全都對她投以敬佩的目光。 「這個榮譽不是給我個人，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領獎的，因為 我相信，你們願意藉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德瑞莎修女這樣說。 當她知道諾貝爾獎頒獎大會的宴席要花七千美金時，她懇請大會主席取消宴席，她說：「用這些錢只宴請 135人一餐，而這筆錢夠15000人吃一天！」宴會被取消了，德瑞莎修女拿到這筆錢，另外還募到了四十萬瑞幣的捐款。那個高不可攀、人人欽羨的諾貝爾獎牌也被變賣了，所得款項連同獎金全部獻給窮人。 對德瑞莎修女來說，無論多麼崇高的名譽和讚美，如果不能化為對窮人直接的幫助，那就一文也不值了。 1910年8月26日德瑞莎修女出生於南斯拉夫一個富裕的天主教家庭，12歲就立志當修女，進入修道院後受命名為「德瑞莎修女」。18歲時被派往印度，之後就再沒有離 開那兒。 印度自古以來就是階級分明、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很多人一生之中從沒有在床上睡過一覺、從未吃飽過一餐，街上隨處可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德瑞莎修女最初的職務是在加爾各答的貴族學校內教育女孩們知識和教養，學校和修道院內有著不同於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一個安全、溫暖、和平、友愛的天地。 18歲的德瑞莎強烈的感受到天主的召喚：「走出高牆、走向受苦的人！」她脫去厚重的修女袍，換穿一般印度農婦工作時所穿的棉布衣──一件滾藍邊的白布袍─無論她在救治病苦的人，或是與達官顯要、演藝明星、大富翁等等仰慕她的人見面，都是穿著這件衣服和一雙涼鞋，連襪子都沒有。而在她的房間裡只有兩個電器用品：電燈和電話，其他一無所有。 1952年夏天，秉持著「為窮人找到愛與尊嚴」的信念，德瑞莎修女在印度加爾各答建立「垂死者之家」。從1928年隻身到了印度，到1980年，她的志工超過了十四萬人，僅僅1960年 一年內，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兒童之家。如今在全世界的一百二十七個國家共有六百多個分支機構。志工們來自於全世界不同地方，他們沒有任何待遇，連證件都不需要，他們從各地來，唯一要做的就是追隨德瑞莎修女的精神──犧牲和奉獻。 她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四億多美金的資產。但是，她的總部只有兩位修女協助處理事務，她的辦公室裡只有一個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老式打字機；她接待全世界的來訪者 總是在她的工作崗位上：平民窟、棄嬰院、臨終醫院、痲瘋病院、收容院、愛滋病收容所。她一生堅守貧窮生活，她認為唯有自己卑微和貧窮才能彰顯她所服務的人的尊貴，感受到每一個生命的尊嚴。 1971年，教宗庇護十二世頒給德瑞莎修女｢Pope John XXIII｣和平獎；同年的甘乃迪獎也頒發給她。此外還有1975年Albert Schweitzer國際獎、1985年美國總統自由勛章、1994年美國國會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國名譽公民，以及許許多多大學的名譽學位。的確，她不追逐光環，是光環自己來找她。 1979年，最榮耀的桂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時，有媒體詢問道：｢我們可能做什麼來促進世界和平？｣修女的回答真誠而睿智：「回家，愛你的家庭！」 1997年9月，德瑞莎修女在印度逝世，印度替她舉行了國葬。然而諷刺的是，在不到一個月之前，英國的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全球媒體舖天蓋地報導王妃的感情、死亡和後續消息，德瑞莎修女的過世相對顯得平凡和無聲無息。 德瑞莎修女默默地離去，但歷史會記住她「不為自己、只為別人」的高尚情操。在人類文明史上，德瑞莎修女是最光亮的一盞燈。

我有一學生讀國中時和勞乃慧同班，是台北市以升學率著稱的某國中，勞小姐的學業成績並不很好，但她的口頭禪是：「我爸是將軍！」其仗勢欺人的行徑近一兩天也逐漸從不同管道被披露，可見傳聞並非空穴來風。 強者欺負弱者本是人間難免之「惡」，可怕的其實是攀附在強者身旁叫囂、助長聲勢欺凌他人的那一群走狗。就像某自詡為明星的人說：「妳們揹便宜包包的人就有禮貌啊？」還有貴婦團的司機惡狠狠地說：「不要碰這車！很貴的呢！」 一位朋友辦畢業卅年同學會，有人提起曾受某將軍千金邀請乘坐她爸的軍用公務車遊阿里山。大夥兒笑她是「權貴」，結果不只她得意，普遍的反應都是：權貴不是罪過呀，我們分享，與有榮焉。 我悲哀的想起五○年代白色恐怖，十七歲的少年只因情書內抄錄一句歌詞向愛慕的女孩表白憧憬：「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把血肉築成自由的長城…」就被蔣介石槍斃了！但當北京奧運開幕時，舉世都看見在五星旗下高唱著這首「義勇軍進行曲」的，有多少國民黨高官和領著優渥退休金的台灣將領！ 阿帕契事件已經不只是富豪扭曲社會價值觀的問題，這是殺戮和剝奪，破壞了公平正義原則。請看看，還有哪些甘於依附權貴、為他喝采叫好，以分食他的殘羹肉屑為滿足的人？ （作者為音樂教育工作者、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蘇菲．索爾，這個名字被列在德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名單中，與巴赫、馬克思、愛因斯坦、馬丁路德、俾斯麥、歌德等人並列。(網路資料，民報合成)在228紀念日這一天，台灣多所大學的蔣介石銅像、中正堂招牌等等象徵威權的圖騰被潑油漆、貼布條，寫著「兇手」、「屠夫」、「為亡靈懺悔吧」等字句。主其事的學生不但留下社團名，還在臉書發表聲明，以示為自己的舉動負責，同時盼喚醒民眾對威權統治的記憶。多數校方採取比過去較為尊重的態度，表示不會懲處學生但希望學生收集多方意見，循正常管道提案、理性溝通。這大概是自從太陽花學運以來，以及九合一大選連戰和郝柏村的「皇民」之說引起了公民意識高漲，年輕人對歷史產生興趣與理解，所帶來的效應吧。但是，68年了，歷史傷痕未經療癒，變成一個潰爛了、又時時會發痛的舊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的「轉型正義」潮流中，台灣被列為「落後的國家」，228的傷痛至今仍折磨著綿延四代、不分省籍的台灣人。設立在德國慕尼黑醫學院主樓內的「白玫瑰紀念館」和1987年成立的「白玫瑰抵抗運動基金會」，為轉型正義做了最好的示範。紀念館不只陳設史料，也是傳承精神、實踐和研究的場域，尤其重視青少年教育，每年從各地來此參觀的中小學生多達十萬人；基金會也籌辦巡迴展，遍及全德國境內；數度出國，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都曾邀展。他們的努力對戰後德國的精神重建有很大的貢獻。德國人從研究「白玫瑰」的歷史找回原有的道德與文化價值，那些傳統價值曾被希特勒破壞，將德國引向罪惡和毀滅；而白玫瑰精神重現，成為後世德國人的救贖。蘇菲．索爾，這個名字被列在德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名單中，與巴赫、馬克思、愛因斯坦、馬丁路德、俾斯麥、歌德等人並列。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1943年2月18日因散佈揭發納粹罪行的傳單被捕，四天後被判刑斬首，死時只有22歲。蘇菲和哥哥漢斯成長於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基督教家庭，一方面深受「理想主義」薰陶，兒童時期就參加希特勒青少年團，狂熱的信仰納粹「愛國主義」，這樣的人為甚麼數年之間轉變為反抗納粹、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烈士？史家有很多研究與分析，這樣的結果其實也是必然。漢斯．索爾是慕尼黑醫學院學生，他更早領悟到德國內部瀰漫著面臨強權的恐懼陰影，而納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塑造這一恐懼，它不僅造成表面服從，更強行剝奪了每個人自由思考的權利。戰爭初期德國「沉默的大多數」形成晦暗的格局，不知不覺使整個德國社會淪為縱容、默許（或說慫恿）希特勒暴行的幫兇。蘇菲第一次來到慕尼黑，看到哥哥漢斯書中有「反抗暴政」的詞句，滿懷憂慮地說：「我很害怕」，這種害怕是真實的。但漢斯說：「我們應該告訴人們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波蘭，300萬猶太人被殺，而我們的新聞從來不會報導，所有像我們這麼大年紀的猶太人都被關在集中營。」也許不僅僅是親情的說服，而是殘酷的事實擺在眼前，使蘇菲從恐懼的大多數轉變為勇敢的反暴政戰士。又也許她的出發點僅僅是良知未泯，使她對猶太人的遭遇產生同情，也對殺戮行為感到厭惡。他們開始購買郵票、信封，到教學大樓順手牽羊拿取紙張、自印傳單，投遞到收集到的地址，有的挨家挨戶放在門口。有一份白玫瑰傳單這樣寫著：「如果我們的聲音像浪潮席捲整個國家，如果大家都來參與，那麼，壞的制度就會在強而有力的浪潮中動搖了！」非常確切的表達了真理應有的激情。哲學教授胡貝爾原本也是「沉默的​​大多數」之一，他對漢斯提出一個問題：「在這樣困難的時局中，你們的『一張紙』又能改變什麼？有什麼意義？」漢斯回答得非常簡潔：「喚醒人們！」胡貝爾教授為學生們的純情所折服，他開始在納粹當局的教授會議上消極抵抗，在課堂上講授自由思考的權利，甚至為印製傳單提供紙張，最後，索性也加入白玫瑰的行列。喚醒！是啊，只有喚醒，一次又一次，這是啟發民智的運動。散發傳單是德國《威瑪憲法》許可的範圍，並不構成犯罪，但是白玫瑰舉發納粹罪行的言論使得他們成為蓋世太保的眼中釘。1943年2月18日清晨，索爾兄妹來到慕尼黑大學主樓，趁學生上課之際，把傳單依次放在教室門口。蘇菲在主樓的二樓向下拋撒傳單。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後迅速舉報，蓋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隨即，克里斯朵夫、亞歷山大、維利和胡貝爾等八十多位白玫瑰小組成員先後被捕。僅僅四天的審判，包括索爾兄妹的六個人被判斬首示眾。2005年，柏林電影節公映《蘇菲．索爾：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 電影描述蘇菲被捕之後短短幾天內的審判與斬首過程。蓋世太保好意的誘她認罪，蘇菲拒絕了，但當她回到牢房，不由得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哭喊，那是任何人面對生命將被剝奪都會感到發自內心的恐懼，蘇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理性一旦甦醒，立刻明白了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我害怕，但我並不屈服」，無懼於為自由獻出生命。22日下午5時臨刑前，索爾兄妹其他同伴最後一次見面，彼此不說一語，默默傳抽著一根香煙。 蘇菲第一個走上斷頭台，她平抑著起伏的心臟，面無懼色，坦蕩而從容。漢斯是最後一個，他把頭伸進刀架，突然奮力高呼：「自由萬歲！」激昂的聲音令人扼腕落淚。導演馬克．羅德蒙特說：「當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內的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面對納粹暴行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我希望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他的話直指核心，這也是二戰後德國每個公民對自己不堪的歷史必須反省的問題：在暴行發生時，我為什麼選擇了沉默？人們沒有忘記白玫瑰，沒有忘記那一群青春正盛的優秀青年。1987年，白玫瑰事件44年後，倖存的白玫瑰成員米勒發起成立「《白玫瑰》抵抗運動基金會」，從事轉型正義的希望工程，昭告世人：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定義我們的文明！轉型正義的基本原則：真相----實際訪查，將犯行史實誠實記錄，公諸於世對加害者審判----確立「體制領導者」的罪，非全體族群沒收加害者之財產賠償予受害者面對事實，反省、道歉、避免再犯建造紀念碑、紀念館以保存歷史記憶

 史料指出，相較於上千名集結吶喊的「無力者」，那發表一紙宣言的「有力者」卻只有28位，他們都是受辜氏庇蔭「特許專賣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圖截自網路)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姚立明教授說：「甚麼叫做『選對邊』？選對邊就是『我的思考永遠是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邊』，就這麼簡單。」著名的《柯式語錄》更是直指核心：「政治就是『找回良心』！」檢視柯文哲就任台北市長一個多月以來，從沒有把「清廉」掛在嘴邊，所做所為卻坦坦蕩蕩讓人一目了然；他不必標榜「肅貪」，卻能讓不法圖利者心虛而產生畏懼。當他成為首都的最高權力者時，他還是站在庶民這一邊，用他能力所能做到最好的行政效率，為廣大的市民福祉做規劃，然後實踐。市長任期還有四十七個月，服膺「蔣渭水精神」的柯市長是否能如同九十年前的渭水先生，從事社會運動時有理念、有方法、有感染群眾的魅力；當成為政治領袖時仍能無私、充滿熱誠、展現行動力和不妥協的精神；柯市長是否能翻轉僵硬的政府功能、改造少數人圖利的政商文化？這一切不僅台北市民在看，歷史也將誠實的記載。在蔣渭水的年代，1924年是「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展趨於高峰的一年。日本總督府眼見台灣民族自決的呼聲日益強烈，便策動御用仕紳辜顯榮和以他為首的「台灣公益會」成員，組成「全島有力者大會」（意即「有實力之人」），在那一年6月發表公開宣言，指主張設置議會的人居心不良，「係多數台灣人所不與聞者」，又說他們「破壞法治，行為不純，別有用心，令人遺憾。」。同時把有力者大會宣言呈給總督內田嘉吉，以示忠誠。其時議會派的中堅份子蔣渭水、蔡培火、洪元煌等人正在東京從事第五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是在台灣文化協會總理林獻堂號召下，同年7月3日在台北、台中、台南召開「全島無力者大會」反擊，獲得民眾熱烈的響應，自動高舉「無力者團結起來」、「有力者快覺醒啊」的大旗，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史料指出，相較於上千名集結吶喊的「無力者」，那發表一紙宣言的「有力者」卻只有28位，他們都是受辜氏庇蔭，分享鴉片和鹽「特許專賣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對他們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他們的生活所需，更不是人生價值所在，民主制度反而有損其利。當年這一批「有力（利）者」是多麼的引起民怨、令人憤慨，可以從以下這段「無力者大會宣言」嚴厲的用詞遣字看出：「不圖最近有人用自私自利之魂膽，敢自稱為『有力者』倡開大會，對政治法律毫無理解，對人道正義，敢樹反逆之旗幟，反對最合理的、最有秩序之運動。在廿世紀之紳士階級，此種腐敗分子料應絕滅。吾人為欲喚起全島兄弟之注意，不得不為相當之表示。決議：因欲擁護吾人之自由與權利，以期撲滅偽造輿論、蹂躪正義、自稱為『全島有力者大會』之怪物。」以近代眼光來看，「有力者大會」是一批有權有勢的人結合起來挾政府的公權力以期保障自己既得之利益；而「無力者大會」則是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所引領的行動，號召社會底層的被壓迫者團結起來，激發反抗的決心，捍衛基本人權。「全島無力者大會」所發出的其實才是最有力的正義呼聲。歷史一再重演：近期柯市長所揭發出來的台北五大疑案（疑其有弊卻還不能稱之為弊案），正是「有力者」官商勾結的代表作，他們有些是富豪、高官，有的挾帶中資，遊走兩岸又受政府庇蔭，發展成一個個政商巨獸，對台灣的的政治、財經、媒體、文化，進行著啃乾榨盡的勾當。而無力者的悲歌卻不曾停歇：假建設之名不當徵收土地造成居住正義問題、關廠工人連線癱瘓台鐵月台、國道收費員佔領天橋等等，更早期的華隆虧空、欠薪、避不見面，警察成為經濟罪犯的保鑣……台灣的民主化走到現在，總統直選都選過五次了，在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台灣還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這兩句渭水先生在《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大會上的口號，如今掛在總統府辦公室成為「有力者」化妝表演的舞台，對照勞苦大眾悲壯卻無力的街頭抗爭，形成多麼巨大的諷刺！回首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揭櫫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期許，先賢若看到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不知會感到悲憫還是心痛？

 後世給哈維爾的「歷史定位」，就是「一個沒有從政閱歷的知識份子，把『良心』帶入了『政治』之中。」（網路資料）2014年11月29日，台灣公民意識覺醒，人民用選票給予統治台灣六十五年的「中國國民黨」迎頭痛擊，人民用超高的投票率向這個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與財團牟利分贓、置人民福祉於不顧的執政黨，大聲的說：「No！」成就了台灣投票史上「人民大勝利」嶄新的一頁。和平移轉政權，人們記憶猶新的是距今二十五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也是知識份子秉持良知、揭竿起義，哈維爾所領導的「公民論壇」以和平方式推翻共產黨統治，獲得勝利，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首任總統。這位身為詩人、劇作家、導演，也是思想家更是行動派的文人總統所揭櫫的「文學高於政治、人權甚於主權」大旗，終結共黨統治四十年，帶領國家邁向民主政體與自由市場經濟轉型，並在四年後成功的將國家和平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自主的國家。之後，哈維爾續任捷克共和國總統十年，令這個人口不到一千萬的撮爾小國昂然立足於國際。看似寧靜、浪漫的「天鵝絨革命」有著慘烈的歷史背景西方觀察家盛讚哈維爾是「史詩般的民主鬥士」；天鵝絨革命也因為「沒有一塊玻璃窗被打碎、沒有一輛汽車被引爆」和「不發生流血衝突的場面下實現了政權更迭」而聞名。然而，發生在1989年的這一連串東歐各國民主思潮崛起、德國柏林圍牆倒塌、乃至於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學生的大規模遊行示威等等，其前奏與導火線可溯源自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場試圖擺脫蘇聯共產黨所控制的政治民主化運動。當年6月27日，捷克著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等聯名在各主要報刊上簽署宣言，批判共產黨的腐敗，並且積極表態支持民主化運動，這引起蘇聯共產黨的不快。8月21日，武裝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但血腥鎮壓了「布拉格之春」，甚至更為強硬的箝制人民的生活與思想。壓抑、恐懼和不信任感瀰漫在社會各階層和每一個角落。捷克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憧憬逐一破滅，越來越多人的理想被殘酷的現實所粉碎，他們開始以地下化的活動為主，展開反抗行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哈維爾，他於1977年策劃著名的「七七憲章」運動，也多次策動群眾示威，促使捷克共產黨兌現人權承諾。哈維爾因此數度被捕，進出監獄成了家常便飯。公民覺醒，使「改變」成為可能1989年一整年，幾乎就是一闋天鵝絨革命可歌可泣的敘事詩。從年初的紀念大學生帕拉赫因蘇聯軍隊入侵而引火自焚二十周年紀念日，布拉格發生共黨統治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數以萬計的人衝上街頭高喊「要自由」、「要人權」等口號，數百人被拘捕，示威活動發起人哈維爾也被判刑。到了11月17日，首都布拉格出現超過十萬人的示威遊行，之後每天都有遊行活動向政府要求結束捷克共產黨統治。11月20日，甫從監獄出來的哈維爾在廣場對五十萬聚集的群眾演講，群情堅定的逼迫政府下台。僵持到24日，第一總書記辭職，繼任者上台試圖承諾改革並推動民主化，但為時已晚，公民力量已全然掌握情勢，共產黨獨裁者非交出政權不可。這一年的12月29日，捷克政府舉行了多黨選舉，哈維爾所屬的「公民論壇」大獲全勝，哈維爾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這位廣受平民愛戴的總統，在就職典禮上發表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演說，題目是：「人民，我把國家還給你們！」他有著睿智、高瞻遠矚，和以人為本的高潔情操，雖然不是一位治國能力很強的總統，但在他任內，的確以謀求人民的最高福祉為念，後世給他的「歷史定位」，就是「一個沒有從政閱歷的知識份子，把『良心』帶入了『政治』之中。」哈維爾與台灣基於對人權和人道的關懷，哈維爾在任內經常把握機會為台捷關係做努力，我國的外交使節多人都曾收到他以詩句組成聖誕樹的滿滿祝福的賀卡。1995年甚至在聯合國大會記者會上他也不諱言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2001年我國第一夫人吳淑珍出訪捷克時受到哈維爾竭誠歡迎，親自為她推著輪椅逛博物館，全程四個小時！他在2003年2月2日卸任，儘管健康情況不佳，仍因對台灣懷有深厚感情，在2004年11月（捷克的國家節日「為自由民主奮鬥之日」）來台灣訪問，長途飛行還是靠著六個氧氣瓶，以防萬一。作為國家元首，有的國家因一個人而蒙羞；有的國家因一個人而驕傲，哈維爾帶給捷克的，無疑屬於後者。有缺陷的「民主制度」成為貪污的溫床2009年哈維爾已卸任六年了，表面上看來捷克首都布拉格已晉升為現代化發展的經濟都市，國民生產總值達到百分之六的成長，然而，人民感受到自由、民主、幸福的果實嗎？11月17日紀念天鵝絨革命二十周年的遊行中，人們再度集結，仿傚當年反共示威者用一串串鑰匙敲出聲響，表達憤怒的民意。但這次呼喊的口號是：「瓦茲拉夫．克勞斯，罪犯！」以及「貪污者，下台！」克勞斯是繼哈維爾之後第二任的捷克總統，當年受到哈維爾魅力感召而凝聚一起，他們的願景和理想，怎麼會變成這樣呢？克勞斯是經濟學家，早在共產時代就倡言自由經濟救國家。但他不是異議份子，不曾像哈維爾那樣身先士卒受到牢獄之災，他在革命成功之際才加入公民論壇，這對大部分是理想主義卻缺乏市場經濟運作概念的哈維爾團隊來說，自然是大受歡迎的人才。沒料到，克勞斯很快便推動國產私有化，以發售股份券來加速私有化國家資產，結果獲利的都是他自己的近親好友，哈維爾曾痛心的指責他所實施的根本就是「黑幫資本主義」（Gangster Capitalism）。公民論壇在取得執政權後反而瓦解，克勞斯集團另組「公民民主黨」。想想台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一個沒有理想信念的人結合了一群想要向上爬升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披著民主的外衣，向具有前共產黨背景的國會議員買票，克勞斯這位毫無民意支持的普選總統竟也連任總統寶座。在聲稱「自由經濟的主張」包裹下，克勞斯說：「要我慎防『黑錢』流入？我不知道甚麼是黑錢？錢就是錢，我只知道我們需要錢！」以這種觀點治國，令人不寒而慄。克勞斯在不成熟、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中，藉著「民主化」得以掌握實權，他的貪欲與自私不但激起滔天的民怨，也令捷克和歐盟的國際關係趨於緊張。這一定不是當年天鵝絨革命的公民意識者所樂見。二十一世紀，無論東西方哪一個國家，人們冀望的無非是開放、透明、為民服務的政府。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想想台灣的公民意識也正趨覺醒，政治人物能不引為警惕嗎？

 張炎憲教授，卸下重擔離我們而去，令人傷痛不捨，卻也讓我們為他備感驕傲。（取自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4年10月9日晚上，桃園機場的入境大廳有三百多人面容哀悽、靜默、肅立，等候著「迎接張炎憲教授回家」。長條的迎接布幅上面有教授和煦的笑容，一如往常那般，無論他自己多麼辛苦疲憊，總不忘給對方一個加油鼓勵的眼神，說：「想做的事就去做！認為是對的事就要趕快做！」張炎憲教授海內海外奔波不知多少次，採訪過無數歷史見證者、主持過數不清的研究計畫……這次在美國賓州作口述歷史的採訪，途中不幸心肌梗塞而與世長辭了。好好的一個人出去，竟是一罈骨灰回來！機場外下著滂沱大雨，好像老天爺也在嚎啕大哭！門生故舊從四面八方趕來相見，難忍哀痛，天地同悲。十天之後在台北的追思會，更是無論識與不識、熟悉與不熟悉的人來了上千位，把會場四個樓層擠得水洩不通，都是來向教授致上最虔誠的敬禮和感恩。張炎憲教授的學術成就在於歷史研究，素孚眾望。1987年台灣解除了全世界最長時期的「戒嚴令」，那時距1947的二二八慘案已整整四十年！形式上雖然解嚴，整體氛圍卻還是十分肅殺。受難者屍骨已寒、失蹤者無解、倖存者噤聲，台灣被迫在風雨飄搖的島嶼上集體失憶，任由外來統治者以虛構的國家（中華民國）之名宰制著人們的思想、言行、教育和生活。社會上瀰漫著一股隱隱躁動的氣息，被掩蓋許久的歷史紛紛出土，各種研究風起雲湧。像張炎憲教授這樣一群以台灣主體意識為出發點的年輕學者，一方面要抗衡中國史觀（國民黨史觀）所詮釋的歷史，一方面要從斷簡殘頁飛灰中整理糾結不清的脈絡，以及受訪者人性之中難免的怨懟、仇恨、恐懼、猜忌還有可能的杜撰，和「想當然爾」的臆測。歷史重建之路是這麼的艱困，更不用說那些有冤無處訴的、無言的受害者了。我是蔣渭川先生的孫女，解嚴之後也和我的姑媽一起，密切注意、期待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所交代。然而，1992年，花費巨大公帑完成的「官方版」研究報告以粗糙且偏頗的言詞如「暴徒」、「台奸」、「分化」、「爭權奪利」等等既不中立又帶污衊的形容詞，把罪過推給無法為自己辯白的已逝魂靈，再度凌遲受難者家族。我和家人——兩位姑姑、表姊、表哥、堂弟，不得不走上自己尋找證據、為先人平反冤屈的艱難長路。其間我們有幸得到多位人格高潔的學者相助，很奇特的現象是，他們都被冠以「獨派學者」的帽子，所主張的言論都上不了教科書。張炎憲教授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對女性史觀的關照，他從受難者的母親、姊妹、妻子、媳婦、女兒的角度重新審視二二八，讓有關的研究不再只是史料，而是讓後人與歷史的對話更真實、更人性、更有溫度。蔣渭川先生名列於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主犯」名單中的第一位，在捕殺行動開始的三月十日，因一子一女受到追殺的子彈擊中，亂陣中僥倖脫逃，他的際遇與絕大多數的受難者不同，成為後來許多口述歷史中的「邊緣人」，終其一生無法為自己發聲，只存在於別人訪談裡的片段。1991年我的姑媽梨雲女士以七十高齡赴美國華盛頓D.C. 「美國國家檔案局」找到關鍵電報，仍無法撼動國家機器將不實的研究報告更正。其後，我們出書、辦展、辦講座、架網站……沒有學術基礎的庶民老弱為著彌補歷史殘頁而做的努力，感動了許多人，得到肯定與讚揚。「自己寫歷史」是張炎憲教授給我們的鼓勵，在很多他所主持的研討會和演講會即便與我們無關的，我和小姑姑都排除萬難去參與，有幾次炎憲教授親切的問我要不要發言？在這種學術場合要條理分明的討論那麼複雜的歷史事件，我一點也沒有信心，總覺得所學不足，時候未到。炎憲教授常常說：「想做的事就去做！認為是對的事就要趕快做！」沒想到這成為他的遺言，在他出國前一刻，還有許多人追著他，說：「等你回來馬上和我聯絡喔！這一定要盡快定案！」或是「再約個時間討論這個……」還有無數個進行中的出版計畫、研討主題等他回來「繼續做、趕快做」！年歲並不算老的他被譽為「泰斗」、「權威」其實也不為過，因為他的成就在於啟發民智、感召眾人，和「成就別人」。張教授最後留影在費城的美國獨立鐘前，輝映著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光榮情懷，以及他一生所堅持的台灣主體意識。張炎憲教授，卸下重擔離我們而去，令人傷痛不捨，卻也讓我們為他備感驕傲。